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来，人们在世界各大洋的大陆架上发现了许多沉没到海洋里去的文明遗址。然而正如大家知道的，大陆曾经发生过多次巨大的变迁，最近一次也离我们有1万多年了，大约发生在人类记载的大洪水时期。就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大陆文明遗址、城市沉入海洋的事件，那么，这些沉睡海底的文明究竟是哪家的文明呢？不可否认，它们展现出来的建筑技术实在无法用我们今天的历史学来解释，因为它们太古老了。在秘鲁海岸边水下200多米深处，人们发现了雕刻的石柱和巨大的建筑物。1968年以来，人们在米尼岛一带水下发现了巨大的水下石头建筑群，有街道、码头、倒塌的城墙、门洞……令人吃惊的是，它们的模样与秘鲁史前遗址斯通亨吉石柱和蒂林巨石墙十分相似。这些海底建筑结构严密，气势雄伟，没有相当的知识水平和建筑技术是根本无法建造出来的。1974年，苏联的一艘“勇士号”科学考察船，在直布罗陀海峡外侧的大西洋海底，成功地拍摄了八张海底照片。从这些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除了腐败的海草外，还有一座古代城堡的墙壁和石头台阶……它们沉没的时间也是在大约1万多年以前的某个时期。本世纪中叶，法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在百慕大三角洲地带的海域西面，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海底金宇塔，它的底边长300米，高200米，其塔尖距海面100米。据研究，这座金字塔比埃及的金字塔还要古老。不用说，神话记载的历史肯定早于文字记载的历史，而我们注意到像金字塔一些的实物证据的时候，也是因为它们在内容上反映出来的文明程度与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不相符合。因此我们推断，在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以前，人类社会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文明史，当时的文明程度很可能并不亚于我们今天的文明程度，这从大量史前实物资料中可以得到证明。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以上这些人类文字史以前的文明遗迹，不难看出，它们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知识水平与智力水平的脱节。所有的史前文明遗迹，都包含着极高的知识水平，像玛雅人留下的历算、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古老的中医等，无一不是知识的凝聚物。但是另外一方面，从考古学来看，当时整个社会的智力水平都十分低下，大多数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第二，应用技术与理论研究的脱节。从现在发现的史前文明看，大多数是一些实物，虽然这些实物中体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像搬动建筑金字塔石块的起重问题、玛雅金字塔坛庙的设计问题、埃及木仍伊的防腐问题、中医的中草药治病问题、针灸及经络问题等等，但相对的理论研究却至今没有发现，没有一种文字和传说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天文学理论、几何学理论、机械制造理论和中医中药理论，按当时的社会发展，这些理论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史前文明存在严重的应用技术与理论研究脱节的现象。史前文明的这两个特点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我们关于史前文明来历的假设有相当的合理性。在人类的初期，大脑的智力还没有完全的开发，不可能接受高深的理论。因此，人类最初文明的教育者，他们主要传授给人类一些实用的技术、知识，以帮助人类渡过早期的困难时期。然而，人类的第一次文明却被一场意外的灾变给打断了，那就是地球上发生了大洪水。现在的文明是在大洪水以后发展起来的。第一次文明的蛛丝马迹我们相信在文字出现以前地球上曾经有过一次高度发达的文明，除了以上这些文字记载和实物资料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大量的现象上寻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列子·汤问》中记载了这样一件奇事，说当时有一位大大有名的人，名字叫偃师，有一次，偃师去拜会西周穆王，身边跟着一位长得十分英俊的男人。偃师对周穆王介绍说：“这就是我造出来的一个能歌善舞的人，他的舞姿十分优美，他的歌喉十分动听。”周穆王大喜，就让他歌舞助兴。果然，此人舞技高超，舞姿优美，博得满堂喝彩。但舞着舞着就出了毛病，这位俊俏的舞男开始向周穆王的姬妾们大丢媚眼，暗送秋波。穆王大怒，喝令卫士们将偃师推出斩首。但师急忙辩解说：“请大王息怒，这个人不是个真人，他只是我造出来的一个机器人，是假的。”周穆王左看看，右瞧瞧，怎么也看不出这是个假人。偃师为了保命，上前一把撕掉舞男的头，果然，里面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确是个机器人，里面五脏俱全，再次结合起来，依然能歌能舞，取下心则不动不语。至此，周穆王才相信是真的。《论衡》中有一则记载说到了鲁班。关于鲁班大家并不陌生，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能工巧匠，创造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东西。据说，鲁班很孝顺，因为他常不在家，家中老母难免孤独。为了给老母解闷，鲁班竭其心智，发明了一套本头马车，上面有一个木头人负责驾驶。说来奇怪，这木头人真的可以驾驶马车四处走，像活人一样。有了这辆神奇的马车，鲁班就放心不少，每当他去上班时，就让母亲坐上车四处游玩。然而，有一天，鲁班下班以后没有见母亲回来，左等右等始终不见母亲的影子，此时鲁班才觉大事不好，把母亲给弄丢了。所以史书记载“鲁班巧，亡其母”。以上所举的例子，都记载于中国的史籍当中，你说这些记载可信吗？我想有些人会感到十分为难，如果说它是假的吧，类似的记载还有许多，而且关键是古人为什么要骗人呢？如果说它是真的吧，又不太可能，毕竟上述的记载是在讲述着某种机器人，稍有一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不论在西周，还是战国，还是三国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根本没有达到可以制造机器人的程度。    在此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讨论。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在我们的脑海里已经先有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古人比今天的人绝对落后，今天的科学文化肯定比昨天更先进。“进步”这个词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用时间来衡量。那么这个观点正确吗？