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小白狐狸精的报恩gl:图说中国历代君主帝王306——清朝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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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历史 2010-06-03 20:01:08 阅读73 评论1 字号：大中小
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十月廿五，为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第八子，母为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在位17年（1626-1643年）。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晚十时入关前夕突然病故，年52岁。葬于沈阳昭陵（今沈阳市北陵公园北）。庙号太宗。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年号：天聪、崇德
姓名：爱新觉罗?皇太极
出生：明万历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592年11月28日）
出生地：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老城村）
属相：龙
父亲：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即清太祖）
母亲：叶赫纳拉氏，后尊为孝慈高皇后
排行：清太祖第八子
初婚：22岁
原配：博尔济吉特氏 
配偶：皇后2人、妃5人、侧妃2人、庶妃6人等等
子女：11子，14女
即位时间：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日（1626年10月20日）
即位年龄：35岁
在位年数：17年
卒年：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
享年：52岁
死亡地：沈阳清宁宫
庙号：太宗
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陵寝：昭陵
继位人：爱新觉罗·福临（即顺治帝）
最得意：松锦之战夺得胜利
最失意：兵败宁锦
最不幸：生母早亡
最痛心：爱妃早死
最擅长：韬略[1]
皇太极皇太极于天命元年（1616年）封和硕贝勒。继位后，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促进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进程。他派人丈量土地，将“各处余地”归公，发给民户耕种，不许旗主、贵族再立庄田。又把原来每13名壮丁编为一庄改为每8名壮丁编为一庄，“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并下令编审壮丁，解放部分奴婢为编民。这些措施，使满族贵族的特权受到一定制约，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他极力学习汉族文化，命儒臣翻译汉字书籍。 
天聪六年（1362年）正月，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旧制，改为自己“南面独坐”，突出汗位独尊地位。继而寻机削除异已，铲除了威胁汗位的三大贝勒势力，使汗权得到巩固。仿明制，设内三院，六部，“停王贝勒领部院事”，独主政务。又设都察院和理藩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集中了汗权，加强了专制统治。为了扩大兵源，创立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命人在老满文的基础上增加圈点，将老满文改造成新满文。为了联络蒙古和西藏，大力扶植和宣扬喇嘛教。 
他决意承袭父志，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统治。在即位后“邦家未固”时，一方面对明廷采取议和策略，同时又屡次入关，掳掠汉地大批人畜、财物。为解除后顾之忧，两次出兵朝鲜，统一蒙古和黑龙江流域。在巩固了内部统治，并基本上消除了来自朝鲜和内蒙的威胁后，于天聪十年（1636年）五月，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改女真为满洲。其后将主要兵力用于对明战争。崇德五年（1640年），指挥清军取得松锦大捷，歼灭明军五万余人。在降服松山、锦州后，清军占领了除宁远外的明朝关外全部城镇。崇德七年（1642年），再次遣军入关，连破远至山东的八十余城。
开科取士，招募人才
皇太极深知满族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因此，他十分重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作用，对他们采取招降收买政策。天聪三年，首次考试儒生，网罗了两百名汉族文人。此后又多次举行考试，分别优劣，量才录用。五年，大凌河战役后，对大批降将赐以庄田、奴仆、马匹，并委以官职。天聪七、八年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沉志祥等明朝将领纷纷自愿来投，皇太极对他们封王封侯，宠荣备至。随着蒙古的臣服，明朝将领的降顺，皇太极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
沈阳称帝，明将投降
