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创业计划书:《中国哲学史》必须全部推翻重写

孔 儒没有哲学，甚至也谈不上真正有思想。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后来他们所有的徒子徒孙们，都没有资格被称为中国的哲学家。在这点上，自从胡适、冯友兰等先生以来的所有凡是撰写了以《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思想史》为名的著作的人们，全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最基本的错误，因为他们均把从孔子以来的历代著名的儒家文人们全都当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包括“思想家”来论述。按照现代对于“哲学”和“思想”的理解来说，应该看到，这些儒家文人是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作“中国的哲学家”和“中国的思想家”的。人们把他们叫做什么，按照现在学术自由的说法，似乎应是人们的自由，但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此名不符实地描述和混淆是非的称谓的著作，将在后人之中造成对中国历史理解意义上的严重的误导，尤其对于21世纪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更可能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正是为此，我认为有必要认真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对此问题作出我力所能及的辨析。孔儒没有哲学，孔子及其徒子徒孙们根本就不可能是哲学家，而且他们也确实并不拥有能够真正有助于后来中国人进行正确思考的关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有价值的思想，为什么？回答上述的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哲学？一门学说被称为“哲学”，至少必须具有哪些最起码的要素？什么是人类的“思想”？什么是人类真正的“思想家”？以及最后，两千多年来的孔儒们到底在中国的历史之中倡导了什么，做了什么？或简言之，孔儒是什么“主义”以及什么“主义者”？
    首先说什么是哲学。通常人们把“爱智慧”当作哲学的最一般的定义，然而什么又是智慧呢？关于智慧，可以从很多个角度进行回答，例如人类的言、行、思的智慧，人类的信仰、求知、情感的智慧，人类的提出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智慧，等等，尽管如此，各种回答最终都将会趋于一致，因为人类的智慧最终都将只能与人类对新事物的发现、发明和创造的价值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在此过程之中的同时，人类也将对自己生存的状态和环境进行全方位的愈来愈趋向平等（真）、和谐（善）和美好（美）的改造。为了通俗起见，我从提出问题、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来剖析哲学。
按照康德的说法，所谓哲学的研究，无非是人类经常地给自己提出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并进而寻求正确地回答，以及实践上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或途径。我把康德提出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重新归纳成如下的三类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由我本人按照人学的全息逻辑的方法重新提出的问题：
一，（世界和我）必然是什么？
二，（我在世界中）可能认识和做些什么？
三，（世界和我的存在，以及我的认识和行为）最终应该是因为什么，或者应该是为了什么？
人类将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出发，不断反复地进行探索，求得阶段性、局部性的解决办法，并力争在最普遍、最全面和最终极的意义上回答这些问题。
对于第一类问题的回答，即构成所谓哲学的“本体论”；对于第二类问题的回答，即构成所谓哲学的“认识论”；对于第三类问题的回答，即构成所谓哲学的“目的论”。“目的”是什么？我认为恰恰是“爱智慧”的最内在意义的本身，往往最后均以贯穿整个哲学的“方法论”、“逻辑论”、最高的“形而上学”的“工具论”等等的面目出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门“哲学”最起码应该拥有的“要素”，它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逻辑”、“方法”、最高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工具”（注意，决不是“工具主义者”们的“工具”）。用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说法，即人类用来发现、发明、创造一切新事物的工具的工具。或者说，这才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的内涵，也即最高人类智慧的自身。现在我们即利用上面所述，来验证孔子及其儒家的经典、着作、学说，看看它们能否被称作“哲学”。
