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宁红电子怎么样:历史的另一种记录方式（黄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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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另一种记录方式

黄章晋2006年09月08日 14:38

“我觉得中国其他官方抗战博物馆像是先有整体框架，然后放些东西证明它，是意识形态先导的，你这里相反，是从小着手，文字介绍全是围绕着藏品，这很不同。”

6月15日，7家国家抗战博物馆的“当家人”齐聚建川博物馆，举行首届抗战博物馆馆长峰会，在樊建川新闻吹风会后，遍访过抗战博物馆的日本共同社记者好奇心十足地继续采访追问，这要樊建川周围的人心里发毛，生怕樊说错了话。

惟一的主题陈列式博物馆群

抗战博物馆除了突出*的“中流砥柱”作用外，还专门开设了“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美军馆”、“抗俘馆”以及建设中的“汉奸馆”、“日军馆”，这种分主题陈列方式，是与国内其他抗战博物馆最大的不同。

最重要的“中流砥柱馆”和“正面战场馆”，被谨慎地选用不同的金属装饰材质以做区分。“中流砥柱馆”的楼梯台阶、巨幅金属蚀刻照片，说明文字，全部选用黄铜，辅以鲜红的地毯，整体基调辉煌而明亮。而“正面战场馆”则全部采用铝材，少有大片抢眼的色块，银灰色的基调凝重沉稳。

相比之下，“美军馆”的装饰和陈设则宽敞明亮，非常现代化，*廓远看似一艘巨舰。“川军馆”就要乡土得多，而进入“抗俘馆”逼仄的正门，四面粗糙裸露的钢筋水泥墙会一直压得参观者透不过气来。

这种与官方博物馆不同的分馆陈列方式，樊建川解释道，因为官方博物馆有其非常严谨的口径，他的民间视角是一种补充，当然要表达更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观点和看法。

据其他几位馆长的介绍，樊收藏的正面战场文物，全国没有任何机构可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在以往几乎是块空白，不但大陆官方多年来未做收藏整理，国民党当年匆忙败退台湾，也未来得及做这项工作，大量文物散落民间，樊仅在四川周边数省收藏的正面战场的各种证章就有上万枚。

因为两岸官方都在正面战场上的文物收集上存在空白，故海峡对岸已邀请樊组织抗战文物去办巡展。

历史不能只有一面

“虽然我觉得迟了一点，但是我做了这个事。”

樊坦陈，最初因所受教育局限，对美国援华只是隐约知道有支美国空军做了一些工作。但后来收藏抗战文物中有非常惊人的发现，“当时我很震撼，我慢慢地知道，美军当年仅仅是飞行员就牺牲了2000多人，在战争物资的支持上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我特别想给他们建一个馆，中国人不应该忘记他们。”

樊介绍，前几年曾有个援华美国老兵坐了*椅到中国来，带了当时的飞行服、奖章、证书等等到了中国，但到处没有看到专门介绍美军抗战的，最后打听到了四川有一个美军馆在建，于是飞到了樊建川这里。

“他进来第一步就开始嚎啕大哭，他非常地悲伤，但是他没有眼泪，因为他的泪腺都已经萎缩了，他在那里嚎。”樊每次讲到这个故事都非常动容，“他快90岁了，在*椅里规规矩矩地给我敬礼，他是敬军礼，他说作为一个美国兵我应该感谢你。我赶快给他还礼，他很长时间才把手放下来。”

今天，美军馆已搜集到当年飞虎队全部200多人的照片，放大烧制成瓷板照片挂在墙上，“我们中国人的风俗，比较尊敬的人才能挂起来，我想把他们挂起来的话也是表示我一个普通中国人对他们的感谢”。

樊认为，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变幻，但历史上是盟国，美国曾到中国帮助过抗战，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不能忘恩。

祖籍山西但成长在四川的樊建川，不否认修建川军博物馆有浓烈的乡土情怀。他认为，四川曾作为抗战财赋和兵员的最主要来源，反映当年川军抗战，长期只有《抓壮丁》这样的电影，四川人民的伟大牺牲和功绩被扭曲淡化。不过，川军博物馆也陈列了当年川军的鸦片烟枪。因为，“历史就是历史，是留给子孙后代看的，你不能只说一面，把另外一面就藏起来。”樊建川解释说。

现代化要有思想的现代化

建“抗俘馆”，是因为樊建川对战俘命运有特殊的同情。

他的父亲早年加入山西地方武装被八路军俘虏，虽是老革命，但战俘的身份曾让父子两代人长期抬不起头来。

中越战争时，樊建川正在中苏边境守备部队服役，当时大家都做过准备，一旦发生中苏战争，若突围无望就用“光荣弹”牺牲掉，绝不作战俘。

“抗俘馆”的图片资料几乎全部来自日本的搜购，图说是樊找人翻译后，重新逐字推敲撰写的（本刊2006年第19期图谋天下栏目专文介绍）。

樊接触到中国战俘照片时非常痛心：“我当时有一种冲动，我看到下着小雨，战士都很落魄，日本人用刺刀对着他们，我就想跟他们站在一起，真正的一种冲动，我觉得他们了不起，他们是战士，他们没有口头讲，他们拿着枪给日本人拼，他们拿的手榴弹经常摔不响……”

樊认为建“抗俘馆”的意义非常远大。抗战，中国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380万人战死，还有无数战士被俘，中国有军民伤亡数的概算，有被抓去当慰安妇的数字统计，有财产的损失估算，但却没人统计过战俘数字。

“苏联人只打了4、5年，被德国俘虏了480万人，中国人打了8年，仅南京大屠杀就杀了8万俘虏，所以我提出了100万的概念，这个数字肯定非常保守、是非常小的数字。”

