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p中国 年销售额:《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8:39:06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1969-10-22孤独的南行座机——《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孤独的南行座机——《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摘选

    1969年10月22日清晨,父母亲早早起来,与奶奶和邓林一起,上了一辆来接他们的吉普车,行李由另外的车拉。那一天,是一个阴天,天虽亮了,但仍感昏暗。阴霾之中的北京,天低低的,云厚厚的,空气中充满了深秋的寒意。

    那辆载着父母亲、奶奶和邓林的简陋的吉普车,车窗紧紧地关着,厚厚的窗帘也严严实实地拉着。车子驶出中南海后,颠颠簸簸地在北京转呀转的。在车内,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只是凭感觉知道车子有意转来转去地绕了很多的弯。一路上大家无语。走了很长时间,车子终于停了下来。下车一看,是一个不大的军用机场。

    到了机场,赶紧忙着往飞机上搬行李。飞机机组只让上了一部分行李,说是因为载重的问题。剩下的行李,主要是那几个大书箱子,不让上飞机,只好留下以后再说。

    看着身边忙碌着的人们,邓林不禁怅然。朴方瘫痪在三○一医院,邓楠被学校疏散到北京郊区,毛毛和飞飞分别在陕北和山西插队,来送父母奶奶远行的,只有她一个人。到了分别的时候,邓林望着父亲、母亲和奶奶三人从一个临时架上的简陋的舷梯上了飞机。奶奶是小脚,年纪又大,上起来特别费力。到了飞机舱口,父亲回首望了一下,似乎是想再看一眼北京。自从1966年被批判起至今三年,他寸步没有离开过中南海,这次赴机场的路上,又被拉得严严的窗帘挡住视线,什么也看不见。此时,他想看一看北京,看一看这个住了近二十年的古城。但在视线之内,除了一个空旷的机场,什么也看不见,他回头即进了舱门。

    上午九时零三分,在引擎发出的越来越大的轰鸣声中,飞机开始滑行,加速,并晃动着翅膀飞向天空,飞向那低垂而厚重的云层,渐远渐小,渐小渐远,终为云层所淹没。

    这是一架老式的伊尔—14型军用飞机,机号为3287,机长李骏。起飞地点是北京沙河机场,飞行目的地是江西南昌。飞机上的乘客共有五人,除父母亲和奶奶三人外,还有负责押送的“邓小平专案组”组长和一个工作人员。飞机前部靠舱门的地方放了一张铺着褥子的折叠钢丝床,这是怕年迈的奶奶不惯乘机临时放的。妈妈与奶奶就坐在上面。床边临窗处放了一个折叠桌,父亲就坐在桌旁。“邓专案组”两人坐在机舱后部。

    在没有隔音设备的机舱中,只有引擎的轰响,始终没有人说话。机组人员拎着暖水瓶,也只是用手拍拍铁皮,用动作问大家是否喝水。回答也只是摇头或摆手而已。

    沉默,无语。不沉默又能说什么呢?这次离开北京,究竟是祸多还是福多?虽然是战备转移安置,但是否带有结论性处理的性质?此一南去,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北京、还能不能够再回北京?在江西的生活,与中南海的囚禁生活不会一样,但又会是什么样子?两年多的囚禁,连中南海外的北京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千里之外的江西又会是怎样的景象?可以和孩子们往来了,但是天各一方,他们生活得怎么样,能来江西吗?

    在飞往江西南昌的飞机上,即使脑海中想到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得到答案。“文革”的前景,国家的前途,政局的发展,都没法预料,更不要说个人的命运了。在“文革”运动的政治风云中,决定政治前景的,决定个人命运的,往往是许许多多出人预料的变数。而这些突发的、有时甚至带有闹剧色彩的变数,给个人,给社会,给国家所带来的,是意外,是损失,是政治的大悲剧。

    飞机飞行了几个小时之后,缓缓降落在江西南昌向塘机场。

    一群接机的人早已在机场等候。父亲下机后,前面所提到的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上前与他握手,自我介绍并微笑着说:“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

    一声久违了的“同志”,一个久违了的微笑,开始了在江西的岁月。

    一个三辆车的小车队———是小轿车,不是吉普车———行驶在江西的红土地上。父亲一行三人坐在中间的车上。车窗的窗帘没拉上,坐在车里可以往外看,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这又是一个久违了的感受。

    一眼望去,江西那绵延不绝的红色的土地,是那样地熟悉和令人感到亲切。三十多年前,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父亲经历了苏维埃的战斗生活,经历了他政治上的第一次坎坷与沉浮,并踏着这片红色的土地,迈向了长征的道路。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真可谓风物依旧“人非昨”。