    首先我们来看，孔儒们的经典、着作、学说，他们提出过上述的三类问题吗？哪怕就是挨上了一点点边儿的问题也行，有吗？我的判断是没有，因为这些问题的提出，全都涉及到对于一些超越性的、先验的、抽象的、形而上的思维观念的界定，然而孔儒们惟一只关心现实、经验、政治、礼乐、情感等等非常具象的东西，根本就谈不上有任何哲学的痕迹。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将有专门的文章继续进行分析。更关键的是，通贯所有孔子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的着作，全都不可能发现任何一点点有关逻辑论、方法论、最高的“形而上学”“工具论”等等存在的影子。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孔儒们没有哲学，这是铁板上钉钉的结论。所以，明明白白，孔儒们也不可能是哲学家。正是因此，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经多次指出，由于孔儒们对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的独霸垄断，孔儒们砍断了中国人的智慧之树，孔儒们倒栽了中国人的智慧之苗，孔儒们毁灭了中国人的智慧之根，孔儒们是造成中国人愚昧的最深刻的历史渊源，等等等等。然而可悲的是，在迄今为止的任何一本号称《中国哲学史》的着作之中，有关孔儒们的论述的篇幅至少都占据了三分之二以上，孔儒们均以正面的中国哲学家的面目出现。我们的学者竟然让那些根本就不是哲学家的人们来滥竽充数地大量充斥《中国哲学史》的文本空间，这无论如何都应该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难以令人容忍的荒唐的学术错误，甚至学术的腐败和学术的耻辱。为此，我建议，迄今为止所有的《中国哲学史》都必须全部推翻重写。即使让儒家文人们出现，他们也只可能具有反智慧、反哲学家的面目，而不可能是哲学家的面目。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也曾谈到，孔儒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人类抽象的思维，说白了，他们除了利用大量的“亲亲尊尊”的具象的类比之外，甚至根本都不会正确地思维。正是因此，他们根本就创造不了任何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思维观念。在思维的领域，他们全都是文化和文明的“低能儿”，是事实上的骗子和白痴。对于这个问题，我欢迎那些无限赞美孔儒的先生们出来与我辩论。
    再来谈“思想家”。什么是“思想家”？在我看来，思想家应该比一般的哲学家还更重要，他们起码应该首先是哲学家，并且是创造了新的思维方法、新的思维观念或新的思维逻辑工具的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哲学家。在西方，能够有资格被称作思想家的人物，他们最起码首先都是哲学家、科学家，或科学的哲学家。
    总之，什么是哲学家，什么是思想家？我再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他们：一个民族的哲学家，是为这个民族栽培了智慧之树的园丁；而（民族的）思想家，则是特别为智慧之树培植了树心或顶芽，从而大大地促进了智慧之树成长的高级园丁。由于孔儒们长期垄断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他们的宗旨（后面会讲到）却是永远地摧毁中国人的智慧之树，以便为了达到永恒地维护他们的“天命礼乐”的天下秩序的终极目的，因此而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永远不可能获得成长，终于使得他们成为了近现代人类中几乎最愚昧（最贫困、最软弱、最无知、最受人欺侮、最被人杀戮……）的民族。
   按照上面的判据，中国曾产生过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时代最终也只能在先秦，尤其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时代，而在秦汉之后，中国人的哲学的时代就已经永远地结束了，并且中国的思想家也随之永远地销声匿迹了，而取而代之的却是孔儒的徒子徒孙们的种种伪学家和伪思想家，例如两汉时代的伪神学家和宋明时代的伪哲学家，他们其实全都是缺乏正确思维能力的儒家文人。正是因此，自从汉代之后的中国的哲学史和思想史，实质上都只能说是中国哲学思想的衰亡史、灭绝史，是完全进入了人类智慧歧途或智慧的“死胡同”的中国思想的折腾史，或曰：中国思想的酱缸史。现在的中国人回过头去研究这段历史，根本就不可能从中发掘出多少能够真正有助于现代中国人发展自己今天思维能力的思想资源。为了寻找这种思想资源，现代中国的人们宁可更远溯到先秦的时代，以及更直接地学习西方，而决不是去回顾那个被孔儒们禁锢了中国人灵魂达两千多年之久的“烂酱缸”。正是因此，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台湾、香港和海外兴起的所谓“第三期新儒家”，也纯粹都只能是做中国学术上的无用功。我可以断言，他们是决不会有前途的，因为他们跟随孔儒，根本就拿不出自己的“逻辑”、“方法”或自己的发现、发明、创造工具的工具的成系统的东西。现代中国年轻的学者们将应该选择跳过他们，就像完全跳过秦汉之后由孔儒垄断的那两千多年的“酱缸”一样。关心他们的最多只能是古董学家、艺术考古家、历史学家，而决不应是真正希望有所发现、发明和创造的哲学家、（自然、社会、心理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儒家留给中国后人的东西，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些“哲学”、“思想”的废料，说得清楚一点，纯粹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痛苦的“教训”，乃至灵魂监狱中痛苦的“经历”和精神的累赘，如此而已。诚如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讲到的，在这两千多年中的绝大多数的儒家文人，事实上都成了不会正确思维的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废物”，他们既是可悲的受害者（白痴），但也是可恶的害人者（骗子）。他们与极权专制者的关系，是“伥鬼”和“老虎”的关系，他们全都是骑在中国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文化”的钳制者、消费者，而决不是“文化”的创造者、革新者。正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真正文化的“创造者”的不幸，他们丧失了在中国社会中安全立足的可能，所以中国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基本上只能是一个文化和文明处于严重停滞状态的悲惨的历史，这也就是所谓儒家文化传统的“伟大的”历史。今天的人们还要叫嚣“回归传统”、“发扬传统”，他们究竟想要“回归”什么呢？“发扬”什么呢？还想要让中国的历史文明永远地继续停滞下去么？还想要让中国的历史永远地继续那个天命的、人治的、专制的天下体制么？
