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试论腐败的原因及其对策

在当代政治经济中，腐败问题已经变得臭名昭著，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痛心疾首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何原因让腐败变得如此泛滥，联合国官员说：“腐败低廉的‘生产成本’足以让殖民时代洗劫加勒比与太平洋地区的强盗们感到嫉妒，因为利用职权进行欺诈的行为，耗尽的成本只占所得‘收益’的百分之三，腐败的成本和风险如此之低，以至让后来者趋之若鹜”。[①]一．腐败现象猖獗的主客观原因㈠．社会历史条件方面的原因：⑴ 转轨时期新旧体制的交接不到位，形成交叠现象。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我国的管理制度和法规一下子跟不上，政府在运用权力对国家进行管理时人治与法治并存。使某些拥有权力而民主意识淡漠，并习惯于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官员，不正当地运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法治”又使少数执法人员利用法制的不健全，执法不严，甚至以执法谋私。 ⑵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经济水平比较低下，结构不平衡，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等历史状况，也是诱发腐败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国家干部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而社会上一些富有者的奢侈生活有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诱惑，于是少数经不起考验的干部就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生活资料。另外，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有些企业用尽各种手段进行促销，包括送礼、回扣和行贿等，这种经济上无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加剧了腐败的蔓延。⑶ 剥削阶级思想影响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们党经验不足，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原因，极不恰当地提出“共产党要带头致富”、“让党政干部尽快富起来”等错误口号，并对腐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不加分析和选择地进行渲染，从而造成部分干部阶级思想泛滥，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腐败的蔓延。㈡．程序和制度方面的原因：⑴ 反腐败制度和程序不完善：A.反腐制度与程序的刚性不足，打击无力，规定过于笼统，一般号召性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少，文件的规定也仅仅限于“严肃”、“不得”、“应当”等限制性字眼，对于那些隐蔽很深，流动很大，犯罪领域广泛的腐败分子，缺乏一种快速反应能力,缺乏对限制性规定的具体执行和操作措施。B.对腐败的界定不够明确清晰，许多案件需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去说明，难免不使某些腐败现象缺乏打击的依据而任其泛滥。C.缺乏司法独立性和新闻自由，执法不严密，极容易受领导不正当行政干预，受执法人员权钱交易的干扰和包庇，受关系网的束缚。D.反腐败缺乏合理的利益机制，在反腐斗争中往往片面地强调公职人员廉洁自律的重要性，把廉政的希望过多地寄托于公职人员道德自觉性上，忽视运用合理的利益机制来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⑵ 反腐败制度和程序不合理：A.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党政领导缺乏强有力的权力制约，少数领导个人专断，既成为导致腐败的原因，又成为包庇腐败的最佳保护伞。B.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具有封闭性，使我国干部的任命极容易受领导意志的左右。⑶ 反腐败制度和程序不配套：A.民主监督制度不配套。在我国，各种监督制度各自为阵，互相扯皮，甚至互相否定，限制了监督机制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B.廉政制度不配套。要维护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就必须使他们时时处于广大群众、法律、制度、舆论的监督之下，但是我国现行的廉政制度，偏重事后追惩，缺乏预防腐败的功能。㈢．组织管理方面的原因：反腐败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密切协调和配合，而我国当前反腐组织管理工作中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⑴ 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主义是当前我国腐败难以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在反腐问题上，许多地方和部门用个人感情代替法律和政策，对有连带关系的腐败分子态度暧昧，千方百计地袒护违纪干部，助长了腐败分子的气焰，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⑵ 政府在职能转换中的不规范行政行为，也是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由于长期的政企不分，导致大量官商、官倒等腐败现象出现，而政府职能的转换涉及权力的变更和转移以及政府机构人员的调整，所以难免会发生因维护既得利益而产生的不规范行为。⑶ 反腐斗争中，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动真格的果断决心和坚决措施，畏首畏尾，风声大，雨点小，从而出现“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薄鞭罚罪”的现象，[②]这种不痛不痒的处理是对腐败者的一种宽容和放纵，从而加剧了腐败的泛滥。㈣．文化修养方面的原因：⑴ 由于我国经济文化落后，全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再加上缺乏启蒙运动那样轰轰烈烈的民主思想的熏陶，因而现代公民意识不强。相反，官本位观念、特权观念、宗法观念等封建残余得不到彻底的清除和涤荡，“读书做官”、“当官发财”、“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陈腐政治观念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其产生的社会氛围对人们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和导向，同时也为腐败准备了肥沃的土壤。⑵ 某些传统的民族习俗和人际关系，对社会风气会产生不良影响，也一定程度上滋长了腐败。传统的风俗侵入公共生活领域，诸如“礼尚往来”、“以物表心”、“知遇之恩”对人们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造成了公私不分的恶劣现象。这些传统的习俗为行贿提供了借口，也为受贿者找到了理由，从而为腐败披上了一件漂亮的外衣，加剧了腐败的蔓延。⑶ 由于缺乏一种文明的宗教信仰，使得我们中国官员的心灵迷失，欲望受不到必要的制约。在中国，党员干部是不允许有宗教信仰的，我个人认为这种措施是极其荒谬的、不人道的，共产主义仅仅是一个政治目标，而不是一种信仰，提倡宗教信仰与坚持共产主义根本不存在一个矛盾关系，完全没有必要为坚持共产主义而禁止宗教信仰。一些腐败分子之所以贪得无厌、知法犯法，之所以得意忘形、目无法纪，是因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使他们能自求心理的平衡和慰藉，从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而不得自拔。⑷ 思想政治教育不具体，不到位，起不到应有的预防作用。