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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北宋前、中期官员带制（首发于小隐在线论坛） 本帖最后由 ilovepoland 于 2009-5-3 23:13 编辑
浅谈北宋前、中期官员带制
摘要
自唐代开始，有銙带成为官服的固定组成部分。宋代特重金銙带，金带等级繁多，纹样各异，对各级官员服用何种金带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北宋元丰改制前的金带等级制度可以自成一体。同时，在外交活动中，北宋经常将金带赠与周边国家的统治者，并对来使赏赐金带。中国带制影响范围很广，周边国家也竞相模仿。
[关键词] 北宋；官服；金带
引言
自唐代开始，带身挂有玉、金、犀角等质地带銙[①]的革带成为官服的固定组成部分。宋代特重金銙带，金带等级繁多，纹样各异，对各级官员服用何种金带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同时，作为礼制的一部分，北宋经常将金带赠与周边国家和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并对来使赏赐金带。北宋统治者十分重视等级制度，因此这些金带的级别各不相同。由于经常得到北宋赠带，周边国家和政权的带制也多模仿宋制。考察北宋官员带制，有助于我们了解北宋舆服制度和外交策略。
对服带制度的研究著作以服饰史为主，重点在探讨服带形制的变化与发展。选题相关的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这些：
王国维的《胡服考》[②]一文论述了有銙带传入中原地区后自先秦至南北朝的发展变化，首先提到有銙带传入中原后銙上鞢 逐渐被取消的情况。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③]一书中的《宋太祖赵匡胤像》简要地谈到了北宋的带制，已经注意到了北宋带制复杂，带种繁多的特点。
周锡保《宋代服饰考述》[④]一文引用《宋史·舆服志》和岳珂《愧郯录》介绍了宋代带制。
孙机《中国古代的革带》[⑤]一文结合出土文物，论述了革带从战国至明清的发展变化，论及宋代带制时提到了宋人重视金带的特点。
与选题相关的宋代外交史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这些：
陶晋生在《宋辽关系史研究》[⑥]一书中有专题文章论述北宋、辽、高丽的三角外交关系，指出宋辽间存在比较平等的外交关系，宋、辽同时以高丽为自己的属国，高丽在宋辽两国间摇摆不定，但总体上是亲宋的。
李华瑞在《宋夏史研究》[⑦]一书中整理出了宋夏使者往来的情况，并论述了元昊建立夏国前后宋夏在外交中对对方态度的变化。
关于北宋官员金带的纹样和服用规定，《文献通考》、《宋史·舆服志》、《愧郯录》、《随隐漫录》等书都有详细的记载，但各家说法不一，且缺少对纹样具体样式的描写。本文试图首先结合从《宋会要辑稿》中找到的新材料和传世文物及出土文物，对各种记载进行初步考证，整理出关于北宋金带等级制度的大致轮廓。
关于北宋向周边国家和地方政权统治者及来使赠送金带的史实，《宋会要辑稿》、《宋史》、《辽史》和朝鲜史书《高丽史》等书有很多相关记载。第一步工作完成后，本文试图将北宋用于赠与和赏赐的金带与北宋自身的金带等级制度相对应，找出这些金带在北宋金带等级制度中的地位，结合受赠者的身份，考察北宋统治者对受赠者所在国家和地方政权的态度。
关于北宋金带等级制度，前人著述基本都转引《宋史·舆服志》，很少结合其他文献和实物对其进行考证，将赏赐金带与北宋对周边国家和政权的态度相结合的工作也很少有人进行。因此，初步理清北宋金带等级制度并将其与北宋的对外交往政策相结合是本文试图做到的两个突破点。
一、南北朝至五代的有銙革带
宋人沈括曾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非古制，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鞢 带”。[⑧]南北朝以来，我国的服制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带制变化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这一时期，带身前后等宽的革带在南北方普遍流行，装活动扣舌的小带扣在腰带上广泛采用，革带向带身上装有銙、环的蹀躞带迅速过渡。延续了近千年之久的纹饰繁缛的大带扣、带扣与饰牌成双、在带端加窄带以系结的作法等，从此遂成为历史的陈迹。”[⑨]配有玉、金、银等带銙的革带因其珍贵华丽而深受上层阶级喜爱，成为皇帝和百官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有銙革带的起源与形制
有銙革带的原型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鞢 带。据王国维考证，“鞢 ”源于马鞍具上垂下的装饰皮条，后来被用于腰带。[⑩]鞢 带在带鞓上垂有系物之带，可以悬挂一些工具和随身物品，很适合游牧民族经常迁移的生活习惯。
一条完整的鞢 带由带鞓、带扣、带銙和 尾等部分组成，带鞓即皮革制的带身，带扣装有活动扣舌，与今天的带扣差别不大，带銙上有环，用于系鞢 ， 尾是装在腰带末端的护鞘，又名挞尾、獭尾、插尾或鱼尾。[11]
这种带具在东汉时期已经被中原地区采用，西晋以后逐渐成为主流，南北朝时期，革带已成为官服的一部分，在北方则更加盛行。隋唐服饰深受北朝影响，隋代舆服“采用东齐之法”[12]，从皇帝至百官均使用革带，唐代舆服继承隋制，并对带制加以严格规定，施有精美纹饰的带銙不仅具有实用和装饰功能，其质地和数量还是使用者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唐中期以后，腰带上多已不系鞢 ，带銙成为纯粹的装饰物，五代各国都采用这种带制，并且一直沿用至宋代。
（二）金、玉銙带在南北朝至五代的使用状况
1、帝王和大臣服饰的组成部分
隋唐以前，还没有详细的带制。十三环金带最为高贵，被视为“天子服”，杨坚代周前，并州总管李穆曾秘密献上十三环金带，表示支持他称帝。[13] 但也有皇帝将十三环金带赏赐给亲信大臣的记载。[14]隋朝带制也并不严格：“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15]
比较详细并影响后世的带制是从唐代开始施行的，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第一次颁布了关于带制的规定，“敕：‘三品已上……饰用玉。五品已上……饰用金。……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鍮石。流外及庶人……饰用铜铁。’”[16]此后，不仅有唐一代使用这种腰带等级制度，以后历朝带制都在此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
唐高宗对带制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各级官员至百姓的腰带带銙不仅质地不同，数量也有所区别：“上元元年(674年)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带，十二銙；四品，金带，十一銙；五品，金带，十銙；六品、七品，并银带，九銙；八品、九品，服并鍮石带，八銙；庶人服黄铜铁带，六銙。”[17]唐睿宗时又对带制作了调整：“景云二年(711年)四月赦文，敕令内外官依上元元年敕，……其腰带，一品至五品并用金，六品、七品并用银，八品、九品并用鍮石。”[18]至此，唐代官员服带制度遂成为定制，金带成为五品以上官员常服的一部分。
