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认为的性不包括:当戏已成往事

　　当大幕徐徐关闭的时候

　　戏才刚刚开始

　　一 认识孟京辉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夜，《我爱X?X?X?》最后一场演出结束，演员和观众混作一团，交谈、拍照，然后渐渐散去。导演孟京辉、舞美设计赵海指挥着部分演员和工人卸台，我坐在旁边帮不上什么忙。孟京辉很平静的样子，既看不出兴奋也看不出失落。不多的布景和道具，一个小时就装上了卡车，赵海也随之离去。临走前，孟京辉最后环顾了一下剧场，和我走进冬夜的黑暗中。

　　那年冬天不太冷，孟京辉的短大衣敞着怀，围巾随意搭在脖子上。我除了摄影包，怀里还多了一缸金鱼。我俩默默无言，缓缓走向美术馆东边的“二十四小时都有饭”。在没有簋街的年代，这家通宵营业的小饭馆是京城文艺青年热衷的去处，与它有同样吸引力的还有新街口的禾丰包子铺。一进门，就看见先到的《我爱X?X?X?》的演员们和他们的朋友们正在喝酒，气氛非常热烈。孟京辉平静地与他们打过招呼，我们继续往里走，又碰见了中戏沈林博士与几位中外朋友也在吃饭。这家饭馆由三间连在一起的房间组成，夜里生意一向很好，拥挤而喧闹。

　　只有中间屋靠窗的一张小桌空着，虽然是冬天，而且是深夜，但吃饭的人多得不可思议。我俩面对面坐下，我把鱼缸放在靠墙的地方——金鱼是《我爱X?X?X?》的道具，每场演出中，戈大立要往鱼缸里磕十三颗生鸡蛋，然后再不停摇晃十三次，可谓受尽折磨。那天晚上收拾道具时，工人要把它们倒进下水道，被我制止了，好歹也是四条生命啊，何况参加了五场演出，也算为戏剧做出过一点小小的贡献。后来，这缸金鱼被我养在办公室里，死一条便补充一条，始终保持四条的数量，直到一九九八年我筹备开酒吧时，疏于喂食和换水，才全部死掉，我把它们埋在一棵丁香树下。

　　酒、菜上来，我们不紧不慢地喝着啤酒。平时不太喝酒的孟京辉那天喝了不少，记得我们总共喝了十瓶。虽然从《我爱X?X?X?》开始排练到演出到刚才卸台，孟京辉非常累，但那天他的精神异常饱满、亢奋，与进饭馆前判若两人，好像刚从一个惬意的地方旅行回来，滔滔不绝，基本是他说我听。那个冬夜，孟京辉可爱得像一个孩子，既不在乎那些年轻演员是否邀他一起喝酒，也没因刚刚结束的演出而沾沾自喜——当时可能连他都没意识到，《我爱X?X?X?》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酒精的作用下，孟京辉兴奋地说自己以前的故事，说别人的故事。讲他在大学如何办诗刊，如何从一名师范学院的学生成为一个中专学校的语文老师，如何与牟森认识并在他的《犀牛》里做演员,有一次演出出了意外差点被吊死，又如何考上中戏研究生，如何斗志昂扬地想排戏，齐立如何自杀，如何在毕业后坐在学院小操场边的台阶上看着比自己小的少男少女穿梭，而自己从此踏上长达一年的寻找工作之路……但是，关于刚刚结束的《我爱X?X?X?》演出，他却只字未提。

　　那天孟京辉的中心话题是“成功”与“死亡”。我的感觉是，当时他对于“成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也没有奢求，甚至还比较满足现状——成了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导演、导出了像《思凡》、《阳台》这样有影响力的话剧……但我从调侃和聊以自慰中感觉到了他的悲怆与不甘。

