捣蛋鬼别捣蛋英文:国史大纲（全本）4

 
收藏日期：2011年10月31日
第七编 元明之部
第三十五章暴风雨之来临【蒙古入主】.......................... 2
一、蒙古之入主........................................... 2
二、元代帝系及年历....................................... 3
三、元代之政治情态....................................... 4
四、元代之税收制度与经济政策.............................. 8
五元之军队与禁令....................................... 10
六、元代之僧侣.......................................... 13
七、元代之士人与科举制度................................. 15
第三十六章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上）【明代兴亡】......... 17
一、明代帝系及年历...................................... 17
二、传统政治之恶化...................................... 18
三、废相后之阁臣与宦臣................................... 21
第三十七章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下）.................... 27
一、明初的几项好制度.................................... 27
（一）明初之学校贡举制度.............................. 27
（二）明代之翰林院制................................. 28
（三）其它........................................... 31
二、明代政制之相次腐化................................... 33
第三十八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上）【自唐至明之社会】......... 40
一、经济方面........................................... 40
(一)论漕运........................................... 40
(二)论丝织业与陶业................................... 44
二、文化方面............................................ 49
三、南北政治区域之划分及户口升降......................... 52
第三十九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中）......................... 59
一、黄河与北方之水患.................................... 60
二、北方社会所受外族及恶政治之摧残....................... 66
第四十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下）........................... 71
三  南方江浙一带之水利兴修............................... 71
第四十一章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宋元明三代之学术】.......... 79
一、贵族门第渐次消灭后之社会情形......................... 79
二  宋明学术之主要精神................................... 83
三、宋明学者之讲学事业................................... 86
四、宋明学者主持之社会事业............................... 92
【蒙古入主】
南宋代表的是中国的传统政权，他渐渐地从北方迁到南方，而终于覆灭。
蒙古民族入主中国，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于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中国的政治社会，随着有一个激剧的大变动。蒙古入主，对中国正如暴风雨之来临。
蒙古未入中国以前之世次
蒙古的兵力，震铄欧、亚两洲。在蒙古骑兵所向无敌的展扩中，只有中国是他们所遇到的中间惟一最强韧的大敌。他们分著好几个步骤，才把整个中国完全吞并。
自成吉思汗即位，至忽必烈灭宋，凡历五世，七十四年。
那时中国本分三部：一宋、一金、一夏。而元人用兵，亦分三大步骤。先取黄河以北地，灭夏。再取金黄河南岸。再得长江流域及南方，灭宋。而每一阶段，皆费了不少的力量。
金人既失河北、山东、关陕，并力守河南，成吉思汗赍恨而卒。【成吉思汗道卒于六盘山，临卒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水，难以剧破。宋、金世仇，若假道于宋，下兵直捣大梁，破之必矣。”此后蒙古兵果自唐、邓下汴。】
其后自绍定元年至六年，蒙古人费了六年的力量，才算把汴京打下。
金哀宗走蔡州，宋兵与蒙古合围，逾年始陷。
至蒙古与宋启衅，亦用大迂回的战略，先从西康绕攻大理，【事在理宗淳佑十二年、宝佑元年。】再回攻荆襄。但只攻陷后至宋灭，【自咸淳十年起。】又六年。
如无刘整、吕文焕之降，宋尚不致速灭。【金兀术虽渡江，而无拥众降附之人，即不能安而去。】又元世祖多用汉人，如王文用、刘秉忠、许谦、姚枢、史天泽、张文谦、宋子贞、董文炳、杨东、贾居贞、董文忠、赵良弼、刘肃、李昶（chǎng）、徐世隆、窦默、王鄂、董文用、商挺、郝经之流，故元在北方，政治已略有规模，得以继续南侵。及既灭宋，汉臣渐疏，元政亦衰。
中国疆境辽阔，到处崇山大水。天然的形势，既极壮伟，又富变化。而且列城相望，百里之间，必有一城。以此蒙古兵虽横行全世界，宋、金虽均已积弱，而就蒙古全优队征服的各地而言，只有中国是最强韧、最费力的一处。【五胡系就中国内部起变乱，然始终未侵及长江流域。金承辽后，亦只占到黄河两岸而止。秦、汉间之匈奴，隋、唐间之突厥，皆以数十年积强之势，乘中国之内乱，而未能入塞逞志。近人治国史，每谓中国易受外族侵凌，意在警策国人之奋发，非史实也。】
蒙古人既得中国，遂把他主脑部分迁来，造成中国史上一种新的统治阶层，绵历一百余年之久。
元代入主中国，凡十一主，一百零九年。【自灭宋凡九十九年。除世祖、顺帝外，中间九主共仅三十九年。】
在此百又九年中，世祖的三十余年，几于无岁不用兵。甫定南宋，【世祖以至元十六年灭宋，此下尚有十五年。】又规海外。内用聚敛之臣，外兴无名之师，嗜利黩武，并不能在文治上树立基础。
此下因蒙古未有早定储之制度，帝位相续，均由诸王拥戴，故屡起纷争。【此自宁宗、世祖时已然。武宗以下，权臣负拥立功，擅威福者三十年。直至顺帝而国亡。】
且蒙古恃其武力之优越，其未入主中国以前，已有本部及四大汗国，疆土跨亚、欧两洲。故其来中国，特惊羡其民物财富之殷阜，而并不重视其文治。【太祖西征以后，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太祖然其言，以耶律楚材谏而止。直至世祖入治中国，上种观念仍未徹底变去。】故元之诸帝，多不习汉文，甚至所用官吏，有一行省之大而无人通文墨者。【崔斌传，世祖时尚书留萝炎等奏：“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至元二十九年，河南、福建行省请诏用汉语。诏以蒙古语谕河南，汉语谕福建。】
因此其政治情态，乃与中国历来传统政治，判然绝异。
第一最著者，为其政治上之显分阶级，一切地位不平等。
元代依种类分为四种。
一、 蒙古。【亦称“国人”。】
二、 色目。【包括西域各部族，共三十余族。亦称“诸国人”。】
三、 汉人。【即黄河流域之中国人，原受金人统治者。】
四、 南人。【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之中国人，为南宋所统治者。】
此四阶级在政治上之待遇，显分优劣。
汉人、南人不为正官。
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诸职，汉人不得居。参知政事，中叶后，汉人为者亦少。
终元世非蒙古而为丞相者止三人。【内一系回回人，汉人为史天泽、贺惟一二人。史在世祖时。贺则已在顺帝时，初以为御史大夫，犹赐姓拓跋，改名太平，而始得之。金史文艺传谓：“世宗、章宗之世，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以元方之蔑矣。”】
世祖时，南人间有台省者。成宗以后，台省有汉人，无南人。
至元以下，执政大臣多由吏进。【虞集经世大典叙录：“元入官之制，自吏业进者为多，卿相守令于此焉出，故补吏法最为详密。”苏天爵滋溪集亦谓：“国家用人，内而卿士大夫，外则州牧藩宣，大抵多由吏进。”】中州小民粗识字能治文书，得入台阁共笔札，积日累月，可致通显。【士人则见用者益寡。】南人地远，不能自至于京师，其士人又往不屑为吏，故见用者尤寡。【余阙语，见续通典二十二。】
余阙谓：“因此南北之士，亦自町畦相訾，甚若秦、晋不可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可见当时中国士人在政治上地位特微，而南方士人的地位更微。又按：金世亦有汉人、南人之分。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金世宗谓贺扬庭曰：“南人犷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诗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勝汉人”。谓：“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者，以其人久陷异族，受迫茹荼之久，而德性渐堕也。谓“河南、山东人不习诗赋”者，其士人高门多随宋南迁，留者或者遭屠割之惨，或抱种姓之痛，不愿应试，故若习诗赋者转不如在辽汉人之多。及金人统治渐久，汉化渐深，而河南、山东人亦渐起而与之合作耳。
顺帝时，【至正十三年以江淮兵起。】始诏：“南人有才学者得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总政务者。】枢密院、【秉兵柄者。】御史台【司黜陟者】皆用之。”【然顺帝时南人入中书省惟危素一人。又韩元善传：“丞相托克托奏事内廷，以事关兵机，元善及参知政事韩镛皆汉人，使退避。”则仍参用其名，排拒其实。丞相伯颜并有“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之请。】地方行政长官，其先均由世袭。
世祖时，廉希贤疏：“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士及始命之臣，皆定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壮仆。此前古所无。”
直至至元二年，始罢州县官世袭。四年，又罢世侯，置牧守。
因世袭为封君，故元初百官皆无俸。至元十九年，集贤直学士程文海陈五事，一曰“给江南官吏俸”，则至是江南官吏仍未有俸也。后魏百官初亦无禄，至孝文太和八年始分禄。
创为行中书省，以便其分区宰割之私意。
唐中枢三省，元废尚书、门下，独留中书。又置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其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此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镇压地方之上，实为一种变相之封建。而汉、唐州郡地方政府之地位，渺不再得。此制大体上为明、清所承袭，于地方政事之推进，有莫大损害。自此遂只有中央临制地方，而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国政之意义遂失。
行省长官，贵倨如君长，同列跪起禀白，同于小吏。各道廉访使，必择蒙古人。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人及汉人。【文宗时，诏：“御史台、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是汉人、南人仅得五之二。又至元二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守城池仓库的长官。）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
州县官或擢自将校，或起自民全，率昧于从政。【宋子贞传。】县尉多系色目，并年小不谙事，以承荫得之，不识汉文，盗贼滋溢。【元典章十二。】
汉人、南人既不得为台省要官，【草木子云：“万中无一、二。”】亦惟有谋为州县卑秩。
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以此求进。
及后求者众，亦绝不与。有功而无钱，事多中辍。【见续通典二十二。】又按辍耕录卷七：“至正乙未春，中书省臣进奏，遣兵部员外郎刘谦来江南，募民补路府州司县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旧例之职专茶盐务场者比。虽功名逼人，无有愿者。既而抵松江，时知府崔思诚，曲承使命，拘集属县巨室点科十二名，辄施拷掠，抑使承伏，填空名告身授之，竟无一人应募者。”然则以纳粟求进，亦只限于张里无赖，自好者未必尔也。
蒙古的“怯薛”，略当于古代之侍卫，本以贵族子弟的资格，选当内卫近侍之任，为封建政治里面一种正途的出身。然而在承平积久之后，腐败习气，到处弥漫，怯薛亦可以赎买得之。
郑介夫成宗时奏云：“'怯薛’，古称待卫。周礼膳夫，庖人、内飨、外饔、浆人、烹人、笾人，今之'博儿赤’也。幕人、司服、司袭、内宰，今之'速占儿赤’也。宫人，今之'烛剌赤’也。不限以员，不责以职。但挟重资，有梯援投门下，便可报名字，请粮草，获赏赐，皆名曰'怯薛’。
屠沽下隶，市井小人，及商卖之流，军卒之末，甚而倡优奴贱之辈，皆得以涉迹宫禁。又有一等流宫胥吏，经断不叙，无所容身，则夤缘投入以图升转。趋者既多，岁增一岁，久而不戢，何有穷已。”
郑氏以怯薛拟之周官，甚是。蒙古制度本多带有古代封建社会之意宋。汉初郎官入仕，亦与怯薛差似。惟汉代经董仲舒、公孙弘诸人提倡以孝廉及博士弟子补郎，遂将封建意宋改革。蒙古则只是封建政治自己之腐烂。【又按：怯薛所属，郑奏未尽。有为儿赤、昔宝赤、怯薛赤，主弓矢、鹰隼之争。有札里赤，主书写圣旨。必阇赤，为天子主文史。去都赤、阔端赤，侍上，带刀及弓矢。答剌赤，掌酒。兀剌赤、莫伦赤，典车马。帖麦赤，主牧橐驼。火你赤，主牧羊。忽剌罕赤，主捕盗。虎儿赤，掌奏乐。皆领于怯薛之长，分番更直。】
蒙古人既看不起汉人、南人，因此也不能好好的任用汉人、南人，而只用了他们中间的坏劣分子。【金章宗明昌四年，奏见在官一万四千百九十九员，内女直四千七百五员，汉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员。金之官职亦分女直与汉人界限，惟不如蒙古之不平等。】
要之。他们欠缺了一种合理的政治理想，他们并不如所谓政治的责任，因此亦无所谓政治的事业。他们的政治，举要言之，只有两项：一是防制反动，二是征敛赋税。
因此元代税收有“扑买”之制。【按：扑买制始于金。】
蒙古太宗十一年，富人刘廷玉等请以银一百四十万扑买天下课税，以耶律楚材谏而止。后回回人奥都剌合蛮请以二百二十万两扑买，楚材虽力争，竟不得。
虽以世祖为开国贤主，亦专用财计之臣，务于聚敛。【始用阿合马（回人），继用卢世荣，又用桑哥。】
各种商税课额，日增月涨，靡有所已。
至元七年，诸路课程定额四万五千锭。十作年，京兆等路岁办课额自一万九千锭增至五万四千锭。阿合马尚欲求增，世祖止之。二十六年，以丞相桑哥请，大增天下商税，腹里二十万锭，江南二十五万锭。已视七年定额增十倍以上。又世祖十三年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三分取一，征一千二百余锭。至十八年，增额至二万四千锭。至仁宗皇庆时，渐增至一十九万二千八百锭。至仁宗延佑七年，增至二十八万九千余锭。视原额几及三百倍。延佑元年，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言：“课额比国初已倍五十。”食货志谓：“天历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之额不啻百倍。”【苏天爵滋溪集记两淮盐价，至元年十三年一引中统钞九贯，二十六年增为五十贯，元贞二年增为六十五贯，至大以来遂增至一百五十贯。】
常赋外，复有“科差”，其额又极重。
元于常赋外加取于民者，太宗时尚只有丝料、丁税两种。至宁宗时又增包银，世祖时又增俸钞。
全科户当出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俸钞一两，丁税粟三石。此等皆两额外之科差也。
惟元世祖初有中原，方经兵燹（xiǎn）之后，又多用中国士人，故以注意税收之故，而尚能留心及于民间之农事。
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动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
虞集云：“元有中原，置十道劝农使，总于大司农，皆慎择老成厚重之士，亲历原野，安辑而教训之。功成，省归宪司，宪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农。天下守令皆以劝农系衔，郡县大门两壁皆书耕织图。”
又于农村设“社长”。
时定制，县邑所属村疃（tuǎn），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以教农桑，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社长以时点视，劝诫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此在世祖初年虽有此制，惟自平南宋后，对汉人任用即稍衰，一时方务于财利之朘（juān）括，地方政事不得人。赵天麟上策云：“至元六年，每社立义仓，自是以来，二十余年，社仓有空乏，伏望普颁明诏，凡一社立社长社司”云云，可见其制在世祖时即废。又世祖纪至元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诸年，大司农司所上诸路学校数，至二万有余，明太祖谓其“名存实亡”，良信。盖元自吞并宋以后，即无意于汉人这所教导矣。【苏天爵滋溪集亦谓：“农桑世皆视为具文，乡校皆以医卜杂流为之师”，此则言末季至正间事。】
而开浚水利之功，颇可称道。
其时能兴水利者，以郭守敬为最著。其他如董文用之于西夏、郑鼎之于平阳、廉希宁之于江陵、赵志之于长葛、耶律伯坚之于清苑、张立道之于昆明、王昌龄之于卫辉，成宗时皮元之于温州、乌古孙泽之于雷州，皆因地制宜，民获其利。
丧乱渐臻后之民主，赖以稍苏。
惟自灭宋以后，他们意态即不同。设官分职，财务重于民事。
世祖初即位，尚多用汉人。当时如王文统、许衡、刘秉忠之徒，为之讨论古今，参酌时变，定内外官秩，稍具规模。惟自灭宋以后，即一意于财利，汉人渐失职。历成、武二宗，定制阴补官自六品以降，由省铨，先掌金谷，第其上中下，以岁月为差，至满，始受朝命许典民政。尚书省竟为钩考财赋之地，铨调不关白中书，以官为市，法纪荡然。甚至一玉石之微，一弓剑之细，无不有数官以董之，名位冗杂，前所未有。
而贪污乃为元代政治上一寻常之事件。
成宗大德时，七道奉使宣抚使罢赃污官吏万八千七十三人。顺宗时，苏天爵抚京畿，纠贪吏九百四十九人，竟以忤时相坐不称职罢归。
又元代专行钞法。
楮钞始行在北宋时，蜀人先有“交子”，【楮币之行，与其时印刷术发明有关。】至南宋又有“会子”，始绍兴时。金人至禁用见钱以推行钞法。【宣宗贞佑三年，时钞价每贯仅值一钱，乃禁用见钱，钱多入于宋。】然宋、金末运，钞法皆甚弊。元承金制，亦专行钞币而钱几废。
其先民间尚称便。
先造“中统钞”，【以银为率，名曰“银钞”，一贯值银一两，五十贯为一锭。】后造“至元钞”，以一当五。【至元钞一贯文，当中统钞交钞五贯文。】子母相权，要在新者无冗，旧者无废。凡岁赐、周乏、饷军，皆以中统钞为准。【中统寻以费工本多，不印行，而至元钞独行。】
至其末，则钞料十锭易斗粟不得。
武宗时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不五十年钞法三变，而其价亦二十五倍。【未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有罢银钞之诏。】及顺帝至正中，又改造至正印造中统交钞，名曰“新钞”，二贯准旧钞十贯。【亦五倍。】遂至钞料十锭易斗粟不得，而元亦亡矣。
明起，钞法竟不能复行，而银币代起，亦为中国史上一重要变更。
秦汉以来，民间交易，惟谷帛与钱，无用银之例。银为器饰宝藏。唐代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而两税法行，令出钱。宋代诸州岁输缗钱，故后世相沿谓之“钱粮”。【宋府库输入，钱、谷外为绢、绸、丝、布、茶、蜡。惟闽、广间许以银易缗钱。元佑会计录：“岁入银止五万余两。”】金【章宗时。】因钱钞法弊，乃权以银货。继复罢钱而专用银钞。【铸银名“承安宝货”，每两折钱二贯。当时俸给军须，皆银钞相兼。】哀宗时，钞竟不行，民间一以银交易，是为后世社会用银之始。【元贡赋仍微谷帛，成宗本纪载，岁入银数不过六万两。】明初田赋亦未用银。【惟以银为坑冶之课。】民间交易以银，有历禁。然钞法既不行，银终起而代之。【英宗时始令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应输米麦折银，后概行于天下“太仓银库”之名，起于明之是叶也。】
他们的军队，亦分为各等级。
蒙古军。
探马赤军。【以诸部族为之，乃镇术边境者。】
汉军。【以中原汉人为之。】
新附军。【南方宋人为之。】
正相当于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四级。
兵籍秘密，汉人莫之知。
立里甲之制，二十家为一甲，以蒙古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妇惟所命。见徐大焯烬余录。】
又多立防禁。禁汉人田猎，【世祖纪，仁宗、英宗纪。成宗大德五年，有诏弛山泽之禁，听民捕猎。】禁汉人习武艺，【英宗纪。】禁汉人持兵器，【世祖、武宗、仁宗令。按：辽、金亦禁民间兵器。】禁集众祠祷、【元史一零五刑法志。】集众买卖，【元典章亦有“禁聚众”】禁夜行。【元史一零五刑法志：“诸江南之地，每夜禁钟以前点灯买卖，晓钟之后，人家点灯读书工作者并不禁。”元典章禁夜：“夜间禁通行。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
又屡次收括民间马匹。【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民间收马总计十万二千匹。至元二十七年，九千一百匹。至元三十年，十一万八千五百匹。成宗大德二年，十一万余匹。武宗至大三年，四万余匹。仁宗延佑四年，二十五万五千匹。延佑七年，二万五千匹。天顺帝天历元年，十一万余匹。数十年间，括民间马七十余万匹。】
而文武分途之弊制，遂为明清两代所沿袭。
汉世良家子得以材力入官，或隶期门、羽林，或为三署郎，而军功大者为卿大夫，小亦为郎。后汉将帅罢兵，大抵内为列卿，外为郡守。魏晋将军之官，多选清望之士居之。如裴危、【以国子祭酒为右军将军。】王恬【以中书郎为后将军。】等例是也。以至州镇方伯，无不兼将军、都督之称。【其为州而无将军者谓之军车河史。】
当时文武选授，尚不拘资格，迄南北朝皆然。至唐吏部、兵部分为二选，文武始各有定阙。然诸州兵政掌之河史，悉带使持节，并无专阃（kǔn）武员。吏职、兵官，未尝判然区别。
宋太祖患五季藩镇跋扈，命文臣出守列郡，而别置钤（qián）辖都监以司军旅屯戍政令，遂分职而治。然当时内外官仍文武参用，愿换授者亦许改职。
自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定军民异属之制，以万户府、镇抚司领戍兵，以知府、县尹领民事。明因其制，于是州县、营卫，建置攸殊；出身既截然不同，铨注亦有一定之格；自督抚大吏外，武官除授，乃无一不归兵部。
今按：元之军民异属，本自有其用意。吴莱渊颖集书急就章后谓：“国家起自北土，经理中原。中原豪杰，保胡乡里，因而降附，使据其境土如诸侯。大开幕府，辟置官属，钱谷狱讼，一皆专制，而不复关乎上。已而山东猘子，地富兵强，跳踉负固，卒贻诛灭。而后天下郡县一命之官，悉归吏部。兵则自近戍远，尺籍伍符各有统帅。但知坐食郡县租税，不复系守令事矣。”此盖元人私武力以便宰制之用心。
明袭元弊，不能大事荡涤者多矣。至清则同为盗憎主人。自乐于循用矣。
蒙古长于战阵，而不善于理财，故赋敛之事则多委之色目、回人。其先军队所至，多掠人为私户。【辽有“头下军、州”，大臣从征，俘掠人户，自置郛郭。此颇近之。】
张雄飞传：“至元十四年，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自置吏治之，岁责其租赋。”世祖纪：“至元十七年，诏核阿尔哈雅等所俘三万二千余人，并赦为民。”【他如宋子贞、张德辉、雷膺、王利用、袁裕诸传，皆有散见。】
政府亦以分赐民户为恩典。
至元十八年，江南平，以江南民户分赐诸王、贵戚、功臣。先后受赐者诸王十六人，后妃公主九人，动臣三十六人。自一、二万户以上，有多至十万户者。动臣自四万户以下，至数千、数百、数十户不等。【见食货志。】
奴隶的献赐、鬻卖、投靠，成为一时常态。
他们一面盛拥奴隶，一面又广占田地。
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谓：“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
牧场与农田杂糅，屡起冲突。
和尚传：“诸王牧地、草地，与民田相间，互相侵冒，有司视强弱为予夺。”又塔里赤传：“南北民户主客良贱杂糅，蒙古军牧马草地，互相占据”云云。此均在至元时。
政府又盛行赐田。
尤著者为江南平江田。张珪疏：“累朝以官田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官、寺观之属。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人、奸吏为庄官，巧名多取。又驱迫邮传，折辱州县。请令民输租有司，有司输省部，省部输大都，以分给诸受田者。”不从。
蒙古人以军人而兼贵族，既享有政治上种种特权，又多用回人为这经营财利，剥削生息。
黑鞑事略：“鞑人只是撤花，【找外快钱。】无一人理会得卖贩。只是以银与回回，令其自去卖贩以纳息。回回或者自转贷与人，或自多方卖贩，或诈称被劫而责偿于州县民户。”又曰：“其贾贩则自鞑主以至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衍其息，一锭之本展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锭，【锭五十两。】谓之'羊羔儿息’。民间普通以缗取三分为常。”【见牧庵集十三。】
回民相率殖产卜居于中原，尤以江南为盛。【周密癸辛杂志续集。】
而汉、回待遇亦种种不平等。
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罚黄金四十巴里失，杀一汉人其偿价与一驴相等。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成宗大德四年，定诸职官荫叙之制，诸色目人视汉人优一等。
大抵回民地位，大体是代表的商人，而汉人则代表了佃户与农民。
汉人地位中较高都为工匠。
军临屠城，惟匠得免。
静修文集二十一：“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众。”又蒙古入汴，依旧制，攻城不降则屠之，耶律楚材谏不听，乃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皆聚此城，杀之则一无所得。”乃诏原免，汴城百四十万户得保全。
匠人特籍为户，得不与平民为伍。
静修文集十七：“金人南徙，迁诸州工人实燕京。”元史张惠传：“灭宋，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选其有艺业者十余万户为匠户。”事在至元二十一年。又至元十七年，诏江淮行中书省括巧匠。未几，赐将作院工匠银钞币帛。旋勅逃役之民窜名匠户者复为民。
元人设官，亦以军、民、匠三者分列。
元官制分内、外任，外任中又分民职、军职、匠职等名。匠职官甚多，与军、民职官相等，亦谓之“局院官”。世祖时，有浑源人孙成善为甲，赠至神川郡公，谥忠惠。子拱世其业，亦赠至神川郡公，谥文庄。回回人阿老瓦丁以善制炮，世袭副万户。回回人亦思马因亦以善制炮，世袭职。尼波罗国人阿尼哥以善装塑，故元代名医特多。至天文星历、阴阳卜巫，元人皆与匠、医一例视之。
蒙古人的统治，在大体上说来，颇有一些像古代贵族封建的意宋。【元初以宗正寺遥领诸路刑狱，则司法亦归私戚。】只是春秋时代的贵族阶级，自身有一种珍贵的文化修养，【即所谓诗、书、礼、乐”。】而蒙古人无之，他们在武力的镇压与财富的攫占之外，缺少一种精神生活的陶冶。他们只有一种宗教的迷信，算得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元人崇佛教，乃今西藏之喇嘛教，与汉魏以来中土所行佛教亦有别。又按：重工匠，重僧道，此亦金人已然。据吊伐录：“金人特檄宋发遣工匠进行教坊，又命宋共议荐举异姓，列举僧道耆寿军人百姓”，可证。】
因此在蒙古的政治局而里，僧侣占到很高的位置。
如国师八思巴【于世祖至元六年。】为蒙古创新字，【自此以前，蒙古尚为一无文字之蛮族。遇其必需使用文字时，则借用畏兀儿文。】世祖号之曰“大宝法王”。泰定帝泰定二年，以鲜卑僧言，为全天下立祠比孔子。而杨琏真伽世祖时为江南释教总统，尤骄纵，发掘故宋赵氏诸陵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零一所。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达三万两千户。成宗大德三年，方江南僧寺佃户五十万为编民，悉杨琏真伽冒入寺籍者也。又元制于帝师、国师下，僧侣有王公之封。
皇室佛事，占国家政费之泰半。
