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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

作者:政右经左   2008-10-15 21:11 星期三 晴　　王元化
　　
　　在我从事写作的六十余年中，我的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这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我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反思”一词的，即指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
　　
　　　　《思辨录》这本书经过四次编订。最初的本子《思辨短简》于一九八九年在上海古籍出版，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共收文一百五十三则。第二次编订的本子改名为《思辨发微》，内容有了较大的增补，收文二百余则，一九九二年先由香港三联出版，次年再由台湾书林刊行。第三次编订的本子《思辨随笔》，虽然在篇幅上不比《思辨发微》增加多少，但还是作了不少增删，这本书稿于一九九四年由上海文艺出版，发行的时间最长，共刊行了九版，印数近四万册。现在编订的《思辨录》，则是第四次编订，由上海古籍印行，内容增加了将近一半，全书收文三百七十六则，要算各个本子中收罗最全的一个本子了。我把它作为定本，因为按我的体力、精力来说，今后不可能再写出更多文字，再作新的增补了。
　　
　　 　　《思辨录》在编法上和以往几个本子不同，是按文章分类编纂的。本书所收的文字从一九四○年开始至二○○三年，跨越了一个甲子，这期间我的思想不可能不发生某些变化，我在编纂本书过程中虽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订，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则未作改动。
　　
　　 　　第一次反思
　　
　　　　在我从事写作的六十余年中，我的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这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我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反思”一词的，即指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我可以把这三次反思简述如下。第一次发生在抗战时期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举例来说，一九三九年我写的《鲁迅与尼采》一文，发表后有较大影响（甚至至今还有人提到它）。但我坦率地说，那时我并没读过多少尼采著作，我的许多看法大多袭自苏联一本论尼采的著作。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大后方传来了一股学习古典名著的热潮，孤岛也受到了影响。阅读名作，座谈心得，一时蔚然成风。我在读中学时热爱鲁迅，这使我的思想有了一点基础，所以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我们两人常为一些文艺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他曾发表文章，批评我的机械论，指出我在艺术与政治的观点上，以及从藏原惟人那里转借来的所谓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双重标准等是错误的。这些争辩十分激烈，但并不影响我们的友情。不过，我纵然明白了自己思想中的问题，倘要克服，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直到沦陷区时代即将结束，时间已过去了三四年，我才取得一些进展。当我把我写的一篇小说《舅爷爷》和评论曹禺改编《家》的文章给一位朋友看时，这位朋友禁不住说：“真的脱胎换骨了。”这时我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则主张回到马恩的原初理论上去。
　　
　　 　　第二次反思
　　
　　　　我的第二次反思发生在一九五五年我因受到胡风案牵连被隔离审查时期。对这场政治风暴，我毫不理解，更无法防卫。它使我感到了大震荡。后来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这是一场灵魂的拷问。过去长期被我信奉为美好的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荡荡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茫茫的荒野，惶惶无主。”这是我一生所感到的最可怕的时候。多年以后，我用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在这场危机中，已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都需要重新去再认识、再估价。这就是我在隔离审查时期发生反思的由来。
　　
　　 　　经过一年来的审讯和内查外调，问题清楚了，我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但由于我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组织上说我对抗审查，所以不放我出去，继续关在隔离室内，要我转变立场，端正态度。这样拖下去，我真不知道要伊于胡底？幸而我一再提出的读书要求，终于被批准了。隔离室监管人员同意代我去家中取书或代我去买书。不久，我就定下一个作息时间表，有计划地去读书。我的读书生活，就像军营生活那样机械刻板，严格按照计划进行。这样读书的最大好处，就是使我没有浪费分秒的光阴。现在回顾起来，在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像这样思想集中、专心致志地去读书过。这样坚持不懈地钻研，锲而不舍地全神投入，自然会从读书中获取回报。我开头读的是《毛选》，我发现《实践论》主要是阐发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思想精要，而《矛盾论》则是阐发列宁《哲学笔记》中《谈谈辩证法》的精要。自然其中也夹杂不少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理论的观点。这以后，我再去读列宁的两本原著。读完我更进一步去探索马恩哲学的思想世界，几乎把马恩的哲学著作读遍了。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二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这些笔记现分别藏在上海档案馆和上海图书馆内。
