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山车之星怎么赚钱:邓力群：毛泽东讲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从世界范围里来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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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讲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从世界范围里来讲的
邓力群
1999年7月13日
今天讲第五个问题：八大以后到"文革"以前十年大变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除了指导思想这部分以外，修改次数最多的是"文革"以前这十年，最难写的也是这十年。从三个方面回顾一下，十年中我们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那些搞错了，那些搞对了。现在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可能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多少会有点变化，提出来供大家考虑和研究。
最近，吴冷西同志出了一本书《十年论战》，是从1956年二十大后《一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直讲到1966年3月《评莫斯科会议》，他的书比国史讲的这段时间提前了一点。这是一部很好的书，我们搞国史研究的人应很好地从头到尾认真阅读，同时把我们和赫鲁晓夫争论的"九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本书，结合起来读。
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国际范围里的阶级斗争排除在外，只把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放在视野之内。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凡是讲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都不只是讲国内，同时讲到国际。列宁没有在国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不管斯大林当时说的合乎不合乎实际，但是在理论上说清了一个问题，苏联国内消灭了阶级以后，资本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还不是最后的胜利。在一个国家内战胜了资产阶级，但是没有在世界范围里战胜资产阶级，就不能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斯大林说，恩格斯讲国家的消亡，是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以后，国家才开始消亡。像苏联这样的国家，还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不能说苏联的国家要开始消亡了。与此相应的，共产党也提不上消亡的问题。
最近看《十年论战》，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确实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在这点上，毛主席在我们党里，确实比谁都高明，他讲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从世界范围里来讲的。
下面从三个方面讲讲这十年内有关阶级斗争问题在国际、国内的情况。
第一节，上次讲到1962年，现在先从国内经济建设方面谈谈有关的问题。我们知道，1960年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我们回击以后，他就把党的争论、分歧扩展到国家关系上，他单方面撕毁合同、破坏协定、撤退专家、断绝各种各样商品的供应。到1961、1962年时，我们不仅受到美国西方国家的封锁，同时受到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东欧对中国的封锁，中国处在四面被封锁的国际环境里。再加上赫鲁晓夫逼债，形势非常严峻。我们抗美援朝，虽然苏联提供军火，但是斯大林要我们半价偿还，这笔钱，合起来比苏联给我们3亿美元的贷款高得多。1963年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国内的建设要特别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不要寄托希望于别的国家的援助，同时，尽管困难，我们把苏联的欠款全部还清了，确实做到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
1962年，经济调整工作，生产建设工作主要落在国务院计委、经委的身上，少奇同志还参加了一段经济工作的讨论和研究，在两个！司题上确实有所贡献，一个研究了物资部的工作，提出了物资部等于第二商业部，毛主席原来的说法是供应农村的生产资料是商品，这时候少奇同志扩展为所有生产资料都作为商品，进行商品生产、进行商品流通。少奇同志提出要用经济工作的方法管理经济，跟经委一波同志创办托拉斯，先先后后成立了十几个托拉斯。有的托拉斯公司一直到现在还存在下来，这件事情也应该说是少奇同志作出的贡献。
1960年，进行大庆的石油会战，余秋里、康世恩、王铁人提出的要把中国贫油的帽子扔掉，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5年我们实现了石油自给。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垮台。同日，我们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国防工业有了新的突破，1959年后不到五年的时间实现了原子弹爆炸。这个事情对海外的影响特别明显，包括杨振宁，他了解到原子弹爆炸全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他感动得掉下眼泪。
1964年6月，美国轰炸北部湾，把越南战争从南方扩展到北方。在中央引起了反应，1964年夏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转移到十三陵开，先后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是备战。原来我们的"三五"计划是根据困难时候的情况决定的，解决的问题就是吃、穿、用。1964年，毛主席提出故人已经向越南的北方打过来了，这是对着越南，同时也是对着中国的，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反应。把吃、穿、用的方针，改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二是要建设三线。沿海的工业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的工业，凡是有二套设备的都要搬一套到西南、西北去，有一套的也要认真考虑，是留在原地还是搬到大后方去。毛主席讲，过去我们的建设以农业为基础，为了适应备战的需要，为了三线建设，我们在投资方面把对农业的投资稍微转些用于工业。重工业，用于三线建设。
三是1964年6月10日毛主席在会上讲过军事问题、准备打仗之盾，再次讲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认为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7月5日毛主席又进一步解释这些条件的互相联系。他说：第二条"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民服务的革命者。"这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能办。第一条"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三、四、五条是，"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他在具体谈到第一条时还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最重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这是一门主课。
培养接班人这五条，作为防止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措施，写进了《九评》。
毛主席在修改《九评》时还亲自加了下面这段话：