    孔儒们不是哲学家，不是思想家，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判断，然而我们的一些文人学者，却为他们准备了大量来自西方哲学中的种种“主义”的名号，诸如什么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人文主义者、人本主义者、民本主义者，等等等等。然而什么是“主义”呢？顾名思义，“主义”即“主旨之义”，而“主旨”则是指“主要的宗旨”，所以“主义”实即指“主要的宗旨”之义。既然孔儒们不是哲学家，不是思想家，他们又怎么能有哲学“本体论”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主要的宗旨呢？当然更不可能会有关于哲学“认识论”的种种其他的“主义”，至于“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民本主义”，那就更是当代第三期“新儒家”们对他们心中所崇拜的孔子、孟子等儒家祖师爷的完全不着边际的溢美之词。过去的两千多年，孔儒们利用了许多好听的话儿（诸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来骗人，而第三期的“新儒家”们又接着用不着边际的赞美孔子、孟子等人的溢美之词来继续骗人，可见所谓的“儒家”，除了骗人，也还仍旧是骗人。为什么这么说？
    既然孔儒们不是哲学家，不是思想家，他们自然不可能具有哲学“本体论”或“认识论”的“主义”，那么孔儒们的“主义”会是什么“主义”呢？我来告诉大家。孔儒们的“主义”是永远不变的人类社会之中或天下之中的“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也即天命的君君臣臣主义，天命的血缘礼乐主义，天命的亲亲尊尊主义，天命的君子小人主义，天命的圣人人治主义，天命的极权专制主义，天命的皇权专制主义，等等等等，总之是一个意思，即天命的，也即永远不可知的，永远不可怀疑的，永远要默默承受的，人与人之间永远按照宗法的不平等的专制政体的“主义”。翻遍了大量儒家的经典，我总算找到孔儒们的“主义”了。他们的“主义”即中国社会（天下）的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或宿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而所有的孔儒即都是“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者”。先别开他们的“学说”内涵暂时不谈，仅仅两千多年贯穿儒家文化传统的历史，便已经非常雄辩地证实了这种孔儒们的“主义”的“永恒不变性”，难道不正是如此么？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天命的皇权专制主义、天命的圣人人治主义、天命的极权专制主义、天命的亲亲尊尊主义、天命的血缘礼乐主义、天命的君君臣臣主义、天命的君子小人主义，天命的官僚百姓主义，天命的官方民方主义，等等等等，总之，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事实上贯穿了全部中国历史，尽管其间也曾经发生过不少的“起义”、“造反”、“革命”、“屠杀”、“流血”、……可是，那种孔儒们的“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曾经有过一丝一毫的变化的痕迹么？可以说直到今天也仍旧没有多少变化呀！这是因为什么呢？中国人可千万别忘记了为孔儒们“表功”啊，这才真正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惊天地、泣鬼神、通贯古今、普盖全球的丰功伟绩啊！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还要不要把这种“丰功伟绩”继续“发扬”下去呢？这不正就是那些叫唤要“回归传统”、要“尊孔读经”、要“高倡国学”的人们的目的么？这些人才真正是孔儒的“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的铁杆粉丝啊！是“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国家的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啊。然而，如果他们不是政治“白痴”的话，那就绝对只能是政治“骗子”，二者必居其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孔儒们的“主义”为什么是“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
    上面我们说了，孔儒们不可能具有哲学中的“主义”，因为哲学中的“主义”必须是“超越的”、“先验的”，“形上的”，尤其是“抽象的”，而孔儒们根本不懂抽象思维，更不懂得什么是哲学中应有的“逻辑”。既然如此，他们所坚持的“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是什么“主义”呢？我的回答：是纯粹的政治骗子们的“主义”。说白了，两千多年来的孔儒们，全都是为了维护历史中极权专制统治者们的“天命的”、“宗法的”、“等级的”、“专制体制”的长治久安和“万寿无疆”而活在世上的一批批职业性的“政治骗子”。今天的文人学者们把他们奉承为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这才真正是瞎了眼，竟然连最起码的哲学是什么的判断力都丧失了。
    这一切都得从孔子说起。
    孔子号称是中国开办私学的第一人，是否真是“第一人”呢？据说少正卯也是开办私学者，他与孔子至少是同时代人，他与孔子到底是谁办学更早？这已经是死无对证了，然而孔子却借故杀害了他，这的确是很不光彩的事情。那么，孔子究竟又开办了什么性质的私学呢？很显然，孔子开办的是为宗法极权专制统治者培训官员的私学，这有点像是今天私人开办的“党校”，而这从《论语》中“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即可看出，再说，从孔子教给弟子们的东西和教材也可见一斑。孔子教给弟子的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利用的教材是“六经”（礼、乐、诗、书、易、春秋）和“六纬”（这是解释“六经”的书，现已失传）。孔子自称“敏而好古，述而不作”，倒是他的弟子在他死后，为了纪念他，你一言我一语，凑合编成了一部后来着名的《论语》。仅凭“六经”和《论语》，我们能说孔子是一位哲学家么？我的结论是：不能。理由，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孔子的经典和论说之中既无先验的抽象，也无超验的抽象，而涉及经验的部分也惟一只关注政治具象的经验，连起码的生产的、经济的经验也遭到了无视。这决不是哲学家所应有的治学和生活的态度。