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与愿违的下一句:感谢苦难·读史铁生

感谢苦难·读史铁生 

 作者：猫儿不吃饭 提交日期：2007-3-18 21:25:00  

　　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的文学史上缺少相当有力度的心理题材的小说。细腻深刻如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作品几乎是没有。现代曾有一位才华过人的女作家张爱玲在这一领域做过一定的探索，并写出《金锁记》、《心经》、《沉香屑·第一炉香》等作品，但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综合原因，她的伟大探索并没有就此延续下去。我们有的是豪迈慷慨的作品，有的是种种主张引导下的主流作品，但是我们惟独缺少最重要的关注我们内心的作品，尤其是内心感知的苦难，这是人之为人的至高点。

　　 所以史铁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诞生一方面缘于他身体的因祸得福，另一方面还要归功于他长久以来不倦的探索。他关注内心，不仅仅局限于他自己本身。他站在人的疑难的最高处，体悟着凡俗人生的一点一滴：“在我们几十年的生命里，最不可能枯竭的就是疑难，而不是幸福。”他善于抓住灵魂的每一丝颤动：“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的巧合，在这个气温骤降的午后，在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之后，我的灵魂感受到了他的震撼，来自灵魂的震撼。”可是，他有着一双穿透纷繁芜杂的世俗直逼事物本镇的本领：“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惟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他对苦难更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磨难是每一个人都避不开的。也很难比较磨难的轻重、大小。苦难既可以使人把生命看得更深入，更宽广，也可能让人变得狭隘。关键的不是深入生活，而是深入思考生活。”因为“当你不仅能够享受快慰也能够享受哀伤，你就看见了美”。这便是史铁生，这便是他的苦难观。

　　史铁生与众不同，他寻找的是人精神的归宿问题：《命若琴弦》隐含的是整个人类需要一种虚幻目的的悲剧性，具有准寓言式；《毒药》中两位老者的互认和对话营造的迷宫气氛，形式的自觉和对人类困境思考的高度结合：“永恒只是现在，来生总是今天……是永恒之舞，是亘古之梦”，而梦与舞这些象征亘久生命（彼岸）是事只是今生（此岸）的寻找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的，直到用完所有的力气。

　　关于历史与人的命运，作家坚持进行痛苦而卓绝的精神探索。史铁生说：“写作就为生存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在他的作品中，更多地渗透了宗教意味、终极语义和传统士大夫抵御苦难的儒道互补精神。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作家，更是一个亲身体验生命苦难的行走者，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比其他的作家更有代表性。在他的作品中，既有知青的普遍体验，让人的主体性在文革这段历史与人的得失的反思中体现，还有残疾人内心深处自卑和自尊的痛苦挣扎，这是别人无法体会的不能自助自足的生存境况。

　　现代主义文学家都相信，人类命运是不可避免的疑问，苦难当是命运的不可或缺之笔，人生将因此而产生质变，升华还是堕落，都不是定数，这样一种存在形式并不需要解答，因为“人类学会了在创伤中寻找安慰”。史铁生不断地笑对生活质疑命运，即使找不到答案或者学会了在创伤中寻找慰藉，他也表现了一名生存者对生命的敬畏，更可贵的是在思考的过程中他认清了精神重建的核心，即目的皆是虚空，人生只有一个实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唯有实现精神的步步升华才是意义之所在。以这样的精神追寻亦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其所体验的历史过程和人的关系。《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似乎已融合了现实与历史，今天和往昔，现代和远古的界限……在作家的经验、感情世界里，几近停滞的生活节奏，低下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都后退成淡隐的背景”，对理想化过去的寻找，并将其镶嵌在现时的时间框架之中 ，为的是使精神拥有一片可靠的根据。在《我与地坛》中，“命运”、“寻找”、“死亡”等母题上，呈现出大自然的宁静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过去和现在，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幻想与现实结合。