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称帝，从此全力以赴地对明朝发动侵略。是年秋，他命阿济格统兵南侵，掠夺人畜十八万。崇德三年，又命多尔衮、岳托率军南侵。攻破城池五十多处，虏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为了从正面打开山海关，自五年三月起，发动了锦州战役。明廷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往援锦州祖大寿。皇太极指挥作战，后明军因塔山粮草被夺而决定分成两路突围。承畴等人突围未成，困守松山城，松山副将夏承德密约降清，以为内应。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城陷，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至此，明朝在关外仅剩宁远一孤城。 
猝然长逝，身后谥号
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清宁宫中猝然病死（“端坐无疾而终”，应是心肌梗塞或脑溢血之类的疾病），葬沈阳昭陵（通称沈阳北陵）。庙号太宗，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发展经济，国内改革 在经济上，由于努尔哈赤晚年在辽东实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奴隶制政策，汉人纷纷逃亡和暴动，生产凋敝，后金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皇太极执政伊始，便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把原先努尔哈赤所推行的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的政策改为每备御止给壮丁八人、牛二头、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用汉官管理，使大量汉族奴隶取得了”“民户”地位，成为后金政权下的个体农民。天聪五年，皇太极颁布《离主条例》，其中规定“凡奴隶主犯有私行拓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准其离主”。这一条例，限制了满洲贵族的某些特权，有利于奴仆争取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皇太极注意体恤民力，凡有妨农务的工程，一律不复兴筑，使百姓能“专勤南亩，以重本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屡败朝鲜，四面结盟
皇太极在国内大力实行改革时，并没有放弃努尔哈赤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政策。他认为要战胜明朝，首先要征服蒙古和朝鲜，这既可以解除后顾之懮，又可以利用他们的力量，共同对付明朝。天聪元年一月，皇太极不宣而战，命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率三万大军入侵朝鲜，迫使朝鲜签订《江都和约》。1636年，皇太极又以朝鲜“屡败盟誓”，“助明害我”为由，亲率十万大军入侵朝鲜，包围南汉山城。国王李被迫投降，称臣纳贡，允诺与明朝断绝往来，并将王子送沈阳为人质。对蒙古，皇太极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政策。首先争取与察哈尔林丹汗不和的科尔沁、喀喇沁等部的归附。天聪二年，达成共同征讨林丹汗的协议。经过几次征战，林丹汗势力大衰。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出痘病死。九年初，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率一万人渡黄河西进，至托里图，俘获了林丹汗子额哲及其部众一千余户，统一了漠南蒙古。为了笼络蒙古封建上层分子，皇太极用联姻、赏赐、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袭职例、崇奉喇嘛教、与西藏僧俗头领建立联系等手段，取得了蒙古诸部的支持和效忠。
统一漠南 为了弥补女真;满洲人数太少的根本弱点，为了清除北方、东北方向来的威胁，为了斩断明国右臂，皇太极加紧进行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抚工作。一方面屡派使者，招诱巴林等部归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极率军离沈阳，西征林丹汗，适值辽河水涨，人马浮水而过，两昼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贝勒纷纷遵奉率兵从征谕旨前来相会，到十二比来会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车里克、伊苏忒、扎鲁特、敖汉、奈曼、阿禄、巴林、科尔沁等部及北边蒙古诸部奥巴等数十位贝勒，均献酒献马，汗设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贝勒，嘉奖踊跃遵命之贝勒，训斥怠缓之人。皇太极谕：“朕以察哈尔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谕令尔等率本部兵来会。今尔等所领之兵，多寡不齐，迟速亦异，惟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奥巴率来军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马匹，散给部众，疾驰来会”，“足见立心诚意，忧乐相同，朕甚嘉之”。至于舅舅吴克善的行动，则使“朕心不甚欢乐”。扎鲁特部诸贝勒，“尚属实心效力”，敖汉、奈曼诸贝勒，亦“较优，然也未为尽善”。巴林诸贝勒似尚畏惧察哈尔，且“吝惜马匹，怠缓不前”，阿禄诸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并不思仗朕之力以复仇，而不多发兵马”，“仅以一旅之师勉强应命”，“应俟班师日议罪”。