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孤愤》《五蠹》原文及注释

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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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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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蠹( dù )，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一)学者(指战国末期的儒家)，(二)言谈者(指纵横家)，(三)带剑者(指游侠)，(四)患御者(指依附贵族私门的人)，(五)工商之民。韩非曰：“此五者，邦之蠹也。”蠹，蛀虫。韩非认为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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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工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薄罚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合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人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齐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做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缯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求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皆就安利如与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yǔ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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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　　所有语文资源汇总：我爱语文（http://www.52yuwen.com）刘少龙杨立新欢迎您来作客！　　注释：　　本文节选自韩非《韩非子·五蠹》。五蠹，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一)学者(指战国末期的儒家)，(二)言谈者(指纵横家)，(三)带剑者(指游侠)，(四)患御者(指依附贵族私门的人)，(五)工商之民。韩非曰：“此五者，邦之蠹也。”蠹，蛀虫。韩非认为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的公子，思想家荀况的学生，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中，共22卷55篇。　　②〔不胜〕力不能敌。　　③〔作〕兴起、出现。　　④〔悦〕喜欢。　　⑤〔王(wàng)天下〕统治天下，为天下之王。　　⑥〔号之曰〕称之为。　　⑦〔果(luǒ)(bàng)蛤(gé)〕木实、瓜类、蚌蛤。，同“蚌”。蛤，蛤蜊，似蚌而圆。　　⑧〔钻燧(suì)取火〕钻燧木以取得火种。燧，用以钻火之木材。　　⑨〔说(yuè)〕通“悦”。　　⑩〔中古〕指距秦较远之时。　　⑾〔鲧(gǔn)禹决渎(dú)〕鲧和禹挖河(泄水)。鲧，禹(夏朝开国之君)之父。决，开挖。渎，水道，沟渠。古以江(长江)河(黄河)淮(淮河)济(济水，在山东入海)为四渎。传说鲧治水以堙(yīn，塞)为主，九年无功，被舜杀死；禹改用疏导之法，十三年水患始息。与本文所记有别。　　⑿〔桀(jié)纣(zhòu)〕桀，夏朝末代之暴君。纣，商朝末代之暴君。　　⒀〔汤武〕汤，殷朝开国之君。武，武王，周朝开国之君。　　⒁〔夏后氏〕夏朝开国之君禹。后，君主。　　⒂〔尧舜〕夏朝以前有盛名之二君主，尧传舜，舜传禹。　　⒃〔新圣〕新兴帝王。　　⒄〔期修古〕期，希求。修，习，治。修古，学习古法。　　⒅〔法常可〕效法可常行之道。常可，指旧制度。　　⒆〔论〕研讨。　　⒇〔因为之备〕从而为之作准备，采取措施。因，依，按照。备，采取措施。　　21〔宋〕春秋战国时国名，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　　22〔株〕树橛子。　　23〔释其耒(lěi)〕释，放下。耒，农具，状如木叉。　　24〔冀〕希望。　　25〔身〕本身，自己。　　26〔国〕指全国之人。　　27〔丈夫〕指男丁。　　28〔足食〕足够吃。　　29〔衣(yì)〕动词，穿。　　30〔不事力而养足〕不从事劳动，而衣食充足。养，供养。　　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心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薄罚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　　注释：　　①〔财〕财货，物资。　　②〔厚赏〕丰厚之赏赐。　　③〔自治〕自然就不乱。　　④〔大父〕祖父。　　⑤〔供养〕享用之物。　　⑥〔倍赏〕加倍赏赐。　　⑦〔累罚〕屡次惩罚。　　⑧〔茅茨(cí)不剪〕用茅草覆盖屋顶，而且没有修剪整齐。　　⑨〔采椽不斫(zhuó)〕柞(zuò)木做屋椽，而且不加雕饰。斫，原作，加工。　　⑩〔粝(lì)粢(zī)之食〕粗粮饭。粝，粗米。粢，小米。　　⑾〔藜(lí)藿(huò)之羹〕野菜汤。藜，藿，皆草名。羹，带汤的蔬菜食品。　　⑿〔麑(ní)〕小鹿。　　⒀〔葛〕麻布。　　⒁〔监门〕看门之人。　　⒂〔臿(chā)〕掘土工具，锹。　　⒃〔为民先〕带头干。　　⒄〔股无胈(bá)〕大股上没有毛。胈，股上之毛。　　⒅〔胫〕小腿。　　⒆〔臣虏〕奴隶。　　⒇〔让天子〕指尧舜禅(shàn)让。　　21〔不足多〕不值得赞扬。多，赞美。　　22〔县令〕一县之长。　　23〔一日身死〕一旦死了。　　24〔絜(xié)驾〕套车，此处指乘车，意为仍然阔气。絜，约束。　　25〔轻辞〕轻易辞谢，以辞为轻易。　　26〔实〕实际情况。　　27〔山居而谷汲〕住在山中(高处)而自谷中(低处)汲水。谷，山涧。　　28〔膢(lóu)腊(là)〕祭名。膢，二月祭，祭饮食之神。腊，腊月祭，祭百神。　　29〔遗(wèi)〕馈赠。因得水难。　　30〔泽居苦水〕住在洼地，苦于水涝。　　31〔买庸而决窦〕雇人掘水道排水。窦，通水之路。　　32〔春〕其时青黄不接，为缺粮季节。　　33〔幼弟不饷〕虽幼弟之亲，亦不予之食。　　34〔穰(ráng)岁〕丰年。　　35〔疏客〕关系不深之客。　　36〔易〕轻视。　　37〔鄙〕低下，粗俗。　　38〔势薄〕(天子)权势轻微。　　39〔土橐(tuó)〕高职位。另一说，土，应作“士”，同“仕”，作官；橐，通“托”，托身于诸侯。　　40〔为之政〕为政，行政。　　41〔戾(lì)〕暴戾，残暴。　　42〔称(chèn)俗〕适合世情。称，适合。　　43〔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情况因时世不同而有异，措施应适合于当前时世的情况。　　44〔丰镐(hào)〕二地名，皆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　　45〔地方百里〕占有之区域，方圆百里。　　46〔怀西戎〕安抚西方各民族，使之归顺。怀，感化，安慰。　　47〔徐偃王〕西周穆王时徐国国君，据今安徽省泗县一带。　　48〔汉东〕汉水之东。　　49〔割地而朝〕割地予徐而朝见徐偃王。　　50〔荆文王〕楚文王。荆，楚之别称。楚文王在春秋时，与徐偃王不同时，有人认为“荆文王”的“文”是衍文。究竟是哪一个楚王，不可考。　　51〔用于古〕适用于古代，古代可行。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①〔有苗〕舜时一部落，亦称三苗。有，助词，无义。　　②〔上德不厚而行武〕在上位者德行微薄，而使用武力。上，指帝王。　　③〔修教〕修整教化，推行教化。　　④〔执干戚舞〕手持干戚而舞。干，盾；戚，斧；皆兵器。执之舞，化武器为舞具也。　　⑤〔共工〕传说为上古主百工事的官，其后人以官为姓，世居江淮间。战争之史实不详。　　⑥〔铁铦(xiān)短者及乎敌〕短武器亦能及敌人之身。极言战争激烈。，锸一类兵器。　　⑦〔竞于道德〕争以道德相高。下文“逐”“争”义同。　　⑧〔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子弟子，以善外交辞令著名。　　⑨〔辩〕言辞巧妙。　　⑩〔非斯言所谓〕与你所说并非一回事。　　⑾〔去门十里以为界〕以距鲁都城门十里处为国界。言所侵甚多。　　⑿〔削〕土地减少(被侵占)。　　⒀〔非所以持国〕不是可以用来管理国家的。　　⒁〔循〕依照。　　⒂〔使敌万乘〕用来抵挡大国(的侵略)。使，用。万乘，一万辆兵车，指大国。乘，四匹马驾一辆兵车。