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宾象州古象温泉度假村:清代皇帝大婚礼俗述评

摘自《明清论丛》（紫禁城出版社）第五辑

皇帝婚礼是国家盛典，被列在传统吉、嘉、军、宾、凶“五礼”中的嘉礼之首，为与臣庶区别而称大婚。清代入关后的十位皇帝中，五位皇帝即位前即已成婚，末代皇帝溥仪的婚礼在清朝被推翻后举行，因而在紫禁城中举行过大婚的皇帝仅有幼年登极的顺治、康熙、同治、光绪四位皇帝。

历来研究皇帝大婚礼仪者，都要追溯其礼仪渊源，但往往仅援引《仪礼·士婚礼》。《仪礼·士婚礼》记载自周代以来的婚礼主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程序，古称婚礼中的“六礼”。但这主要是对士人婚礼部分程序的总结，可以说主要是婚前礼仪，而在《仪礼·士婚礼》中对婚后礼仪同样胪列若干，只是并未作具体的归纳。从士人而上推到皇帝（天子），不可只以“六礼”相比，皇帝大婚自然会比“六礼”复杂许多，比如各代皇帝大婚均要经过册立礼，必须确立皇后这一特殊的身份，这是其他各种官民不能有的礼仪；而皇帝贵为天子，大婚不亲迎，派使节迎娶称奉迎，即奉命迎娶；宋代开始皇帝大婚把“请期”改为“告期”，改变了主动与被动关系，即由男方的被动转为主动，女方由受“请”变为被告知；皇帝大婚作为国家庆典，必要颁诏等等，这些是皇帝婚礼与士庶婚礼截然不同之处。具体到清代皇帝大婚礼仪，主要有纳采、大征（纳征）、册立、奉迎、合卺、朝见、颁诏、庆贺、筵宴等。婚礼按进行的时间归纳起来，则可分为婚前礼、婚成礼、婚后礼。在具体的大婚仪式上，体现着清代典章制度发展的时代性差异与满汉间的民族差异性。

一 婚前礼

从两个互不相干的家族，到联姻结为亲家，必须要谨慎从事，才可表明对儿女婚事的郑重，所以一系列的礼仪是其敬慎从事的表现形式，即为《仪礼·士婚礼》中所说的“六礼”，其行礼时间主要在合卺成为夫妇之前。

纳采礼，本为男家遣媒妁前往女家求婚，获女家同意之后，再正式遣一使者到女家致以薄礼，以为求婚之成，即“媒妁传言，女家已许，乃使人纳其采择之礼”[1]。“女家已许，乃敢纳其采女之礼。采者，取也。”[2]此礼即后世民间的订婚礼。清代皇帝大婚，皇后的选择通过选秀女的形式，并不存在像民间的订婚礼程序，只是皇家要表明尊崇古礼，举行纳采礼。在纳采礼之后举行筵宴，称为纳采宴。

历代纳采礼，男家向女家所致礼物，既有实用之物，又有象征之物。清代皇帝大婚的纳采礼物为配有鞍辔的文马十匹（文马即指披挂鞍辔的马匹，不披挂鞍辔的马匹称闲马）、甲胄十副、缎百匹、布二百匹，顺治朝还包括金茶筒1个、银盆2个，由掌管皇家事务的机构——内务府预先备办。这些礼物从类别上较其他朝代少得多，如按唐代杜佑所著《通典》所记，汉代纳采礼物即达30种之多[3]。比较与清代最近的明朝，皇帝大婚纳采礼物也有25种之多[4]。清代皇帝大婚的纳采礼物仅有四种，实际上缎与布还可算作一种，这样与骑射有关的礼物就占了三分之二。清朝统治者满族是以骑射与尚武为立国根本的民族，所以在纳采礼物中把马匹、甲胄列入其中，并且占有首要的位置，应是取其骑射的象征意义。也正是由于取其象征意义，所以在纳采礼仪结束时，“内务府官将甲胄撤出，其缎布交总管太监接收，暂存邸第，俟进妆奁时分装箱内……其马匹鞍辔甲胄交该衙门领回”[5]。

满族所重的骑射尚武精神，在婚礼的各个程序中得到了大力弘扬。已选定的“准皇后”在出宫到奉迎入宫前的一段时间内，她仍在其府邸居住，此时在其府邸的门上，也需悬挂枪、撒袋、弓、梅针箭[6]；而在帝后大婚的洞房中，却还要悬挂腰刀，这种满族人冲锋陷阵时腰上所携带的凶器与大婚喜庆的气氛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在故宫博物院坤宁宫的帝后大婚洞房中，至今仍保留着光绪帝大婚的原状，一把腰刀赫然悬挂在柱子上。

相反，满族不用汉族婚礼用大雁代表妇从夫、顺阴阳的仪物，这应是满汉民族在婚礼中的巨大差异。汉族人纳采礼中用大雁，是基于对男女双方在家庭中的地位角色而相比拟，男尊女卑，所谓“用雁者，取其随时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逾越也……”[7]在满族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不深入，许多家庭中，女人的地位完全不像在汉族家庭中那样卑下，女人可以与男人一样弯弓射箭。一般满族人家，女孩往往比男孩还受重视，有时竟把女孩昵称为姑奶奶，尤其是在其出嫁以后。所以满族婚礼中并不使用有特定象征男尊女卑意义的大雁为纳采礼物。

清代皇帝大婚中纳采礼物的文马数量为十匹，是一般通行的数量，但在光绪时，《大婚典礼红档》中多次明确记载为文马四匹，在《光绪帝大婚图册》（以下简称为《大婚图》）[8]中也画作四匹，因而四匹之数目是真实的，而光绪朝在纂修《大清会典》时却因袭抄录了以前几朝会典的内容，可能未全面征引档案，所以把光绪帝大婚纳采礼物的文马数目抄作了十匹。由此可知，曾为今人深信不疑的《会典》有时也会有误。

