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游乐园旋转木马:王震这个人（三）

王震这个人（三）    上一篇  下一篇         本作品所属分类： 未分类    文章类型:普通 推送到圈子 | 推荐给朋友 | 我要举报| 收入我的网摘   　王震第三集　　　 新的山峰　诗人艾青曾经这样讴歌一座生机勃勃城市：“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这座城市，就是石河子。说它年轻，是因为在5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如果把这座城市比作一个人，那么，日见成熟的这个人，脉管里依然流动着军人的血。这座新城，是军人在马背上构想出来的。那是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的不久，王震、陶峙岳、张仲瀚会同二十多位专家第三次踏勘了玛纳斯河流域数百万平方公里荒原后，夜宿卡德尔的车马店。他们已经跑了两三天了。有路乘车，无路骑马。更多的时候是弃车舍马，持杖步行。最后，领导和专家的视线都聚焦在玛纳斯河西岸的石河子。王震最后决定：“我们就在这里开天辟地，建一座新城，留给后世！”创业的第一批老兵，用三支步枪为支架，托平一碗水，为这座新城铺设出了这座城市的第一条街道。如今，这条街道还在城市的中央地带，不知有多少坚实的脚步在这里走过。王震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生涯，破坏一个旧的世界，他走在了前列。而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他已经在开始建设一个新世界。石河子，如今还是矗立在西北边陲的一个标本。在进驻新疆后的一次会议上，王震说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过，我们要尽快地学会生产工作，学会管理城市、发展城市的经济生产，让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不然我们就维持不了政权，就会站不住脚的。”他深切感到了新中国建设的迫切。那种燃眉之感，丝毫不亚于战场上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这就是王震，一个善于从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的军人。建国之初的新疆，不仅农业粗放落后，而且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全疆的工业产品加起来只有十几种，棉布、搪瓷缸子、甚至毛巾、肥皂等都要从苏联或者印度进口。新疆几乎到处有铁矿，但是没有钢铁厂，一斤铁要用一块银元来买，一个砍土镘要用三四百斤小麦换；新疆石油资源储量丰富，但是只有独山子一座小小的炼油厂，不要说工业用油，连居民照明的油都供应不上；新疆到处是羊群，但是没有毛纺厂。牧民要用1700多斤小麦或者110斤羊毛才能换一匹西安出产的雁塔牌白布，甚至用一只羊才能换一块茶砖或者一包火柴。就工业生产来说，新疆像一张白纸。王震在枪还没有完全放下的时候，就要在这张纸上画图画了。这张纸又像一团麻，互相缠绕，难解难分。王震有一双好眼睛，他找到了解开的线头，那就是运输。当时新疆没有铁路，不多的公路或年久失修，或被风沙埋没，通车公路只有30%，平均每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才有一公里公路。路况差，车况差，就有了这样一首顺口溜：“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次，修理七八回，八九十人推。”许多物资运不进来，从内地运一车粮食进疆，运费要超过两车粮食的价钱。运输卡住了新疆的脖子。王震一方面命令部队抢修公路，一方面谋划修建铁路。修铁路需要大量钢铁，王震决定建立一座钢铁厂。这个钢铁厂，名字是带有军事色彩的，八一钢铁厂，创办过程也像是一场战斗。当时上海有一家私营的益华钢铁厂，濒临倒闭。对于新疆来说，这是一个机会，设备、人员、技术的问题都能一揽子解决。王震决定买下这个厂，动员技术人员到新疆来。说到这个厂，就要提到一个人，余铭钰，益华钢铁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余铭钰年轻时留学美国学习冶金专业，就是为了让中国有钢铁的脊梁。没想到的是他的满腔热情在自己的同胞那里处处碰壁，自己的工厂的脊梁也快撑不住了。正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王震。王震把余铭钰请到新疆，不但亲自到机场迎接，而且安排余铭钰就在他办公的新大楼下榻，随后在小食堂为余铭钰设宴洗尘。王震尊重专家和知识分子，余铭钰已有所闻，但这样高的礼遇却是他不曾想到的。礼遇归礼遇，余铭钰心中的疙瘩却不是一顿酒可以打消的，因为他碰的钉子太多了。王震用了一晚上和余铭钰交谈。王震告诉他：新疆驻军的生产已经保证了自给有余，而近20万军队的军费国家仍然照发，这些军费的绝大部分均可用来建设，总之，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有一条，必须炼出钢铁。王震的诚恳首先就打动了余铭钰，这一番话更是说得他顿开茅塞。余铭钰表态说：“这个请你放心，你准备搞多大规模，先搞个3吨的炉子如何？”