2、赏赐臣下和外交互赠
华美珍贵的金、玉銙带极适于赏赐，南北朝各代都有很多关于皇帝用金带表彰大臣文、武功劳的记载。唐代重视玉带，将其作为最高级别的赏赐物，赏赐金带的记载也很多，并形成了金带与衣服、鞍马、器币等物品成套赏赐的制度。[19]
唐代以前，并非只有皇帝才能以金带作为礼物，大臣之间也可互赠金带。隋文帝时，检校潭州总管权武曾大量制造金带与岭南酋领交换宝物，并以此致富。[20]唐代以后，赏赐金带的权力为皇帝所独有，人臣用金带作礼物会被视为谋反。唐太宗时，曾任太子左庶子的杜正伦因“承乾构逆，事与侯君集相连，称遣君集将金带遗正伦”而被“配流驩州”。[21]赵匡胤任后周殿前都点检时，曾有同僚“以金带、鞍勒马为赠”，赵匡胤回答：“人臣宴集，以此为礼，能不避嫌乎？”，“遽揽辔不揖而去”。[22]
在外交活动中，各国经常以金带作为礼物，赠与外国或民族政权的君主或使节。突厥统叶护可汗为感谢唐朝许婚，进献了“万钉金钿宝带”[23]，唐玄宗曾将金带赠给新罗国王[24]和吐蕃使者名悉猎。[25]
五代时期，吴越、南唐等地方政权“愿依大国称臣纳贡”[26]，定期向中原政权进献贡品，其中都有供皇帝使用的宝带，遇到中原政权君主登极、生日等重大事件时还要再次进献服带，中原政权回赠的物品中也都有宝带，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北宋初期。（参见附表1、2）
二、北宋前、中期的金带
北宋建国之初，服带无定制。宋太宗创立了以金带为主的高级官员服带制度，此后真宗、仁宗各朝又对此制度加以补充，至宋神宗元丰改制之前，服带制度已经十分详细、严格。不同级别和类型的官员，带銙的质地、纹饰和重量都有所区别，金带已经有了后代补服的功能，被后人称为：“朝章之辨，尽于此矣。”[27]由于元丰改制对北宋官制进行了重大改革，相应的舆服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限于材料和篇幅，本文只讨论元丰改制前的服带制度。
（一）北宋中期以前金带使用制度的沿革
1、宋太宗创立的官员金带等级制度
宋朝带制极为详细，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带銙“有玉、有金、有银、有犀，其下铜、铁、角、石、墨玉之类，各有等差”，官员使用的金带分金带和金束带两种，带銙样式多达二十余种，建立如此详细的带制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
北宋建国之初，舆服仿照唐制，但制度并不明确，官员的腰带“大抵贵者以金，贱者以银，富者尚侈，贫者尚俭”。[28]宋太祖时，最为贵重的是玉带，他于建隆元年（960年）正月登极时就赐犀玉带给宰臣、枢密使和诸军例校[29]，对投降的蜀主孟昶也赐以玉带表示优待。[30] 这时，给外国使者的赠带还没有因对方国力强弱有所区别，乾德四年（966年）占城使者来华，宋太祖赠给正副使者以金带[31]，而同一时期赠给辽国使者的也是金带。
宋太宗对带制进行了改革，他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设立了专门制造内用及赏赐用舆服的文思院，统一制造用于赏赐的舆服器物。[32]他还创立了宋代特有的官员金带等级制度，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金代玉和优宠文臣。
首先，宋太宗将金带定为高级官员的主要服带。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制定了较为详细的服带制度：
从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以下升朝官、虽未升朝已赐紫绯、内职诸军将校，并服红鞓金涂银排方。虽升朝着绿者，公服上不得系银带，余官服黑银方团胯及犀角带。贡士及胥吏、工商、庶人服铁角带，恩赐者不用此制。荔支带本是内出以赐将相，在于庶僚，岂合僭服？望非恩赐者，官至三品乃得服之。[33]
与前代君主重视玉带不同，宋太宗认为：“玉不离石，犀不离角，可贵者惟金也”[34]，于是规定“玉带不许施于公服”[35]，因为公服是大臣平时上朝和办公所着的常服，金带也从此成了宋代高级官员最主要的服带。此后对官员的赏赐也多用金带，只有极特殊情况才赐玉带。需要注意的是，与金带等级对应的官品似乎并不是专用于定章服的散官阶，而是差遣或职的品级，这在后文还要专门讨论。
宋太宗所创带制的另一个特点是优宠文臣。太平兴国七年制定的服带制度中称“荔支带本是内出以赐将相，在于庶僚，岂合僭服？望非恩赐者，官至三品乃得服之”，实际上，有资格使用荔枝带（正名御仙花带）的多是高级文官。不久，宋太宗又于“端拱中，诏作瑞草地球路文方团胯带，副以金鱼，赐中书、枢密院文臣。”[36]毬路带(又名笏头带)重二十五两，比一般金带都重，还附有二两五钱重的金鱼袋[37]，盼望进入二府的翰林学士有“腰黄几日重”[38]诗，即指盼望早日系上毬路带。只有二府文臣才能被恩赐毬路带，宰相罢职后仍可服系[39]，而武臣即便做到枢密使也只能使用二十五两御仙花带。北宋一代，因特恩受赐毬路带的武臣据说只有四人。[40]
据王巩《闻见近录》记载：“太宗皇帝常欲自宰臣至侍从官等地赐带，且批旨曰：‘犀近角，玉近石，惟金百炼不变，真宝也。’遂作笏头带以赐辅臣，其余未及颁而上寝疾，乃已”[41]这说明宋太宗可能已制定了更为详细的带制，但因他去世而未及施行。
2、宋太宗以后的带制变化
宋太宗以后，北宋服带制度日趋详细。符合资格的官员在上任或出使赴外任时，使相、节度使来朝时都会得到皇帝的赏赐，其中就有一条与官职相称的金带，遇到各种大礼，随从官员和宗室的赏赐也包括金带。亲从文臣因接近皇帝，经常有机会得赐金带，武臣则可通过军功得到金带等赏赐。宋太宗后的各位皇帝都对服带制度做过补充，例如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参知政事王钦若自天雄军来朝，宋真宗为其增加阶邑实封，以守藩有劳，特赐金带等物，从此辅臣加恩遂成为故事。[42]皇祐二年（1050）九月，明堂礼毕，特赐在外的夏竦等人金带等礼物，将相在外遇大礼有赐自此始。[43]
此外，宋真宗在位期间大兴“天书封禅”时还出现过一些特例。例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一月东封泰山后“诏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因东封为诸州驻泊部署、钤辖者，并赐袭衣、金带、器币”[44]，次年正月“以封禅庆成，赐宗室、辅臣袭衣、金带、器币”[45]，又如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奉天书入玉清昭应宫后“赐从祀官袭衣、金犀带、鞍马、器币有差”。[46]这些特例属于临时情况，过后不会成为惯例。宋真宗东封时经过澶渊，地方官周莹依“车驾所经”的特例得到了金带等赏赐，真宗祀汾阴时，远在定州任知州的周莹竟预先上言“礼成所赐，望于治就给”[47]，因此受到耻笑。
这一时期，北宋给外国君主和来使的金带也有了区别，不再一视同仁。国力强大，与宋交往频繁的辽国所得金带等级最高，其次是西夏和高丽，后文对此还要专门论述。仁宗时，为了对抗西夏，北宋还经常赠送金带等礼物给唃厮啰等部落首领，试图笼络人心。而一些距离较远，往来较少的国家来使所得的带等级就比较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八月，三佛齐使者来宋，按旧制此类使者只赐间金涂银带，宋朝特赐浑金带。[48]宋神宗皇祐五年（1053年）四月占城使者来宋，正使得赐“一十两金花银腰带”，副使和判官得赐“八两金花银腰带”[49]，相比乾德四年（966年）所赐的金带，等级已经低多了。