先不说别的，只拿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来说，以上的观点就未必正确。我们现在在学术上总是说，由于古人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故而对自然有一种天然的敬畏感，因此发展起原始的宗教崇拜。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实际上古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很可能比我们今天的人要先进，今人“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观点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环境保护思想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对我们以往态度的批判。可能有人会说，今天的环境保护思想与古人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两回事，我们比他们更先进、更高级。我们总是过分相信自己的理论，甚至被自己发明的理论搞得晕头转向，当我们搞一些语言上的小把戏时，就觉得自己在进步，可惜宇宙或自然根本不会被这些小把戏改变，也不会去理会这些儿童游戏。从本质上说，我们今天的保护自然思想与古代人对待自然的态度根本没有区别，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有一套完整的道家理论为其指导，保护自然是出于自愿，而今天我们却是出于环境的压力，完全是被动的。你说谁先进谁落后呢？还有我们以上所举的针灸的例子，古人因为落后而发明了针灸，我们因为先进而解释不了落后的东西，难道我们可以在教课书里这样写到：由于我们过分先进，所以目前只能证明针灸是实用的，但却不知其所以然，科学的发达使我们已经不可能理解针灸的理论了。像类似先进的科学不能解释落后文化成果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味坚持今天比过去高明，一味认为原始人一定落后的观点恐怕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但是，科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是渐进的，是逐渐积累而成的，就以我们这一代物质文明来说，西周时不可能出现机器人那应该是肯定的，甚至在三国时也不太可能出现类似的机械装置，也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以上这些人的制造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与我们这一代文明对不上号的发明创造正等待后人去解答，我们随便举一些例子，为了对读者负责，也为了严肃起见，我们首先从那些肯定无疑的事实人手：现代的人类文化史研究证明，中国的石器时代大约结束于距今天4000多年以前，从那以后，中国的历史开始进入金属时代。这是一个科学的定论。但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这个结论根本不能算是最后的结论。此前，我们曾举过半坡文化遗址中发现青铜片的例子。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类事情决不仅仅发生了一次。本世纪70年代，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从陕西临渲姜家寨原始石器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两件青铜器，做工极为精美，显示了很高的制造工艺。然而，由于姜家寨遗址属于原始石器时代，它距离我们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这个时间段正好和推测的金属时期相差2000多年。怎么办呢？当然是不予公布！但坚持真理的人毕竟还存在，考古学家唐兰在后来的论文中还是把它公布于众。许多人都感觉到史前文明历史的存在，但总也找不到切实的证据。实际上，证据不是不存在，而是因为种种人为的因素被藏了起来，学者们是怕“误人子弟”，但什么才是真正的“误人子弟”呢？从以上例子中，许多人都感觉到：恐怕现代研究者关于史前文明程度的推论并不是正确，石器时期很可能存在一种现代科学证明不了的文明。春秋五霸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举击败了吴王夫差，演出了历史上春秋争霸的最后一幕。岁月的流逝，使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静静沉睡在历史的长卷里，忙忙碌碌的后人几乎把它遗忘了。然而，一支考古队在挖掘春秋古墓时，却意外发现了一把沾满泥土的长剑。当考古队员轻轻拭去剑上泥土的时候，剑身上一行古篆——“越王勾践自用剑”跃人人们眼帘。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立即轰动了全国，但是，更加轰动的消息却来自对古剑的科学研究报告。最先引起研究人员注意的是：这柄古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为什么没有生锈呢？为什么依然寒光四射、锋利无比呢？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的原因在于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大家知道，铬是一种极耐腐蚀的稀有金属，地球岩中含铬量很低，提取十分不易。再者，铬还是一种耐高温的金属，它的熔点大约在4000℃，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才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在2000多年以前是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将这种金属镀到剑上去的呢？事实上，铬盐氧化处理的方法在中国古代早已十分普遍。1994年3月1日，举世闻名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正式开始挖掘。在二号涌坑内人们发现一批青铜剑，长度为86厘米，剑身上共有八个校面，考古学家用游标卡尺测量，发现这八个棱面的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已经出土的19把青铜剑，剑剑如此。这批青铜剑内部组织致密，剑身光亮平滑，刃部磨纹细腻，纹理来去无交错，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2000多年，出土时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而且所有的剑上都被镀上了一层10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在清理一号坑的第一过洞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重达150千克的陶涌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45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惊诧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当代冶金学家梦想的“形态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墓藏里，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滑稽呢？