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沫百科:从民生透视中国

作者：宋鲁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2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2 21: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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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到法国留学至今，十多年间由于各种因缘巧合，每年总能回国多次，从而得以紧紧跟随飞速发展和演变的中国步伐。今年8月底至9月下旬，在《社会观察》杂志的邀请下，借赴上海参加研讨会之际，得以再次感受强劲的祖国脉动。
不管是什么原因回来，自己总是尽可能谢绝亲朋好友以及公务单位的接送，而选择各种交通工具，原因无它，这是了解社会的最好方式之一。所以美国大使骑自行车在北京转来转去的目的并不是显示平民色彩，而是其了解(或刺探)中国的职责所在，比如他能开着宝马去王府井大街的麦当劳吗?(当然他被中国百姓认出，并被质问是不是希望中国乱却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的)。
这一次去上海就是从北京乘高铁去的。高铁是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发展阶段性成果的标志，也被西方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论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多次以中国高铁为例，要求奋起直追，并把这一时刻比喻为当年苏联率先发射卫星的时刻，以增加举国上下的危机感。不料，高铁在国内却引发了多元的争论。最典型的观点批评是高铁大跃进。这无非是指中国建设速度太快。但历史早已证明，在技术等硬件方面，后起的国家常常会出现跨越式赶超。2007年我曾陪同一家法国公司到中国谈风力发电。当时中国几乎为零。三年之后，当再次重启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才知道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一，而且已经开始向欧美出口相关设备了!这就是中国速度，这就是后起国家的发展速度。所以衡量是否大跃进，要看是否违背了科学规律，是否造成了经济危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就属于既违反科学规律，又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但今天的高铁，显然不是。(还可举法国另一例。十年前图卢兹发生造成31人死亡、几千人受伤的化肥厂爆炸事件，到现在居然还没有审理完毕----2009年裁定厂方无罪，无需赔偿。检方提出上诉，仍处于漫长的程序正义中。假设三鹿奶粉案也如同法国审上十年无结果，中国人会接受吗?)
今年“七二三”动车事故，也再度激起对高铁的争论。其实，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的事故。而且中国的事故率是全球最低的。中国铁路现在一年运送二十多亿人次，而德国二十年才运送十六亿人次，也就是说中国一年的运送量超过德国二十年，但事故的绝对事和德国持平。要知道德国是一个相当严谨的民族，事故率在全球都是最低的。还有一个参照。中国动车运行四年来发生一起事故，而法国近年来却发生两起空客飞机坠毁惨剧(其中一次在飞机爆炸前人员成功疏散)。这还不包括各种小型飞机的坠毁事故。从理论上讲，飞机的安全性能要超过火车，但至少以法国为例，其安全性不如中国的动车。(至于自由派心仪的印度就更不用提了，仅七月份一个月就发生四起火车事故)。当然还有一件事不正常：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故都会引起特别的关注。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国，可能连个水泡都没有。9月20日，德国萨克森州发生火车与汽车相撞事件，三列车箱出轨，一列侧翻，50余人受伤。9月30日美国加州发生类似事件，39人受伤----事发路口未设置保护栏，也没有信号灯。此前的6月24日和7月11日在美国也曾分别发生火车与货车相撞事故，最严重的一起死亡6人。这几起事故几乎无人知晓，但假设是发生在中国，恐怕要引发一场国际新闻海啸。
谈到高铁，不由想起自己当年第一天到法国就乘高铁时的震惊和羡慕。不料想，仅仅十年之后，中国就实现了高铁梦。我观察了一下，上座率接近90%。显然此前发生的动车事故并没有影响民众对高铁安全的信心。十一月份自己将和法国一位国际关系学者到国内参加学术活动，我特意询问在国内期间是选择飞机还是高铁。这位学者毫不犹豫的回答道：“高铁”。我不由笑道：“对中国高铁有信心吗?”“当然有。”这位学者曾在中国生活过，和许多所谓的汉学家要么认为中国一无是处，要么认为中国十分完美不同的是，这位学者表示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应该说这是相当客观的认知。倒是我们的近邻日本，面对动车事故后的高上座率大为震惊，最后竟然解读为：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国家，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现象(日本大概不知道中国的铁路是世界是最安全的)。
由于高铁的价格，决定了它的消费群体以中产阶级为主。确实，大多数乘客服饰体面，言行得体，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群体绝对数虽然并不在中国占优，但却具有决定性的实际影响力。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可以看作中国社会的一个风向标。与我同座的一家送孩子到济南上大学，便聊了起来。
宋：你(指这位大学生)平时主要关注什么时事?