3、元丰改制前的官员带制
经过宋真宗、宋仁宗等皇帝的补充，到宋神宗元丰改制前夕，北宋官员带制已经非常复杂，《宋会要辑稿·舆服五》对此有很详细的描述：
凡新除恩庆，宰臣、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签书、同签书枢密院事赐金笏头二十五两带，副以鱼袋。武臣御花仙带，无鱼袋。使相、节度使、宫观使、观文殿大学士曾任宰相者即赐金笏头二十五两带，副以鱼袋，余只赐御仙花带，无鱼袋。三司使、权及权使公事同。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殿、端明殿、翰林侍读、侍讲、龙图、天章、宝文阁、枢密直学士、御史中丞兼守并同。并赐金御仙花二十两带。知制诰赐牯犀带，副以金鱼。凡出使，见任中书、枢密使、曾任宰相并使相、节度使赐金御仙花二十五两束带。宣徽使曾任中书、枢密院、充诸路都总管、安抚使赐金御仙花二十两束带。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赐金御仙花二十两束带。[50]正任防御使至刺史、内客省使至閤门使、延福宫使至昭宣使充诸路路分、一州总管、钤辖、沿边知州军、安抚赐金御仙花二十两束带。诸司使充者十五两。客省、引进、合门副使、诸司副使、内侍省内侍押班充诸路、沿边路分钤辖赐金御仙花十五两束带。文臣换武臣并赐涂金银宝瓶十五两带。御前军班换前班，并赐涂金银带。诸司使宝瓶二十两，副使至崇班宝瓶十五两。供奉官至殿直荔枝十两。奉职、借职双鹿八两。堂后官新除赐涂金银宝瓶十五两带。伎术官虽服紫绿，皆给银带。驸马都尉初选尚赐白玉带。[51]
因其中阁学士只到宝文阁学士，故可判定这段内容所记为宋神宗以前的服带制度。用其他相关文献增补后，我将这段记载整理成为三个表格，分别显示新任官员赐带、出使官员赐金束带和低级官员赐带的情况：
表1
新任官员赐带情况
职官
带名
备注
宰臣
枢密使
知枢密院事
参知政事
枢密副使
金笏头二十五两带，副以鱼袋
武臣入二府只赐御仙花带，无鱼袋
宣徽使
此条据《宋会要辑稿·礼六二》补
同知枢密院
签书枢密院事
同签书枢密院事
使相
节度使
宫观使
观文殿大学士
曾任宰相者赐金笏头二十五两带，副以鱼袋。余只赐御仙花带，无鱼袋
三司使（权及权使公事）
观文殿学士
资政殿大学士
翰林学士承旨
翰林学士
资政殿学士
端明殿学士
翰林侍读
翰林侍讲
龙图阁学士
天章阁学士
宝文阁学士
枢密直学士
御史中丞（兼、守并同）
金御仙花二十两带
知制诰
牯犀带，副以金鱼
表2
出使官员赐金束带情况
职官
所充职务
带名
备注
现任中书、枢密使
曾任宰相
使相
节度使
赴镇
金御仙花二十五两束带
使相、节度使自镇来朝，入见日赐金带，朝辞日赐金束带（据《宋史·舆服志》增补）
宣徽使
曾任中书、枢密院
充诸路都总管、安抚使
金御仙花二十两束带
节度、观察留后
观察使
为都部署、副都部署赴本任、知州
金御仙花二十两束带
（此条职官据《愧郯录》卷十二增补，所充职务据《宋史·舆服志》增补）
正任防御使至刺史
内客省使至阁门使
延福宫使至昭宣使
充诸路路分、一州总管、钤辖
沿边知州军、安抚
金御仙花二十两束带
诸司使充者金御仙花十五两束带，
防御使至团练使赴本任二月、十月后赐涂金银腰带（据《宋史·舆服志》增补）
客省副使
引进副使
阁门副使
诸司副使
内侍省内侍押班
充诸路、沿边路分钤辖
金御仙花十五两束带
表3
低级官员赐涂金带、银带情况
职官
带名
文臣换武臣
涂金银宝瓶十五两带
御前军班换前班
涂金银带
诸司使
涂金银宝瓶二十两带
诸司副使至崇班
涂金银宝瓶十五两带
供奉官至殿直
涂金银荔枝十两带
奉职、借职
涂金银双鹿八两带
新除堂后官
涂金银宝瓶十五两带
伎术官
银带
从表1、表2中与金带对应的是官员的职和差遣来看，我认为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带制中的品级指的不是散官品级，而是职和差遣的品级。首先，当时存在大量散官阶较低的官员充高级差遣的情况，表中这些职和差遣在四品以上的官员散官阶不可能也都高于四品。其次，北宋前期规定散官阶用于定服色：“文武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绯，九品已上服绿”[52]，散官阶较低的官员充高级差遣时要借、赐紫绯，官衔全称中往往有“赐紫金鱼袋”、“赐绯银鱼袋”，却从未有过“赐金带”的字样，这说明带与服色不同，从一开始就是直接与官员的职与差遣相对应的。因此，我认为元丰改制前服带的分级标准是官员所充的职和差遣，职与差遣在四品以上的均可使用金带，但大部分须自己置备，只有一些重要职务才会得到皇帝赏赐的金带。举例来说，北宋三槐王氏家族中的王质于庆历三年（1043年）被授职为从四品天章阁待制，可以使用金带，但不会得到赐带，因为家贫难以置办，他的儿媳李氏于是“悉其奁中物易金作带”。[53]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宋神宗赐天章阁待制、权发遣江淮发运使薛向金带，非学士阁职自此也可得赐金带。[54]
以上带制明显表现出对文臣的优待，最高等级的毬路金带只有二府文臣才有资格使用，任职时得赐金带的多是高级文官。相对于文臣，武臣金带等级较低，除军功外得赐金带的途径也比较少，可能是宋代重文轻武的一种表现吧。
这时的带制尽管复杂详细，却也有不尽合理的地方。宦官和皇城中的禁军官兵也都使用与高级金带纹饰相同的涂金带，不免招致文臣的抱怨。宋仁宗宝元二年（1040年）闰十二月，开封府推官苏绅上书言便宜八事，其中“四曰异服章。朝班中执技之人与丞郎清望同佩金鱼，内侍班行与学士同服金带，岂朝廷待贤才、加礼遇之意？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别，则人品定而朝仪正矣”[55]，不过这个问题从未得到解决。
（二）北宋的金带种类
1、北宋金带的形制、质地与纹饰
北宋元丰改制后，金带赏赐制度随官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金带本身的形制与以前没有太大差别，因此北宋金带本身可以视为一个整体。金带依形制可分为腰带和束带两大类，区别在于腰带为一整条单 尾带，束带则分成两段，有双 尾。宋代的文献并未说明这两种带的形制区别，但《元史·舆服志》却明确写道：“束带，红鞓双獭尾，黄金涂铜胯，余同腰带而狭小”[56]，明代的《三才图会》中的束带也是这样。由于元、明带制都是借鉴宋代而来，这种说法可以作为参考。系束带后，活动起来可能比系腰带方便，因此束带通常赐给武臣或出使官员，与腰带同赐的衣服是“袭衣”，与束带搭配的则是“窄衣”。
金腰带和金束带按照带銙质地又可分为纯金带和涂金银带两种。涂金银带还包括浑金涂银带和间金涂银带，后者所涂的黄金可能较少，级别更低，宋徽宗曾在政和六年（1116）五月一次赏给蔡京的从人二百条“间金镀银太平花腰带”。[57]
北宋金带的纹饰多达二十余种，带銙重量也有区别。《宋史·舆服志》、《文献通考》、《宋朝事实类苑》、《愧郯录》、《随隐漫录》等文献都详细描述了宋代金带纹饰的种类，但记载有所不同，经过辨别，我认为《宋史·舆服志》（《文献通考》与此相同）中的记载更符合北宋官员金带纹饰实际情况[58]，现将其抄录如下：
其制有金球路、荔支、师蛮、海捷、宝藏方团二十五两；荔支自二十五两至七两，有四等；师蛮二十五两；海捷十五两；宝藏三十两。惟球路方团胯，余悉方胯。荔支或为御仙花，束带亦同。
