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地税纳税证明: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逻辑演绎与应对思考

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逻辑演绎与应对思考

关键词: 经济 法律 公共产品供给 生产方式 毛主席 中国

1、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特征
“4位1体”的中国农村社会，由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4方面组成，每个方面都是1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共存于农村社会这个整体之中。由于经济结构变化深刻影响着其他结构的变迁，对其特征的分析就成为探讨其他结构特征的逻辑起点。
1、 生产方式分散： 农村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在农村经济结构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当属农业的生产方式。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合作化与人民公社运动，到改革以来在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进1步转化为家庭承包制，无不是围绕农业生产关系调整和生产方式变动来进行的。这说明我们党抓住了农村经济工作的关键，但并不能说明这个问题就1定会得到合理而有效的解决。在采取何种农业生产方式这个问题上，理论界1直存在着争论。从1个时期以来“3农”问题逐渐暴露的情况看，也说明囿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我们1时还很难找到1种明确、合理而有效的解决办法。说到底，就是在过去的集体化破产之后，我们还没有找到1种在农业生产环节将广大而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的有效形式。然而，长期维持这种以1家1户耕作小块0碎土地的分散生产模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显然从根本上制约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农村社会的发展。
2、 公民素质不高： 农村政治结构的主要特征。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压迫，使中国农民只知道小民、顺民、臣民，或者以职业来划分的话，就是农民、工民、商民等，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公民。直至今日，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公民1词还是晦涩而模糊的，起作用的还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为自身、家庭或家族，也就是为“小圈子”谋利益的观念。追根溯源，就是漫长的分散、孤立、封闭的小农生产方式割断了人们之间内在的经济联系，使农民体会不到社会分工与合作的深刻意义，从而缺乏萌发、接受和内化公民意识的强烈动机。
3、 农耕意识厚重： 农村文化结构的主要特征。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挖掉了农耕意识存在的基础--1家1户耕作小块土地的生产方式。然而，农耕意识不但没能从农民头脑中清除，反而是深深地蛰伏于其内心深处，并且在实际生活中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后来联产承包1经推行，就立即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在当时，毛主席也许坚定地认为，在挖掉了农耕意识存在的基础后，农民就必然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合作化愿望。可历史表明，当时出现的所谓合作化高潮以及人民公社化的骤然完成，只不过是农民在强有力的政治宣传下所表现出来的盲从行为，不然也解释不了后来农民为什么对自留地情有独钟，而对集体劳动“磨洋工”，以及为什么政策1有松动的迹象，农民就有分田单干的冲动。这就向我们提出1个问题：文化传承除了受生产方式制约之外，是否还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农村的改革，使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农耕意识得到协调，因而在原来集体化形成的物质基础上爆发出极大的生产力。人们不曾料到的是，随着厚重的农耕意识重新找到了存在的基础，以及伴随着小农生产方式弊端的不断暴露，农民的思想素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滑坡，并直接制约了整个社会思想素质的提高。
4、 公共产品短缺：农村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长期以来，为保证城市工业化顺利进行，在我国逐渐形成了1种城乡分治的惯性思维方式。问题是：我们在改革农村生产关系的同时，并没有配套改革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致使在集体经济逐渐空壳化的同时，就留下了1个公共产品供给的重大制度缺陷，即人民公社体制下集体经济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管理和资源投入，在改革后至少是被大大弱化了。当然，现在也存在“村提留、乡统筹”的制度功能，但相对来讲，其功效实际上已无法与过去相比。按理说，这个缺陷应由国家财政来弥补，但在城乡分治的思维模式下，并没有进行这种制度建设。在粮食短缺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候，通过农村内部的各种途径安排，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基本上还能维持，然而，在农村经济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就显得难以为继了，特别是在城乡差别日益加大的状况下，甚至还引发了人们对公平与正义的重新思考以及对社会未来的担心与忧虑，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2、农村社会结构特征的逻辑演绎
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特征表明，农业生产方式分散，深刻影响着农村社会其他结构特征的形成和变迁，并且由此而展开各自的逻辑演绎。