世祖至元三十年间，醮祠佛事之目百有二。成宗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余。成宗至大时，张养浩上时政书，谓：“略会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其二。宣徽院使岁会内庭佛事之费，以斤数者面四十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蜜共五万余。仁宗延佑五年，给书西天字维摩经金三千两，岁费较大德又不知增几倍。至明宗时，中书省言佛事以今较旧，增多金一千一百五十两，银六千二百两，钞五万六千二百锭，币帛三万四千余匹。”
寺庙亦拥有盛大之产业，与贵族王公等，同样为封建势力之一种。
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其著如大承天护圣寺，顺帝至正七拨山东十六万二千余顷地属之。前后两次赐达三十二万三千顷。又有大护国仁王寺，水陆田地十万顷，赐户三万七千五十九。【元史刑法志：诸庶民有妄以漏籍户及土田于诸王、公主、驸马呈献者，论罪。诸投下辄滥收者，亦罪之。”又成宗纪：“大德六年诏：江南寺观续置民田，及民以施入为名者，并输租充役。八年又诏免天下道士赋税。”盖僧道与贵族同样有豁免田赋之优待。又世祖中统四年，令在京权势家为商贾及以官银买卖之人，并须输税。至元三十年，敕僧寺邸店物货，依例抽税。仁宗元佑七年，禁京城诸寺邸舍匿商税。又见僧寺与贵族同样经营商业，又同样有避免课税之势力也。】
而僧侣之为患于社会，更难尽述。
武宗至大三年，监察御史张养浩上时政书，九曰“异端太横”。谓：“释老之徒，畜妻育子，饮醇啖腴，萃逋逃游惰之民，为暖衣饱食之计。”泰定帝二年监察御史李昌言：“臣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路，传舍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妇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五行省之使，十多六七。
顺帝父子竟以亡国。
顺帝信西天僧演折儿法，译言大喜乐也。又有西番僧伽璘真，授帝秘密大喜乐禅定，帝皆习之。丑声秽行，初为太子所恶，帝曰：“秘密佛法，可以延寿。”令秃鲁帖木儿以教太子，太子亦悦之。曰：“李先生教我儒书多年，我不省书中所言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晓。”李先先生，太子论德好文也。其时顺帝父子既溺惑于西番佛法，而社会起事者如韩山童、刘福通等，亦以白莲教为号召。
元代社会上的上层阶级，大体言之，有皇室、贵族、军人、【此与贵族不能十分分别，皆蒙古部族也。】僧侣、商人、【此皆色目西域人为多。】地主、【凡皇室以下皆地主也。惟汉人、南人亦有为大地主者，由其前承袭而来，而以非法手段保持之。此尤以江南为多。王艮传：“有诣中书省诉松江富民包隐田土，为粮至一百七十万三石者。”元廷屡行经理之法，使民目自宝田。仁宗时，遂致召赣民蔡五九之乱。】官吏，【官吏来源即上列诸种。】而一般平民之政治地位则甚低。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此见陶宗仪辍耕录。“官、吏”为贵族，“僧、道”为宗教，亦相当于贵族。“医、工”即平民中地位较高者，如匠户之类。“七猎、八民”者，元特有捕猎鹰人，籍隶鹰房总统管府，【苏天爵滋溪集十九：“中原甫，江左未下，朝廷尝因畋狩阅武功，鹰师所至，威若神明。或旁缘为奸而下不勝其虐。”又十五谓：“国家草昧初，南北未一，政教未洽，常因畋狩讲武功，鹰师之职，贵幸隆宠。承平既久，犹恐武备浸弛。或者不究其意，驰骋豪纵，因为奸利，民始不勝其困。”元史兵志谓：“元制自御位及诸王，皆有昔宝赤，盖鹰人也。是帮捕猎有户，使之致鲜食，以荐宗庙，供天庖，而齿革羽毛又皆足以备用，此殆不可缺焉。”又云：“打捕鹰房人户，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孛兰奚、还俗僧道，与凡旷役无赖者，及招收亡宋旧役等户为之。”】
此虽贱民，而为贵族所御用，故较之农民犹高。【春秋时工、商、虞人，亦视家民为高也。】所谓“民”，则汉人、南人之业家者也。“九儒、十丐”者，“儒”为民间自由学者，而与僧侣宗教不同，本由春秋时代封建社会渐次破坏后所产生，为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一种特别重要之流品。
惟就蒙古人眼光及其政治设施言之，则不能了解其地位。彼辈既不能执干戈入行伍，又不能持筹握算为主人殖货财，又不能为医匠打捕，供主人特别之需求，又不能如农民可以纳赋税，故与“丐”同列。【黑鞑事略：“蒙古赋敛谓之差发。汉地差发，每户每丁以银折丝棉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诸亡国之人，甚以为苦，怨愤徹天，然终无如何。”又曰：“鞑主不时自草地差官出汉地定差发，霆在燕京，（宋端平二年）见差胡丞相（胡土虎）来，黩货更可畏，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教学行即儒，乞儿行即丐，此皆穷行，无力作差发，乎其相为类。】别有一说为“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十色，既有“工”，又重出“匠”，列“娼”于“儒、丐”之前，盖由不明猎民之意义而妄易之。
大概当时的社会阶级，除却贵族军人【此乃二而一、一而二者。】外，做僧侣信教最高，其次是商人，再其次是工匠，【包括各种特殊技能如医生等。又按：金代于天文、医术等颇造精妙，元亦承金遗绪。】又次是猎户与农民。【猎户所以在农民之上者，以蒙古贵族眼光视之当如此。】而中国社会上自先秦以来甚占重要位置的士人，【当时称“儒”即读书人。】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
最初的士人与普通平民一样的被俘掠为奴隶。
黑鞑事略：“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堕于屠沽，去为黄冠者，皆尚称旧官。王宣抚家有推车数人，呼运使，呼侍郎。长春宫【今北平之白云观。】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剃发。】免赋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盖蒙古初入中国，其野蛮最甚。长春真人邱处机以宗教得成吉思汗之信仰，其徒得免赋役，全真教遂大行，文人不能自存活者多归之。
经有懂得汉化者之劝告而稍得解放。
太宗时，免儒士之俘为奴者，立校试儒臣法。得淮、蜀士遭俘没为奴者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见耶律楚材传。又宪宗四年，制为士者无隶奴籍。世祖取鄂州，俘获士人赎还者五百余人。中统二年，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至元十年，勅南儒为人掠卖者，官赎为民。又廉希宪传：“世祖以廉为京兆宣抚使，国制为士者无隶奴籍，京兆多豪强，废令不行。希宪至，悉令著籍为儒。”
他们对士人的观念，似乎亦是一种仿佛的工匠。
太宗时，耶律楚材言：“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始未易成。”因些遂令随郡考试儒人被俘为奴者。
而终于在这些俘虏中间，偶然把南宋的儒学流到北方去。
蒙古破许州，先得金军资库使姚枢。时北庭无汉人士大夫，惟枢特加重。及阔端南侵，命即军中求儒、释、道、医卜之人。拔德安，得赵复，其徒称江汉先生。枢挟以北行，建太极书院，河朔始知道学。许衡、宝默皆从姚枢得程朱书。衡为国了祭酒，教蒙古诸贵人子弟，稍稍知中国礼义。
结果于国族勋旧之外，亦有科举取士之制。
元科举定制于仁宗皇庆二年。其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
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沈）氏为主，周易以程（颐）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氏传，礼记用古注疏。
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
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今按：科举以四书义取士始此。自此相承直至清末，实中国近世一至要之创制也。【与四书取士同为明、清所因袭者，尚有行省制。此二制度影响明、清两代六百年之历史。】
然此仅有名无实，在实际政治上极少影响。
一、举行时间不久，次数甚少。
开科取士，定制在仁宗皇庆二年，始开科在延佑二年，已在宋亡后近四十年。科场三岁一开，至顺帝至元元年科举即罢，前后共二十年。嗣于至元五年【选举志谓“六年诏复科举”。】复有科举，共不过二十次。
二、科举出身者实际并不多。
续通典：皇庆、延佑中，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显要者常十之九。顺帝时罢科举，许有壬争之，谓：“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余名，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
三、科场舞弊，全失考试本意，亦全无考试真相。【详见辍耕录卷二十八。至正四年有长篇四六文揭发江、浙纤尘试黑幕，又至正二十二年复有作弹文者，举此可例其余。】
四、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榜考试，右榜为蒙古、色目人，恐多属具文；左榜为汉人、南人，其真才实学多不屑应举。
陶氏辍耕录卷二谓：“今蒙古、色目人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
陶氏生当元、明之际，其书刊于明代，则所谓“今”者，指元之晚季。其时蒙古、色目人在官者尚多不能执笔，则科举取士之为效可想。余阙曰：“至元以下浸用吏，中州之士见用者浸寡，南方尤寡。其久则南北之士亦自畦町相訾。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佑中，初设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勝道也。”【惟元代政治，虽学术的气味极薄，而社会上则书院遍立，学术风气仍能继续南宋以来，不致中辍。明祖崛起，草野绩学之士，乃闻风而兴，拔茅彚（汇huì）征，群集新朝，各展所蕴，以开有明一代之规模。如刘基、宋濂、章溢、陶安、钱用壬、詹同、崔亮、刘三吾等彬彬文雅，郁乎其盛，一时何上数十百人，皆元代之所贻也。】
可见元代入主中国，经历一百余年，中国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政权的意识，始终未接受过去。他们的政治，始终不脱古代贵族封建、武装移殖的气味。然而当时一般社会文化、经济的水准，却比春秋时代在贵族封建下的农民，高出百倍。蒙古人的倒退政治，到底不能成功，因此社会变乱百出。
至元二十年，崔彧（yù）上疏，谓：“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又至元二十四年诏：“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世祖至元时如此，其他可知。
蒙古人震铄亚、欧两洲的武力，终于在汉人的蜂起反抗下，退让出他们的统治。
【明代兴亡】
除却汉高祖，中国史上由平民直起为天子的，只有明太祖。【元末群雄，如河南韩山童、韩林儿，乃白莲教师。湖广徐寿辉，为贩布者，其部将陈友谅，乃渔父。江苏张士诚，为运盐舟人。浙江方国珍，乃贩盐者。安徽郭子兴，则卖卜者之子。朱元璋，皇觉寺僧。四川明玉珍、福建陈友定，及明太祖部下徐达，皆农民。常遇春则为盗。元末群雄，较之秦末，更见其为平民色彩。】
这是说明蒙古人的政权之下，绝没有汉人的地位。因此在蒙古政权被推翻的过程中，没有让政权之自身酝酿出权臣或军阀来操纵这个变局。【如东汉以来历史上之惯例。】
明代共十六主，二百七十七年。【若并南明三帝，计当为十九帝，二百九十四年。】
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
太祖是一个雄猜之主。
天下大定，年已六十余，太子死，孙孱弱，故为身后之虑。一面封建诸子，各设卫兵三千，乃至一万九千，一面尽诛功臣宿将。
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诛，遂废宰相。
太祖昭：“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朱国桢皇明太训记卷九谓：“臣下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至是废去，遂成绝对君主独裁的局面。
第二个恶化的原因，在于明代不惜严刑酷罚来对待士大夫。此亦起於太祖。
史称：“太祖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胡惟庸之狱，株连被诛者三万余人。又蓝玉之狱，株连一万五千人。【史又称：“太祖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户部侍郎郭桓，赃七百万，而自六部侍郎下连只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草木子谓：“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故其时文人多不仕。【据明诗综，如汪广洋、魏观、高启、朱同、苏伯衡、张孟兼、王彝、扬基、张羽、徐贲、王行、孙贲、黄哲、郭奎诸人咸死非命。如李仕鲁、王朴之死，尤暴残。太祖又有“士大夫不为君用。”之科。】靖难之变，方孝孺夷十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
鞭笞捶楚，成为朝廷士大夫寻常之辱。
洪武九年，叶伯巨上书：“今之为仕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伯巨竟以此死狱中。又解缙疏：“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是明初捶楚官吏之风，又不仅于朝廷之上矣。】
终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绝书。
廷杖亦始太祖时，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夏祥毙杖下，其后流而愈甚。武宗正德三年，刘瑾矫诏百官悉跪奉天门外。顷之，下朝官三百余人狱。及（十四年）谏南巡，命朝臣一百零七人罚跪午门五日，晚并系狱，晨出暮入，又各杖三十。余继疏争者，杖四十、五十，有死者。【廷杖者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时（嘉靖三年）大礼议，逮下诏狱廷杖者一百三十四人，编修王恩等病创卒者十八人。【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朝，有杖毕趣治事者，有朝服予杖者。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十一年徐石麟疏言：“皇上御极以来，诸臣丽丹书者几千，圜扉为满。”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疏请清狱，言：“狱中文武累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不报。】庄烈帝时，用刑颇急，大臣多下狱。明廷之滥刑、滥杀，终使其自陷於不救之地。【明史流寇传评庄烈帝，谓：“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於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於不能制。” 其甚者如袁崇焕之见杀，则并非罚之明而驭之严矣。】
其惨酷无理，殆为有史以来所未见。
魏叔子集载廷杖事，言：“每廷杖，必遣大珰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bì）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东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惟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败肉斗许，医治数月乃愈。”
而监杖用内官，行杖用卫卒，遂使士大夫悬命其手。
而尤甚者在使内监审狱。【此如汉之黄门北寺，而酷毒恐犹过之。】
史称：“成化以后，凡大审录，太监斋敕，张黄盖，於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中郎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谨。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稍忤。”
宋太祖惩于唐中叶以后武人之跋扈，因此极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则觉胡元出塞以后，中国社会上比较可怕的只有读书人。【功臣、宿将多以诛死，兵卒多以散归田亩。】但是所谓传统政治，便是一种士人的政治。明太祖无法将这一种传统政治改变，【这是广土众民的中国为客观条件所限的自然趋向。】於是一面广事封建，希望将王室的势力扩大。【古代封建只如后世一小县，故可以宗法统治。后人封建，连州接郡，依然是一中央政府之缩影。于封建区域内，依然得用士人政治，非一宗一族所能统。】
一面废去宰相，正式将政府直辖於王室。【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之长进，即在政府渐渐脱离王室而独立化，王室代表贵族特权之世袭，政府代表平民合理之进退，而宰相为政府领袖，君权、相权，互为节制。李德裕谓：“宰相非其人，当亟废罢，至天下之政，不可不归中书。”宋蔡承禧神宗时上疏：乞除命大臣、台谏之外，事无巨细，非经二府（中书、枢密）不得施行。”此中国传统政治之精神也。明祖恶宰相弄权，谓可以篡夺王室之统续，故深忌之。】既不能不用士人，【宗族同姓不足恃，军人而非宗室更可虑，宦官、外戚则明祖早见其更不可用。而当时士人在社会上之势力，亦更非汉、唐、宋初年可比。除非如蒙古、满州为整个部族之统治，（然亦需借用社会士人力量合作。）否则一姓一家舍援用士人，即无他道。】遂不惜时时用一种严刑酷罚，期使士人震慑于王室积威之下，使其只能为吾用而不足为吾患。【及王威渐弛，则以太监代帝王。】
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统治一个天下，只有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
张居正屡言祖宗法度，谓：“本朝立国规模与前代不同。宋时宰相卑主立名，违道干誉之事，直仆之所薄而不为者。”又曰：“迂阔虚谈之士，动引晚宋衰乱之政以抑损上德，挢扦文纲。不知我祖宗神威圣德，元与宋不同。哺糟拾余，无裨实用。”盖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宋儒於科举制度下发挥以学术领导政治之新精神。尊师相，抑君权，虽亦有流弊，要不失为历史之正趋。明太祖、张居正则皆此潮流下之反动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篇，谓明“阁下之贤者尽起能事则曰法祖，非为祖宗必足法，其位既轻，不得不假祖宗以压后王，以塞宫奴。”若张居正此论，则又假祖宗以抗朝议亦。既不敢以师相自居，即不得为大臣。无论何事，非托王命，则只有上述祖旨也。】
明代废相以后，析中书政归六部。
去中书省，特存中书舍人，为七品官，职书翰而已。去门下省，特存给事中，虽七品官，而有封驳之权。尚书省不复设令、仆，升六司尚书分为六部，秩二品。
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副之。六部之上，更无领袖，而天子总其成。
其外有都察院司纠劾，通政司达章奏，大理寺主平反，为九卿。然惟都察院权较重，并六部尚书为七卿。明官盖有卿而无公。【明初立中书省总文治，都督府统兵政，御史台振纪纲，略师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分职之意。及罢中书省，同时罢御史台，（后更置都察院。）又分大都督府为五，而征调隶于兵部。外省设都、布、按三司，分隶兵、刑、钱谷，而考核听之府部。如是则吏、兵、户三部之权稍重，而总裁则归之皇帝也。】
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
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下，故名“内阁”。时设大学士者共四殿：中极、【旧名：“华盖。”】建极、【旧名：“谨身。”】文华、武英；两阁：文渊阁、东阁。
并正五品，朝位班次在尚书、侍郎下。
洪武时，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奏章批答，皆御前传旨当笔。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载洪武十七年九月，给事中张文辅言：“自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箚凡一千一百六十件，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故君主独裁，非精力过绝人，其势必不可久。
成祖以后，始有“内阁”之称。
由翰林院侍讲、侍读、编修、检讨等官简用，无定员。使参预机务。【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
永乐、洪熙两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然批答亦出自御笔，不委他人。
成祖时，解缙、胡广等既直文渊阁，犹相继署院事。
仁宗后，阁权渐重。
杨溥、杨士奇、杨荣称“三杨”，以东宫师傅旧臣，领部事，兼学士职，地位渐隆，礼绝百僚，始不复属院事。
至宣德时，始令内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此由君主生长深宫，一两代后，精力智识皆不如前，遂渐渐不亲政事，懒于接见大臣；愈懒愈疏，愈不明白外面事理，遂愈不敢与大臣直接对面办事。“条旨”始宣德，据弇山堂别集、明史宰辅年表，谓：“至仁宗而后，裁决机宜，悉由票拟”是也。又王琼双溪杂记云：“英宗九岁登基，有诏：凡事白于张太后（英宗祖母），然后行。太后令付内阁议决，每数日必遣中官入阁，问连日曾有何事商榷，具帖开报验看。不付阁议者，即召司礼监责之。内阁票旨始此。”则谓始正统。殆至是始成定制耳。】
诏诰起草，唐时属中书舍人，后翰林学士越职代之。内阁拟旨，正似翰林之知制诰，并非宰相职也。至明代中书舍人乃七品官，专职书写而已。
中易红书批出。
太祖定制，内侍毋许识字。至宣宗时，始立内书堂，内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阁票批朱，与外廷交结往来。
然遇大事，尚犹命大臣面议。
其后始专命内阁条旨。皇帝深居内殿，不复常与大学士相见。
甚至宪宗成化以后，迄与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三年，其间延访大臣者，仅孝宗弘治之末数年，而世宗、神宗则并二十余年不见朝。群臣从不见皇帝之颜色。【野获编卷一有明代召对趣话一则云：“先是宪宗以微吃，赐对甚稀。一日，召阁臣万眉州（安）、刘博野（吉）、刘寿光（珝）等人，访及时政，俱不能置对，即叩头呼'万岁’，当时有'万岁相公’之谑。今上（万历）渊默岁久，自庚寅元旦召吴门（申时行）、新安（许国）、太仓（王锡爵）、山阴（王家屏）入对以后，又二十五年而为乙卯之四月，以张差闯宫一事，召方德清（从哲）、吴崇仁（道南）二相入内商榷。方唯叩首唯唯，不能措他语，吴则噤不能出声。及上怒，御史刘光复越次进言，厉声命拿下，群阉哄聚殴之。事出仓卒，崇仁惊怖，宛转僵仆，乃至便液并下。上回宫，数隶扶之出，如一土木偶，数日而视听始复。盖崇仁自登第后，尚未观穆若之容，一旦备位政本，不觉失措至此。”又赵翼陔（该）余丛考，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条，可参看。】
大学士王鏊（ào）论视朝，曰：“上下不交，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不遇视朝数刻。君或不识其臣，臣或不交一言于君。上下不过章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把持而已。非独沿袭故常，亦其地使然。何也？本朝视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明常朝有御殿仪、御门仪。每日晨兴，御奉天门，午、晚复出坐朝，一日而三朝焉，可谓勤政。其后御殿礼废，午、晚朝亦废，世宗、神宗则并常朝御门，亦数十年不一举。】然堂陛悬绝，威严赫奕，将军持鈲（孤），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正司奏上，特是之，命所司知之而已。谢恩见辞，惴惴而退，上何尝闻一事？ 下何尝进一言？
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周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外朝’，询大事在焉。【非常朝。】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常朝。】路门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视朝而见群臣，所以通上下之情。听政而适路寝，所以决可否之计。
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盖外朝为尊，中朝为亲。【周制常朝旅揖、特揖，其仪甚简。汉常朝仪不著，殆亦近古。叔孙通朝仪，非常朝之仪。唐、宋重常朝，其仪特备，已非秦、汉之旧。】唐皇城之南一门曰承天，正旦、冬至取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内曰太极殿，朔、望视朝在焉，盖古之治朝也。又北曰两仪门，其内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贞观初，每日临朝，十三年三日一朝，永徽中五日一朝，文官中五品以上号'常参官’。玄宗怠于政事，乃有紫宸殿入阁，所见惟大臣，百官俟朝正衙者无复见天子。中叶以还，又有开延英召对，则并非正殿。】
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辰）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及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汉、唐君臣决事殿廷，皆列坐。宋初范质为相，始请皆立。汉、唐有不时之朝，如汲黯见武帝于武帐，魏征见太宗于便殿。宋以下则待召而入。】盖亦三朝之遗意。太祖、太宗时，华盖、谨身、武英殿筵宴奏事，则内朝也。
今久不御，上下之交绝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外朝或可间歇，内朝必以时举。六部诸司以次奏事，大臣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五日一员上殿轮对，或不时召见。咫尺相对，略去威严。上不难于问，下不难于对。人才贤否、政事得失、风俗善恶、闾阎疾苦、古今治乱，皆得毕陈于前，则上下之情可通，内外之壅蔽可决，天下之事有何不可为者？”王鏊之言，特欲复明初之规模，而明室帝王之昏惰，则并有不止如鏊之言者，明政乌得不乱？
独裁的皇帝不问政事，最著者自推神宗。
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朝臣请简补，不听。三十四年，王元翰疏：“朱赓（gēng）辅政三载，犹未一觏天颜。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两都台省，寥寥几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无人。九边岁饷缺至八十余万。天子高拱深居，章疏一切高阁。”四十一年叶向高疏：“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常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国政事归皇帝独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负责，朝政懒废堕弛至此，亦历史中奇闻也。
自然有权臣应运而生。
世宗时，夏言、严嵩遂弄大权．【严嵩柄政达二十年。世宗初亦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绳下，而弄权者即借以行私。明代君主非重法即怠荒，皆足以败事。】
自此以后，内阁学士朝位班次升六部上。【惟终明世，大学土秩止正五品，其官仍以尚书为重。署衔必曰“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本衔转在下，兼衔反在上。】
然皇帝于内阁不相亲接，其间尚隔着一层太监的传递。阁权最高仅止于票拟。
朝廷命令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传之内阁。内阁陈说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之太监，太监乃述之御前。
于是实际相权【或竟称君权。】一归寺人。
皇帝不赴内阁亲视政务，故令阁臣票拟。皇帝在内寝仍不亲政务，则批红亦由太监代之。【或皇帝降旨，由司礼监在旁写出事目，付阁臣缮拟。】
因此明代司礼监，权出宰辅上。