学生：物价和腐败。特别是油价，涨的太厉害了。
宋：你知道金砖四国吧。
学生：知道。
宋：你知道金砖四国中，中国是经济发展速度最快，但却是物价最低的国家吗?(注：美国的物价低是因为它是“核心CPI”，即不统计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如果中国也效仿一下的话，猪肉和油价也排除，中国的物价应该是全球最低的吧)
学生：(惊讶)不知道。
宋：油价，以我对中国政府的认知，应该是合理的。在全球来看，油价都是一个敏感话题。一个国家经常会由于油价引发社会动乱。以中国政府多年的表现，它怎么能不知道油价的重要性呢?它怎么可能随意处理如此敏感的问题呢?所以，问题不在油价，而在于透明。价格可以涨，但一定要让大家明白，为什么涨。(注：欧洲的油价是美国的三倍，主要在于税收过高。但也遏制了石油浪费。在法国极少有大排量车，这和美国浪费式消费十分的不同。在中国油价高，也是对高收入阶层的一种收入调节)。(比如:在中国原油依存度超过50%的情况下，为什么国外进口原油的成本降低的同时，反而出现供需偏紧甚至可能面临油荒的境地? 原因在于,8月份国际市场油价下跌，8月底市场普遍预期会下调油价，社会经营者也普遍将库存清空，等待下调油价。但是到9月初，国际油价又涨上去，下调的预期破 灭，社会用油单位开始补库。三大石油公司的资源也很紧张，这样批发价格就提上去了。 实质是滞后失灵的定价机制客观上导致了国内外油价冰火两重天的境地)
学生：(点头表示赞同)。
宋：你知道一个总部设在德国的民间机构“透明国际”吗?
学生：没听说过。
宋：这个机构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每年都公布一个廉洁排名。你觉得印度和俄罗斯怎么样?
学生：肯定在中国前面吧(意指比中国廉洁)。
宋：(笑起来)中国是七十二位，印度是八十四位，俄罗斯都到了一百四十多位。还有菲律宾，印尼都是如此。
学生：(大为震惊)是吗?
宋：根据这个排名，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凡是廉洁的国家都是富裕国家，凡是贫穷的国家都是腐败的国家。这是一个超越制度的现象。新加坡和香港以及阿联酋都排名靠前，特别是新加坡和香港名列亚洲第一、第二。所以从根本上讲，腐败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很多自由派把腐败归为政治制度，显然是找错了根源。而且也无法解释现实)。根据透明国际的结论，十多年来，中国反腐败的排名一直往前，这和中国十多年经济迅速发展有关。如果再看西方的历史，它们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出现过严重的腐败现象。美国，英国，法国均无例外(旅美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就公开承认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法院行贿受贿是常有的事)。
宋：不过中国的腐败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即我们是一个人情社会。有时很难划分这究竟是人情还是腐败。或者人情放大了腐败。还有一个，腐败并不是今日中国才有，实际上，五千年来，中国就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腐败。
我的这个看法，得到这位学生和旁边父母的赞同。这时，这位学生的父母也加入谈话，认为中国的另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过大。
宋：衡量贫富差距有一个基尼系数。超过0.4就被认为是到了警戒线，就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中国确实超过了。但你可否知道，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美国也超过了。而且香港这个单一的城市地区都超过了0.5。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有着庞大农村人口的国家，贫富差距虽然存在，但仍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法国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
学生：噢?