各贝勒皆叩首受命。这次训谕，对激励和鞭策蒙古踊跃从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极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举荡平察哈尔。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行军已达一千三百多里(从沈阳算起)。但是，连一个察哈尔人也未看到，原来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家的两名旧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间潜盗良马六匹，飞奔察哈尔，通知金兵大举来攻。“林丹汗闻之大惧，遍谕部众，弃本土而奔，遣入赴归化城(今年蒙呼和浩特)，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皇太极知悉此情，谕领兵诸贝勒大臣：“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交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军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向归化城前进。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科尔沁土谢图额驸奥巴及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兵一万，往掠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命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贝勒领兵二万，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汗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二十七日获悉，林丹汗闻金兵入境，惊慌失措，“尽携部民、牲畜、财物，渡黄河以遁，所遗止穷民耳”。这一天，大军行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
皇太极-高明政策 对汉民
皇太极他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决定：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民皆大悦，逃者皆止”。 对汉官
汉官原从属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员病故，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皇太极重用汉官，范文程是一个例子。“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参与军政大计。每逢议事，总问：“范章京知道吗？”遇有奏事不当之处，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量呢？”大家说：“范章京也这么说。”太宗就认可。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看着满桌佳肴美味，想起老父亲，停箸不食。太宗明白他的心思，立即派人把这桌酒席快马送到范文程家里。后来，范文程做到内秘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之始。
对汉儒
“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谁占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发挥其才能智慧，谁就能战胜对手。大明有人才却不能用，大顺没有鸿儒俊彦，牛金星不过是个举人，而决定大清能否在这场龙虎斗中取胜的关键也在于能否大量地占有人才。努尔哈赤对明朝生员屠杀过多，对所谓通明者“尽行处死”，其中“隐匿得免者”约有300人，都沦为八旗包衣下的奴仆。皇太极下令对这些为奴的生员进行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这是后金科举考《清太宗圣训》试的开端，结果得中者共200人。他们从原来为奴的身份，尽被“拔出”，获得自由，得到奖赏。后又举行汉人生员考试，取中228人，从中录取举人，加以重用。这项举措，反响强烈，“仁声远播”。
族名满洲，建号大清。皇太极做了两件大事，影响千古，史册永存。一件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天聪汗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另一件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的典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因为皇太极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另一个是崇德，所以清朝出现十二帝十三朝的现象。皇太极为什么改国号为“大清”呢？有一个传说：努尔哈赤早年逃难时骑着一匹大青马，慌急赶路，马被累死。努尔哈赤难过地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国号就叫大清！”当然这是一个传说故事，不必深究。皇太极改国号、称皇帝意在表明：自己不仅是满洲的大汗，而且是蒙古人、汉人以及所有人的大汗，是大清国臣民的皇帝。
