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养鹿当宠物的:图说中国历代君主帝王234——西夏夏景宗（李）元昊

开运：1034年七月

广运：1034年八月－1036年

大庆：1036年十二月－1038年九月

天授礼法延祚：1038年十月－1048年

广熙：？

广民：？

西夏開國君主。李繼遷孫，又名曩霄，因先世宋賜趙姓，故又稱為趙元昊。雄毅大略，不甘臣服於宋，遂稱帝，建國號夏。宋伐之于三川口、好水川等戰役給予宋朝沉重的打擊。宋不能克，乃封為夏國主。曾訂定官制﹑軍制﹑法律及創制西夏文字。夏景宗凶殘暴虐，多疑忌，貪婪好色，1048年，酒醉回宮，被其子靈令哥刺殺，驚覺躲閃，被削去鼻子，驚氣交加。不久，鼻創發作，不治而亡。諡武烈皇帝，廟號景宗。

李继迁

宋景德元年（1004年）五月初五，一个婴儿在灵洲（今宁夏灵武）呱呱坠地，他刚出生就啼声英弃，双目炯炯。

他就是后来正式建立西夏王朝的第一代皇帝李元昊。

少年时代的元昊，平素喜穿白色长袖衣，头戴黑冠，身佩弓矢，出行常常带百余骑兵，自乘骏马，前有两名旗手开道，后有侍卫步卒张青色三盖相随，左右簇拥，煞是耀武扬威。他幼读诗书，对兵书更是手不释卷，专心研读，优倾心于治国安邦的律法著作，一向善于思索、谋划、对事物往往有独到的见解。

宋朝边将曹玮，早想一睹元昊的风采，但总不能见到，后派人暗中偷画了元昊的图影，曹玮见其状貌不由惊叹：“真英勇也！” 元昊成人后，对于先辈称臣于宋，特别是依赖宋朝的恩赐而改变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十分不满。

父亲李德明对他说：“吾久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年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反驳父亲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李元昊崭露头角是1028年进攻甘洲（今甘肃张掖）回鹘政权的战争，这年元昊二十四岁。

西夏李元昊行宫用瓷

以甘州为中心的回鹘政权和占据西凉的吐蕃都是宋朝得以联络而挟制党项的盟友，元昊之父李德明为了使西夏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首先采取攻占河西走廊的战略，并由其子元昊担当西攻的重任。元昊接受了西攻回鹘的重任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使回鹘可汗来不及调集兵力，甘州城即被攻破。

此后，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相继降夏。元昊由于这一显赫战功而被李德明册封太子。接着元昊又按其父意图，在率军回师途中，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乘势突破西凉 ，一举成功。突袭甘、凉的成功，不仅使党项的势力扩展到河西走廊，也使年轻的李元昊赢德了荣誉。

 北宋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李德明病势后，李元昊在兴州（今宁夏银川）以太子的合法身份和自己的军事才干以及显赫的战功，取得了党项政权的最高统治权。此时，西夏所控制的领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方二万余里”，事实上已形成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局面。 元昊继位后，为了强化民族意识，增强党项族内部的团结，争取贵族上层和广大党项部落人民的支持，首先抛弃了唐、宋王朝赐封给其祖的李姓、赵姓，改姓嵬名，称“吾祖”。“吾祖”为党项语，意为“青天子”。元昊自以为祖宗为鲜卑拓拔，为了怀念祖先，保持旧俗，他率先自秃其发，剃光头，并穿耳戴重环饰，以示区别。同时强令党项部族人一律“秃发”，且限期三日，有不服从者，任何人都可以处死他。

一时间，党项民众争相秃发。 1034年，李元昊改年号为广运，后知此为晋朝年号，遂又改为大庆。同年五月，又升首都兴州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在城内大兴土木，扩建宫城，广营殿宇。兴庆府的布局，仿照唐都长安、宋都东京。李元昊还依照中原王朝的礼仪，设立文武百官，在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机构为：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司、磨勘司、文思院、蕃字院、汉字院等。地方分别设州、县。对文武百官的服饰和官民服饰分别做了严格的规定。这些措施，进一步推进党项社会内部日益增长的封建关系，同时也适应广大新占领汉族地区的封建同志的需要。 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元昊深知他占有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广大地区后，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及严格的兵制，对内统治和对外防御都将失去保证。为此，在原有军事组织的基础上，随着党项国家的形成和疆域的扩大，元昊进而将十二个部落武装改变为十二个军事行政区，分别在各驻地置十二监军司，诸军兵总计五十万。