英宗时王振，【其时票拟尚在内阁，然涂棐（fěi）疏已言，英宗时批答多参以中官。】武宗时刘瑾，【则专揽益甚。刘健疏：“近者旨从中下，略不与闻。有所拟议，竟从改易。”则正德初已然。】皆是。以后司礼监遂擅权。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帝压之，及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专决，不复白。每于私第批答章奏，辞率鄙冗，焦芳为之润色，李东阳俯首而已。【李氏尝有疏自白，谓：“臣备员禁近，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驳再三，或径自改窜，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递出誊黄，逼令落稿，真假混淆，无从别白。臣虽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所损亦多。”此正可见内阁票拟，必经皇帝批答，司礼监既窃此权，自可箝制阁臣也。又按：洪武十七年铸铁牌，置宫门中，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河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又太祖制，内臣不许识字。宦官通文墨，自宣宗时设内书堂始。然非朝臣附丽羽翼之，虐焰亦不若是烈。首以阁臣比内侍，则焦芳也。】
因此宦官逐渐骄横跋扈。
张东白云：“自余登朝，而内阁待中官之礼几变。天顺间，李文达【贤。】为首相，司礼监以议事至者，便服接见之。事毕，揖之而退。彭文宪【时。】继之，门者来报，必衣冠见之。与之分列而坐，阁老面西，中官面东。中官第一人，对阁老第三人，虚其上二位。后陈阁老【文。】则送之出阁。后商文毅【辂。】又送之下阶。后万阁老【安。】又送至内阁门矣。今凡调旨议事，掌司礼者间出，使少监并用事者传命而已。”【文震孟传则谓：“大臣入阁，例当投河司礼大奄，兼致仪状。”】又嘉靖中，有内官语朝臣云：“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凡几变。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来夏先生【言。】我们只平眼看看。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恭恭手才进。”【世宗驭内寺最严，其先后不同已如此。】
而阁臣中想实际把握政权者，最先便不得不交结内监。【时谓：“大臣非夤缘内臣不得进，非依凭内臣不得安。”即如张居正，亦交结内侍冯保也。】
其次又须倾轧同列。
阁臣不止一人，职任上并无严格分别之规定。严嵩倾去夏言，与许瓒、张璧同为大学士，而瓒、璧不得预票拟，大权遂一归嵩。自是以后，票拟专首揆，余旁睨而已。【万历十一年，御史张文熙言阁臣专恣，其一即指票拟不使同官预知。申时行争之曰：“票拟无不与同官议者。”可见阁臣票拟权，在当时理论上仍不许首揆专制也。】万历之季，疏多留中，首揆亦闲坐终日。
国家并未正式与阁臣以大权，阁臣之弄权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权臣”，非“大臣”。权臣不足服众。【杨继盛劾严嵩，谓：“祖宗罢丞相，设阁臣，备顾问、视制章而已。嵩乃俨然以丞相自居。”御史刘台劾张居正，亦谓其“俨然以相自处”。又曰：“祖宗朝，一切政事，台有奏陈，部院题复，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内阁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协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居正因此上书乞休，自谓：“臣之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可见一切症结，实在内阁制度之本身也。又明史七卿年表：“洪、宣以后，阁体既尊，权亦渐重，于是阁部相持，凡廷推考察，各骋意见，以营其私，而党局分焉。科道庶僚，乘其闲隙，参奏纷孥。驯至神宗，厌其嚣聒，置而不论。”此岂非政体失调有以致之乎？】故虽如张居正之循名责实，起衰振敝，为明代有数能臣，而不能逃众议论。
张居正为相，治河委潘季训，安边委李成梁、戚继光、俞大猷。太仓栗支十年，太仆积贮至四百万。及其籍没，家资不及严嵩二十之一。然能治国，不能服人。法度虽严，非议四起。继之为政者，惩其败，多谦退缄默以苟免。因循积弊，遂至於亡。
黄梨洲谓：“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明夷待访录。】真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明代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又用严刑绳下。锦衣卫、【锦衣卫狱又称“诏狱”，始太祖时。】东厂、【永乐设，掌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由宦者领之，与锦衣卫均权。】西厂，【宪宗宠汪直设，命同河外事，所领缇（tí）骑倍东厂。武宗时，刘谨又设之。神宗时，冯保擅权，又建“内厂”，即西厂之变相。于是名东厂曰：“外厂”。魏忠贤秉政，内、外厂备极刑惨。】成为皇帝的私法庭，可以不经政府司法机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而擅自逮捕拘讯朝臣，乃至于非刑虐杀，其权全操于内寺。
初领五都督府者，皆元勋宿将。永乐间，始设内监监其事。沿习数代，勋戚纨绔司军纪，而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而内监之权又侵入于军事。其他明代如皇庄、矿税、上供、采造重重扰民事，亦皆奄寺主之，则奄权又侵及于财政。【明祖著令：内官不得预政事。永乐中，遣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番，马骐镇交趾，且以漠北诸将皆洪武旧人，以中人参之。又设东厂预事，宦官浸任用。明祖之废宰相，与永乐之任宦寺，皆出一时私意。明代规模定于二君，祸根亦胥重于是矣。】
内寺之权，极盛于熹宗时之魏忠贤。
天启六年，浙抚潘汝桢始为忠贤立生祠，天下争废书院应之。监生陆万龄请祀忠贤于国子监，又请以忠贤配孔子。崇祯时定逆案，首逆凌迟者二人，为忠贤、客氏。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又次等论徒三年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减等革职闲住者四十四人，共二百零九人。【忠贤本族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其时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臣有许显纯等“五彪”，又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骎骎乎可成篡弑之祸。忠贤目不识丁，弄权至多不过六、七年，少仅三、四年，蟠结攀附之盛已如此，则其时士风官方，亦可知矣。】
在一种黑暗的权势下面，鼓荡出举世谄媚之风，而同时激起名节之士之反抗，而党祸于此兴。
明朝一种谄媚结附之风，盖由中叶以后，政治浑浊而引起。严嵩当国，朝士为干儿义子者至三十余辈。张居正卧病，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为设醮。翰林、科、道继之，部属、中、行继之，诸杂职又继之，外官南京、楚、闽、淮、漕又竞起应之。黠（xiá）者以献媚，次亦避祸不敢立崖岸。时独一顾宪成，削名不屈。无论为张居正，为魏忠贤，自趋权附势者视之，则同样为权势之代表。而自守正不阿者论，则此等权势亦同样应该反对。反对此等权势者，酝酿于讲学，结集于书院。而张居正亦尽力摧毁天下书院，魏忠贤则前后两次杀六君子十二人，党祸至于不可收拾矣。
又按：黑暗政权之普通象征，厥为贿赂。王振时，每朝觐官来见，以金为率，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稗史类编。】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六、七尺者二十余株。【振传。】李广殁后，孝宗得其赂籍，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盖隐语，黄者金，白者银也。【广传。】刘谨时，天下三司官入觐，例索千金，甚有至四、五千金者。【蒋钦传。稗史则谓：“布政史须纳二万金”。】科、道出使归，亦例有重贿。【许天锡传。】谨败后，籍没之数，大玉带八十东，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据王鏊笔记。】瑾窃柄不过六、七年耳。其后钱宁籍没时，亦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东。【宁传。】魏忠贤史不载其籍没之数，其富当更胜于瑾也。顾不必宦官为然。严嵩为相二十年，籍没时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余万两，他珍宝不可数计。【嵩传。又稗史载：“严世蕃与其妻窖金于地，每百万两一窖，凡十数窖。”】当时文武迁擢，但问贿之多寡。【扬继盛疏。】
吏、兵二部持本就嵩填注。【董传策疏。】边臣失事纳赇，无功可赏，有罪不诛。文武大臣赠谥迟速予夺，一视赂之厚薄。【周冕疏。】虽州县小吏，亦以货取。【沈链疏。】户部发边饷，朝出度支门，暮入嵩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边镇使人伺嵩门下，未馈其父子，先馈其家人。家人严年已逾数十万。【张翀疏。】
政府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积可支数年。【王宗茂疏。】水陆舟车载还其乡，月无虚日。【董传策疏。又徐学诗疏谓：“都城有警，密运财南还，大车数十乘，楼船十余艘。”】嵩本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邹应龙疏。】其后陈演罢相，以资多不能行，遂为闯贼所得。贿随权集，贪黩黑暗，谄媚趋附，胥可于此见之。然则又何怪于党祸之兴与流寇之起也！
直待全国正人都卷入党祸，而国脉亦遂斩。
但明初政治，亦有几点特长处。
明主一面废宰相，用重刑，一面却极看重学校。明主盖知政治不得不用读书人，故一面加意培植养成，一面却设法削其权任，杀其气焰。
洪武八年，颁行学校贡举事宜。【此据永乐大典，见全祖望集。】
生员分二等。
一、府州县学舍之生员。【有定额，自四十人以下为差，日给廪饩。】
二、乡里学舍之生员。【无定额，三十五家置一学，名“社学”。】
府、州、县学舍生员之资格，以官员子弟，及民俊秀、年十五以上、读过四书者充之。
其学科有经、史、【分九经、四书、三史、通鉴、庄老、韬略等。】礼、律、乐、射、算等项。【晨习经、史、律，饭后治书、礼、乐、算，晡后习射。余力学为诏诰、笺表、碑版、传记等应用文字。】
其考试分按月考验，及三年大比。
贡至行省，拔尤送京师，并妻、子资送。
贡士天子临轩召见，【说书一过，试文字、射、算。】分科擢用。【有经明行修、工习文词、通晓四书、人品俊秀、言有条理、精习算法诸科、以诸科备者为上，以次降，不通一科者不擢。】
其任用有为御史、知州、知县、教官、经历、县丞、部院书吏奏差、五府掾（yuàn） 史不等。
其乡里学舍之师资，由守令择有学行者教之。【在子弟为师训，在官府称“秀才”。教科自百家姓、千字文以至经、史、律、算。】
考试亦三年一大比，师生皆有升进。【行省拔秀才之尤者贡之朝，守令资送其妻、子入京。天子临轩试，加以录用。生员俊秀者入学，补缺食饩。不成材者听各就业。】
学校之盛，为唐宋以来所不及。
明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一百余员，弟子无算。又凡生员入学始得应举，则学校与考试两制度已融合为一，此实唐宋诸儒所有志而未逮者。至其末流，渐废渐坏，有名无实，则又当别论。
至国子监有“历事监生”之制。
国子学改称“国子监”，监生分赴诸司先习吏事，谓之“历事监生”。亦有谴外任整理田赋、清查黄册、兴修水利等事，学十余年，始拨历出身。
出身优异。
洪武二十六年，尽擢国子生六十四人为布政、按察两使，及参议、副使、佥事等官，为四方大吏者尤多。台谏之选，亦出于是。常调亦得为府、州、县六品以上官。
布列中外，一时以大学生为盛。
明代国学，即至后来，亦比唐宋较见精神。
学生既得历事，又有优养，而尤重司成之选，特简大学士、尚书、侍郎为之。及至中叶，名儒辈出。如李时勉、陈敬业、章懋、罗钦顺、蔡清、崔铣、吕枬（zhān）分教南北。画则会馔同堂，夜则灯火彻旦，如家塾之教其子弟。故成材之士，多出其门。
明制中尤堪称述者，在其翰林院。
翰林院之设始于唐，其先本内廷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
此犹秦汉初年之博士及郎官。旧唐书职官志言：“翰林院有合练、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廩之。”【其见于史者，天宝初，嵩山道士吴筠。乾元中，占星韩颖、刘烜。贞元末，弈棋王叔文，侍书王伾。元和末，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宝历初，善弈王倚，兴唐观道士孙准。并待诏翰林是也。】亦有名儒学士，时时任以草制。【此亦视为艺能之一。】 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因其常于北门候进止。】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jì）等为之。】掌中外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此则犹汉武帝侍中内朝多任文学之士也。嗣乃选文学士号“翰林供奉”，分掌制诰、书勅。此则以内廷渐分外朝之权，正与汉武以侍中诸文士参预国政夺宰相权相似。
玄宗时，【开元二十六年。】别置学士院，【在翰林院之南，始正式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院之名。因唐别有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故也。】自此学士与待诏有别。
赵璘因话录：“文宗赐翰林学士章服，续有待诏欲先赐，本司以名上，上曰：'赐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别日。’”又文纪宝历二年，省“教坊乐官、翰林待诏、技术官”云云，此种分别，犹如汉博士专尊五经儒士，而百家尽黜也。
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
其后选用益重，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
此则相权内移，正如汉代尚书代三公之实权矣。【兴元元年，翰林学士陆贽奏：“学士私臣，玄宗初待诏内庭，止于应和诗赋文章。诏诰本中书舍人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今朝野乂宁，合归职分。”识者是之。】
宋代则翰林学士，亦掌制诰、侍从备顾问，并有侍读、侍讲、说书等经筵官，亦与翰苑同为政府中清美的缺分。
而馆阁之选，更为士人荣任。
凡直昭文馆、直史馆、直集贤院、【此为国史三馆。太宗时新建三馆，赐名“崇文院”。】直秘阁，【端拱初，就崇文院中堂建。】与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皆为馆阁高等。其次曰集贤校理，曰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曰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记注官缺，必于馆职取之。非经修注，不除知制诰。元丰以前，馆职非名流不可得。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及大臣论荐，乃得召试，入格乃授，谓之“入馆”。时人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qiàn），不为监。”其贵如此。
实为当时政府一种储才养望之清职。
刘安世谓：“祖宗之待馆职，储之英杰之地，以饬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益其聪明。稍优其廩，不责以吏事。所以滋长德器，养成名卿贤相也。”
至于明代，翰林院规模，益臻崇宏，经筵宫、史官均归入翰苑，翰林院更明显的变成一个中央政府里面惟一最高贵的学术集团。这一个集团，与王室在在保有很紧密的关系。内阁学士，即从翰林院分出。
英宗正统七年，翰林院落成，学士钱习礼不设杨士奇、杨荣座，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杨以闻，乃命工部具椅案，礼部定位次，以内阁固翰林职也。嘉、隆以前，文移关白，犹称“翰林院”，以后始径称“内阁”。
至詹事府【主辅导太子。】官职，亦为翰院旁支，与侍讲、侍读等同为王室导师。
而明代翰林院一个更有意义的创制，则为庶吉士之增设。
翰林院有庶吉士，正如国子监有历事生，以诸进士未更事，俾先观政，候熟练然后任用。
大率进士第一甲得入翰林，而二甲、三甲则得选为庶吉士。
进士径入翰林，始洪武十八年。永乐以后，惟第一甲例得入翰林，二甲、三甲必改庶吉士，乃得铨注。
自有庶吉士而翰林院遂兼带有教育后进之性质。
其先庶吉士命进学于内阁。
永乐三年，命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新进士中选材质敏美者，俾就文渊阁进学。其先洪武六年，已有乡贡举人免会试，择年少俊异者肄业文华堂之制。【又洪武十四年六月，诏于国子诸生中选才学优等、聪明俊伟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称之曰“老秀才”，礼遇甚厚。此皆为后来庶吉士制度之先声。可见明祖未尝不思作育人才，后人谓明祖创为八股文以愚世，非也。】后景帝时，又有东阁进学之事。
并时经帝王御试。
永乐中，召试庶吉士多在文华殿。宣宗时，又有斋宫考艺。正德后，庶吉士止隶翰林，遂罕御试。
其间有经长时期之教习。
远则八、九年，近则四、五年，而后除授。有不堪者，乃改授他职。永乐四年，庶吉士陈孟洁、曾春龄辈卒于京师，或以教习已近十年为言，上怒，于是张叔颖等皆除通判。
学成每得美擢。
大抵以授翰林院编修、检讨诸职为常。宣德以前兼授部属、中书等官，正统间始有授科、道者。
翰林院本为储才养望之地，明初【洪武、永乐两代。】尤能不断注意到社会上的名儒耆俊，网罗擢用。
皇帝以及储君，时时与翰林学士接近，既可受到一种学术上之熏陶，又可从他们方面得到很多政治上有价直的献议或忠告。
翰林学士除为讲官、史官、修书、视草等规定的职务外，如议礼、审乐，定制度、律令，备顾问，诤得失，论荐人才，指斥奸佞，以常获从幸，尤见亲密，实多有匡救将顺之益也。
而一辈翰林学士，又因并不负有行政上实际的责任，【无专掌，无钱谷簿书之烦。明代翰林亦无青词斋文等无聊文字之应酬。当时称之为“玉堂仙”。一甲三人为“天上生仙”，庶吉士则“半路修行”也。】而望荣地密，从容中秘，得对古今典章沿革，制度得失，恣意探讨，以备一旦之大用。而庶吉士以英俊后起，亦得侍从台阁，受一种最名贵而亲切的教育。实在是国家培植候补领袖人才之一种好办法。【庶吉士亦得建言白事。】
在贵族门第的教育【此种教育，对于政治传统，特有关系。】消失以后，在国家学校教育未能切实有效以前，此种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制度，实在对于政治人才之培养，极为重要。【国子监历事生则与翰林院庶吉士并行并济。】
元代许衡罢中书，为国子师，所教习蒙古族人侍御贵近子弟，其后皆为重臣。明制实模仿于此。
洪武六年开文华堂肄业，太祖谓宋濂等曰：“昔许鲁斋诸生多为宰相，卿其勉之。”可证。翰林院制度后为清代所沿袭。清代政治上人物以及学术上之贡献，由此制度助成者，尚不少也。
明初又厉行察举之制，【罢科举者凡十年，至十七年始复，而荐举之法仍并行不废。】
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吏部奏荐举当除官者多至三千七百余人，少亦至一千九百余人。】
拔用人才，不拘资格。
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胜数。有径拜为大学士者，有起家为尚书、侍郎者。永乐间，荐举起家，犹有内授翰林、外授藩司者。
又俾富户、耆民皆得进见，奏对称旨，辄（zhé）予美官。
又奖励人民上书言事。
凡百官、布衣、百工、技艺之人，皆得上书。并许直至御前奏闻。【沿及宣、英，流风未替。虽升平日久，堂陛深严，而逢掖布衣、刀笔掾史、抱关之冗吏 、荷戈之戍卒，朝陈封事，夕达帝阍（hūn）。采纳者荣显，报罢者亦不罪。英、景之际，尚不可胜书。】
有六科给事中掌封驳，谓之“科参”。
给事中原属门下省，明代罢去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得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又廷议大事、廷推大臣、廷鞠大狱，给事中皆预。
位虽低而权重。
如此，只要上面有精明强干的皇帝，【如洪武、永乐。】下面学校贡举制度能继续不懈，社会优秀分子逐渐教养成才，逐渐加入政府。又有翰苑制度，为政府特建一个极富学术意宋的衙门，做政府的领袖人才的回翔地。既以通上下之志，又以究古今之变，使常为全部政治的一个指导机关。又使下级官僚乃至地方民众，常得风厉奋发，在政府中有不时参加及相当发言的地位。此种政治，宜可维持一个相当时期，不致遽（jù）坏。【明祖鉴前代女祸，首严内教。终明一代，宫壸肃清，论者谓其超轶汉、唐。刑法已宽于建文，而重峻于永乐。援用宦竖，亦始成祖。若明无靖难之变，其政制或可不如以后之所至。】
故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其时地方官每因部民乞留而留任，且有加擢者。守牧称职，增秩或至二品，监司入为卿贰者比比。又常特简廷臣出守，有尚书出为布政使，而侍郎为参政者。又常由大臣荐举，又时遣大臣考察黜陟（chù zhì）。【府、州、县官廉能正直者，必遣行人斋勅往劳，增秩赐金。仁、宣之际犹然。】又重惩贪吏。故明之吏治，且驾唐、宋而上之，几有两汉之风。英、武之际，虽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惟英宗天顺以后，巡抚之寄渐专，监司、牧守不得自展市，乃成重内轻外之势。】
其他又如明初卫所制度，颇得唐府兵遣意。
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地系—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每军给田五十亩为一分。【或百亩、七十、三十、二十亩，以土地肥瘠为差。】最盛时，中外卫所军百余万。【洪武二十三年，京师二十万六千二百八十人，外九十九万二千一百五十四人，为最盛。】岁得粮五百余万石，官俸兵粮皆於是出。太祖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税额：官给牛者十税五，自备者税四或三。亦较魏、晋为优。
黄册、鱼鳞册整顿赋役，清代因之不能革。
鱼鳞册始行於洪武二十年。【其全国完成，当在二十六年。故明会典有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田统计。】时两浙富民畏避徭役，以田产寄他户，谓之“贴脚诡寄”。是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元制，民夏输丝绢，秋送米粟，乡推一人总其事，若乡官然。明粮长即仿此。粮长以田多者为之。其先，岁七月，州、县委官偕诣京，领勘合以行。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得召见。语合，輙蒙擢用。然其制頗多流弊。其后官军兑运，粮长不复输京师，而在州里间颇滋害。】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先是，诏天下编黄册，【在洪武十三年。】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湿、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
明初武功亦足方驾汉、唐。
安南自唐后沦于蛮服者四百余年，永乐时复隶版图，设布政司。【暹（xiān）罗、缅甸，亦通朝贡。】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迄於明亡，犹私心向明不已。成祖亲征漠北，远使南洋，季年朝贡者，殆三十国。
故明代的政治设施，虽论其用心，未得为当，而亦与两汉、唐、宋诸朝并为中国史上之一段光昌时期。【嘉、隆以后，吏治日偷，民生日蹙，国遂以亡矣。】
惟承平日久，科举进士日益重，而学校贡举日益轻。【学校可以造成所欲期望之人才，科举则只就社会已有人才而甄拔之。又荐举亦益稀，出身全由场屋。】
顾亭林谓：“明科举尤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诠曹一定之格。间有一、二举贡受知于上，拔为卿贰大僚，则必尽力攻之，使至于得罪谴逐，且杀之而后已。于是不由进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门户以自庇。资格与朋党二者，牢不可破，而国事大坏。【邱橓（shùn）疏：“荐则先进士，劾则先举监。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眉而立。”贾三近疏：“抚、按诸臣，遇州、县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为抚字，在举人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为精明，在举人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头童齿豁不就选。”二氏之说，皆可与顾语相证。令按：科目之弊，自宋已见。项安世谓：“科目盛自李唐，而唐之取士，犹未尽出于此。有上书得官，有隐逸召用，有出于辟举，有出于延誉。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至于今二百余年，举天下人才，—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梼杌（táo wù）、饕餮（tāo tiè）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下安，下睥睨（bì nì）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使诸葛亮、王猛处此，必当自出意度，别作垆韛（lú bài），以陶镕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共了当时之事。自王导、谢安以下，随世就事之人，欲于妥帖平静中密致分数剂量之效，则必不敢变今之说矣。”此南宋时人议论也。中间断于元，至明而其弊又渐滋。昔人谓“自宋以来为举子之天下”，此固与东汉以下至于唐中叶之门第势力不同，而同样足以操纵一时之世界也。】至于翰林之官，又以清华自处，而鄙夷外曹，科第不与资格期而资格之局成，资格不与朋党期而朋党之形立。”
英宗天顺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翰林人才亦为科目所限。
时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已群目为储相。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科举已视前代为盛，而翰林之盛，则又前代所绝无。【此明史选举志语。】
而教习庶吉士渐渐变成有名无实。
庶吉士在外公署教习，始自正统初年，浸与文华堂、文渊阁时旧规不同。内阁仍有按月考试，仅诗文各一篇，第高下，揭帖开列名氏，发院立案。有志者甚或谢病去。天顺八年庶吉士，于次年相率入内阁求解馆。大学士李贤谓曰：“贤辈教养未久，奈何遽（jù）欲入仕?”计礼应声对曰：“今日比永乐时教养何等？且老先生从何处教养来？”贤大怒，请旨，各授职，罚礼观政刑部。弘治六年，学土李东阳、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阅会簿，悉注病假。其流弊至此。
庶吉士散馆，则资格已成，便可坐望要职。
明代甚拘资格，一与词林之选，便可坐跻华膴（wǔ），往往优游养望。进士散馆后，率请假回籍。吏部辄案原资起用。有家居敷十年，迁至尚书、侍郎，始入朝供职者。偶有一、二调外及改部郎，舆论喧哗，互相袒徇。谢肇淛谓：“唐宋之代，出为郡守，入为两制，未尝有此格。”【邱橓疏。】
翰林为贮才之地，吏部为抡才之所，此两官特为明世所重。
明制，六部吏、兵为贵，以主文、武之铨选也。而吏部执掌尤重。吏部凡四司，文选掌铨选，考功掌考察，其职尤要。明史选举志言：“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可见明吏部之权重。霍韬疏：“迩年流弊，官翰林院者不迁外任，官吏部者不改别曹，升京官者必由吏部。人辄以二官为清要，中外臣工不畏陛下而畏吏部，百官以吏部以内阁为腹心。”
及翰林院既不能培养人才，而吏部选举，又渐渐有拈阄（niān jiū）、掣（chè）签之法，而选举遂不可问。
明史选举志：“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其初用“拈阄法”，万历间文选员外郎倪斯蕙条上铨政十八事，其一曰“议掣签”。尚书李戴拟行，报可。孙丕扬踵而行之。”陈鼎东林列传孙丕扬传：“先是大选外官，竞为请托，丕扬创为'掣签法’。分签为四隅：曰东北，【北京、山东为主。】东南，【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广西为主。】西北，【陕西、山西为主。】西南。【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于慎行笔尘谓：“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翕然称颂。”
至於科举方面，经义渐渐变成为八股。
元皇庆二年考试程式，始以四书义取士。明制考三场。初场四书义三道，【依朱注。】经义四道。【大率用程、朱，永乐时编四书五经大全。】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惟主司阅卷多就初场所中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因此学者精力全集中於四书义、经义。八股文者，乃一种有格律的经义，有一定之体裁与格式，犹之唐之有律诗、律赋。其体盖起於成化以后。【顾炎武谓：“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数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起讲先提二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於君谓之恭’，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於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後，文体日变，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
