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通之意的意思是什么: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 / 65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共67页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1-10-21 21:14
　　“铸大钱”是非辨
　　
　　王振今说周景王进行了“金融变法”，大约指的是铸大钱的事。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出与金融有关的例证了。
　　这件事见于《国语•周语下》的记载。大意是：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景王将要铸造大钱，就是大面值的钱币。东周的钱币也称为布，由铲形农具演化而来。卿士单穆公（单旗）进谏说：
　　“不可。古时候天灾降临，才权衡钱币的轻重，以便赈济百姓。若是百姓嫌钱轻，就铸造大钱使用，于是大钱就辅助小钱来流通，百姓都能够受益。若是钱重不能承受，就多铸小钱使用，也不废除大钱，于是小钱便辅助大钱来流通。小钱和大钱都利于流通。
　　如今吾王废除小钱而铸造大钱，丧失了资财，能不受困吗？若是百姓穷了，吾王的财用也会因此而匮乏，就要厚敛于百姓。百姓负担不起，便会产生外逃之心，这是迫使百姓离散啊。……
　　况且刮尽民财来充实王室，好像堵塞大河的源头来蓄积地塘，用不了多久大河就会干涸。如果百姓离散而财用匮乏，灾害到来却没有防备，吾王将要怎么办呢？我们周室在防备灾害方面疏漏之处甚多，而又要夺取百姓的资财以加重灾害，这是废弃善政而毁灭百姓，您要慎重考虑啊。”
　　景王不听，终于铸造了大钱。（全文很长，这是节译。）
　　这篇文字，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特别珍贵的古典资料。它的珍贵之处在于：
　　第一，这是中国最早的铸造钱币的记载。表明起码在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也就是2500多年以前，中国已经铸造了金属货币。用考古的成果来对证，出土的最早的布币，是春秋晚期的，与周景王的年代大体上符合。
　　第二，单穆公的这段话，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轻重之术”②。“轻重”是中国古代最为流行的经济学术语，讲的是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价格之间的关系。社会上商品多了，需求少了，货币少了，就叫“物轻钱重”，价格就要跌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商品贱了，钱实了”。反之，如果商品少了，需求多了，货币多了，就叫“物重钱轻”，价格就会高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商品贵了，钱毛了”，经济学的术语称为“通货膨胀”。
　　第三，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货币平衡”的概念，就是投放到市场上的货币量，要做到供求平衡。投放少了，不够用，影响流通；多了会影响通货膨胀。
　　第四，提出了大钱、小钱相辅而行，也就是今天的主币、辅币相辅而行的概念。
　　由此可见，单穆公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货币理论，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尽管在今天看来未免粗疏，但其开创之功是值得重视的。
　　那么，周景王铸大钱算不算变法或改革呢？读了上文，自然就会得出结论：完全不是。他铸大钱的目的，是为了搜括民财，充实府库。铸了大钱，却废止了小钱的流通，而老百姓手里的小钱，并不能按照一定的比例兑换大钱，却窝在手里变成了废铜。钱币只是一种价值的符号，它本身的实物价值并不等同于符号所代表的价值。所以老百姓手中的小钱当作废铜来卖，并值不了几个钱。景王铸大钱，并不是什么变法或改革，而是在公开地掠夺百姓的财富。所以单穆公认为：铸大钱必然会造成百姓的贫穷和离散。而且大面值的货币，往往是通货膨胀的一种信号。就是在今天，银行盲目地发行大票（大面值的货币）也不是一件好事。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现在市场上到处都是500元或1000元的大票，老百姓对物价的预期会怎样？对物价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会怎样？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1-10-21 22:32