谁能想象，本世纪50年代的科学发明，竟然会出现在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又有谁能想象，秦始皇的士兵手里挥舞的长剑，竟然是现代科学尚未发明的杰作？我们怎么能完全相信现代所谓的科学结论呢？那么反过来说，秦始皇的铸剑技术是谁人传授的呢？秦始皇时可以使用铬盐氧化处理法、发明形态记忆合金，为什么鲁班就不能发明机器人马车呢？关键在于，假如以上的事实是真实的话（至少铬盐氧化处理不是假的），那么我们就会问：他们的技术渊源是什么呢？《周易》其书大大有名，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外国人只要他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文化、文学、历史。科技、天文、地理、医学等等，也都知道有这样一本书。但中国人给《周易》下的定义却不好，“《周别是一本卜巫之书”，这大约是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定论，什么是卜巫呢？那就是算命，那是封建迷信，是与现代科学对立的东西，自然这些年来的地位也好不到哪里。一开展普及科学文化活动，就要反对迷信，而要反对迷信，就要把迷信的老祖宗——《周易》拿出来评说一通。说句实在话，现代社会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周易》，既然读不懂，你有什么权力去批《周易》？有人说我不是在批《周易》，我是在批什么气功、算命、巫术等等，你可知道，这些东西它们都源出于《周易》，是《周易》理论的具体操作，当你打别人家孩子的时候，怎么能说与大人无关呢？关于《周易》的起源，现代学术界里有一种思想认为，它起源于远古的石器时期，而且至今没有找到它的真正源头在哪里。一般人也用不着知道得那样详细，只要知道《周易》在甲骨文时期早就存在就行了，那时候人类才刚刚学着发明文字，而《周易》已经是一种成体系的理论。关于《周易》存在的意义，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尽知的，但中医就来源于《周易》的线索还是明确的，可以这样理解：中医的意义仅仅是《周易》意义的百分之几而已。至于《周易》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你只要知道计算机语言的二进制法与《周易》相同就足够了。对于《周易》的其他价值，我们没有读懂，不敢妄加评说。但总的感觉是：它深似大海，博大精深，恍恍惚惚间包容了天地间的所有道理。举一个例子：《周易》用十个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个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来记历法，就出现了六下甲子的周期循环，这种历法有一个现代历法没有的长处，即六十甲子循环往复，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上可记几千年前，下可记人类的未来。然而，就在这神奇的记年法里，却包含了无限的奥秘。据统计，从1827年以来、长江共发生洪水16次，其年份分别为1827年、1849年、1860年、1870年、1887年、1905年。1909年、1917年、1931年、1935年、1945年、1954年、1969年、1980年、1991年、1996年，这些数字中间有一些奇怪的联系：1887—1827＝601909—1849＝601931—1870＝611945—1887＝581969—1909＝601991—1931＝601996—1935＝61可以说长江洪水60年一个周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间隔约60年的水都有相同的特点，如1870年、1931年、1991年（1998年长江全流域大水人为的因素很大）三次洪水都间隔了约60年，而且这三次都是全流域性质，从四川到江浙，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而1935年和1996年两次洪水间隔了61年，这两次洪水都是地域性的，主要发生在荆江两岸，即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的洞庭湖地区一带。有一位中国科学家收集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近200年来发生的大于6级的地震16次，发现有4次发生在壬申年，也存在一个60年周期的规律，于是预测1992年6月份在旧金山地区有6．8级以上地震，果然1992年6月28日发生了7．9级强烈地震。从这两个例子中，你能说清楚《周易》的价值何在吗？中长期天气预报一直是现代科学努力的方向之一，现在即使我们有了气象卫星，也不可能作出准确的中长期的天气预报来，而数千年以前的《周易》硬是将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例如，1968年湖南的不少老乡都说：“明年是乙酉年。老乙酉年大水（公元1849年），前乙酉年也大水（公元1909年），明年会遇上60年的大水周期。”不少地方及时做了准备。果然，1969年湖南、湖北发生了大的洪水灾害。我们在此并不想证明《周易》的真正价值，因为我们根本证明不了，而是想借《周易》来说明人类的文明起源问题。以上所举的例子，基本上都超出了现代科学理解的范围，而这些文明的成果绝大多数找不到来龙去脉，像《周易》、中医、经络、针灸等等，它在人类文明初期就已经存在，按照一般道理，当时的人根本不可能发明它。因此我们有必要承认，在我们这代文明之前（文字发明以前），地球上曾经存在过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但是这种文明却在一次巨大的灾难中失去了，那就是大洪水。大洪水不但毁灭了地球海拔1100米以下的北半部居民，同时也淹没了第一代地球人辛辛苦苦学习来的高度文明。从高山上走下来的牧羊人们，他们虽然得到了上一代文明的残毁部分，却不能将它原样发展下去，而这批成果就包含中国上古时期以《周易》为中心的一系列文明。由于我们是“神”的子民，在我们的身体内部还保留着伟大的因素，因此有一些人在某种情况下会灵光一现，领悟到那高深的真谛，于是有鲁班，有诸葛亮，也有陈平，还有西周时期的僵师，当然还有为越王勾践、秦始皇铸剑之人……我们这样认为决不过分，因为当代就有类似的例子。在数学界一直有一个谜，那就是费马大定律。费马是17世纪法国图卢兹议会的会员，他有一天看书时，在书的空白处留下了一条数学定律：不能有满足X的N次方十V的N次方＝Z的N次方，N＞Z的正整数X、Y、Z、N存在。费马留言说是已经证明了这条定律。但自从费马以后，几百年过去了，再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它。1908年，法国一富翁悬赏10万马克求证。看来人类的智慧只有一次突然达到了这一高度，那就是费马。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古史中一些难以理解的记载。《淮南子·齐务训》载：墨子曾经“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下。”《墨子·鲁问》记：“公输子削竹以为鹊，三日不下。”