光绪朝编纂的《大清会典事例》列举顺治八年大婚纳采礼物中有金茶筒一件，但该书在记载康熙、同治、光绪三朝皇帝大婚纳采礼物时却漏列了金茶筒，比较同治、光绪两朝的《大婚典礼红档》，其中均记载有金银茶筒，在《大婚图》中也可以明确看到绘画的金银茶筒。这种器皿在清初皇室婚姻中也曾出现，如天聪九年（1639年）皇太极的女儿嫁给蒙古察哈尔部额哲亲王时，亲王向皇家所下的聘礼中也有“金茶筒一，金酒海一、金荷花杯一”。[9]不过这种所谓的茶筒，并不是今天人们理解的一般盛装茶叶的茶筒（茶叶盒），我们从《大婚图》画面上得知，文献所谓的茶筒却是“多穆壶”——一种斟奶茶的器皿。多穆壶原是西藏、青海地区藏族盛奶茶或酒的一种银制品，藏语称为“勒木”，内地称为“多穆壶”，这与满族人习惯喝奶茶的生活习俗密切相关，也与它吸收藏文化相关。满族人喝的奶茶是日常饮食中必备的饮品，又称为醴奶酒，也是宴会中必备的饮品。现在故宫博物院还典藏有许多金、银不同质地的多穆壶，是清代宫廷实用器皿的遗存。

纳采礼之后举行纳采宴。如按古礼，本是在女家举行的答谢媒人（即宾）的宴会，宴会后女家还要向媒人致以薄礼“脯”，即“宾即筵，奠于荐左；降筵，北面坐取脯”[10]。明代皇帝大婚，纳采礼之后,“主婚者出大门外，至正、副使前致词云：‘请礼从者’。正、副使复入，酒馔毕，主婚者捧币帛以牢正、副使”[11]。可见，明代皇帝大婚在纳采宴这一礼节上，与士婚礼中的纳采宴并无二致。但这并不符合儒家对礼制的“因袭其当因者，革除其当革者，减损其当损者，增益其当益者”，“礼以义起”的主张，天子大婚不可与士人婚礼等同。所以，清代皇帝大婚的纳采礼，其纳采宴的承办则改变了主宾关系，并不是像一些现代人著述中所说的由皇后父母设宴款待皇帝派出的使者。“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纳采礼成，未时设纳采筵宴。内务府官豫设宴桌，皇上特命内大臣、侍卫、八旗公侯以下，满洲二品、汉二品以上官，宴后父于外堂，后父为宾席。”“筵宴毕，鸿胪寺官引众官诣堂下，望阙序立，听赞，行三跪九叩礼。”[12]这种主宾关系的改变，不仅使纳采宴礼仪本身凸显了等级色彩，而且使皇权至上思想得到张扬，这也是清代皇权达到极至的反映。皇帝派出的使者，代表的是皇帝，是钦差，唯皇帝之命是从，为皇帝效命也是理所当然，怎么可以接受不是皇帝而是他人的犒劳呢？他们怎么可以与一般士人婚礼中纳采时的“宾”相比拟呢？其实，皇帝的犒劳还在后面，那可并不是一酒一席，一脯一肉，而是赏银赐帛，加官晋爵。所以在大婚礼全部结束后，对所有参与大婚礼的官员均予以了奖赏。

而如果换一个角度即从国家的角度说，皇帝大婚为“和阴阳，安天地”之要政，所以纳采宴，是由皇家酬谢皇后父母，是他们为大清王朝诞育了可以为天下之母的皇后，使皇帝得以“择贤作配，佐理宫闱，以协坤仪而辅君德”。因而皇帝要派大臣代表他，也即代表国家宴请皇后之父，赐皇后之父饽饽桌80张、酒宴桌80张、羊99只、醴奶酒烧黄酒80瓶；派公主命妇宴请皇后之母（只是有时宴皇后之母改作赐给桌张，并不实际举行宴会，光绪帝大婚时改作赐后母饽饽桌20张，酒筵桌20张，酒20瓶，羊20只）。[13]

只有通过纳采礼这第一个程序，才可使皇帝大婚得以成立，于是皇帝才可“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14]。从此大清王朝可以世世相承，代代相继。如此看来，清朝皇帝大婚礼仪的一些方面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古典，而是真正作到了“礼，以义起”、“礼，时为大”。

在纳采礼后，按古礼还要有问名礼，由于清代特定的皇后遴选制度——通过对记名秀女复选的方式，因而表面上看并不存在问名礼。《大清会典事例》明确记载其选秀女之制：“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另户军士、闲散壮丁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行文八旗二十四都统、直隶各省八旗驻防及外任旗员，将应选女子年岁，由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及族长，逐一具结报都统，汇咨户部，户部奏准日期行文到旗，各具清册。委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族长及本人父母或亲叔伯父母兄弟、兄弟妻，送至神武门，依次序列，候户部交内监引阅。有记名者，再行选阅；不记名者，听本家自行聘嫁。”[15]实际上，清代施行的这一选立皇后制度，使得问名礼的内容较之汉族各朝更落到了实处。满族在选秀女时，要具体开列出某女的旗属、曾祖与祖父及父亲的名字和官衔、秀女的年龄等，在户部登记造册，所以问名礼所要达到的目的，在选秀女时已完全达到。明朝皇帝大婚的问名礼与纳采礼一并进行，其实也只成为纯粹的礼仪形式，如《大明会典》记载传制官宣制曰：“兹选某官某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纳采问名礼，正、副使又行四拜礼”[16]。