宋：中国全局性的贫富差距一是农村和城市，一是东西部。西部人口极少，不成比例，可以放下不谈。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人口越来越少，现在基本只有50%。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城乡差别是在减少，等到农村人口像西方一样只有5%左右的话，中国的城乡差别也就解决了。事实上，西方国家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靠城市化，降低农村人口。
中产阶级的特点是平和和理性，易于正视现实和接受客观的解释。这和知识群体不同。中国的知识群体无论左右，常常从理念出发，而不愿意正视历史和事实。比如不少左派的学者就看不到文革的灾难，主张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路线。右派的学者则看不到中华民国的灾难，也主张重返中华民国。当然这也不是中国知识分体的问题，恐怕世界皆然。正如上文提到的，法国的汉学家就两类：要么认为中国一无是处，要么认为中国十分完美。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腐败已经严重损害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和凝聚力，已成为中国稳定和发展的最大挑战。但同样不得不承认的是，腐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存在。西方在经济起飞阶段无法避免和解决，现在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比中国腐败更为严重，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它们在这个阶段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国怎么能解决的了?更何况中国还有两大自己的国民性特点：一是人情社会，二是道德至上，认为官员就应该甘于贫困同时还要奉献。回顾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的官员俸禄都相当低。比如康熙朝四品京官一年的俸禄才一百多两银子，仅够全家温饱。明朝的海瑞甘于清贫，连母亲过生日买一点肉都成为轰动性新闻。很显然，仅靠道德说教，扭曲人性是无法做到廉洁的。今天的中国，公务员工资过低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过去的政治传统，公务员工资是一个敏感话题，谁都不敢触动。以山东为例，万里挑一考入公务员的，第一年工资每月不到两千!中层干部不过三千左右。经济学家陈志武在经济危机期间曾建议中国政府减税，退税，给月收入五千元以下的低收入阶层直接发放补贴。按他的建议，整个公务员体系都属于低收入阶层。其实当年自己放弃已从事近十年的公务员工作来到法国，收入低是相当重要的原因。
仅仅一个半小时，高铁就抵达济南，真是令人惊喜交加。过去从山东到一次北京都要住一晚，现在一天几个来回都易如反掌。也难怪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BBC曾采访过已经乘坐过动车的乘客，不少人表示动车舒适、快捷，安全，依然是出行的首选。我体验过法国和德国的高铁，中国投入运行晚，技术自然也先进，我的感觉是稳定性高而且起速快，各种设施也适合中国人的需要。比如提供热水，乘务员众多(在西方人比机器贵，体验到人的服务，都是奢侈享受了)。
此次回国在上海《社会观察》杂志社和北京《四月传媒》所做的演讲都与新闻自由有关。我主要的观点是：
新闻自由是一个定量而非定性的、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历史性概念。虽然从发展的角度讲，新闻日益透明和公开是必然趋势，但衡量一个国家新闻是否自由，根本上要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来判断。而不是以已经走过这个阶段的某一个国家做为判断标准。但西方恰在这一点违反了历史的合理性并把把新闻自由当作国家博弈和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以及双重标准;新闻自由绝不是简单的有或无的问题，更绝不是西方垄断的专利，更不应该和它们的制度捆绑在一起。衡量新闻自由的前提是国家的稳定发展、民族的团结富强，是国家的整体进步。