《论衡·儒增》记：鲁班“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之，机关各具，载母其上，一驱不还，遂失其母。”“鲁班巧，亡其母。”《三国志·魏志·杜夔传》记载：“时有扶风马钧，巧思过人，作木人击鼓吹萧；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纠亘例立。”《朝野企载》记载说：“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竟观，欲其作声，施者日盈数千矣。”“北齐有沙门灵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于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怀，船即自住。上有小木人抚掌，遂与丝竹相应。饮讫则放杯，便有木人刺还。上饮若不尽，船终不去。”《西京杂记》载：“有方镜，广六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照，则知病之所在，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又女子邪心，则胆张心动。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我们并不在意此观点是否被接受，但每一个人却要注意到以上这些资料，它们很可能存在多种解释，但哪一种解释更贴近事实呢？不客气地说，在我们人类的文明史上确实有一大批的文明成果来历不明，像以上所举的例子仅仅是九牛一毛。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中还有大量的资料可供我们挖掘，甚至各地区的图书馆里就有许多以我们目前的理论而无法解释的文献记载。首先，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这些神秘的文明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老实说，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任何第一手的资料。远古时期虽然有一些符号或文字，像甲骨文、蝌蚪文及一些器物上的表意符号，但我们现代的人却基本上看不懂，不知道它们是否与这个问题有关。甚至在各国的神话里也没有相关的记载。例如，汉代以前的神话中就没有解释为什么女娲和伏羲一个手持圆规，一个手持曲尺。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严密的逻辑推理。在本书中，我们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证了一个发生于1万多年以前的巨大天文事件，人类史前的许多历史真实，通过我们对神话的破译被揭示了出来，不幸的是，这场事故以大洪水的方式结束了。文明发生了中断，上一代文明萎缩了。有人会说，文明一旦建立，不可能发生萎缩。这是不正确的。马奥利族曾经是一个驰骋太平洋的航海民族，但是在他们定居新西兰以后，就逐渐脱离了航海，以至后来把所有的航海技术都忘记了，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曾把这种现象用“第二次野蛮”来形容。这种文化倒退的种族在世界上还有许多，有的甚至退回到原始状态里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德国曾有过一个“马达加斯加计划”，即剥夺所有犹太人的一切生产、生活资料，然后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岛，任他们自生自灭。万幸的是，这个计划随着法西斯德国的失败而流产，否则的话，犹太人很可能会发生一次文明的大倒退。我们人类在大洪水过后就曾经发生过文明萎缩的倒退现象。从高山上走下来的落后的牧羊人，很快就意识到知识对他们有多么重要，他们在洪水退去的废墟中仔细寻找上一次文明留下的各种知识。在这些知识中，有一些是他们可以理解的，但更多的却是他们无法接受的。理解的被保留了下来，更多不理解的，除一部分被保留下来以外，绝大部分被再一次毁灭了。如果我们以上的推测是正确的话，那么就应该在上古神话或其他方面存在相关的证据。幸运的是，我们好像确实发现了这些证据。在我们研究世界神话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地区、许多民族的神话里都有关于知识和一棵树的故事，而在这类故事当中，必然会出现一种动物，而这种动物在神话中的寓意也必然与大洪水有关，例如：中国最原始的文化可能要属《周易》，它是中国上古文化的总纲。相传《周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河图和洛书，民间传说，伏羲时有一龙马从黄河而出，龙马背上驮着一幅图，这就是“河图”；又有神龟自洛水出，背上有一部书，此为“洛书”。所以后人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里面《河图》。《洛书》（即《周易》）无疑是知识的代表，龙马和神龟与知识的出现有相当大的关系。《圣经》中有亚当和夏娃偷食善恶果树上的“知善恶”果，“知善恶”本身是一种是非标准，它应该属于知识、智慧的范畴之内，而亚当和夏娃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了一条蛇恶意的诱惑。这则故事中有知识、树、蛇三样东西。北欧的古老传说中有圣树，人如果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实，就能获得超越自然的知识和聪明，而这棵树是由一条龙在看护着。这则传说里有知识、树、龙三样东西。在古希腊的神话里有“宇宙树”的传说，一条名叫拉敦的蛇守护着它。大神赫拉克列斯想尽办法，杀死了蛇，得到了写有魔法知识的书。这则传说同样有知识、树、蛇三样东西。在爱尔兰的传说里，有关于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实而变成千里眼的特马斯的故事。故事中同样有知识、树两样东西。据印度的佛经记载，佛陀释伽牟尼悟道时就是在一棵菩提树下。另外，印度的维休努神传统上也画在一棵树下，据传说，这棵树被称为“宇宙之树”，树上的果实，象征着关于过去、未来的最高知识。此外，在古埃及、阿卡台、巴比伦、日本、斯拉夫人地区。墨西哥等等民族的神话传说当中，几乎都有关于人类知识与树。与水的神话和传说。如果我们将上述一类传说归纳分析一下，我们会意外发现，所有的故事都在讲述两种东西：知识与大洪水。中国的河图、洛书本身就出自于黄河、洛河，这不用多说了，它们一律与水有关。其他一些神话中虽然没有明确说到水，但仔细研究，实际上每一项都与水有关，关键就在于神话故事中龙、龙马、蛇这些动物身上。大家知道，蛇在神话中一般表示水，比如说，在埃及的神话中有一位大神名字叫努，她是水神，长着蛇头人身。龙代表水就更不用说了，《楚辞·天问》云：“应龙何画，河海何历？”《山海经》曰：“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后来民间求雨一般都是起土龙、扎草龙，以龙象水。实际上，龙和蛇在古代神话中的寓意基本差不多，中国民间就有将蛇看成似“小龙”的说法。按照这样一个理解，上述神话中在谈到知识与蛇、龙的关系时，基本上是想告诉后人：人类最初的知识来自于洪水。所以我们只能认为，这些神话的本意是这样的：在毁灭人类的大洪水过后，幸存下来的人们在洪水的废墟中找到了以前人类留下的文明成果。事实上，在人类目前的神话和传说中，就有一些大洪水以前人们有意留下某种知识的记载，只是在此以前很少有人留心过，我们举几个例子：根据古代埃及历史学家奈敦的著作，在大灾变到来之前，传说里的先哲特特卡，决定把自己的重要知识保留下来，因此之故，特特卡作为赐予人类文明的知识、智慧之神，在埃及诸神的万神殿中受到祭祀。