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楚歌谁被困:要让一流人才掌权

　一个国家政体的先进性看是否由一流人才掌权，对于崇祯、李自成来说身边一流人才少得可怜，李自成还有一个李岩，崇祯一个也没有，袁崇焕也是二流，与韩信、徐达差了一大截，连后世的**也比不上。这个结果除特定的时空影响外，基本上都是自身造成的。

　　天启七年（1627），除掉魏忠贤后，崇祯打算重建内阁，挑了十几个人候选在难题面前，崇祯体现出了古怪的本色，闭门几天，想出了一个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绝招，只要用这招，无论选谁，大家都服气，且毫无怨言——枚卜。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在崇祯的亲自主持下，枚卜大典召开。所谓枚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抓阄。具体方法是，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字条上，放进金瓶，然后摇一摇，再拿夹子夹，夹中了入内阁。内阁大学士，大致相当于内阁成员，首辅大学士就是总理，其他大学士就是副总理，是大明帝国除皇帝外的最高领导——抓阄抓出来的。崇祯同志的首任内阁就此抓齐，总共九人，除之前已经在位的三个，后面六个全是抓的，包括后来被袁崇焕拖下水的钱龙锡，也是这次抓出来的。下面是崇祯十六年所杀所害之人。

　　崇祯初年巡抚都御史毕自肃自杀；冬十月戊戌，刘鸿训罢，寻遣戍

　　崇祯二年九月丁未，杨镐弃市；甲申，大清兵入遵化，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推官何天球等死之；下兵部尚书王洽于狱。崇祯三年庚寅，逮总督蓟辽都御史刘策下狱，论死；秋八月癸亥，杀袁崇焕。崇祯五年己未，巡抚都御史孙元化弃市；逮刘宇烈下狱，论戍。崇祯七年十一月庚辰，逮陈奇瑜下狱，论戍。崇祯八年甲午，以皇陵失守，逮总督漕运尚书杨一鹏下狱，寻弃市。崇祯十二年秋七月壬申，熊文灿削籍，寻逮下狱；八月癸巳，诏诛封疆失事巡抚都御史颜继祖；总兵官倪宠、祖宽，内臣邓希诏、孙茂霖等三十三人，俱弃市；丙午，下兵部尚书傅宗龙于狱。崇祯十三年冬十月癸丑，熊文灿弃市。崇祯十四年丁酉，逮郑崇俭下狱，寻弃市；五月庚辰，范复粹致仕。释傅宗龙于狱，命为兵部侍郎崇祯十五年以会推阁臣下吏部尚书李日宣六人于狱；丁卯，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寻弃市。崇祯十六年逮范志完下狱。

　　祟祯元年至崇祯十七年，当大学士的人选如下：孙承宗1631年11月，凤来1628年3月，张瑞图1628年3月，李木普1628年5月，来宗道1628年6月，扬景辰1628年6月，周道登1629年1月，钱龙锡1629年12月，李标1630年3月，刘鸿训1628年10月，成基命1630年10月，周延儒1643年5月，何如宠1631年8月，钱象坤1631年6月，温体仁1637年6月，吴宗达1635年5月，郑以伟1633年6月，徐光启1633年10月，钱士升1636年4月，王应熊1643年9月，何吾驺1635年9月，文震孟1635年11月，张至发1638年4月，林1636年6月，黄士俊1638年1月，孔贞运1638年6月，贺逢圣1642年6月，刘宇亮1639年2月，傅冠1638年8月，薛国观1640年6月，程国祥1639年4月，扬嗣昌1641年3月，方逢年1638年11月，蔡国用1640年9月，范复粹1641年5月，兆明恭1640年5月，张四知1642年6月，魏照乘1642年3月，谢升1642年4月，陈演1644年2月，将德璟1644年3月，黄景昉1643年9月，吴［生生］1643年5月，魏藻德1644年2月，李建泰1644年1月，方岳贡1644年2月，范景文1644年3月，丘瑜1644年2月。可以看出这些人的确不是第一流人才。徐光启是一个科学家，决不是一个好政治家。

　　我们这里举几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人，徐光启生于1562年4月24日，字子先，号玄扈，汉族，明朝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中国明末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著有REN《徐氏庖言》、《诗经六帖》，编著《农政全书》、《崇祯历书》，译《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为了纪念徐光启而改名为徐家汇）一个小商人的家里。当时的法华汇还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四周都是种满庄稼的农田。徐光启小时候进学堂读书，就很留心观察周围的农事，对农业生产有着浓厚的兴趣。青少年时代的徐光启，聪敏好学，活泼矫健，当时人们说他“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喜欢雪天登城，在龙华寺读书时喜登塔顶，“与鹊争处，俯而喜”。万历九年（1581）中秀才，“便以天下为己任。为文钩深抉奇，意义自畅”，他曾说道“文宜得气之先，造理之极，方足炳辉千古”。这是由神童到才子的形象。二十岁考中秀才以后，他在家乡和广东、广西教书，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广泛阅读古代的农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农业生产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他又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万历九年中秀才后，因家境关系，徐光启开始在家乡教书。加之连年自然灾害，他参加举人考试又屡试不中，这期间，他备受辛苦。大约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光启受聘去韶州任教，二年后又转移至浔州。徐光启在韶州见到了传教士郭居静（L。Cattaneo）。这是徐光启与传教士的第一次接触。