昔人谓：“八股之害等於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於咸阳之坑。”【顾炎武语。】
科举推行既久，学者只就四书一经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文记之，【富家延师，一经拟数十题，撰文论价。】入场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本经全文有不读者。【礼丧服不读、檀弓不读，书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滕、顾命、康王之诰、文侯之命不读，诗淫风、变雅不读，易讼、否、剥、遁、明夷、睽、蹇、困、旅诸卦不读。】
丘浚谓：【大学衍义补。在天顺、成化时。】“士子登名朝列，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体偏旁者。”王鏊谓：【制科议。在弘治十四年。】“人才不如古，原于科举。”杨慎谓：“士子专读时义，一题之文必有坊刻。【明坊刻凡四种：一曰程墨，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二曰房稿，十八房进士之作。三曰行卷，举人之作。四曰社稿，诸生会课之作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於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天下惟知此物可进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稍换首尾，强半雷同。使天下尽出於空疏不学，不知经史为何物，是科举为败破人才之具也。”
顾炎武谓：“举天下惟十八房之读，【明制，会试用考试官二员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五经，谓之“十八房”。其事始万历。後增至二十房。汇其范作，供士子之揣摩。】读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biàn máo）。故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於消耗，学术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又曰：“时文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患得而胜之。”
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之通病。【顾亭林日知录称：“石林燕语：'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时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若今人问答之间，称其所习为'贵经’，而自称为'敝经’，尤可笑也。’”
今按：元袁桷（jué）国学议谓：“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縠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近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龀（tiáo chèn）诸生，相师成风，尚甚于宋之末世。知其学之不能通，大言以盖之。议礼止于诚敬，言乐止于中和。具不涉史者，谓自汉以下皆霸道。不能辞章，谓之玩物丧志。”是学风之陋，南宋以来已然。荆公早自悔：“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学究者，即学究一经之谓也。朱子有学校贡举私议，亦谓：“人材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è yí）相顾而不知所出。必欲乘时改制，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云云。
袁桷所举，固非朱子所逆料也。盖朱、王皆欲提倡一种新学风，而皆为科举功利所掩，其提倡之苦心深意皆失，而流弊转无穷。阳明继起，力倡良知而斥功利。然良知之说，仍为空疏不学者所逃。荆公、朱子、阳明皆有驱虚就实之意，而皆不胜世变之滔滔，则以学校之教不立故也。在上者仅知悬一标准以取士，而不知教育，则无论东汉之察孝廉，隋、唐之考诗赋，宋、明之试经义，其末流之不能无弊皆一矣。】
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励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于以议论误国。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群臣言事渐尚意气。【时论言路四弊：一曰倾陷，二曰纷更，三曰苛刻，四曰求胜。】至万历末，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自标异。
明末以廷议误国，事不胜举。要之不度时势，徒逞臆见，是非纷呶，贻误事机。举其要者，流寇既起，内外相乘，若暂和关外，犹可一意治内；而思宗迫于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无敢主和事者。陈新甲主兵部，力持议款，帝亦向之，事泄于外，群臣大哗，为杀新甲。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责其逗挠，朝廷屡旨促战；传庭曰：“往不返矣，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遂败死。贼既渡河，有请撤吴三桂兵迎击者，议者责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贼势燎原，或请南幸，或请以皇储监国南京，议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终至于一无可为而止。
谄媚与趋附，奋发与矫激，互为摩荡，党祸日烈。
至于地方生员，则有养无教，日益滋增，徒蠹公帑。
宣德中，生员定增广之额，初食廪者谓之“廪膳生员”，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嗣后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人愈多，习愈恶。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俊士之效赊，游手之患切。
又在地方仗势为恶，把持吞噬，实做土豪劣绅。
崇祯之末，开门迎贼，缚官投伪，皆出生员。
当时比之“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此顾亭林语，犹今人拟学生为“丘九”也。】
士习官方，至于万历之末而极坏。
顾亭林日知录痛论之，谓：“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而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又曰：“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
又曰：“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又曰：“举业至于钞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不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又曰：“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又曰：“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所著书、无非盗窃。”又曰：“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欲求天下安宁，斯民淳厚，如却行而求及前人。”
又曰：“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又曰：“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
又曰：“世尚通方，人安媟（泻）慢。摇头而舞八风，【祝钦明。】连臂而歌万岁。【阎知微。按；祝、阎皆唐人，顾氏引以况晚明也。】去人伦，无君子，而国命随之。”又曰：“今世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官方民隐，置之不讲。”又曰：“自万历季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沉，中原涂炭矣。”又曰：“严分宜之仆永年，号曰鹤坡。张江陵之仆游守礼，号曰楚宾。不但招权纳贿，而朝中多赠之诗文，俨然与搢绅为宾主。名号之轻，文章之辱，异日媚阉建祠，此为之嚆矢（hāo shǐ）。”
而承平既久，武备亦弛。“本兵”高踞在上，武臣气折。
明自英、宪以还，军伍废弛，而兵政尽归于兵部，疆场有警，调兵拨饷及战守事宜皆主之。武臣自专阃（zhuān kǔn）以下皆受节制，黜陟进退胥由之。总兵官领勅，至长跪部堂，而弁帅奔走尽如铃卒。兵部权重，时号“本兵”。其后卫所渐空，至于无军可交，而有募兵。
明室政治之支撑点，上面靠有英明能独裁的君主，下面靠有比较清廉肯负责的官僚。逮至君主不能独裁，则变成宦官擅权。官僚不能负责，则变成官僚膨胀。於是政治教育破产之后，兵制、田赋【明末屡次加赋，见后。】等相继崩溃，而紧接着的便是—个经济破产。
明室财政，自英宗后即告绌。其弊端之大者，一曰内府。
明自孝宗以后，内府供奉渐广。【单举膳食一项言之。明制，额解光禄寺银米，皆直送本寺，不由户部，清厘无法。又令中官提督寺事，每以片纸传取钱粮，寺官即如数供亿。弘治十四年，刘健疏：“今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巨万。至嘉、隆间，光禄岁用逾四十万，厨役多至四千一百余名。提督中官杜泰，乾没岁巨万，为少卿马从谦所发。”再以建筑言之，武宗修乾清宫，至于加征田赋一百万。 盖内寺夺工部权，擅兴工役，侵渔乾没，不可殚计。世宗中叶后，营建斋醮，用黄、白蜡至二十余万斤，沉、降、海、漆诸香至十余万斤。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天下大骚。】
王室之骄奢，与内官之跋扈相为因果，牵引至于无极。乃至如传奉冗官之薪俸，【成化十一年王瑞、张稷等竞言之。二十一年，李俊又言：“祈雨雪者得美官，进金宝者射厚利。方士献炼服之书，伶人奏曼延之戏、掾史胥徒皆叨官禄，俳优僧道亦玷班资。一岁而传奉或至千人，数岁数千人，其禄岁以数十万计。”】
内府工匠之饩廪，【曾鉴 孝宗时上疏：“往年尚衣监、兵仗局、军器局、司设监，各收匠一、二千人不等、今针工局又乞收千人。弊源一开，其流无已。”武宗时，蒋瑶上疏：“内府军器局军匠六千，中官监督者二人，今增至六十余人，人占军匠三十。他局称是。”世宗初立，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二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岁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至穆宗隆庆初，内府工匠数又至万五千八百人。万历时，毕锵陈言：“绵衣旗校至万七千四百余人。内府诸监局匠役数亦称是，此冗食之尤。”】
皆岁增月积，有加无减。【神宗益黩货，矿税之害遍天下。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中使四出，横索民财。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诏罢开矿，凡九年，诸珰所进矿银几三百万两，金珠宝玩、貂皮名马，杂然并进。】
二曰宗藩。
唐宋宗亲，或通名仕版，或散处民间。明则分封列爵，不农不仕。【明制，诸王子嫡长袭爵，支子为郡王；郡王支子为镇国将军，递次辅国、奉国将军，又镇国、辅国、奉国中尉。自亲王至奉国中尉八世拜爵，而奉国中尉以下亦世世拜中尉，传无穷。衣冠禄食，不与四民之业。凡嫁娶、丧葬、生子、命名，必闻朝廷厚赡焉。】
正德间，已有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将军、中尉二千七百。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言：“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藩禄米岁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万石，而宗室禄米五百四万石。】全输不足供诸府禄米之半。”
隆、万之际，郡王二百五十一，将军七千一百，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七千七十三。此林润所谓“年复一年，愈加繁衍，势穷弊极，将何以支”也。【诸藩又多赐庄田。太祖时，亲王得赐庄田千顷。其后及神宗时，福王封国河南，传旨非庄田四万顷不行。后诏赐田二百万亩，跨山东、湖广境。又奏乞淮盐数千引，开市洛阳。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准盐，河东引遏下行，边饷因此大绌。又福王婚费三十万、营洛阳邸二十八万，其奢纵至此。诸藩又多使夫役。孝宗时，马文升上疏；“湖广建吉、兴、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寿二府，山东衡府，通计役夫不下百万。诸王之国，役夫供应亦四十万。”】
三曰冗官，而尤冗者则在武职
景泰中张宁言：“京卫带俸武职，一卫至二千余人，通计三万余员。岁需银四十八万，米三十六万，他折俸物动经百万。耗损国储，莫甚于此。而其间多老弱不娴骑射之人。”嘉靖中刘体乾疏：“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踰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至正德世，文官二万四百，武官十万，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吏五万五千。【吏、士分途始於明。天下有以操守称官者矣，未闻以操守称吏者。吏无高名可慕，无厚禄可望，夙夜用心，惟利是图。官或朝暮更易，吏可累世相传。官深居府寺，吏散处民间。官之强干者，百事或察其二、三。至官欲侵渔其民，未有不假手於吏。究之入官者十之三，入吏者已十之五。吏胥为害，明、清两朝为烈。然明制乃激於元之重用吏胥而矫枉过正者。其禄俸粮约数千万。明官吏制禄之薄，亦前代所未有。最高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最下从九品月俸五石。洪武时，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石。永乐以还，米、钞兼支。其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嗣钞价日贱，初犹增钞随高下捐益，成化中，以十贯焉为例。时钞法久不行，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贯，仅一、二钱。十贯钞折俸一石，实得数十钱。又准钞二百贯，折布一匹，匹布价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石米仅值十四、五钱。久之，又定布一匹折银三钱。又干役、职田皆废，官吏恃俸，绝不足自活，势必至于贪墨。及明之中叶而风渐盛，严嵩当国而大炽。徐阶承严嵩后，号能矫其弊。然致政归，尚连舟百余里，籯载囊裹，不可胜计。（相传徐阶有田二十四万。）隆、万以下，无缺不钻，无官不卖。缙绅家高甍（méng）大厦，良田美池，并一切金宝珍玉，歌舞宴戏，皆以非分非法得之。则明之应有李自成、张献忠久矣。】天下夏、秋税粮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石，出多入少。”
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廩。此后文、武官益冗，兵益窜名投占，募召名数日增，实用日减。积此数蠹，民穷财尽。於是明代便非亡不可。
【自唐至明之社会】
唐中叶以前，中团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样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
一)论漕运
以漕运一事而言，汉初只言漕山东粟给中都官。【《汉书·食货志》：“五凤中，大司农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三国鼎立，乃至南北朝对峙，各自立国，不闻北方仰给南方。隋炀帝大开运河。【大业九年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置洛口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以纳东南、东北两渠所输。】
他把北齐、北周与南朝三分鼎足的形势打通一气。东南、东北，均兴水运，并不是北方要仰赖南方粟。
唐代江南户口日多，租、调日增，漕运遂几成问题。
开元十八年裴耀卿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使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围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可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滞，物不耗失。’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岁，运米七百万石。
开元二十五年，始用“和籴法”，令江南诸州租并回纳造布。可见当时中央赖北方粟已够。【《新唐书?食货志》：“韦坚开广运潭，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只云山东，不言吴、越江南。】
天宝八年诸道仓粟表：
道名\仓名
正仓（石）
义仓（石）
常平仓（石）
关内
1，821，516
5，946，212
373，570
河北
1，821，516
17，544，600
1，663，778
河东
1，589，180
7，309，610
535，386
河西
702，065
388，403
31，900
陇右
272，780
200，034
42，850
剑南
223，940
1，797，228
70，710
河南
5，825，414
15，429，763
1，212，464
淮南
688，252
4，840，872
81，152
江南
978，825
6，739，270
602，030
山南
143，882
2，871，668
49，190
据上表，知天宝八年前，诸道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此则关内与河东，更次乃及江南、淮南。就此以推南北经济情况，明明北胜于南尚远。
安史乱起，唐室遂专赖长江一带财赋立国。直至以后河北、山东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的财政命脉，遂永远偏倚南方。
其时则自江入河之漕运，尤为军国重事。【德宗时，缘江、淮米不至，六军之士，脱巾呼于道。】
刘晏为肃、代时理财名臣，主要的便在能整理漕运。
晏之办法，大体仍是裴耀卿遗规，使江船不入汴，江南之运积扬州。使汴船不入河，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不入渭，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又史称：'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每岁运米数十万石给关中，或至百万余斛。’
然此乃一时政治形势所致，北方经济依然可以自立，其仰赖于南方者尚不甚大。
贞元八年陆贽奏：“轻者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贮河阴仓，至陕州又留三十万斛贮太原仓，余四十万斛输东渭桥。今河阴、太原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斛，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钱，请令来年江淮止运三十万斛。”文宗太和以后，岁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宣宗大中时，裴休为转运使，乃增至百二十万斛。
宋都汴京，主要原因，即为迁都就漕运。【石晋自洛迁汴，已为此。】据当时定制，【太平兴国六年。】漕运凡有四线。
一、汴河——米三百万石，【景德中至四百五十万石。至道初，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大率以六百万石为常。】菽一百万石。来自江南、浙东西、淮南、荆湖南北，自江入淮，自淮入汴。
二、黄河——粟五十万石，【后岁漕益减耗，才运粟三十万石。嘉佑四年诏罢之，以后惟漕三河。】菽三十万石。来自陕西，自三门、白坡转黄河入汴。
三、惠民河——粟四十万石，【治平二年，二十六万七千石】菽二十万石。来自陈、蔡，自闵河、蔡河入汴。
四、广济河——粟十二万石。【治平二年，至七十四万石】来自京东，自五丈河历陈、济、及郓。
江、淮所运谓之东河，亦谓里河。【即第一线】怀、孟等州所运，谓之西河。【即第二线】颖、寿等州所运，渭之南河，亦谓外河。【即第三线】曹、濮等州所运，谓之北河。【即第四线】
宋代在全国统一的局面下，国家财赋，始正式大部偏倚在南方。南宋岁收，转更超出于北宋之上。
宋初岁入千六百余万缗，已两倍唐代。熙宁时至五千余万缗。南渡后，更增至六千余万。地狭而赋转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赖江南，当时遂创始有海运。【海运自秦已有，唐仁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见杜诗）惟仅以给边而已。】
元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备。船三十只为一纲，大都船九百余只，漕米三百余万石。船户八千余户，又分其纲为三十。每纲设押官二人。【正八品】行船又募水手，移置扬州，先加教习。领其事者则设专官，秩三品，有加秩，无易人。创议者朱清、张瑄，本海盗，自用事，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库相望，巨艘大舶交番夷中。成宗大德七年，封籍其家资，拘收其军器、船舶等，并命其海外未还商船，至亦依例籍没。盖二人仍皆营盛大之海外贸易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运二百五十余万石。其后累增至三百五十余万石。【文宗天历二年为最高额。】
元代岁入粮数总计：
腹里（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等地）
2，271，449石
辽阳
72，066
(8)
河南
2，591，269
(2)
陕西
229，023
(6)
四川
116，574
(7)
甘肃
60，586
(9)
云南
277，719
(5)
江浙
4，494，783
(1)
江西
1，157，448
(3)
湖广
843，783
(4)
据上表，除江西外，其他自辽阳以下七地粮数总计，尚不及江浙一处，而江浙、江西、湖广三处合计，又恰当其他六地之一倍。亦又超出于腹里及其他六地，即全国总数之上。
就西晋时言，下游粮食多仰给于荆襄。至此则江浙远超湖广之上矣。又若以整个南方【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与北方比，则南北相差更远。
明漕运凡五变：一、河运。【兼用水陆，自淮入河，始永乐元年。】二、海陆兼运。【永乐四年。】三、支运。【九年开会通河，十三年始兴支运。】四、兑运。【宣德六年。】五、改兑。
支运规定苏、松、常、镇、杭、嘉、湖诸地粮，拨运淮安仓。扬州、凤阳、淮安拨运济宁仓。以三千艘支淮安粮运到济宁，以二千艘支济宁粮运赴通州。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次递运。岁四次，可运三百余万石，谓之支运。自后又浸增五百万石。终明世，其定制为四百余万石。
兑运者，民间但运至淮安、瓜州，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京，给与运费及耗米。初皆支运，后渐为兑运。
改兑者，令里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而官军长运，遂为永制。
运船在天顺以后，【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甚多。】定数万一千七百七十只，【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官军十二万人。以粮数比：【成化八年定额】
北粮     755，600石。
南粮  3，244，400石。【内兑运米，即苏州一府655，000石，超过浙江全省（60万石）之上。松江一府203，000石，超过江西全省（40万石）之半数。常州一府175，000石，超过湖广全省（25万石）之半数。苏、松、常三府合计，占南粮全数三之一。】
北粮只及南粮五之一。地荒、人荒，遂为北方二患。【《日知录》卷十七】整个的中央，几乎全仰给于南方。而自南赴北之粮食运输，亦成国家每年一次大耗费。
清代漕运额，亦定四百万石。据清初《漕运例纂》规定，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四北一之比。惟据《清会典》乾隆十八年奏销册计之，则为南八北一。又据《户部则例》，乾隆四十四年漕运额则为南十北一之比也。
二)论丝织业与陶业
耕、织为农事两大宗，粟米与布帛亦为国家租、调雨大类。蚕桑事业，中国发明甚早，其先皆在北方。【春秋时北方地名用“桑”字者，散见各处。】汉代丝织物，在黄河流域，已有几个著名的中心地点。【如山东之临淄、河南之襄邑。此已超过家庭手工业之上。故曰'兖、豫：漆、丝、絺、纻’。蜀锦亦极有名。惟江南则绝不见有蚕丝事业。】
北魏均田制，特有“桑田”，可证当时种桑养蚕、调丝织帛，为北方农民一极普遍之生业。【《颜氏家训》谓：'河北妇人织絍组紃之事，黼黻锦縤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贵族如此，平民谅亦尔也。】隋代以清河绢为天下第一。唐代桑土调绢絁，麻土调布。开元二十五年，令江南诸州纳布折米，可见其时江南诸州尚不为桑土。【又令河南、河北不通水利处，折租造绢。】越人的机织，由北方传授。
李肇《国史补》：'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女以归。由是越俗大化，更添风样，绫纱妙城江左。’【左思《吴都赋》有'八蚕之县’。宋文帝亦极奖蚕麻。沈瑀令民每家植蚕十五株。南方蚕事，起源甚早。惟精进美盛，则在后也。】
唐代全国各州郡贡丝织物数量，以定州为第一。【品质列第四。】
《太平广记》引《朝野佥载》：'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续通鉴长编》四十三：'宋开封官绫锦院绫机四百张。’】
如亳、如滑，皆为当时丝织要地。
景龙三年，宋务光疏：“自顷命侯，莫后墝塉，专择雄奥。滑州地出缣纨，人多趋射。列县为七，分封有五。”《唐六典》：开元时，绢分八等，宋、亳第一。二、三、四、五、等皆在黄河南北，不及淮水流域。六、七、八等皆在四川境内外。大江以南仅泉、建、闽三州，位居最末。由大中六年中书、门下奏：“州府绢价，出果、阆州外，无贵于宋、亳州。”
唐十道贡赋丝布织物表【据《唐六典》，开元十道贡赋，择其有关衣织者录之。】
地点
名称
备考
关内道
赋绢、绵、布、麻。
开元25年敕：“关辅既寡蚕桑，每年庸、调，折纳粟米。其河南、河北不通水运州，宜折租造绢以替关中。”
河南道
赋绢、絁、绵、布。
贡紬、絁、文绫、丝葛。
河东道
赋布、襴。（蒲州调以襴，余并用麻、布。)
河北道
赋绢、绵及丝。
贡罗、绫、平紬、丝布、绵紬。
山南道
赋绢、布、绵、紬。
贡布、交梭白谷、紬纻、绫、葛、綵纶。
陇右道
赋布、麻。
贡白氎。
淮南道
赋絁、绢、绵、布。
贡交梭、纻、絺、熟丝布。
江南道
赋麻、纻。
贡纱、编、绫、纶、蕉、葛。
剑南道
赋绢、绵、葛、纻。
贡罗、绫、绵、紬、交绫、弥牟布、丝、葛
岭南道
赋蕉、纻、落麻。
贡竹布。
大体论之，重要的蚕桑之作，在北不在南。
五代河南北皆表散蚕盐敛民钱。石晋尚能岁输契丹绢三十万匹。
史称：“五代时，湖南民不事桑蚕，楚王殷用高郁策，命民输税以帛代钱，民间机杼大盛。吴徐知诰令税悉输谷、帛、紬、绢，匹直千钱，当税三千。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知其时南方蚕事渐盛。
汴宋锦织，尤为有名。
《博物要览》载宋锦名目多至四十二种。陆游《老学庵笔记》载：“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衣服花纹，皆四时景物，谓之'一年景’”。又载：“定州有刻丝烟雾纱。”靖康元年，金兵入汴，索绢一千万疋，河北积岁贡赋为之扫地。浙绢悉以轻疏退回。
宋、金分峙以后，宋岁币以银、绢分项。是丝织品又渐渐地要北仰于南之证。【又按：宋、辽议和后，辽于振武军及保州置搉场，岁以羊皮毛易南绢。】