中国应该借鉴西方社会管理的经验，建立适合自己发展阶段、符合自己文化传统和国情的新闻自由。并应该向西方一样，将对新闻自由的管理法制化、习俗化。在全球化国家利益博弈日益激烈的时代，新闻自由必须依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与会代表有一个共识，中国的媒体有失控的现实。究其原因，一是政府的管理手段远比西方落后。西方经过几百年的磨合，已经形成了高超的控制媒体的方式，可谓达到无形的境界，根本不需要某个部门下文件或打电话来管理(在巴黎经常能遇到异议人士，他们也承认西方并没有新闻自由，但高明之处在于它能令人相信它有新闻自由。而且他们也认为，中国的媒体大多掌握在右派知识群体手中。正是由于有共同的生活环境，和他们交流之顺畅，远胜于和国内自由派群体)。二是西方媒体也通过几百年磨合形成了高度的自律。政府和媒体已经有了默契。这从挪威恐怖袭击案、英国伦敦骚乱中媒体的表现得到淋漓尽致的验证。而中国的媒体只知新闻自由之理论却不了解西方新闻运作的真实情况，错把理论当现实(我回国看到《齐鲁晚报》8月31日的封面报道一起煤矿事故，标题是：这才是奇迹!下面的评论标题则是：这才是救人为本!依然能看到对温州动车事故的影射)。可以说，中国真正完成转型成为现代国家，各方面的路都很漫长。
在四月传媒演讲结束后，有两个观众台下提的问题居然都和贺卫方先生有关：“宋先生我只问一个问题，刚才听你的演讲，十分的认真、投入，严谨、客观，而且是语重心长。感觉十分的负责任。可为什么贺卫方先生不是这样呢?”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道：“贺卫方先生我不了解，原因可能有两个吧。一是他的个人性格。二是自2007年以来，西方进入危机时代，其价值观大受质疑。而自由派的价值观的合法性就来自西方。这可能是他们焦虑的原因”。
另一个问题：“这一次动车事故之后，贺卫方先生提出应该由人大常委会组成独立调查组，但为什么不采纳?中国的宪法不是有规定吗?”
我反问道：“请问您觉的贺卫方先生的建议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是否可行?”提问者犹豫了一下：“不可行”。我继续回答道：“对啊，做为一个学者，一个提议首先要考虑是否可行，是否有操作性，不能从理论出发。假设贺卫方先生提出以后发生类似事件应该尝试由人大常委会组成独立调查组，我是支持的。各国宪法的制订都很周延，但却很难完全执行。比如美国的宪法一开始就有人人平等，但黑人平等是在二百年之后的事情。台湾是一中宪法，但民进党根本不遵守”。
从山东到北京和从北京再回山东我是乘省际客车。如果说高铁乘客都是中产阶级的话，省际客车基本上就以低下层民众为主了。这可从他们的编织袋行李、衣着、言行举止不难判断出来。在候车室，我注意到一个转发山东省交通厅7月25日发布的整顿省际客车的通知。而这个背景就是动车事故前一天在高速公路上发生的客车火灾引发的死亡四十余人的悲剧。尽管这场悲剧被号称关注生命的媒体集体报道失明，但政府却依然在尽自己的职责：抢救伤员、抓捕肇事者、追查原因、高额赔偿、迅速通车以及严厉的整顿----我所看到的这个通知就是政府做为的一部分。当然，这些政府的努力也都不会被媒体看的到。 有时我都想，中国的媒体你有什么资格指责他人?难道不需要好好反思吗?
现在的客车市场已经被分为两大部分：国有和私有。应该说民营车还是占主流。由于自己经常回国，所以对两种所有制下的客车运行对比有着充分的比较。民营经营的车辆，有如下特点。一是其速度奇快无比，不仅超过客车运行速度的限制，甚至超过高速公路所允许的速度。二是超车不按规范，不仅从右边超车，甚至还经常在几辆车中间超越。三是出站后上下乘客。尽管车上就贴着严禁的公示条。七月份发生的火灾就是这样引发的。因为在车站上下的乘客都要接受安检，不可能将危险品带上车辆。四是用于逃生的安全锤没有配足。五是司机在车内抽烟。这也是严禁的。最后还值的一提的是，民营车辆普遍外观和内里脏旧。都说私有化可以令所有人更关心爱护自己的财产，何以现实并非如此呢?中途休息期间和师傅们一聊才知道，一是需要时间，二是需要花钱。为了省钱，就宁可脏一些。在我看来，在所有安全规范中，只有一项得到了遵守：即必须两个司机轮换。我曾遇到的一个极端事件是，司机开过了头，居然在高速逆行!
反观国营汽车，严格按照规范运营。既不会超速，也不会违章超车，更别说违反规定站外上下乘客。而且车辆干净，不仅不允许乘客抽烟，司机更是严禁。其他服务还包括提供热水。经了解，每个国营车辆都有一个GPS定位系统，速度和位置都时刻进行监控。显然，从安全性、服务质量上讲，国营车辆都远远超过民营，但票价却完全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谁更对消费者有吸引力呢?
