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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
蔡律 于 2010-5-10 21:20:06 发表 | 事件发生地:北京 | 类别:研究综合
发表者简评:
 内地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基尼系数都接近0.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达到了0.47(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将基尼系数0.4作为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应该说,是对许多国家实践经验的一种抽象与概括,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先生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九三学社的提案显示,目前我国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6。这意味着,10%左右的家庭占有了45%的城镇居民的总财产。在国际上,基尼系数超过0.4就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新华社2010年5月10日发表的《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文章说,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必须尽快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有人说,当下的中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张面孔,仿佛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当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一些把打高尔夫、买豪华别墅、购名车、去国外度假作为主要谈话内容时,中国的另一部分人,主要在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却因贫困而不得不在毫无安全可言的地方出卖苦力,当然,在那些事故频发的煤矿、烟花爆竹加工厂以及毒害超标的各种加工厂卖命的也都是农民。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必然会引发恶性事件,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存在,其经济动力发展不足,起伏动荡势出必然,最终会波及每个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的畸形集中,最易导致社会动乱。
又据中国新闻网报道,统计显示内地一线城市近8成白领萌生离开念头,统计显示,中国一线城市,萌生离开念头的白领人士有近八成,具体比例为76.2%。一线城市的大多白领家庭年收入一般在5万至10万元左右。在广州,一套90平方米的小户型平均需要100多万元。现实的房价告诉他们,买房遥不可及。这些有能力,有技术,有梦想的白领,但一线城市居高的房价、开销让这群白领焦虑、抑郁,愈发思乡,欲告别伪幸福。一群“80后”的北京“小白领”,戏说每月刚领工资立刻成了“卡奴”、“房奴”、“车奴”、“衣奴”、“礼奴”等等,结果发现工资白领了。
内地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资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实业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的局面。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三者之间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制度性因素, 易宪容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培厚中产力量的制度――看这种制度安排是扩张民众生活权利的空间,还是抑制、甚至剥夺。比如底层向上流动的自由,具体说涉及高考公平、用人公平、代际变动等;再比如公民私权的神圣性,具体说涉及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界定、物权的捍卫等;比如暴利领域对劳动所得是否长期蚕食,具体关乎调控房价、防止垄断行业挟私涨价等……凡此种种,只有相关制度保持对中产的友好与公正,我们的“橄榄”才会发育正常起来。
大家比较认同可以用白色、黑色、灰色、血色、金色5种“颜色收入”来概括当前形形色色的收入。5种“颜色收入”既相对独立,也有交叉的地方。具体来讲,“白色收入”指正常的工资、福利等企法收入;“黑色收入”指通过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欺诈贩毒等违法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收入,在我国当前非常普遍;“血色收入”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如黑砖窑、黑煤窑等;“金色收入了”指利用黄金、股票、期货等资本获得的收入。一些专家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如何解决内地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劳动报酬偏低,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一次分配的不合理使“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当前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
要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需尽快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各方配合的原则,结合深层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设计系统的改革方案。
解决收入分配的关键,是培养一个稳定、健康的中产阶层,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质,是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问题。庞大的中产阶层的需求才是真正能够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的。中产阶层的壮大,才能体现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中产阶层对中国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缓冲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让更多底层人群看到向上的希望。同时,中产阶层出于对自身未来的自信,也会日益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消费人群,反过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壮大中产阶层,措施之一是减轻中产阶层的负担,包括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加强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调控等。缩小社会中下阶层,主要是要进一步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规模,这是社会阶层结构朝着合理方向调整的必然要求。为此,要积极增加就业、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打破户籍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改变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制度缺陷,完善税收调节体系,使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在居民收入、存量财产、投资收益等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发挥。针对我国税收调节存在单一、缺失、弱化的状况,建立多税种,立体式、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要完善税收政策,逐步建立一个综合协调配合,覆盖居民收入运行全过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两翼,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运用综合调控手段,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