金泰和六年，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商旅多以丝绢易茶，所用不下百万。”又泰和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是其时中原丝织物尚有输于江南者。唯恐多系民间粗品，不敌南宋政府岁币所输于金政府者远甚矣。
元代北方尚见有大规模之种桑区域。
至顺二年，冠州有虫食桑四十余万株。元冠州于汉为馆陶县地，明属山东东昌府。【又按：金有征蚕皮故纸钱者，明代迁安蓺桑甚盛，然皆剥皮造纸。惟迁安有蚕姑庙，是其先曾治蚕，而后稍废耳。】
元初并有按户税丝之制。
太宗八年，耶律楚材为元定制，每户出丝一斤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给受赐贵戚、功臣之家。
然而蚕桑丝织事业之自北南迁，在大势上终于不可挽。明初南北捐税数，恰成三与一之比。
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夏税绢数表：
地 点
数量（匹）
浙江
139，140
江西
15，477
湖广
26，478
福建
273
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省
无
南直
32，999
（内苏州一府）
（占14，157）
总计
214，367
以上南方。
地 点
数量（匹）
北平
32，962
山东
23，932
河南
17，226
山西、陕西二省
无
总计
74，120
以上北方。
此后更是照着南进北退的趋势进行。
万历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州府夏税丝绢数表：
地点
名称
数量
浙江
丝棉并荒丝
2，715，047两
农桑丝折绢
3，509疋
江西
丝棉折绢
8，025疋
农桑丝折绢
3，486疋
本色丝
8，209斤
湖广
税丝折绢
22，890疋
农桑丝折绢
4，997疋
福建
丝棉折绢
280疋
农桑丝折绢
319疋
广西
本色丝
148斤
南直
丝棉折绢
3，809疋
农桑丝折绢
8，910疋
税丝折绢
16，976疋
税丝
102，478两
以上南方。
地点
名称
数量
山东
丝棉折绢
22，165疋
农桑丝折绢
32，825疋
税丝
2，089斤
山西
农桑丝折绢
4，771疋
河南
税丝
352，901两
农桑丝折绢
9，963疋
陕西
农桑丝折绢
9，221疋
北直
人丁丝折绢
25，262疋
农桑丝折绢
12，508疋
以上北方。
按：此表北方各省折绢数乃过于南方，然折绢未必实纳。正统八年，令各处不出蚕丝处所，每绢一疋，折银五钱，解京支用。盖唐以前北方输绢，至是相承，仅为一种名色而已。如单论丝两，则南北几至八一之比。【弘治十五年数与此大同。惟四川有荒丝633斤，而此无之。】
又明代之染局有浙江、【杭州、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宁波、嘉兴。】江西、福建、【福州、泉州】、四川、河南、山东、【济南】南直【镇江、苏州、松江、徽州、宁国、广德】各处。
至嘉靖七年，以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省不善织造，令各折价，为浙江于南至每年征本色至二万八千余疋。至清代，惟有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而两税尽纳银粮，亦无折绢名色。于是令人渐忘河域自古为丝织先进之区矣。
又如陶磁，亦是北方农民很早就发明的一种副业。唐代河南府有贡瓷，至宋，精美著名的陶业，尚多在北方。
定窑在河北定州，以宋政和、宣和间为最良。南渡后称南定，北贵于南。汝窑在河南，柴窑亦在河南。惟昌窑【即景德镇】在江西，龙泉窑、哥窑在浙江处州。
至元明则最精美的瓷业，全转移到江南来。
元有浮梁磁局，见《元史·职官志》，专掌景德镇磁器，世称'枢府窑’。民间有宣州、临川、南丰诸窑。明景德窑最盛。宜兴陶业始万历间。
木棉亦为宋后大利所在，而其种植，亦南盛于北。【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可见木棉省植于此诸处也。又邱濬〈大学衍义补〉谓：“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有以为服也。宋、元间，世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是关陕亦植木棉，惟不如南之盛。”】
这是北方经济情绪渐渐不如南方的显征。换辞言之，亦可说北方农人的聪明精力，及其品性习惯，似乎在各方面都渐渐地转变到不如南方。
再以商业情况而论，亦是南方日渐繁荣，北方日渐萎缩。
此有关于天然界之出产者：如盐、茶为唐以后国利两大项，盐以两淮为主，茶则均产于南方。【茶饮至唐始盛，茶税始唐德宗时。】铜铁矿冶，亦南盛于北。渔业尤为南方所独擅。【此亦至清代犹然。矿课，北方惟山西一省，南则湖南、两广、云、贵。茶课，北惟甘肃一省，南则江西、两湖、四川、云、贵、江苏、安徽、浙江。（据《户部则例》，乾隆建十省岁办茶引数，均当于南十北一之比。）渔课，北惟奉、吉，南则苏、皖、赣、闽、浙、两湖、广东、四川、云、贵。】
亦有关于交通者：南方水利日兴，舟揖之便远超北地。亦有关于人工制造者：如前举丝织、陶磁之类。《文献通考》载宋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有三处，北占其二，南占其一。【在蜀。】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处，皆在南方。【皆在蜀。】十万贯以上者十九处，北得其一，南得十八。五万贯以上三十处，北十二，南十八。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处，北得二十五，南得二十六。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处，北得四十五，南得五十。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处，北得二十，南得十五。五千贯以下者七十三处，北得十九，南得五十四。南北相较，已见北绌南赢。及明代有'市肆门摊税’，共设三十三处，南得二十四，北得其九。【南：应天、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杭州、嘉兴、湖州、福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州、桂林、成都、重庆、泸州。北：顺天、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太原、平阳、蒲州。】
又明代商税开始有“船钞”，【此见商业全走入水路交通。】设关处所凡七：曰河西务，【直隶。】曰临清，曰九江，曰浒墅，曰淮安，曰扬州，曰杭州。
全国商业，渐渐集中至长江下游与运河两条线上。万历六年，各地商税课钞数，南直各府、州全数达一千三四百万贯，殆占全国四分之一。而淮安一府独有二百余万贯，浙江省有三百万贯。可证当时全国经济集中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而由运河贯输到北方的大概。【四川在宋代极盛，而元、明两代则剧跌，亦由全国经济状态之变动。】此种演进，直到清代，大体仍旧。据《清会典》，光绪十三年全国各省厘金册报，南方各省几占北方之八倍。【又据光绪二十九年户部报告，则超过十二倍。】
这一种趋势，反映在社会文化上，亦可见北方人物在逐渐减少，而南方则在逐渐增多。【此只就数量上论之。】
如以应科举人数论。
唐武宗会昌五年限定各地应送明经进士额数表：
明经隶名
进士
明经
200
30
200人
旧350人
国子监
20
宗正寺
30
50
东监、同华、河中。
15
20
凤翔、山南东道、山南西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宣商、鄜坊、泾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
10
15
河东、陈许、汴、徐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郓曹、兖海、镇冀、麟胜等道。
7
10
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
这已在唐代晚年，南方地位已高，但并不能跨驾中原之上。
北宋则南人考进士，人数又多，北人考明经，人数又少，显分优劣。不得不限定南北名额以求平衡。【详见前。】
元代一样逃不出南盛北衰之象。【苏天爵《滋溪集》十四：“国家既以文艺取士，于是人人思奋于学，而中州老师存者无几，后生或无从质正。”又曰：“江南三行省，每大比，士多至数十人，考官必得硕儒，士方厌服。”此记延佑、至治间事，南北学风盛衰皎然。】
明代亦定南北取士额。
明列朝乡试额数表：
洪武3
洪熙1
正统5
景泰4
嘉靖14
嘉靖19
嘉靖25
南京国子监并南直隶
100
80
100
135
江西
40
50
65
95
浙江
40
45
60
90
福建
40
45
60
90
湖广
40
40
55
85
90
广东
25
40
50
75
四川
35
45
70
云南
10
20
30
40
广西
25
20
30
55
贵州
25
30
交趾
10
北京国子监并北直隶
40
50
80
135
河南
40
35
50
80
陕西
40
30
40
65
山西
40
30
40
65
山东
40
30
45
75
比数（北/南）
200/310
175/370
255/485
420/725
按：此表北直额数，其中实多南人。又两广、云、贵西南人文之激进，亦可注意。
明会试额数表：
南卷
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应天（直隶）、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十六省府。广德，一州。
55%
北卷
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顺天（直隶）、保定、镇定、河间、顺德、大名、永平、广平，十二省府。延庆、保安，二州。辽东、大宁、万全，三都司。
35%
中卷
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泸州、凤阳、安庆，七省府。徐、滁、和，三州。
10%
洪熙元年，定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后复以百名为率，南北各退五卷为中卷，然中卷其实即南卷也。又北卷中顺天额亦多南人，则北卷之见绌多矣。
景泰初，礼部请“取士不分南北”，给事中李侃等奏，谓：“江北之人文辞质直，江南之人文辞丰赡，故试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向制不可改。”后竟复分南、北、中卷，则分卷正为北人。由李侃等所言，以“江南”、“江北”为北，南北界线，较之宋欧阳、司马争论时，又见南移矣。
洪武二十年，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特迁南方学官教士于北，复其家。
又洪武四年至万历四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五年间，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共计二百四十四人，其籍贯如次表。【据陈建《皇明通纪》】
北方
人数
南方
人数
北直隶
7
南直隶
66
山东
7
浙江
48
山西
4
江西
48
河南
2
福建
31
陕西
9
湖广
8
四川
6
广东
6
广西
2
合计
29
总计
215
清乾隆丙辰诏举博学鸿词，先后举者二百六十七人。满洲五、汉军二、直隶三、奉天一、江苏七十三、安徽十九、浙江六十八、江西三十六、湖北六、湖南十三、福建十二、河南五、山东四、山西三、广东六、陕西四、四川一、云南一。可见此种演进，至清无变。
再就宰相籍贯言之，唐宰相世系多在北方。【唐宰相世系表，三百六十几人，九十八族，十九皆北人。】
宋中叶以后，南方便多，北人便少。
明宰辅189人，【此据《明史?宰辅年表》计】南方占了三分之二强。【明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盖以科第影响及于仕宦。】
地点
人数
备注
江南
35
浙江
32
江西
26
直隶
20
湖广
13
山东
13
河南
11
四川
10
福建
10
山西
7
广东
5
陕西
2
广西
2
云南
1
贵州无。不知籍贯者一人
社会南北文化经济之升降，还可以政治划分区域的大小繁简来看。兹将唐、宋分道列一简表如下：
唐太宗时十道（及辖州数）
玄宗时15道（及辖府军州数）
宋太宗时15路
神宗时23路
关内22
关内
京东23
京东东
京东西
京西南
京西北
河北东
河北西
河东
永兴
秦凤
淮南东
淮南西
江南东
江南西
荆湖南
荆湖北
两浙
福建
成都
梓
利
夔
广南东
广南西
河东18
京畿
京西19
河南28
河东
河北39
河北23
河南
河东25
山南33
都畿
陕西31
淮南14
河北
淮南23
江南42
山南东
江南20
陇右20
山南西
荆湖南8
剑南26
淮南
荆湖北12
岭南68
江南东
两浙16
江南西
福建8
黔中
西川29
陇右
陕西24
剑南
广南东16
岭南
广南西26
观上表，即知自唐至宋的政治区分，大体上是南方愈见冲繁，故分割愈细。北方无分而有并。
与政治区域相随而可知者，最要为户口之盈缩。
开元州郡等级，所谓“六雄”、【陕、怀、郑、汴、魏、绛】“十望”【虢、汝、汾、晋、宋、许、滑、卫、相、洛】皆在北方。时望县八十五，而南方只有二十县。【二十县中在四川省占其九，江浙、荆襄近占十一县。】
宋代北方户口，即远逊南方。
宋元丰三年四京十八路户口主客数目表：
东京（开封，22县）
户171，324
口主295，912
客85，180
丁212，493
京东（15州，78县）
（2）主817，984
客552，817
（5）1，660，903
885，774
（2）   957，554
565，693
京西（14州，79县）
（11）  383，226
268，516
（14）  644，757
458，130
（14）  400，740
269，623
河北（23州，104县）
（7）  765，130
219，065
（9）1，473，683
407，501
（9）   773，891
205，467
陕府西（26州，118县）
（8）  697，967
264，351
（4）2，015，436
746，368
（3）1，067，936
425，651
河东（14州，73县）
（14）  383，148
67，721
（16）  752，301
138，358
（16）  372，390
77，462
淮南（18州，69县）
（4）  723，784
355，270
（7）1，393，555
637，326
（4）1，320，306
152，300
两浙（14州，79县）
（1）1，446，406
383，690
（2）2，605，484
618，215
（1）1，629，562
298，027
江南东（7州，48县）
（5）  902，261
171，499
（8）1，609，612
289，843
（6）1，019，134
186，027
江南西（6州，47县）
（3）  871，720
493，813
（3）2，010，646
1，065，201
（7）   884，329
380，798
荆湖南（7州，33县）
（9）  456，431
354，626
（10）1，153，872
674，258
（11）  622，933
322，546
荆湖北（9州，45县）
（12） 350，593
238，709
（12）  702，356
509，644
（15）  285，526
207，624
福建（6州，45县）
（6）  645，267
346，820
（6）1，368，594
674，438
（5）  790，719
560，230
成都（12州，58县）
（10） 574，630
196，903
（1）2，789，225
864，523
（10）  685，020
270，724
梓州（11州，49县）
（16） 261，585
（11）  885，501
528，214
（13）  374，669
305，529
利州（9州，39县）
（15） 179，835
122，156
（17）  402，874
245，992
（17）  195，387
144，591
夔州（9州，31县）
（18）  68，375
（18）  215，595
252，472
（18）  149，070
171，017
广南东（14州，40县）
（13）347，459
218，075
（13）  812，147
322，512
（8）  735，747
262，059
广南西（24州，60县）
（17）163，418
78，691
（15）  584，641
470，946
（12）  273，674
419，316
按：有隋盛时，总江、浙、闽中不盈三十万户。自唐以来，浸以孳息，更五代至宋，增至五百余万户。而中原户口之数，因五代乱亡相继，周显德六年，总简户仅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宋熙、丰盛时，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淮、汉以北居其八，【京西北路、京东两路、陕西两路、河北两路、河东路，共八路】淮、汉以南居其十有五。【即东晋、南朝十五路之地。】总天下户千有六百五十万，而淮、汉以北才当五百余万户，淮、汉以南，乃当千有百余万户。大率当天下三之二。不出东晋、南朝之地，而增十五倍之人。
范仲淹《十事疏》谓：“唐会昌中，河南府有户一十九万四千七百余户，置二十县。今河南府主、客户七万五千九百余户，仍置十九县。巩县七百户，偃师一千一百户，逐县三等，而堪役者不过百家。请依后汉故事，遣使先往西京，并省诸邑为十县。所废之邑，并改为镇。候西京并省，则行于大名府。”据是言之，北方政治区域，若以实际户口衡之，在北宋盛时，其可省并者已多矣。又按：以主、客户比数而言，诸路情形大率略似。客户俱当主户三之一乃至半数以上。独两浙、江南东及成都三路不然，客户比数，只当主户之四之一乃至五之一。又可见其经济状况之独优矣。【北方河东一路，客户比数少。此恐有其特为贫瘠之故，不得与南方三路比。】
再就元明两代之行中书省及布政司之区分，列表如下：
元十一中书省：
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
明两京十三布政司：
京师【八府二州】、南京【十四府四州】、山东【六府。】、山西【五府三州】、陕西【八府】、河南【八府一州】、江西【十三府】、湖广【十五府二州】、四川【八府六州，及羁縻军民等府】、浙江【十一府】、福建【八府一州】、广东【十府一州】、广西【七府及羁縻诸府】、云南【五府及军民羁縻等府】、贵州【八府及羁縻军民等府州】。
唐初十道，南北各半。明十三布政司，南得其九，北仅得四。南占一倍以上。即此已见南北经济文化轻重之不平衡。元代南北户口，成十与一之比。
户
北
1，435，360
南
11，395，909
口
北
4，558，235
南
51，828，651
明代北方情形较佳，但依然赶不上南方。
明万历六年天下户口南北计数：
浙江
户1，542，408
(2)
口5，153，005
(6)
江西
户1，341，005
(4)
口5，859，026
(2)
湖广
户541，310
(7)
口4，398，785
(9)
福建
户515，307
(9)
口1，738，793
(12)
四川
户262，694
(12)
口3，102，073
(11)
广东
户530，712
(8)
口5，040，655
(7)
广西
户218，712
(13)
口1，186，179
(14)
云南
户135，560
(14)
口1，476，692
(13)
贵州
户43，405
(15)
口290，972
(15)
南直
户2，069，067
(1)
口10，501，651
(1)
总计
户7，200，180
口35，748，831
以上南方。
山东
户1，372，206
(3)
口5，664，099
(3)
山西
户596，097
(6)
口5，319，359
(4)
河南
户633，067
(5)
口5，193，602
(5)
陕西
户394，423
(11)
口4，502，067
(8)
北直
户435，463
(10)
口4，264，898
(10)
总计
户3，421，256
口24，944，025
以上北方。
按：上表户口比数，特见增进者，莫如东南，而西南次之。户口比数特见凋落者，西北为甚，而东北次之。
又按：南直苏州府户600，755，口2，011，985。松江府户218，359，口484，414。常州府户254，460，口1，002，779，苏、松、常三府合计，户数超过于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山西、河南、陕西、北直诸省，口数超过于福建、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诸省，其繁荣可见。【又按：清代以江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为大省，顺天(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为中省，广西、云南、贵州为小省。】
万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约数：
浙江：夏税小黍
秋粮米
152，863石
(8)
2，369，764石
(3)
江西：麦米
88，072
(10)
2，528，269
(2)
湖广
131，976
(9)
2，030，207
(4)
福建
706
(14)
850，447
(10)
四川
309，892
(6)
718，652
(11)
广东
6，122
(12)
993，824
(9)
广西
2，494
(13)
369，202
(13)
云南
35，567
(11)
107，123
(14)
贵州
266
(15)
50，541
(15)
南直
943，711
(1)
5，068，145
(1)
总计
1，671，669
15，086，174
以上南方。
山东
855，172石
(2)
1，995，764石
(5)
山西
591，951
(5)
1，722，851
(7)
河南
617，322
(4)
1，763，437
(6)
陕西
690，747
(3)
1，044，943
(8)
北直
178，639
(7)
419，983
(12)
总计
2，933，831
6，946，978
以上北方。
按：苏州一府秋粮2，038，894石，超过湖广以下任何诸省，而与浙江、江西二省相仿佛。松江、常州秋粮合1，546，180石，亦超过陕西、广东、福建、四川、北直、广西、云南、贵州诸省，而与山西、河南两省相仿佛。若苏、松、常三府秋粮合计，则超过江西、浙江以下任何诸省矣。
自汉迄明南北户数增减简表：
北（万）
南（万）
比率（北：南）
西汉元始二年（据《汉书·地理志》）
965
111
9－：1＋
晋太康元年（据《晋书·地理志》）
149
65
7：3
唐天宝元年（据《新唐书·地理志》）
（又《旧唐书》《通典》）
493
257
6.5：3.5
宋元丰三年（文献通考毕仲衍中书备对）
459
830
3.5：6.5
明隆庆六年（《续文献通考》）
344
650
3.5－：6.5＋
按：诸表中数字难尽精确，然取明大体之升降。
而明代西南诸省之开发，以及南海殖民之激进，尤为中国国力南移之显征，而为近世中国开新基运。
斯二者，皆为明代南方繁荣之要征。西南开发之尤显要者，则为湖广、四川、贵州、广西诸行省土司之设置。西南诸疆，虽早隶国土，然川、滇、湘、岭峤土之间，盘踞数千里，苗、蛮、僰、爨之属，种类殊别，自相君长。秦汉以来，虽设郡县，仍令自保。历代相沿，【宋谓之“羁縻州”】至于明世，踵元故事，为设土官土吏，而视元益恢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渐次规置，为宣慰司者十，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此为明代开发西南一大事。
盖亦随褚地经济民户之自然展扩而俱起。【其间如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动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铲平。】下及清代，渐次“改土归流”，而近世中国开发西南之大业，遂告完成。
至论海外殖民，其起当亦甚早。南海、象郡，已列于秦郡，而汉因之。东汉末季，中国士大夫浮海往交趾者，夥颐至多。东晋、南朝，交、广海舶，目为利薮。【《南史?王琨传》：“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河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梁书?王僧儒传》：“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贾而即卖，其利数倍。”】
唐代始有市舶之税，然领以宦寺，尚不以为国家之正收。【此如秦、汉初以山海池泽税归少府也。】而宋市舶特设官司，乃为国家度支一要项。
明代海上交通日盛，而我民之货殖海外，立家室、长子孙者乃日众。成祖时，命太监郑和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六十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通使海外。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暹罗、满剌加、苏门答河、锡兰等三十余国。【其第三次越过印度南境而抵波斯湾。其第四、第五次，且横跨印度洋而至非洲之东岸。以较西方发现新地之甘马与哥伦布等，郑和远迹，尚在彼辈数十年前也。】
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与郑和奉使同行者尚有王景弘。其后有石显，亦两度奉使。皆宦者也。】明之声威既远届南海锗国，亦会闽、广商民，能自殖其势力于海外，如南海人梁道明王据三佛齐，陈祖义亦为旧港头目。【其后闽人某亦据婆罗国而王之，皆见《明史》。又梁启超《中国八大殖民伟人传》，尚举广东人张涟王三佛齐，广东人某王爪哇顺塔国。潮州人郑昭王暹罗，嘉应人吴元盛王戴燕，嘉应人罗大王昆甸。又嘉应人叶莱，为今英属海峡殖民地之开辟者。】风生势长，不徒朝廷一使之力也。【明中叶受倭寇之患，海外发展遂致顿挫。】直至近世，南海殖民，仍为中国民族进展一大事。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之重心，何以有自北移南之倾向，此事论者不一。
或疑北方气候，古代较温暖，以后逐渐寒冷。【此属据谓古代北方多竹及水稻，而后代之北方竹、稻均少，惟此亦可由于雨量及地土之水分等而异，不必为气候之转变。且古代即程江南之江南之枬、梓、竹箭，竹盛于南，自古已然。后代北方亦未尝不产竹。杜甫秦州杂诗，咏竹已三见。金章宗明昌三年，定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元河南、怀孟，陕西京兆、凤翔，皆有在官竹园，掌于司竹监，发卖皆给引至一万道。（至元四年。）民间住宅内外，竹不成亩，本主自用外，货卖依例抽分。明代通州、芦沟、真定等处，皆设抽分竹木局。此皆黄河流域依然产竹之证，直至近时犹然。至稻田，苟有水利即可得。今北方有水虚即可有稻田，是其证。如宋代洛阳以牡丹名，今牡丹转盛于北平，此是人事，不关气候。观月令、豳风及古今诗人歌咏，未见北方气候有显著或严重之变化。】
或疑北方雨量古代较多，以后逐渐减退。【此层亦以农田水利及土地性质逐步后退推想。然北方之水患，后盛于前，不应雨量转为前多于后。】
或疑北方民族血统，后代混杂渐多，故见退步。【此层亦出臆测。唐代为中国史上之极盛期，唐代北方人已多混血，何以转较东汉以下为盛？南方先有夷僚蛮俚，北方人避难来南，未见不有混合。】
以上诸说，均无切证。
或疑黄河为中国水患，长江为中国之利。此层就历史言，亦似适得其反。
殷代的文化，孕育长成于黄河之下流。
汤居亳，距河尚远。其后渡河而北，乃昵就黄河，非畏避。故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殷之都城，始终近河。
自盘庚至纣二百余年的殷墟，【南距朝歌，北據邯郸及沙邱。】建筑在黄河下游淇、洹交灌的大三角洲上。
西周的文化，脱离不了河、渭流域的灌溉。
春秋中原一、二百个侯国的田邑城郭，都错落散布在大河两岸。
泾、渭、汾、凁、伊、洛、淇、洹、淄、汶、泗广大的水利网，缨络其间，做了他们养长文化的血液。
当时的沟洫制度，必然很可观。【只看以后江、浙水利便知。】
明嘉靖中，汪镕奏：“舂秋之世，如山东、陕西、河南等处，皆为列国。其时干戈俶扰，一国之赋，足供一国之用，未尝取给他邦。良以沟洫之制尚存，故旱涝有备，而国用日充。”
黄河水患，始见于周定王五年。【是年为鲁宣公七年，春秋已一百二十年。】此乃河北岸的卫国，【乃殷之故墟，诗邶、鄘、卫风所咏，淇澳绿竹，淇上桑田，桧楫松舟，泉源考盘，是一个可爱的水乡。而文化在列国中亦最高，观风诗即知。】为狄所灭。【至河决已六十年。】农田水利失修以后应有的景象。
以后魏文侯居邺，西门豹、史起大修水利，这一带依然是乐土。
第二次的河徙在汉武帝元光三年。【上距周定王五年，又已四百七十年。】这一次河患的来历，盖因战国以来长期战争，竞筑堤防。
汉贾让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频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有所游荡。水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今堤防去水陋者数百步，远者数里。”
又各以决水浸敌国。
赵世家：“赵肃侯十八年’决河水灌齐、魏之师。”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决河水灌长垣之外。”赵泄家：“赵惠文王十八年，决河水伐魏氏，大潦。”秦始皇本纪：“秦引河灌大粱城，城坏。”孟子云：“以邻为壑。”
又有壅塞水源以害邻。
国策：“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故始皇碣石石刻辞云：“决通川防。”
河道与水利，为兵事所牺牲。遂成西汉间严重的水患。直到东汉王景治河功成， 此后 又九百年未见河患。
这正因北方经济文物，尚在盛时，沟洫河渠，时有兴修，故水不为害而为利。【观郦道元水经注，后世湮绝难寻者，不知凡几。】
黄河为中国患，其事始于宋，历元、明、清三代千年不绝，却正是北方社会经济文化已在逐渐落后的时期，可见水患由于人事之不尽。
宋代河患，远因则在唐中叶以后河溯一带之藩镇割据。
