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银元和铜元铸造数量的一个简略估计
(2009-09-16 05:26:35)转载 标签： 铜元
银角
辅币
银元
彭信威
中国
杂谈
分类： 钱币论文 近代银元和铜元铸造数量的一个简略估计
戴建兵
《中国钱币》2006年第1期
流通数量反映了银元在流通领域中的地位，但由于当时统计资料的分散，更由于地方造币厂为地方利益而滥铸、盗铸及浮报、伪造统计报表，准确详实的铸币数量极难获得，仅能依据现有资料做出一般性的大趋势估计。彭信威先生认为：清末货币总量(包括中外银元、银锭、银角、铜币、纸币等)为20．97亿银元，“全国人口若以四亿计，每人约占五元二角四分”，如果以其中30％的货币在上海流通，则上海流通货币量有6亿元。①
《银行周报》认为：自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在广东开铸银元，到1913年底时，全国共铸银元约2．2亿元，小洋约铸2．3亿元。1913年至1916年，银元共铸1．8亿元，六年至七年，银元共铸约1．5亿元，小洋约铸0．8亿元。②则1918年合计银币产量约为8．6亿元。另有资料认为：在1915年初开铸新币时，时人调查应改铸的旧币数额为：银元206028152枚，五角银币32279421枚，二角1232860442枚，一角235004212枚。③则当时旧币的铸造数量约为2．75亿元。
北洋时期银元铸造额据《北洋政府时期银元铸毁数目表》统计，铸造数目1141453035元，销毁数目63916823元。④据此则1928年各厂已铸银元约为10．7亿元。另据《北洋政府时期历年铸造银元数目表》则为：铸造数目1743304437元。⑤此数大概含旧币改铸数。故数目偏多。
《银行周报》1931年估计：中国铸造银币总数1627225000元，外币在中国流通之估计数80000000元，中国流通银币总数1707225000元。⑥
《中央银行月报》的1890—1932年鼓铸银币统计为各省造币厂铸造总额为1 746 304 427元。⑦
由此可见30年代中期前中国铸造一元银币约在17—18亿元左右。
在铸造约17—18亿银主币的同时，铸造的银辅币数据30年代早期不完全统计为，五角145582129枚，二角五分1140000枚，二角1386623516枚，一角244967161枚，五分5684159枚，三钱二分藏元18045454枚，一钱六分藏元136336枚，八分藏元125612枚，广东双毫1055247000枚，而闽铸二角则无统计数目。⑨而1918年后历年铸造的新银辅币数目，5角为42798268枚，二角11470588枚，一角14641270枚。⑩
广东造币厂多铸双毫，其元年至十年历年铸造数目为87000千枚，109974千枚，41691千枚，22332千枚，19500千枚，197000千枚，402250千枚。⑾合计872747000枚。《广东经济年鉴》记载，自民国元年至1931年间广东造币厂共铸出双毫三亿七千多万元，⑿ 1918年北洋政府开铸新银辅币，本想依此统一银辅币，但是由于各地滥铸，种类繁多，新银辅币很快失败，银角极度复杂，而且价格不一，以上海为例，市场上有29种银角流通，且价格不一。老八开⒀十一角九分合银元一元，而老四开则十一角六，油板则分成二种，价格分为十二角左右和十六角二分，普通银角十二角左右，袁像八开十二角六，袁像四开十三角一分，袁像对开十三角一二分，十币三十角六，十花十二角五，九花十二角九，旗角十七角，厚边十一十六角六，私板十六七角，新九十二角，新十一二十角左右，新十二十三角五六分，新十三二十角余，老十二十三角五六分，老十三十三角六七分，汕头角十三角，福官局角十一角五六分，旗福十一角八九分，浙叉旗十二角二三分，药水角十六七角至二十四角五，铅角和铜角市面拒用，做旧四开看货论值。而这仅仅是在上海市面流通的银角，⒁全国各地所铸银角种类远远在此之上。
相对而言，北洋政府注重于一元银币的铸造和统一，并在各地方造币厂铸造一元主币方面控制较严，当孙像和袁像银币在全国流通开来后，其成色和样式为全国各地普遍接受，因而地方军阀控制地方造币厂后，铸造一元银币已无利可图，或铸出后无法行使。因而各地普遍将视线转向政府控制并不严密的银辅币，一是北洋政府1918年才开始做出以新银辅币统一银角的努力，二是这种努力很快大败，因而滥铸劣质银角成为各地生财之路。其种类之多，让人瞠目结舌，⒂而且最终在东北和两广一度形成了以二角银币为主的小洋流通区，并在此区域内形成主币，一元银币反对银角有行市。
据《财政年鉴》统计，历年各造币厂铸造的辅币折合新银辅币1角为14641270枚，⒃约0．14亿元。实际上，如加上地方军阀及各种私铸，当不下0．2亿元，甚至更多。