谈到战俘问题，樊建川会激动得眼角泪光闪烁：“日本人抓俘虏时，说他们是便衣不受保护杀掉了，或去做劳工苦役，死了填万人坑，日本人不承认，为什么我们中国不承认？这100万人甚至更多的人他值得我们去记忆，怀念他们战士的身份。”

樊刚出了《抗俘》一书，用了大量从日本搜集到的照片，亲自撰写修订推敲文字，试图着力唤起国人对这些被遗忘人群的记忆：“一千张里面选一张，但能够看到一万人的身影。”

樊建川的呼唤，已引起了历史学者的关注。

除了唤起国民对战俘的记忆外，樊建川毫不掩饰他试图改变国人的战俘观：“我们不能只强调我们战士的勇敢，要拼到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颗光荣弹。”

樊认为，经抵抗后做了战俘，依然保留了民族的气节。他认为国民对战俘观念的变革，是中国现代化中的思想现代化的一部分。

樊建川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其中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有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国防思想的现代化有一个战俘思想的现代化。”

历史不是为仅仅记住仇恨

尽管很多人提出质疑，但樊建川始终坚持，待建中的“日军馆”不需要再加“暴行”二字。

“侵略就是一种最大的暴行。”樊建川解释说。

樊建川认为，揭露日军具体暴行的资料和事实我们已宣传得足够多，但对侵华日军本身的情况介绍却不多。

规划中的“日军馆”主要以陈列日军的文书、地图、信函、装备、其他日用器物等等。“日军馆”的重点，在中性、客观地向参观者介绍、展示当年侵华日军的面貌，要中国人的后人知道，熟悉而又陌生的侵华日军是支怎样的军队。

为此，“日军馆”专门请来日本建筑设计大师矶崎新，由他设计。

另一方面，樊建川认为，如果要让日本人认罪或者是认错，一定要全部搜集日本的文物，要形成量，靠大量普通物品放在那里：“全部是你的东西，你杀人放火的凶器。”

对战争过去多年后，为什么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可以交流，而恰恰中日两个亚洲国家这个战争过去60多年了，不能特别好地交流。樊认为，他修建这一系列博物馆，正是要为解决这一问题。希望日本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来看。

对当前的中日关系，樊忧心的是两国民间情绪的恶化，他不讳言非常反感网上某些要复仇的极端言论，认为，这不是血性，是愚昧，对前些时候部分地区反日*中的部分过激行为，樊认为，这不是爱国，而是误国，民意会影响政治家的情绪和决策。

樊认为，历史可以总结教训，但不是为记住仇恨：“实际上我特别赞同我们对历史应该记忆，但是我们的目的应该是面对和平。日本人要正视，我们中国人也要正视，然后面对未来。”

樊建川认为，对抗战历史，中国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是“汉奸”问题。不过，待建中的“汉奸馆”曾面临无人愿意认领设计的尴尬。

樊认为，抗战期间中国出过很多的“汉奸”，这是民族的毒素和病灶，必须有思考和清算。这才会使民族更刚烈、正义，更有血性。“如果一个人，从小大家都知道可以随便拧他的脑袋，随便踢他的屁股，这个人就一辈子不会有出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我相信它有更好的未来。”

另一方面，樊认为，“汉奸”是个笼统而未做过区分的词，应当进行梳理和“颜色”的区分，有丧心病狂、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做事的，有被动、被迫为日本人做事的。“什么是汉奸？汉奸的本质是叛国”，樊认为，沦陷区的许多人不能走，要生存谋口饭吃，当区别对待。

文革是绕不过去的

与抗战系列博物馆相比，“新中国瓷器馆”要低调得多，正门像普通人家一样，仅容一人通过，带有浓厚的中国本土特色。展品除大量普通老百姓的日用瓷器外，还陈列了大量文革时期不惜工本制造的特殊瓷器，尤以各种伟人像居多。

文革文物是樊建川藏品中数量最大部分，也是倾注心血最多的部分。外界普遍认为，文革文物收藏，樊是中国第一人。他仅派人一个村一个村收来的普通家用镜子就有2万面之多，木壳座钟8千架，缝纫机数百台，至于宣传画和五花八门的票证更达几十万份之多。文革各种宣传电影胶片和唱片亦各有数百盘。

樊要建的文革系列博物馆，规划上远大过抗战系列。樊曾向外界透露过，“文革”系列，将由12个分馆（瓷器馆、像章馆、票证馆、镜鉴馆、座钟馆、宣传画、知青生活等等）和一个名叫“记忆”的雕塑广场组成。

不过，建文革系列博物馆的难度要远大于抗战系列，今天只有“瓷器馆”建成开放（新中国瓷器馆），“镜鉴馆”（家用镜子）、“宣传画馆”还因资金等种种问题暂处停工状态，其他馆目前还停留在图纸上。

樊建川不讳言，最大愿望就是要实现巴金的愿望。因为“作为一段特殊历史，文革是绕不过去的，建立文革博物馆是必要的，迟早有人要站出来做这件事。”

不过，樊认为，文革是全国近10亿人参与的运动，虽已结束30年，但大部分人都健在的情形下，真正总结清理文革，涉及面巨大，恐不利社会和谐稳定，故这项工作只能留待后人。“它太复杂了，越研究越说不清，在今天，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挖掘解密，不能轻易地去做解释，也许还是审慎地对待为好。” 樊建川说。

但是，今天以“民俗生活”和“艺术品展示”方式，“以一种不那么尖锐的方式，首开先河，开始正视和记录那段历史”，则是今天该做的工作，对此，樊认为自己有当仁不让之责任。

凤凰周刊2006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