“南面独坐”，完善体制。随着后金的发展，皇太极改革并完善政权机构。一是，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又挟制大贝勒代善，废除大汗同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皇太极“南面独坐”，强化君主极权；二是，巩固和完善八旗制度，逐步设立八旗汉军，以管理汉军及其眷属的军、政、民等事宜，并扩编八旗蒙古，加强对蒙古的统辖；三是，创设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以专门处理民族事务；四是，仿效明制，设立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形成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政府组织的体制和架构。
皇太极-强兵之路
努尔哈赤的儿子们争夺汗位十分激烈，过程也就不再冗述，到了最后是以四王皇太极凭借自己手中的兵权，再加上大贝勒代善的支持，最终于1626年夺得汗位告终的。
皇太极铜像皇太极上台以后，雄心勃勃，决意承袭父志，把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统治，作为后金的基本"国策"。但是这时的后金还处在"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动荡之中，皇太极本人面临着许多内部和外部的矛盾，要想进取中原，不把这些内忧、外患先解决掉是决定不行的，于是皇太极本人也就开始了他的"兴王强兵"之路。
本来，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命其子侄担任各旗旗主，在旗内，各置官属，各统兵民，旗主贝勒为了扩大利益，不断发生明争暗斗。努尔哈赤到了晚年，企图用八旗旗主联合共同主政，社会财富为其所有的办法一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这种反映氏族社会军事民主的合议制，把它移植到开始进入封建制的后金是根本行不通的。当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共理政务。当时实行的是"按月分值"制度，即"三大贝勒"加上皇太极四人每人值一个月的班，国中的一切事务，由当月的值班贝勒掌理，实际上就是四人轮流执政。所得人口、财产也由八旗平均分配，皇太极对这种"虽有一汗虚名"的地位，当然不能忍受，便努力集中权力，采用"汉法"，更改旧制，实行改革。不改革就无以兴国，他也把"改革开放"定为后金国策了，改革旧制，解放思想，吸取汉人的宝贵经验，这一点深得当今的改革开放总工程师"邓公"改革之深意也！
首先，当然得加强并巩固汗权，也就是"兴王权"。皇太极为了提高汗位，大力削弱诸王的权势，狠狠打击足以与自己争权的三大贝勒的势力。
第二，既然要改革、要开放，那就要彻底一点，所以整顿和改革国家机构也就成了皇太极的第二要务。皇太极即位后，努力学习汉族文化，对国家机构进行了很大改革，使后金政权迅速地封建化。
第三，皇太极的所谓"改革及开放"政策无非就是要巩固自己的汗位，既然要学习别人的东西，那么第三要务就是要团结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了。这是为对抗明朝做好准备。要团结汉族的知识分子的最佳途径就是开科取士了，这种措施不仅把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从被奴役的地位解放出来，而且在政治上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
第四，在加强王权的基础上，要强国，当然得扩大兵源了，所以皇太极的第四要务不是扩大兵源，以和兵力众多的明王朝作战，又为了平衡满族八旗旗主和贝勒们的军事势力，创立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的组成虽然与满洲八旗相同，但是汉军、蒙古八旗的固山额真都是由皇太极任命，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这点和满洲八旗旗主世袭制不同。
与此同时，皇太极为了加强八旗兵的战斗力，不断颁布军律和加紧制造火器。这样，皇太极不仅有了善于野战的八旗骑兵，而且又有了能够攻坚的炮兵，所以八旗兵的战斗力大大地增强。
以上就是皇太极的兴王强兵之路，正是有了这种准备，清兵才能够踏足中原的。
皇太极-继位之迷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毒疽发作而，死，皇太极继承汗位。关于皇太极是如何继位的问题，有不同的说法。
据朝鲜史籍《鲁庵文集》记载：“老汗（努尔哈赤）临死曰：洪佗始（皇太极）能成吾志。终无所命而死。”因而皇太极得汗位，是符合努尔哈赤临终之命的。
长期以来，一些明清史专家认为，皇太极汗位是从其幼弟多尔衮手中篡夺来的。清人蒋良骐的《东华录》顺治八年（1651）二月己亥诏内载，多尔衮声称“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位原系夺立”，暗示皇太极篡夺汗位。据说，努尔哈赤生前已立多尔衮为嗣子，而皇太极用阴谋狡诈的手段从其幼弟手中夺取了汗位，为去除篡位障碍，还逼迫多尔衮生母大妃纳喇氏死殉。此说受到一些人怀疑，因为努尔哈赤痛恨多尔衮生母不忠，去世前特命她死殉。当时多尔衮才十五岁，既无功业，亦无威望，故不可能立多尔衮为嗣。皇太极即位后，对多尔衮“特加爱重”，大力培养提拔，多尔衮对皇太极的恩育万分感念，尽心尽力辅佐皇太极，勋劳卓著，成为皇太极最得力的助手。总之，皇太极与多尔衮兄弟感情较好，无法想像皇太极对多尔衮干下篡位、杀母的勾当。 
有的则认为，皇太极的汗位是通过激烈争斗，力克竞争对手而得到的。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与诸贝勒争夺汗位的斗争白热化，最后皇太极击败对手自立为汗。其间，皇太极与代善的争斗尤为激烈，代善有勋绩，有声望，也有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是汗位的有力竞争者，皇太极抓住一切机会打击代善，如利用代善与大妃纳喇氏的暧昧关系，推波助澜，借助舆论，促使努尔哈赤罢黜大妃，代善威望遭受损害。努尔哈赤死后，又逼大妃死殉，削弱代善的势力，最后压服代善，夺取汗位。 