清代皇帝大婚纳采礼之后行大征礼，即古代的“纳征”礼。征即证、成之义，又称纳币，即“征，成也，使使者纳币以成昏礼”[17]。《礼记·杂记疏》区分了两种不同名称的含义，即：“纳币，以物言也；纳征，以义言也。”

按古礼，天子纳征，必增加谷圭，诸侯增加大璋，如《周礼·冬官》：“冬官玉人之事……榖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诸侯以聘女”。为什么必以圭璋为聘礼，《礼记·礼器》解释说：“有以少为贵者，圭、璋，特。”即与现代人的观念“以少为贵”无别。天子纳征以谷圭的礼制，几乎历代皇帝大婚遵循不变，明代亦如此。

但清代皇帝大婚大征礼物中并没有谷圭。其礼物按《大清会典》记载为：黄金二百两、白银万两、金茶筒一、银茶筒二、银盆二、缎千匹、文马二十匹、闲马四十匹、驮甲二十副。另有赐后父后母黄金百两、金茶筒一具、银五千两、银茶筒一具、银盆一具、缎五百匹、布千匹、马六匹鞍辔具、甲胄一副、弓一张、矢一菔、朝服各二袭、衣各二称皆冬一夏一、貂裘各一领、上等玲珑带一束；赐后弟缎四十匹、布百匹、马二匹鞍辔二副；赐从人银四百两。把清代皇帝大婚的纳征礼称为纳币，似乎比其他朝代都更合适，不以少为贵，而以多为实。它把金银列在礼物之首，并且区分出礼物与赐物，即给皇后的为礼物，给皇后家人的为赐物。给皇后家人的赐物，真正成为皇后母家所纳之“币”，给皇后的礼物在大征礼之后仍要回到宫中，“内务府官将金两、银两、金银茶筒、银盆撤出，仍用龙亭舁请交进；缎匹交总管太监接收，暂存邸第俟进妆奁时分装箱内……马匹鞍辔驮甲交该衙门领回”[18]。至此，皇帝大婚的婚前礼——表示敬慎之礼已完结，开始进入到婚成礼阶段。

至于纳吉、告期（请期）之礼，在清代皇帝大婚中未刻意地追尊古礼，而不像明代皇帝大婚礼中勉强开列在一起。皇帝大婚诸礼节，均经过钦天监这一国家天文历法机构卜测，皇后是在八旗众多秀女中经过二次复选而定，在朝廷看来是优中选优，自然吉不可疑；在大婚前，皇后的妆奁抬进皇宫的同时，也就等于告知了奉迎的时间，即在妆奁抬进的次日。

二 婚成礼

在经历了婚前诸礼之后，开始进入婚姻成立之实质性阶段，这是婚礼中的关键，只有经过这一礼仪，男女双方才可以确立夫妇之关系，所以也是婚礼的高潮。皇帝大婚的婚成礼包括册立奉迎礼、同牢合卺礼，清代皇帝大婚尚有坐帐礼，跨火盆与马鞍的习俗。

皇帝大婚与臣庶婚礼最大的不同，是臣庶在举行了婚前礼以后，须由新郎亲自前往女家迎娶新娘，所以称此礼为“亲迎礼”；而皇帝则必须派遣使节先到后邸对皇后进行册立，然后再把皇后迎入宫中。贵为天子的皇帝，绝对不可能屈尊前去迎接，必须由使节奉命迎接，因而称“奉迎礼”。

册立奉迎礼是皇帝大婚礼中最为隆重的礼节，实际上是两个相连续的礼仪。册立礼就是向“准皇后”授予象征皇后地位的由黄金制作的金册与金宝，它们就如同皇后的“身份证”一样。清代金册镌刻以满汉文，金宝亦镌刻以满汉文，其形式与皇帝御宝形式相同，现今故宫博物院还典藏有清代册立皇后的满汉文“皇后之宝”，按光绪《大婚典礼红档》记载，制作金宝用金550两。册立礼在皇后府邸举行，经过这一礼节，待字闺阁的“准皇后”才真正确立为皇后的身份，然后才有皇帝遣使迎娶的程序。奉迎礼是迎娶皇后进入皇宫的礼仪。册立与奉迎礼一般在同一日连续举行，册立礼结束后随即行奉迎礼，清代只有同治帝把两项礼节分为两日举行。清代同治、光绪二帝奉迎皇后以“子”时，却又颇有复古的倾向。

古代称婚礼为“昏礼”，实际上是专指迎娶新娘的亲迎礼，所以称为“昏”与迎娶的时间有关，因为远古迎娶新娘多在黄昏时刻，所以把婚礼称“昏礼”，即《仪礼》所说：“士昏礼凡行事，必用昏昕。”郑玄解释为“用昕，使也；用昏，婿也。”《白虎通义》则解释为：“婚姻者何？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所以昏时行礼何？示阳下阴也，婚亦阴阳交时也。”[19]今天常人对古人在昏时迎娶新娘颇为不解，学者对此解释，为此乃原始社会抢夺婚的遗俗，即在黑夜中抢夺女子。但至晚到唐代，人们已感到迎娶新娘在昏时之不便而改在晨晓，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说：“古婚礼必用昏，以其阳往阴来也。今行礼于晓”[20]。明代皇帝大婚奉迎皇后时间，在《明史》中虽无直接记载，但从该书中对皇太子纳妃仪式中可以推知，皇帝纳后也应在“质明”，即早晨。《明史·礼志》：“皇太子纳妃仪，历代之制与纳后同。隋、唐以后始亲迎，天子临轩醮戒。宋始行盥馈礼，明因之。洪武元年定制，凡行礼，皆遣使节，如皇帝大婚仪。”亲迎，“至日质明，东宫官具朝服，陈卤簿鼓吹于东宫门外，皇太子冕服乘舆出，侍卫导从如仪”[21]。清代官书在记载其制度因革时，常以“清承明制”来概括清代制度源流，但清代在许多制度上既有对明代的继承，又有变化。其变化一方面就表现在清代皇帝大婚迎娶皇后并未在质明，而是在子时。以光绪帝大婚为例，奉迎皇后的时间在档案中有详细记载：“正月二十七日皇后入宫……子初三刻十分由邸第正殿檐下启行，子正一刻至东长安街，丑初二刻十分至东长安牌楼，寅初二刻五分至乾清门，寅正三刻五分至乾清宫檐下”[22]。所以在《大婚图》的第八册画面上，绘画了大量的灯笼，或由人随行执打，或在沿途悬挂，实际是为迎亲队伍照明所用。“子”时，按《易经》所说，正是阴阳交接之时，男为阳，女为阴，因而于此时成夫妇。