宋敏求谓：“唐河朔地，天宝后久属藩臣，纵有河事，不闻朝廷，故一部唐书所载，仅滑帅薛平、萧仿二事。”阎若璩谓：“河灾羡溢首尾互千里外，非一方可治。当四分五裂之际，尔诈我虞，惟魏、滑同患，故田弘正从薛平请，协力共治。否则动多掣肘，纵有溢决，亦迁城邑以避之而已，此俩功所以罕纪也。”此皆谓暗中叶以后未必无河患，然亦可谓未必有大患。若遇大溃决，朝廷岂有不知？史书岂有不录？惟如春秋狄踞卫地，黄河下游两岸农田水利在藩镇统治下，失修必多，则可断言。
近因则在五代时之长期兵争。
梁、唐夹河相持，决水行军，事又屡闻。如梁贞明四年、龙德三年、唐同光二年，皆决河。
自此河决时闻。五代时河已屡决，至宋而遽发。而黄河下游一、二千里的河床，遂致屡屡迁移。
河道自春秋以迄近代凡六大变：
一、周定王五年，河决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今河北监山县西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笃”。】
二、王莽始建国三年【自周定王五年，至是凡六百一十二年。】河徙魏郡，从清河、平原、济南至千乘。后汉永平十三年，【自王莽始建国三年至是复五十九年。】王景修之，遂为大河经流。【水经称“河水”。】
三、宋仁宗庆历八年，商胡决，【自永平十三年至是，凡九百七十八年。】河分两派。北派合永济渠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海。东流合马颊河至无棣县入海。二流迭为开闭。
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庆历百年至是，凡一百四十六年。】河决阳武故堤，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自此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流犹未绝。】
五、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成，北派渐微。【自明昌五年至是，凡就是五年。】及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北流至是永绝。】
六、清咸丰三年，【自至元二十六年至是，反五百六十四年。】河决铜瓦廂，【河南开封西北。】再得改道北徙，由大清河【即济水。】入海。【自大清河至利津口，为古漯水道，即汉之千乘也。】
其间巨变剧患，多在宋后。盖自大伾以东，古兖、青、徐、扬四州之域，皆为其纵横糜斓之区， 而北方元气为之大耗。
黄河水患的起落，恰与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盛衰，成一平行线，足征互为因果，非自始黄河即为中国之害。
宋后河患不绝，约有几因：
一、常为他种原因而牺牲了河流的正道。
宋初河道与唐、五代略同。【欧阳修谓之京东故道。】景德、景祐两决澶州横陇埽，【今濮阳东。】，遂为大河经流。【欧阳修谓之横陇故道。】以今地大略言之，乃自河北濮阳东经山东郓城县，北出东平、范县、东阿、阳谷之间也。【至长清而下，与京东故道会。】
决商胡后河道，以今地理言之，大体自河北濮阳、大名入山东冠县、馆陶、临清以至河北之清河，又入山东武城、德县以至河北之吴挢、东光、南皮、沧青、静海、天津诸地入海，谓之“北流”。
商胡决口后，有主开六塔河，【六塔，地名，今河北清丰县西南境六塔集是也。】引商胡决河复归横陇故道者。【事在至和二年。】嗣六塔河复决，【嘉佑元年。】京东故道遂废。乃有主开二股河，【二股河乃商胡决河别派，自清丰、朝城、莘县、堂邑、清平、夏津、恩县、平原、陵县、德平、乐陵，至无棣境入海，为唐马颊河、古笃马故道。】导水东行者。【治平二年、熙宁二年皆开之。】宋人谓之“东流”。【元符二年河决复北，东流竟绝。】北流通快，海口广深，有合于黄河之古道，而宋人必欲回河使东。六塔、二股相继失败。哲宗时，复有主回河者。大意谓：“河尾北向，恐入契丹，则其逾河而南。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中国全失险阻。”苏辙驳之，谓：“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又晦口深浚，势无移徙。”而绍圣诸臣力主东流，盖借河事以伸其绍述之说。【王安石用昌言、程昉议主开二股河，在熙宁二年。】元符时，河既决而北，而建中靖国初，尚有献东流之议者。发言盈庭， 以河为戏。金明昌五年，【宋绍熙五年。】河绝阳武灌封邱而东，历长垣、东明、濮、郓、范诸县，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二派，北由北清河入海，【济水故道，即今之黄河道。】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金以宋为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自是河道去古益远。
元明两代，以黄济运，更不愿河道之北。元末河道北徙，而明人以畏运道涸，力塞之。弘治中【二年、五年。】两决金龙口，直冲张秋，议者为漕计，遂筑断黄陵冈支渠。【明代二百余年间，被大害、与大役者，至五十年余见。役夫自五、六万乃至三十万。】
自此以下，迄于清代，莫不以人力强河流。河水日失其性，遂溃决不已。【清道光五年，东河总督张井言：“河底日高，堤身递增，城郭居民，尽在水底。惟仗岁积金钱，撎河于最高之处。”可谓说尽后代治河方策与成绩也。今按：明代大河北决者十四，南决者五。清顺、康以来，北决者十九，南决者十一。又河自三代以来“行北地者三千六百余年，南行不过五百余年也。】
咸丰铜瓦廂之决，河道终于北去。【郑晓吾学编余谓：“我朝黄河之役，比之汉、唐以后不同。逆河之性，挽之东南行，以济漕运，故河患时时有之。”又按：其它如宋高宗建炎二年，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明末流寇掘堤灌开封，河底垫高。至清顺治初，河遂决河南荆隆口。以兵争毁壤河流之亊，后世尚亦时见。】
二、政治之腐败，河工之黑暗，政府常化最多的财力，而收最少的功程。 最要者还是北方整个水利网之破坏。
徐贞明潞水客谭：“昔禹播九河入海，而沟洫尤其尽力。周定王后，沟洫渐废，而河患遂日甚。河自关中入中原，泾、渭、漆、沮、汾、凁、伊、洛、瀍、涧及丹、泌诸川，数千里之水，当夏、 秋霖潦之时，无一沟一浍可以停注。于是旷野横流，尽入诸川。诸川又会入于俩流，则河流安得不盛？其势既盛，则性愈悍急而难治。今诚自沿河诸郡邑，访求古人故渠废堰，师其意，不泥其迹，疏为沟沧，引纳支流，使霖潦不致泛滥于诸川，则并河居民得资水成田，而河流亦杀，河患可弭。”
周用亦曰：“以数千里之黄河，挟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仅以河南兰阳以南之涡河，与徐州、沛县百数里之间，拘而委之于惟，其不至于横流潢决昔，实徼万一之幸。夫今之黄河，古之黄河也。其自陕西西宁至山西河津所谓积石、龙门，合泾、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涧诸名川之水，舆纳每岁五、六月之霖潦，古与今无少异。然黄河所以有徙决之变者，特以未入于海，霖潦无所容也。沟洫之用以备宁潦者，容水而已。故沟洫与海，其为容水一也。天下有沟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沟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无不治，则荒田何所不垦？一举而兴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
明副书亦云：“河能为灾，亦能为利。故不知河之利者，则不能抑河之害。禹平水土，亦尽力沟洫。东南无不耕之土，分畦列畛，亩自为浍，顷共为渠，疏而成川，洼而成渊。漏者坊，塞者浚。四野沟洫，皆治水之处。三时耕敛，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业，皆治水之人。沿江圩田，重重连堤，即有冲决，讵至为损？故能束横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
西北多荒土，种亦黍麦，水不为利，遂反为害。稍旸则倾泻无所停，淫雨则肆溢无所约。宁夏沿河套地，最号沃壤，神何独庇此一方？”又谓：“西北不可以稻，则三代之盛都于雍、冀，曷尝仰给东南？夫天人互胜，利害旋转，垦田受一分之利，即治河减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为虐，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烦官府之鸠，此执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识其水性，因以顺为功，其与不习之吏，骤而尝试，逆施而倒行者，又相万也。”今按：明代以来治河理论，皆主潘季驯“河不分流，高筑堤岸，束水刷沙”之说。然潘说特主河之下游，为救一时之溃决而言。若就北方全水 量而为治本之计，莫逾于上述之三家矣。
即据关中水利言之，唐已不如汉，而唐后又更不如唐。
汉书：“郑渠成，溉为卤之地四万余顷，关中始为沃野。”其后又有辅渠、白渠、龙首渠之役。后汉都洛，诸渠渐废。杜佑云：“秦汉时郑渠溉田四万余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唐永徽中，所溉惟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顷。”盖因“沃衍之地，占为权豪观游林苑，水利分于池榭碾磑。”【此张方平语。唐书屡有议毁碾磑，保水田之利之记载。】宋人以郑渠久废，惟修白渠，溉泾阳、富平等六县田三千六百顷。熙宁中，更穿丰利渠，溉田二万五千余顷。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坏，复治旧渠口，溉田四万五千顷。其数乃不减于汉，然未几即废。【黄河水患，一因于河讯时期水量之突然盛涨，一由于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然此二者，主要并不全在黄河之上源，而多为晋、陕、豫诸省之支流所促成。代表中国汉，唐全盛时长安、洛阳两都会之没落，其附近四围一般经济状况之衰颓，与夫农田水利之失修，又是促成上述两因之大原因也。】
其它各地，大率皆然。
日知录谓：“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可谓详而有体。然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前者居什之七，至河朔用兵之后，则催科为急，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
观明人所说河南、山东困于水旱的情形，可见一斑。
周用理河事宜疏：“臣窃见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田地决裂破坏，不成陇亩。耕者不得种，种者不得收。中土之民，困于河患，实不聊生。至于运河以东，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虽有汶、沂、洸、泗等河，然与民间田地，支节脉络，不相贯通。每年泰山、徂徕诸山水发之时，漫为巨浸，漂没庐舍，耕种失业，亦与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值旱暵，又无自来修缮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泽，遂至济、鲁之间，一望赤地。于时蝗蝻四起，草谷俱尽。东西南北，横亘千里。天灾流行，往往有之。”今按：河南、山东在汉、唐时，正犹如江浙之在元、明。所谓“岁漕关东粟数百万石”者，大部即在此两省。将明人记载一对比，可见中国南北社会经济文化转移之剧烈，而其原因则多半在人事，不必远推至气候雨量或人种血统等种种渺茫之臆测也。
而运河的开浚，其目的既专在通漕，对于北方原来水利，亦有损无益。
隋炀汴渠，沟通河、淮，说者已谓利害不相掩。
宋丁谓谈录谓：“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实，抑有深害。凡梁、宋之地，畎浍之利，凑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炀帝将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所凑水，悉为横截，散漫无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湿。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昔之漕运，冬、夏无阻，今则春开秋闭，岁中漕运，止得半载。矧（shěn）每岁霖澍（shù），决溢为患。自斯观之，其利安在？”按：东汉王景治河，正使河、汴分流。河东流入海，汴东南入泗。炀帝沟通江、淮、河、汴，虽有南北水运联贯之利，然如丁说，亦复不掩其害矣。
至元、明会通河，直贯南北，更逆自然之地形。
邱浚大学衍义补云：“运河由江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沂、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出泗水县。】沂、【出曲阜县。】洸、【出阳宁县。】汶【源有三：二出莱芜县，一出泰山南。】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北分中之处。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泌，有自琅琊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
筑坝堰，建堤闸，岁糜巨帑，而凿者不胜淤，筑者不胜溃。堤密于田畔，地破于坏瓜。人力已尽，水患方烈。【皆明人语。】因运河而牵连损害及于旁近之水系。【山东滨海，水势自宜东注，而元代为以济通，尽逆之向西。清季沈葆桢谓：“舍运道而言水利易，兼运道而筹水利难。民田于运道势不两立。兼旬不雨，民砍启涵洞，官必闭以养船。运河水溢，官又开闸坝以保堤。堤下民田，立成巨浸。】大其甚者，为顾全运河水量，而强抑黄水南行，与淮合流。不惟河患频仍，即淮水亦成大害。
大河自北宋时合泗入滩，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淮本无病，此七百七十年中河病而淮亦病。又按：日知录云，“宋史宦者传“梁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金史食货志：“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自此以后，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按：北方诸湖泽，因黄水倒灌，淤填平满者甚多。河经河南中部，土益松，泥益多，泛滥横决，而数百里间水利尽为破坏，又不独一淮受其害也。【上游因水利失修，各支流挟带多量泥沙之黄水，骤然灌注于黄河，激起黄河下游之溃决。又因下游溃决，淤泥停淀，使下游诸湖潭渐次填平，更无蓄水之用，如是而河决之患更烈。此皆互为因果，以造成中国史上愈后愈烈之河患。】
豫、鲁、苏、皖四省，天产民力，消耗牺牲于黄、滩、运三水之泛滥防御方面者，不知凡几。
若当时一面能改行海运，【元人海运，已十达六、七，若自淮口扬帆，不经月即至天律，更无可虞。此事明人主之者，如邱浚、罗洪先、郑晓等，殊不乏人。而屡议屡格，宁岁掷无量巨金于会通无底之牝，真可惜也。】
一面纵河北去，【明人防河之北，如防盗贼，强逆其性，必挽之于东南，故河患终不能弥。】则河、淮皆可安澜。而豫、鲁、苏、皖四省，凡河、淮溃澜之区，皆复变为膏腴沃土。一面广兴京东、河北之水利，【如虞集、徐贞明所计划。】一面再能移民辽、沈，垦辟渐远，北京正在陆海之中心，何至必仰哺于江南，为此嗷嗷之态？【明马文升已谓：“交纳之费，过于所需。”至清代约计运米一石入仓，费银至十八两、二十两乃至二十四两者。而仓米出售，则一石一两。（见郑观应停漕议。）如此漏卮，而不思为之计，真可叹也。】
北方水利之逐步变坏，既如上述，而北方社会之叠受摧残，犹不止此。始见于唐中叶以后 藩镇之长期割据，再见于五代之兵争。【五代战争，北方烈于南方，而石晋所遭契丹南侵之祸为更甚。】
此两期间的政治黑暗，盖达极点。
三、见于辽、宋之对峙，边界受蹂躏，不得生聚种养。
辽史兵卫制，“辽每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皇帝亲征，至幽州，分兵三路，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帝不亲征，则以重臣统率。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则不命都统，只遣骑兵六万，于界外三百里，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
四、见于宋、夏之对峙，东北与西北，受同样命运。关中、河北社会元气，在外寇压迫下，不断降低。
五、见于金人之统治，一般的政浪情况之退步。【忽必烈问张德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在兵争中签兵制度之骚扰。【签兵正如五胡北朝时发丁为兵。】
而尤甚者，为金之屯田兵所加于北方农村之损害。一因种姓之别，二因耕稼游牧生活习惯之异。由屯兵之杂处，北方村落受害极大。
屯田兵始金熙宗时。
熙宗天眷三年十二月，虑中原士民怀贰，始置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内徙，与百姓杂处。
计口授田，自燕南至睢、陇之北，皆有之，皆筑垒村落间。其千夫长曰“猛安”，百夫长曰“谋克”。朝廷则不断括民户良田与之。
大定十七年，世宗谓省臣曰：“女真人戸自郷土三、四千里移来，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章宗承安五年，命枢密使宗浩等于山东等路括地给军，凡得地三十余万。按：章宗明昌元年，亦有括地给军之敕令。
农民失去田产，另受薄恶之田。
大定二十一年三月诏曰：“山东所括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人户。愎有籍官闲地，依元数邀民。”七月又诏宰臣曰：“山东刷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户。复有余地，当以还民。”
泰和四年，上闻六路括地时，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者。贞祐三年，参政高汝砺谓：“山东拨地时，腴地尽入富家，瘠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有损。”
而屯田兵得良田美产，却不肯自己好好耕种。
世宗大定五年，以京畿两猛安民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命大兴少尹完颜让巡察。大定二十一年正月，上谓宰臣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户，往往骄纵，不视稼穑。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六月，又曰：“间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或种而不芸，听其荒芜。”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治劝农官罪。明昌元年三月，勅：“当军人授田，只令自种。”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拨地十里内自种，余者许便宜租赁。
他们还只是喜欢出外畋猎。
明昌三年，敕：“猛安、谋克，许于冬月率所属户畋猎二次，每出不得过十日。”
渐渐亦有习染中国文学风气的。
刘祁归潜志：“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与士大夫游。”
要之不习农事，乃至于鬻田亩、伐桑枣。
奉和元年，用尚书省言，申明旧制：猛安、谋克户每四十亩树桑一亩，毁树木者有禁，鬻土地者有刑。其田多汙莱，人户阙乏，并坐所临长吏。
中国的良好农民，则失其祖产，或沦为佃农，因此与猛安、谋克间感情日坏。
李石传谓：“山东、河南军民交恶，争田不绝。”明昌二年，尚书省奏：“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
迨蒙古兵南来，汉人乘机报复，在河北之猛安、谋克户，多见诛夷。
元遗山完颜怀德碑：“民问仇拨地之怨，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又张万公碑：“宣宗贞佑间南渡，盗贼群起，向之乘势夺田者，人视之为血雠骨怨，一顾盼之顷，皆死锋镝之下，虽赤子亦不免。”【又见金史张万公传。】
其避而南迁者，不下百余万口。【革去冗滥，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见陈规传。】一时又议括地分授，事虽未成，然河南民皆倍征以给。
高汝砺言：“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征粟纔一百五十六万有奇，更乞于经费外倍征以给。”
民不胜苦，逃亡破残，遂至兵多于民，其状更不堪言。
侯挚疏：“东平以后，累经残毁，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满百，而屯军五千。邳户仅及八百，军以万计。萧何、刘晏复生，亦无所施其术。”
约计金代猛安、谋克户数，比澳人约占十之一。口数【连奴婢在内。】约占七之一。
据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七月统计，猛安二百零二，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而大定二十七年统计天下户，凡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凡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零八十六。是猛安、谋克户数约占全数十之一、口数约占七之一也。
长期间散布在中国北方，据甚大之田，纳极轻之租。
猛安、谋克纳税与平民不同，特称“牛头税”，或“牛具税”。其制，每耒牛一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是最低限度五口之家略可得百亩，而纳税则四百余亩仅纳一石。世宗问魏子平：“古者税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此盖指猛安、谋克户言之，实尚不到百一之税。
国家负担尽压在汉族农民身上。
汉户号为什一而税，然裒（póu）敛刻急，民不堪其苦。【见范拱传。】以亩取五升、【秋税。】三合【夏税。】计，亦一倍唐租有奇。【据前引高汝砺言，则百亩租合六石五斗，视唐在两倍以上。】至官田租大概亩征五斗。【據续文献通考。】则百亩须五十石，与西晋五胡相仿矣。
实对中国北方农事，有甚大之损害无疑。【明诸葛昇垦田十议谓：“江北荒田，民荒者十之三，军荒者十之七。”明代北方土地虽然旷莽，然弃置不耕者独以凤阳为甚，以凤阳多属军屯也。两淮本两江、两浙并称，然明代见称偏瘠，军屯之害如此，可推金世猛安、谋克之贻祸。】
金之王室贵族，亦常因牧事禁民耕种。
世宗大定十年四月，禁侵耕围场地。十一月，谓侍臣曰：“往岁清暑山西，傍路皆禾稼，殆无牧地。尝下令使民五里外乃得耕垦。今闻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悯。其令依旧耕种。”
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见民桑多为牧畜啮毁，诏亲王公主及势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许所属县官，立加惩断。二十年五月，谕有司曰：“白石门至野狐岭，其间淀泺多为民耕植者，而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数。”
第六、则见之于军队之残杀。
宋宁宗嘉定六年，金贞祐元年，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东诸州郡，凡破九十余郡。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郓、邳、海、沃、顺、通州坚守未能破。嘉定八年，金贞祐三年，蒙古兵入燕，吏民死者甚众，室屋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灭。
河北既残，金宣宗遂迁汴。关中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见元史商挺传。】其后蒙古兵攻汴，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又遇大疫，五十日内，诸门出柩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蒙古兵入汴城，欲屠之，耶律楚材谏而止，时避兵居汴者尚百四十万户。蒙古之之破厦，其民至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
据当时户口数字计之，殆于十不存一。
金泰和七年极盛时，户七百六十八万有奇，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有奇。而元之得金，户八十七万有奇，口四百七十五万有奇，是十不存一也。金章宗明昌元年，金、宋口数约五与三之比。【金四千五百万有奇，宋二千七百万有奇。】而蒙古得宋，较之得于金者，户数超过十倍，口数超过四倍。【户九百三十七万有奇，口一千九百七十二万有奇。】其后乃有南十北一之差。盖由北人多避逃来南，而蒙古亦稍染汉化，其对宋之残杀，不如对金之甚也。大抵北方状态，先坏于安史之以后，大毁于宋之南渡，及蒙古之灭金而摧残益甚也。
第七、见之于元代政制之黑暗。
元代亦有军屯、民屯之制。屯田遍及全国，以今河北、河商两省为多。于屯田外又有寺田，地多上善，犹过屯田。而僧徒又往往侵夺民田，包庇逃税。又多官田，至元七年，立司农司，颁农桑之制十四条。官田之制，亦祇以扰民而已。
英宗至治三年，张珪上疏曰：“天下官田岁入，所以赡卫士、给戌卒。自至元三十一年后，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官司交忿，农民窘窜。”则扰害之情，不下于金之猛安、谋克也。
第八、见之于阮末北方之残破。
元末群雄起义，大率多在南方，而残破则以北方为甚。【韩林儿僭号十二年，横居中原，蔽遮江、淮。北方饱受并获蹂躏，而明祖转得从容缔造南方之新业。】其时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 直至明初，尚谓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靖难兵起，淮以北又鞠为茂草。【食货志。】
中国北方社会，自安史乱后，直至明兴，五、六百年内，大体上在水深火热下过日子。
明代三百年统一，北方稍得回苏。然亦承袭元制，盛行赐田，皇室乃至勋戚之庄园，为害于北方农业进展者犹甚大。
明“皇庄”始宪宗时，【没入太监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始。】及孝宗弘治二年，谓：“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狳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二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如是则北直一省，共计庄田已占四万五、六千顷，以一户百亩计之，当有四万五、六千户为庄户也。即據万里六年户口计数，北直一省，不过四十二万余户，则当时庄园户至少当占全数十分之一以上。】其后又递有增置。【武宗即位，逾日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百余处。嘉靖初，林俊疏：“窃查皇庄及皇亲功臣各庄田，所占各府、州、县地，自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余处，每处土地，动计数千百顷。】
世宗时，勘各项庄田，共计二十万九百十九顷二十八亩。而尤甚者，神淙诏赐福王庄田多至四万顷。【万历二十九年。】其时谏者谓：“河南已有周、赵、伊、徽、郑、崇、潞八王庄田，若再增四万顷，则庄田将占河南耕地之半数。”【其后福王得河南膏腴地一万一千余顷，再益以山东、湖广地，共两万顷。】
此项庄田，租额既重。【正德初，诏王府庄田亩征银三分，岁为常。德庄王见潾奏：“初年，兖州庄田岁亩二十升，独清河一县，成化中用少卿宋旻议，岁亩五升。若如新诏，臣将无以自给。”帝曰：“王何患贫？其勿许。”按：即以岁亩二十升计，百亩二十石，较之隋、唐固重七、八倍。较之西晋尚轻三倍。较之金、元，亦不到半教。所以明制尚为黑暗中之较光明者也。
骚扰尤滋。【皇庄既立，有管理之太监，有奏讨之旗校，有跟随之名色，各处动至三、四十人。勋臣庄田本有司代收，至弘治二年，于外戚钱贵乞自收，始命愿自收者听，而禁管庄者横肆。然此项禁令之为具文，可想知也。嘉靖二年刘麟疏：“皇亲、功臣，各设管庄仆、佃人等领种。希势取宠者，拨置并吞。争竞不明者，朦胧投献。而土地之在小民者日侵月削。”其情可见矣。】其对农业进展之妨碍，不言可知。【京畿水利计划不能实施，亦为勋贵庄田所阻挠。】
临亡，流寇肆虐，以及满清屡次入关钞掠，【崇祯九年入关，俘人、畜十有八万，十一年入关，俘人口四十六万有奇，白金百万余两。十五年入关，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牲畜五十五万有奇。金、银、珠、缎称是。】又如入关以后之“圈地”，【此即金、元之老格套。】其为害皆甚矩。
清顺治元年入北京，即发圈地令。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及前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内监殁于寇乱者，其田尽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是年即立庄百三十有二。【大庄每所地四百二十亩至七百二十亩，半庄每所地二百四十亩至三百六十亩。】以后逐年圈地，失产者虽有视产美恶补给之论，亦仅为具文。而旗人懒于耕种，仍将圈得地络续典卖与汉人，清廷再为减价收购，其为害于河北一带之农户，亦可想象得之。