每一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贵戚豪右充任；下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伺禁官等数十员，党项人，汉人都可以充任。除步兵外，常备军性质的还有骑兵、炮兵、“擒生军”、侍卫军等。炮兵使用一种类似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的旋风炮发射石块的兵器。“擒生军”是 担任后勤或警卫部队的总称，由十万人组成。又有二万五千精兵驻扎在首都近畿担任卫戍，给他们配备服役的副兵达七万人。

还有从出身豪族而擅长弓马技术的士兵中挑选出来的五千侍卫亲军，由元昊亲自掌握。近畿卫戍或宫廷值宿一般都佩戴由国家保卫部门颁发的“防守侍命”或“内宿侍命”西夏文铜牌作为标志。 元昊大庆三年（1038年）十月十一日这一天，在兴庆府的南郊，祭坛高筑。元昊在亲信大臣野利仁荣、扬守素等人的拥戴下，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是年元昊三十四岁。

 西夏皇帝李元昊建造巨大的高台寺时，曾聘请回鹘僧人将一些佛经译成西夏文，藏于寺内

李元昊建国称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物质基础，而西夏社会经济之所以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在短时间里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有是和李元昊致力于加强同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吸收中原先进的经济体制，改变西夏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分不开的。夏国的中心地带，处于黄河上游两岸富庶的银川平原。“天下黄河富宁夏”是历史上对这个地区的荣称。元昊建国后，在疏通原有的渠道的基础上，又修筑了由青铜峡至今平罗县境长达200余里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昊王渠”或“李王渠”，沟渠遗迹，至今仍存。

“昊王渠”等的修筑，使首都兴庆府周围成为夏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元昊还在国家机构中设置“农田司”以管理农业。党项族历来以畜牧业为其经济基础，在元昊攻占了自古既有“畜牧甲天下”的河西走廊甘、凉地区后，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基础更为雄厚。著名的“党项马”及其他牲畜和畜产品是党项族与汉族地区进行贸易交换的主要商品。频繁的战争，大量消耗和损失牲畜，没有畜牧业的发展也难以维持。正因为畜牧业在党项族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李元昊十分重视，为了使本民族的传统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建国后设立了专官全国畜牧业的群牧司。 元昊不仅是一个十分有头脑的政治家，还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

作战时，多针对客观情况指定战术，，为了争取作战的胜利，元昊不惜采用种种手段，调动各种力量，用谋略取胜。每战或诱降，或诈降，或行间，或偷袭，或设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年）正月，元昊派牙校贺真等率部向宋金明寨部都监李士彬诈降，又令将士与士彬相遇时不战而退，称士彬为“铁壁相公”，说“我等闻铁壁相公名，莫不坠胆”，以次使李士彬越加骄傲，松懈防务。然后李元昊用突袭战术围攻金明寨，原来诈降的党项士卒为之内应，一夜之间就攻破寨城，俘虏李士彬。

接着元昊进围延州（今陕西延安）宋朝驻延州的长官范雍十分惊慌，立即牒令驻守庆州（今甘肃庆阳）的刘平和石元孙率军赴援。刘、石二人带领人马赶到延川、宜川、洛水三河的汇合处三川口时，已经人困马乏。西夏兵按照元昊的部署，在此设伏以待，从山地四出合击，将宋军万余人消灭殆尽，刘平和石元孙被俘。三川口之战是西夏建国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充分显示了元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西夏军事力量的强大。 宋军三川口失利后，元昊针对宋军的进剿计划，指挥夏军诱敌深入，又一次重创宋军，这就是有名的好水川战役。