金涂天王、八仙、犀牛、宝瓶、荔支、师蛮、海捷、双鹿、行虎、洼面天王、八仙二十五两；犀牛、宝瓶自二十五两至十五两，有二等；荔支自二十两至十两，有三等；师蛮自二十两至十八两，有二等；海捷自十五两至十两，有三等；双鹿自二十两至四两，有九等；行虎七两；窪面自十五两至十二两，有二等。
束带则有金荔支、师蛮、戏童、海捷、犀牛、胡荽、凤子、宝相花荔支自二十五两至十五两，有三等；师蛮、戏童二十五两；海捷自二十两至十两，有二等；犀牛二十两；凤子、宝相花十五两。
金涂犀牛、双鹿、野马、胡荽犀牛、野马十五两；双鹿自二十两，有三等；胡荽自十五两至十两，有三等。[59]
为了便于查看，我将这段记载整理成了表格：
表4
北宋官员金带种类及重量
金带
重量
金涂银带
重量
金束带
重量
金涂束带
重量
毬路
方团二十五两余悉方胯
天王
二十五两
荔支
二十五两、二十两、十五两
犀牛
十五两
荔支（御仙花）
二十五两、二十两、十五两、十两
八仙
二十五两
师蛮
二十五两
双鹿
二十两、十五两、十两
师蛮
二十五两
犀牛
二十五两
十五两
戏童
二十五两
野马
十五两
海捷
十五两
宝瓶
二十五两
十五两
海捷
二十两
十两
胡荽
自十五两至十两有三等
宝藏
三十两
荔支
二十两、十五两、十两
犀牛
二十两
师蛮
二十两
十八两
胡荽
？
海捷
十五两、十二两、十两
凤子
十五两
双鹿
自二十两至四两，有九等
宝相花
十五两
行虎
七两
窪面
十五两
十二两
以上共计有金带五种，金涂银带十种，金束带八种，金涂银束带四种，合计二十七种。纹饰有毬路、御仙花、师蛮、海捷、宝藏、天王、八仙、犀牛、宝瓶、双鹿、行虎、窪面、戏童、胡荽、凤子、宝相花和野马等共计十七种。
2、几种金带的纹饰
北宋带銙纹饰继承了不少唐代或更早的纹样，种类繁多，一些名称从字面上不易理解。以下结合出土文物，简单介绍几种已知的纹饰。
毬路带：是北宋最为高贵的金带，端拱年间由宋太宗创设，专用于赏赐二府文臣。带銙有方有圆，故称“方团”，而其他金银带带銙一律为方形，故称“排方”。这种金带目前还未见实物，但《营造法式》中多有毬文图样，为套环形纹样，可供参考。毬路带有时又被称为“笏头带”或“万钉带”。其中“笏头”的叫法可能是宋人的俗称，并非毬路带本名，“万钉带”则起源甚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据《周书·达奚武传》记载：“武性贪吝，其为大司寇也，在库有万钉金带，当时宝之，武因入库，乃取以归”[60] ，《旧唐书》也记载过“贞观元年，（统叶护可汗）遣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立来献万钉宝钿金带”。[61]宋代常有称毬路带为“万钉带”的情况，元丰初年，宋神宗特赐王拱辰毬路金带佩鱼，王拱辰在谢表中称“横金三纪，未佩随身之鱼；赐带万钉，改观在廷之目”。[62]这说明毬路带与万钉带在外观上十分相似，宋太宗可能是重新起用了一种古代纹饰。
御仙花带：是高级金带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又被称为荔枝带。江西郭知章墓[63]、江苏吕师孟墓[64]和宁夏八号西夏王陵[65]都出土过金御仙花带銙。其纹饰为立体高浮雕缠枝花果纹，花果顶端錾刻细圆点纹，形似荔枝，枝茎用金薄片卷成，分为两层，互相缠绕，连续不断，是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南宋以后，“赐带者多，匠者务为新巧，遂以御仙花枝叶稍繁，改钑荔枝，而叶极省”[66]，因此又出现了“丝头荔枝”、“剔梗荔枝”[67]等新样式。
师蛮带：“师”为“狮”的通假字，带銙纹样为胡人戏狮。首都博物馆藏有标为辽代的水晶嵌金师蛮纹带，宋代的同种带銙工艺应更为精致。
海捷带：“海捷”可能是一种海兽，即“摩羯”。这种纹饰起源于印度，在唐代金器上就出现过。[68]目前还没有发现过宋代的“海捷”带实物，但辽耶律羽墓中出土过鎏金摩羯纹铜带饰[69]，故宫博物院也藏有元代摩羯纹铜带銙和 尾[70]，证明摩羯纹带銙确实存在。北宋带銙纹饰中与海有关的只有“海捷”一种，而摩羯正是一种海兽，辽代带銙纹饰与唐、宋相通，元代带銙纹饰又多仿宋制，故“海捷带”很可能就是摩羯纹带。
戏童带：顾名思义，纹饰为嬉戏的儿童。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曾出土过辽代鎏金银戏童大带[71]，纹饰采用立体高浮雕工艺，儿童高不盈寸，但动作神态栩栩如生，十分精美。
带銙纹饰起源于马具，这在宋代的马具中还留有痕迹，宋仁宗天禧二年（1018）四月清点鞍辔库中时，马具上的纹饰有“宝相花”、“凤子”、“孩儿”等[72]，这些纹饰在表4中都能得到一一对应。靖康之难时，为了交付赎金，宋钦宗被迫下令取下官员金带上的金銙交给金人[73]，因此现存的北宋金带十分稀少，很多纹饰的真面目已不可复见。
3、元丰改制前的金带制造与管理
北宋时期，赏赐用金带由文思院负责制造。文思院创置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隶属少府监。[74]其主要官员和执掌为：“提辖官一员，监官三员，内置一员文臣，京朝官充。监门官一员。掌金银、犀玉工巧及采绘、装钿之饰。凡仪物、器仗、权量、舆服所以供上方、给百司者，于是出焉”。[75]文思院所辖工匠众多，至北宋灭亡时，有“做腰带帽子打造金银系笔和墨雕刻图画工匠三百余人”。[76]
由于文思院的工匠经常接触金银，为防止他们趁机盗窃，宋朝制定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咸平三年（1000年）八月，宋真宗下诏：“文思院打造内中金银器物，并送内东门司看验，交纳三司。所造金银，令左藏库别将一两赴三司封记为样。每料内凿一只年月、工匠、秤子姓名、色号，赴三司定样，进呈交纳。其支赐金银、腰束带、器物，类定金分厘秤比。所管工匠，委监官点检，趁逐功课，不得辄借影占。违者许人陈告”[77]，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八月，三司使上言：“文思院造契丹使及臣僚金银带、蹀躞等，自今并封定逐样，于左藏库送纳。所贵止绝弊幸”[78]，得到采纳。尽管如此，还是发生过工匠盗窃金带用黄金的情况：“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十月，内衣物库奉诏赐卢鉴金束带一条，重二十两，鉴拆秤止重十四两有奇，以其事闻。诏枢密院指挥点检，推究奸弊，别行条约”。[79]同年十二月，仁宗亲自下诏，以悬赏的方式鼓励举报盗窃金银：“文思院造作金银生活，近频有告论工匠入外料添和金银及诸奸弊。自今许人告捉。如得金一两，支赏钱二千；银一两，支一千”。[80]
制造好的金带由内衣物库负责保管。内衣物库原名衣库，开宝三年（970年）四月二十九日始设，至迟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改名为内衣物库，执掌“监官二人，以京朝官并内侍充，旧三人，以诸司使、副及三班、内侍充。掌受纳锦绮、绫罗、色帛、银器、腰束带料。造年支，准备衣服，以待颁赐诸王、宗室、文武近臣禁军将校时服，并给宰臣、亲王、皇亲、使相生日器币，两府臣僚、百官、皇亲转官中谢、朝辞特赐，及大辽诸外国人使辞见银器、射弓、衣带。典八人，掌库三十一人”。[81]