阿拉伯古代历史学家马斯乌蒂，根据当时的资料作了如下记载：“一位洪水之前还活着的帝王斯利德，命令祭司们造两座大金字塔，将他们得到的知识和各种艺术以及科学成果藏在里面。这是为了使这些成果躲过灾难，让后代的人们知道，这位帝王还把星辰的位置及其周期以及其他知识记载下来。”同样的记载也发现于阿布·巴尔库希的著作中，大洪水以前，先哲们已经预见到大灾难将至，“在下埃及用石头建造了许多金字塔，作为灾难开始时的避难所。这些金字塔中的两座，长。宽、高均为40罗科奇（大约200米），比其他金字塔都出色。这两座金字塔都是用磨过的、很大的大理石修造的，石块砌得严丝合缝，好像根本没有接缝。在这些金字塔内部，写有贤哲们打算保存的、令人吃惊的各种知识。”巴比伦的历史学家、宗教祭司拜罗斯（公元前3世纪），也曾谈到大洪水前的人们曾经保留知识的情况。根据记载，帝王科西斯罗斯在知道洪水降临不可避免时，曾命令：“写一部关于一切事情的开始、经过和结束的历史书，将其埋到太阳城希帕尔中。”另一位古代历史学家、博物学家约瑟夫·弗拉比也记载说：“他们想，他们的发明成果不要在广泛被人知道以前就被遗忘，于是他们建了一根砖柱和一根石柱，是为了即使前者被洪水冲倒，后者依然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使柱子上写的知识广泛被人知道。”据说，这根石柱在公元前1世纪依然存在，就在太阳城的旧址——希帕尔。通过以上这些记载，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在人类文字发明以前，地球上生活的人类中间，确实曾有过一次伟大的文明，当时的文明程度之高，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之外，巨大的金字塔、越王剑、铬盐氧化处理法、神秘的《周易》、令人意想不到的中医、奇怪的玛雅历算、突如其来的机器人……都在告诉着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大洪水以前的文明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它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中介文明“中介文明”的观点，是我们立足于中国古代文明成果，为解释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个东方文明体系，而提出来的本书第四个重要假设，它是相对于现代“物质文明”而言的。当然，这样的划分仅有方法上的意义，因为如果不这样划分，我们就无法分析“中介文明”特点。因此，作者申明，在此我们没有有意批评任何一种文明的企图，所有的分析都是善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让人了解已经丢失的一种文明存在的价值。客观地说，对于人类留存下来的远古文明的意义，人类对它们的研究是越来越少，当现代科学产生之初，为了树立一种权威，我们基本上是把远古文明当成迷信来对待的；当现代科学产生以后，由于我们过分局限于自己发明的方法和理论，并以此来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因此在有意无意之间，排斥了远古文明；从80年代开始，世界上形成了一股文化的回归热，从不同的角度关注远古文明，但是由于认识、方法上始终没有突破，使这股回归热到目前已经彻底失去了目标。如果我们可以再往前推论，实际上人类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好认识远古文明。从目前留下的古代文献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从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人类在进入这种文明的时候就显得十分盲目，以中国为例，《周易》乃远古文明的总纲，但中国人在一开始解释《周易》的时候就很混乱，一部《周易集解》荟萃了历史上一些有创见性的认识，但分歧之大却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注释让后人读不懂，尤其是对《易》理部分，至今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后来的学者们，由于对《易》理认识不够清楚，因此无论是从哲学、社会学、宗教、民族学、文学等方面入手，只能是越解释距离《周易》的本质越远。到今天，实际上我们对《周易》的理解与古代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古代人不懂，我们照样不懂。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就在于我们现有的文明结构是建立在什么论点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目光看待眼前的世界。追求对自然的总体认识，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潜意识，积6000年的文明成果，我们发展起一套对自然认识的方法和理论，经验告诉我们，这套方法和理论是行之有效的。它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地针对我们一切物质需要。6000年来，我们在这样一套方法和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提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对世界的认识方法和理论是唯一正确的吗？看来定论未必容易下。从哲学的角度看，我们今天认识世界的方法仅仅是无数方法当仔的一种而已，也就是说，我们仅仅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认识了世界。那么，我们今天是如何来看待眼前的世界呢？尽管哲学上的分歧有许多，但有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我们是站在“世界是物质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世界的，这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看法，我们积6000多年的知识积累，建立起一套文明的结构，例如，目前世界上一共约有2400门学科，但这些都是以物理学为基础的。甚至，在人文科学里也要遵守物理学的法则，比如，现代哲学观点的提出就是以物理学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当我们从“世界是物质的”的观点去看待自然的时候，我们会自然引出许多相关的观点，比如，“人定胜天”的观点等等。建立在这种观点之上的文明，我们把它称为“物质文明”。那么，除了“物质文明”的方法，是不是还存在其他认识世界的方法和角度呢？回答是肯定的。但这种方法究竟在哪里呢？我们认为，这种方法本来早已存在于人类的文明之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而已，那就是远古文明的方法，这要从远古文明认识世界的角度谈起。为了方便起见，也为了对比地进入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从两种文明中各自取出一门学科进行对比，从“物质文明”中我们选择了西医学，从东方的远古文明中我们选择了中医学。