以现在的观点，一般以为，迎娶新娘用大红喜轿，皇帝大婚，皇后的喜轿只不过比常人的华奢，称为“凤舆”而已，也应该用红色增添喜气。故宫博物院典藏有一乘红缎绣龙凤双喜字轿，在《清代宫廷生活》一书中将其定为“双喜字凤舆”，并解说为“皇帝遣使册迎皇后时用凤舆，其轿内外装饰极为华丽，内部铺垫通红，充满喜气气氛”[23]。同样的观点也被他书引用，如《后宫制度研究》一书，把这种喜轿称亦作“皇后凤舆”，作为插图列在该书之内。[24]实际上，清代皇帝大婚所用凤舆，按其制度规定，外表并非红色，而是帝王专用的明黄色，并且上面没有“喜”字。按清朝典制规定，皇后入宫启用皇后在重大典礼时所乘的凤舆，而对于皇后，最重大的典礼莫过于亲蚕和大婚。皇后凤舆定制在乾隆年间，当时所著图文并茂的《皇朝礼器图式》图说载其形制与用途：“乾隆十四年，钦定皇后仪驾，凤舆木质髹以明黄……棂四启，青紃纲之……内髹浅红，中置朱座……椅髹明黄……亲蚕御之”[25]。此时皇帝乾隆早已成婚，所以制定皇后凤舆的用途在于皇后亲蚕，皇后亲蚕是由皇后主持的最高级别的典礼。因为当时未涉及到皇帝大婚，在确定皇朝礼器时也就未考虑大婚凤舆的形制。在此之后，除了皇后亲蚕而外，也只有在同治与光绪大婚时再次用到凤舆。所以在光绪帝大婚制作皇后凤舆时，承做人员已对其形制不甚清楚，于是特别参照了《皇朝礼器图式》，并对其色彩进行了解释：“光绪十四年四月初八日，本处（按：指大婚礼仪处）具奏工部片，查凤舆图内颜色作法各节，请旨遵行。经总管连英口传懿旨，交出《皇朝礼器图》一册，着工部堂官阅看，照图绘制。其青色即系蓝色，凤舆金顶金凤及仪驾内一切金什件等项，均着照道光二十八年奏明成案办理”[26]。我们从《大婚图》中可以明确看到，奉迎皇后的凤舆与《皇朝礼器图》中的图像及图说完全一致。

皇后入宫的凤舆不与常人相同，而且在皇后乘坐凤舆入宫时，还要提前在其内部放置御笔“龙”字，光绪帝大婚时凤舆内的“龙”字为皇太后慈禧所写，至今还典藏在故宫博物院。此外还要有金质双喜“如意”一柄。皇后坐在凤舆内向宫中行进时，必须一手持金质双喜“如意”，一手持苹果。

至于皇后迎进宫内后，就不再乘凤舆，而换乘文献所载的“礼舆”，它与皇帝在大婚时诣慈宁宫向皇太后行礼所乘之“礼舆”相同，实际上是八人抬孔雀羽顶轿，皇后“由乾清宫至后隔扇，升八人孔雀顶轿”、酉时“请皇后乘八人孔雀顶轿至坤宁宫降舆，至东暖阁等候。”大婚次日，帝、后先后“乘八人孔雀顶轿，提炉前导，出顺贞门、神武门进北上门，由西山道至寿皇殿，列圣列后圣容前拈香”[27]。这种“礼舆”，也是《大婚图》中所画的复选秀女后的“准皇后”出宫时所乘之轿。孔雀羽顶轿的形制并不为《大清会典》所记载，但故宫博物院现今尚有一乘遗存。

奉迎皇后，凤舆到了乾清门，才算到了皇帝之“家”，于是在乾清宫阶下轿。“皇后降舆。福晋接苹果，递宝瓶，皇后接宝瓶，四福晋搀扶，内务府营造司预设火盆于乾清宫殿内，武备院预设马鞍于坤宁宫门槛上。”[28]按满族传统，新娘要跨越火盆才可迎娶进入夫家之中，所以皇后在乾清宫须跨越火盆。有的学者考证此俗是满族萨满信仰中对火崇拜的反映[29]。其实，以火驱邪这种习俗不仅满族流行，而且“外人到东海窝集部的窝棚、帐篷时，要跳火，过火，这就意味着盛火去掉了邪气”[30]。新娘从母家走进夫家，也是从外族他姓而来，为了不给夫家带来邪气妖魔，所以要从火上跨过。满族以火驱邪不仅表现在婚礼中，即使在丧事时也同样要跨火：“满洲人如本家遇有孝服者，必请出神位安于洁净之室。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释去孝衣，始入院内。如无另室之家，则净面洗目，焚草越火而过之，始入”[31]。皇后不仅在进入皇家——夫家之时跨火驱邪，而且对迎娶时所乘之轿以及盖头，提前也要用藏香熏一下以驱除邪气[32]。