　　“死亡”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当时我们还都很年轻，所以在谈论的时候并不感到紧迫与恐惧。齐立是中戏舞美系八八级学生，他的名字首先是与一部著名的小剧场戏剧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齐立，史航在他流传甚广的文章《名剧的儿女们——东棉花胡同三十九号》中是这样记述的：“那出戏叫《思凡》，那出戏悄悄改变过许多人的命运。舞美八八的齐立一直痴迷于节气，相信那是我们祖先与大自然的约会，只是后世子孙失约已久，于是，一年来每个节气他都用自己的方式悄悄纪念，悄悄履约。有时候是在楼梯扶手上刷小广告，有时候是在布告栏里贴版画，有时候是在露天的垃圾桶上留言，有时候则是他自己白衣白裤，伏在操场堆砌的几条大冰块上面(都是齐立自己买来，用三轮拉到学校)，号称冰葬——齐立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今日春分，今日立夏，今日清明，今日大暑。我们喜欢他的这些提醒，宿舍管理小组和校方不太喜欢，嫌他公物私用，窃踞宣传栏。大雪是齐立心目中最有意思的节气，他觉得应该隆重庆祝，隆重到排一出戏，就像农闲时乡间该响起锣鼓唢呐。于是他找到戏文八九的关山，找到孟京辉，也找到《思凡·双下山》的昆曲剧本。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七日，我一直记得这个日子，那一天的台历都是我从图书馆馆长办公桌上撕下来的，然后复印在了说明书上。关山在‘演出者的话’里这样宣告：‘前世有约，今日大雪，让我们一起下山。’那一天从早上起来，我们就把录音机和音箱搬到宿舍窗台上，重复播放着那些饱含雪意的歌曲，从《一剪梅》到《北国之春》。我们盼望真的下起雪来。晚上演出更是沉醉的狂欢，小和尚小尼姑在结尾团聚，剧场外已经有人点起了鞭炮，演员们谢幕的时候兴奋得向观众席泼水，舞台似乎直接暴露在星空下。那天晚上没有下雪，但是散场以后约二十分钟，外面下起了大雾……很快就看不见齐立了，他在演出一周后默默自戕。理由可以被分析出多层，但，伤痛只有一种。”

　　说完齐立，孟京辉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突然问我知不知道梅耶荷德。我当然知道，当年考戏剧学院准备专业课时，曾读过他的著作——虽然似懂非懂但总归知道。他又问：“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这真把我问住了。然后，他用了很长时间说梅耶荷德之死。这个时候，他没有看着我，目光越过我头顶聚焦在某个点上，仿佛他眼中有个具体的梅耶荷德的形象，在与之交谈。当讲到梅耶荷德顾不得穿大衣跑到雪地里，踉跄着追逐文化官员的汽车，挽留其继续把戏看完的时候，他的思绪似乎也停留在了遥远的冰雪世界里。

　　当时我以为他谈到梅耶荷德只是偶然，是因为前面说到了齐立的死。后来看了陶子专访孟京辉的文章才知道，他对梅耶荷德是何等热爱，简直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大师。他中戏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梅耶荷德的导演艺术》。梅耶荷德所经历的、所实践的、所得到的——波澜壮阔的时代与反叛的性格、独特的演员训练和演出风格与对戏剧革命性的继承和发展、有自己的剧院与众多的观众——正是他要追求的目标。

　　我们离开饭馆时已经五点多了，这是一九九

　　四年的最后一天的清晨。深蓝的天空映出一抹朝霞，马路上已经有了早起的人们和无轨电车。我俩打了一辆面的回家。在摇晃的车上，孟京辉重又恢复了沉默。我努力保持着平衡，不让鱼缸里的水洒出来。

　　时光倒退五年，由尚在中央戏剧学院读硕士研究生的孟京辉和导演系本科八七级学生张扬发起，“一群无所事事又胸怀大志的有志青年，决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天，即一九八九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戏剧学院操场边的巨大煤堆上演出萨缪尔·贝克特著名的荒诞剧《等待戈多》。此举被校方所闻，予以制止……”(孟京辉编著《孟京辉先锋戏剧档案》 新星出版社)

　　五年之后，孟京辉又遭遇到相似的情境。由于没拿到演出证，《我爱X?X?X?》不能做公开演出，只能以内部交流的形式在位于东城区南阳胡同六号的中演文化公司排练场内部演出五场，入场券全部免费派送。

　　心中有目标和能否实现是两码事，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有差距。所以在那个微醺的凌晨，孟京辉在冷静、坚强和少有的严肃中透露出少许淡淡的忧伤。

　　也许当时孟京辉还不十分自信，甚至对刚刚结束的《我爱X?X?X?》是否成功都不确定，所以才不愿提及，所以才用往事和梅耶荷德隔离自己的情绪。那一晚，我感受到了孟京辉最真实的一面，纯净如水，后来再没听他如此真实地袒露过心声。那个时候的孟京辉激情荡漾、满怀责任感与崇高理想，同时又愤世嫉俗、怀才不遇。

