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ta文本编辑器0.3:孙正荃：杂忆碎片

杂 忆 碎 片
孙正荃

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萨冈说过：“唯一可以给你回馈的那面镜子，是你写过的东西。”

我怎么会那么麻木地活了那么久呢？现在想起来真有些不寒而栗。

我有将近三十年的光阴是在做人家的“喉舌”。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有自己的喉咙，却是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是的，我也曾试图发一点点自己的声音，结果呢，我这个在省内也算小有名气的“笔杆子”便受到了“枪杆子”毫不留情的“批判”：先是被“开除”出“组织”，继之上了另册，最后是投入大牢。

其实，我还是很听话的，在那个假话满天飞的年月，我只是告诫自己说，你恐怕无力说真话，但是，你要努力不说假话，决不主动去说假话，非说假话时至少不要假上加假。但是时至古稀之年，回望过去，面对那几百万字的“新闻”“社论”“通讯”“报告”，我还是无法面对历史进程中留下的那些劣迹，依然为自己亏对良知而汗颜。是的，尽管我可以躲在“喉舌”“工具”的挡箭牌下，无须承担也无人要我去承担任何个人的责任，然而我又怎么直面湟水河畔祁连山下几十万人（几乎占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的非正常死亡，我更无法面对在十几分钟的枪声中倒下的几百名无辜的工人和市民。是的，在这个疯狂而残忍的社会里，个人无力挽回厄运，但是这并不能说个人可以就此而放弃做人的道义、良知和责任。
常常，我会在梦中惊醒；常常，我会流下一滴浑浊的老泪……

真的变假的，假的变真的，大概是很容易的事。忽然想起一位叫苏东坡的人。这位大诗人一辈子坎坷，先是贬至黄州，后又贬至杭州，御史微服私访时，见杭人进餐馆多点名菜“东坡肉”，乃回京禀报皇上称，东坡在杭州为非作歹，百姓恨之，故人人皆食“东坡肉”。遂再被发配至惠州，此时已届六旬。在惠州，老先生又以大啖羊脊骨出名，后又贬儋州，66岁终年。其实，先生谪居黄州时已写下《猪肉颂》，后人大抵盛赞其“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却不知先生也是爱吃肉的主儿，而且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千多年后竟然又出了个同先生有关的大笑话，也是真假莫辨黑白颠倒的事。那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本人以“写了大量毒草”的罪名荣登“牛鬼蛇神”榜。不久，有人密告我寝室里秘藏“反诗”而抄家，却是东坡先生的一首《定风波》，我手抄了压在书桌玻璃板下的，开首两句即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带头者大吼道：完全是和革命群众对着干！众人呼应举手喊道：“对抗运动，死路一条！”“孙正荃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赶紧表示这不是我写的。头儿问道：怎么不是你写的？我再次表白：是我抄的，不是我写的。那么你揭发，是谁写的？苏东坡。对了嘛，你们是臭味相投，这个姓苏的是北京大右派，早揪出来啦！

待到太平无事之后，我的挚友罗福隆（他为我没少担惊受罪）用大篆写了一个横幅，又装上镜框送给我。我郑重其事地挂在了居室厅里正对大门的墙上，一直到今天。我觉得我既是在警示自己莫忘过去，更是在向先生谢罪。

从小学到大学读了十多年的书，多少先哲多少智者对我说，人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可是在我三十岁那年亲历了一场血腥屠杀之后，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世上最无价值的是生命，最为脆弱的也是生命。人的生命是宝贵的，那是说你自己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所有你爱的和爱你的人，而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政府，在那个年代，没有人会宝贝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小命。

那是一个极其平常的早晨，1967年的2月23日，农历恰好是正月十五。我们这些办报的编辑和记者正仔细校阅当天的《青海日报》，报社周围和院子里依然围满了支持我们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他们在这里已经*番守卫了九天九夜，他们为每一天报纸的正常出版而付出的艰辛让我们深深感动。谁能料到谁又能想象，一个号称同人民是“鱼水”关系的政权竟然能下令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鱼”再不要“水”了，“水”也再看不到“鱼”了。只是十来分钟，机关枪冲锋枪就把五百多人撩倒在了那块土地上，真正的“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啊！然后，上万人被五花大绑投进了监狱。
军阀政府有过这样的暴行？国民党有过这样的暴行？