大体上可以说，北方是中国史上前方一个冲激之区，【因强寇大敌常在其外。】而南方则是中国史上的后方，为退遁之所。因此北方受祸常烈于南方。安史乱后，中国国力日见南移，则北方受外祸亦益烈。而且自唐以下，社会日趋平等，贵族门第以次消灭，其聪明优秀及在社会上稍有地位的，既不断因避难南迁，留者平铺散漫，无组织，无领导，对于恶政治兵祸天灾种种，无力抵抗，于是情况日坏。事久之后，亦淡焉忘之，若谓此等情形，自古已然。叹唐的黄金时代，因此不复在他们的心神中活跃。【一民族国家之复兴，一面常赖有新分子之参加，而同时必有需于旧分子之回苏与舆后旺。北方为中国三代、汉、唐文化、武功最彪炳辉煌的发源地。刘继庄在淸初，已力倡北方复兴之理论。将来中国新的隆盛时期之来临，北方后兴，必为其重要之一幕。】
南方的发展，最显著的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
自三国乃至东晋、南朝时，江浙虽已有很大的进步，但是那时的财富．主要还是靠商税，米粮则赖荆襄接济，人物则多半是外来的。唐中叶以后的南方，渐渐有他自己的生命，水利农业亦开始发展。
唐陆龟蒙耒耜经始言江南田事。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江南历代水利，五代前仅唐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苏，堤松江为路一事。苏州有瓦屋，亦自仲舒始。
所谓江浙水利非自始即尔，乃由人事上不断的精心努力所造成。
五代吴越建国，有专务治水的专官，名“都水营田使”。募卒四部，于太湖旁，号“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又开东府南湖，即鉴湖。立法甚备。当时有以治沟洫过劳叛变者。又撩兵千人，专于钱塘湖芟草浚泉。又营田卒数千人，以淞江辟土而耕。定制垦荒田不加税，故无旷土。米一石，价不过数十文。
有大规模的圩田以及河塘。
仁宗庆历时，范仲淹守平江，上奏谓：“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田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地卑，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以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十顷。中稔每亩得米二、三石，计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数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臣询访高年，云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部，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于时钱五十文，籴米一石。皇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故农政不修。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废，失东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贯者，比当时贵十倍。”
这是江南水利乃赖藉政治推动社会，充分改造天然环境供人利用之显证。
宋代南方文化日高，自有人出来不断注意和提倡。
仁宗时，有有名的至和塘之计划和修筑。
沈氏笔谈：“至和塘自昆山县达娄门，凡七十里，皆积水无陆途。久欲为长堤，泽国无处求土。嘉佑中，有人献计，就水中以蘧篨（qú chú）为墙，栽两行，相去二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藤中，候干．以水车畎去两墙间水。墙间六丈，皆留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按；邱与权至和塘记，作于至和二年，立石于嘉佑六年。详吴郡志。
神宗时，又有有名的昆山人郏亶祥论苏州水利。
谓：“环太湖之地，有二百余里，可以为田。而地皆卑下，尤在江水之下，与江湖相连。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复平阔，足以容受震泽下流。使水势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趋于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数百里可以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与江湖相远。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势又多西流，不得畜聚春夏之雨泽，以浸润其地。是环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每有旱灾。
古人因其地势之高下，井之为田。其环湖之地，则于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阔者三十余丈，狭者不下二十余丈，深者二、三丈，浅者不下一丈。且苏州除太湖外，江之南北别无水源，而古人使塘深阔若此者，盖欲取土以为堤岸。高厚足以御湍悍之流，水亦因之而流耳。堤岸高者及二丈，低者不下一丈。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堤岸高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水不能入于民田，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水亦高于海，不须决泄而水自湍流。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堈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
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江者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海者又有早晚二潮可以灌溉，故亦于沿江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为一纵浦；又五里、七里为一横浦，其塘港之阔狭与低田同，而其深往往过之。且堈阜之地，高于积水之处四、五尺，七、八尺，远于积水之处四、五十里至百余里。古人为塘浦阔深若此者，盖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于堈阜之地，虽大旱亦可车畎以溉，而大水之年，积水或从此而泄耳。至于地势西流之处，又设堈门、堰门、斗门以潴畜之。虽大旱，墙阜之地皆可耕。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泽之法也。故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地常获丰熟。
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时，田各成圩，圩各有长。每年率逐圩之人，修筑堤防，治浦港。低田之堤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钱氏有国，有“撩清指挥”之名。年祀绵远，古法隳坏。水田之堤防，或因田户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户请射下脚而废其堤。或因宫中开淘，而减少丈尺。或因田主只收租课，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户利于易田，而故淹没。或因决破古堤，张捕鱼虾，而渐致破损。或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与众做岸。或因一圩虽完，傍圩无力，而连延隳坏。或因贫富同圩，而出力不齐。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堤防尽坏，而低田漫然复在江水之下。其高田之废，由民不相率治港浦。港浦既浅，地势既高，沿海者潮不应，沿江者因水田堤防坏，水得潴聚于民田之间。而江水渐低，故高田复在江水之上。至于西流之处，又因人户利于行舟之便，坏其堈门，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尽为旱地。于是苏州不有旱灾，即有水患。”
他说古人冶水之迹，纵则有浦，横则有塘，亶能言者总二百六十余所。
此项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全皆人力所为。亶云：“自来议者只知治水．不知治田。治田本也，治水末也。苏州水田，东南美利，而堤防不立，沟洫不通，二、三百年间，风波荡蚀，仅若平湖。议者见其如此，乃谓旧本泽国，不可使之为田，上偷下安，恬不为怪。”
三吴水利，做了宋以来中国一千余年经济文化之重要营养线。宋以前一千余年中国经济文化之营养线，则在北方。可见北方在当时。亦应有过同样类似的人力之经营。
试以周礼所记古代井田沟洫之制，与郏亶所言比看，再实际看近代江浙水脉与研考见于水经注之中国古代北方河流，自可想象其梗概。
当时三吴农事，不仅努力于水利之兴修，又注意到种子之选择。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以江、淮、两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其稻比中国穗长而无芒，粒差小。其种早，正与江南梅雨相当，可以及时毕树艺之功。其熟早，与深秋霜燥相违，可弗费水而避亢旱之苦。其种地不必腴而获不赀，可以多种，而无瘠芜之地。真宗此事，想必有献议者，其人必南人也。
南方水田之美，既渐渐受人注意，同时南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渐渐增高；于是政府在江南特置提举官董其事，而南人之有大力者，亦在此盛事殖产。开置大批水田。
文献通考：“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其在浙间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
规模较大的水利农业，仍又随时经营。
古代及汉、唐北方农田水利所以有成绩，亦因封建贵族及世家门第有大力，可以兴众建业。及贵族门第破毁，农民以百亩为志，无从结合成事。专赖政府代谋，其事较难。且宋以后政府中人亦南人多，北人少，熟悉南方利病者较多于北方，则北方大兴革，更少一层希望。
然北宋东南漕米，江西居三之一；江、浙一带，仍未占江南农事之最高点。
宋室南迁，江南更急激开发。
宋史食货志谓：“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又宋自南渡以来，六师百万之命，悉寄东南，水利大兴，江东、西、明、越圩田、围田、阪塘、堰闸之制毕设。
那时大批北方难民，都参加了开发南方的工作。
绍兴五年，屯田郎中樊宾言：“荆湖、江南与两浙膏腴之田，弥亘数十里，无人可耕。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千万人，若使流寓失业之人，尽田荒闲不耕之田，则地无遗利，人无遗力，可资中兴。”
水利计划，继续有人提出注意。
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大理寺丞周环论太湖地低，杭、秀、苏、湖四州民田，多为水浸，请复导诸浦，分注诸江。转运副使赵子潚、知平江府蒋灿言：“太湖数州巨浸，而独泄以松江一川，宜其有所不可。昔人于常熟北开二十四浦，疏而导之扬子江。又于昆山东开一十二浦，分而纳之海。三十六浦后为潮汐沙积，而开江之卒亦废，于是民田有淹没之虞。”天圣间，漕臣张纶尝于常熟、昆山各开众浦。景祐间，范仲淹亦亲至海浦浚开五河。政和间，提举官赵霖又开三十余浦。此见于已行者也。乃诏监察御史任古覆视。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平江四县旧有开江兵三千人，今乞止于常熟、昆山两县，各招填百人”云云。【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八〇、中兴小记三八。】
其时至于数百年不见水灾。
元任仁发水利集谓：“钱氏有国一百有余年，止天福年间一次水灾。宋南渡一百五十余年，止景定间一、二次水灾。盖由当时尽心经理，其间水利当兴，水害当除。合役居民，不以繁难；合用钱粮，不吝浩大。又使名卿重臣，专董其事。又复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田连阡陌，位位相承，悉为膏腴之产。遂使二、三百年之间，水患罕见。今以为浙西地土水利，舆诸处同一例。任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间，水患频仍。”任氏此论，谓诸处亦与浙西同例。苟能同样如五代、南宋时对浙西之经营，则亦同样可以有利民润生之效也。
遂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谚。惟兼并之事，亦因之而起。
理宗淳祐六年，谢方叔言：“国家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至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家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兼并浸盛。”又曰：“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今按：汉、唐兼并，仅多收私租，少纳官税而止。当北宋时，有“赋租所不及者十居其七”之说。下逮南宋，其势有增无已。兼并者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故叶水心谓：“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已极也。”
由此遂有公田制之产生。
宋史：朱勔败，籍其家田至三十万亩。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侂冑，又没入其田。【置安边所，共收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此皆官田也。景定四年，丞相贾似道欲行富国强兵之术，于是殿院陈尧道等合奏：“限田之法，自古有之。买官户逾限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公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斛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如是则百亩六、七十斛，亦与西晋五胡同。】
一时流弊，不可胜言。
当时先以品官逾限田外回买立说，犹有抑强疾富之意。既而转为派买，除二百亩以下，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后虽百亩之家不免。浙西之田．石租有值千缗者。公田立价，以租一石偿十八界会子四十。买数少者，全以楮券。稍多，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将仕、登仕等告身，几于白没。
官田租额之重，为元、明所承袭。
元代多以官田分赐臣下。
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珠、雅克特穆尔等，诸王如鲁王多阿克巴拉、剡王齐齐克图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
蒙古、色目群趋江南，视为乐土。【心史大义略叙“鞑人视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谋居江南之人，贸贸然来江南。”】
回回人家江南者尤多。
北人就食来江南者，亦踵相接。
至元二十年崔彧上疏：“内地百姓移江南已十五万户。”至元二十三年，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又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还，遣使尽徙北还。至元二十六年，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嗣不果。
其时江南人之技巧，乃至大为北人所爱重。
至元三十年，禁江南州郡以乞养良家子转相贩鬻，及略卖平民。时北人酷爱江南技艺之人，呼曰“巧儿”。其价甚贵，妇人尤甚。一人易银二、三百两。尤爱童男、童女，辗转贸易，至有易数十主者。北人得之，虑其逃遁，或以药哑其口，以火烙其足。
而江南兼并之风，仍是有加无已．有奴使多至万家者。
武宗至大二年，平章约苏上言：“江南治乎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皆无与。富室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辙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乞自今有岁收粮五万石以上者，令石输二升于官，仍质一子为军。”韶如其言行之。
有田租二、三十万石者。
元典章；“田多富户，每一年有三、二十万租了的，占着三、二千户佃户，不纳系官差发。他每佃户身上要租了重的+纳的官粮轻。”
那时的江南。形成少数大地主、【蒙古、色目与汉、南人皆有。】与多数佃户的局面，而财赋则占天下之什七。【见苏天爵传。】明代籍没土豪田租，一依租额起粮。
此亦自南宋已然。如宋籍没韩陀冑及其它权幸之田，皆仍私租旧额。贾似道回买官田，亦依私租额也。
天下的租赋，，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邱睿大学衍义补。】而苏州尤甚。
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
苏州一府皆官田，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
张士诚据吴，其所署干章、太尉等官，皆出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徧于平江。明初遂按其租簿没入之。
民田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一石。诏减什三，犹为七斗。
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租乃至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粮重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嘉靖以后，官田、民田，通为一则。长洲亩科三斗七升，太仓亩科二斗九升，小民遂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英宗时，松江积荒田四千七百余顷，皆因重额，久废不耕，而税加于见户。
以苏州田赋与唐代租庸调制相较，其差至四、五十倍。
吴中亩甚窄，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中。亩收多不能至三石，少不过一石余。私租者重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以一亩租一石计之，唐租一百亩仅二石，是相差五十倍也。【又按；集姑苏岁纳苗米三四十万斛，较之明代额差十倍矣。范仲淹即南宋以东南支军国之费，其正赋亦只有明末五之一。】
稍次于苏州者则为松江。
宋代征于苏州者，夏税科钱。秋粮科米，约其税额，共计不过三十余万。松江科亦同于苏州，共计岁输不过二十余万。其后因行公田，赋法杂乱。元初仍宋旧，延佑中增定赋额，苏州征至八十余万，松江征至七十余万。
元末张士诚取民无艺，苏州增至一百万，松江亦于旧额有加。洪武初，怒苏民附张，取豪族所收佃户租入私簿付有司，令如数定田税，遂一时骤加，有一亩征粮七斗以上者。自此苏州多至三百万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余万石。民困弗堪，连岁逋负。
洪武十三年命稍减其额，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如旧。建文二年下诏：“苏、松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如此则百亩十石较唐尚四倍。
永乐夺位，尽革建文之政，苏、松复罹重赋之厄。宣德、正统间，特遣侍郎周忱巡抚其地，苏州得减秋粮七十余万石，松江得减秋粮三十余万石。然十轻二、三，较他处相去犹若天渊。主计者但曰“东南财赋之乡，减之则国用不足”。自万历迄明末，惟有不时额外浮增，无复宽省。然民之实完于官者，亦岁不过十之五、六。苏、松有司，终明世完及七分者即为上考。【又按；明洪武二十六年制，凡户部官吏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
此种赋税不均，直到清代因仍不革。
清代赋税，一依明万历原额，定限考成，并责十分全完。就康熙初年言，直隶钱粮每年共九十二万余两，福建、湖广共一百二十余万两。广西仅六万余两，而苏州一府，每年共银一百一十八万余两，尚有米、麦、豆一百五万余石。松江一府，钱粮每年共银六十三万余两，米四十三万余石。常州、镇江两府，每年银、米亦不下数十万。一府钱粮之数，可比于一省。苏州一府不过一州七县，松、常、镇三府属县亦寥寥无几，每县钱粮多者数十万，少者不下十数万。【同治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疏言：“苏、松太浮赋，上朔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则比昆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而赋额遂不平也。”】
唐中叶以前北方的财富，到明代已全转移到南方来。但是明代南方民众的生活，却较之唐中叶以前的北方民众苦得多。
周忱论苏、松民户七弊：“一、大户包荫，二、豪匠冒合，三、船居浮荡，四、军囚牵引，五、屯营隐占，六、邻境藏匿，七、僧道招诱。”太仓一城，洪武二十四年黄册原额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至宣德七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覆实又止有见户七百三十八，余皆逃绝虚报之数。可见江南民生之不聊。
这是明代国运不如唐代一绝好说明。
但是政府的重赋，与富豪之兼并，虽使江南一带之小民水深火热，而巨家富室依然发荣滋长。【张居正谓：“江南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古者，大国公田二万亩，今且百倍于古大国之数。”顾亭林云：“人奴之多，吴中为甚。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讳其奴名，谓之家人。”】
亦正因为江南为财富所集中，所以人物日盛，仕宦日达，而他们对于社会兴革事宜，到底还有几分心力顾到，农田水利人事方面，不时有所进修，得久维不坏。
明代有专管苏、松等七府水利官。初设主事或郎中，【正德九年。】嗣遣都御史。【十二年。】又遣工部尚书。【十六年。】又令巡盐御史、【嘉靖四十五年。】巡江御史【万历三年。】督管。永乐二年、弘治七年、【发民夫二十万。】正德十六年、【发军、民夫十余万。】嘉靖六年、二十四年、隆庆三年、五年、万历三年，屡兴大工。
至于北方，渐渐从国家的重任下逃离，而民智民力，亦逐渐惰窳萎缩，终至于担负不起国家重任来，而社会事业，亦遂败坏于日常堕退之中。
首论北方水利者，为元代之虞集。【漠张湛、北齐裴延儁，至宋何承矩，皆于河北兴水利。元则有托克托、郭守敬及虞集。】言之尤精白者，为明代之徐贞明。【有西北水利议，亦名潞水客谈。】其它如邱浚等亦皆言之。【明人尚有袁黄、汪应蛟、左光斗、及清有李光地、陆陇其、朱轼、胡贲璩、柴潮生、蓝鼎元诸人。最后有左宗棠。】然所言多限于河北京东一带，正因北京为仕宦人物所萃集，故犹有议论及之。若其它北方水利，则少有注意者。直至清代，治河官凡三：曰北河，【专治京畿诸河。】曰河东，【分界以治黄。】曰河南，【治淮，治仪真、瓜州一带长江。】而运河则三河分治之。盖除治黄通运以外，几不知再有所谓水利矣。
【宋元明三代之学术】
唐中叶以后，中国一个绝大的变迁，便是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另一个变迁，则是社会上贵族门第之逐渐衰落。依照先秦以来传统的政治理论，社会上本不该有贵族门第之存在。而自东汉下的读书人，却因种种因缘造成了他们的门阀。大盛于东晋南北朝，至隋唐统一，科举制兴，始渐衰。
门第衰落后，社会上的新形象，举其要者约有如下几点：
一、是学术文化传播更广泛。以前大体上保持于几个大门第大家庭的，现在渐渐为社会所公有。
二、是政治权解放更普遍。以前参预政治活动的，大体上为几个门第氏族所传袭，现在渐渐转换得更快，超迁得更速。真真的白衣公卿，成为常事。
三、是社会阶级更消融。以前士庶之分，由于家世，现在渐成为个人的事情。农家子弟，可以一跃而为士大夫。士大夫的子弟，亦可失其先业而降为庶民。这一个变动，渐渐地更活泼、更自然。
就第一点而论，唐以后社会，有几个极显著又极重要的与前不同处。
第一、是雕版印书术发明，书籍之传播愈易愈广。
雕版术最初应始唐代。
印章摹刻，远始秦世。石经移写，则起东汉。此后释、道两教之刻印符咒图画，盖为印章摹刻与雕版印刷之过渡。最初雕版印书，应始唐代。格致镜原引陆深河汾燕间录谓：“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叶德辉书林清话云：“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后世或据陆语谓雕版印书起于隋，非也。”今存最初雕版书籍，为敦煌石窟发现之金刚经，卷末云咸通九年造。
其事正于世族门第之衰落，交代迭起。
柳玭（pín）家训序：【叶梦得石林燕语引。】“中和三年在蜀，阅书肆所鬻（yù）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晓。”【又国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术数小学字书。”】是当时刻书，多为通俗利贫，略同佛、道两教之传播佛像符咒。故家世族，经典大书，尚无刻本。至五代毋昭裔【蒲津人。】先为布衣时，常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为难色。昭裔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版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为蜀相，乃命工雕版此二书，复雕九经、诸史。西蜀文字由此大兴。【事见陶岳五代史补，又王明清挥麈（zhǔ）录。】
大兴则在五代。
旧五代史：“后唐 明宗 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版印卖。”【王明清挥麈录余话云：“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è ）书五经，仿蜀中制作，刊板于国子监，为监中印书之始。”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五代会要：“周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
至宋又有活字板之发明。
活字板为庆历中布衣毕升所发明，亦非士大夫之贵显者。西洋活板印书始于明代，较此后四百余年。
书籍刻板既多，流传日广，于是民间藏书家蜂起。【如王钦若家书目四万三千卷，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李淑二万三千余卷，田伟四万七千卷，苏颂藏书万卷，李常二万卷，晁（cháo）公武二万四千余卷，蔡致君二万卷，叶梦得逾十万卷，陈振孙五万余卷，周密三世积累有书四万二千余卷。】
读书者亦自方便。
苏轼 李氏山房藏书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亦云：“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秦、汉以还，浸知钞录，楮（chǔ）墨之功，简约轻省。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且每读一卷，检一事，紬（chōu）阅展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为印摹，卷轴一变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美具焉。”】
此等机会，已不为少数人所独享。
就著作量而论，亦较唐代远胜。
旧唐书 经籍志，连前代总计，集部凡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二十八卷。宋史 艺文志，有宋一代，集部凡二千三百六十九部，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五卷，较之自战国迄唐之集部，增二倍有余。补辽金元艺文志，集部六百六家，七千二百三十一卷。辽、金集部不多，大都皆元代作。旧唐书载唐仅一百一十二家，元人较之，尚多五倍。
第二、是读书人既多，学校书院随之而起。学术空气，始不为家庭所囿。
学校本是传播学术的公器，但只有在贵族门第失其存在时始抬头。所以西汉学校尚有成绩，【因那时新士族尚未产生，旧贵族则已消失。】一逮东汉晚季，学校即不为人重视。【那时学术已牢笼到新士族的家庭中去。】
东晋 南北朝以迄隋 唐中叶，大体上说，除却几个大门第故家士族保持其绵延不断的家庭教育之外，平民庶人要想走入学术的圈子里去，非常不方便。【因既无书籍又无学校。】宗教势力即由此扩展。一般享受不到教育读书利益的聪明分子，只有走到寺庙里去，满足他们的精神要求或智识欲。但多数则为读文选、习诗赋，谋应举。