在新娘将将要出阁之时，以为有邪气妖魔须避的情况由来已久，如汉代即认为，迎娶新娘日有“三煞”在门，“三煞者，谓青羊、乌鸡、青牛之神也。凡三煞在门，新人不得入，犯之则损尊长及无子”。为避“三煞”，所以在“妇将至门，但以谷豆与草禳之，则三煞自避，新人可入也”[33]。只是在不同的民族间，所采用的避邪方式不同而已。八旗民间在新娘喜轿到达夫家大门时，新郎还要对轿射箭三支，同样是为了避邪：“新妇舆至门，新郎抽矢三射，云以去煞神”[34]。抽矢三射，或即为射“三煞”。

皇后跨过火盆，出乾清宫后到达洞房坤宁宫时，还要从门槛上的马鞍[35]上跨过，才可进入洞房。其马鞍之下还要压有两个苹果。跨马鞍之俗，由来已久，以其音与“安”相同，于是人们用它作为祈祷平安的代表物。按《坚瓠广集》载：“唐突厥默啜请尚公主，诏送金缨马鞍。默啜以鞍乃涂金，非天子意，请罢和亲。鸿胪卿知逢尧曰：‘汉法重女婿而送鞍，欲安且久，不以金为贵。’默啜从之。今人家娶妇，皆用鞍与宝瓶，取平安之意，其来久矣。”[36]清代皇帝大婚，皇后所跨之马鞍下压有苹果，真是更加符合了“平安”之意。而皇后在乾清宫下轿的同时，就要由在宫中执事的福晋命妇接过皇后手中的“如意”与苹果，递上宝瓶，皇后要怀抱宝瓶前往坤宁宫。但宝瓶并非取其“平安”之意，其作用如同聚宝盆，它是财富的象征，其内盛装“珍珠二颗、宝石二块、金钱二个、银钱二个、金‘如意’二个、银‘如意’二个、金锞二个、银锞二个、金八宝二个、银八宝二个、金银米”[37]。满族民间新娘也抱宝瓶，只是其内所盛装的东西不能像皇家那样昂贵，一般装有大米和小米，权称为金银米。在河北的一些地方，新娘下轿时，还有递给花瓶之俗，同时歌唱道：“花瓶本是圣人留，轩辕黄帝起根由。今日落在新人手，富贵荣华万万秋。”其意义与宝瓶相同，无非都寄予了对财富与幸福生活的向往。

洞房诸礼俗。皇后跨过马鞍，进入洞房伊始，最先是要与皇帝一同先行“坐帐礼”。档案记载：“皇上皇后同御龙凤喜床上，向正南方天喜方位，坐帐礼毕……”[38]坐帐礼不见诸经典，只是在唐人笔记中约略记载为：“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之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39]。实际上在当时，这不过是对从远路迎娶来的新娘，让其有一小段时间的歇息，然后再举行各种正式的礼仪。后来因袭之，并以“礼”名之。在满族民间，“新娘入帐篷登床，面吉方而坐，俗称‘坐福’，也称‘坐帐篷’。有的地区已没有帐篷，新郎新娘进洞房后，男左女右并肩坐在南炕上的帐帏内，称为‘坐帐’”[40]。这种俗称的“坐福”礼，在当代东北传统的婚礼中还在流行。

坐帐之后行合卺礼。婚礼诸礼中真正代表男女成为夫妇的是合卺礼，这是历代以来各民族通行的传统礼仪。《礼记·昏义》：“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统治者将其推演到君臣的高度。合卺礼为现代所说的喝交杯酒之源。合卺一词，今人多很生疏，“合卺，破匏为之，以线连柄端，其制一同匏爵”[41]。张梦元的《原起汇抄》则进一步阐述婚礼用匏为爵之意义：“用卺有二义，匏苦不可食，用之以饮，喻夫妇当同辛苦也；匏，八音之一，笙竽用之，喻音韵调和，即如琴瑟之好合也。”[42]实际上也就是前面经典中所说的“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合卺礼在洞房内举行，清代皇帝大婚在坤宁宫举行。此时皇后要重新梳洗打扮，换下在母家奉迎时所穿的龙凤同和袍[43]，把“没上头”的长发姑娘打扮成“两把头”媳妇，穿上朝袍朝褂。这身打扮，完成了从闺阁女子到已婚女子的蜕变，朝袍加身也已然表明从平民女子到皇后身份的蜕变，只有这种身份才配与皇帝合卺。清代帝后在合卺时，却模仿古人席地而坐之俗，“内务府女官恭进宴桌，铺设坐褥于龙凤喜床沿下，相向坐，恭进皇上、皇后交杯用合卺宴”[44]。皇后居左，皇帝居右，对饮对食。在帝后饮食之时，还要有结发的侍卫夫妇在坤宁宫外的屋檐下用满语唱交祝歌，其歌词虽不见档案记载，但无非是祝愿的吉利词语。按古礼，在新娘新郎合卺之后，“媵馂主人之余，御馂妇余”[45]。即由新娘的陪嫁女子“媵”吃新郎所剩之饭食，新郎的从人“御”吃新娘所剩之饭食，以此表明阴阳（男女）蕴藉交接。明代帝后大婚尚恪守古礼中的合卺之仪，如以四个金爵和两个卺行合卺礼，分三次酌酒，并且“皇帝从者馂皇后之馔，皇后从者馂皇帝之馔”[46]。而在清代皇帝大婚中，各种文献已不见爵与卺并存的记载，其合卺改以金质合卺杯。合卺后当晚，帝后还要吃长寿面，次日还要举行“团圆宴”，以表明帝后婚后生活的美满。在满族婚礼中，不论民间，亦或皇家均不见传统完全复古的合卺礼仪式。甚至在民间合卺时，还要由萨满太太向空中抛肉。这些正是满族不同于汉族传统婚礼之处。