张公权说：“根据财政部估计，一九一八年共有银元二亿五千万元，流通在全国。十五年以后，这个数目几乎增加了六倍。一九三三年三月，财政部估计流通的银元为十四亿元。”“一九三三年的银元流通总额共为十六亿元，银锭的银子共有一亿五千三百万上海两(约二亿元)。”⒄这个估计基本上是准确的，但笔者认为如加上各种滥铸、私铸及辅币，以及中央造币厂成立后所铸新币的铸造额，则法币改革前，中国银币的流通额当不下20亿元，甚至更多。
晚清及民国到底铸造成了多少铜元，让我们看表2。当十铜元合计约为128．6亿枚。
梁启超估计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五年问铜元铸造数见表3。⒆
表3所列120亿枚以上，但还不包括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及宣统年间所铸及民间和外国私铸，梁氏认为当时中国就流通铜元140亿枚。
中国铜元的铸造量，从1900—1906年，估计有125亿枚，民国前五年铸造铜元数目，据北洋政府财政部答复法国调查为当十铜元10579000455枚。⒇将近106亿枚。1915年初开铸新银币时，时人调查应改铸的旧铜元为：当二十文274786428枚，当十文28583195856枚，当五文37942952枚，一文185937660枚。[21]当十铜元已达285．8亿枚，全部折合当十铜元约为290．5亿枚。而到1917年时则增加至317亿枚。[22]日本人不完全统计折合当十铜元则为342亿余枚。[23]据政府统计，1917年，天津、南京、武昌、广东、成都、云南、奉天、重庆、湖南及停办各厂所铸铜元数合计为：当二百文3064862枚，当一百文15699227枚，当五十文300805522枚，当二十文386292307枚，当十文31682120306枚，当五文37952509枚(18942509枚原文如此)。当二文28718641枚，一文160487661枚。[24]折合当十铜元约为338．7亿枚。美国人估计仅民国十六年间流通的铜元数量总计达400亿枚。[25]
1917年时，财政部调查重要城市铜币流通情况，可以看出，铜元已基本上取代原来制钱在流通中的地位。当时的调查结果见表4。[26]
另据日文资料，民初一文、二文、五文、十文、二十文、五十文、百文、二百文合计，1913年的流通额(折合当十铜元)为29193684378枚，1917年则为34217767791枚；而到了1923年则为47493363948枚。[27]已近475亿枚。
1922—1924年天津造币厂和1922—1923年的武昌造币厂则又铸出了当二十铜元2627658946枚，当十铜元1233645179枚。[28]折合当十铜元176亿枚。仅1923年中国各造币厂铸造铜元数目据北洋政府财政部答复英国调查为：一分铜币733361枚，五厘铜币61110枚，当十铜元1531024枚，当二十铜元1438948104枚。[29]折合当十铜元约28亿枚。
8亿枚。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依一些文献对北洋时期一些造币铸额的统计见表5。
1935年《大公报》刊出王文均的文章估计1891—1928年间中国铜元累积数见表6。[31]
由上述折合当十铜元约合761亿枚。由上述数字可知，到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仅铜元铸造累积数折合当十铜元应在800亿枚左右。这些还不包括地方军阀造币厂，如四川防区制时代小军阀的大量铸造及民间和外国的私铸。加上国民政府成立后地方造币厂的铸造数，笔者认为法币改革前中国的铜元累积量折合当十铜元应在800—900亿枚之间。
注释：
①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89页。
② 《银行周报》，第9卷第8号，第25页，1925年3月10日。
③ 上海《新闻报》，1915年1月20日。
④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126页。这个统计并不全面，其中有一些前清的数据，也有的一些年份没有计入。
⑤ 依《财政年鉴》，第12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531页改制。该表清代龙元为民国八年调查数，据国民政府财政部调查，宁、津、汉、杭四厂至1828年时已销毁72718632元。南京造币厂为民国元年至十八年停铸时数目，内有民国元年至民三所铸江南旧模36651016元。天津造币厂为民国三年12月24日开铸袁像币至1918年3月15日停止铸造时数，第二个数字是1920—1928年1月23日的铸数。广东造币厂为1915年8月13日至1917年底时铸数。武昌造币厂为1912年至1928年铸数内有旧模币7302510元，杭州造币厂为1922年至1932年停铸时数目。成都造币厂为1912至1923年停止铸造时数目，而新汉字大元则是1928年铸数，此外还有四川渝造汉字大元一种，没有铸数。