    不久,车到南昌,到了省委第一招待所(当时又被称为滨江招待所)。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来见刚刚抵达的邓小平,谈话无非是让他们在江西好好劳动接受改造等等,算是“欢迎”,也算是例行公事。

    当邓小平一家三人在招待所安顿之时,随同来赣的“邓专案组”两人,便忙了起来。

    根据临行前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的交待,“专案组”人员急于为邓一家找一个符合要求的住处和劳动的地方,片刻不敢耽搁。

    到南昌的当日,他们便和江西的人一起看了几处地方,但均不满意。第二天,他们接连再看,还是没有满意的。第三天,省里的人带他们来到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看了原步校校长住的小楼,还有一个离步校二三华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专案组”人员认为此处甚好。当晚,他们电话报告北京“二办”。

    “二办”表示同意并报中办。最后,获得中办认可。

    也算是经过一番努力,完成任务后,“专案组”人员来到招待所,与邓小平进行了十多分钟的谈话。他们向邓通告了关于住处和劳动地点的安排情况,并问邓有什么要求,以便回京向中央反映。邓说:“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这样一个回答,令“专案组”人员十分意外。这样明确的表态,实在不像一个“犯了错误”的被审查对象应作的答问。邓随即又对“专案组”人员说:“有一件事,就是我大女儿今年二十八了,为她个人的事我有点担心。”听了邓的回答,“邓专案组”组长说:“关于前一个问题,要看你自己了。会不会出来工作,那将由中央作出决定。至于后一个问题嘛,孩子是国家的,你要相信她自己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国家也会关心她的。”

    这次谈话,是“邓小平专案组”与他们审查的对象第一次面对面的“正式”谈话。“专案组”设立一年多了,他们连与邓小平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更别提当面提审取证了。直到这次送邓小平来江西,他们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被“审查”的对象,而在完成任务临走之时,才得以与邓进行了“谈话”。这十分钟的谈话,是“邓专案组”与邓的第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这真是一个只有在“文革”这样一个不可以常理论之的时期才会产生的奇谈怪事。

    其实,说怪也怪,说不怪也不怪。邓小平的情形,在“文革”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方面,毛泽东要批判邓小平,在林彪、江青等人的鼓噪下打倒了邓小平;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而且自始至终让中办,也就是让汪东兴直接管邓小平的事情,从未让林彪、江青等人插手。可以说,在批判打倒的同时,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邓小平,包括他的人身安全。

    现在想起来,如若毛泽东不想保邓小平,如若让林彪、江青等人得到处置邓小平的权力,那邓小平的命运,将会截然不同。

    在“文革”中,毛泽东保护,或者说保留了的,不仅仅是邓小平一个人,而是一批老干部,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要从毛泽东选择接班人说起。毛泽东选定林彪为接班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争年代,从井冈山起,林彪就是毛泽东的得意部将。林彪能打仗,有战功,特别是在许多次党内或军内出现矛盾时,能够站在毛泽东的一边,甚至不惜以其少年好胜之势与人争执。解放后,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极力附和批判彭德怀;60年代,林彪大力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与广大干部致力纠“左”,林彪却与众不同地对毛泽东吹捧阿谀。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记怨又记恩,看人和处理问题不免带有感情色彩。毛泽东认为,历史上,林彪是他的人;现实中,林彪不像刘、邓思想那样右,并会高举他的思想旗帜和忠于他的革命路线。在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之后,毅然决定选择林彪为新的接班人,并借助林彪所控制的军队势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过,在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的同时,他对于林彪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满意和放心。特别是在林彪的野心不断膨胀而又有所显露之时,毛泽东更是多了一份警惕之心。

    其次,对于江青等“文革”势力,毛泽东的态度则更为微妙。纵观“文革”始末,毛泽东为了用“革命”的手段达到“革命”的目的,起用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作为策划者、发动者和“运动”的基本力量。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真正的“左”派,是他的路线和思想的真正卫士。但是,对于这些人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愈来愈明显的猖狂和政治劣根性,毛泽东已有察觉,在使用上也开始有分寸和节制。毛泽东始终没有让他们管理国务院,始终没有让他们管理外交,始终没有让他们接管军队。对于这些人,毛泽东只把他们当作“运动”的急先锋,当作贯彻他的理论、路线的一种保障,而绝没有把他们作为安邦之才和治国之用。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保持了应有的清醒。

    毛泽东对于他所使用的“文革”两大势力,既倚重,又警惕;既使用,又观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毛泽东毕竟是一个政治家,在他热情澎湃地致力于运动的时候,他尚能冷静地心存一念,保留了邓小平在内的一批老干部。林彪、江青等人是“革命”的力量,但绝不是治国之才,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是清楚的。

