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合一军饷银 饼钱一块遗无多
清代（乾隆）《军饷“谨慎”足纹通行》银饼
本品“谨慎”军饷银饼，有人也称“谨性”军饷银饼，乃两字合一特殊写法。现存实物实测，成色95％，直径36—41mm,重量25—27g。正面上端横书“军饷”两字，下端为签字花押，多数人认同译文为“谨慎”，有些人认为译文应是“谨性”，尚有争议；背面上端横书“足纹”两字，下端竖写“通行”，“通”字有“三角头”头和“横折”头之别；正背面还饰有花星各一，或各二、或各三，或各四，花星的形态各异，有的四瓣，有的五瓣，有的成棱形......详细参见后附《安徽钱币》所载之考证文章。
本银饼，即乃上述之“谨慎”军饷银饼。首先，其银质包浆黝黑自然，门可自开。字体书写清晰，并呈古拙之意；其次，本品较之后附考证研究文章中所附相关品而言，仅在重量上略有差别，即，本品重量为23.36克，直径39毫米。其重量略轻二三克，是否意味着本品不对？回答是非也，这一是因为，此类银饼非机制币，而是铸造，故翻砂铸造币，即如方孔钱般难保枚枚重量精确一致，在此直径基础上有二三克之差距，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二是因为，本品直径虽然无误，然稍薄，此稍薄及至重量略轻；三是因为，后附文章中所载品重，亦并非标准品，而仅是作者所能见到之品，并以之举例，故可参考而不能做标准器矣。一句话，这类铸造银饼因其铸制缘由，而致直径厚薄难免枚间有所自然差别，故不可和机制币相提并论。
此种银饼，所出不多，今已少见，倒是铜质仿铸品充斥于市而较多。其铸造时间，据考证应在清乾隆五十二年(1878)，平息天地会林爽文起事期间。具体详细论述，可参见下文，此不赘述。
《安徽钱币》2010 年第3 期（总第73期）
“谨慎”军饷银饼的铸造时间和背景考略
蒋九如
“谨慎”军饷银饼，有人也称“谨性”军饷银饼。现存实物实测，成色95％，直径36—41mm,重量25—27g。正面上端横书“军饷”两字，下端为签字花押，多数人认同译文为“谨慎”，有些人认为译文应是“谨性”，尚有争议；背面上端横书“足纹”两字，下端竖写“通行”，“通”字有“”头
和“”头之别；正背面还饰有花星各一，或各二、或各三，或各四，花星的形态各异，有的四瓣，有的五瓣，有的成棱形，有的还有象征“万事”、“如意”的图案，并有边纹；有的币面还有流通行使过程中，银号或钱庄验含银成色而凿印的戳记“协”、“昌”。币面所有饰纹均系手工打印。(见图1—4)①，其铸造时间和背景，史籍乏载，众说不一。为此，特从实物自身要素所显示的个性，结合史实逐一考证，寻求合情合理的答案。
一、“谨慎”军饷银饼重量的考证
清代，台湾所铸用于军饷的银饼有五种版式，其中在币面标明重量的有四种：道光年间铸的“道光寿星”银饼纪重“库平柒弍”(七钱二分)，俗称七二银；咸丰年间铸的“如意”和“笔宝”军饷银饼，币面纪重分别为“八”和“六八”(均系六钱八分)，俗称六八银；同治年间铸的“同治寿星”军饷银饼，币面纪重“”(古代数码字的六八，即六钱八分)，俗称六八银。“谨慎”军饷银饼，币面无纪重，本文附图4 枚实测重量，折合彼时衡制，3枚为七钱二分，1 枚稍轻一些，也属七二银。同一铸钱主体所铸用于军饷的银饼，重量却有两类，探究其成因有二：
一是市场因素。台湾早在南明郑氏政权治理时期，市场通行西班牙“十字”银饼，视一比索银饼为一元，交易计价以“元”计算。官府铸造军饷银饼，为便于行使，则仿照西班牙银饼。这种银饼重量早期为27克左右，属七二银，后期为25克左右，属六八银。道光后期六八银已成为台湾市场交易计价的基准，官府也以六八银为征收税赋的计征标准。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田赋谷物折合现银的告示中，规定毛谷一石折合银两，须缴“六八银”二元(即银一两三钱六分)②。因此，在咸丰、同治年间所铸的“如意”、“笔宝”和“寿星”军饷银饼，则减重为六钱八分，并在币面标明重量，以适应市场流通的需要。
