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杜勒斯的预言为什么能在苏联实现

杜勒斯的预言为什么能在苏联实现

杜勒斯的预言为什么能在苏联实现

——  读【俄】尼·伊·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自然垄断委员会主席。1929年9月28日出生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州捷尔任斯基地区。1950年毕业于克拉马托尔新克机器制造学校，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工长、车间主任、总焊接师、副厂长职。1956年加入苏共。1959年毕业于乌拉尔基洛夫工学院。1960-1970年先后任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制造厂总工程师、厂长。1971年起任乌拉尔机器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1975-1979年任苏联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部第一副部长。1979-1982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1981-199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82年11月--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任苏共中央经济部部长。1985年4月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9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90年12月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989年3月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1991年6月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职务，获14％的选票，是苏联崩溃解体的亲历者。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他撰写的《大国悲剧》，比较详尽地透露了20年前苏联崩溃解体前后的背景资料，以及由此给老百姓造成的苦痛，而且做了深刻的反思，读来令人扼腕叹息。

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引用了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面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演说里的一段话，说明当时美国已经明确提出和平演变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惊叹40年后苏联崩溃解体的现实证明了杜勒斯预言的实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美国共和党人。1908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早年任律师。1919年随美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1945年任旧金山会议美国代表团顾问。1945——1949年为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曾帮助起草《联合国宪章》，1950年参与策划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1951年与日本商定美日合约，敌视新中国，并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3——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鼓吹实力地位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要求发展原子武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报复手段，主张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共产主义。1959年癌症病死前不久辞职。著有《战争、和平与变革》、《战争与和平》。杜勒斯针对如何和平演变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时说：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地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雷日科夫认为，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不过，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于是，他从若干方面分述了造成苏联崩溃解体大国悲剧的成因，也就是杜勒斯和平演变苏联的预言之所以变成现实的内部深层次社会问题，显得非常有见地。

国内经济 苏联当时的所有制基本形式是国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渐具有了国有特征。考虑到学者意见和国外经验，苏联政府当局认为，在国家手里保持50%——60%的所有权比较合理——这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企业。其余的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个体形式，但不包括土地。宅旁地、别墅用地和菜园果园用地可以除外。在制定方案时，他们特别注意所谓“民营企业”对象，但其所有者只应是集体。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雅科列夫为首的一群政治家们的观点，他们一心为私有制唱赞歌，坚持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国家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苏联政府当局关于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把居民承受的困难降到最低的建议，遭到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坚决反对。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当时存在的经济制度。他们同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一道，十分顺利地达到了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进经济改革派行动的荒谬性和破坏性已经暴露无遗。其实是——用自由派一个头头的话来说——“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这些人干了坏事之后就躲到了一边，听凭国家和人民在艰难困苦中挣扎。

国内政策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5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苏共之所以能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结果当一个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由于种种原因，苏共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国内随之开始出现反对立场的社会运动，它们在苏联解体和社会制度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它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许多团体的形成保守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古迹保护，有的从事环境保护等等。杂牌军与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与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等。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内部的辩论磨练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最终“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的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的消灭。

对外政策 戈尔巴乔夫热衷于外交活动，他同西方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秋天，当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见的地点不是通常的伦敦政府官邸（唐宁街10号），而是郊区的切克斯别墅，那是个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领导人，首相希望与之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实际上这是一次对未来总书记的摸底会见：西方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健康情况了如指掌。会见后撒切尔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这就是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的信号。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1986年10月，里根在雷克雅未克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好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秘密谈判。美国总统需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经做好了牺牲苏联利益、对美国效忠的准备。后来到了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撤掉了嘴巴上的岗哨，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由于相当程度上绝对单方面的让步，柏林墙垮了，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苏联本身都垮了。所以如果把总书记兼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称之为错误，那实在是太荒谬了。不过他首先满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总是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还使得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使得苏联国内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日趋活跃，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

意识形态 到上世纪80年代，苏共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于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强大的影响。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以及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要想取得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就必须保证在国内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国家的领导层都赞成社会生活的这种转变：应该向国内的公开性转变，向外部世界开放。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公开性大行其道，出现了好多“大胆”的电影、戏剧、书籍之类的东西。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范围放得越来越开了。这些很快就变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纯粹是吮吸着手指头生造出来的信息，它们都越来越公开地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1987年11月2日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宣称：“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不会有所怀疑。它将取代资本主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这些引起暴风雨般欢呼的话语说过仅仅四年，苏联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了，更不必提什么总书记号召的共产主义事业了。他那卑鄙无耻的嘴脸真的叫人惊奇：几年之后，他居然又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这一切决定了群众对改革、对党、对戈尔巴乔夫只能是失望，从而也加强了对手的地位。

民族关系 在历史上，俄罗斯就是把一块块土地合并入政治经济联盟而形成的。加入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共同的国家利益把它们融合到了一起。它们在加入俄罗斯家园之后，共同的职责已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在统一的国家中相互协作。巨大的领土面积、复杂的推动力和地缘政治条件、民族构成的多元化决定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巩固国家，巩固一切国家机构。在苏联，俄罗斯人民作为数量最多的民族，为这个成长中的国家支撑着最主要的负担。它是建设和巩固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支柱。同时，却并不存在任何专属于俄罗斯族的特权。俄罗斯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既不是统治民族，也不是从属民族。可是，历史有时候就爱这样，它跟我们开了个惊人的玩笑：当各加盟共和国准备退出苏联之时以及它们退出之后，有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地方沙文主义的褐色之花就怒放起来了。同时，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内部，当“自由民主派”当权之后，也先后出现了一个个沙文主义集团，更有甚者，还有大行法西斯之道的社会渣滓——他们用民主主义的口号，打着关怀俄罗斯人民利益的旗号，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贫乏和野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政权抢夺到手的那些人往好里说都是西方思想的附庸，实际上都是直接听命于西方的走狗，他们决心把俄罗斯交付西方听凭宰割。这样的心理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一定会产生相反的一面——赤裸裸的、攻击性极强的民族主义，这是在本质上同意真正的爱国主义完全对立的东西。什么是全民爱国主义？事实上伟大卫国战争对此已经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回答。难道说没有爱国主义，人们就能忍受那种可怕的损失，能克服那种生活的艰难困苦，直至胜利吗？不能的！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

……

读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时常令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既惊叹杜勒斯60多年前的预言能够在40年后惊人地变为现实，又哀叹苏联为什么要按照杜勒斯设计的思路一步步的和平演变。20年前的苏联崩溃解体，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变色易帜，无疑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莫大的损失，也给我们中国敲响了警钟。杜勒斯当时不仅仅预言了苏联的崩溃解体，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曾经预言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杜勒斯说：“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成，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告诫人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也就是所谓“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杜勒斯不是伟大的哲人，他是共产主义的死敌。但是，杜勒斯的话就象魔咒一样，让我们几十年来始终应对着这个变颜色和平演变的严肃命题。几十年过去，平心而论，很多不尽人意的社会现象证实历史似乎站在了杜勒斯的预言一边。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我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节点上，如果继续拉大贫富差距，贪污腐败不能有效遏制，黑社会势力依然猖獗，分裂势力甚嚣尘上，外交上唯美国的马首是瞻，西方的价值观照旧有很大市场，虚夸的泡沫经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迟缓，难说会有什么意外的结果。当然，中国不是苏联，中华民族不是俄罗斯民族，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飘扬，要让杜勒斯和平演变中国的预言变成笑谈，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这是毋庸置疑的。

201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