西医学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学基础之上的医学，它的研究思想及方法依然离不开现代物理学的范围。从这种理论和方法出发，西医将人看成一个纯物质的东西，就像一架工业社会的机器一样。因此它在治疗的思想、方法上，也采取用物质文明改造世界的方法，与修理一架机器基本相同，心脏损坏了可以换一个人造心脏；阑尾发炎了，可以割掉；对待一个肿瘤，既可以用手术刀切除，也可以用放射线杀死。这种方法与对待一辆破旧自行车、一架破机床几乎没有两样，自行车的链条断了，可以接上一节，机床的电机坏了，可以换一个新电机。我们承认，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西医“修理”人的水平也在日新月异。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再过100年，那时人们可以制造、“克隆”出许多精美的人体器官，像人造心脏、人造肝、人造胃等等，也可以人造肌肉、骨骼、血管，甚至可以造出与光缆相似的神经传感系统。到那时，一个人肯定会在这些辅助技术下活得更长久，假如他可以活上300岁的话，而在这300年里，今天换一个人造心脏，明天换一个人造肝，后天换一个人造手臂，大后天换一嘴人造牙……这样不断换上300年，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还是个人吗？人们肯定要发明另外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工业化的大怪物，也许人们会称他为：工业集成化的类人高级机器。多么可怕！到那时，我们这个社会还叫人类社会吗？从西医的治疗思想及方法中不难看出，西医学与现代物质文明的总思路是相同的，无处不体现能量与能量的对抗、物质与物质的交换，病毒入侵，这是物质与物质交换的一种方式，各种抗菌素则是能量与能量对抗的显示。如果将西医学的指导思想概括一下，那么只有三句话，即生存与毁灭，征服与被征服，战争与和平。由此可见，西医学着眼点是人的物质方面，它是纯粹的“物质医学”，体现的就是当代物质文明的普遍原则。因为西医学离我们很近，大家在生活中的感触都很深，在这里我们就不用多费笔墨了。中医学号称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在世界医学里独树一帜。与西医相反，中国的中医完全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从来就不主张生存与毁灭，征服与被征服，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切人人体与疾病的关系当中。中医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黄帝内经》讲到疾病时总离不开气候、季节、周围自然环境等因素。中医意义上的人；并不完全指肉体的人，而多指精神方面的人，强调思、忧、恐。喜、惧等等内在精神因素与疾病的关系，《素问·举通论》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上，思则气结。”故有“思伤脾”、“恐伤心”、“忧伤肺”之说，中医的藏象五神也是指神、、魂、魄、意、志，指的就是人的情绪、思想、意念、心理等精神的东西。比如说，中医的所有理论都是以“气”为中心展开的。中医认为，“气”是生命的本源，阴阳五行是“气”的运动形式，五运六气是天地的“气”化，藏象五神是人体的“气’化，病因病机在于“气”化的失调，治疗在于调理“气”机。而中医讲的“气”，不论从哪一个方面讲，它都不像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类似灵魂一样精神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医主要是以精神体为服务对象的医学，方法在于协调精神体与肉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基本理论之下，中医的治疗思想和方法不是征服与毁灭，而是调和与平衡，它的最高原则不是把侵入的病毒杀死，而在于阴阳平衡下的转化。因此，中医特别讲究养气、调气、理气，盛则泄之，虚则补之，寒则热之，热则寒之，促使阴平阳秘，补偏救弊。由此可见，中医学的着眼点不在人的物质方面，而在人的物质与精神相互关系的方面，它的突出作用在于沟通物质肉体与人类精神的信息，起到中介调和的作用，因此我们把中医称之为“中介医学”。现在我们来综合一下，西医学由于体现着物质文明的普遍原则，我们将它称为“物质医学”；中医学则与西医相反，它是站在物质肉体与精神之间，因此，我们把它称为“中介医学”。如果世界是由物质及精神构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医在自然层次上所处的位置，物质（西医）——（中医—中介）——精神。如果说“世界是物质的”哲学观点，导致了西医的产生，那么导致中医产生的基本哲学观点又是什么呢？虽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了解物质结构的人才可以发明西医学，同样，只有了解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结构的人，才可以发明中医学。因此，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促使中医学产生的理论要比促使西医学产生的理论高明。必须注意的是，中医中介的特点，并不是它单独具有的，它是中国远古文化大系里的一个分支而已，正如同西医代表着物质文明的普遍原则一样，中医中介的特点也代表它所属的那个文明体系的普遍原则，即东方文明的普遍原则。医者，《易》也，《易》为《易经》，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总纲，因此整个东方文明也可以称为“中介文明”。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以《周易》为中心的所有文化形式，都带有中介的特点，中医是中介的，气功是中介的，针灸是中介的，中草药的原理也是中介的，道家关于人的一切理论也都是中介的，巫术、占卜、相面等等都是中介理论的具体操作方法。这样一来，人类就具有了两个文明体系，一个是“物质文明体系”，一个是“中介文明体系”。前一个体系是人类在6000多年的时间里自己发展起来的，而后一个体系则至今来历不明，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它就存在于地球。从种种迹象分析，“中介文明”决不是人类自己发明创造的：第一，这种文明建立的基本原则与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轨迹格格不人，它们根本不是一个系统的东西。第二，这种文明之所以称为“中介文明”，是因为它是联系物质肉体与精神生命之间的桥梁，也就是说，这种文明的创造者，他们不但了解人类的物质肉体构成，同时也了解人类的精神意识的构成。而关于人类精神意识的构成，至今还是现代科学的一大谜团，直白地说，以人类目前的科学文化程度，我们还没有资格创建这样一种文明。第三，“中介文明”从根本上说它关注的重点不是人类的物质肉体，而是人类的精神。这个特点的本身就排除了人类创造它的可能性。大家知道，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大约距今1万—6000年之间，人类生活在艰难困苦当中，疾病、饥饿、天灾、人祸时时困扰着新生的人类，当务之急是解决温饱、安全、延长寿命等问题。