　　史铁生具有浓厚的主体清醒意识和顽强的理性精神。他这样看待过去：“往事，过去的生活，分为两种。一种是未被意识到的，它们都已无影无踪，甚至谈论它们都已不再可能。另一种被意识到的生活才是真正存在的，才被保存下来成为意义的载体。——苦难也应如此吧。”他从自身困境出发，将理性的触角伸到人本问题的最深处，如对死亡的默想，生命的沉思：“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目。”人的欲望和实现欲望的能力之间的永恒差距，宇宙终归毁灭那么人生有何意义：“看来差别是永远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设若智慧或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造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等等。他并不相信有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当思索着人以及有关人生的一切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从人自身出发，又回到人自身，因而才会看到人生的诸多矛盾、痛苦和人自身的软弱无力，他和外在于人的形而上学的本体神一直保持着遥远的距离。尽管其思考有时有呈现出一种神秘的虚幻，但却始终伫立于虚幻之外，他信仰的还是人。他在致杨晓敏的《一封信》中说：“我确曾如您所判断的，一度甚至几度地在寻求突围。但我现在对此又有点新想法了——那是突不出去的，或者说别指望突出去。”“为生存寻找理由却终于看到了智力的绝境——你不可能把矛盾认识完，因而你无从根除灾难和痛苦。”《自言自语》：“已经有人说过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见这种困境，无视这种困境，不敢面对这种困境——以此来维系乐观，是傻瓜乐观主义。信奉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终有一天会上当受骗，再难傻笑，变成绝望，苦不堪言。”这是何等的深刻与冷静，真实而独特的感受！

　　从上帝转向佛祖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无论是等待救世主式的“天国”或者“菩提本无树”式的净土，都不是他寻找的精神的根之所在。史铁生对于人类精神归宿的终极追问是崇高的爱的情愫的表现，亦意味着他必然靠近宗教，但其最终无法通过宗教达到精神的乐土，而只能在路上徘徊，在“无根”的精神漂泊状态下，只得挖掘出命运这个主题，但这不可避免地带有疲软的性质。

　　人生的希望在于生之过程与人的精神，欲望永无止境，矛盾不可能穷尽，极乐世界无异于一片死寂，唯有西绪福斯神话才是人类唯一的救赎之路。既然目的是虚幻的，虚幻如一个莫须有的地址，那么何不陶醉于脚下的跋涉，而去寻求一种莫须有的空幻？一个人，当他将生命真正视为一个过程的时候，他才可能接受其中的喜怒哀乐，由此进入一种人生的审美境界，获得人生的本质意义。目的即在于过程，西绪福斯由此成了智慧的象征，精神也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科学的迷茫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

　　“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的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如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理想。”主要体现在对人生困境的超越，其发生多是主体在精神上的经过艰苦磨练的结果。

　　人生是苦，此乃佛教的基本理论之一。原始佛教的基本理论概括为四圣谛，苦谛是其中最关键也是首要的一谛，是佛教人生观的理论基石，佛教认为众生的生命、生存就是苦，这些苦不仅指肉体和感情上的，更指精神上的，它使人时刻处于烦恼忧迫之中倍受煎熬，较肉体的折磨更甚。史铁生于是在这最关键的一谛中涅磐。他似乎看破了红尘：“人的真正名字是欲望。所以消灭恐慌的最好办法是消灭欲望。”他懂得“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吗？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

　　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我与地坛》，《从命若琴弦》到《务虚笔记》，从《记忆与印象》到《我的丁一之旅》，史铁生在苦难之路上以人为中心，一路跋涉、体味，进而不断收获。他的人生也因此而与众不同。他是一种洞若观火似的体味，他眼中的苦难也因此而染上了一层瑰丽的色彩，朦胧却又发人深思。自发的哲学家气质和苦难经历把史铁生引向存在主义，使他与之共鸣并深受影响。存在主义对史铁生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于：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深刻领悟；对人的荒诞处境的深切体验；面向荒诞和虚无进行勇敢抗争。存在主义促进了史铁生对人生思考的深度，存在主义借助史铁生被广大读者所理解。史铁生说过：“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也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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