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普森图片:拜伦式英雄与海明威式英雄 作者：沈一鸣

——19至20世纪英美文学的个人主义英雄范型
摘　要:拜伦式英雄源于18世纪诗人拜伦作品中的某些主人公,海明威式英雄是指海明威作品中的一系列主人公。拜伦式英雄与海明威式英雄都是英雄,都敢于为人类的和个人的理想而战,并坚持不懈。假如我们要将拜伦式英雄与海明威式英雄的英雄主义总结成为一种模式,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都试图突破某种界限,取得其“有限性”和宇宙的“无限性"的同一或一致。拜伦式英雄与海明威式英雄的产生与形成,都与特定的社会机制有关。
关键词:拜伦式英雄;海明威式英雄;叛逆;逃避;坚持;超越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天空中一直漂浮着一个个人主义的幽灵,他时而化身为暝思的哈姆雷特,时而化身为忧郁叛逆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时而是高傲的马丁·伊登,时而又是坚韧顽强的桑迪亚哥。他的魅力在于,敢于为了理想主义或是真理而背离社会与时代的主流;他的悲剧在于,总是与比他强大得多的对手孤军奋战。他的抗争折射出人类的渴望,英雄主义与悲剧性,体现着人性的光辉。

一
拜伦式英雄与海明威式英雄是文学作品中的“统辖性人物,即同时代人寄予崇拜与同情的范型。”[1]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代表着不同的时代精神,却又彼此遥相呼应。他们可以被称为个人主义英雄。他们的个性体现在相信个人的完整、自由和幸福是高于所有的价值和尺度的,并毫不迟疑地为之奋斗。一方面,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强调个人性;另一方面,他们是英雄,敢于以个体的力量来对抗环境与时代。
“拜伦式英雄”这一术语源于18世纪诗人拜伦作品中的某些主人公,包括《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曼弗雷德》中的曼弗雷德、《该隐》中的该隐等。拜伦式英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叛逆。他们的叛逆不仅仅是针对于具体的权威与暴政的,而且还会指向社会准则与习俗,最终,这种叛逆还会上升为对抽象的命运的叛逆。而对于命运的叛逆又常常被具体化为或是投射到现存的权威与暴政的反抗之中。例如,哈洛尔德以远游的方式叛离社会;曼弗雷德以死亡向人类的宿命发起挑战;该隐则激烈地叛逆意识形态的权威——上帝。应该说,他的叛逆是高度个人性的,他以自身的个性与情感去挑战一切。例如哈洛尔德独自叛离资产阶级社会;曼弗雷德独自背负起所有自身和人类的罪孽,并独自以毁灭来抗拒命运。
“海明威式英雄”是指海明威作品中的一系列主人公,包括《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巴尼斯和罗梅洛、《永别了,武器》中的弗里德里克·亨利、《丧钟为谁而鸣》里的罗伯特·乔丹和《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作品中的人物通常是一个长于行动而又少言寡语的人并总能在一个无法找到幸福的地方,像一个司多葛主义者那样控制自己的感情。在一个本质上混乱而又无意义的世界上,海明威式英雄始终与一种他自己都不能明了的力量搏斗着。他先验地知道这种搏斗必将以失败告终,但他具有一种“绝望中的勇气”。例如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杰克·巴尼斯在与勃莱特的爱情完全丧失了希望的情况下,仍决定到山区旅行,寻找“和土地的联系”,并能在勃莱特落难的时候前去帮助她。在《丧钟为谁而鸣》里,罗伯特·乔丹在游击队人心涣散,不知为何而战的时候,仍以自身的力量向法西斯势力斗争。在《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明知无法驱走鲨鱼,却仍尽力与之搏斗;在鱼肉尽被叼走后,仍平静地向海岸驶去。海明威式英雄所具有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准则”,即在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上的人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在《太阳照样升起》中,罗梅洛就是准则的象征,他的一切都表现出海明威所寻找的生活准则:冷静、顽强和自尊。圣地亚哥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表现出了准则的含义:他是一个以爱来面对世界的人。在陆地上,他谦恭有礼,富有爱心;在大海上,也就是他的战场上,他也能以爱来对待他的对手——马林鱼和海洋(他将海洋看作女人)以及海洋中的其他生物。