还有学者认为，皇太极汗位并非夺立，而是由诸贝勒推举产生。太祖努尔哈赤生前未立嗣子，而是确立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为汗者须请贝勒推举产生。当时诸贝勒中，数皇太极实力最强，努尔哈赤死去当天，代善长子劝代善说：“四大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表示同意。次日，在诸贝勒大臣聚于朝时，代善提议举皇太极为汗，请贝勒“皆喜曰善。议遂定，乃合词请上即位”。《鲁庵文集》所记更富戏剧性：代善表示，按努尔哈赤遗愿，当立皇太极为汗。皇太极推辞，主张代善当立，并“相让走避”。国不可一日无一君，大臣们一会儿去请代善，一会儿去拉皇太极，“号呼奔走于两间者再三，凡三日”，最后还是代善使人“群拥”皇太极即位。这里不见刀光剑影、不择手段的权力争斗，代之以和平友好的互相谦让。这与贯串清朝特别是其前期血腥的最高权力之争，形成强烈反差，令人难以置信。其中虽有言过其实之处，但按当时情况，民主推举皇太极为汗，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人们相当崇尚武功，而皇太极的武功远远超过才十几岁的多尔表，与代善比也不相上下；此外，在政治识见、军事才能和个人威望上，皇太极都高出请贝勒一筹，由于君主专制制度尚未发展完善，遇大事须协商办理，因而推举才能卓著的皇太极即位，是不足为怪的。
太宗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布木布泰（庄妃，顺治生母，16130328－16880127－75）－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后妃 满族早期实行一夫多妻多妾制，不同于汉族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大福晋和侧福晋都是妻，都有正式的名分，都称为福晋，侧福晋只比大福晋的地位略低；小福晋和格格、媵妾、婢妾等都是妾，都是没有名分的，庶福晋仅是对她们的尊称而已，地位远低于大福晋和侧福晋。大福晋和侧福晋这些妻所生子女都属嫡出，地位高；小福晋和格格、媵妾、婢妾等妾所生子女属庶出，地位较低，远低于大福晋和侧福晋的子女。
孝庄文皇后（1613-1687），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科尔沁贝勒、后赠忠亲王宰桑-布和之女，台吉、后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妹。孝端文皇后之侄女。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生。天命十年二月来归，为侧福晋。天聪时，称西宫福晋。崇德元年七月册封次西宫-永福宫 庄妃，也称西永福宫福晋，为西侧福晋。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其子福临即位。顺治元年九月，迎至燕京。尊为（圣母）皇太后。顺治八年二月，世祖亲政，上徽号曰昭圣慈寿皇太后，简称昭圣皇太后；屡上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皇太后。顺治十八年世祖崩，皇三子玄烨即位为康熙帝，尊为太皇太后，称昭圣太皇太后；屡上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崩，年七十五。葬孝陵之南，曰昭西陵。谥曰孝庄文皇后；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子一，皇九子福临，即顺治帝。女三，皇四女雅图，即固伦雍穆长公主，嫁弼尔塔哈尔；皇五女阿图，即固伦淑慧长公主，先嫁索尔哈，复嫁色布腾；皇七女，即固伦端献长公主，嫁喇玛思。 侧妃（侧福晋） * 侧妃只比大妃及皇后的地位略低，也是妻，有正式的名分，也被称为福晋。侧妃所生子女也属嫡出，地位较高。 
*有2位侧妃，侧妃叶赫那拉氏和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被皇太极改嫁给他人。故而她俩所生子女的地位低于其他侧妃，但是高于庶妃。 侧妃，叶赫那拉氏。叶赫贝勒阿纳布之女。初嫁正黄旗包衣喀尔喀马，喀尔喀马贝勒为乌拉那拉氏，与布占泰同宗（满文老档载，为布占泰之弟），后逃至叶赫部，为金台石贝勒所抚养，生二子，第二子乌努春。天命四年，征叶赫部，喀尔喀马贝勒被皇太极处死，叶赫那拉氏氏归皇太极；天聪二年十二月，生皇五子硕塞。其后，被赐予曾任内大臣的占.土谢图为妻，日期不详。占.土谢图行围时被虎伤身亡。再嫁达尔琥，达尔琥为哈达部孟格布。 
懿靖大贵妃（？-1674），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名娜木钟，又一名为德勒格德勒。阿霸垓后封郡王额齐克诺颜之女。初嫁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为多罗大福晋（第一大妃），称囊囊大福晋，统管阿纥土门万户斡耳朵，史称囊囊太后。天聪七年（1634）夏，林丹汗卒；天聪八年（1635），她生下林丹汗次子阿布鼐（亦作阿布奈）。天聪九年三月，归顺满清，改嫁皇太极，为侧福晋。崇德元年七月册封西宫-麟趾宫 贵妃，也称西麟趾宫福晋，为西大福晋。顺治元年九月，迎至燕京。顺治九年十月尊皇考懿靖大贵妃。康熙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薨。葬昭陵贵妃园寝。又为皇太极生一子一女，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皇十一女，即固伦端顺长公主，嫁噶尔玛索诺木。还抚养一蒙古女，名淑济（疑为蒙古林丹汗之女），嫁济旺之子德参济王子噶尔玛德参（噶尔玛）。 