好水川，在今宁夏隆德县城北十五里，两边山谷环抱，只有一径可通，正是兵家设伏之处。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年）二月，元昊又一次向宋发动进攻。元昊了解宋军将领任福求胜心切，设下引蛇出洞之计。先派小股部队入寇，遇任福大军后既佯装败北，仓皇撤退。任福不知是计，即抛掉淄重，率数千轻骑追击，沿途夏军遗弃了不少马匹、骆驼，宋军见状更是群追不舍。进入好水川口后，宋军发现路上摆着不少封闭的泥盒子，用手一拍，里面有跃动之声。任福命令士卒将盒砸开，装在里面的鸽子受惊腾起，直飞谷顶，这正是宋军进入埋伏的信号。夏军得到信号，十万人马一起从山头出击，将宋军压在谷地。李元昊在山头以二丈多长的鲍老旗作为指挥的标志。宋军向西旗指向西，宋军向东旗指向东，任宋军左冲右突，终不得脱险，此战宋军死伤惨重，损失将校十余员，任福亦身亡。

 元昊建国后形成的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使当时的局势复杂化，出现了三国角逐的形势。元昊时期的对外政策，即不同于继迁时期的一贯联辽抗宋，又不同于得明时期的与宋、辽和平相处，而是根据实际利益，随机应变。抗衡宋、辽、视二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这是十分灵活的外交政策。元昊继位后，同辽联姻，受辽封号。

一旦两国因党项叛附问题发生纠纷，并引起战争，元昊在给辽以重创之后又立即以胜求和，恢复两国友好。对待宋朝，结盟于辽，有恃无恐，悍然发动攻掠战争。当元昊看到辽以出卖夏国利益从中渔利，便立即决定同宋媾和，在一向坚持的名分问题上向宋做出了让步。这一步不仅使元昊摆脱了早想结束的由长期战争造成的困境，而且避免了辽为从宋得到经济实惠，有可能牺牲夏国，夏国将遭到两面受敌的危险；对宋妥协，两国议和，还可以从宋得到经济实惠，可谓一举三得。 元昊在建国的过程中，很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收罗。

西夏建国初，因忙于战争，教育事业并不发达，所以元昊特别注重吸收汉族的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的“智囊团”有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扬廊、徐敏宗、张文显，除了嵬名守全是党项人，其余皆汉人。重用张元、吴昊，更说明了元昊对汉族人才的重视。张、吴二人为宋华州（今陕西华县）人，他们“累举进士不第”，而又自以为有王佐之才，不甘寂寞，便写诗明志：“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明白表示宋朝庭弃人才而不用，他们将为异国效力

。宋朝的边师未能重视，于是他们进入西夏。为了引起西夏王国统治者的注意，他们到酒店里狂喝豪饮，又在墙壁上书写“张元、吴昊饮此”。张、吴二人的所作所为被西夏巡逻兵发现，遂将二人带入宫中。当元昊问他们为什么不避讳自己的名讳时，他们毅然答到：“姓都不管了，谁还理会名呢？”明目张胆地对元昊接受赵宋赐姓进行讽刺。

元昊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认为他们有胆识，有奇才。立即予以重用。并在数月之内派人潜入宋境将二人的家眷接来，使之团聚，从而安心为西夏服务。张元曾当过西夏的中书令，和元昊一起指挥了好水川战役。张吴二人帮助元昊成就了一番事业，充分显示了汉族知识分子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军事的作用，也说明宋朝不重视知识分子人才的失策。

 元昊对夏国文化建设的最大贡献就是主持创制了西夏文字。元昊规定西夏国内所有艺文诰牒，一律都用新制夏字书写。由于元昊的大力提倡和推行，西夏字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广泛使用并迅速流行，这不仅对于元昊加强统一，巩固统治起了巨大作用，也是元昊加强民族意识建设的又一突出贡献。

元昊继位后，对党项民族实行受唐宋影响的礼乐制度十分不满。他按照“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标准，认为唐宋以来的中原礼乐过于繁缛，不适合于党项民族的习惯，于是“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简化了礼乐制度。 但是，元昊和历史上的许许多多的统治者一样，也有自身固有的和难以克服的缺憾和不足。他认为，皇权已经很稳固，陶醉于自己的赫赫战功，后期不理朝政，经常在贺兰山离宫和诸妃嬉戏、纵情声色。他给儿子宁令哥取妻没（移）氏，见其貌美，就夺为己有，并立为“新皇后”。宁令哥难以忍受夺爱之恨，加上野心家没藏讹庞挑唆，于是持戈进宫刺伤元昊。元昊被削去了鼻子，受了惊吓，又急脑不过，鼻创发作，于夏天受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正月初二死去。夏国的开国皇帝党项族的一代英主，就这样中道而殂了。