二
拜伦式英雄与海明威式英雄首先都是英雄,也就是说,他们都敢于为人类的和个人的理想而战,并坚持不懈;他们都敢于挑战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敌手,无论这敌手是人、社会、还是抽象的命运。他们相信以他们的力量、知识和理性,他们可以穷尽世界上所有的奥秘,并最终获得自由(在这里“自由”不是指意志和行为上的自由,而是理想的、有意义的生存状态)。另外,他们都洋溢着一种男性魅力。拜伦式英雄与海明威式英雄的英雄情结集中体现为一种叛逆与“反动”。如前所述,拜伦式英雄是一个叛逆者,他向现存社会与道德机制进行反叛。那么海明威式英雄是不是叛逆者呢?在一个混乱,庸俗与失落的世界上,他似乎已失去了叛逆的依据与客体。但他并没有麻木,随波逐流,或是异化为“虫”或“机器人”,而是探索与坚持着意义和准则,弘扬着男性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逆潮流而动,或是一种“反动”。它与拜伦式英雄的“叛逆”有着不同的方式却有着相同的意义。
与古典文学中的英雄不同,拜伦式英雄与海明威式英雄都带有某种非英雄性,如拜伦式英雄身上的忧郁,傲慢,自我同一性;又如海明威式英雄的迷惘,绝望。例如,《恰尔德·哈洛尔德》中有着这样的诗句:(哈洛尔德)“时常在他狂欢无度的时候,奇特的痛苦会突然使他蹙紧眉间,似乎是记起了不共戴天的夙仇,又仿佛心底潜藏着失恋的哀怨。”[2]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杰克·巴尼斯借酒浇愁,试图忘记心中的苦楚。这种忧郁和迷惘来自于一种错位或脱节:对于自由和个性的信念使拜伦式英雄超越于他所处的时代与环境;而对于已失去意义的传统价值的否定使海明威式英雄失去了与历史的联系。错位或脱节的结果是一段道德观和生存定位上的真空。这种真空正是其忧郁和迷惘的直接原因。
然而,在他们忧郁与迷惘的外表之下却是澎湃的激情与深刻的思考。而且,恰恰是这些表现出他们对庸俗生活的弃绝及对纯粹和理性的追求。他们的忧郁和迷惘是清醒者与探索者的忧郁和迷惘。
拜伦式英雄与海明威式英雄都具有深刻的悲剧性,悲剧的含义是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拜伦式英雄悲剧性在于其理想主义的努力的失败,他们往往怀着满腔热情,夸父逐日般地奔向永恒的理想,但最终还是不免会失败,甚至毁灭个体生命。例如,曼弗雷德拼命想要通过“忘却”来获得灵魂的完整,后来甚至不惜以死亡来求得完整,最后只是在毁灭的瞬间获得了某种解脱。海明威式英雄的悲剧在于理想主义的缺失和意义的虚无。海明威式英雄的失败则往往是先验的,注定的。例如,杰克·巴尼斯失去了性能力,他与勃莱特的爱情本身就是无望的。圣地亚哥用鱼叉捕获了大马林鱼,它流出的血必然会招来鲨鱼,而后会有更多的鲨鱼;而在与鲨鱼搏斗之前圣地亚哥就知道他是无法取胜的。相比之下,海明威式英雄的悲剧更带有反悲剧的性质。如果说前者的悲剧模式是起势——高潮——落势,那么后者的则是反高潮——落势。
他们悲剧的根源仍在于其个体性。个体性意味着有限性。他们试图以有限的个体去穷尽宇宙的奥秘,摆脱自身乃至人类的悲剧性处境,并达到自由和完整的境界。这本身就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按基督教的教义去解释,这是一种原罪——傲慢。然而,正是这种悲剧性表现出他们的勇气,真诚与责任感,折射出人类的激情与理性。假如我们要将拜伦式英雄与海明威式英雄的英雄主义抽象出来,总结成为一种模式,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都试图突破某种界线,取得他们自身的“暂时性”与宇宙的“永恒性”,其“个体性”与宇宙的“整体性”,其“有限性”和宇宙的“无限性”的同一或一致。在实践中,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其失败或毁灭是不可避免的,但正是这种违拗“天意”的举动彰显了人的理性,尊严和智慧。
在《恰尔德·哈洛尔德》中,“界线”是社会成规和暴政;在《该隐》中,它是上帝的统治。对于拜伦式英雄来说,这个界线总是非常清晰的,它就在他眼前。他怀着无比的激情向它冲去,并坚信只要冲破它,就可以获得“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同一——自由。而海明威式英雄则并非这样:他总是面临突破“界线”后却仍然无法达到同一的局面。例如,在《老人与海》中,马林鱼原本就是“界线”,老人已捕获了它,但在老人准备返航,最终实现“有限”与“无限”的同一时,却遇到了宿命的鲨鱼的袭击。当鲨鱼将所有的马林鱼肉叼走后,老人所面对的,只有茫茫无际的大海和疲惫的身躯。
当意识到无法达到目标时,拜伦式英雄总是逃避到个人的情感中去或与那个“界线”同归于尽。这样,在情感的忘我状态中或在毁灭的瞬间,“有限”与“无限”汇聚了。当发现无法取得“有限”与“无限”同一时,海明威式英雄并不放弃对生存价值的追求,而是通过恪守,行动与超越来确认个体存在的意义。这样,在一种超越体验中,“有限”与“无限”合一了。