清代皇帝大婚在行合卺礼之前，却还先有一项帝后同吃子孙饽饽之俗。子孙饽饽，即饺子。它不由皇家预备，而是由皇后母家预备。子孙饽饽必煮得半生不熟，以谐音“生子”，它寄予了皇家祈求子嗣繁兴的愿望。吃子孙饽饽不同于合卺席地而坐，而是在龙凤喜床上，皇帝居左，皇后居右。在满族民间，新郎新娘食子孙饽饽时，还有“一男童隔窗问道：‘生不生？’，照例由新郎或娶亲太太回答：‘生！’表示婚后要生儿育女，宗支繁衍，瓜瓞绵绵” [47]。在民间，食子孙饽饽往往还安排在合卺之后，而在清代宫廷，却在皇帝皇后还未行合卺礼，未成夫妇之前即先吃子孙饽饽，可见皇家对帝后婚姻之“下以继后世”的殷切希望。然而在清代末世的三位皇帝（尽管溥仪在清朝灭亡后结婚），竟未能有一位子嗣！

三 婚后礼

婚后礼俗表明的是女子新型家庭关系的成立，即新娘成为男家真正的一名成员。经过洞房合卺诸礼，男女双方结拜而成夫妇，但作为嫁到男家的女子，必须得到男方先祖神灵的认可方可成为其家族成员；必须对公婆恭敬地拜见，小心地侍奉，以明确其作为子媳应尽的义务。前者古称庙见礼，后者称拜舅姑。皇帝大婚则把拜舅姑之礼称为“朝见礼”。皇帝大婚而与臣庶最大的不同是在“家”礼而外增加的“国”礼，即增加颁诏礼，庆贺筵宴礼等，无情地减去连接皇后与母家亲情的归宁礼。

庙见礼，就是新妇到夫家家庙祭奠祖先，以求得男方祖先神灵对新妇的接纳。如果未行此礼，则不能成为夫家成员，生前没有祭祀的资格，死后也不会有被祭祀的资格。《仪礼》所记，庙见是其舅姑已殁，于是新妇在成婚后的三个月内到家庙中举行，“舅姑存则以婚之明日见于舅姑，舅姑醴之而妇礼成矣”[48]。至《文公家礼》成，则缩三月为三日，并且无论是否舅姑已殁均行此礼。《大明会典》记载明代皇帝大婚礼仪的顺序，则是在奉迎当日先行庙见礼，再行合卺礼：“庙见。是日早，内官于奉先殿陈设牲醴祝帛毕，候上同皇后至，赞引就拜位，上在东，皇后在西，行礼如常仪。合卺……”[49]其实，未行合卺礼，尚不为夫妇关系，怎可双双先行庙见之礼？尽管毛奇龄在《西河合集》中有“先配而后祖，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何以能育？则是妇至之夕，必入告而谒，谓之谒庙”的观点，但这只不过是其对先行谒庙而后合卺这一不合古礼的辩白。清代四位皇帝大婚是否均行庙见礼，在清代官书典制大全《大清会典事例》中却未见记载。顺治帝大婚时，行庙见礼的奉先殿尚未修复；奉先殿虽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已修复完竣，但康熙帝大婚一如顺治帝大婚一样，都十分简约，所以，这两帝大婚或许根本未行庙见礼。同治、光绪两帝的“庙见礼”则是在婚后次日，向供奉先祖御容的寿皇殿及宫内各殿举行，如同治帝：“皇上皇后同诣寿皇殿列圣列后圣容前拈香，行三跪九叩礼……次同诣承前宫孝全成皇后御容前拈香……次诣毓庆宫孝静成皇后御容前拈香……次诣乾清宫文宗显皇帝圣容前拈香……次诣建福宫孝德显皇后神牌前拈香行三跪九叩礼”[50]。寿皇殿供奉列帝列后圣容之制始于雍正朝。雍正即位后为刻意表明其孝道，开始把康熙帝的圣容悬挂在为其停棂的寿皇殿中，至乾隆时又把雍正帝的圣容悬挂于此。乾隆十五年（1750年），开始把原藏在体仁阁的太祖、太宗、世祖及列后圣容全部移至于此，乾隆帝并下谕曰：“前代安奉神御，率在寺中，别殿净宇，本无定所……式衷庙祫之仪，斯协家庭之制”[51]。所以同治、光绪二帝的庙见礼不在奉先殿，而改在了寿皇殿。对他们来说，叩拜祖先御容，似乎比叩拜神牌还直观，具体。