1、生产方式分散与农村经济发展。首先，生产方式分散制约了农业的第2次飞跃。尽管分散的家庭经营可以有效克服农业的外部性，增加供给以及将劳动的监督成本降低到0，并且与农业规模经营并不矛盾，但由于庞大的农民基数和土地紧张局面的限制，从而使这种普遍存在的0碎、封闭、分散经营状况，成为我国农业向适度规模化、市场化和深度开发化经营的现代农业转变的根本障碍。其次，生产方式分散影响了农民的组织化发展。马克思对自然经济下的农民有1个形象比喻，说他们好像是1个个马铃薯，被装成1袋马铃薯1样缺乏有机联系。那么，市场经济下的小农又会如何呢？许多学者认为，只要生产要素运用能够给家庭经营者带来理想收益，他就不会排斥农业现代化。②然而现实或许是：即便农民存在农业商品化动机，如果土地0碎化、生产分散化和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态势得不到有效缓解，农民就不会有强烈的组织化愿望。这可以从农民已成为社会中的利益主体，但市场主体地位1直未确立的现实中得到证实。再次，生产方式分散强化了农民的小农经济意识。近代以来，每1次运动或革命几乎都呐喊要破除农民顽固的小农经济意识，但大都无果而终，原因恐怕是未能撼动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农生产方式。解放以后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挖掉了小农意识存在的根基，最终却以沉痛教训记入史册。推行联产承包的农村改革，可以说是以退回到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使之与这种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相适应，来换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光环逐渐退去之后， “3农”问题也突显出来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难题。由此提出了1个问题：在分散的生产方式与小农经济意识之间，究竟谁是首要逻辑？它们之间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还是1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呢？
2、公民素质不高与农村政治发展。首先，公民素质不高妨碍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据民政部对全国1些县(市) 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调查，村民在选举中的投票率1般都在80 %以上。③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农民的公民素质就有很大提高，因为农民在政治参与中往往过度放大了自我的我，社会的我被其完全掩盖了。而且，建立在缺乏公共信任基础上的政治参与，很难说是1种有效的政治参与。诸如此类的问题表明，农民的确要有1个培养或被指导的过程，若没有这个条件，农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自然就会受到限制。其次，公民素质不高制约了农民利益表达的规范发展。1个时期以来，农民的宗法观念、封建等级观念又有普遍抬头的趋势，“清官情结”再次主宰农民的法理意识。由于农民普遍缺乏合理合法而又明确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得他们在利益受到侵害时不知道去哪里表达利益诉求，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采取旧式的“告状”、越级上访或者有组织抗争等利益表达方式，如果矛盾激化，则有可能上升到暴力对抗，甚至冲击基层政府等。因而，如何将农民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纳入制度化轨道，是当前1个迫切而急需解决的问题。再次，公民素质不高影响了农村的民主建设进程。如果说，民主最好不要被描述为1个“体系”或1揽子制度，而是1种存在状态，那么，公民素质就是形成这种状态的基本元素。许多人将农村民主建设进程缓慢归结为国家和社会的扶持力度不够，这当然有1定道理，但公民素质不高才是根本原因。因为民主从来都是争取来的，从来就不可能靠施舍而获得，而且，尽管民主需要有经济为基础，但经济发展却并不必然导向民主。
3、农耕意识厚重与农村思想道德状况。首先，农耕意识厚重反映在利益观上就是自利与不合作思想。由于分散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在农民之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小农所能构造的就只能是极端自利与不合作的思想。虽然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挖掉了农耕意识存在的根基，但其传承并未中断。分散的家庭经营使这种意识重新找到了存在的基础，并逐渐与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结合在1起，异化着农民的心灵。因此，许多村民只注重个人利益，缺乏理想和信念，虽然他们之间也需要各种合作，但由于缺乏基本信任、需要付出极高的合作成本而难以实现。其次，农耕意识厚重所衍生的人身依附情结向宗族宗法观念倾斜。分散的生产方式使农民没有能力抵御各种自然灾害，也没有能力单独面对社会各强势集团的挑战，因而他们崇拜任何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力量，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解放前，农民在物质上依附地主和宗法势力，在精神上则依附各种虚拟化的神灵；解放后，农民在两方面都转而依附政府。1个时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党和政府的威信在农民心目中有所降低，农民的依附情结也就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族宗法意识普遍抬头以及乡村社会灰色化趋势明显。这或许表明，农民的依附心理正在向封建的传统观念回归。再次，农耕意识厚重在人际交往关系上的表现就是极强的圈子意识。在此，圈子意识是指以家庭为核心围绕小农生产方式所建构的1种狭隘、封闭、短视的观念。
1般来讲，小农的圈子有两个：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圈子和以地缘、邻缘为基础的亲戚、邻里、朋友圈子。这两个圈子被小农看成“圈内人”，此外则被视为“圈外人”。圈子意识形成了小农内外有别的2重性道德标准，缺乏社会公德意识，以情感取代理性，以价值取向代替事实判断，因而导致宗派、小团体盛行。可见，这与现代社会强调门户开放、人人平等、团结互助等原则是矛盾的。