三川口之戰

北宋宝元二年（1040年）三月，西夏景宗元昊进攻宋朝。元昊一面率军佯攻北宋的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南部），一面送信给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雍，表示愿意与宋和谈，制造假象，以麻痹范雍。范雍却信以为真，立即上书朝廷，对延州防御也松懈了。

同年七月，元昊派大军包围了延州。宋朝大将刘平、石元孫奉命增援。当他们到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时，遭到西夏军队偷袭，遇到西夏军队重重包围。刘、石二人率军与夏军苦战，西夏军队损失十分惨重。但是因为寡不敌众，只好退守三川口附近的山坡。西夏又增援了大量军队。元昊多次写信劝降刘平，但刘平宁死不屈。

最后，西夏军队猛攻宋军驻守的山坡。由于宋军人数太少，刘平、石元孙被俘。后来由于宋将ion=edit&redlink=1">许德怀偷袭元昊得手，西夏军队才被迫撤离宋朝境内，延州之围才得以缓解。戰後，黄德和因临阵逃脱，被处以腰斩，枭首于延州城下。

三川口之战中，虽然宋朝成功抵御西夏军队的入侵，但是损失太多，而且宋朝甘陕青宁边境的防御也处于被动地位。

三川口大败后，宋廷在中央也追究责任，罢张士逊的相位，以吕夷简接任，同时，宋廷又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协助总统西北防御的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又任范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由于先前与宰相吕夷简不和，范仲淹被斥为“引用朋党”，贬为饶州、越州等地为官。正是韩琦力荐，他才得以被重新起复担当大任。不久后，宋廷又下诏任韩琦和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主管泾原路，范仲淹主管鄜延路。

　　范仲淹到任，首先改变御敌策略。先前，敌军来攻，宋军军官总是最小的武将先出御。对此，范仲淹深恶痛绝，“将不择人，以官为序，取败之道也”。他大阅州兵，简选一万八千精锐，“分六将领之，日夜训练，量贼众寡，使更（轮流）出御。”如此，即通过战斗练将，又通过实战练兵。西夏人知道新来的范仲淹不好对付，相互诫道：“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范仲淹还跟人四处修建防御堡垒，并建鄜城为康定军，加强抵御西夏的军力。“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渔家傲》）即是此时所作。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十月，元昊又连下乾沟、乾福、赵福三大军事据点，咄咄逼人。韩琦马上命令时任环庆副总管的宋将任福率兵七千，夜行军七十里，突袭白豹城，击败驻守的西夏士兵，“焚其积聚而还”，予以西夏人以震慑；鄜州判官种世衡也审时度势，急率军赶赴踞延州东北二百里外的宽州，筑垒营墙，起清涧城，“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州）夏（州）之旧。”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鉴于元昊攻势转剧，宋仁宋遣使向主持西北军政要务的夏竦问计，夏竦派副使韩琦和判官尹洙诣阙入对，呈上攻守两个方案，任凭宋仁宋选取其一。宋仁宗当时年值青壮（三十二岁），认定要对西夏展开攻势。他不顾朝中大臣的反对，“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兵，期以正月进讨。”范仲淹上奏，认为正月塞外大寒，应该慎重行事。宋仁宗点头，下诏让西北诸师“应机乘便”，择时向西夏进攻。

　　进攻还是防守，韩琦与范仲淹各执已见，且各有各的道理。范仲淹认为，“战者危事，当自谨守以观其变，未可轻兵深入！”主张防守；韩琦认为，如果一昧固守，将士必无进取锐志。而且，元昊“倾国入寇，不过四五万（军士），老弱妇女，举族而行。吾（守军）逐路重兵自守，势力分弱，故遇敌不支。若大军并出，鼓行而前，乘敌骄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此乃待贼（西夏）太过。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中夏（华夏）之弱，自古未有！”韩琦派尹洙亲至延州见范仲淹，范仲淹坚持已见，认为防守乃最上之策。尹洙叹道：“公于此不及韩公也。韩公言：‘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范仲淹不听。