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么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现在的看门人，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了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现在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　　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丰年秋收时，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什么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的争夺，也不是小气，只因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现在责罚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古时周文王住在丰、镐一带，土地只有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用安抚的手段使西戎归附了自己，终于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汉水以东，土地有五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向他献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掉了它。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的政治终于统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的政治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的政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变了，情况也变了。　　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崇尚德教还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苗族才归顺了。在共工战斗的时候，短兵器都能及敌人之身，铠甲不坚固就会伤到身体，这说明持盾牌大斧跳舞来降服敌人的办法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　　上古时在道德上争胜，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现在便在军事实力上竞争了。　　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说得没有道理，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话所说的道理。”便起兵攻打鲁国，直到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划为边界线。所以说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了，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的国土削减了。从这方面来讲，施行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持国家的办法。抛掉偃王的仁义，废弃子贡的机变，凭借徐 国、鲁国自己的实力，用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么齐、楚两国的欲望不可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说他们博爱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用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开去，就不会存在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从人类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就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何况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就能靠仁爱治理好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用来表现仁爱罢了，却并非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　　况且人们一向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现在的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这在事实上是肯定办不到的。　　现在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加以责备，他无动于衷；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变。拿了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却始终不受感动，丝毫不肯改邪归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执行公务，而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旧习，变易恶行。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干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缓。所以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十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跃也不会伸手去拿。不一定受害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定要严格执行刑罚。因此，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兑，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这样一来，不管贤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　　现在就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有功劳才授予他爵位的，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他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肯为公干事才疏远他，却又推崇他不羡慕世俗名利；因为他违犯禁令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是毁是誉，是赏是罚。执行起来竞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现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他反击的人，被认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随着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却被冒犯了。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行，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人们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对于不从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说他有本事；对于没有军功就获得官爵的人，说他有才能。这种本事和才能养成了，就会导致国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芜了。君主赞赏这种本事和才能，却忘却兵弱地荒的祸害；结果谋私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要落空。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土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厂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 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木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公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旺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下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乡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灾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衡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吧，好处不多。而进攻这个国家吧，伤亡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自我拖累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主题及特色本文是体现韩非政治思想的重要篇章。主要内容是根据他对古今社会不断变迁的看法，论述法治应当适应时代的要求，并提出实际的权势比空头的仁义更有效，反对政治上顽固守旧的态度。韩非的议论，深刻周密，不尚空谈，从大量的事实中分析归纳出结论，使自己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段意