朝见礼。对皇帝大婚而言，他所以能够即位为皇帝，是其父皇已崩逝，所以古称的拜舅姑之礼，就成了皇后拜见皇太后之礼。唐朝诗人朱余庆的诗《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正是以拜舅姑之礼而借喻。“画眉深浅入时无”说是新妇要打扮入时才可见舅姑，而在清代皇帝大婚中对皇后衣着则有礼制化规定，即皇后要换去昨日合卺时所穿的朝袍朝褂，改穿吉服：“戴凤钿，明黄五彩龙袍，八团五彩有水龙褂，戴项圈、拴辫子手巾、东珠朝珠”[52]。《礼记·昏义》记载的见舅古古之礼：“夙兴，妇沐以俟见。质明，赞见妇于舅姑。执笲，枣、栗、腵脩以见。”即新娘拿竹器盛着枣、栗子、姜桂干肉作为见面礼，拜见公婆，“枣，取早起之意。栗，取战栗之意。腵脩，取振作之意”[53]，以各种东西来比喻妇侍奉公婆要勤谨，要怀着敬畏之心。明代的朝见礼尚恪守皇后向皇太后进献“腵脩”。清代皇后朝见皇太后则把古礼中的“妇见舅姑”与“妇馈舅姑”及“舅姑飨妇”相合并：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皇上大婚礼成，十七日行朝见礼，皇后盥馈两太后。”[54]“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皇上大婚礼成，于二月初二日辰时行朝见礼。是日，尚膳监洁具，皇后盥馈，皇太后御席，又具皇太后醴飨。皇后御席。内监预设朝见拜位于慈宁宫内正北……赞引命妇引皇后诣正中拜位，行六肃三跪三拜礼……尚食进席于慈禧端佑健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前，慈禧端佑健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举酒举馔，赞引命妇引皇后诣拜位复行二肃一跪一拜礼，兴，引诣醴位坐，尚食进席于皇后前，皇后举酒举馔毕，兴，内监侍撤。赞引命妇引皇后诣拜位复行二肃一跪一拜礼……”[55]行朝见礼时，皇后以及复选秀女所指定的妃嫔先后向皇太后献”如意”而不是汉族传统婚礼中的“枣”、“栗”、“腵脩”。清代宫廷乃至民间，把“如意”这种可以在手中把玩的小物件赋予了无限吉祥的含义，它代表了当时人们的一切美好向往。所以，在许多重要的场合，都用“如意”来表达心遂人意的愿望。仅以婚事为例，复选秀女指立皇后以后，亲王大臣要向“准皇后”进“如意”；“准皇后”出宫回府邸，也要以龙亭抬“如意”走在队伍的前列；抬进皇宫的皇后妆奁也一定以“如意”为第一抬；奉迎皇后入宫的凤舆中也一定有金“如意”一柄，并且皇后在凤舆中向宫中行进时在手中把持；洞房中的龙凤喜床四隅也要安设“如意”；合卺礼之第三日，皇后与妃嫔向皇帝行礼时一定向皇帝递“如意”，皇帝亦回赐以“如意”等等[56]。满族民间订婚礼物也一定用“如意”：“在定礼方面，满人最重视‘如意’，认为它象征着吉祥如意。因此，贵族、巨富者用金玉如意；次这者用三镶点翠、珊瑚、玛瑙或镶嵌的如意；经济条件较差的则用岫岩石、锦川石的如意。以示尊重族礼。”[57]所以清代皇帝大婚，皇后朝见皇太后并不需要此前各代那么具体的物品，如枣、栗、腵脩等，而以一柄“如意”即可代表一切可以代表的愿望。至于皇后盥馈太后，与民间新妇入门第三天，要下厨飨馈公婆一样。民间新妇下厨的情形，一如唐代王建所作诗云：“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而在宫廷，皇后无须亲自下厨作羹汤，而是由宫中服务机构代劳。皇后向皇太后行礼，无非要表明的是等级之制，表明皇后要有母仪天下之责。清末二帝大婚之朝见礼如是，而清初二帝大婚对皇后朝见礼的意义并不明晰，如顺治帝大婚，奉迎当日，“皇后率后母及公主、福晋、命妇朝孝庄文皇后于位育宫（即保和殿），礼成，皇后还宫。孝庄文皇后赐后母燕，公主、福晋、命妇咸与”[58]实际上，这时皇后朝见皇太后的意义，并非是妇对舅姑之礼，而是率其母向皇太后的谢恩礼。

颁诏礼与庆贺礼。皇帝大婚不可以狭义“和两姓之好”来理解。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帝即代表国家，所以皇帝大婚是国家的盛典，必须从国家的高度来安排诸礼仪，其最重要的体现，在于婚成以后要向全国臣民发布诏书，以使妇孺皆知。

通常大婚两日后，再择吉日颁诏，届时“捧诏官捧诏书至午门外，安设龙亭内，行一跪三叩礼。銮仪卫校尉舁亭。香亭在前，龙亭在后。乐部和声署作导迎乐。御仗前导。礼部堂、司官随至天安门内设香亭、诏书龙亭于正中，捧诏官行一跪三叩礼，捧至天安门高台黄案上，移龙亭、香亭设于天安门前正中。文武百官于金水桥南按翼咸集，鸿胪寺官赞：‘排班！’赞：‘进！’文武百官俱排班，耆老领催另为一班，俱北面立。宣诏官登台西面立。鸿胪寺官赞：‘有诏！’众皆跪。宣读官宣清汉诏书讫复于案，退。赞：‘叩！’‘兴！’众行三跪九叩礼。捧诏官捧诏书置云朵内，采绳悬系，由金凤口中衔下。礼部司官跪接，仍安设龙亭内，由大清门出。乐部和声署作乐，御仗前导，至礼部，望阙排立，香案供奉诏书。礼部堂官率属行三跪九叩礼。恭镌诏书颁行天下”[59]。《大婚图》把颁诏礼的各个环节绘画得十分形象。