从理论上讲，民营企业有效率，追求利润，资源能得到有效利用。国营企业人浮于事，还浪费资源。但通过上述对比，结论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对于许多行业，安全是第一位的，利润是第二位的。这个时候就不易任由私营资本进入(正是国营车辆不是利润置上，也才不会在站外载客)，比如军队和监狱，全球都是国家在经营，没有民营资本进入的余地。应该说，民营资本的发展和壮大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但也不容否认，当今社会的许多问题也来自于私营资本。比如社会所愤怒的食品安全(瘦肉精、地沟油、非法掺加剂)、假冒伪劣产品可以说全都是私人资本所为。还有长期引发国人愤怒的矿难。民营矿厂并不遵守国家在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如健全的安全设备、必须有一名副矿长陪同下井)，而且一旦出事或者给媒体封口费封锁消息或者干脆潜逃，把善后的责任抛给政府。可谓丧心病狂，毫无人性。但不知何故媒体却把矛头指向政府，而刻意忽略事件主角的私营资本性质。但只要涉及国有企业，则必然要刻意突出其国有的身份。在今日中国，似乎只有国退民进才是正当的。但不妨看看去年发生骚乱的吉尔吉斯，民众的诉求之一就是要求将能源等部门重新国有化。在吉国，私有化带来的后果是价格的迅速上升和服务质量的大幅下降。如果在中国做一个民意调查，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反对私人资本控制能源、电信、交通等国家命脉产业。
其实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绝对的私有制和公有制，都是混合经济。也没有绝对的计划和市场，政府行政干预和市场运作并存。至于各自的比例多少，这就要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像美国国有成份就低，而欧洲国有成份则明显的高。所以所谓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都很难确切的衡量。
私人资本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利润的恶性追逐上，更令人值的警惕的是对政治权力的角逐。如果说过去三个代表的提出是让新兴的资本力量分享政治权力，但在今天它们已经不满足于此，而是希望挑战政治权力甚至主导政治权力。在许多地方，私营企业开始从寻找政治代理人转向第一线。或者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子女、亲属开始进入政界。这里面值的警惕的是私人资本开始收买知识群体和媒体。比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来中国的政治家不应该从公务员队伍中产生。哪么言外之意就只能从民间产生了。而民间，唯一有实力的恐怕就是私人资本阶层了。
私人资本崛起进而挑战政权，其后果在同为转型国家的俄罗斯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普京对它们打击之前，它们掠夺国家资源，收买政府和媒体，对于敢于批评的记者则进行肉体消灭。最终导致双方摊牌，被铁腕人物普京所铲除。
至少以本人之见，俄罗斯的教训值的中国吸取。正如我所多次重复的一个观点，任何社会都有三种力量：政治、资本和大众。这三方必须保持平衡。如果资本占主导，就是市场极权。如果民众居统治地位，就是暴民统治。如果政治横扫一切，就是极权主义。在今天的西方，资本通过选举这种形式，已经压倒政治和民众。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发生危机的根源。而中国的传统则是政治拥有最后的主导权。在不可能也不宜更改这个传统的前提下，政治权力将如何应对呢?一是进一步加大资本分享权力的程度。三一重工总裁梁稳根将成为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就是一个信号。二是政治权力要重建与工农的联盟。由于资本和民众的对立(民营企业此起彼伏的罢工就是明证)，政治权力重建工农联盟是应对资本挑战的有效手段。
今日中国比较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民生有三：拆迁、上访和司法腐败。而我回到山东后碰到的第一件事就和拆迁有关。
从北京到山东后，打车回家，便和司机聊了起来----这已成了习惯，哪怕在台湾也是如此。2010年在台湾观选发生连胜文枪击案的第二天早上，我就是在台北打车时知道是黑社会因素导致：出来选的人是黑社会，凶手是黑社会，救人的也是黑社会，连胜文为黑社会助选站台，被枪击也是情理之中。当然最后台湾司法的判决结果也证明了出租车司机的结论。
这位师傅上来就把矛头对准现任市政府的领导，痛斥他们太胆小，现在除了种种草，养养树，什么也不敢搞建设。于是便有了下面的对话：
宋：是不是害怕拆迁出事啊?