　　在郭居静那儿，他第一次见到一幅世界地图，知道在中国之外竟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又第一次听说地球是圆的，有个叫麦哲伦的西洋人乘船绕地球环行了一周；还第一次听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能清楚地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从此，他又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更加丰富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本已落选，但却被主考官焦竑（1540—1620）于落第卷中检出并拔置为第一名。现在看来，徐、焦二人都主张文章学问应该“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或许在经世致用思想上的一致，徐光启才被焦竑赏识并被拔置第一的。但不久焦竑被劾丢官，转年徐光启参加会试也未能考中进士。他便又回到家乡课馆教书。在同郭居静交往的时候，徐光启听说到中国来传教的耶稣会会长利玛窦精通西洋的自然科学，就到处打听他的下落，想当面向他请教。1600年，他得到了利玛窦正在南京传教的消息，即专程前往南京拜访。徐光启见到利玛窦，对他表示了仰慕之情，希望向他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利玛窦看他是个读书人，也想向他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并热衷发展他为天主教徒，就同他交谈起来。他们从天文谈到地理，又谈到中国和西方的数学。临别的时候，利玛窦对徐光启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请求未置可否，却送给他两本宣传天主教的小册子。一本是《马尔谷福音》，讲的是耶稣的故事，另一本是《天主实义》，是利玛窦用中文写的解释天主教义的书。（1603）万历三十一年。经过三年的考虑，徐光启在南京接受洗礼，全家加入了天主教。后来徐光启一直是教会中最为得力的干将。万历三十二年徐光启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徐光启20岁时中秀才，36岁中举人，考中进士时已是43岁，为科举功名共用去了23年时间。徐光启在未中进士之前，曾长期辗转苦读，在破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后，深知流行于明中叶以后的陆王心学，主张禅静顿悟、反对经世致用，实为误国害民。有人记述徐光启当时的变化说：“（他）尝学声律、工楷隶，及是悉弃去，（专）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还有人记述说“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诗赋书法，素所善也，既谓雕虫不足学，悉屏不为，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穷天人指趣。”（邹漪《启祯野乘·徐文定传》、张溥为徐光启《农政全书》所写序言）徐光启思想上的如此转变，使他的后半生走上了积极主张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道路。徐光启是明学术界、思想界兴起的实学思潮中的一位有力的鼓吹者、推动者。

　　徐光启考中进士，后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的官职，在北京住了下来。在馆所撰课艺，如《拟上安边御敌疏》、《拟缓举三殿及朝门工程疏》、《处置宗禄边饷议》、《漕河议》等，表现了徐光启忧国忧民的思虑和渊博的治国安邦的谋略。利玛窦在同徐光启见面的第二年，也来到了北京。他向明神宗贡献礼品，得到明神宗的批准，在宣武门外置了一处住宅，长期留居下来，进行传教活动。徐光启在公余之暇，常常去拜访利玛窦，彼此慢慢熟悉了，开始建立起较深的友谊。1606年，徐光启再次请求利玛窦传授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爽快地答应了。他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原本》做教材，对徐光启讲授西方的数学理论。利玛窦每两天讲授一次，徐光启总是准时到达。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徐光启完全弄懂了欧几里得这部著作的内容，深深地为它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推理所折服，认为这些正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不足之处。于是，徐光启建议利玛窦同他合作，一起把它译成中文。开始，利玛窦对这个建议颇感犹豫，因为欧几里得的这部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和中文语法不同，词汇也很不一样，书里的许多数学专业名词在中文里都没有相应的现成词汇。要译得准确、流畅而又通俗易懂，是很不容易的。早先曾有一个姓蒋的举人同利玛窦合作试译过，就因为这个缘故而不得不半途而废。但徐光启认为只要肯下功夫，总是可以译成的。在他的一再劝说下，利玛窦也就同意了。

　　从1606年的冬天开始，开始了紧张的翻译工作。先由利玛窦用中文逐字逐句地口头翻译，再由徐光启草录下来。译完一段，徐光启再字斟句酌地作一番推敲修改，然后由利玛窦对照原著进行核对。遇有译得不妥当的地方，利玛窦就把原著再仔细地讲述一遍，让徐光启重新修改，如此反复。徐光启对翻译非常认真，常常是到了深夜，利玛窦休息了，他还独自坐在灯下加工、修改译稿。有时为了确定一个译名，他不断地琢磨、推敲，不知不觉地就忙到天亮。译文里的“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等等中文的名词术语，都是经过他呕心沥血的反复推敲而确定下来的。