北宋末年出现过用于领取金带的“金带关子”，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宣和间，亲王公主及他近属戚里，入宫辄得金带关子。得者旋填姓名卖之，价五百千。虽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82]，从陆游的描述看，应该是一种凭证类的票据，这是否是因徽宗赏赐金带过多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因资料有限，还不得而知。总体来说，北宋对金带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平民百姓绝对不能使用，直到金带赏赐混乱的徽宗时期还是如此。当时东京曾有富人质得一条金带，但也只敢在家中使用，“每送迎宾客，辄止中门而返，必曰：‘腰带有碍，不敢出门，且不告罪也’”。[83]
三、赠送金、玉带反映出北宋与周边国家、政权关系的变化
在北宋的外交活动中，金、玉等宝带是双方赠送对方君主和赏赐使臣的绝佳礼物，作为外交礼品是北宋金带的一项重要职能。北宋赠送、赏赐所用的带种与对方的回赠依双方关系的亲疏尊卑而有所不同，考察外交中赠送、赏赐用带的区别，有助于从侧面了解北宋对于各国的态度。同时，由于经常得到北宋赠带，周边国家和政权的带制也多模仿宋制。这里以辽、西夏和高丽为例，分别简述北宋与他们使节往来时所用宝带的情况以及对其带制的影响。
（一）辽
北宋与辽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建交，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伐北汉，辽宋交恶，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澶渊之盟”后，双方关系恢复正常，此后直至宋徽宗联金伐辽前，双方一直维持和平，地位也较为平等。在和平时期，双方每逢新年或对方君主登极、生辰，都要遣使赠送衣服、鞍马、器币等以示祝贺，在双方互赠的成套礼物中，各种金、玉宝带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宋、辽外交中赠送金带始于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当年三月，契丹“款附使”克妙骨慎思等一行十二人奉书来聘，宋太祖给他的赏赐中有金带一条。[84]八月，契丹遣使左卫大将军邪律霸德，弓箭库使尧卢骨，通事、左监门卫将军王英来聘，所献物品中有一条玉带。[85]十二月，契丹遣使贺正旦，所献礼物中有一条金带。[86]次年二月，遣使贺长春节（宋太祖生日），礼物中有一条玉带。[87]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正月，契丹遣使祝贺宋太宗登极，献上金玉带。[88]
两年后，由于宋太宗伐北汉，宋、辽交恶。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澶渊之盟”后，双方恢复了聘使往来，确定了新年和国君生日互派国信使的制度。当年初，北宋名臣孙仅使辽，十二月，辽遣使贺承天节（宋真宗生日）和正旦，所献礼物中有“金龙水晶带”。[89]此后，这种金带专门用作贺宋朝生辰礼物，北宋则在辽国君主生日时赠送“金玉带二条”。[90]金带甚至成了宋、辽友好的象征，宋真宗曾经对辅臣“因言契丹益敦信好，出所献双龙金带示之”。[91]
北宋给辽使的赏赐初无定制，开宝八年（975年）克妙骨慎思来访时，宋太祖赐给他的物品中有金带一条。[92]此后一般赐辽正、副使金带，通事金带或银带，开宝八年贺正旦使入辞时，宋太祖还特别加赐了金 鞢带。[93]
“澶渊之盟”后，北宋给辽使的赏赐有了新变化。辽的正使为契丹人，副使为汉人，北宋赐正使契丹服，副使汉服。例如景德二年（1005年）承天节来使：
国母遣使左金吾卫上将军耶律留宁、副使崇禄卿刘经来贺承天节……主遣使左武卫上将军耶律委演、副使卫尉卿张肃……留宁、委演，戎人也，以戎礼见，赐以毡冠、窄袍、金鞢 ；经、肃，燕人也，以华礼见，赐以幞头、公服、金带，并加袭衣、器帛、鞍马。[94]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北宋制定了《契丹国使入聘见辞仪》，使这种赏赐方式成为定制，辽的正副国信使在朝见、入辞北宋皇帝时都会得到包括金带在内的赏赐。辽赐给宋朝使者的礼物中则包括“金涂银带二条”。[95]
澶渊之盟以前，宋辽虽然还没有制定正式的外交礼仪规范，但互赠的宝带却有固定选择，这可能是继承了五代时期中原政权与契丹的外交礼仪形式。澶渊之盟后，双方都制定了详细的外交礼仪规范，在新年和君主生日时赠送宝带，对来使赐以金带等赏赐，北宋还依据辽国风俗赐契丹人正使传统的鞢 带，赐汉人副使则以金銙革带。总体来看，宋辽关系是比较平等的，外交活动中互赠级别相等的宝带可以作为一个旁证。
（二）西夏
宋夏关系与辽不同。元昊立夏国前，宋夏关系还是唐末五代以来中原王朝与边疆具有藩镇和少数民族双重性质的地方政权矛盾关系的继续。[96]这一时期，北宋对这个政权的态度以笼络为主，赏赐十分丰厚，所赐宝带级别也很高。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封赵保忠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入辞时，赏赐品中包括一条玉带[97]，由此可见宋太宗笼络人心的意图。赵德明统治时期，宋夏关系较为密切，北宋经常赐给他金带，“每加恩赐官告，则又以袭衣五，金荔支带、金花银匣副之，银沙锣、盆、合千两，锦彩千匹，金涂银鞍勒马一匹，副以缨、复，遣内臣就赐之”。[98]
元昊于1032年宣布立国，北宋在几次军事讨伐接连失利后，于庆历二年（1044年）册立元昊为夏国主。北宋政权虽然在事实上失去了对西夏的控制能力，但在内心并不承认西夏为独立国家，这在给元昊的赏赐上也有所反映。北宋册立元昊为夏国主，所赐的服饰却只有“对衣黄金带”[99]，远低于给辽国君主的“金玉带二条”。
在来使方面，虽然西夏也定期向北宋派遣贺正旦使和贺生辰使，但北宋总以陪国属臣之礼对待西夏使臣，西夏使者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往往又表现得十分桀骜执拗。[100]元昊创立的西夏官制与宋制类似，西夏使者坚持使用自己官职的汉名和相应服饰，北宋方面则只称西夏使者官职的蕃名，禁止他们使用“僭越”的服饰，双方经常为此发生争执。《宋史·程戡传》载英宗时“夏人遣使入贡，僭汉官移文于州，称其国中官曰枢密。戡止令称使副不以官，称枢密曰‘领庐’，方许之”[101]。又《宋史·夏国传》载治平元年（1064年），西夏“遣吴宗等来贺英宗即位……至顺天门，且欲佩鱼及仪物自从，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厩置一夕，绝其供馈，宗语不逊，宜折之，使如故事，良久乃听入”[102]，次年西夏进犯北宋边境，司马光上奏称“西祸生于高宜”[103]，认为这次不愉快事件是西夏出兵的直接原因。宋神宗初年，知宿州刘航押伴夏使，又出现了“使者多所要请，执礼不逊，且欲服球文金带入见，航皆折正之”[104]的情况。“球文金带”即毬路带，是北宋等级最高的金带，只有二府文臣才可使用，夏使的身份可能是枢密使，所以才会要求使用毬路带，但在宋人看来，这种要求绝对是僭越，因此要坚决制止，甚至因此导致两国武力冲突。
北宋赐给西夏政权宝带的级别是北宋对此政权态度的一个侧面反映。西夏立国前，北宋对其以笼络为主，宋太宗赐给赵保忠的玉带，其级别已经超过了他节度使的身份。赵德明时期，北宋为其加官时例赐金带，这是宋朝辅臣才能享受的待遇。元昊立国后，赐带情况立刻改变。北宋虽然被迫承认西夏，但在册立元昊时仅赐予金带，对来使服饰规定极其严格，这都从侧面反映出北宋对西夏独立地位的否定态度。
（三）高丽