　　感谢居士：地塘为池塘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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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1-10-24 21:05
　　怎么扯上了老子与《道德经》？
　　
　　王振今认为：周景王变法的指导思想与纲领，就是“老子文”，又称《义经》，也就是《道德经》。周景王把这部经典刻在无射钟上，所以称为“无射变法”。
　　这真是异想天开的奇谈怪论，说的是哪儿和哪儿啊！他把本来不相干的事硬拼凑到一起，便妄下断语，强加解释，简直是对古代历史和文化开玩笑！他误导了许多不太熟悉古代历史和文化的人，罪莫大焉。我们必须予以澄清。
　　先说老子。
　　《史记》上有一篇《老子韩非列传》，对于老子其人，提出了四种说法。看来老子是什么人，司马迁已经弄不清楚了。不过司马迁还是偏重于他自己的第一种说法，这种说法的证据较多，也为古往今来的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这说法就是：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音丹），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当过“周守藏室之史”（图书档案馆长）。孔子到周，曾去拜访老子，向老子问过礼。
　　王振今所遵循的也是这种说法，只是他作了更多的曲解。
　　老子在周当“守藏室之史”的年代不详。现在唯一能做座标的一件事，就是孔子到周见老子。据多数学者考证：孔子到周是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孔子34岁时。也有人认为应该比这更晚一些。我们可以大体上定在周敬王二年——四年之间（鲁昭公24-26年，公元前518-516），正是王子朝作乱的时间段里。这大约就是王振今把老子拉扯进来的根据，但对于一些历史细节，他却没有作过什么考证。
　　据《左传》记载：王子朝起事后，曾占据过王城。敬王二年正月，王子朝从王城转移到邬（今河南偃师南），以后又转移到巩（今河南巩义市一带）。敬王四年，十一月，晋师攻克了巩，王子朝战败奔楚。
　　由此可见，在孔子到周这个时间段里，王子朝并不在洛邑（今洛阳），老子也没有随王子朝转移到外面去，看来老子并不是王子朝的同党。按照王振今的说法，老子的《道德经》是周景王和王子朝的治国纲领，老子是他们的国师，精神领袖，那么在王子朝离开洛邑时，怎么不把老子带走？老子本来“以自隐无名为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主张隐遁，并不热心于政治，怎么会卷入王子朝的叛乱中去？
　　再说《道德经》。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道德经》，是否是老子所写，历来在学者中就有争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在周居住很久，看到周朝衰落，便西行而去。到了一个关隘，关令尹（守关的官员）知道来的是老子，便说：“先生将要隐遁起来了，应该把自己的学问为我写成书，以便传流后世。如果不给我写，不许先生过关。”老子无奈，只好写下了5000多字，便是《道德经》上下篇五千余言，然后过关而去，后来便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
　　这只是一个传说。学者们多认为《道德经》不是春秋晚期的作品，应该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伪托老子之名写的。上古时期没有著作权和稿费，也用不着出书评职称，著作往往要伪托一位历史名人为作者，以增强知名度。但《道德经》尽管不是老子所写，可能追述了老子的某些思想。
　　既然老子在洛邑当“守藏室之史”时没有写作《道德经》，周景王怎么会把这书的内容刻铸在无射钟上？这不是和近视眼看匾的故事一样可笑吗？人家的匾还没有挂出来呢，你忽悠什么？
　　王振今说：《道德经》又称《义经》，更是荒唐到极点。查“义经”一词出于《逸周书•太子晋》，说是晋国的师旷（乐师）到周拜见太子晋时，用瑟弹奏了《无射》曲，唱道：
　　“国诚宁矣，远人来观。
　　修义经矣，好乐无荒。”
　　这段歌词，翻译过来就是：
　　“国家真正安宁了，
　　远方的人会来瞻仰。
　　坚持不懈地施行仁义，
　　会快乐而不放纵。”
　　歌词中的“修义经矣”，经，是长久、坚持不懈的意思，所以译作“坚持不懈地施行仁义”，而不是“写作《义经》”的意思。这和老子的《道德经》根本是驴唇对不上马嘴。
　　附带说一下：太子晋，名晋，字子乔，又称王子乔，灵王的长子，景王之兄，传说他没有死，而是升天成了仙。今河南偃师缑山上有一通碑，碑额有“升天太子之碑”六个大字，是唐朝武则天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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