王震笑道：“3吨？这岂不成了小脚女人，3吨不行，10吨也不行，如果目前搞大型高炉有困难，先搞几个小的也行，但总量不应少于日产150吨，如果能搞到日产250吨当然就更好了。”余铭钰吓了一跳，这样的数字不要说在一个省份，即使在全国来说也是很大的。但是，这也激发了蕴藏在他心中的激情。余铭钰的确被打动了。多少年他从来没有这样激动，青年时代的一些理想和抱负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爽快地对王震说：“好了，什么也不说了，我决定献出自己的工厂，而且决心举家西迁，我儿子余宣扬也是冶金工程师，我们父子决心为新疆的钢铁工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余铭钰到新疆以后，王震指示有关部门为他报请国家一级专家待遇，生活上给予他许多特殊照顾。新疆进口第一批苏联胜利牌卧车时，王震亲自指示分给余铭钰一辆。当时卧车很少，许多高级别干部都难以分得，一些人对此有些意见。王震得知此事，把这些人找来说：“听说你们对分车很有意见，我批给余专家一辆是因为他能把矿石炼成钢铁，如果你们哪一位也能点石成金，我王震也送卧车一辆。”就在余铭钰全力投入钢厂建设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人举报余铭钰有杀人罪行。这时，正好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肃清反革命运动，这类举报多得很，有人因此而受到镇压，也有一些人受到诬陷而自杀。在一个深夜里，王震只身来到余铭钰的家里，他直截了当地问：老余,你要给我讲实话，你杀过人没有？余铭钰表示：绝无此事。王震告诉他，我们是朋友，没有此事你就不要紧张，如果确有其事，还是坦白为好。王震告辞离开余铭钰家后，突然又返回，恳切地说：老余，你可要想开点，千万不敢自杀啊，那样一来可真的搞不清了。面对王震的嘱咐，余铭钰禁不住热泪纵横。他永远铭记了这个夜晚。后来，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诬告，王震还专门请余铭钰到家里吃了一顿饭。1952年4月30日，八一钢铁厂一号高炉出铁了，王震亲自来到工厂，和工人们一起迎接在新疆出炉的第一桶铁水。铁水映红了王震的脸，振奋了所有在场人的心。这个八一钢铁厂，到现在还是新疆钢铁的主要生产基地。说到余铭钰，就要说王震在新疆用过的一群“海归”，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名词。王恒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新疆煤矿很多，但是开采不出来，因为没有技术人员。王震在为此事发愁的时候，听说了一位叫王恒升的地质学家因为所谓的里通外国罪判了死刑，关在监狱里。王恒升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学生，曾留学瑞士，原是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地质研究所所长。王震了解到这个人的问题并不是严重到非关不可，于是，他立即致电周恩来总理，大意是新疆百废待兴，急需人才，王恒升既然是历史问题，能否赦免，尽快出来工作。周恩来第二天就回复了：完全同意王震的意见。王震派车把王恒升从监狱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向他请教，请他为新疆的建设尽力。王恒升提出在迪化开掘露天煤矿的建议。王震同他实地勘测，决定立即动工。在六道湾露天煤矿开工大会上，王震宣布：“王恒升任六道湾煤矿总指挥！”，当总指挥的红色袖标戴在王恒升胳膊上时，这个昨天的阶下囚泣不成声。六道湾露天煤矿开工后，王震亲自坐镇，全体官兵齐心协力，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煤矿就出煤了！有一位同样从监狱中走向生产岗位的知识分子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你弯下了腰拾起二块腐蚀的废钢将它送进燃烧着的锅炉再次萌发出新鲜的生命新生了做一条默默的铁轨袒露在褐黄色的土地上”王震善于用人，尤其善于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从战争年代到建设岁月，总是如此。就在重重困难中，新疆几乎同时建设了十几个工业项目，包括七一棉纺厂、八一钢铁厂、苇湖梁电厂、十月汽车修理厂，新疆水泥厂、八一面粉厂等，同时培养出一代新的建设者。王震的心血换来的，是新疆很快建立了工业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政治的稳定，西部边陲更加坚固了。　在战场上，王震素以能打硬仗著称，在经济建设上，也常常有重担压在他的肩上。1954年八月一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7周年的时候，又是一个硬仗摆在王震面前。下达命令的，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书房召见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毛泽东问他：“最近读了什么好书？”　　　 王震回答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一本苏联小说。”　　　 