　　
　　 　　这次读书的重点主要在哲学方面，这是我过去没有涉足的领域。哲学对我一九五六年的反思是有重大意义的。那时反思的重要成果可归纳如下：认识到感性－理性的认识论是不充分的，必须补入知性阶段；———认识到“抓要害”（是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衍化出来的）是一种片面的知性分析方法（在认识过程中，知性是理性认识的一个环节，或照黑格尔说法是认识的一“时段”，知性的功能决不可少，但一旦把知性的功能和知性的方法加以绝对化、片面化，并取代辨证的理性，就陷入了简单的形而上学）；———认识到断言只有阶级的人性而没有一般人性的存在，是违反马克思论人性观点的。马克思认为人身上存在着“不同历史时期变化了的人性”，也同时存在着“人的一般本性”；———认识到凡人的思想莫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一命题，正如否定一般人性存在的观点一样。《资本论》所提到的那些工厂视察员和公共卫生报告医师，就是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局限的。《自然辩证法导言》所提到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也是不受阶级局限的。《资本论》还说“超利害关系的研究”和“无拘无束的研究”是存在的，只是在庸俗经济学出现后才消失。这种研究，也是没有阶级烙印的。———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命题，并不是如过去理论界所认同的是指由“研究方法”到“说明方法”，而是表达了感性—知性—理性的过程；———认识到我们跟随苏联的理论界批判德波林的差异说，断言差异就是矛盾，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不承认非矛盾性的差异存在，抹煞了多样性的统一，必将导致斗争性的绝对化；———认识到《唯批》将政治概念引进哲学，认为哲学也有党派性，也有路线斗争，并断言从希腊罗马开始就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可是《唯批》作者后来写《哲学笔记》接触同一问题时，就不同于上述观点了。但我们理论界仍将前者奉为圭臬，作为必须严格遵守的经典原则；———认识到在反胡风斗争中对“人格力量”、“人的尊严”、“艺术良心”等等进行批判是一种极左思潮，与马恩的观点并不相侔，甚至与列宁斯大林的观点也不同；……
　　
　　 　　以上是我在这次反思中所得的结果，我把它们都写在当时的笔记中，等到将它们整理成文，已是在二十多年以后，我经过平反可以发表文章的时候了。这些有关文字虽然都在文末注明的是写作时的日期，但实际上其中的观点早已萌生在一九五六年的反思中。过去那些灌输在头脑中的既定观念，在不得不遵守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的路向的时代，虽然也产生某些质疑，但我没有力量去揭示它们的错误，如今我在自己精神危机的时刻顾忌皆去，解决了这些思想问题，真使我感到是一场大的解放。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我丧失身体自由的环境中，却享受到了思想自由的大欢乐。 　　第三次反思
　　
　　　　第三次反思也是发生在一次大的政治风波以后，这次反思时间比较长，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这一次促使我反思的原因，是我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我发现，这种极左思潮体现在二十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是一种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当时在中国盛行，有其政治原因。中国社会环境太黑暗，改革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急躁的情绪。另方面，封建社会的解体，西学的输入，传统文化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出现了一些趋向极端的偏颇看法。一九一九年在《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所爆发的那场中西文化问题论战就透露了个中消息。激烈的反传统虽然并不是萌生于五四时代，它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身上就已露出端倪了。但那时断断续续出现的反传统倾向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时代风习，像“五四”那样对当时和后来发生巨大的影响。因而我的反思由激进主义而进入到对“五四”的思考。我尝言，我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的。我生下的那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颁布了中小学应一律使用国语读本的命令。我一直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和倡导西化是天经地义的。直到八十年代下半期，我编《新启蒙》和写《传统与反传统》一文时，都是秉承了这样的思路。那时我虽然也有一些独立思想，但在“五四”的问题上，仍像今天许多人一样，认为这是一条必须坚守的底线：“五四”思想必须全盘继承。
　　