二是财政因素。咸丰初，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影响，福建内陆的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反清的农民组织，蜂拥群起，官府调兵遣将予以平息，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困难，对台湾的财政调拨受影响。台湾府应对财政的困难，财政收入以白银“两”计算，对低级官员的薪俸和兵饷，以及其他各项开支均以“元”计算。铸造“六八银”的军饷饼，比铸造“七二银”的军饷银饼，既可减少财政开支，一些高层官员又可从银两与银饼的兑换中获取额外的收益。这种对官府和高层官员均有利之举，既已实施，是不会轻易改变。可见，咸丰初铸造“六八银”作军饷，也是应对财政困难之举。
“谨慎”军饷银饼的币面既未标明铸造时间，又未标明重量，实物实测为“七二银”，其铸造时间究竟何时?从道光、咸丰和同治年间所铸的四种版别用于军饷的银饼重量，由“七二银”变更为“六八银”的成因分析看，其铸造时间不会在道光二十三年后的咸丰年间，因为道光晚期，“六八银”既是市场贸易计价单位，也是官府征收税赋使用的货币单位，在道光以后的咸丰、同治时期所铸的银饼，只能是“六八银”，如果铸“七二银”投入市场，必然会带来许多不便，甚至会引起市场流通的混乱。再说，同治元年铸造“寿星”军饷银饼时的白银，还是向外商借的，彼时支付军饷的银饼不足，还发行了纸币。在这种情况下，是想方设法多铸一些“六八银”缓解缺“谨慎”军饷银饼的铸造时间和背景考略蒋九如通饷的困境，还是宁可削减铸造数量，而铸“七二银”呢?当然是前者。为此，从银饼的重量考证，“谨慎”军饷银饼的铸造时间，不会在咸丰、同治年间，有可能在道光二十三年前，或道光“寿星”军饷银饼的铸造前后，或同一时期。
二、“谨慎”军饷银饼饰纹的考证
台湾五种版别军饷银饼的饰纹，文字的表述大同小异，“谨慎”、“如意”、“笔宝”和“同治寿星”等四种的币面均有“军饷”、“足纹通行”字样；“道光寿星”有“足纹银饼”字样，与前四种版别的“足纹通行”，均系表明成色可信，予以通行。“道光寿星”银饼币面虽无“军饷”两字，但背面有满文“台湾府铸”四字，表明系官府所铸，非私人铸造，诚信可靠。币面的图纹可分三类：一是“道光寿星”和“同治寿星”，正面是柱仗寿星图像；二是“如意”和“笔宝’，银饼的正面均系聚宝盆，内盛有珊瑚树、元宝、灵芝等贵重财物，背面为双如意和双笔交叉图；三是“谨慎”银饼，正面以签字花押为主。图纹的风格，前四种与后一种，显然有差异。
台湾居民早在明代晚期，荷兰殖民者占领时期和南明郑氏政权治理时期，就使用外国流入的银币荷元和西班牙十字银饼。这些外国银币币面的图纹有的是人头像，有的是城堡、立狮、盾牌等图像。人们使用这些外国银币，已形成习惯，对无人头像和其他花纹图像的，在直观上就有疑虑。郁永河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游台后，所著的《裨海记游》中记载：“市中用钱，独尚番钱。番钱者，红毛人所铸银币也。圆长不一式，上印番花，实则九三色。台人非此不用，有以库帑予之，每蹙额不顾，以非所勿见耳”。③基于台湾的乡情民俗，官府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所铸的四种版别军饷银饼，币面主要图纹则饰以民间喜闻乐见的寿星或盛满财宝的聚宝盆，迎合人们“长命”、“富贵”的向往。
“谨慎”军饷银饼以签字花押为币面主要图纹。这种端庄严肃的签字花押，在乾隆年间的民间典当、买卖契约上已常见，出现在银饼币面上，可能是对银饼含银成色表示诚信，与饰以寿星或盛满财宝的聚宝盆的图纹对比，在风格上有差异。纵观国内外的金属硬币，特别是贵金属硬币的纹都是由简朴向美观转变。因而，“谨慎”军饷银饼的铸造时间，应在“道光寿星”银饼之前。至于“道光寿星”银饼的铸造时间，由于币面仅有“道光年铸”，无具体年份，史籍资料又乏载，钱币学界尚有争议。唯有1863年出版。由S·维尔·威廉姆士编写的《中国通商指南》第270页认定，“道光十七、八年张温在台南州新党郡起事时铸”，不少泉友予以认同，笔者认为这个观点与史实不符，应是道光十二、三年(1832—1833)，台湾府为息平嘉义县张丙起事所铸。④因而，“谨慎”军饷银并的铸造时间，可能在道光十二、三年之前。