4、公共产品短缺与农村社会事业建设。首先，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民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突出。义务教育中的“义务”，是指国家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力的义务，以及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而不是相反。⑤现实中却是城镇中小学教育由财政拨款举办，农村中小学教育则由农民自筹资金举办。当时的理由也许是农村人口拥有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而城镇人口没有。但问题是，随着工业化、市场化深入，土地产出效益在递减，而教育费用在递增，这种背离趋势使农村教育经费越来越捉襟见肘。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绝大部分是小学和初中文化，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很少，这种知识与人才结构显然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相距甚远。其次，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农村改革在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的同时也瓦解了集体经济，由此动摇了农村社会福利、保障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但当时我们并没有对依附于旧体制上的各种制度进行及时改革和完善，使之与这种新生的经济结构相适应。比如，由于集体公益金积累明显减少，使得以此为部分资金来源的合作医疗制度受到严重影响。农村其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大致也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处境。可以说，改革以来农村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农村相关制度建设的滞后效应所吞噬。再次，农村生产性和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陈旧落后。1个时期以来，由于国家战略重心过度集中于城市，再加上农村集体经济逐渐虚拟化，使得生产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陷入了市场失衡和政府缺位的双重困境之中，造成农村大部分生产性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功能明显减退。此外，由于长期饱受粮食短缺之苦，我们在突出农业生产重要地位的同时也就忽视了农村生活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城乡差别也更为明显。显然，这种片面强调经济功能而忽视人文、社会因素的发展模式，到现在是愈来愈难以为继了。
3、基于现状的应对思考
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逻辑演绎，展示了当今农村社会存在的1系列问题和矛盾的主要症结所在，同时也提出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
1、 探索新的农业经营体制，加快农民非农化步伐。就我国的国情而言，双层经营、统分结合的体制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在根本上必须坚持。问题是，承包地的有限性和农民的“多劳”积极性存在2律背反，正是这种“土地均分制”下的家庭承包与农业规模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互排斥性，使我国农业生产的局面至今未有实质性的改观。显然，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土地0碎分布的问题。如果说过去靠运动来推动农业合作化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么现在靠坐等农民自发萌动现代化热情则无异于“守株待兔”。经验表明，农业要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并向市场化和开发深度化发展，大都需要国家规制，而绝非仅靠市场力量整合就能实现。1般来说，解决办法只有两个：1是重走过去的集体化道路，但农业集体生产中可能存在的监督、激励、决策等问题，至少在现阶段是无法克服的，况且，集体从事农业生产的低效率至今还历历在目，这条路未必就走得通；2是培育种植大户，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看来，在坚持土地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1是通过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转移大量农业人口，缓解人地紧张局面；2是通过土地股份化等手段促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经营权向种养大户集中，并鼓励他们向农业现代化方向迈进。总之，只有减少农民，并使他们不再是农民，才能富裕剩下的农民，才能有农业的现代化，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
2、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培育农民市场主体地位。农村改革以来的1个基本事实，就是农民已成为社会中的利益主体，但其市场主体地位1直未能确立，由此极大地影响到农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个中原委应该是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迟缓、发育不良和功能缺失，没有真正成为农民在市场博弈以及与政府对话的忠实代言人。国际经验表明，农民经济组织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过分，因为在与社会各强大利益集团的博弈中，1盘散沙的个体农民不可能凭各自的“匹夫之勇”谋得较好的经济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我国农民经济组织弱小的症结究竟何在？为什么不能在流通领域先打开缺口、试点推广呢？原因大概有2：从主观上讲，农民的小农经济思想厚重，缺乏合作意识，体会不到分工与合作的意义。从客观上讲，现实中缺乏利益机制诱导，就是说目前市场末端利润太薄，农民经济组织在流通领域没有太大的生存空间，而反过来看，农民经济组织弱小、博弈能力差又正好是市场利润太薄的重要原因，由此陷入两难。这既需要农民自己转变思想、自强不息，同时更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关 和帮扶。1方面，要引导农民逐步克服依赖思想，树立合作意识，培养进取精神；另1方面，在政策上倾斜，扶持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在经济上将农民重新纳入组织化体系。虽然这个过程不可能1蹴而就，但惟有如此，个体农民才能被组织起来成为市场的主体，也才能逐渐改善不利的社会处境。
3、加强农民的公民素质教育，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政治参与的活动主体是公民，而公民能否有效参与政治、实现个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则取决于以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为核心内容的公民素质水平，而这也构成了民主作为1种状态而存在的基本元素。然而，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人们习惯于以臣民而不是以公民的身份生活，虽然历史上经历过频繁的运动和革命，进行了多次告别臣民的尝试，但这种意识传承太过深厚，人们的公民素质始终难有大的提高。