    “革命”是要搞的,但“革命”之外,还有经济建设,还要进入共产主义,还有可能再打大仗,以后的路还长着呢,“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任务也都还重着呢。这诸多重任,仅靠林彪这个接班人是完不成的,加上江青等人也不可能完成。在毛泽东的心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这些老同志,不能全都打倒,还要保留一批人,还用得着这批人。本着此意,在这次战备疏散安置时,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安排好这批老人。毛泽东特意让周恩来主持疏散安排,他知道,只有周恩来,才能够真心诚意地安排好这一批人。毛泽东对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的安排专门有所交待,说还要他们,说还离不了他们,说还用得着他们,说还要找他们,这些,都是他心中的真实思虑。

    这真是一种复杂的政治心态。在为完成不断革命的理想所选择的特殊途径之上,在所用两大派系之间的有分有合与明争暗斗之中,在革命激情高涨之时,毛泽东仍保持了一份冷静与多虑。

    在“文革”“大乱达到大治”乱得太不成样子的时候,他对于运动的狂热和野蛮进行了一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停止了对大批干部的进一步打倒和迫害,并逐步恢复了一些干部的工作。毛泽东的这些尚属清醒的做法,有意无意之间,为未来的中国,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保留了可贵的基础和生命力。

    毛泽东对这一批老干部的保留,可算是他晚年政治作为中少有的英明。

    ■1939年8月,邓小平、卓琳在延安结婚,成为革命伴侣。这是回到太行山的邓小平和卓琳

    (作者:毛毛)

 



峰回路转——《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摘选

    林彪自爆事件,不啻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当惊世界殊”的大事。

    事情的爆发,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件足以令万众额手称庆的大快人心之事。但是,这个事件,也用极其冷酷的方式,为“文革”这场运动,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毛泽东为保障他的革命路线的不断进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而树立林彪为接班人,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选择接班人的失败,不仅关系到看错了人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对于“文革”以来整个路线、方针、政策及措施如何评价的问题。林彪自爆后,虽然众口一词都说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但毛泽东自己,心里是明白的。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林彪叛逃后,主席就大病一场。所以林彪叛逃对主席的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有一次,我们听见主席又说起‘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民谚,心里就难受。我们安慰主席,主席反而不高兴,说:‘你们这是违背自然规律,有生就有死,人都是要死的,不死是屁话。’”

    毛泽东对于他所追寻的革命理想,对于他所制定的革命路线,对于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但自己坚信不疑,也绝对不容他人置疑。但是,林彪事件的爆发,使得他不得不对一些具体措施重新审视,特别是对于一些以前他认为既要革命、就必得矫枉过正的“文革”中的过激做法,加以更正。

    林彪覆亡后,首先,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交由周恩来主持。10月3日,毛泽东决定撤销原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工作。

    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这样一个新的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务院(包括外交)方面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军队方面的工作,由叶剑英主持,讨论重大问题时“请总理参加”;“文革”运动方面,由江青集团全力“担当”。

    林彪覆亡前,中国政坛上的主要阵营,分为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勾结是他们之间的事,角斗也是他们之间的事。林彪覆亡后,政治分野变化,基本格局为:一方是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一方则是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

    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熟读中国古籍史典,通晓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的全部历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进,那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类事件和人物,无不在他脑海里投下鲜明的印象。帝王将相之仁政与霸道、文人墨客之浪漫与高傲、义士侠客之叛经逆道,还有那些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涵盖的智慧、哲理、思维方式,也无不在他的思想深处留下深深的烙印。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他的信仰,是现代的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他的情怀,是浪漫洒脱诗情画意;他的思路,是天马行空无边无际;他的行为,是我行我素散漫不羁;他的战略,是沉着挥洒无往不胜;他的政治,则既有执着又有霸气。青年时代的他,是挥斥方遒豪情满怀的革命者;盛年时代的他,是指点江山气势宏大的战略决胜者;而老年时代的他,在追求理想的自信与急切中,越来越浓重地添加上了偏执的阴影。

    他先选刘少奇,后选林彪,相继的失败,使他难于再相信任何一个个人,也再不会把权力相对集中地赋予任何一个个人。如果说,以前他也曾注意过在他以下的权力的分散与平衡的话,那么,到了此时,他就更为介意各派政治力量的分野和相互制约。

    为使国家机器继续运行,他用忠诚厚道的“老臣”;为使“革命”路线得以保证,他用他认为忠于这个路线的新兴势力。毛泽东从来信奉对立的统一,在他的晚年,在驾驭政治问题上,他更把这一信条用于实践。对立统一作为一个哲学法则是对的,但如果用在政治上和人事上作为相互制衡的手段,则就要另当别论了。