高丽与北宋关系一向比较友好，但双方使者往来受辽影响时断时续。建隆三年（962年），高丽向北宋进贡，次年接受北宋册封，使用北宋年号，此后北宋曾多次遣使册封高丽国王。淳化四年（993年）以后，受辽影响，宋丽外交关系中断。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丽重新使用北宋年号，并于次年入贡，至乾兴元年（1022年），双方外交关系再次中断。熙宁四年（1071），高丽文宗遣金悌入贡，金悌使团携带了大量贡品，其中包括两条金带，使团带回了宋神宗的五道附勑，第四道是高丽贡品的确认清单，两条金带的形制在此得到了详细描述：
金腰带一条，重四十两，红罗绣裌袋。银鈒镂匣，重八十两，红罗绣裌复封，全红梅花罗帕外羃。金束带一条，重三十两，红罗绣裌袋。银鈒镂匣，重六十两，红罗绣裌复封，全红梅花罗帕外羃。[105]
元丰元年（1078年），北宋派遣了以左谏议大夫安焘和起居舍人陈睦为国信使的庞大使团出使高丽，双方关系正式恢复，并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这次使团带给高丽文宗的礼物中有玉带、犀带各一条，《高丽史》也详细描述了它们的形制：
腰带二条，各红透背袋盛，罗绣复，（一条）[106]金镀银匣，一条玉，一十六稻，镂塵百戏孩儿，头尾共十一事，玳瑁衬金鑻红鞓成钉。一条透犀，一十七稻，头尾共十一事，玳瑁衬金鑻红鞓成钉。[107]
高丽肃宗、睿宗即位时，北宋也都遣使册封，赏赐物品中有衣带，高丽谢恩则用两条金腰带。
高丽同时臣属于辽国，每当高丽新国王即位时，辽国也会遣使册封，以此显示自己的宗主国地位。辽国在给高丽的赏赐中，也有“犀玉腰带二条”[108]，与北宋所赐相同，高丽进贡辽国的金带则为“金抱肚一条五十两”。[109]
有关宋、辽与高丽互赠宝带的记载比较少，但从宋、辽在高丽新君主即位时赐予相同的宝带，也可看出宋辽都认为拥有对于高丽的宗主权。高丽回赠北宋的金带为两条，总重量也比给辽国的多，这是否可以作为高丽更为亲宋的旁证，还需要更多材料证明。
（四）北宋带制对周边国家和政权的影响
北宋带制影响范围很广，辽、夏、高丽等都竞相模仿。辽制：“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常朝仍尊会同之制。”[110]不仅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乾亨（辽景宗年号，979-983年）以后，连北面官在大礼中也着汉服。辽国“国服”原为鞢 带，自此也开始大量采用有銙革带。
西夏官制及相应服饰都模仿北宋，枢密使等重要官员使用毬路带，宁夏八号西夏王陵出土过模仿宋制的御仙花金带銙，但其武官仍然使用鞢 带。[111]
高丽在熙宁年间与北宋复交后，服饰受北宋影响很大。高丽文宗于熙宁五年（1072年）诏礼部重订礼服制度，官服全仿宋制。[112]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称：“逮我中朝。岁通信使。屡赐袭衣。则渐渍华风。被服宠休。翕然丕变。一遵我宋之制度焉。非徒采服金带而已也。”[113]他出使时看到的高丽“国相之服”是“紫纹罗袍，毬文金带，仍佩金鱼”，“近侍之服”是“紫文罗袍，御仙金带，仍佩金鱼”，“从官之服”则是“紫文罗袍，御仙金带”[114]，与北宋服饰极为相似。
结语
自唐代开始，有銙带成为官服的固定组成部分。宋代特重金銙带，宋太宗创立了以金带为主的高级官员服带制度，此后真宗、仁宗各朝又对此制度加以补充，至宋神宗元丰改制之前，服带制度已经十分详细、严格。不同级别和类型的官员，带銙的质地、纹饰和重量都有所区别，金带等级与官员的职和差遣相对应，已经有了后代补服的功能。北宋带制明显表现出对文臣的优待，最高等级的毬路金带只有二府文臣才有资格使用，任职时得赐金带的多是高级文官。北宋金带工艺精美，由专门机构负责制造和管理。
在外交活动中，北宋经常将金带赠与周边国家和政权的统治者，并对来使赏赐金带。北宋外交中赠送、赏赐所用的带种与对方的回赠依双方关系的亲疏尊卑而有所不同。北宋与辽处于平等地位，对西夏虽在事实上失去了控制能力，但内心并不承认其为独立国家，与高丽则是宗主国与属国的关系，这从外交所用带种上也可得到一定反映。同时，由于经常得到北宋赠带，周边国家和政权的带制也多模仿宋制。
舆服制度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特色最为直接的表现之一。北宋时期，辽、西夏和高丽等普遍采用了与宋朝相同或相似的带制，在外交活动，无论对方是否接受北宋对服带等级的要求，但都在事实上认同了北宋制定的官员服带等级制度，这在与西夏使者的往来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以上这些都说明北宋官员服带等级制度的影响已波及周边，成为整个地区通用的制度，这体现了北宋舆服制度和礼制的强大影响力。但也应当注意，北宋官员服带等级制度并非完全由宋朝独创，而是在吸收了前朝制度和少数民族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增加而成的。
考察北宋官员带制，有助于我们了解北宋舆服制度和外交策略。由于资料有限，关于北宋官员带制还存在很多一时无法明确解答的问题，例如同种纹饰重量不同的金带具体对应何职；宝藏金带最重，却未见有使用的记载，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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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吴越与中原政权贡、赐宝带的记录
吴越与中原政权贡、赐宝带的记录
时间
贡、赐双方关系
贡、赐带种类
贡、赐场合
出处
广顺三年（953年）十一月乙亥
吴越进贡后周
通犀带
戏龙金带
《册府元龟》卷一六九
显德三年（956年）十一月丙辰
吴越进贡后周
金带
天清节（周世宗生日）
《册府元龟》卷一六九
显德五年（958年）二月壬申
吴越进贡后周
犀带
《册府元龟》卷一六九
显德中
后周赐吴越
金带
《宋史》卷四六一
开宝九年（976年）二月二十二日
吴越进贡宋
犀带
长春节（宋太祖生日）
《宋会要》页一四四八《宋会要》页七八四二
开宝九年（976年）二月二十二日
宋赐吴越
玉带
回赐
《宋会要》页七八四二
开宝九年（976年）六月
宋赐吴越
玉带
赐与进奉使钱惟治
《宋会要》页七八四二
太平兴国元年（976年）
吴越进贡宋
通犀带
贺登极
《宋会要》页七八四二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十月
吴越进贡宋
牯犀带
乾明节（宋太宗生日）
《宋会要》页七八四三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三月二十五日
宋赐吴越
玉带
钱俶来朝
《宋会要》页七八四四
附表2：南唐与中原政权贡、赐宝带的记录
南唐与中原政权贡、赐宝带的记录
时间
贡、赐双方关系
贡、赐带种类
贡、赐场合
出处
显德三年（956年）二月壬午
南唐进贡后周
犀带
称臣纳贡
《旧五代史》卷一一六
显德三年（956年）二月壬午
后周赐南唐
金带
回赐
《旧五代史》卷一一六
建隆元年（960年）三月十二日
南唐进贡宋
金带
长春节（宋太祖生日）
《宋会要》页七八四〇
建隆二年（961年）正月二十二日
南唐进贡宋
金带
长春节
《宋会要》页七八四〇《宋史》卷一
开宝七年（974年）十月九日
南唐进贡宋
金带
闻宋将举兵
《宋会要》页七八四一《宋史》卷三
统计结果不全，但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场合贡、赐的宝带也不同。另外，吴越与中原政权的宝带贡赐以进供犀带，回赐玉带为主，南唐与中原政权的宝带贡赐则双方都以金带为主，这说明这两个政权与中原政权的关系至少在双方统治者心目中有所区别。
