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移碰碰车:薪资谈判时代的到来

中国的工人自发地进行薪资谈判的时代业已开始。
　　这是历史的必然。
　　出现，并且大规模出现，只是时间迟早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只是2010年才开始表露出来，在80年代与90年代，因为打工仔打工妹的成功经历还可以看得到，这部分人的事例可以当作“精神上的满足”作为成功人士回到家乡，当时可以成为人们摆脱农村身份的激励因素，但时间过去了30年，过往的激励因素（在农村里，很难一个月赚到一千多元，而且还可以存下几百元钱），现在业已成为保健因素了（现在的搭乘公交车，都需要几元钱一次了）。

　　而城市户口、小孩教育这些，仍然距离打工者很遥远。
　　如果你让我等20年，并承诺给我一个美好的明天，或许我会考虑应该讲责任、讲公平。
　　但是，过了20年后，我仍然不能融入当地社会，仍被歧视，这种亲身经历，如何说服得了年轻一代讲奉献、讲责任感？！

本田南海厂据说已复工，且为复工3天，并等待资方答复。
　　该公司的全称是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地处佛山南海狮山工业园内。虽然目前来看，这似乎是个特例：实习员工占到40%——与有规模的组织相比，实习员工更加是处于弱势地位。谈判中，双方的权力是不对等的。（此处的POWER，是指双方的底牌）

不过，工人们的最大优势是：如果我不开工，那么，你有本事你来这儿三班倒地上班。
　　由于组织性的强弱差别，工人组织不再依赖于任命性质的工会组织（后者常常成为权力追逐者的组织结构）

逻辑上来看，虽然中国每年的GDP增长速度为8-9%，但是，工人的收入几乎变化不大。约在90年代中期，工人在深圳可以得到1000元上下的收入，但是到了2007年，收入方面仍然是这个数据，于是，华南地区的“民工荒”这一词汇开始出现。

　　民工并非真的荒了，而是，华南地区的薪资水平已无法拥有足够的吸引力了。
　　自那时起，华南地区的加工企业的好日子已经永远地过去了，而没有强烈对抗时，企业主的加薪动力不足，而仅凭人力资源部门或劳资部门的陈述，是无法打动企业主或股东的。

城乡二元化更是对此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外来打工者身受两种歧视：薪资水平的歧视、户籍及关联方面的歧视。这可能是导致富-士康年轻员工绝望的最有力的促进剂，不论员工是否愿意承受，未来的希望已无法看到。

所以，当中国的改革历经一年又一年后，体力工人或资浅员工会发现，未来、理想距离自己实在是太遥远了。在电视剧《打工妹》的年代，深圳仍然是个大工地，所有的外来者，都觉得自己的未来是有希望的，特区变化速度如此快，自己一定有机会的，而且，自己也可能会成为深圳人。

但改革开放过去了20几年，深圳市户籍人口仍然只有240万人左右，外来者过了20年，到了40岁上下，仍然是外来人口，这种打击，导致多少绝望，以至于有人在天涯社区上发帖说：“儿子啊，你为什么要说你自己是深圳人。”社会是的，小孩子不知道这句话会给父母亲带来什么样的感慨，但是，这一点不得不让人深思。

让企业完全承办社会，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企业也不可以以此为借口，不对社区进行回报。——企业对社会承担有责任与义务，即使是部分责任，即使这会增加成本。很多企业完全没有意识到：当你在成为其他企业的培训基地时，实质上也是在对社会作出贡献，即使你是不自觉的，但是，客观上却是起到这样的作用——于是，社会会进一步要求企业你必须回馈。

没错，股东投了钱，就是期望产出效益。但是，与股东的效益相比较，社会的效益也需要被考虑，否则，工人们全都罢-工了，受损的仍然是股东。本田公司总部应该意识到，即使是本田南海厂的蝴蝶拍了两下翅膀，后面的龙卷风也是可能会产生的。事实上，本田公司或许有他们的两难处境，但是，国人的维权意识逐步提升，工人进一步团结的可能性也会增长。

另一方面，因为取得了一定成果后，工人们仍然会想着下一次的罢-工、下一次的对抗。

　　企业如果不作好准备，如果不主动提出更吸引人的加薪计划，那么，再次罢工、甚至是全国的罢工潮就会此起彼伏，结合近来的杀小学生、杀法官等恶性刑事事件，恩格尔系数的预言也会再次在中国得到验证，虽然这是我本意上并不想看到的结果。

事实上，不容乐观的是，无论是本田公司还是富士康，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大陆未来的3-5年内，还会有更大的对抗行为出现。

敏感话题是：这只是针对三资企业或民营企业的，摆在劳动部门官-员面前的另一个难以破解之题是：当国有企业的体力工人们开始罢工时，应该如何应对？

　　因为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全民所有，或部分股权为全民所有，但事实上，国-企的兴旺发达，并没有给全体国民带来什么有益之事，相反，由于垄断性、由于政策扶持，结果是与民争利，涨价代替效率提升，导致民怨很重。

国企的内部收入分配也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机制的不灵活，导致能人流失，虽然可以说“我们只用合适的人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不用最优秀的人才”，一是用不起，二是根本不重视，反正效率再高，我个人得不到利益；效率再低，我个人利益也不会受损，由此，这个难题更加难以破解。

只有市场化更高的国有企业才能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非常普遍，当年宣传“员工是企业的主人”口号，现在成了发展的绊脚石。没有大大方方地承认人与人就是存在差异，没有强调人与人的分工不同，贡献也有差异。现在，我们不得不进行补课。

想要绕过这些必经的阶段，看来是很难。
　　虽然从内心中，我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

对抗与动荡，对于大陆目前的形势，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但这个，并不会因为我们喜欢，或是不喜欢，就会发生或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