    这是一种险着,如果运用不当,不但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甚至还会是很危险的。此后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不管在人事上怎样安排,总之,毛泽东是对于“文革”以来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审视,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对“文革”

    初期的一些错误做法,已开始有所认识,在一些场合、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自我批评,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进行纠正和调整。

    在纠正一些极左过激做法的同时,毛泽东开始逐步地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干部,为一些人恢复名誉和恢复工作。

    首先,毛泽东为被批判为所谓“二月逆流”的高级干部平反。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

    ‘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后来他又多次作出批示,要求纠正对陈云、罗瑞卿、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的错误处理。对于这些曾和他一起生死与共、共同战斗、共同开创新中国历史纪元的老同志,他真诚地做出了自我批评,多次公开讲道,处理有错,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并说:“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对于此时已被迫害致死的贺龙元帅,他也表示:“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

    在毛泽东做出自我批评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立刻抓住时机,从全局上尽其可能地、尽快地推动干部的解放工作。

    周恩来的努力,使一大批干部解除了被羁押、被看管、被迫害、被强制劳改的状况,有的还获得了平反和恢复了工作。“文革”

    以来那种极其混乱的随意打倒、随意批判的局面终于遏制住了,大批干部的政治生命获得了重生,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文革”以来那一派肃杀严酷的政治气氛,终于得到缓解。冬天虽然寒冷,但一阵暖流开始流动在人们的心间。人们那紧锁了多年的眉头,开始舒展。

    1972年,就在这股涌动着的暖流中开始了。

    在林彪覆亡之后,在大批解放干部之时,毛泽东一定想到了邓小平。1967年,在“文革”闹腾得最厉害时,他就曾经说过,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出来。那么,此时,在林彪覆亡的情况下,重新起用邓,已变得更为现实。

    1972年1月6日,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陈毅在京病逝。

    1月10日,一个时值三九却并不寒冷的冬日,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陈毅追悼会。陈毅曾因所谓“二月逆流”被批判,愤懑忧郁之中患了癌症,不治病逝。他的辞世,使人们多年积蓄在心中的抑郁迸发了出来,一片控制不住的悲伤弥漫在追悼会场。人们没有想到,毛泽东突然驱车来到追悼会会场。在长长的大衣里面,毛泽东仅身着一袭睡衣,花白了的须髯垂在颔下。他走到从井冈山时期就与他在一起的老战友、老部下的遗像前,郑重三鞠躬,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他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当众提到邓小平,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代表团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他说,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

    这些关于邓小平的消息,虽然已在一定范围内传开,但在江西极其闭塞的环境里,我们家的人对这些并不知晓。不过,从我们日益宽松的生活上,可以嗅到一些让人感觉得到的积极气氛。

    1972年的元旦,家里突然来了几个客人,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三个子女:在望、大蓉和二蓉。他们是从江西老干部刘俊秀那里打听到邓伯伯的住处的。他们的到来,使我们全家异常高兴。要知道,他们可是我们这个步校小楼中的第一批外来的客人啊。李井泉叔叔家和我们家的关系相当好,我们这些孩子们也是一起长大的,从小就是好朋友。“文革”

    以后,我们两家只是相互听说一些对方的不幸遭遇,但多年没有见面了。李家三个兄妹告诉我们,他们的爸爸李井泉“文革”初期被打倒后,在四川常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仅万人以上的批斗会就有一百多次,后来被送到北京,至今仍关押在卫戍区监狱。

    他们的妈妈萧里阿姨因不堪虐待,“文革”初期被迫害身亡。家中几个孩子,老二在“文革”初期贴了一张“炮轰……”的大字报,表达了对毛泽东极左做法的不满,被造反派毒打致死;最小的老八也被关在北京一个叫“少管所”的地方。其他几个孩子,现在大都在江西临川老家插队或在工厂工作。听着他们的述说,大家都神色黯然,深感伤怀。

    父母亲听到老同志家中的不幸,一定感触良多。他们尽可能地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这些孩子们。父亲还亲自到厨房生火炒菜,给他们做米粉肉和醪糟鸡蛋吃。李家的孩子们在我们这里住了五天后,回临川去了。临走前,妈妈一再地对他们说:“以后来南昌,到家里来啊。”后来,李家的几个孩子三三两两的,来过我们这个步校的家好几次。特别是他们家的小八华川,年龄最小,被关了几年才放出来,最让人心痛。他来的时候,妈妈拿他当自己的孩子,走时还怕他生活没有着落,硬塞给他一些钱。李家的孩子没有了家,但我们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虽然周恩来已开始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虽然我们家的政治处境已经随之而有所改善,但在全国,不知有多少干部,还在忍受着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