这"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1964年底，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报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设想，到世纪末达到什么水平，到世纪末以后又要达到什么水平。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间改了好几段，其中重要的一段说，西方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曾经实现过大跃进，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在历史上不能实现前所未有的生产发展的大跃进？
与建设有关的一件事情，也是在这个时间里毛主席提出来的，那就是卫生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当时有人民公社，城市里的医生下去以后，在人民公社成立卫生所、卫生站，培养赤脚医生，很快就见效，实现了全国性的规模。这是中国农村卫生工作一个大变化的时期，后来人民公社解散了，很多原有的卫生设备失去用处，赤脚医生转业的转业、不干的不干了。我有个儿媳在卫生部，她到农村去调查，还有外国人来中国考察的，都一致称赞说，那个时候的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是世界范围里没有搞得这样好的。
这里还应该提到的，在经济工作有了明显进步的时候，我们政治思想工作也很快走到前面来了。在此前后，毛主席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以后又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全国学雷锋，全国学焦裕禄，1963年、1964年间，全国的工交部门从上到下建立了工交政治部。
小平同志讲过多次，我们度过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全国共产党员的精神状态很好。因为多种因素多种条件凑在一起，形成了那么大的困难。本来陈云同志讲，农业准备用七八年的时间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结果1962年、1963年两年就恢复了，1964年到1966年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说20年都叫"左"，恐怕站不住。1960年底，农村十二条没出来以前，"左"还没纠正，当然是"左"。196年，十二条出来后，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出来了，十中全会也开了，整个经济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恢复时期已经过去，重新又进入发展时期。1961年到1966年六年也说"左"，恐怕站不住。说20年的"左"是一贯制，值得研究，最低限度这6年不能叫"左"。
很有必要把1966年和1960年经济的数字做点比较，1966年和1957年的数字比较，请张启华同志查一下有关重要的数字。十中全会公报和各种有关文件证明经济建设的前进，是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共同的成果，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节，实际是农村。经济工作前面已经说了，1962年以后，毛主席讲，全党的工作还是搞经济调整工作，他在会后着重抓农村情况的调查、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的了解，到地方听汇报，看材料。1963年5月，半年多时间，批转了三大革命运动的7份材料，他写了一个批语，要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我们的干部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做到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我们国家的性质、国家的安定、国家的强大就有保证。以后，在杭州召集了一部分省市地委的同志开会讨论，会上拟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前十条，原来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草案》。以十中全会公报为指导，结合对农村的情况调查、对农村阶级与阶级斗争情况的讨论，作了概括的研究，提出了问题，制定了政策，采取一定的步骤来解决问题。总的精神就是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个好文件，跟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会议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毛主席讲用点面结合的方法，究竟点怎么抓？面怎么结合？把文件内容全部在农村范围宣讲，向农村进行教育，谁去宣讲？宣讲以后工作怎么做？是个好文件，怎么布置实施，当时还没有经验，全国这么大的农村，要一个村一个村去宣讲，宣讲以后怎么办？发现问题怎么解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对中央内部少数人讲，我们的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是在敌人手里，是在地主、富农手里。事实证明，这个看法过头了。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坚持这种看法，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还讲，三分之一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手里。
原来决定，文件先在农村宣讲，城市里以后和"五反"结合起来进行。1963年冬天，少奇同志转过来抓农村工作。1963年11月，他让王光美到河北桃园去蹲点，总结了桃园经验。在这点上，应该说解决了毛主席想用什么方法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把当时的农村说成不做秘密工作就没法活动了，人家用两面政权的办法来对待工作队。扎根串联也还只能一个一个地扎，一个一个地串。少奇同志把这个材料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同意批转全国。在这以前，少奇同志到全国各省检查工作，有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以后，又带着王光美到处宣讲。要每个省、每个市集中自己能够下去的干部，在省委的领导下搞一个县，在市委领导下搞一个县。北京的中央机关也是一样，每个部门都要尽可能的抽干部下乡，统统集中在通县。那时《红旗》、马列主义研究院跟学部也组织了一个队，大兵团作战，全国都这样干。少奇同志这样一抓，确实把局面打开了。开头毛主席对少奇同志做法很欣赏，说他抓了一年，工作没有打开，少奇同志一抓，局面打开了。
河北省和北方局一起蹲点的一个县，15万人口，工作队去了一万五千人，蹲了几个点，一个村一千多户，工作队去了一百多人。我们也差不多，一个大队工作队员百儿八十八，一个生产队六七人。少奇同志还起草批发了关于夺权问题的指示。工作队到哪个村，就把权夺过来，不管那个村的干部是好是赖，都靠边站了，由工作队管事，只是在生产的问题上还依靠原来的干部。
1964年底－1965年初，在北京召开党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研究"四清"工作的总结，这时出了两个想象不到的误会，少奇、小平和毛主席布置一个程序性的会议，小平讲，这个会主席可以不参加了。毛主席不高兴了。另外，在一个会上，少奇同志正在说话，毛主席插进来讲话，少奇同志以为毛主席插话没几句，给打断了，原来毛主席想多说一点也不行了，毛主席生气了。到了下次会上，主席拿着宪法、党章来争取开会、发言的权利，弄得好紧张。讨论过程中，刘少奇讲了"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应该讲这是不对的，本来前十条讲的很清楚，农村也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具体情况、方针、政策、措施，其中一个措施是清理贴目、清理工分。提出实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些具体措施这样一个问题。少奇同志没有认真研究，前十条是怎么样提出问题的。把"四清"的问题突出起来，说这次"四清"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