三、“谨慎”军饷银饼边纹的考证
“谨慎”军饷银饼的边纹，据彭信威教授的考证：中国银元的制作，饰以边纹是仿效外国银元。“谨慎”军饷银饼的边纹与西班牙查理第三头像的银元边纹相对比，只有细微差别，显然是仿查理第三银元。西班牙查理第三银元始铸于1772年，即清乾隆三十七年。因而，“谨慎”军饷银饼铸造时间的上限， 不会在乾隆三十七年之前，只会在其后的岁月。⑤
四、“谨慎”军饷银饼铸造背景的考证
从“谨慎”军饷银饼的重量、饰纹和边纹等三个方面考证，其铸造时间，最早不会早于清乾隆三十七年，最晚不会晚于道光十二、三年。“谨慎”军饷银饼既标明“军饷”，其铸造背景必定与军事行动有关。查阅《重修台湾省通志》的《大事志》，从乾隆三十七至道光十二年的六十年期间，涉及军事行动的大事有十六起，其中天地会林爽文的起事，涉及全台，惊动朝廷，两度从其他省调兵，直至更换主帅，方予以平息，影响最大。
清乾隆四十八年以降，台湾地区的天地会盛行。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七月，台湾道永福、知府孙景燧闻天地会林爽文等聚会结党事，秘商文武弁员严加缉拿。会首杨光勋等被捕斩首于市，张烈遂入彰化大进里杙，谋起事；北路天地会林小文等起而响应，攻陷新庄，西略淡水沿岸。台湾北部地区，殆遍悬会党旗帜，声势浩大。漳化近山一带天地会也起事。台湾镇总兵柴大纪遣中军游击耿世文领兵陪同知府孙景燧赴彰化。二十五日，景燧令彰化县俞峻、北路营副将赫升额与耿世文进军大墩(今台中市)，严饬庄民擒献党徒，否则庄且销毁，先焚数小村以怵之。大墩离大里杙仅七里，无辜妇孺泣号于道；林爽文因民之怨，于二十七日夜，集党众击大墩，杀升额、世文、俞峻以及千百总和兵丁等数百人，并进攻彰化，时彰化守军仅八十人，第二天被攻陷，杀知府孙景燧、理番同知长庚、摄事刘享基、都司王宗武、署典史冯启宗等官吏数十人。此时，北路天地会也攻入淡水厅城(竹堑)，众人则拥林爽文为盟主，遵故明，建元“顺天”，驻彰化县署。五天后，又攻下诸罗(今嘉义)县城，不几天南路首领庄大田攻下风山县城，林爽文也率众至距府城二十里的大目乡，形成合攻府城之势。闽浙总督常青闻警，奏调各路兵将赴台救援。随之，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率兵二千，由厦门渡海入鹿耳门；陆路提督任承恩统兵二千多人抵达鹿港；闽安副将徐鼎土领兵二千名抵达淡水；兴化副将格绷额领兵跟随汀州总兵普督青渡海督师清剿。接着，肇庆副将官福领兵二千五百名、香山副将谢廷选领一千五百名至郡；福州将军恒瑞、温州总兵魏大斌、副将詹殿翟又领兵抵郡城。在不到四个月的日子里，先后由福建、广东、浙江等地调往台湾援助的官兵将近二万，双方交战甚烈，特别是天地会的兵员越战越多，旬日内竟猛增十万之众。至乾隆五十二年八月，闽浙总督常青再奏增兵六万。朝廷知诸将不足恃，诏解常青、恒瑞之任，以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侍卫大臣参赞海阑察代之。一个多月后，福康安统领侍卫巴图鲁(勇士)一百二十多名，满汉兵九千，由崇武乘船抵台，其所调四川“屯番”及粤西兵五千也于前几天到达。官府再次大增兵后，局势才改观，福康安率兵攻入诸罗后，复又攻下斗六门。林爽文节节败退，终于乾隆五十三年二月被俘。⑥为平息天地会林爽文起事，官府不仅调动全台兵力，还从内地大陆五、六个省调兵近四万支援，先后历时十九个月。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需的军饷也是巨额的，将银锭铸成“银饼”，充作军饷，论个数适时发放，快捷利索，有助激励士气斗志，是顺理成章之举。