　　然而，过了一个星期——仅仅一个星期，当我陪法国《解放报》一位女记者去家中采访他时，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无比自信、眉飞色舞的孟京辉。那次采访随意而热烈，话题广泛。女记者是中国人，是学中文专业的。她对《我爱X?X?X?》激赏有加，说以她的“想象力和能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这样一个剧本排成舞台剧”。孟京辉自信并略带匪气地笑道：“这算什么呀，我可以把一张北京市交通图排成一部特别好玩儿的戏!”

　　那时，还是一个诗人受到尊重的年代，还是一个可以幻想并且不需要为幻想付出代价的年代。

　　刘震云曾说过：“在生活中，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该说的话，在作品里也已经说了。”许多艺术家都是这样，艺术具有补偿作用，可以弥补艺术家自身的某种缺憾。而孟京辉是个例外，他不仅通过作品说话，在生活中也特别能说，并且侃侃而谈的时候总是声情并茂、词藻华丽，如果继续当语文老师，他肯定也特别胜任。我认识他时看到的第一眼，就是他在给人讲故事。

　　一九九三年八月八日晚上，黄燎原借生日之机，把一大群朋友请到他刚开办不久的“汉唐工作室”的所在地——北太平庄七省联合办事处，聚会带认门儿，其中就有孟京辉和廖一梅。我去的时候，孟京辉正口若悬河地给几个人讲一部刚看过的电影《下次我演谁》，他身边坐着中学生一样文静、乖巧、留着短发的廖一梅。因为听说他是搞戏剧的，我便坐下来听他谝，后来他又和别人说起他正在排一部让·日奈的名剧《阳台》。那天，我俩没说话，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和黄燎原等人去王府井中央美院(原址)的一个画廊看展览。黄、孟约好了在那里碰面，商量《阳台》宣传的事情。孟带去了几幅剧照，构图、拍摄技术都很糟糕，黄说：“这怎么能用，没其他的了?”孟嬉皮笑脸地说：“没别的啦，我觉得挺好的，凑合用吧。”搞得小黄同学很无奈，见我背着相机，求助道：“晏儿，你去给拍点片子吧，最好拍得怪一点。”于是，我跟着孟京辉去了排练场，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实验话剧院(现中国国家话剧院)三楼排练厅。

　　那天下午，剧组原本的日程安排就是拍照，用于印节目单、海报等，已经找好一位姓戴的摄影师，人家带着灯，我就沾光跟在旁边一通狂拍。结果由于我的效率高，孟京辉先看到了我的照片，甚是喜欢，印节目单时，用了一半我拍的照片。那份节目单是当时我见到的最厚的、最讲究的节目单，像一本小书，我的名字赫然印在上面，这是我第一次与戏剧发生直接的关联。九月十八日《阳台》首演后，我三夜没睡觉，为剧组洗了上百张剧照。暗房里的红灯很容易令人发困，最后一个晚上，我几乎是洗一张照片打一个盹儿，因此许多照片显影过度，不得不重洗。通过这次合作，我和孟京辉成了好朋友，我的呼机经常显示出他家的电话号码。

　　《思凡》是孟京辉早期重要作品之一，奠定了他在实验话剧乃至中国戏剧界的地位。而此前，一九九二年中戏研究生毕业后，孟京辉怀揣导演学硕士文凭报国无门，整天在中戏校园溜达、踢足球、看姑娘，兜儿里揣一把牙刷在师弟们各宿舍蹭吃蹭住。后来，是当时的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赵友亮先生慧眼识珠，把孟京辉调进了剧院，从此才开始了他既在体制内，又游走于边缘的戏剧生涯。