毛泽东顺手拿起一本书，递给王震，说：“你翻翻这本书，倒是有些意思。”王震接过来，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折起的一章是《实业计划》，这整整一章讲的都是铁路建设构想。这时，王震已经明白毛泽东召见他的用意了。前两天，朱德和彭德怀已经找了王震，周恩来总理也召见了王震，都是同一个主题：突击修建黎湛、鹰厦铁路。朝鲜停战后，美国第七舰队继续封锁台湾海峡，阻挠我国海上交通，威胁我国安全，切断了我国对外贸易通道。修筑黎湛铁路，连通湛江港，开辟出海通道，打破封锁，已经很难界定属于经济建设还是国防建设或是军事行动了。毛泽东要求王震：“关键是快，要用抢修的精神，战斗的姿态！”黎湛铁路自湘桂铁路的黎塘，向东南经贵县、玉林、陆川到广东河唇、廉江，最后抵达雷州半岛的深水港湛江，全长三百一十七公里。　　湛江港与非洲、欧洲和东南亚近七十个国家和地区互通海运。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把湛江列为南方第一大港。黎湛铁路通车，湛江港就插上了翅膀。而当时的中国，能运行的铁路只有二万多公里，一个中国人拥有铁路不到三寸。中国人曾经用三寸金莲来形容女人的小脚，中国的铁路，就是一只小脚。怎么能够迈得开大步呢？王震感觉到肩头的沉重。这是一副难挑的担子。黎湛铁路沿线江宽水深，山高崖陡。常规计算，五年通车，最快也要三年。而王震的时间表，是1955年的7月1日通车。实际上只有10个月的施工期。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用非常规的办法。王震出了匪夷所思的一招，把铁道兵领导机关从北京迁到广西的贵县，就近指挥。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铁道兵连总部都钻了山沟，不是成了游击队？王震一笑：游击队怕什么，只要能打胜仗。十万铁道兵战士和十万民工，餐风露宿，穿涧越岭，和时间赛跑。军民齐心协力，抢在雨季到来前筑成了全线路基，八个月完成的土方量，如果堆成高宽各一米的长堤，长度相当于七条万里长城。　就在按时通车有可能的时候，王震又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每个战士都要亲手在铁路两侧种十棵树，绿化铁路。有的干部觉得这实在是自找麻烦，能够按时通车已经不得了了，何必再多此一举？王震不这么看，他说：“修铁路本身是件好事，好事应当做到底。光有铁路，没有树木，铁路也不好维护，将来旅客们坐在车上，看到两边光秃秃的也不舒服嘛！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考虑问题应当想的更远些，想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我想，只要把这一点向部队讲清楚，大家也会同意的。为了下一代的幸福，我们多留点汗，多付出一些劳动也是值得的啊……”王震还亲笔写了一个关于绿化的指示，这个指示颇有王震惯有的务实之风：　“兵部号召全体同志每人亲手栽植10株行道树，一定要按规定的栽植方法认真栽好，保证成活率在90%以上。　这次我们所栽植的行道树是小叶桉和大叶桉两种。桉树的经济价值也是很高的，一般说生长20年就可以做两到三根枕木，树叶还可以蒸制防腐油，树皮还可以提炼单宁酸，都是工业用品。”　王震也在指示里讲了他的想法：“同志们，过去一般都是铁路通车交付营业后再植树，或者根本没有植树，与修建铁路同时，在未通车前先栽好树木，这还是第一次。我们铁道兵在这一方面也应该创造一个很好的范例。”没有豪言壮语，但是句句打动人心。部队迅速掀起植树造林热潮。1955年7月1日，王震登上了开往湛江的第一列火车。拉响了汽笛，一声长长的笛鸣，千山和鸣，万岭回声。今天的黎湛线，当年栽下的树木早已成材，经过了两次间伐，列车依然运行在绿色长廊中。铁道兵的大多数部队没有参加通车典礼。在第一列火车开出的时候，他们早已背上背包出发了，他们的目标是下一条铁路，鹰厦铁路。王震把指挥部就设在福建南平县境的黄金山上。鹰厦铁路北起浙赣铁路鹰潭，穿越峰峦叠嶂的武夷山脉，跨富屯溪，再穿越戴云山，跨涉杏林海湾和高崎海峡到达厦门，全长700公里，是华东地区出海的又一条铁路干线。按照计算，修好这条铁路，起码要八年。比起黎湛线，鹰厦线规模更大，工程更艰巨，用移山填海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事实上，八一电影制片厂后来为此拍摄的纪录片，名字就是《移山填海》。修建鹰厦铁路，福建人民盼了整整五十年！早在1906年，福建就成立了官商合办的“铁路公司”，发行“铁路股票”，向海外侨胞募捐修路。铁路公司用了四年时间，修了一条“东不到海（厦门），西不过江（九龙江）”，只有28公里长的“漳厦铁路”。没过多久，这条小铁路就停办了，铁轨拆了，路基毁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福建还没有一寸铁路。王震做的，仍然是从无到有的事情。二十二个月后，又是一声长长的笛鸣，福建没有铁路的历史结束了。　王震戎马一生，对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1956年的春季，他却提出了辞去军队职务的请求。在旁人看来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一个上将，一个经历九死一生的功臣，完全有资格享受胜利果实。