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全部教学活动的最终的宗旨，是什么呢？是维护周礼，是教礼、学礼、行礼、立于礼、克己复礼，然后至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等等。无论从“六经”或“六艺”，我们都看到，“礼”是孔子所有教学活动之中重心之中的重心。可是“礼”、“周礼”是什么呢？是最具象、最经验、最外观的周代宗法社会的制度，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的等级分明的完全不平等的不同人们身份的永恒不变的确认。孔子在“六经”和《论语》之中所转述的所有的好听的、顺耳的语句，全都是为这个永恒不变的“礼”服务的。很显然，这里只需要有最明白最具象的确认，而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多余的“哲学的”抽象的、形而上的证明或解说，事实上在这里，也根本没有出现过任何“哲学”的痕迹。这是非常明白的事情。我们今天的学者，何必还要像过去的宗法社会中的文人们那样去蓄意拔高、无限夸大孔子的“哲学”和“思想”的“价值”呢？现在已经没有了皇帝，难道我们还要恐惧或顾忌皇帝对孔子的尊号么？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直接追问：孔子有“哲学”吗？他能有“哲学”吗？回答也完全可以是直接的：显然他没有，他也不可能有。孔子的“主义”也是非常明显的：周礼主义。为了加大周礼的权威性，甚至神圣性，孔子引出了“天命”，引出了由他所杜撰设想的众多古代的“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尤其是更引出了他的权威之论：“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以，孔子的“主义”是标准的“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这也是儒家贯穿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惟一的“主义”。
    两千多年来历代的儒家文人们正是在这个“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的旗帜之下麇集、繁衍，并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历代最庞大的儒家文人官僚和准官僚集团。不同的是，在先秦时代的孔子、孟子、荀子等人，孔儒的“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还只是赤裸裸的“主义”，而到了两汉经学的时代，则由董仲舒们更加上了天神“谶纬”的伪神学的色彩，成为了“皇权神授”的“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而到了宋明理学的时代，则由“二程”、朱熹、王阳明们更加上了有关“心性”的伪哲学的色彩，成为了合乎“人心天理”的“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后儒们借助于伪神学和伪哲学来进一步证明孔子的“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的“正当性”、“合理性”，以及永恒合理的“存在性”，这有一点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借助哲学的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性一样，只不过中国的后儒们尚远没有达到西方神学家们所具有的哲学理性的水平。
    正是这个贯穿中国历史达两千多年的“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的原因，使得历代的儒家文人们全都成了历史上职业的（欺骗中国老百姓的）“政治骗子”，直到今天，他们也不要想能给自己别得干净。什么是“儒家”，或“孔儒”？他们即“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者”，他们的传统的职业使命即为维护“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的天下体制而终生效忠。很显然，这样的职业使命与中国人的“爱智慧”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任何关系，不仅没有关系，而且更是背道而驰，水火不相容。所以，历史上由孔子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来砍断中国人的智慧之树，就是显而易见的了。而我们的学者居然把孔子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抬高到“中国哲学家”的地位，是何其愚也！！！
    再说一遍，什么是“儒家”，或“孔儒”，他们是纯粹“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者”，他们是中国历史中职业性的政治骗子，他们的终生使命，就是要在中国永远地为维护宗法的极权的人治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而对中国的老百姓进行政治性的欺骗，包括最有效地运用“孝悌忠恕”等等的一切假仁假义、假伦理道德的手段。事实证明，孔儒们的政治性欺骗的的确确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历史性的成功，他们使大多数中国的老百姓几乎永远地丧失了最基本的历史判断力，并严重地产生了对“天命的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的历史性的完全盲目的依赖，以至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的每一次的政治改革，包括最近的政治改革，全都以最痛苦的失败而告终。这其实也就是中国人历史性的“愚昧”。这才是中华民族的通贯古今的最巨大的悲哀！我今天来请求我亲爱的同胞们，您们尽快地清醒吧，认识清楚孔儒们的真面目吧，还他们以永远职业性的政治骗子的历史真相吧！孔儒们绝对不是什么“哲学家”、“思想家”，他们惟一的历史使命，即是永远职业性地从事政治的欺骗，永远地为维护中国的“天命的”、“宗法的”、“等级的”、“专制的”的政治体制而对中国的老百姓进行花言巧语、假仁假义的欺骗。孔儒们的生命的全部价值，即是让这种政治体制永远“万古长存”、“万寿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