　　《思凡》是孟京辉到实验话剧院后排的第一部作品，不再是刘天池、吕小品、宋丽博等主演，而换成一水儿实验话剧院的青年演员，那时郭涛还没出名。在实验小剧场的舞台上，七位演员演绎了几个贯穿古今中外。特别好玩儿的爱情故事。经常被人们津津乐道提及的细节是，每当有“少儿不宜”的地方，便用一块写着“此处删去X?X?X字”的白布遮挡住演员。每到此处观众无不会心大笑——当时，贾平凹的《废都》刚刚出版。一九九八年重排时又换了一批新演员，有刚毕业的朱媛媛、廖凡等。排第三版时，孟京辉还在日本，基本是演员自己对着老版录像抠出来的。他一回国，紧张合成后就演出了。这一版的舞美比较复杂、也很漂亮，使用了大量棉花，整个舞台像一个软雕塑，设计者是当时在中央美院任教的美术家焦应奇。从这三个不同版本的演员也可以看出，孟京辉当时网罗了众多实力派演员，这些演员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戏剧界和影视界的佼佼者。

　　很遗憾，我没看到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七日中戏那一版。

　　我是在初春乍寒的一九九三年初，通过报纸报道《思凡》知道孟京辉这个人的，但一九九三年春首演时并没看，忘记什么事情耽搁了。十一月十八日《思凡》重演时，我第一次进实验小剧场。之后一年多里，只要此戏演出我都会去看，总共看了有二十多遍，当然是沾孟京辉的光。到目前为止，除了《暗恋桃花源》，我看的遍数最多的话剧就是《思凡》。

　　某次演出，我请朋友陈晓妮和佛教杂志《法音》的编辑纯一法师看戏，孟京辉也认识纯一。开演前，晓妮呼我，说因为堵车要迟到一会儿。开演最后一遍铃响过之后，却突然停电了。没了空调，剧场里马上闷热起来，观众只好重又回到院子里。过了十几分钟，晓妮和纯一刚到，电也来了。孟京辉知道这个小巧合后，调侃纯一：“你这么牛啊，你不到我们都不能开演。”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国剧协在南京举办了首届小剧场戏剧节。在基本上以写实的风格呈现的作品中，有一部《屋里的猫头鹰》(张献编剧、谷亦安导演)，从内容到表现风格都与以往的话剧迥异，引起了诸多争议。在研讨会上，当戏剧界的著名导演、批评家都对这部作品横加指责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站起来，强硬地表达了对这部戏的支持，对自己师长的对抗。这位年轻人就是当时在中戏导演系读研究生的孟京辉。

　　九三中国小剧场戏剧展暨国际研讨会，是继一九八九年首届小剧场戏剧节之后又一次小剧场戏剧盛典。《思凡》作为参演剧目之一，荣获了“优秀演出奖”和“优秀导演奖”。十一月十九日晚在中国儿童艺术剧场举行的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孟京辉一如往常的不修边幅，与气宇轩昂的李默然等老艺术家一同站在领奖台上，颁奖者是夏淳等。

　　典礼结束后，外面飘起了雪花，似乎是一个好兆头。孟京辉和我从中国儿艺又赶往国际饭店，因为参加研讨会的日本代表团邀请孟京辉前去一叙。日本专家大概有七八位，我能记住的有丹羽文夫、濑户宏和杉山太郎，在交谈中，后两位一直在做翻译。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和丹羽文夫、濑户宏还打过几次交道，而杉山太郎因车祸英年早逝，这都是后话。那天的谈话是在大堂咖啡厅进行的，时间约两个多小时，主要是孟京辉向日本专家介绍中国实验戏剧的发展概况和自己的创作经历。正是这次谈话，才有了一九九五年孟京辉携《思凡》和《我爱X?X?X?》赴日参加爱丽斯戏剧节演出(《我爱X?X?X??》在日本演出时的剧名是《温床》)，和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应丹羽文夫之邀去日本游学、考察半年的事情;也才有了我和日本留学生合作，第一次上台演出的机会。谈话结束，日本人纷纷掏钱AA交咖啡钱，我和孟京辉面面相觑，原来日本人是这样的!走出饭店，已经深夜十二点多了，外面已变成白雪皑皑的世界。孟京辉打了辆面包车，把我捎回儿艺取自行车。那天我基本是推着车走回宣武门的，因为地面的积雪太厚，根本骑不动。

　　那两年孟京辉不像现在这么忙，经常叫上我一起看戏、参加各种聚会。当时，盛志民在东三环内新源里附近的外交人员俱乐部(现在的“沈记靓汤”)地下一层搞了个摇滚酒吧。我们经常去那玩儿，黄燎原、何勇等也经常去。那个维持时间不长、赔本儿赚吆喝的酒吧在中国摇滚史上着实留下了一笔。那时候有面的，方便且便宜，而我则经常骑自行车游走于北京的大街小巷，所以我一直保持着令同龄人羡慕的身材。孟京辉非常佩服我一点，无论玩儿到多晚、喝多少酒，第二天八点我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他哪里知道啊，我当时还没有宿舍，就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