三
拜伦式英雄产生于一个人类社会的转型期。18世纪末,新的生产方式的推进和新兴阶级的成长与固有的社会体制产生矛盾,并要求打破旧有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新型的生产关系要求一种对于个人潜能的充分释放。例如在经济领域中,出现了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旦摆脱了传统机制的束缚,他们便获得了敛财的空间和能力。个体经济和社会流动是他们的理想。在文化领域,艺术家摆脱了“恩主”的控制,并开始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创作。他们对独立的追求也反映在作品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文学中期待反叛的,强调个体解放的主人公是不难想象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被导入了一种高度拘束的结构。它所有的活力都被投入到商品中,形成了一种惧怕本能、自发性、和懒散倾向的工作态度。”[3]在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中,人只能在“分裂为孤立的、抽象的原子”。[4]因而,资本主义价值观在鼓动人的个性的同时,又在限制和瓦解着个性。在经济和工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人们也亲历了种种社会的腐败和不公正,以及资本主义上升过程中的残酷和非人性。因而,资本主义在鼓动和确认人的个性,强调平等、自由、博爱的同时,又在限制和扼杀着个性,否定着人的尊严。同时,旧有的封建机制对于人性的压制依然存在,这尤其体现在政治上。例如拜伦创作《恰尔德·哈洛尔德》的19世纪初期,欧洲就完全笼罩在法国大革命失败和“神圣同盟”纠合的压抑气氛中。
然而,人类的理想主义之火并没有熄灭。在社会和政治机制对于人性的扼杀与压制下,人依然在通过个体情感宣泄与寄托着对自由的渴望。在个体情感的世界中,人反抗和击碎着一切羁绊与障碍。哪怕他们是上帝,是命运,还是生命本身。即便是毁灭与逃避,也显示出一种出于对自身肯定的骄傲。这一切的化身就是拜伦式英雄。拜伦式英雄以个体的力量叛逆着一切,以理性的双眼傲视着一切,以理想的尺度衡量着一切。同时,他又是一个“多余人”,“多余”表示“不属于”,不属于时代,不属于社会,不属于任何集团。
海明威式英雄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在这个时期,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个体自由得到更为充分的确认。人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规范上都获得了更充分的自由。这主要体现在人类存在方式的多元化上。这种多元化主要表现在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体现在人们的思想的多元化,体现在人们日益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更多选择的空间里。但是,人类并没有获得他们所预期的自由和完整。科技的发展和规模化的生产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
社会财富倍增。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首先,前面所提到过的生产方式对于个性的损害大大加剧。现代工业化社会“以科技理性为指导原则,为了获取经济效益,形成了一个分工日趋精细,专业化程度高,以技术官僚为主体的合作体系。其中的个人也必然被当作物,而不是人来对待(用社会学术语来说,此处人的行为受到角色要求的调节),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一句话,个人已消失在他的功能之中。”[5]
另外,科技的发展和规模化的生产瓦解了人的宗教信仰,同时也宣告了理性的式微。金钱成了生活的主宰,以及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尺。人不再是主宰自己行为和思想的主体,人性被异化了。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彻底化为碎片。在理性的碎片中,在混乱和虚无的暮霭中,人类在期盼着精神的重构和灵魂的救赎。这为一种新型的英雄的出场做好了准备。海明威式英雄就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了。他们在精神的荒原中承受着重压,并宣告永不会沉沦(杰克·巴尼斯);在无意义中寻找着意义,并愿为之牺牲生命(罗伯特·乔丹);在失败与绝望中表现着勇气,为无意义的人生赋予着意义(圣地亚哥)。在海明威的小说世界中,我们可以找到几个关键词:(重压下的)优雅,(绝望中的)勇气,(混乱中的)准则和(无爱的世界里的)司多葛主义。括号里的这些形容词正是环境与时代的写照,而这些关键词正是海明威式英雄对环境的回应。

拜伦式英雄与海明威式英雄都是一定社会机制的产物。两种社会机制的异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两种英雄人格的异同。总体说来,他们都产生于人类历史的转型期。在这样的时代,社会内在的矛盾,人的存在与社会环境的冲突都是最为突出的。然而,他们的意义不止于此。拜伦式英雄和海明威式英雄都体现了人对于世界的主动的回应和对自身的价值与尊严的维护。这正是他们英雄主义的含义所在。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点:在拜伦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机制鼓动与肯定个性解放,但同时又压制和排斥个性。因而拜伦式英雄身上具有一种外向的、反叛特征的同时又是受到压抑的激情;海明威式英雄产生于个性得到充分解放却同时又受到消解与放逐的时代,因而海明威式英雄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受到消解后的内向的,恪守与坚持的力量。不仅如此,他们的探索都超越了时代本身。例如,曼弗雷德孤独地与抽象的命运为敌,慨叹人类理性的悲剧。圣地亚哥的经历以隐喻的方式总结了人的实践——失败——超越的整个精神历程。这些都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同情,在更深层次上体现着人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