　　 　　上述看法的改变是由我被朋友嘱托写一篇《杜亚泉文集序》所引起的。这时我发现，过去我对“五四”的认识是基于长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观念，这些既定观念已被我当作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所读到的那些资料的汇编，理论的诠释以及史的著述等等，几乎都是在这些既定观念的导引下编写而成的。所以我以前所看到的资料只限于被既定观念所认定是改革、进步、革命的一方，而被判定为落后、保守、反动的一方则多被刊落，纵使少量收录，也往往加以主观上的取舍和判定，所以不能使人看到历史事实的全貌和真象。当我着手要写有关杜亚泉的文章时，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去阅读过去资料汇编等所没有收录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阅读和思考，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我们要继承的是它好的方面。可是这样简明的道理竟不被一些人理解，有的甚至意气用事。那些号称坚持“继承五四”的人以为通过诅咒和谩骂就可以将我击倒。但辩论靠的是真理，而不是权谋与蛮横。过去钱宾四论清代学术风气称，当时学人中的深识之士，如实斋、东塾等，有意于挽风气贬流俗，所以不愿显为诤驳，以开门户意气之争。他们只求“自出其学业立意之大，与一世以共见，而祈收运潜移之效”。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九五六年我在隔离时期，黑格尔哲学曾经把我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那时我多少次从他所说的“人的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段话里获取了力量，但九十年代我对黑格尔哲学作了再认识再估价。首先是关于规律问题。过去我一直认为规律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而理论的工作就在于探寻规律也是不容置疑的。七十年代我出版了《文心雕龙创作论》，这本书的重点就在于阐发文学的规律性。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我认为事物虽有一定的运动过程、因果关系，但如果以为一切事物都具有规律性，那就成问题了。我对黑格尔哲学中所阐发的规律性的质疑，就写在九十年代初刊行的《文心雕龙讲疏》序中。实际上，我们在宇宙万物中所认识的规律性是微乎其微的。不错，在人类继续发展和知识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人可能掌握更多的规律。但宇宙万物是不是都具有规律性，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在当今科学家中，甚至可以说在整个知识界，我最钦佩的人是爱因斯坦，但我不能苟同他所说的“上帝不掷骰子”这句话。我认为量子力学所提出的测不准原理是值得考虑的。尽管我对自然科学没有什么知识，但我发现测不准原理在其他领域内也同样适用（比如社会科学、艺术创造某些方面等等领域）。由此我更进一步思考了黑格尔哲学中著名的总念三范畴论和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的命题，这是我曾经多么赞美的理论啊！可是，过去那么引起我喜悦之情的信念动摇了，破灭了。特别是当我对卢梭的《社约论》作比较深入的探索时，我发现卢梭的“公意”和黑格尔的“普遍性”，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我回过头去再去查阅黑格尔的《小逻辑》，发现《小逻辑》在阐释普遍、特殊、个体三环节关系时，就援引《社约论》的“公意”“众意”“私意”三范畴作为例证，并直截了当地指出“公意才是意志的总念”。黑格尔的三范畴和卢梭的三范畴都认为普遍性可以一举将特殊性、个体性囊括在自身之内。这样就将普遍性（公意）、特殊性（众意）、个体性（私意）视为同一的了。而囊括了特殊性和个体性于自身之内的普遍性以外，哪里还存在独立自在的个性呢？但我们必须承认，独立自在的个性，有些方面是不可能被普遍性所涵盖，或统摄于其自身之内的。我从黑格尔那里发现了这种同一哲学，再从他的前辈卢梭那里认识到这种同一哲学运用在国家学说中的危险性，这是我在第三次反思中一个重要的收获。当时我并没有借助别人的看法，我不知道海外的有关著作是否谈过这些问题，当时我的身体虽然比现在要好，但已没有力量旁骛了。我读书的习惯是精读，不善于从涉猎中获取知识。因此，我读的书并不多。上面这些看法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思考。这一点张汝伦教授在他的一篇评论我的文章中曾经敏锐地揭示过，他说对了。
　　
　　 　　最后，我必须说，在这次反思中，我取得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我对于个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取得了新的认识。过去我一直认为，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是可以扫除一切迷妄，无坚不摧的。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从黑暗中世纪的昏睡中觉醒，认识到人的精神和理性是一种伟大的力量。确实，从那个时代开始，人的力量和理性力量曾经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启蒙时代的一些重要学说，更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一种普遍信念。但是，在这次反思中我逐渐感觉到，过去的看法也有它的缺陷。把人的精神力量和理性力量作为信念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偏颇，认为人能认识一切，可以达到终极真理，但他们往往并不理解怀疑的意义，不能像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所说的“我知我之不知”，或像我国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所以，一旦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就成了独断论者，认为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反对真理的异端，于是就将这种人视为敌人。结果只能是：不把他们消灭，就将他们改造成符合自己观念的那样的人。由此我回想到过去，我初读哲学时，当时我所赞成的“反映论”，未必比它所反对的认为认识是“近似的”象形文字论，具有更多的真理性。（本文由我口授，请曼青笔录，谨向她致谢）
　　
　　 　　二○○四年元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