师傅：是啊，所以什么也不干。
宋：哪现在老百姓对拆迁怎么看?
师傅：当然是都盼着拆迁了。致富啊。
宋：其实现在政府总体上是很讲理的，都有合理的补偿。就是遇到个别狮子大开口的，只要不太离谱，还都是尽量满足。一是怕出事，二是毕竟早一天开工，其回报率还是很高的。不过，总是有人漫天要价，超出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便自焚，上级就要处理。(注：中国上半年共发生11起暴力拆迁案件，57名官员被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问责)。
师傅：说白了，这一任领导就缺乏魄力，光想保住自己的官位。
事实求是的讲，今天的拆迁确实和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同。哪个时期，国家也穷，拆迁也不规范，补偿不到位甚至克扣补偿款是相当常见的现象。但现在不同了，由于高补偿，拆迁总体上已成为百姓致富的重要手段，欢迎拆迁、盼望拆迁是主流。但由于媒体的作用，发生一起暴力拆迁事件就被放大。这一方面鼓励了漫天要价，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级官员缩手缩脚，求稳至上。另一方面还形成一种错觉，认为民众都反对拆迁。哪些学者只要到民间走一走，就应该明白真相是什么。
在和朋友聊起一起上访事件时，又意外得知一起拆迁事件。村里占了一农户的宅基地，提出的补偿条件也被两个儿子接受。但其母亲坚决反对。第一次要求赔偿1个亿，第二次要求赔偿10个亿，最后要求40个亿。村里自然难以满足。于是便天天到乡里上访。后来认定其有精神病，便送到某精神病院。此前多次发生的上访人员“被精神病”就是同一套路。但过去行，现在不行了。根据国家的最新规定，精神病院必须在有亲属签字的前提下才能接受各级政府送来的精神病人。但由于两个儿子拒绝签字，医院也无法收治。不过据医生鉴定，这属于典型的偏执性精神病症状。
出现这种漫天要价的现象我并不惊异，本来嘛，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能，国家需要的是进一步立法和规范。既不能让政府无理拆迁，也要制约个别群体的不合理要求。但令我惊讶的是国家这么快就出台了对上访人员送交精神病院的管理新办法。可是这样的信息为什么我们的媒体就不报道呢?
后来，又知道第三起拆迁事例，更能反映中国的国情。某区要拆迁，并按户口进行补偿。于是纷纷掀起离婚大潮----这种事情国人想必都不陌生。就在国家出台政策调控房价时----这是主要民怨啊，也曾出现大量离婚现象，以规避国家的调控政策，从而得以购买更多的住房。当然，我们可以轻松指责政府在制订政策时为何没有想到民众的应对之道，但事实上谁能想到为了一套房子就可以连家庭都不要了呢?下面的发展更神奇。地方政府无奈，只好给法院打招呼，暂时不受理离婚案件----从道理上讲，这是干预司法，但我本人还是非常理解和支持。这样的国情，只能用这样的办法。否则，不但无数个家庭离异，当地政府也承担不起补偿费用，开发事宜也必然流产。这将是一个多输的局面。所以想起自由派的某些建议，就令人可笑，可悲，甚至可恨，可恶。
国内期间，还遇到一起颇为奇特的上访事件：一起村级选举引发的上访事件。某村长期分为两派。某一派选上后，另一派往往并不服气，想尽办法令之下台。由于国家把上访和政绩挂钩，于是败选的一派便制造大规模上访，终将对方拉下马。这种因民主选举(刻意影响选举结果)引发的上访真是匪夷所思，假如中国真的民主化，类似事件恐怕将会层出不穷(由于选举引发的社会动荡、抗议在后起的民主国家是常态，台湾2004年大选后也曾上演这一幕，还被陈水扁称为七日政变)。
中国的村级选举，在西方视为中国民主的大胆尝试，并寄予颇大的希望。而自由派更是对之呵护有加。但实际上，只要问一问，访一访，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员都对村级选举极为失望和不满。简单说来，村长是靠花钱买票上的台，上台后全力谋私。如果说过去上级任命的村长还可以有很多制约，但现在人家就是花钱才上的台，自然要天经地义般的把花的钱挣回来。哪些拿过钱的选民，也无话可说。现在村级选举，要么是家族，要么是财力，要么是黑社会。政治是肮脏的，民主的的客观效用之一就是把这种肮脏从暗室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纯补的农村社会搞的乌烟瘴气。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曾陪同法国朋友体验中国的洗脚文化，聊起村级选举，一位年青的洗脚工竟然愤怒的站起，将村级选举斥责一番。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样的民情民意就是不被媒体所关注。农村选举搞了快二十年，台湾的选举也搞了二十多年，究竟怎么样，是否成功，难道都看不到吗?