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人类不可能放弃追求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去特别关注精神意识的需求，进而发展起一套以精神为中心的文明体系，这完全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四，“中介文明”的各项成果，目前还留存一些，像中国的《周易》、中医、针灸、经络学等，虽然目前我们尚不知道这些成果的基本原理，但这些成果所包含的科学成分，却是我们穷百年都很难说得明白的，像经络学、针灸学，我们只能证明它们是对的，但为什么对却说不出所以然来，所以一直有人要“废医存药”，所谓的“废医”就是废除中医医理，所谓的“存药”就是保存中药的使用价值。这样的文明成果显然已经超出我们科学目前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它们也是人类自己的发明创造，恐怕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吧，除了能满足自尊心、虚荣心以外，恐怕没有实际的意义。“中介文明”既然不是人类自己的发明和创造，那么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根据以上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假设，按照逻辑的规律，我们只能这样认为：“中介文明”是创造我们的“神”为了更好地与人类肉体沟通而创造的一套文明体系，整个文明显示的重点，正是中国中医显示的特点，一切都是为了沟通，是为了沟通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之间的信息。然而，这套文明没有正常流传下来，一场毁灭人类的大洪水使它中断了。洪水以后的人们，虽然得到了一些关于洪水以前文明的文献，但由于自身的原因，并不能将它们继续发扬光大，大量的文献被毁灭在漫长的历史当中，留下的点点滴滴，也由于失去了基本原理而长期停顿不前，后来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不断完善，我们越来越远离了洪水以前文明的基本原则，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洪水后幸存下来的人类，由于在大洪水以前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当时的文明本身就了解不多，因此在洪水以后没有能力将它原样发展下去。另一方面是大洪水以后，创造人类的“神灵”们逐渐远离了地球，或者以另外一种方式维持着他们与人类肉体的关系。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温饱、安全，同时在人类动物本能的支配下，人类开始发展起一种直接针对感官需要的文明形式，这就是物质文明形式。但是，大洪水以前的文明并没有彻底退出人类的社会生活，它毕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现存的人类所有文明成果，就会发现，有许多文化形式是与大洪水以前文明一脉相承的，比如说中国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战国以前有三家，战国以后有两家。战国以前的三家指的是儒、道、墨，儒是儒家，道是道家，墨指的是墨子。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只有两家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那就是儒家和道家。前几年曾有这样一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指封建社会）受佛教的影响最大，不少人写了不少的著作来论证这个观点。我们认为，这些学者太不了解中国社会，尤其不了解中国民众的宗教心理。中国文化是一个博大的熔炉，它可以熔炼任何外来文化，却决不会失去自己，也决不会让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大行其道。这绝不是因为中国文化的自私，而是源于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就以宗教而言，历史上来到中国的外来宗教多得数都数不过来，而哪一种宗教形式曾经一统过中国的天下呢？没有，一个都没有。佛教是目前中国土地上最大的教派，但如果问：中国的佛教是原来印度的佛教吗？回答是否定的。中国的佛教就是中国的佛教，它与原来印度的佛教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因为中国把印度佛教给改造了许多，这样印度的佛教总算在中国扎下了根，如果不改造的话，佛教根本不可能在中国扎根。即使是这样，如果说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还是一个问题，实际上从宋朝开始，佛教已经衰落了，到了明代的时候，它基本上在宗教生活中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了。中国人实际信仰的，多是那些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而不是被塑成神像、端坐庙堂的各种神灵。因此，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力还要再研究，千万不能把它夸大了。如果说到对中国社会真正有影响力的，还是要说儒、道两家，这里的“道”，决不是指道教，而是指道家，道教我们不想多说，但道家却有无穷的奥妙。说到儒、道两家，就不能不说到它们的来源上。道家的来源很明显，脉络也很清楚。道家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道德经》，一个是《周易》。从西周末期挖出的甲骨文看，《周易》六十四卦的形成远在中国文字发明以前，这有小屯南地的甲骨为证。而《道德经》则成书于春秋时期，要远远晚于《周易》思想的起源时期。因此，老子的《道德经》肯定是从《周易》思想里引申出来的，它的源头是《周易》。儒家的思想来源有些说不上来，孔子口口声声要恢复周礼，看来儒家的思想在西周时就已经存在，当时的《三礼》大约就是它的总汇。那么，在西周以前儒家的思想是否存在呢？从一些金文的记载看好像是存在的。那么，在商代甲骨文时期它是不是存在呢？推到这里，就再也推不下去了，因为已经没有任何资料可以作为证明。由此可见，道家的源流要早于儒家，因为在道家以前还存在一个《周易》。实际上，从儒道两家的中心思想与具体学说分析，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比如像“德”这个问题，在儒道两家中都是重点，再比如说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儒道两家也基本一致，只是在对待自然、社会、人生等的态度上，儒道两家有了区别。或许我们应该这样来认为：儒和道两家实际上都来自于一个思想体系，那就是以《周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因为在我们的推测中，中国文明的初期，只有一种成体系的思想或学说可供借鉴，那就是以《周易》为代表的大洪水以前的文明。但是社会上对这种文明不甚理解，于是区分为儒道两家。儒家以人世、进取的态度继承了《周易》的思想；而道家却以出世、宁静的态度继承了《周易》的思想。如果公平地评论一下，道家所继承的思想很可能最贴近《周易》原来的思想，也就是说，它失真的成分很小，因此我们把道家说成是“自然论”；而儒家所继承的思想却与《周易》相差甚远，也就是说，儒家基本上背叛了原来思想的基本原则。