　　宋朝边地主师，范雍、夏竦、韩琦、范仲淹，皆是儒臣出身，“不能身当行阵，为士卒先”，当然，“党指挥枪”很重要，但宋朝立国以来的国策就是在最大程度上限制武将权力，矫枉过正，使狄青等有勇有猛的能将总是处于接受命令的“鹰犬”地位，缺乏大战中能身临前线、知兵知将的军事统师。当然，韩琦、范仲淹绝非怯懦文士，二人胆识皆备，但时兮命兮，造化弄人。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三月，正当韩琦巡事军务走到高平，元昊派军进攻渭州的消息忽然传来，兵逼怀远城。韩琦闻报，马上驰至镇武戒军（今宁夏固原），尽出其兵，又招募勇士一万八千余人，交予环庆副总管任福统领，以耿傅为参谋长，泾原都监桑怿为先锋，“朱观、武英、王珪各以所部从（任福）”。

　　韩琦在任福出发前交待得一清二楚：自怀远城经得胜寨（今宁夏西吉东南）直趋羊牧隆城（今宁夏西吉西北），出敌之后对西夏军发动攻击。各堡垒相距才四十里，道路便利，辎重在近，审时度势，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据险置伏，要其归路。”韩琦所述，足见其成竹于胸，文韬武略，确实不同凡响。“及行，诫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公元1041年阴历二月二十二日，宋将任福率轻骑数千先发，直趁怀远捺龙川（今宁夏固原彭堡），与镇戎西路的两位宋将合军，在张宗堡以南大败西夏部队，斩首数百。“敌弃马羊、囊驼，佯北（败），桑怿引骑趋之，（任）福踵其后”。刺探情报的宋军尖兵来报，声言西夏兵很少，任福等人顿失警戒之心。宋将武英认为西夏兵可能潜伏，诸将不听。傍晚时分，任福与桑怿合军，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屯军。朱观、武英也屯军于五里以外的笼络川（今宁夏西吉东南），相约“明日会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骑无还。”其实，元昊率十万大军，已经沿瓦亭川南下，在好水川、姚家川西侧的谷口设下埋伏，先前西夏“败军”，就是引宋兵深入的“诱饵”。

　　“路既远，粮饷不继，士马乏食者三日。”轻装奔袭未带足够的粮草，宋军人困马乏，沿好水川西行，出六盘山下，在距羊牧隆城五里的地方，忽然发现已经列阵严待的夏军。“诸将方知堕敌计，势不可留，遂前格战。”前锋桑怿发现道中有数个封闭紧严的银色泥盒，其中有跳跃扑腾之声，“疑莫敢发”。任福赶到，桑怿请示后才敢启开泥盒，“乃是哨家鸽万余，自中起，盘旋军上，于是夏兵四起”。这种以信鸽当诱引让对方上当自己开启以充进攻号令的缺德伎俩，实乃元昊原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虽知中伏，宋军并未气馁，桑怿首先跃马冲阵，想给任福争取时间布阵。西夏部队毕竟是等候多时，准备严密，立刻派出铁骑轮番突阵，冲荡多时，终于把宋军阵型冲乱。宋军见势不妙，众将校还算稳重，各自指挥部众分头冲杀，想占据有利地形制敌。突然，山上忽然树起西夏创制的命旗鲍老旗，左挥，左边伏兵起。右挥，右边伏兵起，西夏的埋伏军士皆凭高而下，“自山背下击”，宋军士卒多被杀或堕下山崖摔死。先锋任怿等人首先战死。同时，西夏又分数千精兵断绝宋军退路，形成合围之势。任福力战，身中十余箭，仍挥四刃铁简

，挺身决斗。其属下小校劝他乘间突围，任福表示：“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最后，西夏兵涌上，乱战中一枪直贯其颊。

任福知大势已去，抽刀自刎。双方合战时，宋将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四千四军驰援，在宋将朱观的军阵西侧布阵，并屡屡身先士卒，荡突敌阵，但西夏兵多，“阵坚不可破”，知道大事已去，王珪东望再拜以示必死之心，然后“复入战，杀数十百人，鞭铁挠曲，手掌尽裂，奋击自若，”三次换马，击杀数十成百的西夏兵，最后眼睛中箭而死。“敌后益至，官军大溃，”宋将武英、赵津等人相继英勇战死，“士卒死者（一）万三百人。”诸路宋军，惟朱观一部率千余人退保于民垣，凭掩护向四处射箭击敌，恰值日暮，西夏兵引退。此次战役，宋军前后损失任福等多名大将，士卒死伤七万多，消息传出，“关右大震。”