即雕版印书亦由寺庙开始。【如前举唐代金刚经之例。宋初印书，亦先佛藏。佛祖统记：“宋太祖开宝四年，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至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板成进上，凡四百八十一函五千四十八卷。”较印经史注疏在前。】
宋初的学者，还都往寺庙中借读。【如范仲淹、胡瑗等。但转而关心世运，治儒术古经典，与唐代士人山林寺庙读书之风大不同。】
而有名的四大书院，即在其时萌芽。
庐山 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在长沙。】应天府书院，【在归德。】多即山林创建，【其掌书院者多称“山长”。】亦模仿寺庙规制也。【又有衡州 石鼓书院，为唐元和间衡州李宽所建。故后人有数石鼓而不及嵩阳者。】
从私人的聚徒讲学，渐渐变成书院。
五代 戚同文通五经业，以晋末衰乱，绝意禄仕，将军赵直为筑室聚徒数百余人。后祥符时，有曹诚者，即其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五千百余卷，愿以学舍入官，其后遂为应天府书院。晏殊为应天府，以书院为府学，延范仲淹掌教。
从书院的规模渐渐变成国家正式的学校。
范仲淹主苏州，招胡瑗主苏学。胡在苏 湖讲学二十余年；皇祐末，为国子监讲书，专管勾太学。宋太学章程，即依胡氏苏湖讲学成规。庆历以后，州郡相继兴学。书院亦由朝廷赐额、赐书、拨田、派山长主教，其性质与稍后学校相同。要之宋代学校教育，乃由书院之私家讲学开其端。
私家讲学及学校书院渐渐兴起，同时即寺庙的吸引力渐渐降低。虽到元代，世乱和北朝相差不远，但民间并不争趋宗教，亦因各地有书院学校传播学术之故。
可见宗教之盛，亦与贵族门第相引并长，不尽关于世之盛衰。故唐初虽盛世，佛教尚大行；元代虽衰乱，佛教不复振。此因社会聪明颖秀之子弟别有去处，安托身心，不必走向寺庙中也。【因此寺庙中佛学亦日就衰微，而社会更看不起佛寺，其事互相为因果。】
元代书院较宋为盛。
续文献通考：“自太宗八年，行中书省杨维中从皇子库春伐宋，收伊 洛诸书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为元建书院之始。其后昌平有谏议书院，河间有毛公书院，景州有董子书院，京兆有鲁斋书院，开州有崇义书院，宣府有景贤书院，苏州有甫里书院、文正书院、文学书院，松江有石洞书院，常州有龟山书院，池州有齐山书院，婺源有明经书院，太原有冠山书院，济南有闵子书院，曲阜有洙泗书院、尼山书院，东阿有野斋书院，凤翔有岐阳书院，郿（méi） 县有横渠书院，湖州有安定书院、东湖书院，慈谿（xī）有慈湖书院，宁波有贸山书院，处州有美化书院，台州有上蔡书院，南昌有宗濂书院，丰城有贞文书院，余干有南溪书院，安仁有锦江书院，永丰有阳丰书院，武昌有南湖书院、龙川书院，长沙有东冈书院、乔冈书院，益阳有庆州书院，常德有沅阳书院，福州有勉斋书院，同安有大同书院，琼州有东坡书院。凡此盖约略举之，不能尽载也。”
直至明代，学术在社会上自由传播的方便，永不能再产生独擅学术上私秘的贵族门第。
第三、是社会上学术空气渐浓厚，政治上家世传袭的权益渐减缩，足以刺激读书人的观念，渐渐从做子孙家长的兴味，转移到做社会师长的心理上来。因此私人讲学寖后寖盛。
第四、是书本流传既多，学术兴味扩大，讲学者渐渐从家庭礼教及国家典制【此为贵族家世传袭之学之两大骨干。此外则艺术亦足以表示贵族家世之地位，故如书、画、诗、文，乃至音乐、弈棋等，皆为贵族所重。宋以后，艺术之与道义，渐分上、下等。又其先大寺庙僧侣，亦重律礼及艺术，与贵族相似，惟不讲政事耳。唐代自禅宗开新，僧人渐不重律礼及艺术，乃以纯粹哲理见长，自居为一世导师。宋以下，此风不革。盖非此不足与社会上讲学之学者相抗衡。】中解放到对于宇宙人生整个的问题上来，而于是和宗教发生接触与冲突。
所以自宋以下的学术，一变南北朝、隋、唐以来之态度，【南北朝、隋、唐虽盛衰治乱不同，但学术上同带有狭义的贵族门第性，故所治多为文艺诗赋，所重多在当代典章。稍稍逸出，求高僧，谈玄理，却与世法不相贯。】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
大体上看来，与先秦诸子较相近，因同为平民学者之自由讲学也。【其治经学，重儒术，又近汉儒。惟汉儒出身，须经长时期郡县吏事之实际磨练，故汉儒风朴而才练。宋儒意气较发皇，对朝廷较轻视，较东汉儒益甚，不似西汉儒笃实，而与先秦儒为近。然而时代有不同，宋代士人究不能如先秦士人之活跃。】
再就上举第二点而论，唐以后社会，又另有几个与前不同的要点：
第一、是政治上没有了贵族门第，单有一个王室，绵延一、二百年不断，而政府中官吏，上自宰相，下至庶僚，大都由平地特起，【无家世蝉嫣。】孤立无援；【无门第宗戚婚姻之攀联。】相形之下，益显君尊臣卑之象。【南北朝、隋、唐，在政府则君尊，在社会则臣荣。故唐太宗命朝臣定天下氏族，则山东崔、卢自为上第。甚至即在政府，亦见臣尊于君，如东晋初年之王氏等是。】
第二、因同样关系，各州郡、各地方因无故家大族之存在，亦益显官尊民卑之象。
于此另有一事应附论者，则为乡官之存废。秦 汉有乡官，三老掌教化，啬夫主收赋税、听讼，游徼掌禁盗贼。乡三老以上有县三老，并由民选，其权可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此即县令、丞、尉关于地方行政须询三老意见，而三老亦得代表民意向地方长官建白。对天子、王、侯，亦得直接言事。其后此等乡官渐废。但郡县之佐吏，皆由其长官辟用本地士人为之。两晋以下，承袭汉制，除军府佐官由中央派人外，其他亦由地方官自辟其本地之士人。至隋 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自是地方遂无代表民意之参政人员。唐有里正、乡长，不过供官吏之役使，与秦、汉之乡官佐治者悬殊。守令多避本贯，则自汉武以下即然。此虽有利于中央政府之一统，然不免造成各地官高在上，民卑在下，不相通洽之形势。
因此宋以后的社会，特别需要另一种新的力量，能上面来监督政府，下面来援助民众。
宋、明学术，即从上述种种社会变动而起。
南北朝、隋、唐的学者，大体分成两路。
一是入世讲究家庭、社会种种礼法，以及国家政府典章制度。建功业与保门第，一而二，二而一，异流同汇。
一是信从佛教讲出世，或从道家讲长生。【艺术、诗文则两路均通。】
这两条路的后面，均带有一种狭义性的贵族气味。【寺庙僧侣，仰赖社会供养，自成一特殊阶级。虽非贵族，气味与贵族一般。】
所谓“狭义性的贵族气味”，即谓其与一般社会可以分离，超然独立。
宋后的学者绝不是那样。他们早非门第贵族。他们既不讲出世，亦不在狭义的门第观念上面来讲功业、礼教。他们要找出一个比较更接近平民性的【即更有一般共通性的。】原则，来应用于宇宙、人生、国家、社会、入世、出世【生死。】等各方面。
这一个原则，他们称之曰“道”，【故有“道学”、“道统”之名。】或称“理”。【故又有“理学”之名。】理亦称“天理”，“天理”的对面是“人欲”。天理、人欲的分辨，则在公、私之间。【公的是天理，私的是人欲。】
“公、私”的另一名称，则为“义、利”。【利公亦是义，义而私只是利。】
这一个公私、义利之辨，从外面客观来讲，即是“道理”。从各个人的内省审察，则为“心术”。【张南轩云：“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谓其“广前圣之所未发，同于性善养气之功。”】
他们用此来批驳宗教，说佛 老所讲出世长生无非从自私起见。【当贵族特权盛行的社会里，一个平民要想慕效贵族的生活，即避免过分的劳作及卑污的徭役，而满足其智识上之追寻或艺术上之欣赏等，有一个较便宜的方法，即逃入寺庙做僧道。】
他们又用此来批驳政治，说自汉、唐以来所谓君相事业，只算得是“霸道”，算不得是“王道”。所谓霸道与王道之别，还只在心术的公私上分。【先秦儒已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宋儒则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
所以做君、相、官吏，应该先明白做君、相、官吏的责任。【要言之，并不是在要保持君、相、官吏的门第或地位，而在为社会民众尽其责任。】
如是则“师道”还应在“君道”之上。【王安石在经筵始主坐讲，司马光等不谓然。盖司马光主尊君，王安石则主尊道。故王安石讲王霸之辨，而司马光不谓然。后程伊川在经筵亦主坐讲，谓：“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而苏轼诸人亦非之。】
他们实在想要拿他们的一套理论与态度，来改革当时的现实。
当时一切沿隋 唐而来，还是以世族门第做骨子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已变，世族门第已消灭，不得不有一套新的理论与设施。
在范仲淹、王安石继续失败之后，他们觉悟到要改革现实，更重要的工夫应先从教育上下手。所以关洛学者便一意走上讲学的路。
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政治意宋重于教育，尚沿南北朝、隋、唐风气，重文学，而较少严肃性。二程、横渠以来，教育意宋重过政治，始不重视文学，而学术上之严肃性亦递后递增。【朱子记李侗语：“李泰伯门下议论，只说贵王贱霸。”又曰：“大抵前辈议论粗而大，今日议论细而小。”如胡瑗、王安石，皆于理学家为前辈也。】
直到南宋，此意始终为讲学者所保持。
吕东莱与朱子书谓：“向见治道书，其间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条州郡财赋之类，此固为治之具，然施之当有次第。今日先务，恐当启迪主心，使有尊德乐道之诚。众建正人，以为辅助。待上下孚信之后，然后为治之具可次第举也。傥人心未孚，骤欲更张，则众口哗然，终见沮格。”又东莱遗集谓：“尝思时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浇薄，推其病源，皆由讲学不明之故。若使讲学者多，其达也自上而下，为势固易。虽不幸皆穷，然善类既多，气焰必大，熏蒸上腾，亦自有转移之理。”又朱子绍熙三年与赵尚书书谓：“天下之事，决非一人之聪明才力所能独运。是以古之君子，虽其德业智谋足以有为，而未尝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门墙，劝奖成就，已不胜其众。至于当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无事之不成。又所谓时进陈善闭邪之说，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于身，以其所欲陈于上者先责之于我。使我之身心安静，精神专一，然后博延天下之贤人智士，日夕相与切磋，使于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见其是非得失之心，而深得其所以区处更革之宜。又有以识其先后缓急之序，皆无毫发之弊。然后并心一力，潜伺默听，俟其间隙有可为者，然后徐起而图之，乃庶几乎其有益。”
他们惟恐“已试不信”，【朱子语。】失却社会后世的信仰，所以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宁可牺牲机缘，决不降低理论。【此正统派的道学家所以看不起功利之浙东派，而陈龙川与朱子所以有义利、王霸之辨。浙学起于东莱，颇有近朔派处。朱子则洛学正统。经学、史学之辨，即义理与事功之辨也。】所以他们对于在野的传播学术，较之在朝的革新政治，兴宋还要浓厚，并不是他们无心于政治之革新。
他们在野事业，最重要的，便是所谓私家讲学。
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本想彻底废止科举，重兴学校。他们理想上的三代，在以学校作育人才而致郅（zhì）治。惟兴学非一时可企，一因限于经费，二因限于师资，三则地方长官不得其人，则学校亦难收效。因此北宋中叶以后，虽各地相务兴学，然或则时兴时辍，或则徒有其名，学术风气依然在私家。
私家讲学，与学校性质不同。
一因学校有经费，建斋舍，置书籍，来学者同时数十、百人，又有一相当之时间；私人讲学则不然。无地无书，来者亦不同时群集，只是闻风慕向，倏去倏来，有一面数日即去者，有暂留数月者，更互相迭，此去彼来。
所以胡瑗 苏 湖讲学规模，并不能为伊 洛所袭用。
苏 湖教法，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使以类群居讲习。时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事，俾之折衷。惟胡氏在苏 湖，因有范仲淹、滕宗谅地方贤长官为之主，故得安居教授二十余年，使来学者各成其材而去。
私人讲学，则其势不可能。黄百家【宋元学案。】谓：“就安定教法，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为的当。自后濂 洛之学兴，立宗旨以为学的，而庸庸之徒，反易躲闪，语录之学行而经术荒矣。”【按：语录惟二程门下有之。濂溪乃近隐士一派，并无弟子及语录也。又吕东莱云：“古之公卿，皆自幼时便教之以国政，使之通达治体，洞晓国家之本末原委。自科举之说兴，学者视国事如秦、越人之视肥瘠，至有不识前辈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事，都是杜撰。”此唐人李德裕已论之。安定教法正式补此弊也。惟东莱偏于史学，仍与程、朱有别。】
伊 洛师弟子往返，别具一种风格。
程明道知扶沟事，谢上蔡往从之。明道肃以客礼，辞曰：“为求师而来，愿执弟子礼。”程子馆之门侧，上漏旁穿。天大风雪，宵无烛，昼无炭，市饭不得温。明道弗问，谢处安焉。逾月，豁然有省，然后明道与之语。按：其时上蔡习举业已知名，程、谢初见，非此不足已验其诚，亦非此不足以发其趣。此等关系，自与学校师生有别。明道在扶沟亦设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而召上蔡职学事。此乃学校之教，与程、谢私人讲学不同。
他们似乎颇有些处近于禅家之参谒。
佛家禅宗之盛，亦在寺院经典研究相当发达之后，有志者不以此为足，流动各著名高僧处发疑问难。他们所要求者，只在几点最关紧要处，不重在按部就班，引堂入室，循规矩次第渐磨岁月之功。【罗从彦与龟山讲易，闻伊川说，鬻田裹粮往洛，见伊川，归从龟山游二十余载。】惟循而久之，则来者与应者，并非先有基础上之共同立足点，则徒逞机锋，转成相欺之局。
渐渐的所讨论讲究，尽在高明处。
谢上蔡监京西竹木场，朱子发自太学与弟子权往谒。坐定，子发曰：“震愿见先生久矣，今日之来，无以发问，乞先生教之。”上蔡曰：“好，待与贤说一部论语。”子发私念日刻如此，何由亲款其讲说？已而具饮酒五行，只说他话。茶罢，乃掀髯曰：“听说论语。”首举“子见齐衰者”一章，又举“师冕见”一章，曰：“圣人之道，无微显，无内外，由洒扫、应对、进退而上达天道，一以贯之。一部论语，只恁（nèn）地看。”
在这种流动的短时间的谒请，逐渐盛行，学风上自然趋于扫尽枝叶，独寻根本。【因师弟子双方学业皆有根底，故重于讨论，不重于诵读讲贯，遂有语录。】而师道之尊严，也转从此种风气中特别提高。【观上引程、谢初见事可知。游酢、杨时“程门立雪”，更为后世称道。其时则龟山年逾四十矣。胡文定为湖北提举，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从龟山求书见上蔡，先修后进礼，邑人皆惊知县不接监司。此等风气，唐人绝不知之。然若无此，天下将惟以科目官阶为人高下矣。（唐人尚有门第与和尚。）惟若学校制度不能推行有效，学者先未有相当基础，直接从事此种最高理论之参究，】虽有人格之活泼熏陶，而学术途径，终不免要流于空虚放荡。所以程门弟子，多陷于禅学。
张绎家微，年长未知读书，为人佣作。一日，见县官出入传呼道路，颇羡之。问人何以得此，或曰：“读书所致耳。”乃始发愤从人受学。后颇能文，入县学、府学被荐。以科举之学不足为，因至僧寺见道楷禅师。悦其道，有祝发从之之意。时周行己官洛中，张亦从之。周曰：“子他日程先生归，可从之学，无为空祝发也。”伊川归自涪（fú）陵，张始往从学。按：唐人【此指贵族世家以外者言。】亦多先慕显达而务读书。读书有悟，觉科举显贵有所不足，则入佛老矣。宋学精神，正在使人知读书为学不在显贵，自不走入佛 老之途。而所以宋学犹多近禅者，不在其讲学之旨趣与内容，乃在其讲学之风格与方法。从此种风格与方法上，有影响及其日常私人生活之意境，则颇有近于禅学处也。关学所以较少此弊者，因横渠兄弟以及吕大临兄弟等，皆僻处关中，又兄弟宗族自为研习，异乎洛中为四方人物往来走动之所凑集也。
南渡以还，学校之教日衰，讲学之风日盛。【贵族世家已消灭，平民社会中向学分子日多，而国家无教育机关，故私人问学之风更甚。】此种往来走动的参究请谒，愈来愈多，于是又从此中酝酿出新的讲堂制度来。
象山年谱谓：“先生为国子正删定敕局，居中五年，四方之宾满门，房无虚宇，并假于馆。先生既归 ，学者辐辏。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座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门人彭世昌，于贵溪 应天山结庐迎先生讲学。先生登而乐之，乃建精舍以居。又得胜处为方丈，学徒各来结庐。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轿至，会揖，升讲座。学者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治归，中间亦往来无定。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
既有讲堂，则有讲义。【一两人对面谈话有语录，多人群集一堂则有讲义。】而此种讲学之最大困难，则为来学者之程度不齐与来去无定。
既不能一例施教，又不能规定时日，分深浅高下之步骤，使学者必经相当期间毕其所业而去。
在此情形下，产生讲学家的朱陆两大派。
象山教法，在于因人设教，直指本心。
此源于二程。【可称为“语录派”。龟山、延平相传“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程门见人静坐，便谓是好学。象山实近此路。而朱子讨论讲说不倦，转异二程之高简矣。】象山始至行都，从游者甚众，象山能一一知其心术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无雅故，闻其概而尽得其为人者。陆学教人精神在此。
而朱子则想选定几部最重要的书本。
此亦源于二程。【尤近伊川。此派可称为“训注派”。语录派长于活的指点，训注派则在使人有轨迹可寻。语录派在于分别指示，各自参悟，故其精神向里，而无一定的格套。训注派则向外求索，共同有一个自浅入深、由简到繁的门径与规模。】如尹和靖见伊川半年后始得大学、西铭看。
先为此数书下明白确切的训注。
宋人皆有志为六经作新注疏。王安石 诗、书、周礼三经新义颁于天下，一面为学校诵读之教本，一面为科举取士之标准。此下如程伊川 易传等，皆从此风气来，直至朱子而集其大成。
好让学者各自研读，【此即补学校教育之一段功能也。】补讲堂教育之缺陷。【另有小学，为幼年家庭习行，亦所以补讲堂教育之未备。】
象山年谱谓：“先生与晦翁门徒俱盛，亦各往来问学。晦庵门人乍见先生教门不同，不与解说无益之文义，无定本可说，卒然莫知所适从。无何辞去，归语师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使晦翁之疑。”
此两派流传各有所适，朱子的四书集注遂为元代取士准则。
元 明考试程式，大抵第一场经义，四书用朱氏章句 集注，诗 朱氏（集传），尚书 蔡氏（沈 集传），周易 程（伊川 易传）、朱（本义），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三传胡氏（安国 传），礼记古注疏。永乐以后，有四书五经大全，古注疏遂废。
元人又有学官讲书之制。
元制，凡学官朔、望讲说，所属上司官或省宪官至，自教授学官暨学宾、斋谕等皆讲说一书。然此等乃官场例行公事。偶有儒生借题发挥，有所讽谕颂扬，失上司意者。要之与讲学精神全不似。
而私家讲学，则往往容易接近象山的路子。
吴康斋为明儒开先，其居乡躬耕食力，从游者甚众。尝雨中被蓑笠，负耒耜，与诸生并耕说学，归则解犁，饭粝蔬豆共食。陈白沙自广来学，晨光才辨，先生手自簸谷，白沙未起。先生大声曰：“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一日刈（yì）禾，镰伤指，负痛曰：“何可为物所胜！”竟刈如初。尝叹笺注之繁，无益有害，故不轻著述。按：在如此生活环境中，讲学者无有不讨厌笺注支离而走上实际经验之一途，即所谓“笃实易简”者是。陈白沙、王阳明皆此一脉。【清代颜、李亦从此来。】
至王阳明提倡良知之学，然后讲学家可以不必顾到学校教育之种种方便，如书本、期限、学生资格等。只在几次谈话中收作兴人才之效。【最著之例，如传习录中与哑者之笔谈。惟阳明亦注重小学，此与朱子同，皆以家庭教育为成人植根基也。】
此种讲学，传播极快。【明儒学案，王门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诸派，几乎遍布全国。】学校教育，渐渐转移变成社会教育。泰州学案中有樵夫朱恕、陶匠韩乐吾、田夫夏叟等。于是乃有所谓“讲会”之兴起。
讲会与以前讲堂精神又不同。讲会其先原于阳明之“惜阴会”，阳明弟子如王龙谿（xī）、钱绪山诸人，推行尤力。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qiáo）精舍，新安有程氏庙会等。讲会有一定之会场、会期、会籍、会约、会主，所讲论之记录为“会语”等。以前讲堂是学者相集从师，讲会则由会中延请讲者。所请不止一人。会每年可举，每举旬日或半月。会所往往借祠堂或寺庙，会毕则主讲者又转至他所。如是轮番赴会，其事较前之讲堂，又为活泼展扩。如泰州心斋讲堂，则实近于讲会。盖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矣。
兹将宋、明学者讲学变迁，列一简表如次：
一、私人寺庙读书。【如范仲淹、胡瑗等。】
二、书院。【此系私人学塾性质，如孙复泰山书院、周行己浮沚书院等。】
三、州学。【此系由私人设教渐变为地方政府之公立学校性质，如应天书院等是。】
四、太学。【此由地方学规制上推至国学，如胡瑗之主教太学是。】
以上自私人书院至太学为一线，属学校之进展。惟政治不上轨道，此线之进展即告终止。
五、私人讲学之第一期：【如二程。】私人讲学为学校之变相，与前一系统不同。
六、私人讲学之第二期：【如朱、陆。】两期之不同处，主要在同时所集门徒之多少，而影响及于其他。
七、私人讲学之第三期：【如阳明弟子之讲会。】此期讲学与前期不同处，在完全脱离学校气味，变成纯粹之社会公开讲演与集会研究性质。
以上私人讲学之三期为另一线，属学会之进展。因社会学风，逐步扩大，逐步普遍，而此线之进展，亦逐步膨胀。
要之宋、明两朝六百年的政府，【除宋庆历、熙宁一段，及明洪武、永乐一段外。】并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而社会上则学术空气继长增高，教育之要求亦与日俱进。
宋、明儒讲学，实从此环境中产生。
与宋、明儒较近者，惟先秦诸子。惟先秦诸子，大率先受政府【国君。】或贵族【卿大夫、诸公子。】之豢养，而附随沾润及其门人子弟。【此为当时社会情势所限。】宋、明讲学，则纯系社会平民学者间之自由结合。纵系身居官位，或大或小，如二程、朱、陆、阳明，皆以在职之身连带讲学。然其讲学则纯系私人交际，与政府或政治全不相干也。【故先秦儒比较倾向于上行性，即政治活动；而宋、明儒则比较倾向于下行性，即社会活动。两汉儒生除太学、郡县学校外，亦多私门授徒，有一师拥数十、数百生徒者；然所讲限于五经，以训诂考据阐述经义为主，与先秦、宋、明讲学以各人之思想学术为主者大不同。】
他们热心讲学的目的，固在开发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终目的，则仍在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的世界。【开发民智、陶育人才为第一步，改进政治为第二步，创造理想为第三步。】
宋、明儒理论上的世界，是“万物与我一体”。【张横渠之西铭为其代表作，此即上古先秦相传之一种全体观念也。】
所由认取此万物一体者，在我谓之“性”，【或称“仁”。】在外谓之“理”。【或称“天”。】
程明道之识仁篇，程伊川、朱晦庵之“致知格物”、“居敬穷理”之口号，即由此生。
认识此理后应有之活动或工作，则为大学一书所包括。【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之三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条目是也。】
其理想境界，则如朱子所云：“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朱子大学章句序。所谓“古昔”，即他们之理想境界也。此后王阳明拔本塞源之论，更畅发此意，见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末一节。】他们可说是一种“秀才教”。可说是范仲淹诸人以来流行于一辈自负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中间的宗教。
凡内在有一种相互共同的信仰，向外有一种绵历不断的教育，而又有一种极诚挚、极恳切之精神，自发自动以从事于此者，自广义言之，皆可目之为宗教。宋、明儒的秀才教，大体以大群全体为归宿，可谓一种“新儒教”。即先秦儒家思想之复活与翻新。彼辈与先秦儒不同者，以“理”字代替了先秦儒的所谓“天”。【而先秦儒讲仁义，似嫌偏于人事，道家遂起犄（jī）其后，阴阳家则还取道家之自然观，以补儒学之不足，遂以阴阳五行求天道，而颇涉于怪迂。宋儒以“理”字释“天”，亦颇采酌道家、阴阳家之长，以弥缝先秦儒在此方面之缺陷。】又为先秦儒所言心性补充了许多存养的工夫。【孔子言仁孝忠恕，皆心性也。孟、荀屡言心性，并注意及于心性之存养，然尚不如宋儒之深切著明。宋儒于此方面，提出“敬”、“静”等字，颇采酌道家、佛家之长。】
在畸轻畸重之间，遂有程 朱“性即理”与陆 王“心即理”之分别。亦即在畸轻畸重之间，而有晚明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诸人之纠驳。若以和尚、道士方外之学目宋、明儒，则犹未能通观宋、明儒之大体也。【论宋、明学渊源，当着眼范仲淹、胡瑗，则得其真相矣。】
他们对自身同有一种严肃的态度，来遵行他们一种纯洁高尚而肫挚的信仰。对他人则同时有一种开明的理性来传播他们的信仰，而形成一种合理的教育。
不幸当时社会智识界之扩大，比他们那一种宗教【或教育。】之进展还要快得多。【即是有机会读书以及有资格做官的人，比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数量上超过甚远。】因此他们对于时代徒抱理想，而无法实现。他们对政治常是悲观，或持反对的态度。结果政府【为一辈官僚所盘踞。】亦常敌视他们，屡兴党狱。
程伊川、朱晦庵皆列党禁，王阳明亦几不免。明代书院屡遭焚毁。
而让有名的东林党来结东这一个最后的冲突。
顾宪成尝言：“官辇毂（gǔ），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请求性命，切磨道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可见东林精神极端注重政治与世道。稍后复社诸子，虽以时文相号召，与东林讲性理不同，然其为一种社会结党，足以上撼政治则一。
此种社会讲学、结党干政之风，自宋迄明，弥后弥盛，潮流所趋，至清人入主而中绝。【东汉党锢之狱，由名士清议所激起。唐代之牛李党争，北宋之新旧党争，皆由在朝官僚实际政事之争。与宋、明儒聚徒讲学，而引生朝野之争者有不同。】
宋、明学者彻底改革政治的抱负，始终未有达到；但他们对社会事业，却有相当成绩。举其要者：
一、义庄
此事起于范仲淹。在一个宗族的单位下，来主持救贫、恤孤、公积及义务教育等事业。
二、社仓
此事起于朱子。“常平仓”始于西汉 天凤中，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令边郡皆筑仓，谷贱增价而籴（dí），谷贵减价而粜（tiào），故曰“常平”。
至隋文立“社仓”。常平纯为政府事业，社仓则由民间自办。唐代并置常平【积谷或钱。】及义仓。【专积谷。】天宝中，天下诸色米积九千六百余万石，而义仓得六千三百余万石，此皆民间积贮以备荒歉也。
宋神宗行新法，以常平钱为青苗钱，司马光非之，谓：“尽坏常平，专行青苗，丰年无钱平籴，荒歉何以赒（zhōu）赡？”至朱子推行社仓，【在孝宗乾道四年，至孝宗淳熙八年，下诏诸路推行。】谓：“常平、义仓皆藏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游惰之辈。深山长谷之力农事，至远离州县之民，虽饥饿濒死不能及。又其法太密，吏避事畏法者，虽视民莩（piǎo）亦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鐍（jué），递相付授，至累数十年无一訾（zī）省。”社仓则设置于乡村，且不仅于饥饿之赈恤。每年夏，贫民得贷粟，秋熟偿，加息十之二。【若仓积至原本十倍时，则以后贷粟可不征息，惟一石加耗米三升。】其法有似青苗，惟青苗贷金不贷谷，主以官府，不主以乡里，社仓较可舞弊。
三、保甲
此制王安石力主之。以后递有兴废，要为中国社会组织中一要项。而明人戚继光倡团练，破倭寇。及清代，曾国藩、左宗棠等亦以湘军平洪 杨。皆保甲之变相而扩大者。盖古者兵民合一之制既坏，以此补地方之武装而自卫也。朱子社仓，亦以保甲法推行。以十家为甲，甲置甲首一人，五十家则置社首一人，社首、甲首【或保正。】负管理社仓之责，县官则检点帐簿，于每岁贷付及回收之际，列席监督。
四、书院
书院多由民间私办。如祥符二年，曹诚即戚同文讲学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五百余卷，愿以学舍入官，遂以曹诚为书院助教。【其后以书院为府学，乃正式为官学。】孙复起学舍为泰山书院，周行己筑浮沚书院讲学，皆是。书院有学田，【州县学亦有学田。元至元二十三年，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土。】亦由民间捐纳。
五、乡约
此始于关中 吕氏大钧【和叔。】兄弟。有约正及同约之人，以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约。朱子又为增定条例，如前举社仓、保甲、书院诸制度，皆可以乡约精神推行之。
宋、明以下之社会，与隋、唐以前不同。世族门第消灭，社会间日趋于平等，而散漫无组织。社会一切公共事业，均须有主持领导之人。
若读书人不管社会事，专务应科举、做官、谋身家富贵，则政治社会事业，势必日趋腐败。其所以犹能支撑造成小康之局者，正惟赖此辈讲学之人来做一个中坚。【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之力量。晚清以来，西化东渐，自然科学之发展，新的工商业与新的都市突飞猛进，亟待有再度兴起的新的士阶层之领导与主持，此则为开出此下中国新历史的主要契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