毛主席1964年12月28日讲话中强调说："我在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致我矛盾和人民内部交叉的教育运动。一九六二年，北京一个月，北戴河一个月，搞出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1965年1月5日，当陶铸同志谈到形势的新特点时，毛主席又说：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是讲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从杭州会议以来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会本来都散了，过了年以后，1965年1月又要我们回来，原来的17条就变成23条了，在文字、语言、提法上没点名，实际上是批判了刘少奇同志那些提法，那些做法。批评少奇同志的缺点错误，不能说过分。23条所确定问题的性质，维持了前10条的提法，也是维持了十中全会的提法。23条讲，这个提法就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提法。在这个问题上，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的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的意见是站不住的。毛主席反对他的意见是合乎党的规定的，这样批刘少奇同志不能说不对。现在看，23条的文件和前10条的文件可以互相衔接，也应该说23条合乎实际、合乎理论，是站得住的。其中有一条是过去很多文件里没有的，就是关于验收运动的几条标准，把运动搞好的标准是什么？
"1964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各大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什么？（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二）干部中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三）干部是参加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建立起来；（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六）主要是增产还是减产。"
过去我们讲运动好坏，很少讲是否增产。这次的23条，除了讲前面5条以外，加了一条是增产还是减产。阶级斗争不能使生产下降！阶级斗争搞得好，除了把敌人制住以外，还要使生产向前发展，这个阶级斗争才是搞得最好的。就是说共产党的贡献大小。有无，归根到底，是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在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关系上，从1935年冬天到1964年整30年，有过小的磨擦，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但说少奇同志有一条跟毛主席不同的路线，我认为不能这么看。1949年6月秘密访苏，1953年受毛主席委托，去征求斯大林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意见，1956年去苏联帮助处理波匈事件，1960年代表中央去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各国共产党会议，都是不辱使命，很好地完成任务。少奇同志对毛主席是尊重的、是敬佩的，感到毛主席讲的东西总是比他讲得好，他要跟上去，要学习，这种心情我觉得是真诚的。但是，也确实常常发生磨擦，1962年一次，1964年一次，以前1950年两三次。他对毛主席的意见，想紧跟，同时想有所发挥、有所创造，不安于只是跟着说一说二，想要做出新的贡献，每次都是这样一个心思。因为辩证法运用得不够好，有时言过其实，搞出一些过火的东西，特别是在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出现的时候，过去没经验，又想做创造，结果就搞了些过头的东西。没有林彪、没有"四人帮"，少奇同志在"文革"时也不至于搞成那个样子。"炮打司令部"以后，刘少奇作了检查，毛主席说，好嘛！九大之前，主席还想继续选他进中央委员会。
第三节，有关对外关系的问题。
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从一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讲起。我们上次讲到1957年莫斯科会议，这是一个好的会议，"莫斯科宣言"是一个好宣言，对苏联二十大有所照顾。经过1957年莫斯科会议，中苏两党的团结巩固下来了，社会主义阵营稳住了阵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受到赫鲁晓夫反个人崇拜的影响，但可以说没有垮掉，稳住了阵脚。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讲，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从整个世界看，这种说法还是对的，还是站得住的。
问题是以后，1958年，赫鲁晓夫要到中国来搞联合舰队，搞长波电台，目的就是要控制中国，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坚决的抵制。
这时，我们在金门打炮，赫鲁晓夫担心由此引起战争。离开中国到了海参崴，他不点名地讲，不能当好斗的公鸡，不能以武力测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
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后，毛主席说，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印度是中国的朋友。赫鲁晓夫发表了一个中立宣言，实际上偏袒尼赫鲁。
1959年夏，赫鲁晓夫到美国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来瞎吹戴维营精神。会谈中，艾森豪威尔让赫鲁晓夫在台湾问题上劝中国放弃武力，助中国作出承诺。
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赫鲁晓夫单方面地停止了原子能协定，不再提供我们有关原子能的技术。
1959年11月12B，毛主席在党内批评了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一方面赫鲁晓夫对付我们；另一方面，美国制定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方针，毛主席对杜勒斯的讲话和批注，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他说："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三个材料－－杜勒斯1958、1959年的三篇演讲。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没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
1960年夏天，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党实行突然袭击，彭真同志回来后，中央写信回击。他们马上撕毁合同，破坏协定，停止供应一切该供应的东西，闹的很紧张。一些党，像越南这些国家的党非常担。心社会主义阵营会破裂，中苏两党关系搞不好对他们也不利，在中苏之间劝和。
1960年12月，举行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两方面都采取了边缘政策，我们下决心顶住苏共强大压力准备破裂，他们也摆出吓人的姿态准备破裂，但最后双方都让步了，维持了团结的局面。在这个问题上，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毛主席和胡志明有一段谈话很值得看看。
"毛主席讲，赫鲁晓夫说1958年起中苏之间谈不拢的事多起来了。的确是这样，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以至早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1954－1955年，双方还好谈，1956年虽有争论也还好谈，但是1958年起就不好谈了。他们提出要搞中苏共同舰队，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要派空军驻在我们国家里，这些我们都抵抗了。就是说，他们想要控制我们，我们不受控制，他们就不高兴，就打击我们，就要整我们。实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们要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我们，要把我们管得死死的，要搞大国沙文主义。我们不抵抗行吗？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争个面红耳赤，也可以从长计议，让实践证明谁错谁对。但大国沙文主义非抵抗不可，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