　　《阳台》演出和九三中国小剧场戏剧展之后，某个阳光明媚、温暖冬日的午后，我和孟京辉坐在去他家或来我这儿的公交车上，他向我说起了一个新戏的构想，“我要进行一次语言的实验，把某个汉字玩儿到极致，让观众先对这个字产生好感和敬畏，然后再产生反感，最后直到一听这个字就恶心、想吐!”他说的这部剧就是《我爱X?X?X?》。

　　这部剧从一九九四年七月三十日到十月二十

　　三日，总共写了三稿。我知道时，剧本已经写得差不多了。编剧有四位：孟京辉、黄金罡、王小力、史航。我一直记得四位编剧中有廖一梅，没有孟京辉，这次一查资料才发现，当时廖一梅还没有参与到孟京辉戏剧的剧本创作中。

　　史航就是写《名剧的儿女们——东棉花胡同三十九号》的那位，也是后来成为著名电视剧编剧、影评人、网络红人、电视主持人、客串演员的可爱小胖子。当时他还没这么红，也没这么胖，中戏戏文系毕业后留校，但并没有当老师，而是在图书馆工作，与我是同行。他的名片上印了一句特矫情的自我介绍：“历史的史，航行的航。”史航的经典段子是，无论你说什么——只要是艺术范畴内的或与文学、戏剧有关的，他马上可以说出在哪本书的第几页、第几行;还有，如果他认为某本书好，便一下买十本装在包儿里，向你推荐时，你已经有了便罢，如果没有或表现出丝毫怠慢神情，他立马儿掏出一本送你，送完再去买。

　　黄金罡当年年仅二十四岁，但我怀疑他有四十二岁，头发绵软，永远戴一顶形迹可疑的帽子。我认识他是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黄燎原在当时的“轩豪夜总会”(也就是现在的“蜂巢剧场”)一层举办了一场“新民谣运动演唱会”，演唱者有张广天、黄金罡、黄群、黄众、曹葳、王大鸣等。说是演唱会，其实就是一帮朋友自娱自乐。也许是我记错了，那天只是彩排，反正观众不多，都是朋友。那天，我同时认识了张广天和黄金罡，但真没觉得他那么年轻。黄金罡不仅是《我爱X?X?X??》的编剧之一，还是该剧的音乐设计，不知剧尾放映黑白纪录片时，配瓦格纳的音乐是不是出自他的设计，那感觉真的太棒了!后来据说他迷上了汉藏音乐，曾与张广天来往较多。再后来，写完《阿Q同志》的剧本，就彻底沉寂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小力是四个人中唯一的女性，瘦小肤白，黄发细眼，搁现在是一副很潮儿的长相。她也是毕业于中戏文学系，写剧本乃是她本行。她后来去了澳大利亚一段时间，回来后写了一个剧本《囊中之物》，二○○一年四月底由林大导携其子林熙越联合执导，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反响还不错。孟京辉曾戏言“我排戏不是撮合一对儿，就是拆散一对儿”，当时说这话，指的就是在排《我爱X?X?X??》时，撮合王小力与戴方戴少爷成了一对儿，可惜后来俩人劳燕分飞了。

　　虽然有四位编剧，但《我爱X?X?X??》剧本的排比句式，绝对是孟京辉式的——他在生活中也非常喜欢用这种语言方式。当我看过王翀导演的彼得·汉克剧作《自我控诉》后，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揣测：“也许，彼得·汉克也是孟京辉早就喜欢的戏剧家之一”——我的确从没听他提到过这位奥地利戏剧家。但是，不管孟京辉与这位老外有没有关联，《我爱X?X?X??》以自我的强劲语势，第一次本土化的舞台语言实验，和一种反讽的姿态呈现于中国戏剧舞台，它的意义毋庸置疑。

　　《我爱X?X?X??》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正式在实验话剧院三层的排练厅开始排练，排戏过程也如同游戏一般。热身游戏是骑驴——当时还不兴玩儿“杀人”，骑累了休息，抽烟、聊天，然后才开始对词儿、走位置，大家像疯长的草儿一样肆意快乐。演员的禀性千差万别，有闷骚的，就有搞怪的，通常剧组总有个把活跃分子，时不时出来调节一下气氛。比如赵寰宇，平时话不多，但冷不丁就冒出些什么，逗得大家哈哈一乐。他有个外号叫“赵奔儿”，不知是怎么来的。孟京辉经常是一边大笑一边说：“你大爷的，赵奔儿!”