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的考证，“谨慎”军饷银饼的铸造时间，应在清乾隆五十二年(1878)，平息天地会林爽文起事期间。彭信威教授所著《中国货币史》，在论述“谨慎”军饷银饼时，对其铸造时间认定：“如果看得早一点，也许同乾隆五十年林爽文的起义有关，因为自郑成功抗清失败以后，以林爽文的起义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那一次起义是福康安镇压住的，几年后这同一福康安在西藏铸造“乾隆宝藏”银币。⑦由于彭教授自称“这只是一种假设，没有别的根据。”对其论述的依据未作阐明，本文所作的上述考证，只是对彭教授的论点补充说明，并予以确认，妥否，望请钱币学界同仁指正。
注释：
①附图1—4 转录于董文超主编的《中国历代金银
货币·近代金银币章卷》， 中国金融出版社和经济导报
社联合出版，第186—188 页。
②③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重修台湾省通志》，
卷四《经济志》金融篇第13 页、18 页。
④“道光寿星”银饼的铸造时间。经反复查阅台湾
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史》(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于民
国73 年再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重修台湾省通志·
大事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于民国83 年出版)、日人村
上玉吉编(台湾省南部台湾志)第一篇第八章匪乱(日本
昭和九年排印本， 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于民国74 年
3 月重印)， 连横著《台湾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4 月第一版)和施联朱编著的《台湾史略》(福建
人民出版社1981 年10 月版)等五本史志书籍，均未发
现有“道光十七、八年张温在台南州新党郡起事”的记
载，而都有“道光十二年张丙起事”的记载。在《重修台
湾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地名沿革篇》的“台南县各乡
镇市村里名沿革表”中，所列清代台南州所属郡五个，
镇、街、庄三十一个，未见新党郡和庆白口之称。《中国
通商指南》所谓“张温在台南州新党郡起事”的记载，无
史实印证，难以置信。史籍记载，道光十二年，嘉义县张
丙起事，从者三万之众，历时近将一年，官府动用兵力万
余，战死和被杀文武官员十余人，声势之大，惊动朝廷。
如此兴师动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适时铸造银饼，发放
军饷，激励士气，是十分必要的。
⑤⑦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出版，1988 年第3 次印刷，第789-790 页。
⑥《重修台湾省通志·大事志》229-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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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钱币》2010 年第3 期（总第7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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