1961年以后赫鲁晓夫利用他的指挥棒，组织世界范围内58个党，在他们的代表会上，在党刊上公开批判中国党。我们在1962－1963年先后写了8篇文章回击他们，其中有四篇是专指法国党、意大利党、印度人民党、美国党各一篇，没有指名批判赫鲁晓夫，没有指名批判苏联共产党。8篇文章里，最重要的是两篇，一篇是《列宁主义万岁》，一篇是《再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这两篇是陈伯达起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再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写一段毛主席改一段，改的很多，有些段很长，凡是经毛主席改过的地方，明显的不一样。这8篇文章合编了一本书。
1962年，中国在中印边境进行自卫反击战，胡乔木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哲学》，文章写得好，仗也打得好，我们已经打到麦克马洪城以南了，不但送回了全部被俘官兵，归还了全部缴获的武器，而且从我们占领的自己领土上退回到原来的实际控制线，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空前的。
从1963年上半年到1964年7月14日，中苏论战，我们发表一封公开信，写了九篇文章。总的题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内容包括：世界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本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民族解放运动，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战争与和平，"三和两全"，主要危险是现代修正主义，毛主席在修改《九评》一文时，加了下面这段很重要的话："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1963年9月，毛主席讲世界上有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
也是1963年，英、美、苏在苏联签订《禁止原子能扩散的条约》，把中国、法国都甩在一边，法国对此不高兴。
1964年，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和法国有共同点，都反对大国欺负我们小国，反对社会主义大国欺负社会主义的小国中国，反对资本主义的大国美国欺负资本主义的小国法国。
1964年，美国把对越战争从南方引到北方，中国处在四面受敌的情况。1965年，我们去桂林"四清"时，看到陈毅一篇答记者的谈话，他讲，他们四面受敌，你们要来都来吧，我们这些人等打仗把头发都等白了。
1964年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周总理率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想了解一下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的政策动向，有没有可能使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有所改善。苏联国防部长在宴会上对贺龙讲，他们已经搞掉赫鲁晓夫，你们该搞掉毛泽东了。贺龙报告周总理，周总理立刻在宴会上提出抗议。毛主席后来讲，勃列日涅夫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以后，苏联在我们的边界陈兵百万。在这种形式下，毛主席对外多次讲，不管他有多少兵来对付中国，我们的政策就是防御，他要打进来，北京让给他，上海让给他，东北让给他，他胜利之时也就是他失败之日，我们对勃列日涅夫采取战略防御的政策。
美国打越南南方的时候，我们只是武器的供应，美国从南方打到北方，我们直接支援，军队直接进去，河内这些地方的防空部队都是我们的，与其在国内打，不如把仗打到国外去。从1964、1965年坚持到1975年，10年时间援越抗美。
例举10年的上述大事，可以看清我们有同美帝的斗争，有同苏修的斗争，有同尼赫鲁的斗争，有同中间地带的来往，争取中间力量，全力支持第三世界。我们对第三世界的武器援助都是无偿的，经济援助是很合理的价格。事实上，我们这十年，处在帝国主义制度包围的时代，是处在社会主义阵营相互斗争的时代，是处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反新老殖民主义的时代。
从过去党内文件、各种活动中可以看到，十年中，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苏联是什么样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从巩固到瓦解，共产主义运动从高潮走向低潮，中苏两党的关系从团结走到分裂。我们党面对这样一个世界，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作斗争，究竟哪些作对了，哪些做的不对，需要根据历史，根据实践来检验过去我们说过的做过的事情。
我们要理解马、恩、列、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局限于我们国内。国内的阶级斗争，只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两条道路斗争、两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十年论战》两本书请大家认真看。
附录一
1959年11月毛主席在杭州同周总理、彭真、王稼祥、胡乔木等同志谈话时，把他对美国杜勒斯在1958、1959年三次讲话的批注，印发大家：第一个批注中指出："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第二个批注在指出杜勒斯证词的主旨后认为："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第三个批注在引用杜勒斯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的话之后指出："杜斯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
1959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会上又对杜勒斯的讲话和批注，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说：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三个材料－－杜勒斯1958、1959年的三篇演讲。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959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没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
毛主席在谈到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的演讲时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主席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是属于杜勒斯讲的"和平演变"的性质的，我们的方针是：我们现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赫鲁晓夫，一方面是对艾森豪威尔。顶上五年到十年。对美国还是要全力揭露，用事实，要有说服力。我们不说赫鲁晓夫，也不影射赫鲁晓夫。我们只揭穿美国的欺骗，揭穿美国的所谓"和平"。