　　第一段: 通过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而产生的不同办法来说明“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　　其目的在于批驳儒家学者“法先王”的保守主张，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　　从论证方法看，本段先列出上古有巢氏、燧人氏因发明创造之功而被推举为王，中古之世大禹因治水之功而被推举为王，近古之世汤、武因征伐桀、纣之功而称王这样三件历史故事，其目的是为了下面的推理: 即“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所笑……”然而，作者的最终目的是要推出这样的结论: “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这就推论出当代的“新圣”改革的必要性，得出本段的论点: “不期修古”。以上是举例论证法和分析论证法，接着，下边用比喻论证法再次加以论证。比喻论证法的运用应注意所用来论证的比喻故事述完之后，必须扣到论题上。所以，作者一句话将此故事扣到论题: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一个“笑”字将论题与比喻故事有机地联系起来: 一个是为新圣所“笑”，一个是身为宋国“笑”，雄辩地揭示出“法先王”观点的幼稚可笑。　　第二段: 从经济方面分析古今之不同。　　理由是古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天则是“人民众而货财寡……故民争”。韩非在本段中提出了人口发展的问题，所谓五子生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的说法，实际上是人口论的观点。　　第三段: 举出两个例子对比。　　用对比论证法证明古代天子是为了躲避“监门之养”和“臣虏之劳”；今天的县令所以不让其位是因为可以使“子孙累世 驾”。　　第四段: 举出两个例子证明上段提出的论题。　　一个是“山居而谷汲者”与“泽居苦水者”对水的不同态度；一个是“饥岁之春，幼弟不饷”与“穰岁之秋，疏客必食”，用以说明人与人的关系不取决于“仁义”，而是取决于财富的多寡，从而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上段的论题，得出本段的论点: “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这是说明人们在经济方面的态度。进而作者又推论人们的政治态度: “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接着得出结论: “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世。”　　第五段: 例举历史故事加以论证。 用它论证论点“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事例是: 周“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而丧国”，正反对比，说明“世异则事异”。　　第六段:例举另一个历史故事加以论证。　　论证的论点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事例是舜“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干戚用来舞蹈，表示偃武修文，以仁义教化代替武力征伐，得出结论“事异则备变”。　　第七段: 小结。　　重点在于“当今争于力气”，这是法家学者的重要主张，即重视耕、战，加强国力，以武力征服天下。　　第八段: 例举一件历史事实再次论证仁义之不可行。　　子贡说齐，而齐兵伐鲁，充分证明了仁义智辩的苍白无力，而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武力。作者又将“偃王仁义而徐亡”与“子贡辩智而鲁削”同时援引来证明“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这一道理。为了深入论证，作者又从反面说明，如果徐、鲁两国重视耕战，那么，恐怕将会另一种结果。

