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一生的愧疚(随笔) 孙柏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10 05:45:21

一生的愧疚(随笔)

孙柏昌

 

孙犁先生一生都强调为人为文的一致性。

我对先生的观点一直深信不疑。

倘一个人的人格卑下,肯定也写不出什么真正的好东西。

当然,我也从来不会否认,许多人格卑劣的人,正在成功的舞台上招摇撞骗着,直至辉煌一生。我想,这肯定是因为我的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一旦道德的大厦倾坍了,重新修复会比GDP的增长更难!

诚如李白所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当下的文坛,盗贼蜂起。这好象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

“窃书能算偷吗?读书人的事。”

这句话稍加修改,就可以变成:

“窃文能算偷吗?写作人的事。”

我也“窃”过一次文。那是我一生的愧疚,也是难言之隐。这个清晨,我终于有勇气说出来了。之前,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包括自己的朋友与家人。但那种愧疚却始终积压在心灵上,很重。

大约在上个世纪的80年前后,我在合肥的《希望》上发表了一篇小说。那篇小说,是偷窃的,当然也被编辑发现了。

那个故事,是听我的一个大学老师讲的。老师是国际法博士。他是真正的博士。是用十七年大学寒窗苦读得到的。据说,当年,他曾经是中国唯一可以用英语讲授国际法的教授。眼下,在我的身边,冷不丁的就会冒出一个博士什么的。其实,许多都是冒牌货,是用钱买来的。中国是一个很怪的社会,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卖,包括学历。武汉大学的腐败案,是否与买卖学历有关?

我的老师是菲律宾华侨,先后在马尼拉大学、英国牛津、瑞士日内瓦读了十七年国际法。法与侦探,好象有许多干系。老师喜欢侦探小说。他告诉我,在伦敦的时候,他专门去探访过柯南道尔的故居。1970年春,我们的大学疏散至冀中时,我和老师曾经到乡下麦收过。晚上,我们同睡在一间空屋铺着麦草的地铺上,老师几乎每夜都给我讲一个侦探故事。我就把其中的一个故事变成了《希望》上的小说。那是一个奇幻的故事。后来,我也曾给自己的学生讲述过。我在把那个故事变成文字的时候,也很想征询一下老师:是他自己的编的,还是读来的?其时,学院已经解散、停办,老师究竟身居何方,也不得而知。尽管,当时读了许多外国小说,却没有发现那个故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大规模翻译外国作品方成潮流。)于是,我便心存一丝侥幸的心理,试写了这个故事。我在向《希望》投稿时,是附了一封信的。信里说了“这个故事是从老师那儿听来的。我不知道是来自外国的文学作品,还是老师编撰的。也恳请编辑先生查证。倘来自外国的文学作品,请枪毙!”云云。故事里的主人翁的名字,也是我编造的外国人的名字。也许,正是我写这篇故事的时候,那个原创的作品也译介过来了。编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但是,那篇“窃”来的小说,已经赫然《希望》了。

于是,也就成了我一生的愧疚。

在这个深秋的清晨,我终于说出来了。我走到了阳台上,吸了一口冷峭的空气,心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与舒畅!

有一颗羞耻心,对于人生是多么重要!

可惜,我们这个社会,不知羞耻的人太多了。

孙犁先生真的应该成为中国文人的楷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望其项背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