[①] 銙是古代赋予腰带上的扣板，作方、椭圆等形。原用来受环悬物，后纯用作装饰。其质料、数目随时代或饰者的身份而异。《广韵·马韵》：“銙，带饰”。据《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一九五页。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四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④] 周锡保：《宋代服饰考述》，《戏剧与艺术》，1979年第10期。
[⑤] 孙机：《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⑥]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⑦] 李华瑞：《宋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⑧]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十页。
[⑨] 孙机：《中国古代的带具》，《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七四页。
[⑩] 王国维：《胡服考》，《观堂集林》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一一〇九至一一一二页。
[11] 孙机：《中国古代的带具》，第二七六页。
[12]《旧唐书·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版，第一九四八页。
[13]《周书·李穆传》卷三十，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版，第五二九页；《北史·李穆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版，第二一一六页；《隋书·李穆传》卷三十七，第一一一六页。
[14] 例如北周武帝曾将“御所服十三环金带”赐给李贤报答他的抚养之恩，见《周书·李贤传》，第四一七页；《北史·李贤传》，第二一〇七页。北周武帝还曾赐给亲信宇文孝伯十三环金带，见《周书·宇文孝伯传》，第七一六页；《北史·宇文孝伯传》，第二〇七三页。
[15]《旧唐书·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版，第一九五一页。
[16]《旧唐书·舆服志》，第一九五二页。
[17] [唐]杜佑：《通典》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一七六九页。
[18] [唐]杜佑：《通典》卷六十三，第一七六九页。
[19] 李冬：《唐代官僚服饰赏赐制度渊源及其流变》，《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秋之卷。
[20]《北史·权武传》，第二六三七页。
[21]《旧唐书·杜正伦传》，第二五四三页。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一五二九页。
[23]《旧唐书·突厥下》，第五一八二页；《新唐书·突厥下》，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版，第六〇五七页。
[24]《赐新罗王金兴光书》，《全唐文新编》卷四十，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五一七页。
[25]《旧唐书·吐蕃上》，第五二三一页。
[26]《旧五代史·周书第七·世宗纪三》，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版，第一五四二页。
[27] [宋]岳珂：《愧郯录》卷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九十九页。
[28] [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八页。
[29]《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一六九五页。
[30]《宋会要辑稿补编·受降礼》，全国图书文献缩微复印中心，1988年版，第三一三页。
[31]《宋会要辑稿·蕃夷四》，第七七四五页。
[3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九，第四三九页。
[33] 并见《宋史·舆服五》，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版，第三五六五页、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一〇二〇页。
[34]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下，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五九页。
[35]《宋史·舆服五》，第三五六四页。
[36]《宋史·舆服五》，第三五六五页。
[37]《宋会要辑稿·礼二五》，第九五六页。
[38]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十五页。
[39]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三十二页。
[40] [宋]范镇：《东斋记事》补遗：“武臣而得赐者，惟张耆为枢密使、李用和以元舅、王贻永为驸马都尉、李昭亮亦以戚里，四人者皆兼侍中，出于特恩。”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四十六页。
[41] [宋]王巩：《闻见近录》佚文，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十三页。
[42]《宋会要辑稿·礼六二》，第一七一〇页。
[宋]徐自明撰 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九十九页。
[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九，第四〇五九页。
《宋会要辑稿·礼六二》，第一七一四页。
[4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第一五七五页。
《宋会要辑稿·礼二五》，第九七八页。
[45]《宋史·真宗本纪》，第一四〇页。
[46]《宋会要辑稿·礼二五》，第九八〇页。
[4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七，第一九九二页。
[48]《宋史·外国五》，第一四〇八九页。
[49]《宋会要辑稿·蕃夷四》，第七七四八页。
[50] 此句依宋·岳珂：《愧郯录》卷十二增补。
[51]《宋会要辑稿·舆服五》，第一八二三页。
[52]《宋史·职官九》，第四〇五一页。
[53] [宋]张耒：《柯山集》卷五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五六八页。