附录二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方控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附录三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一、形势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全党执行了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于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努力，我国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军事战线上，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近几个月来，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了城乡基层单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国近年来迅速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进一步地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不辜负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信任和希望。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决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末，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必须把两年多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下去，进行到底，绝对不能松劲。
现在的问题，是要总结过去这一时期运动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以便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l、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呈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三、统一提法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四、搞好运动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次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
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什么？
l、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
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
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
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这几条用以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否做得好的标准，是适当的。现在我们也认为是适当的。
他看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办法
邓力群
2000年3月30日
半年多以来，脑子里一直在考虑，怎样讲"文化大革命"这一段。首先想搞清楚"文化大革命"是怎样来的？是突然发生的，还是历史的发展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反复看材料，考虑这个问题。
在这期间，与程中原、陈东林、夏杏珍同志搞了两个大事记，一个是从1958年到1962年5月；第二个是从1962年5月到1966年《五·一六通知》之前。从中可以看出，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是很重要的会议，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
从最近我和大家搞的材料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党中央、毛泽东是在犯错误又改正错误，而且不止一次地犯错误，也在不止一次地改正错误。在这段时间里，主要是处理一个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
从南宁会议开始，一直到1962年5月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了，但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有相适应的方面，也有不相适应的方面。在这期间，确实想解决不相适应的部分。经过调整，使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这个期间，经过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反复。这些，过去已经讲了一些事实。总路线的制订、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工作路线的制订。具体工作路线中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各行各业的，一部分是综合部门的。这些具体工作的条例，以及综合的工作条例。都是为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怎样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经过1958、1959、1960、1961年和1962年的半年，几乎用了4年半的时间，到1962年5月，应该说，需要制订的工作路线都已经完成了，生产关系的调整也基本完成了。后来的实践也证明，1962年5月底以后，经调整后确立的生产关系一直坚持下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是如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生产关系是稳定的，没有发生变化。这中间，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大错误，后来调整、改正；又经过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问题更加严重了，到1960年再一次重新调整。
有些事情，事前无法预料到。就在总路线所需要的各种具体工作路线已经制订完成的时候，纠正"左"倾错误工作已经完成的时候，一种倾向掩盖着另外一种倾向，右的倾向又冒出来了。这时，田家英从农村调查"包产到户"回来反映说，被调查的人民公社的多数社员认为退得不够。怎么办？只有分田到户，才算退够了：是多数社员认为应该这样做。当时，因为我们的错误而造成的农村和农民的困难，确实太惨重了。听到田家英反映的这种呼声后，中央常委中，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同意田家英的意见，周恩来没有表示同意，但是也没有反对。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在全力纠正"左"倾的时候，右倾来了。而且确实像毛泽东讲的，这种倾向越是到上面越厉害。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合乎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我们的工作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我们过去有经验，在这点上，应该说，毛泽东既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又接受了庐山会议时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庐山会议的方法，来解决当时确实存在的右倾。在这一点上，应该讲，毛泽东是接受了教训。
这时确实是右倾。中央常委中有四个人赞成分田到户，这还不严重啊？应该解决，但是又不能用庐山会议的办法，实际上是用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在会上，没有批评任何一个常委。只是在会前个别谈话时，对陈云作了严厉的批评。对刘少奇批评他没有顶住。对中央常委的错误，采取个别谈话的办法来解决，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全会上，用党内整风的办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把这个右倾向端正了、纠正了，使经济调整工作没有走入邪路，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到后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所以，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八届十中全会采取的办法，中国的历史在1962年5月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样，完成了经济调整的方针的制订和实行，并使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实现经济调整、经济恢复。经过1962年、1963年两年恢复，1964年后就转向全面的发展。