他们说，开枪是“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为了“一举消灭反革命”……

然而，枪声唤醒了善良的百姓，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他们那些骗人的鬼话了。宪法上不是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吗？是的，完全正确。可是你是“人民”吗？你不是，你是“反革命”，所以我*你逮捕你消灭你都是“合法”的。想想1952年的“三反五反”，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案，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1964年的“四清”运动，直到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凡是他们自己策划的所谓“群众运动”，从斗国家主席到“抗议美国侵略XXX”，统统是合法的革命的，而群众自发的集会，哪怕是数以十万百万计，也肯定是“一小撮”，必定是“别有用心”，自然是“敌我矛盾”，开枪开炮坦克碾人自然都是“革命需要”“合理合法”，是“英雄壮举”！你死了是活该，你自杀则是“自绝于人民”，连一分钱的丧葬费也不会给的。

以历史的眼光看22年之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那场血雨腥风，便洞若观火了。总有善良的人希望他们“改弦易辙”，哪怕只是做一点自我批评的样子。他们不会的，除非，“他们”已经不是了“他们”。是的，我相信，“他们”是不可能永远是“他们”的，有句古诗说得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在强权统治的年月，人人心中自筑牢狱，自损人格，自伤尊严，自没高贵，为了苟活而放弃而退让而自贬自辱甚至对昔日友人落井下石。但是毕竟人性向善毕竟还有“花岗石脑袋”。于是便有了在石缝里曲里拐弯生长出来的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

那时，我们单位（全国各地都如此）严格执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早上上班前先须向“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请示，仪式一般是这样的：人们肃立在领袖像前，先齐声喊道：敬祝伟大……伟大……伟大……伟大……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把一天要做的事向毛主席“请示”。这“早请示”还好说，时间长短无所谓，反正是上班时间，可“晚汇报”就不一样了，那占用的是晚餐时间，那时大家都吃食堂，去晚了别说没有了好菜热饭，不巧连汤汤水水也捞不着了。所以大多数人嘴上不说心里都希望赶紧完事，可偏有那么几位左派头面人物，总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汇报”个没完没了，大家是敢怒不敢言。

一天，一个叫陈XX的年轻*员做了件让所有的人吃惊的事。

照例是晚汇报的时候（因为考虑到不要耽误下班，所以总是提前半小时开始），前面的几个都三言两语，到了这位，他和大家一样先把当天做的事情“汇报“了一番，接着他话锋一转：“敬爱的毛主席，忠不忠，看行动，我日日夜夜都在想，怎么才算真正忠于您，怎么才算真正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我想了几天几夜，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彻底斗私批修，把私字丢到太平洋里去，可是我没有做到，我私心太重，最近由于工作上出了一点差错，同志们连续开会批评我挽救我，可是我非但不能闻过则喜举一反三，反而产生委屈情绪，觉得别人什么都不干，自然也就没有错误，我马不停蹄日夜奋战出了那么一点毛病，有人就抓住不放无限上纲，思想上产生了抵触情绪，自然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现在经过斗私批修，我决心已定，我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下面我就把自己的初步认识和今后改造计划向您老人家做一汇报。”

等他汇报完“第一部分”时，已经响起下班零声，他纹丝不动继续说道：“下面我向您老人家汇报第二个问题。”这时，部门党支部书记说话了：“还有多少？”他回答说：“一共五个问题。”支部书记说：“明天继续吧。”他说：“怕不好吧。我是在向毛主席汇报，他老人家正在听我汇报呢。”

后面的故事就不必多说了。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位*员是我们单位的*员里头跟我较为亲密的同事，也是难得几个比较有人性的*员，他在下面把“支部书记”叫成“只输母鸡”，肯定是有人告了密，批过来批过去，硬是要他承认是犯了“政治错误”“立场错误”，是长期不好好“斗私批修”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如此等等，所以这回他来了个“以毒攻毒”——依我说，这叫“私报公仇”。

1953年批俞平伯时，尽管当时不少文人有点不习惯，可一场风雨过去，俞先生非但没有戴上帽子撤掉位子，反而提了工资，似乎是作为一种补偿。到了1955年开始批胡风，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受到株连，日子不大好过，刘大杰先生对贾植芳说，老贾啊，没事的，等着涨工资吧。结果等着他的是一付手铐和长达11年的监狱以及13年的牛棚。四十岁“进去”“花甲”过后才“从鬼变成人”（贾老语）。但是，直到1979年所谓“平反”后，也依然是“内控”对象，他这年应邀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组织”派了一个*员讲师“陪同”，几年后，这位终于觉醒的知识分子向先生“坦白”了这段短暂的“克格勃”历史，先生非但未予计较，后来倒是成了朋友。