韩非子的论证特色

　　作者善于从对客观事物的具体分析中引出结论。如从上古人们造屋、用火、治水的事实中，引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结论。韩非的议论富有分析具体，论证充分的特点。作者为了阐述一个观点，用了大量的论据，并做了具体的描述和分析。如对上古的社会情况，对尧和禹的生活的艰辛等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评述。为了增强说服力，作者还采用设喻取譬的方法。如引用守株待兔的寓言，可谓设喻论道；讲山居者，泽居者对水的态度，饥岁、穰岁对食物的态度，可谓就近取譬。这都可帮助阐明观点，同时也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

《孤愤》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
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
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
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
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
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
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
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固其所
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
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
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
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
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
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
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
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憀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
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
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
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
上愈卑，私门益尊。
　　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国者
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而不智不类其国，
不察其类者也。人主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
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
人主不明也。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
欲国安存，不可得也。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
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
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
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其智士且以治
辩进业。其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
右，不听请谒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乱之功息，而毁
诬之言起矣。治乱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
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
污之吏处官矣。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
主有大失，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
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
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
符。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故当世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十无二三，是其
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
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是当涂者之
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
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
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
不亡者，不可得也。

【原文】 
齐宣王使人吹竽①，必三百人。南郭处士②请为王吹竽。宣王悦之，廪③食以数百人。宣王死，闵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注释】 
①竽：一种乐器的名称，很象现在的笙。 
②处士：没有官职的普通知识分子。 
③廪：粮食仓库。 

【译文】 
齐宣王让人吹竽，一定要三百人一起吹。南郭处士请求为齐宣王吹竽，宣王很高兴。官仓供养的乐手有好几百人。齐宣王死后，他的儿子王继位。王也喜欢听吹竽，但他喜欢让他们一个一个地吹，南郭处士只好逃走了。 

【作者简介】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 ? 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 ? 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 ? 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 ? 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 ? 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 ? 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 ? 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 ? 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评点】 
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混在三百人的乐队中装模作样地凑数，竟然可以得到赏赐，一旦要自己凭真实本领单独演奏时，南郭先生就只好逃之夭夭了。这个寓言比喻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行家里面充数，或是用不好的东西混在好东西里充数。南郭先生也成了滥竽充数者的代名词。 

千百年来，滥竽充数这个故事，一直被人们广为传诵。南郭处士的行为骗得了一时，却骗不了一世。强调个人应该勤学苦练，使自己具有真才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