但是王震却很淡然，他说：这样我可以一下子让出来军队的三个职务：副总参谋长、铁道兵司令和政委。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一生：我这个人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开荒。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甚至没有带上一点战争染给他的硝烟。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争取来一个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长。王震曾经对自己的儿子说过，不要当官，要做事。然而，这个部长真的是他自己争取来的。就在紧张修建黎湛和鹰厦两条铁路的同时，王震还在寻找更多的紧张。1954年秋天，王震到修建黑龙江汤旺河森林铁路的铁道兵五师视察时，就被三江平原那一望无际的黑土地所吸引。南泥湾和新疆屯垦的经历，使他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蹲下身，捧起一把土，高兴地对同行者说：这比南泥湾的土肥多了！于是，他派五师副师长余友清带人到密山、虎林一带调查荒原情况，并且命令五师抽调干部，动员500多复员官兵在密山成立了铁道兵850农场，很快就开垦种植农田两万五千亩。1955年，王震再次到北大荒，他站在国家的全局考虑问题，因为国家需要粮食，因为要屯垦戌边，寓兵于民，所以他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成立铁道兵密山农垦局，这片沉寂了多年的土地红火了起来。1000万亩的开垦只是一个开端，从这里开始，北大荒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1957年3月8日，铁道部党委向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农垦部报告：“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建立的铁道兵农垦局，已组成5个人总场，计3万余人。截止1957年2月，已由铁道兵工程收入经费中投资5550万元，拨给机械71台，汽车110辆。”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指示：“将铁道兵农垦局移交国务院农垦部，铁道兵不再继续投资。”此时，王震已经是农垦部长。他创建的一摊家业，还要在他的手中发展。他对这份共和国的家业，由衷地热爱。在海南岛和西双版纳垦区，王震的目光关注着橡胶生产。还在建国初期，美国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其中就包括了橡胶。而中国从1904年引种橡胶树，到1949年，仅零星种植100多万株，年产胶200万吨上下。王震既是一个战将，又有着战略家的头脑，他知道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所以，在科研生产几个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我国的橡胶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到2006年，天然橡胶产量已经超过了60万吨，再也不会在橡胶问题上受制于人了。一个战场上的闯将，一个建设中的创造者。如果我们搜索王震留下的足迹，就会发现，看似不连贯的脚印，始终围绕着共和国最急需的战略物资：钢铁、橡胶、粮食、棉花，等等。透过这些脚印，一个创造者的形象呼之欲出。1957年，王震在农垦部长任上访问日本。这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派出的最高规格的代表团。那时的日本，在农业方面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但是，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建交，反华势力还在唱中日友好的反调。有人问王震，去日本怕不怕？毛泽东代替王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这个人没有怕的东西。王震当然不怕，面对拿枪的敌人他都浑身是胆，还怕几个人喊喊口号？再说，王震从来喜欢新鲜的东西，在南泥湾时，他就组织了几个日本俘虏搞了个生产日本点心的作坊，也算是南泥湾一景呢。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1945年曾经写过一本《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其中这样描写王震：“初见时，这位军官似乎并没有惊人的特征。他很少说话，非常朴实。不久我们就知道了，37岁的王震是共产党军队里最著名的将领之一，是一员经历了十七年内战和抗战的宿将，在他矮瘦而精干的身体上有七处伤疤。最初看起来他显得老练而平庸，但是我们骑马朝西向延安走去的时候，就渐渐叫我们佩服了。打破了先前的缄默，我们发现他是很和蔼的。他对我们所带的照相机、打字机和其他新奇物件很好奇，甚至还有一点孩子气。他微笑着，不断地嘬着他那外国式的破烟斗，折断的烟管缠得像他那赤脚喘着草鞋的大脚趾一样。”