　　1607年的春天，徐光启和利玛窦译出了这部著作的前六卷。徐光启想一鼓作气，接着往下译，争取在年内译完后九卷，但利玛窦却主张先将前六卷刻印出版，听听反映再说。付印之前，徐光启又独自一人将译稿加工、润色了三遍，尽可能把译文改得准确。然后他又同利玛窦一起，共同敲定书名的翻译问题。这部著作的拉丁文原名叫《欧几里得原本》，如果直译成中文，不大象是一部数学著作。如果按照它的内容，译成《形学原本》，又显得太陈旧了。利玛窦说，中文里的“形学”，英文叫作“Geo”，它的原意是希腊的土地测量的意思，能不能在中文的词汇里找个同它发音相似、意思也相近的词。徐光启查考了十几个词组，都不理想。后来他想起了“几何”一词，觉得它与“Geo”音近意切，建议把书名译成《几何原本》，利玛窦感到很满意。1607年，《几何原本》前六卷正式出版，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了明末从事数学工作的人的一部必读书，对发展我国的近代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徐光启虽然没有能够再和利玛窦一起译出《几何原本》的后九卷，但他又陆续写了许多其他的科学著作。

　　万历三十五年（1607）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不久丧父，返乡守制。

　　万历三十八年（16l0）徐光启守制期满，回京复职，此后除几次临时性差事之外，一直担任较为闲散的翰林院检讨。和当时一般文人官吏热衷于笔墨应酬不同，徐光启用较多的时间进行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等科学技术研究，从事了不少这方面的翻译和写作。在写给亲戚的信中徐光启自述道：“昨岁偶以多言之故，谬用历法见推……惟欲遂以此毕力，并应酬文墨一切迸除矣。何者？今世作文集至千百万言者非乏，而为我所为者无一有。历虽无切于用，未必更无用于今之诗文也。况弟辈所为之历算之学，渐次推广，更有百千有用之学出焉。如今岁偶尔讲求数种用水之法，试一为之，颇觉于民事为便……弟年来百端俱废者，大半为此事所夺。”（《徐光启集·致老亲家书》）其中的“用水之法”，指的是万历四十年（1612）与传教士熊三拔（S．deUrsis）合译的《泰西水法》，书中介绍了西洋的水利工程作法和各种水利机械。在此期间，徐光启还与传教士合作再次校订了《几何原本》并出版了第二版。同时他还为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此书介绍了西方的笔算数学）、熊三拔编著的介绍天文仪器的《简平仪说》等书写了序言。这些序言表达了徐光启对传人的西方科技知识的看法。向传教士学习科技知识的同时，徐光启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也进行了协助，帮他们刊刻宗教书籍，对传教士的活动也有所庇护。徐光启的这许多行为，多被朝臣误解，加上与其他官员的一些意见不合，因此他辞去工作，在天津购置土地，种植水稻、花卉、药材等。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l3—1618）间，他在天津从事农事试验，其余时间则多是往来于京津之间。这期间，徐光启写成“粪壅规则”（施肥方法），并写成他后来的农学方面巨著《农政全书》的编写提纲。

　　崇祯帝即位，杀魏忠贤，阉党事败。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官复原职，八月，充日讲官，经筵讲官，为天子师。崇祯二年，他又升为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已是朝廷重臣。这期间，徐光启对垦荒、练兵、盐政等方面都多所建白，但其主要精力则是用于修改历法。前此自从与传教士接触之后徐光启即留心天文历法。万历四十年（16l2）就有入推荐由徐光启督修改历，未成。至此崇祯二年（1629）五月朔日食，徐光启恢西法推算，其结果较钦天监为密，九月，朝廷决心改历，令徐光启主持。徐光启从编译西方天文历法书籍人手，同时制造仪器，精心观测，自崇祯四年（1631）起，分五次进呈所编译的图书著作。这就是著名的《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别人亲见并记述了他的这段生活，说他“扫室端坐，下笔不休，一榻无椎……冬不炉，夏不扇……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夜半乃罢。”（张溥为《农政全书》所写的序）这时，徐光启已70岁了，但其研究热情不减，亲自实践，目测笔书，融汇中西，不愧为一代科学家的风范。崇祯五年（1632）六月，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予机要。“每日入值，手不停挥，百尔焦劳”，“归寓夜中，篝灯详绎，理其大纲，订其细节”，这正是他宰相兼科学家繁忙生活的写照。如此繁忙，不久，他就病倒了。这年十一月，加徐光启为太子少保。崇祯六年（1633）八月，再加徐光启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至此，他已是位极人臣了。十一月病危，仍奋力写作“力疾依榻，犹矻矻捉管了历书”，并嘱家属“速缮成《农书》进呈，以毕吾志”。1633年11月10日，一代哲人逝世，终年72岁，谥文定，墓地现存于上海徐家汇光启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