比如说，以天、地、人三者和谐为例证，道家讲起来自然平和，而儒家讲起来却有些牵强附会，让人感到十分别扭。但在后来的历史中，儒道两家的遭遇是不同的。儒家自汉代开始，就被统治阶级列为正统统治思想，因此在近2000年里大行其道。道家的遭遇比较惨，它一直没能广泛影响社会各阶层，更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的唯一认可，万般无奈之下，后来道家走上了邪路，发展成了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当道家发展成为道教以后，就标志着道家彻底衰败了，只要看一看道教的那些所谓经典大家就会明白的，那是一堆拼凑起来的东西。实际上，道家的学说根本不应该成为一种宗教理论，因为它的科学成分太大了，你可以将一本现代科学的高能物理学变成一种宗教理论吗？你也许不会这样做，但如果将这本高能物理学送给一个原始的部族手里，他们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把它变成一种宗教理论，并创出一门宗教来。为什么儒、道两家在后来的历史中会有如此不同的境遇呢？其原因并不在两种学说的优劣上，而在于人们对待它的态度上。以今天物质文明的基本观点来说，道家是另外一个体系的东西，它的无为、宁静、不争、问心等态度与现代物质文明的原则格格不人，对朝气蓬勃的人类，道家的观点显得那样玄幻、虚无，当人类高举“人定胜天”一伟大旗帜向自然开战的时候，需要的是一种简单明了、针对性十分强烈的文明形式，根本不需要道家的理论。儒家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它人世、进取的思想包含了极强的目的性，我们通常把它称为“目的论”，这与物质文明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当儒家提倡“君子不甘下流”、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时候，它就毫不费力地融入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大潮之中。因此，道家的衰败是必然的，儒家的兴胜也是必然的。“中介文明”在人类的现阶段只能让位于“物质文明”。也许有人会说，如果道家所代表的是大洪水以前的高级文明，为什么会被后来发展起来的、并不怎么高级的文明所取代呢？如果是先进的，就应该有生命力，而不应该被落后的所战败。这实际上是人类社会一个深深的误解，孔子提出来的以道德治天下的主张好不好呢？当然好！但能行得通吗？当然行不通！现代人的道德状况比古代人的道德状况是好还是坏呢？大家自有公论。中国封建社会也曾多次被西北方原始的游牧民族所战胜，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吧！历史是不能拿常规来套的。物质文明与“中介文明”是什么时候分手的呢？也就是说，物质文明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时候最后形成的呢？我们认为，那是在公元前400年前后，有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怪现像可以作为这一论点的证据。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前后，人类历史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前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爆炸性地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出现，基本框定了人类几千年的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格局。直到今天，我们在骨子里还是没有逃开由他们划定的圈子，比如说，中国人无论科学技术、社会环境有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但骨子里我们基本上还是两种人，要么是孔子式的，要么是老子式的。公元前300年左右，古希腊哲学突然繁荣，产生了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影响了西方社会几千年，直到今天，西方人还认为：“全部西方哲学都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注脚。”基督教正式形成于公元元年左右，而基督教的前身《旧约》则在公元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它的早期思想也可以上推到公元前几百年，我们推测大约也是在公元前400年前后。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那是不必多说的。印度佛陀住世的时间虽然有争议，但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500年前后，释迦牟尼创建了博大精深的佛学体系，使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的十二因果、轮回报应、八识等思想在亚洲影响了几千年，如今，佛教的精神和修炼方法正飘洋过海，在欧美等国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情况就更加特别了。公元前400年前后，正当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突然迎来了一个思想文化繁荣的时期，当时各个诸侯国好像都很有文化的样子，到处乱蹿的“士”们，从这个诸侯国跑到那个诸侯国，四处发表自己的看法、宣讲自己的主张，古史称为“百家争鸣”，那是一个令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怀念不已的时代，可惜它一去几千年不返。中国一下子出现了一大批令人费解的思想家，管子、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孙子等人给我们留下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奇怪的是，自从公元前400年以后，世界再没有出现类似的思想繁荣。就拿中国封建社会来说，在漫长的2000多年里，居然没有出现一位成气候的思想家，魏晋时期的玄学、宋明时期的理学，都没有突破老子、孔子、墨子划定的圈圈。这个现象难道不奇怪吗？在历史上，大约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繁荣与这个现象有一点相似。但不客气地说，我们所说的相似只是从形式上而言的，从内容、程度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它根本不能与公元前400年左右的思想爆炸相比，比如说，达·芬奇可以和柏拉图相比吗？在以后的历史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当时的任何一位思想家相提并论。自从公元前400年以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没有一位哲学家能取得像柏拉图那样的成果，他们最多仅仅是阶段性的哲学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