王震和日本军队打了八年仗，在战场上，在敌人面前，他是战士。但是，在勤劳的日本人民面前，他是朋友。在日本东北部访问一户农民时，出现了一个喜剧场面：农户的主人见到王震，说：我认识你，你当年不是留着大胡子吗？一个是当年的抗日名将，一个是当年的侵华日军，两个人十几年后，重逢在日本一栋农舍的屋檐下。不过，王震开玩笑说，那时候学过几句日本话，像“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等，都用不上了。但是语言并不是交流的障碍。在一块正在耕种的田地里，王震看到了一台新奇的机器，他在这台机器前站了很久，看它是如何工作的。问农民，知道叫手扶拖拉机。王震了解农民的需要，知道这是中国农村用得着这样的机器，就买了一台带回来，并且郑重其事地给中央写了报告，建议在中国开发和生产手扶拖拉机。今天，中国的农村不知道跑着多少台手扶拖拉机，这些手扶拖拉机不知道为农民创造了多少财富。有谁能知道王震和手扶拖拉机之间的渊源呢！日本多雨，王震发现，日本农民在雨中劳作时身披轻便的塑料雨衣，王震买了一批带回国内，希望给国内的农民田间劳作带来方便。在日本，王震知道农民用塑料大棚培育蔬菜和水果，在淡季能够占领市场，他把农用塑料薄膜引进到国内来。现在，塑料雨衣和农用塑料薄膜在中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了。在日本的考察将近两个月，恐怕没有那个部长会在国外呆那么长时间了。但是，这两个月，王震认为值得。改革开放以后，抗日名将王震兼任了中日友协名誉会长。日本三得利公司是日本第一洋酒公司，实力雄厚。王震委托三得利公司会长佐治敬三协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引进葡萄新品种，使新疆的葡萄价值更上一层楼。索尼，在中国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品牌，它的创办者井深大，和王震同年同月同日生，王震和井深大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佳能、熊谷组等许多知名的日本企业，在中国都得到了王震的支持和帮助。当年在日本军队中威风八面的王震，今天，在日本人民中赢得的是敬重。他逝世时，一个日本剧团正在北京访问演出。这群客人特意到了王震家里吊念，日本人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他们在遗像前用中文唱起了《南泥湾》。尽管吐字不那么准确，但是神态是那么虔诚。对于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有一个摸索的过程。而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经验，如果不加选择或不加修正地运用到经济建设中，很可能产生一些偏差。不幸的是，这种偏差成为了事实。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莫名其妙地掀起了一个狂澜，工业是土法大炼钢铁，农业是亩产过万斤甚至十万斤，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并且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跃进。不论是战争还是建设，王震历来是闯将，但是，大跃进的闯法让他很担心。按照长子王兵的说法：“从那时起，我爸爸很少高兴过，在家里经常说，这是一场灾难。”王震曾在新疆试验过土法炼钢，结论是绝无可能。王震种过地，知道亩产万斤也绝无可能。当着毛泽东的面，王震与中国农业的主管领导有过一场争论，他坚称自己最多能做到亩产千斤。王震把新疆兵团的政委张仲瀚叫到北京，又把林海清、张立长、罗汝正这些师长们叫到北京，对他们说：“假卫星满天飞，真卫星就看不到了。我们农垦要搞真卫星，兵团要搞真卫星，再苦再难都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没有粮吃，要天下大乱的。”王震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要扭转局面是不可能的，他能够做的，就是在自己可以影响的范围内，尽量多生产粮食，减轻国家的更大灾难。1962年7月，王震到湖南，回到他的家乡浏阳县北盛区。王震把汽车停得远远的，冒着雨，打着赤脚，走到老百姓房子里，问他们吃些什么？能不能吃饱？乡亲们见到开伢子，当然说实话：一天只有八两谷子，不够就吃南瓜，天天饿肚子。王震火了：当年我出去闹革命的时候，还比现在强呢！所以，当家乡的领导向王震提出，要搞“包产到户，责任到人”，王震当时就赞同他们。道理很简单，王震知道饿肚子的滋味，而且，早在南泥湾时，王震就搞过责任制。实实在在的观察，实实在在的研究，实实在在的解决，是王震一生的信条。实实在在，使得王震有许多不同于常人的做法。王震到基层视察，有人专门为他用原木搭了一个厕所，上面写“首长专用”。王震一看就不高兴了，他说了一句：首长的尿也是骚的！马上拆掉！同样在基层，有人为了迎接王震，专门搭了一个牌楼，上面大字写了类似“热烈欢迎首长光临指导”的口号，王震在牌楼前驻足，说了一句令陪同官员汗颜的话：“牌楼能产粮食？标语能打敌人？以后不要这一套。”脚踏实地的向前闯，王震的军事生涯是这么走过来的，他的建设生涯也将这样走过，对于他来说，攀上了新的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