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青曲社:中西思维方式究竟有何不同——读《五百年来谁著史》有感

      ——读《五百年来谁著史》有感

       文/学子

自去年十一月份至今，读了一本书——《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也做了十多篇摘要。自己被韩毓海教授新颖的思想，和丰富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知识，灵活而富有激情的表达所吸引，且认为实是一本好书。由于学识浅陋，对于韩教授的广证博引未能多加思索，没有能力深入思索，而摘要只是线条式的自我理解，只是一些不健全抄录，故对于它的理解不及万一。

读后的最大感受是：中西方社会思维方式是那样不同，这种不同又有着漫长的文化渊源。而正是这种不同导致了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的重大不同。

关于中西方思维方式，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看待事物和世界的视角不同。华夏民族所代表的东方思维，往往从整体和普遍出发，这样的整体和普遍统驭着特殊和个别，规范着特殊与个别。所以对事物的认识，尤其对社会的认识善于从整体入手，通过从强有力的整体出发以规范个体，强调整体作用，疏于对于个体作用和以个体分析为基准德对于整体的认识。而西方则长于以特殊甚或个体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和社会，重视“原子”的作用，谙熟于个体、特殊和一般的相对关系，擅长个体的综合和对于这样综合的不断分析。

结合西方哲学，更不难看到这种中西方这种差别。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把“原子”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原子”本身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它特立独行，有着“自己”的存在原则和体制，以至于似乎可以不依靠外在世界而存在，致使“恶之花”纵情开放。唯心主义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客观世界”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这种原子的放大和扩充，尤其是他的“自由国家”理论则更是将“个人自由”原则运用于民族国家的体制之上，从而为现代西方军事霸权主义向世界扩张奠定了基础。

现代西方意识形态的演变被西方学者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这样揭示了出来，“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即一方面是关于世界普遍性的自然法体系的基本观念，另一方面却是在历史和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霸权事实（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语）。”“在这种旷日持久的碰撞中，‘正义’和‘自然法’逐渐向权力低头、妥协，这使得欧洲古典政治学的要旨——‘善优于权力’，逐步转化为几代政治学的核心——‘权力优于善’”（韩教授语）。“近世以来，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演变轨迹是：先是从所谓‘自然法’转变为‘自然权利’；而在‘自然’这个词贬值以后，所谓‘自然权利’就变成了‘人的权利’即今天所说的‘人权’——这一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再到‘人的权利’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西方走向政治虚无主义的过程（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语）”。（《五百年来谁著史》334、335页）

与西方思维方式不同，同样表现在中国社会及其历史上。“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帝国’，推崇文化的大统一、文化的软力量，这是中国政治世界、生活世界的基本特征（韩教授语）。”（《五百年来谁著史》336页） 早在商周时期，中华民族朦胧认识到了“权力”的性质，并将权力历史化而非绝对化。孔子著《春秋》所重，在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在于告诫人们社会机制存在的意义。黄老之学虽表达了对于统治阶级统治残酷性的反感和回避，流露出对于现实世界的消极超越，但并没有形成对个人历史作用的积极肯定，而墨学也并非对世界和社会的否定，其“兼爱”思想毋宁说是对社会整体的一种积极肯定。而法家的一套理论虽有一定扩张性，但在形成真正国家意义、对中国社会大统一的形成和民族的抟成上却发挥了积极作用。其积极意义在于大政权的统一，而不在于破坏。秦汉大统一，使得儒家思想从百子诸学中脱颖而出，一举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结果自然是，儒家所极力推崇的治理“天下”的方式，成为两千年来中国政治社会存在的基本形态。

中华民族不大相信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社会传统，使得社会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历代统治者治理“天下”和人对于自身命运的掌握除却努力也只有天命——这是中西文明不同的关键所在——这种对于冥冥中“天命”意识，随着民主意识的觉醒，也就越来越成为对“人心”、“民心”的意识。正像作者所说：“早在商周时期，将权力历史化而非绝对化，就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极大创新——这就是关于天命的思想。”而“天命无常”的历史主义，或者权力“相对性”学说，更使得‘民命’、‘民视’和‘民听’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最终来源……由于权力的最终来源是‘天命’和‘民命’，这就构成了以‘天理’为基础的‘礼制’对权力的制约作用。”（《五百年来谁著史》336页）——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宇宙秩序”。依照地理—文化，它抟成了历史的中国，同样依照地理—文化，它建立自己的世界和这个与其他世界的交往方式——“以德昭人”。这种对于世界认识的升华和拓展，决定了它不迷信霸权政策，而是以“朝贡”特有交往方式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平共处。

在中国人的眼里，有“家”，有“国”，有“天下”，有“世界”。而“自我”的意识和“自我”权力的诉求还在其次。中国人对于“家”、“国”和“天下”的意识，在历史上不断唤醒着他对于“家”、“国”、“天下”和“世界”的历史责任。

这是中西思维方式上的最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决定了它对个人作用的认识和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