另外一方面，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等人发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思想领域，同当时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就转过来处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国外的问题这里先不去说。
国内是在农村搞"四清"，在城市搞"五反"。与此同时，毛泽东陆续地对于意识形态领域，对于思想文化方面，不断地提出批评，提出任务。
在我们搞的第二个大事记（1962年6月至1966年5月）中，列举了一些事情，在这里提一下。这些事情过去都经历过，但在脑子里未形成系统。
这些事主要是：
1、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发现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当时认为"就是为高岗翻案"。康生写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字条，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过后，就在会议上念了这张字条，并且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2、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对戏剧提出批评："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并且说，目前的戏剧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
3、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举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开展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
4、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天霸，搞这一套不行。要推陈出新，出什么？要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新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毛泽东提出戏剧要改革。
5、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两次提出批评。他说："（一个时期以来，《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果不改变，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6、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发表第一个对文艺界的批示，讲了重要的话。他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
在理论上、原则上提出，艺术部门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能够为新建立的经济基础服务。要进行调查研究，要从这些方面进行改革。
7、1963年11月，周扬要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作一个学术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稿子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21处重要的修改。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像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历史的发展确实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后来出了伯恩施坦、考茨基；搞俄国革命，列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一分为二，为二，出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出了一个反对派。任何学术领域的队伍在历史发展中，都必然一分为二，产生反对派，产生对立面。"
毛泽东同时提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要反对修正主义。这时明确提出任务了。
8、1964年1月，毛泽东在统战部检查总结上批示：如果不能提高警惕，提高人民觉悟，社教运动不深不透，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中而被修正主义者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统战部提出了警告。
9、1964年春节期间（2月29日），毛泽东同在北京的外国同志的谈话中，批评了中共中央的三个部。批评中联部搞"三和一少"、统战部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搞"三自一包"。都是在搞修正主义。
在我的印象中，在此之前，讲到国内问题时，都是讲右倾机会主义。在修正主义的问题上，一向都是讲，对外要反修，对内要防修。这次对三个部的谈话，是第一次讲国内也有人搞修正主义。当时感觉很突然。中国过去讲是防修的问题，现在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了，要反修了。
最近看了一看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有这么几句话。右倾机会主义，换个名字，就是修正主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把右倾机会主义换成修正主义，我当时听了，但未留下印象。最近看录音整理稿，当时讲的就是这样的几句话。
把右倾机会主义，换个名字，就是修正主义，是什么意思？怎样理解？大家可以讨论，一个意思是，右倾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在性质上一样，只是换个名字而已；另外一个意思，是不是从国际上反修和国内反对修正主义倾向出发，将其一致起来。
总而言之，除了八届十中全会换个名字的说法以外，1964年春节讲三个部搞了修正主义。
10、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讲教育要革命。
毛泽东指出，"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课程讲的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11、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批评杨献珍。毛泽东指出，"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红旗》杂志后来也写了批判杨献珍的文章。
12、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出了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13、1964年6月，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和"不抓理论工作"。
那时，孟超编了《李慧娘》，在北京演出后、得到了康生的高度称赞。江青提出要批判，一段时间里面，弄得康生很被动，说以后再也不看戏了，再也不与戏剧界的人来往了。
14、1964年7月，《人民日报》实际上根据江青的意见，发表文章批判影片《北国江南》。《电影艺术》第4期开辟专栏批判《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第5、6期合刊批判瞿白音的《创新独白》。8月，中宣部提出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以后，作出批示："可能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这些修正主义的材料公之于众。"把这两个电影作为修正主义的材料公开进行批判。
15、1964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生写的信上指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6、1964年10月6日，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以上大都是批判的，第16件是件正面的事。