在我国，只有那些被认为思想先进、政绩突出的干部才有资格进党校学习，而对那些心怀不轨，有腐败倾向的官员则缺乏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教育，我认为这完全颠倒了教育的意义，而且教育的内容空洞乏味，官员很难意识到腐败行为给人民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从而使进党校学习仅仅成为一种升官晋级的手段。另外，学校教育游离了传统人文教育轨道，它不再引导学生们去追求全面和谐地培养自身的人格和个性，而是授予学生谋生之道，教育实践完全陷入实用的技术教育和工具性教育，英语课程的超级霸主地位便是一个例证。重视价值的人文教育面对熙熙攘攘的市场日渐萎缩，精神的永恒变成了无用性，从而造成了大部分学生自由民主意识不强，使得反腐败斗争缺乏一支强有力的后续力量。㈤ 现代技术方面的原因：现代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为廉政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尖端技术支持下的腐败形式，各种基于网络的违规操作，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大发展而带来的跨国腐败，使腐败行为日益隐蔽，腐败现象日益猖獗。二.反腐倡廉的具体措施腐败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一颗毒瘤，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给我们造成极大的损失，这就要求我们同心协力为消灭腐败而斗争。反腐败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社会舆论的冷漠、人性良知的扭曲和道德底线的溃散往往是腐败的开始，所以从长远看，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和民众素质的提高是反腐败最根本的措施，总结国内外反腐经验及研究成果，我认为应该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第一，振兴社会道德，倡导人文精神。加强政治道德教育，扩大教育范围，提高政府官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道德规范是遏制违法违纪行为发生的第一道防线”，[③] 如果反映崇高道德原则的规范能够深入公职人员的心灵，加上体制的制约，腐败就会得到更有效的控制。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从校园开始加强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从而形成一种个人政治道德的内约机制。第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健全法制法规，加大惩治腐败分子的力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克服传统风俗及传统政治观念的负面影响，提高他们的民主法治意识，从而形成一种遵法为荣、违法为耻的法治文化。第三，增加政务透明度，抓好干部的考核和选拔工作，扩大舆论监督的自由，加强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起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等多方面的严密的监督网络。科学地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和地区反腐败的程序和制度，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第四，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斗争，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正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坚决遏制腐败现象”。[④]第五，严格限制行政管制范围，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倡社会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形成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推进反腐败。”[⑤]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党政干部直接掌握的人、财、物的范围会大大减小，这有利于遏制腐败。第六，引进竞争择优机制，实现政治系统合理的新陈代谢，及时淘汰消极的、腐朽的因素，积极引进优良的新生成分，从而保持系统的生机勃勃、壮大发展。第七，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增强反腐败的内在动力。使政府官员的正当利益与反腐败的表现有机联系起来，建立领导廉政责任连带制度，因为领导是组织的核心，对于领导来说仅仅廉洁自律是不够的，如果一个领导不能在他负责的组织中有效地控制腐败现象，那么这个领导即使自身没有腐败，也必须对组织中的腐败现象负领导责任，接受相应的处罚，付出相应的代价，只有这样，各级政府领导才会从维护集体利益和自身利益双重目的出发重视组织中的反腐败斗争，也只有各级领导充分重视，才会形成强大的反腐力量。第八，增加廉政政策的现代技术含量。韩非子说：“时移则事易，事易则备变”，廉政政策作为一个发展运动的主题，要保证其运行的协调和监督的有效，必须有相应的技术作保障。当前，我们要建立分类合理、信息准确有效的廉政档案系统，并与组织人事部门的录用考核系统协调运作，建立公共信用账户，通过廉政状况和廉政政策的评价指标，实现对各权力部门和职能部门的信用管理；通过网络实现经济管理部门、海关和司法等部门的协调运作，积极开展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通过使用多媒体和信息技术实现廉政信息反馈的多元化，畅通反馈渠道等等，从而有效地控制腐败的蔓延。三.将腐败控制在“最佳程度”反腐败斗争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必须团结全社会的力量尽最大努力控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但是争取反腐败胜利应以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为基本前提，而且，要完全消灭腐败也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只能将腐败控制在一个“最佳程度”。随着腐败的愈演愈烈，腐败行为总量的激增，每增加一个单位都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成本，由此而造成的后果在图中上升斜线中表现出来。假如仅有为数不多的腐败，发现他们的代价是很高的，反之，若腐败成风，发现他们就会很容易，实施反腐败的单位成本就会相对小一些，这样，我们可以假设一条削减腐败的边际社会成本的下降曲线，该曲线在图中表示出来，这两条曲线的交叉点所表现的是腐败行为和铲除腐败的努力所付出的最低代价的结合，这一点在此即表明最佳程度的腐败（图中的Q点），所以“反腐败的最佳量并不是无限的，而腐败的最佳量也不会是零”。[⑥]四.结语综上所述，腐败是当今人类政治生活中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它的产生与蔓延有着极其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总起来看，主要有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程序制度不健全、组织管理不当、思想教育和文化修养不合理、现代科技佑护等几个方面的原因。反腐败不是孤立的政治斗争，而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没有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全面地克服和解决现代化带来的各种矛盾冲突，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社会基础。并且我们要把反腐斗争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处理好它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行政效率及法制建设的关系，通过对腐败现象的惩治，维护和推动现代化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