解放后，毛主席曾振聋发聩地提醒全党，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但是，长期通过频繁的政治斗争来达到教育农民的目的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1条需要引起深思的经验就是“，不是为教育而教育”，而是“寓教育于实践”。进1步说，就是将教育和改造融入到政策的实施中去。以此而论，在推进当前农村民主政治进程中，要根据农民讲求实际和务实的特点，拿出具体的例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形成1种机制，营造1种氛围，使农民切身体会和感受到，不顾公共利益的完全自利行为不仅是不光彩的，而且是无利可图的，更可能是损人又害己的；只有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样，通过诸多鲜活的具体事例的教育，使农民不断内化公民意识、培养公民行为、提高公民素质，由此逐步实现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由推动型向内生型转变。
4、 加强农民伦理道德建设，塑造当代农民新风貌。过去党在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落后状况，同时也将理想与信念隽刻在农民心中，不然就没有3年困难时期众志成城、共渡难关的感人历史。后来却没有将这种文化精神很好地植入市场经济身躯，造成金钱主义排斥社会正义，因而导致人心涣散，宗族宗法意识普遍抬头。笔者在湖南农村的实证调查也反映出，时下农民特别是中壮年农民自信心有所缺失，精神面貌有待振奋，而这个群体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应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虽说不能把现在农民的精神状态，与20 世纪5610年代农民战天斗地、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境界相比，但作为1个心智健全的现代公民，健康的心态、良好的自信心和精神风貌是必须具备的。因此，要发扬过去党开展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做到与时俱进。1方面，将农民的思想道德建设与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有机结合起来，逐步使农民克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无所作为的消极情绪，得过且过的精神状态和封建迷信的陈规陋习；另1方面，营造良好的道德伦理氛围，形成勤劳致富、自立自强、合作共济、奋发向上的风貌，在感召、净化人们心智与心灵的同时，激发、昂扬农民合作与进取的精神，努力造就1代具有良好精神风貌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5、健全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追根溯源，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短缺，是由于人民公社解体后对农村社会的制度设计不当或紊乱造成的。人民公社时期最大的失误，就是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但公平地说，当时农村公共产品和福利供给的效率不但不低，而且很高，这1点国际社会也有着广泛的认同。然而，我们在废除低土地产出率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同时，并没有将高效率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剥离出来、区别对待、加以完善。或许说，是把它们看作1个“罪恶”的整体，统统抛到9霄云外去了，同时却并没有周密设计1整套与家庭经营相适应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来弥补因为制度转型形成的制度空隙。这种由于制度设计问题造成的矛盾纠缠与激化，到现在已经无法掩盖了。因此，1方面，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的范围，加强公共财政延伸到农村的力度，建立城乡1体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以此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另1方面，还要完善过去良好的制度设计，如冬季或农闲时组织农民出工、出力修建各种基础设施，尽量以较低的成本为农村提供更多、更适用的公共产品。
这样，让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也能获得便利、安全、高效、多样的公共服务，使农村成为少有所学、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助、贫有所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总之，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逻辑演绎，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过去在改革农村生产关系时缺乏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所致，同时也表明，中央在新时期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可谓英明之举。
注释：
①金详荣、柯荣住《转型期农村经济制度的演化与创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4 页。
②转引自钱忠好《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创新研究(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271 页。
③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年版第29 页。
④ [美]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57 页。
⑤参见中国“3农”形势跟踪调查组、中汉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部《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227 页。
⑥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