司法腐败是我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目前公认法官腐败、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律师权宜得不到保障是司法体系的三大突出问题。而和业界的朋友接触也证明了这三点。据朋友讲，现在的法官太黑，吃了原告吃被告。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最终判决结果仍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没有人敢于颠倒黑白。其原因一是原告和被告相互博弈的抵消作用。二是法律条文日益精细化，定刑日益量化。减少了法官个人操作的空间。比如抢劫三次可判处十年以上徒刑。每多抢劫一次增加定量的徒刑。目前定刑量化的趋势已成主流。三是律师的存在。所以，考虑到我们是一个重结果轻程序的国家，从结果来看，司法仍然维持了正义的底线。
当然法官的腐败不是特殊现象，是和中国今天各权力机关腐败有着同样的时代背景。真正的解决恐怕还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不过，不同的行业显然有不同的解决思路。我是非常不认同自由派学者提出的司法独立。原因很简单，凡是打破现有结构重建新模式的思路必然不会成功，也无法操作。只有在现有体制进行改良才是唯一可行之道。业内的朋友也同样不赞成司法独立，而是提出可以把判决书公开。比如有的地方法院已经把判决书放到网上，进行监督。通过判决书的公开可以反过来制约法官。
司法正义在各国表现都不同。比如震动世界的卡恩强奸门事件。尽管最后美国的司法还了他清白，但他却失去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职务以及法国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从一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至沦为一无所有，请问这样的司法正义对卡恩有何意义?假设一位中国自由派人士也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们会认为是司法公正还是司法迫害?
此次回国感受中国的进步不仅仅体现在对上访人员精神病的处理、司法定刑的量化，几乎体现在各个层次。大家都知道公务员要进行严格的考试，现在这一举措已扩大到事业单位，过去能够通过第一轮考试的候选人，在第二轮主观面试时还有可能做工作，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一是考官全来自外地。二是主考官临时抽签决定哪个考官在哪个考场。三是候选人临时抽签决定自己在哪个考场。这令作弊的可能性为零。这也彻底阻断了官二代的现象。官二代要想在中国重现，恐怕要等到民主化之后了。不妨看看今天的台湾，活跃在政治圈内的人物多是官二代。“官二代”就是“官二代”，如同色情业就是钱色交易、政治献金就权钱交易一样，不会因为它有了民主的外衣，合法化就改变了它的性质。
在国内还有一次奇遇，在一场聚会中碰到一位来自埃及的英语外教。他在美国成长，后又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又到山东某高校接任英语教师。于是便有了如下精彩的对话：
宋：埃及革命后，谁将赢得选举?
外教：这确实很难说。不过我支持穆斯林兄弟会。而且我知道很多人支持它。
宋：根据民意测验，穆斯林兄弟会遥遥领先。不过西方并不支持它啊。
外教：(有些激动)西方是不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但这并不是西方所能决定的，是我们，是我们。
宋：不过埃及发生革命时，西方最终站在民众一边啊。
外教：(略带不屑)这很简单，如果西方不站在民众一边，它将一无所有，将失去所有的影响力。
宋：许多人认为穆斯林社会不适合民主，你怎么看?