可是，即使是1955年，总还有供他们捕风捉影的几封“信”吧，到了1957 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连脑袋里想的、夜里做梦梦到的，统统可以获罪，甚至有为了完成指标而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咄咄怪事。及至十年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又有新发展，就是凡批判某人，你不啃气不表态也有罪，不消两天，就有人先是找你谈话，然后安排小型会议对你“帮助”。想必许多国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体验。上面提到的那位陈姓*员其实还是为我倒的霉。一天，我所在的部门开会批判我写的“大毒草”，所有的人长长短短的都发了言，就他没说话，临散会了，主持人（支部书记）问他，他说，我没啥新的，同意大家的。这当然就栽下了祸根。所以后来在大运动套小运动当中，无论调子有多高，总有人跟着喊，至少是为了保个自身平安，而那些冲锋陷阵的自然也都有大大小小的收益：入个党呀升个官呀调个资呀，如此等等。

多少年后，我偶然读到一本书，原来至少从公元前的汉代开始就有这种所谓的“腹诽罪”，历史竟长达两千多年。比如汉武帝刘彻在公元前117年就把一个任大农令的叫颜异的人定了这么个罪，原因是有人私下批评朝政而他没有表态反对，叫做“肚子里诽谤”。刘邦甚至把自己认为有罪的“醢其肉以赐诸侯”，真是叫人不寒而栗。毕竟历史前进了社会进步了，这没人性的事咱们如今是再也没有了，阿弥陀佛！

1979年的2月14日，看守所里刚刚开过早餐：一个玉米面的窝窝头和一碗菜汤。今天比较特别的是飘着一点油花，仔细一看竟是几块羊肉。我问号子里的几个难友，他们却发现自己碗里依然清汤寡水，几个人面面相觑，大家一脸茫然。今天是什么日子？我的生日？做梦！忽然，一个老犯人轻声说道：有戏，老孙，有戏！
果然，一两个钟头后，沉重的铁门打开了，一个多日没有听到的平和的声音从铁门外传来：“你，出来。把东西全拿上。”
脑子里一片空白。

推开一道道铁门，我走进了阳光，眼睛怎么也睁不开。我站立在门口，好一会儿，才看见有一辆吉普车停在不远处，车旁边站着两个人。他们一动不动，我也一动不动，对峙着。后来我才弄明白：放我出来，原本只是他们的无奈，已经拖了一年多了，“形势”不容许继续这样拖下去。难怪回到原单位之后，另一条绳索立即套到了我脖子上，叫做“没有罪行，错误总是有的。”我又用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不过，此刻，我毕竟走出了大牢，走出了孤独，走出了死亡。

记得英国作家弗莱德里克?布朗写过据说是世界上最短的小说：“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正独坐在屋子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在阴暗潮湿的监狱里，不能读书，更不能写字，没有太阳，也没有任何音响，象生活的棺材里。我曾经以为自己注定是一个孤独者了，可是，看哪，世界毕竟不是他们的，历史也不是他们的，广阔无垠的空间和无始无终的时间都不属于他们，你看，新的造访者降临了，那是上帝，那是上帝的声音：我看见了，我听到了。
为了割掉那个硬按在我身后的“尾巴”，我去找我的头儿，那个从延安清凉山上下来的老总，他一见我就满面的不高兴，对我说：工资补发了，工作安排了，还让你白吃了两年饭，又没问你收饭钱……你还要怎么样？

在叫什么话！我火了，大声回答说：我想做一个人！你，你是人吗，你去坐两年监狱，我给你付饭钱……

这回*到他“火”了：你，你，你……

新的故事于是又开始了，为此我又付出了四年的光阴，艰难地熬过了一千四百多个日夜，那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就为那张最终叫做《关于不给孙正荃同志作结论的决定》（至今我小心收藏在自己的文档里）——现在许多年轻人恐怕连这个题目都很难读懂！三十年后，我不得不在这里加个注释：人家先是想把我打成个“反革命”，整了我十年，没成，又想给我作个犯了什么“严重政治错误”（比如“恶攻XX”之类）的“结论”，也就是给我“档案”里塞个尾巴，好把我永远打人“另册”，又没成，于是，在多少愤懑多少无奈多少眼泪多少孤独以及多少牺牲（至少两次涨工资没我的份）之后，才终于争得了这么个《决定》，这是用生命代价换来的一纸苍凉！其实，静心想想，大学毕业后，我何曾人过“正册”呢？1957年那个夏天，我的那顶“*员”帽子飘落在了未名湖，同时被被定为“中右”之后，我便成了“内控”对象，只是天真的我还一直在自娱自乐，只是自个儿从没把自个儿不当人就是了。这或许可以说是我最大的“优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