　　孟京辉排戏的方法是由着演员的性子，让他们自由发挥，有意思的暂且固定下来，不满意的推倒重来。尽管表面轻松，但我感觉孟京辉排这部戏是最较劲的一次，我甚至武断地认为到最后他都没有信心了。《我爱X?X?X??》和牟森的《与艾滋有关》同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上演，但《与艾滋有关》提前半个多个月演出。《与艾滋有关》第二场演出，孟京辉带着全剧组的演员去观摩，看完后从后圆恩寺街走回帽儿胡同，一路上他沉默不语，回到排练场依然表情严肃，其他演员也不敢大声说话，排练场里的气氛非常紧张。见此情况，我和同去的石琳琳便悄悄溜了。石琳琳说：“他正跟自己较劲呢……”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孟京辉和演员到底谈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间坚定了信心，在没有剧院支持和缺少资金的情况下，搞出了一部不同凡响、甚至是经典的剧来。尽管最后没有公演，仅仅内部演出的那五场，但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当时全北京城的文艺小青年儿几乎都看过。过了好几年，有一次孟京辉让我转给伊沙一盘《我爱X?X?X??》的录像带。某天深夜，我围着被子坐在狭小宿舍的床上，一边看录像一边哭得稀里哗啦的，在瓦格纳磅礴的音乐中，许多排练和演出时的画面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我在《我爱X?X?X??》节目单上的职务居然是“幻灯制作”，说起来挺滑稽。孟京辉有个设想：把所有关于“我爱……”的台词翻译成英语，做成幻灯片打在银幕上。于是他请人翻译、打印，又和我一起把那些A4纸翻拍下来。但最后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实施，那些胶卷现在还在我这里。演出前两天，孟京辉突然意识到临时找的剧场特别生僻，根本没人知道，而宣传单上也没印具体地址。重印是不可能了，一是没钱，二是来不及，于是我给他出了个主意——复印，并且自告奋勇。某天晚上，他提着一大捆宣传单来找我，我先在一张宣传单后面画上地图，标明剧场的位置，再在复印机上调试好，然后一张张印起来，我往里续，他在另一头接，我俩一边印一边聊天，几万张宣传单竟然一晚上都印完了。印完已是深夜，我带他到我们单位食堂吃夜宵。后来他一想起来就无限怀恋地说：“你们食堂的叉烧包真好吃。”

　　可能一些有心人至今还保留着那张三十二开的宣传单，只薄薄的一张纸，画着好多小人儿和红色箭头，那是赵海设计的。红色箭头朝上、朝各个方向，最上面还印着从-2到+2的标度，似乎表示着某种决心和方向。孟京辉是一个追求完美和极致，甚至喜欢奢华的人，如果有钱，他绝对不会让舞台和节目单如此简陋。

　　与现在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制作费不可同日而语，《我爱X?X?X??》是靠王朔当时的“北京时事文化事务咨询公司”六万元的捐助，才得以示人的，而且据说钱只到位了一半，因为不能公演，后续资金也就没影儿了。所以剧组买盒饭都挑最便宜的，我想放幻灯的设想没实现，很可能与没钱租幻灯机有关。演职员的报酬更是枉谈——关于这一点有一个佐证，女作家林白在长篇小说《守望空心岁月》里大量引用了《我爱X?X?X??》的台词，事后给他们几百块钱稿费。史航在《名剧的儿女》中有记载：“我们四个编剧在操场就给分了——那是我第一次从实验戏剧中捞到一点报酬。”

　　王朔在首演前曾玩笑地向孟京辉提过一个建议：观众入场后免费发花生米，搞得齁咸，然后在场内高价卖矿泉水。当然这个起哄架秧子的建议只是个玩笑。

　　演员和观众都在舞台上，之间没有明确界限。舞台上没有多少道具，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