到1965年，就是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了，这就接近"文化大革命"了。
1962年下半年到1964年底，以至于到1965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正式批评了一些部，批评了一些工作，向这些部提出了任务。在4年多中，我提到的16件重要的事，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部门、思想部门的工作，同已经建立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要使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同我们已经建立的经济基础能够互相适应，要着手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这说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一个方面，在一个时期中，抓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另一个方面，毛泽东注意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的问题，他提出了批评、提出了任务。就其中一件一件的事看，我说，不好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问题不对，不能够说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不需要解决，不好说提出这样的任务不妥当。从方法讲，也与过去党中央对地方和部门工作的领导方法一样，提出批评和任务，责成改正。
从1962年后可看出，毛泽东也讲过，他愈来愈多地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种领导方法，在工作上提出任务、提出批评，之所以到后来搞得越来越紧张，首先就要说到柯庆施。1963年1月，柯庆施在上海市委会议上，提出要大写13年。后来，宣传部的几个人和代表柯庆施主张的张春桥，在北京开会进行讨论。林默涵这些同志讲，柯庆施提出的大写13年，有片面性。张春桥讲，大写13年有10大好处。
问题不仅是正面提出要大写13年，跟着而来的是否定30年代。在1964午时，开始我并不知道，后来听周扬讲，13年和30年的争论，所谓30年就是30年代。柯庆施、张春桥提出写13年的同时，就是否定30年代的问题，抓住30年代周扬等领导白区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全面否定30年代左翼革命文化运动。这就不仅是说周扬等人13年是错误的，而且说明周扬等在30年代是所谓"四条汉子"，在历史上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是正常地提出任务，而柯庆施、张春桥等人则将问题的性质搞得越来越激化。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江青与柯庆施互相配合，江青在支持大写13年的同时，（不知是与什么人商量了还是出于什么想法）看了解放后拍摄的全部电影。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部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有意思的是，也在北京、上海看了各种戏剧后的印象是：整个舞台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着。于是她就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
江青否定解放后拍摄的全部电影，对戏剧界也是全部否定，矛头是对着周扬的。这样一来，周扬不但在30年代受过鲁迅的批评，新中国建立后在所负责的文化工作，电影、戏剧也全是错误的，江青与柯庆施互相配合。
第三条，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得到林彪支持，在上海举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据参加会议的刘志坚回忆，江青在"纪要"中提出："在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我们一定要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掉这条黑线"。在修改的时候，陈伯达建议："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江青很高兴地接受了，说"老夫子看得就是准。"这样一来，"黑线"被说成是从30年代到建国17年一脉相承。
毛泽东对"纪要"修改了三遍，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了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这个纪要最后定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由中央4月10日发出，成为发动"文革"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第四条，更重要的是，1965年关于"四清"文件"23条"修改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对刘少奇有过批评，但是从来没有改变刘少奇在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刘少奇为内定的接班人的设想。1965年，在"23条"的起草、修改过程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1970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1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刘少奇不能当接班人，谁来接班？越来越明显地看出，毛泽东把林彪视为他的接班人了。一下一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变成了政治上谁接班的问题。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的问题政治化了。刘少奇下来，从党内讲，一般情况下，不能说就是不正常的。搞得好，接着搞下去，搞得不好，换一下岗位嘛！搞得好，地位可以上升，搞得不好，地位要下降。在党内这也是正常的事。
可是，让林彪这个人当接班人（我们现在正在搞一个材料，毛泽东与林彪的一致与分歧），是不恰当的。说毛泽东不了解他，恐怕不好那样说。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林彪、彭德怀作为经验主义者，曾经支持过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林彪专门写赞成"短促突击"的文章，以至于到了共产国际，他还是坚持他的那个观点。解放战争时期，在辽沈战役开始前，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给林彪发电报，说明攻打锦州的重要性，并与先攻打长春的得失作了比较。林彪坚持要先打长春，来往争论的电报70多份。毛泽东后来有诗说："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见《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后来，林彪在罗荣桓的说服下，放弃了攻打长春的意见，致电中央军委"拟仍攻锦州"。毛泽东在这里提起林彪历史上的一些"劣迹"，应该说他对林彪的事是记得很清楚的。
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接着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后，彭德怀调离国防部，林彪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在这前后，林彪就特别地与众不同。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都作自我批评，对工作中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检查和批评。唯独林彪不批评缺点，不批评错误，他在发言中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缘故。如果听毛主席的话，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少走得多。一切问题，归根结底是听不听毛主席的话。