[54]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八十八页。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第五七八〇页。
[55]《宋史·苏绅传》，第九八一一页。
[56]《元史·舆服志》，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版，第一九四一页。
[57]《宋会要辑稿·礼六二》，第一七二〇页。
[58] 《宋会要辑稿·舆服》中的带制内容最为原始，《愧郯录》全文引用了《宋会要辑稿》的这部分内容，并引用了现已不存的《会要》舆服资料。《文献通考》中的舆服部分大量引用《愧郯录》，且在带种后加上两数，这有可能来自《愧郯录》未引用的《会要》部分，《宋史·舆服志》与《文献通考》一致，因此较为可靠。《随隐漫录》中带格增至三十二种，但有几种系由旧纹样衍生而来，因《随隐漫录》成书较晚，故记录的可能是南宋带制。《宋朝事实类苑》带制错误较多，带制的原出处《杨文公谈苑》已佚，故这里没有采用。
[59]《宋史·舆服五》，第三五六五页。
[60]《周书·达奚武传》，第三〇六页。
[61]《旧唐书·突厥下》，第五一八二页；《新唐书·突厥下》，第六〇五七页。
[62]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八十一页。
[63] 肖发标：《华贵绚丽——江西出土金器撷珍》，《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
[64] 魏采苹：《吕师孟墓金银器考察》，《东南文化》，第103期。
[65]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66]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版，第三七九页。
[67] [宋]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三，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四页。
[68] 岑蕊：《摩竭文考略》，《文物》，1983年第10期。
[69] 盖庸之：《探寻逝去的王朝——耶律羽之墓》，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0] 王海文：《鎏金工艺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2期。
[71] 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72]《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第五七一八页。
[73]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二六页。
[74]《宋史·职官志》误作“隶工部”，系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少府监并归工部时事。据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改。
[75]《宋史·职官三》，第三八六四页。
[76]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七，第五八三页。
[77]《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第二九八八页。
[78]《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第二九八八页。
[79]《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第五七一一页。
[80]《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第二九八八页。
[81]《宋史·职官四》，第三八八二页。
[82]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五页。
[83] [宋]佚名：《张氏可书》，转引自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
[84]《宋会要辑稿·蕃夷一》，第七六七三页。
[85]《宋会要辑稿·蕃夷一》，第七六七三页。
[86]《宋会要辑稿·蕃夷一》，第七六七四页。
[87]《宋会要辑稿·蕃夷一》，第七六七四页。
[88]《宋会要辑稿·蕃夷一》，第七六七四页。
[89]《宋会要辑稿·蕃夷一》，第七六九〇页。
[90]《宋会要辑稿·蕃夷一》，第七六九一页。
[9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七，天禧五年（1021）正月，第二二三九页。
[92]《宋会要辑稿·蕃夷一》，第七六七三页。
[93]《宋会要辑稿·蕃夷一》，第七六七四页。
[94]《宋会要辑稿·蕃夷一》，第七六九〇页。
[95]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二〇四页。
[96]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三八七页。
[97]《宋史·夏国传》，第一三九八四页。
[98]《宋史·夏国传》，第一三九九二页。
[9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第三七二三页。
[100]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论》，第三五〇页。
[101]《宋史·程戡传》，第九七五七页。
[102]《宋史·夏国传》，第一四〇〇二页。
[103]《宋史·司马光传》，第一〇七六一页。
[104]《宋史·夏国传》，第一〇九五一页。
[105]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九，朝鲜科学院，1957年影印版，第一二六页。
[106] 因腰带只有两条，此处的“一条”疑似衍文。
[107]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九，第一三三页。
[108]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一，第二〇四页。
[109]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一，第二〇三页。
[110]《辽史·仪卫志》，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版，第九〇八页。
[111]《宋史·夏国传》，第一三九九三页。
[112]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九，第一二六页。
[113]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二十六页。
[114]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七，第二十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