康惠淑妃（？-1669），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名巴特玛·璪。阿霸垓塔布囊博第塞楚祜尔之女。初嫁察哈尔林丹汗，为第四大妃，称芭德玛瑙伯奇福晋，统管窦土门万户斡耳朵，故又称窦土门福晋。天聪七年（1634）夏，林丹汗卒；天聪八年八月率先归顺满清，改嫁皇太极，为侧福晋。崇德元年七册封次东宫-衍庆宫 淑妃，也称东衍庆宫福晋，为东侧福晋。顺治元年九月，迎至燕京。顺治九年十月尊皇考康惠淑妃。康熙六年卒。葬昭陵贵妃园寝。抚养一蒙古女（疑为蒙古林丹汗之女），嫁多尔衮。 庶妃（庶福晋） * 庶妃，包括小福晋、格格、媵妾、婢妾等，都是没有名分的妾，庶福晋仅是对她们的尊称而已。其中生育子女者才能成为小福晋，所生子女属庶出。 
子女 皇子（11人，成年8人） 皇长子，爱新觉罗·豪格(1609-1647）。生母为继妃乌拉那拉氏。万历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子时生。顺治五年三月卒。肃武亲王。 皇次子，爱新觉罗·洛格（1611-1621），幼殇。 生母为继妃乌拉那拉氏。万历三十九年生；四十九年殇。 皇三子，爱新觉罗·洛博会（1611-1617），幼殇。生母为元妃钮祜禄氏。万历三十九年生；四十五年殇。 皇四子，爱新觉罗·叶布舒（1627-1690）。生母为庶妃颜扎氏。天聪元年十月十八日子时生。康熙二十九年卒。辅国公。 皇五子，爱新觉罗·硕塞（16291654）。生母为侧妃叶赫那拉氏。天聪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亥时（1629.01.29）生。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卒。承泽裕亲王。 
皇十一子，爱新觉罗·博穆博果尔（1641-1655）。生母为懿靖大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崇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申时（1641.01.20）生。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三卒。襄昭亲王。 皇女（亲生女14人；养女1人） 皇长女(1621—1654)，封固伦公主。生母为继妃乌拉那拉氏。天命六年三月十二日生。天聪七年(1633)嫁蒙古敖汉部博尔济吉特氏台吉班第，称敖汉公主。封固伦公主。顺治十一年(1654)卒。班第于崇德元年(1636)封敖汉郡王；顺治十三年(1656)卒。 皇次女(1625—1663)，名马喀塔，封固伦温庄公主。生母为孝端文皇后。天命十年生。初封固伦公主。天聪九年(1635)许配给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博尔济吉特氏额尔孔果洛额哲；清崇德元年(1636)出嫁。是年，额哲封察哈尔亲王；六年(1641)额哲卒。顺治二年(1645)复嫁额哲之弟阿布鼐。顺治十四年(1657)尊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封固伦永宁长公主；后改封固伦温庄长公主。阿布鼐在顺治五年袭其兄额哲遗爵封察哈尔亲王；后因“负恩失礼”被削爵并处死。公主于康熙二年(1663)卒。 
皇三女(1628—1686)，封固伦靖端长公主。生母为孝端文皇后。天聪二年七月初三日生。初封固伦公主。崇德三年(1638)十二月许配给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奇塔特，即其生母孝端文皇后之侄；四年出嫁。奇塔特于崇德八年(1643）赐封固伦额驸；顺治六年(1649)封科尔沁郡王；八年闰二月卒。十三年(1656)公主回到京师。十四年尊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十二月封固伦延庆长公主；后改封固伦端靖长公主；康熙二十五年(1686)五月卒。 
皇五女(1632一1700)，名阿图，封固伦淑慧公主。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天聪六年二月十二日生。初封固伦公主。祟德六年(1641)正月许配给蒙古喀尔喀部额驹恩格德里之子博尔济吉特氏索尔哈；八年出嫁。索尔哈在崇德元年(1636)袭其兄额尔克代青之三等甲喇章京，即三等轻车都尉世职；顺治初年卒。顺治五年(1648)复嫁蒙古巴林部辅国公博尔济吉持氏色布腾，称巴林公主。色布腾为元太祖21世孙，顺治五年封辅国公；七年晋巴林郡王；康熙七年(1668)二月卒。公主于顺治十四年(1657)尊固伦长公主；十六年二月封固伦和顺长公主，后改封固伦淑慧长公主。阿图为其母孝庄文皇后所钟爱。色布腾卒后，康熙十二年(1673)太皇太后病，康熙帝派人将公主接到京师，以后又多次到京师。三十一年(1692)沼设护卫长史视贝勒例。三十九年(1700）正月初十日卒于京师。 
皇十女(1635—1561)，封县君品级，称固山格格。生母为庶妃那拉氏。天聪九年生。封县君，即固山格格。顺治八年(1651)八月嫁一等公瓜尔佳氏辉塞。婚后不到三个月，辉塞卒，公主未再嫁。十八年(1661)公主卒。 皇十一女(1636—1650)，封固伦公主，谥固伦端顺公主。生母为懿靖大贵妃。崇德元年三月二十五日生。嫁博尔济吉特氏噶尔玛索诺木。 初封固伦公主。顺治四年(1647)嫁蒙古阿霸垓部博尔济吉特氏噶尔玛索诺木。七年卒；十三年(1656)六月赐谥固伦端顺长公主。噶尔玛索诺木与公主婚后授与一等精奇尼哈番(子)。公主去世后，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之女复嫁给他，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康熙三年(1664)卒。 
皇太极-鹿角椅与一人猎杀五虎
皇太极御用鹿角椅在沈阳故宫博物院馆藏清初历史文物中，有一件稀世珍品——鹿角椅。此椅的成造时间，距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了，为有清以来第二个开国皇帝，清太宗文皇帝，即皇太极的御用之物。 那么，清初帝王的座椅为何要做成这样的款式？我们可以从这个马上得天下的皇族的狩猎习俗说起。
鹿角椅兼备防护作用