　　任福、王珪诸人，皆是以禁卫军官起家的大将，“好水川之败，诸将力战以死。噫，趋利以违节度，固失计矣；然乘义不屈，庶已烈士者哉！”史官之论，确实公允。宋廷对阵亡将官各有赠谥，抚恤甚厚。

追究责任，韩琦先上书自劾。夏竦派人收拾宋军尸体，在任福的衣装中得到韩琦嘱诫诸将的公文，上表称好水川之役失败责任不在韩琦，“犹夺一官，知秦州，寻复之”。韩琦回军路上，阵亡将士家属数千人遮马嚎哭，抛散纸钱，向空中哀诉：“你们先前跟从韩招讨出征，现在韩招讨回来了，你们都死了，希望你们的亡灵也能跟韩招讨一起回来！”哀恸之声震动天地，韩琦本人“掩泣驻马不能进。”范仲淹闻此，也叹惜道：“此情此景，再难置胜负于度外！”

西夏军大胜后，元昊的军师张元看见好水川内遍布的宋军尸体，大喜。他趾高气昂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并在诗后题言：“（西夏）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七万多同胞的尸体，成就了张元的不世功名，可见汉奸是代不乏出，屡出“奇人”。

    美丽的河西走廊。为了争夺河西走廊，西夏与甘州回鹘曾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战争。这便是李元昊人生中第一场战役。也是由此，李元昊踏上了充满光辉与荣誉的英雄之路。

好水川之战，宋朝再度失败。宋仁宗闻知后震怒，贬韩琦、范仲淹。

定川寨之戰

范仲淹等人被贬谪以后，西夏又开始商议攻宋大计。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李元昊谋臣张元向景宗皇帝献计。张元认为，宋朝的精兵良将全部都聚集在宋夏边境地区，而宋朝关中地区的军事力量却十分薄弱，如果西夏大军牵制宋朝边境地区的军队，使宋朝无暇估计关中地区，然后即可派一支劲旅乘机直捣关中平原，攻占长安（今陕西西安）。元昊采纳了张元的建议，派遣10万大军兵分两路大规模进攻宋朝。

一路从刘燔堡（今宁夏隆德）出击，一路从彭阳城（今宁夏固原东南部）出发向渭州发动攻击。宋将王沿闻知急忙派葛怀敏等人率军增援刘燔堡，宋军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部）陷入西夏军队的重围，宋军大败，葛怀敏等15员将领战死，宋军九千余人近全军覆灭。但西夏另一路遇到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西夏士兵全军覆灭。西夏景宗李元昊直捣关中的美梦就此破灭。

北宋与西夏之间发生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等3次大规模战役，都以宋军失败而告终，史稱“鎮戎三敗”。虽宋在屡败之余扬言要重整决战，但实际上想与西夏握手言和。西夏虽屡胜，但所掠夺所获却抵偿不住战争中的消耗，与先前依照和约及通过宋夏民间贸易所的的物资相比，实在是得不偿失。

此外，由于西夏景宗元昊好大喜功，四处征战，国库空空如也、民间贸易中断后，西夏货币上涨，百姓十分困苦，四处怨声载道以及西夏与辽国出现矛盾等各种主观原因，使西夏不得不与宋和谈，因此，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六月，元昊派遣西夏皇族ion=edit&redlink=1">李文贵前往宋朝京城东京议和，宋仁宗表示愿意接受西夏议和建议，并将谈判的全权交给太师庞籍。双方自第二年开始进行正式谈判。

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达成协议。和约规定：西夏向宋称臣，元昊接受宋的封号；宋夏战争中双方所掳掠的将校、士兵、民户不再归还对方；从此以后，如双方边境的人逃往对方领土，都不能派兵追击，双方互相归还逃人；宋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土以及其他边境蕃汉居住地全部归属宋朝，双方可在本国领土上自建城堡；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2万两，绢2.3万匹，茶1万斤。宋仁宗同意了元昊所提出的要求，于是宋夏正式达成和议，史称“慶曆和议”。这次平等和议换得了宋夏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后来到了宋神宗、宋哲宗统治时期，宋夏之间又爆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