从此以后，"四个第一"来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来了，《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等都来了。在中央常委中，林彪最突出地拥护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党内、国内的形势也确实需要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林彪则专门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相比之下，他比谁做得都突出。后来，他又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再后来，是发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在中宣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改组中共北京市委，修改《五·一六通知》。这时，非常明显地确定了林彪是接班人，林彪上来是不可避免了。当时，除了林彪之外，没有其他人能够代替林彪取代刘少奇的位置。
柯庆施提出大写13年，江青否定30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到这时，局势非常明朗了。毛泽东支持林彪整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到召开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会上，正式将"彭罗陆杨"作为反党集团打倒，这实际上是为林彪上台扫清了道路。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不搞不行了：不仅是一般的思想领域内的斗争问题了，已经成为政治上、组织上谁上谁下的问题了。
有一件事，是有林对我讲的。彭真说过，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上面讲到的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这件事他还不能讲。刚才我还问有林，有林说，一直到彭真去世，他也没有搞清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不清楚。彭真到去世也没有能够把这件事说清楚，但是现在我们看毛泽东与外宾的谈话记录，从中多少可以看出问题的一点脉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言论选编"，有些材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卡博和巴卢库。毛泽东说，他在1962年1月党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一篇话，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注：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查了多份记录稿，1962年毛泽东没有讲过这段话，可能是他当时这样想了，但没有说出来。）毛泽东又说，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的人，大概可以分为几部分，按毛泽东的分析，有这么四部分：一个部分，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但是不赞成搞社会主义的所谓老干部，即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第二部分，解放后进党的一批人，这些人并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共产党掌了权，钻进共产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第三，全国解放以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家机器，但是对国民党的公教人员全部接收，这些人没有能够改造过来，其中有些人，坚持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第四部分，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后代里面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剥削阶级立场的人。这些人合起来，只占百分之几，顶多占5％：在中国7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3500万人，这是社会基础。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社会基础对我们的影响问题。
还有，就是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说文化大革命，到处打，分两派。但是，"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蹋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还说到与卡博、巴卢库谈的相似的话：解放初"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时，彭真的北京市委改组了，彭罗陆杨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中宣部"打倒阎王"陆定一的问题也已经成为事实了。毛泽东讲，经过最近这一段时期的斗争，证明党权不在我们手中，宣传权也不在我们手里。这就不只是个别的人。实际上，在党内，在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门中，有一部分势力不接受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毛泽东思想、中央的路线。同样的话，先前他也对胡志明讲了。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大体上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与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毛泽东得出结论，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到"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四清"不行，城市"五反"不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行，文化领域里的批判也不行：原因是什么呢？所有这些斗争都依靠现在各级领导，去搞"四清"。去搞文化斗争，去搞社会主义教育。依靠各级领导、依靠各级宣伟部门，证明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公开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现在看，毛泽东当时对党内的估计不合乎实际，对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估计也不合乎实际。因此，进入到"文化大革命"时就出了很多的问题。不讲别的，认定林彪取代刘少奇，认定刘少奇是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在1966年5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大讲"政变经"。后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中说，没有想到林彪这样来讲问题。与别人都不一样，与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都不一样啊！他为这件事情感到不安。说"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现在来看，搞"文化大革命"当然不对，"文革"依靠的力量也不对，"文革"的方法也不对。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他看这样的办法不行，那样的方法也不行，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办法。
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在搜集这些方面的材料，在想这些方面的问题。
下次，专门讲一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我们搜集材料中所理解到和所想到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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