鹿角椅，顾名思义，就是用鹿角制成的座椅。鹿角，在中国古代军营中曾作为一种防御设备。因此，皇太极乘坐的鹿角椅，既是一件做工精美的工艺品，又兼备防护作用的实用价值。
鹿角椅的外形有些像“太师椅”，是以鹿角的自然形态，巧妙地将鹿角反扣在方形底座上。而鹿角外展的四个支叉作为椅子的支柱，自然形成座椅的靠背和两扶手。另在后靠正面和两侧各增加一个木靠背和两根支柱，以支撑和加固椅圈；鹿角分出的每个尖状的角枝，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刀剑，围护在座椅的周围。
皇太极鹿角椅的靠背正中，精心雕刻着乾隆皇帝御制诗一首，是乾隆十九年(1754)第二次东巡盛京，拜谒祖宗山陵之后，瞻仰了太宗的乘椅后，不禁诗兴大发，遂赋诗抒怀，其诗曰：“弯弧曾逐鹿，制器以乘龙；七宝何须羡，八叉良足供；库藏常质古，山养胜新茸；那敢端然坐，千秋示俭恭。 ”落款为“乾隆甲戌秋九月御笔”下方为乾隆连珠方印一枚。字为阴刻，工整秀丽，颇似乾隆皇帝的书体风格。所刻诗句均有贴金，显得辉煌夺目古朴明朗。
满族的狩猎习俗
居住在山区、河畔的满族，多以渔猎、采集为生。满族称狩猎为打围，打围分大围和小围。春、夏、秋三季打小围，猎人单独外出打猎，多猎些黄羊、山兔、山鸡等小兽。冬至之后行大围，采取集体出猎的形式。由族长率领，带上狗、海东青(猎鹰)、弓箭、扎枪、刀叉等猎具，出猎者按人数编成若干队，每队选一有经验的猎手为猎长，负责指挥。发现兽群后，猎人们按照猎长的命令，将兽群围住并高声呼喊、敲打树木，惊吓野兽，并逐渐缩小包围圈，将猎物赶到空旷易射的地带，这叫“赶杖”。待猎物们进入有效射程后，猎长一声令下，猎手们万箭齐发，通常都会射杀大量野兽。每年打大围都在冬至节后，一般20天左右出山，时间长的可达两个月。每天打一围和二三围不等，每隔三至五天要迁一回营地。所获猎物由族长平均分配，一户户堆放好，上插各户之箭，人们认箭领物。对老人多、人口多的人家额外多分些。
八旗制度建立后，围猎按旗进行，并且各旗都有固定的围猎山地，打围通常在本旗的猎山进行。《柳边纪略》载宁古塔地区满族行围：“十月，人皆臂鹰走狗，逐捕禽兽，名曰‘打围’。按定旗分，不拘平原山谷，围占一处，名曰‘围场’。无论人数多寡，必分两翼，由远而近，渐近相逼，名曰‘合围’。或日一合再合。所得禽兽，必饷亲友。 ”
弓为清代满族人军事及狩猎的必备之物努尔哈赤父子都是神箭手
努尔哈赤是一个神箭手。万历十四年(1586)四月，他亲迎哈达万汗孙女阿敏为妃，在洞那个地方与东果部第一号射手纽妄肩较射，目标是百余步外的一棵柳树，纽妄肩“下马挽弓射五矢，止中三矢，上下不一”，努尔哈赤连发五矢皆中，而且“五矢攒于一处，相去不过五寸”。努尔哈赤对箭法很有研究，曾教导众人要使用“小而软”的弓，体力强壮者便能射中目标。
皇太极因从小就经常练习，箭法也很高明，有一次征伐蒙古察哈尔，在行幄中筵宴诸蒙古贝勒，他抬头看见天空有一飞禽，执弓一箭而下，众蒙古贝勒都赞叹不已。
皇太极继位之后，经常在皇宫内外举行步射和骑射比赛：天聪九年(1635)五月，皇太极在大政殿接见出征黑龙江虎尔哈部落诸臣和归降的头人。由于军事行动顺利，投附者达两千人，皇太极十分高兴，命归降军士较射；崇德元年(1636)上尊号礼成，皇太极命人在盛京城南的祭坛前“树鹄”，命善射者射之，“射毕，列仪仗作乐还宫”；崇德二年(1637)八月，关雎宫宸妃诞育皇嗣，诸事顺遂，皇太极亲率两黄旗护军在演武场上骑马“较射，赐大宴”，又命“六旗诸王、贝勒、贝子等各率本旗护军较射”；崇德二年(1637)八月癸丑，皇太极率“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于辰刻出怀远门至演武场较射”。
皇太极盔甲
围猎活动实是练兵
随着后金疆域的扩大，八旗贵族的财富迅速增加，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风气有所滋生。皇太极曾教训贝勒阿巴泰：你总是说手疼，似觉不耐劳苦。岂不知人身血脉，劳则无滞，你等惟图家居安乐，身不涉郊原，手不习弓矢，忽然行动，如何不痛苦？若是能努力奋勉，每日坚持骑射，何痛之有？
崇德元年(1636)七月，皇太极在贵族们集会时慨叹：今子弟遇行兵出猎，或说妻子有病，或说家中有事，多是托词。不思勇往奋发，而惟耽恋室家，偷安习玩，国势能无衰乎？
围猎活动的另一个目的，是猎取生活资料。天聪六年(1632)五月，后金军队在从盛京到归化城、远征察哈尔的途中，在宣府塞外时已经绝粮断炊，于是皇太极决定行围。“(五月)丙辰，左右两翼兵于启行时，分道而猎，及合围，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时军中粮尽，因脯而食之。 ” 
皇太极曾一人猎杀五虎
皇太极在行围活动中，屡屡身先士卒，英勇无比。天聪二年(1628)二月，皇太极率领诸贝勒、群臣在盛京东北400里外的三洼地方行猎，皇太极射杀了五只老虎。天聪四年(1630)十一月，皇太极在札木谷行猎，其时节候严寒，随猎之人，都苦寒瑟缩，垂帽护面及耳。皇太极戴一顶窄帽，手不入袖，控纵驰射，竟然像是不知道寒冷。汉人蒙古各官，都不禁从心底发出赞叹。天聪六年五月，皇太极在率大军出征察哈尔途中，在宣府塞外行猎，连发二矢，每矢贯穿二羊，共计射羊五十八(头)。天聪九年(1635)十一月，皇太极率诸贝勒及3000名甲士到长岭等地行猎20天，射猎野兽加之四虎，共达一百二十八(头)。他这种不畏严寒的精神和精湛的骑射技能，在满蒙汉八旗将士中起到了振奋精神、激励士气的作用。 
侍卫敢和皇太极争猎物
大规模狩猎之时，彼此争夺猎物的事情时有发生，旗主贝勒与属下官兵之间也不例外。天聪四年(1630)十一月行围时，大贝勒莽古尔泰夺取了属下的两头野兽，其仆人托特仗势强占了他人射杀的一头野猪，其幼子在他人射猎的鹿身上补射一箭，据为己有。皇太极十分愤怒，在他的严令下，莽古尔泰才不得不将猎物退还。 
有了皇太极的支持，八旗军普通马甲中的勇敢者也敢于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贝勒抗争。天聪十年(1636)正月二十日，贝勒阿巴泰率兵步猎，镶黄旗翁阿岱牛录下勇士额木图射伤一头老虎，老虎逃奔时被阿巴泰所杀，额木图认为老虎应归自己，负责审验的“质验官”却逢迎贝勒，将死虎断给阿巴泰。额木图不服，一直告到兵部，兵部官员将老虎判给了额木图，并将阿巴泰和其他有关联的七名八旗官员治罪。 