每逢喜事，欢庆祝贺乃人之常情，所以各种祝颂之活动均可称为庆贺礼。婚礼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是各种礼仪中的嘉礼，为其庆祝至为隆重。皇帝大婚作为国之盛典，其庆贺礼自然隆重无比。宫廷中的庆贺礼属于国礼。届时由王公大臣进献贺表，叩拜在丹陛之下，山呼万岁，这与其他庆典时的庆贺礼无别。但在晚清两位皇帝同治与光绪大婚礼之庆贺礼，并不限于王公大臣向皇帝进表称贺。由于皇太后垂帘听政，皇帝也只是儿臣，所以皇帝须首先率王公大臣诣皇太后宫慈宁宫进表庆贺，然后皇帝才可御临太和殿接受王公大臣之进表庆贺，此种情形在其他朝代不曾出现。古代中国，皇帝即代表皇权，至高无上。皇太后只是后宫中的一员，从伦理上，她高于皇帝为尊长，但从国家的角度，却不可凌驾于皇帝之上。所以对之行礼，就只限于家礼，而非国礼。但晚清特殊的政权形式——皇位与皇权相分离的状况[60]，使得皇帝在帝位并不完全代表皇权，皇太后不在帝位却又是皇权的实际执掌者，所以皇帝必要对皇太后行以国礼，行以臣礼。《大婚图》把皇帝诣慈宁宫行向皇太后行礼渲染得至为浓重。

筵宴礼。婚礼成之后，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国宴以答谢后父及其族属。在婚前礼的纳采礼时，虽曾在皇后府邸举行了纳采宴，但其意义、规模以及参与宴会人员的广泛程度不可与此相比。此时，皇帝要亲自御临太和殿，设法驾卤薄、乐悬、黄幕反坫等，以敬重其事。其中强调设“反坫”，即为放置爵杯等物的架子，颇有古礼之义。按《论语·八佾》记载：“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筵宴既以反坫，是否可以理解为把被宴请之人——皇后之父置于了同皇帝相等的地位？

筵宴礼在清朝四帝的大婚礼中，曾在婚礼中不同的时间举行，如顺治、康熙帝大婚礼，在奉迎当日，先举行筵宴礼后，帝后才行合卺礼，这无疑说明清初皇帝大婚在礼仪程序还很不规范，帝后未合卺尚不为夫妇，其答谢筵宴之为何而设？另外，在清初，筵宴礼由皇帝在太和殿赐宴后父与男眷，皇太后在其宫（顺治时在保和殿，当时称位育宫）赐宴后母及其女眷。然而在清末，在大婚礼仪完备的情况下，皇太后赐宴后母及其女眷，一律改作了赏后母桌张而不实际筵宴，这应是随着满族的汉化加强，汉族的男尊女卑观念在筵宴礼中的反映。顺治、康熙二帝在奉迎皇后时，“皇后凤舆启行出大门，前导命妇四人，后扈命妇七人（谨按，同治十一年、光绪十五年大婚前导后扈命妇俱未简派），均乘骑”[61]。

至此，皇帝大婚之各项礼仪全部完结。

皇帝大婚作为国家的盛典，各项礼仪繁缛，但正是在繁缛中体现了皇权之尊贵，国礼之隆重。而且，在清代不同时期皇帝大婚礼仪，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即如顺治帝大婚简约，纳采礼后还无纳采宴；同时也表现出其民族特点。

注：

[1]《仪礼·昏礼注》，《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1979年。
[2]（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百五十二，《昏礼》。
[3]《通典》卷五十八《后汉纳采礼物》，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4]《大明会典》卷六十七，万历十五年刻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影印。
[5]《光绪帝大婚图册·图说》，故宫博物院藏。
[6] 同治《大婚典礼红档》卷6，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
[7]（汉）班固：《白虎通义·嫁娶篇》卷四，载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8]《光绪帝大婚图册》，故宫博物院藏。
[9]《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明出版社，1986年。
[10]同[1]
[11] 同[4]
[12]《光绪大婚图册·图说》第三册，故宫博物院藏。
[13]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卷十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4]同[1]
[15]《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五四。
[16]同[11]
[17]同[1]
[18]同[5]
[19]同[7]
[20]（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载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21]《明史·礼志》卷五十五，中华书局，1976年。
[22]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卷十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3]万依、王树卿、陆燕贞：《清代宫廷生活》，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5年。
[24]朱子彦：《后宫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25]《皇朝礼器图式册》，故宫博物院藏。
[26]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卷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7]同治《大婚典礼红档》卷十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8] 同治《大婚典礼红档》卷二十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9]《坤宁宫为清帝大婚洞房论》，刘潞，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3期。
[30]王宏刚、富玉光：《满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1年。
[31]《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二，载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32]光绪《大婚典礼红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3]（宋）高承：《事物纪原·撒谷豆》卷九。
[34]（清）徐珂：《清稗类钞·满蒙汉八旗婚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35]故宫博物院典藏有一件以金桃皮鞍板，黄铜鋄金镶嵌鞍条、金漆彩画制成的马鞍，按档案记载为同治大婚时所做。
[36]（清）褚人获：《坚瓠广集》。
[37]同治《大婚典礼红档》卷一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8]同治《大婚典礼红档》卷一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9]同[20]
[40]同[30]
[41](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康熙间通志堂刻本。
[42](清)张梦元：《原起汇抄》卷一五。
[43]“龙凤同和”图案即为“龙凤呈祥”图案，在服饰上绣有圆形的龙凤相对的图案若干。
[44]同[28]
[45]同[1]
[46]同[4]
[47]常人春：《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
[48]同[2]
[49]同[4]
[50]同[28]
[51]《清史稿·礼志》卷八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
[52]同[27]
[53]何联奎：《中国礼俗研究》，台湾中华书局，1983年。
[54]同治《大婚典礼红档》卷二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5]《光绪大婚仪注》第二册，光绪十五年石印本，故宫博物院藏。
[56]散见于同治、光绪《大婚典礼红档》各卷。
[57]同[47]
[58]《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二十四。
[59]《光绪大婚仪注》第三册，光绪十五年石印本，故宫博物院藏。
[60]杨珍：《清代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
[61] 同[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