外教：(激动起来)谁说穆斯林社会不适合民主?我们的《古兰经》就有民主的所有原则。甚至西方都向我们学习，向《古兰经》学习。
宋：(大为惊奇)噢?可否举个例子。
外教：比如基督教不允许离婚，但又面临现实问题，于是发现《古兰经》就有相关的原则，便采用了。
宋：你认为穆巴拉克是罪犯吗?
外教：当然，他屠杀了八百多人。我们埃及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他是最坏、最无能的一个领导人。贪污、残暴。
宋：可是当年他也是埃及的民族英雄，而且相对于发生革命的其他国家，他最终放弃了权力，也没有动用军队。难道就不能宽恕他吗?
外教：不能，绝对不能。他是杀人犯，他要为死去的八百多人负责。他必须被审判。
从一个局外人来看，在整个穆斯林社会，反西方、要求建立伊斯兰特色的民主和绝不宽容是其三大特色。至于这三大特色是否能够产生西方式的民主，不妨见仁见智。至少，我们应该先了解。以我个人的观点，整个阿拉伯社会发生革命后，总体上从世俗的专制政权重新走向伊斯兰化，至于它打着什么包装这并不重要。所以这次革命被称为伊斯兰再度大觉醒是有道理的。现在这种伊斯兰化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中东三大强国土耳其、埃及和伊朗全与以色列为敌。特别是埃及和土耳其革命前还是以色列的盟友，现在则是剑拔弩张。愤怒的埃及民众冲入以色列大使馆，放火、打砸。土耳其则形同和以色列断交。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竟然能顶着美国和法国的双重压力，在联合国提出入联要求!(此举引发联合国各成员国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欢迎)。已经几十次否决联合国针对以色列决议的美国不出例外的再次威胁要否决----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阿拉伯社会如此痛恨美国，痛恨西方，为什么会有本拉登，为什么本拉登会成功。
虽然每次回国都是浮光掠影，但仍然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中国做为一个同时进行转轨(从计划到市场)、转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国家，又处于中等收入陷阱门槛，出现许多问题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如果和处于同一阶段的新兴国家相比，无异总体表现中国又是最佳的。如果和西方国家当年的阶段相比，也同样是如此。还有一点必须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崛起并没有像日本、德国哪样引发国际冲突，更没有像英、美等国的对外扩张。更要指出一点的是，就和今天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同样也不逊色：没有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相反中国反而成为危机中的中流砥柱。我们不妨想想，假设今天的中国也处于欧洲和美国的状态，这个世界将沦为什么灾难性的景象?
西方和许多自由派知识群体指责中国是独裁国家，但这并不符合事实。中国固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但也不是阿拉伯世界的独裁国家。我们知道埃及穆巴拉克是独裁者，利比亚卡扎菲是独裁者，突尼斯本阿里是独裁者，但中国谁是独裁者?中国的领导人十年一换，而且其执政时拥有的权力都比不上民主国家的总统权力大。显然中国已经走出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阿拉伯世界的第三条道路。正是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第三条道路才既避免了西方的经济危机，又避免了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在中国成功的基础之上，现在是打破西方垄断制度话语权、建立中国自己话语权的时候了。
当然现在公然否认中国模式成功的人已经没有了市场，而是改为质疑中国模式还能持续多久。其实，说白了，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事实求是，因地制宜”，而并非一时的经济增长。就如同日本，高速增长了三十年之后就陷入二十年的停滞，但是否就可以彻底否认日本模式?旅美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认为美国平均每十年就发生一次经济危机，所以这一次的危机也算不了什么。以这样的低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话，中国模式还有什么可否定的呢?确实，未来并非坦途，反腐败、资本的挑战、老龄化、环境污染、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缩小贫富差距都艰巨非常，而且就是发达国家也解决的并不理想----这一次持久而全面的经济危机表明它们的民主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并不是正确的方向。但以中国文化的五千年积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实用理性传统，怎能不会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也能令世界借鉴的普世之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