正因为皇太极“各取所得”的原则，有的侍卫竟斗胆和皇太极争起猎物来。崇德四年(1639)十月八日，皇太极率诸福晋至东哈达路围猎，侍卫巴哈射伤的鹿负箭逃走，巴哈却一口咬定皇太极所猎之鹿为自己所射。在皇太极拿出证据后仍相争不已。皇太极不禁大怒，亲自率领大家到射鹿现场验视，大家一致认为巴哈为无理取闹。诸王、贝勒将巴哈囚于城门，奏请诛杀。皇太极却令免死释罪。 
在皇太极执政的17年中，八旗军每年都要行围狩猎。这首先提高了八旗军的军事素质和实战能力。八旗兵个个骁勇，但两军对垒要求队伍整齐，进退有序，因此在行围中，皇太极要求纪律严明，服从指挥。同时对队伍的作战能力，起到了锻炼的作用。行围时左、右两翼迂回包抄的大规模骑兵运动，成为清军实战的主要战术。其次，皇太极的行围，对清入关后历届帝王有示范的作用。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曾多次在京东的热河、遵化一带行围；福临在位时，曾于顺治四年(1647)、顺治八年(1651)、顺治十年(1653)多次在张家口、古北口塞外、遵化、北京南苑行围；玄烨曾于康熙四年至康熙十五年(1665-1676)到南苑行围23次。康熙十六年(1677)，玄烨出巡内蒙古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开始筹建木兰围场。康熙二十年(1681)正式设立木兰围场。康、乾、嘉三帝，在康熙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681-1820)间的140年，共赴木兰围场行围达105次。嘉庆帝在《木兰记》碑文中写道:“夫逸习劳难，承平日久，渐恐陵替，守成之主，不可忘开创之艰，承家之子，岂可失祖考之志，木兰秋狝，为亿万斯年世世子孙所当遵守勿忽之常经！ ”可谓道出了皇帝行围习武的真实目的
北陵，本名“昭陵”，位子沈阳城北约十华里，故称“北陵”。这里埋葬着清朝第二代开国君主、太宗皇太极以及孝端文皇后。陵区古松参天，湖水荡漾，金瓦红墙，斑斓耀目。充分显示出这座封建皇家陵园雄伟的气势。“风水宝地”特有的庄严，肃榜和神秘，徜徉其间，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激起思古之幽情。 昭陵始建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至顺治八年(1651年)初步完工。康熙、乾隆及嘉庆各朝又对之做了若干增建和改建。可以说．它是一座积累式建筑群。它既保持有清初关外某些建筑特色，更多的则是按照中原王朝陵寝制度所改建的。所以它与明清皇陵许多相似之处。
昭陵陵区范围，三十年代沈阳市政公所公布的实测结果：南北5．1华里，东西为2．6华里，总面积为12．4平方里。
陵区四周设有红、白、青三种颜色界桩，其前面还备有挡众木(又叫“拒马木”)四百四十二架。陵区南北狭长，东西偏窄。陵区最南端是下马碑，其北为华表和石狮。石狮之北建有神桥及涤品井一眼。神桥往北为石牌坊。石牌坊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小跨院。东跨院是更衣亭和静房。更衣亭是皇帝祭祀时更换衣冠及小憩之处。静房是御用厕所。西跨院是省牲亭和馔造房。省牲亭是祭祀时宰杀牲畜及家禽的场所，馔造房是制做祭品之处。石牌坊之北是陵寝正门----大红门，此门周围是环绕陵区的朱红围墙。大红门内有一条南北笔直的“神道”，神道两侧由南往北依次立有擎天柱一对，石狮子一对，石獬豸一对，石麒麟—对，石马一对，石骆驼一对，石象一对。这些石兽统祢“石象生”。再北，在神道正中有神功圣德碑亭一座。碑亭两侧有“朝房”。碑亭之北足方城，方城正门曰“隆恩门”，城门上有楼，方城正中是隆恩殿，两侧有配殿和配楼。隆恩殿后有二柱门和石祭台，再后是券门，券门顶端为大明楼，步入券门是月牙城，月牙城正面有琉璃影壁，两侧有“磴道”。月牙城之后是宝城、宝顶，宝顶之内为陵寝的“心脏”——地宫。宝城之后是人工堆积起来的陵山——“隆业山”。
另在陵寝西侧，与宝顶遥遥相对还有一组建筑叫“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园寝”，是安葬太宗众妃的茔地。昭陵建筑布局严格遵循“中轴线”及“前朝后寝”等陵寝规制。陵寝主体建筑全部建在南北中轴线上，其它附属建筑则均衡地安排在它的两侧。这样的设计思想主要是体现皇权至高无上，同时，达到使建筑群稳重、平衡及统一等美学效应。“前朝后寝”是出于“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需要，帝王生前使用的宫殿是按“前朝后寝”建造的。按照古人的传统观念．皇帝死后也要和生前一样如期“临朝”，仍然有饮食起居的“寝宫”。
昭陵的管理有文武两大衙门。一个叫总管衙门，一个叫关防衙门，管衙门主要负责陵区的防卫，关防衙门负责祭祀和陵寝建筑的一般修缮。清朝逊国之后，昭陵虽然仍由三陵守护大臣负责管理，但由于连年战乱，国库入不敷出，对昭陵无力做大的修缮，以至陵园建筑残破凋零。当时有位文人写过这样一首《游北陵》诗：“涉足昭陵户与庭，辉煌眩目未曾经。莓苔满径无人管，杨柳山中犹自清”。写出了当时昭陵的真实面貌。从三十年代起奉天省当局将昭陵开辟为北陵公园，并设置监督员和管理员进行实际管理。昭陵自古就是沈阳重要景区，清代“陪京(沈阳)八景”里有“北陵(昭陵)红叶”。金梁在《奉天古迹考》中说：“北陵多枫柳，西风黄叶红满秋林，故名北陵红叶。”
沈阳解放后，昭陵和其它许多历史文物古迹一样受到国家的重视和保护，并被列入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陆续拨出专款，对之进行全面修缮。现在，这座曾经残破不堪的古陵已重现其昔日的辉煌。同时，园林管理部门为了充分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拓造人工湖，增建亭台阁榭、种植各种花草树林，设置各种游艺及体育、文化娱乐等场所，这些举措给这座古老的陵园注入了现代生活气息，使它成为国内外著名的风景区和游览胜地，每年接纳来自海内外的游人近百万，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了解沈阳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