⑥ 民国二十年流通银币总额之估计，《银行周报》，第16卷第2号，1933年1月26日。
⑦ 《中央造币厂之沿革》，附表，《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10号，1935年10月。
⑧ 同上。
⑨ 《财政年鉴》，第12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540—1541页。
⑩ 同上，第1540—1541页。其中五角中无四川及云南半元数。
⑾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页。
⑿ 秦庆均：《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⒀ 老八开及下述旗、花等均为按银角样式的不同而定的俗称。
⒁ 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第45—47，50—55页。另可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8—729页。
⒂ 关于银角铸造、种类请参见：戴建兵等著：《中国历代钱币通鉴》，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年版。相关造币厂部分。
⒃ 《财政年鉴》，1935年版，第1541页。另可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4页。
⒄ 张公权：《中国货币与银行的朝向现代化》，见薛光前编：《艰苦建国的十年》，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版，另见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199页。
⒅ 《考查铜币大臣陈璧摺——考查各省铜币情形》，《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74—911页。
⒆ 梁启超：《各省滥发铜元小史》，《币制汇编》，第6编，第279—286页。另可见《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⒇ 《财政部档》，《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页。
[21] 上海《新闻报》，1915年1月28日。
[22] Frederic E．1ee：Currency，Banking，and Finance in, China Garland Publishing，Inc．，l982，P．8．
[23] [日]久重福三郎：《铜元问题》，大正十五年五月(支那研究第十号别刊)，第11页。
[24] 曹汝霖：《为币制重要亟宜整理缮具币制节略呈》(1918年8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版，第130—131页。
[25] 见《中国经济》，第三卷第十二期，另可见上海满铁调查资料第十三编；《恐慌の发展过程に於ける——支那币制改革の研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昭和十一年版，第115页。
[26] 据《财政部档》改制而成，一般而言，一文制钱即一枚制钱，千文即千枚，串即千文。另可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8—692页。
[27] [日]久重福三郎：《铜元问题》，大正十五年五月(支那研究第十号别刊)，第12—13页。
[28] 同上，第12页。
[29] 《财政月刊》，第11卷，第132号，1942年12月。
[30] 据《财政年鉴》、《财政部钱币司章程汇编》、《云南经济》、《东三省整理金融委员会报告》、《中华币制史》、《中国币制问题》编制，另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8页。另表中还有一些造币厂铸有当二百、当一百、当五、当二、当一的数据没有收录。
[31] 上海满铁调查资料第十三编：《恐慌の发展过程に於ける——支那币制改革の研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昭和十一年版，第115页。
(责任编辑：高聪明)
偶看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