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宾高铁站:有关朝鲜战争的14个争议问题的澄清——纪念为国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朝鲜战争停战已经50周年了，围绕它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现本人就朝鲜战争至今争论不休的14个问题做一个力所能及的澄清。 

1、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南北政府谁更合法？ 
在20世纪初朝鲜被日本吞并后，不愿做亡国奴的朝鲜人可分为3部分，一部分流亡中国，并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组成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金九为代表，在抗日时期暗杀过日本将军，并组织过以宣传为主的朝鲜义勇军。第二部分流亡美国做寓公，也在美国做过宣传抗日的工作，以李乘晚为代表，第三部分是坚持在朝鲜和东北做抗日活动的人士，其中武装斗争能坚持到1945年的就剩下以金日成为代表的共产党了。日本战败投降后，美苏将朝鲜按“三八”线一分为二，金日成随着苏联红军进入北朝鲜，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和美国人熟悉的李乘晚随美国军队来到南朝鲜。当时美苏已经开始对立，美国更是把苏联和共产主义当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对手，因此美国压倒一切的思想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反对共产主义。当时美国的朝鲜占领军司令霍奇曾组织过汉城市政委员会的自由选举，但国外回来的人由于没有民意基础而大多落选，而坚持在本地抗日的左翼人士获胜（还不算共产党）。结果吓坏了霍奇，最后他使选举作废（这可不是我编的，有历史记录）。并且还拒绝了北朝鲜金日成呼吁的全国选举。在这期间，被称为大韩民国独立之父的金九被暗杀，当时以及至今人们普遍怀疑是李乘晚所为，但无确凿证据。最后，美国支持李乘晚建立了正式的大韩民国政权，随之，苏联也支持金日成建立朝鲜政权。李乘晚由于没有民意及干部基础，只得大量留用日本占领时期为日本服务的军政人员，引起人民的反对，政权始终处于混乱状态。而北方政权由中国东北及苏联回国的共产党组成，有一整套的政策和干部队伍，所以政权很快稳定，但由于立刻采用了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当时的中产阶级大量南逃。 

所以说，北朝鲜是由始终坚持抗日的人员组成，由于采用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得到多数中下层人民支持，少数人反对。南朝鲜最高层是美国回来的李乘晚，没有自己的干部，又排挤了中国回去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只能依靠当年为日本服务的伪职人员，人民怨声载道。 

2、朝鲜战争是谁打的第一枪？ 
要是问1950年6月是谁打的第一枪，现在已经很明确了，是北朝鲜。但南北两朝鲜自建立之初开始，“三八线”上就枪声不断。在两个朝鲜建国之初，北朝鲜900万人，南朝鲜2000万人。北朝鲜回国的骨干不过数千人，一切要自己从头做起（当然有苏联的支持），而南朝鲜是依靠了日本留下的政权机构和警备队（也有美国的大力支持），很快建立起10万人的队伍。所以开始南强北弱，金日成大呼和平，但南方咄咄逼人。但北方共产党的工作效率远高于南方，苏联全力支援，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后，又送回了久经战阵的4个师力量的武装部队。美国对南方的支持有点三心二意，南方自己内争不断，结果北方的力量超过了南方。 
南北朝鲜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在被分成两个政权，所以双方都要吃掉对方，并没有什么必要去争论谁放第一枪，就看是谁先准备好了。结果，北方先准备好了。 

3、美国为什么要介入朝鲜？ 
当时冷战已经开始，中国陷入共产主义阵营已经让美国恼火。美国的思维一向比较直接，他把世上所有的冲突都看作是共产主义和他所代表的自由世界之间的冲突。朝鲜枪声一响，美国立刻认为是共产主义开始武力扩张了，如果失去了南朝鲜，接下来就是日本，然后也许就轮到美国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介入朝鲜战争，同时把台湾国民党列入保护圈，从而激怒了中国共产党。 

4、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介入朝鲜？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全国政权。先不讲意识形态的问题，就历史来说，对任何一个中国政府来说，朝鲜都是不可缺少的战略缓冲。一千多年前的大唐就支持朝鲜半岛北方的新罗对抗日本支持的位于朝鲜半岛南方的百济，明朝又两次抗倭援朝，清朝末年援朝失败的后果大家也都看到了，如今美国首先介入了台湾海峡，所以对中国来说介入朝鲜才是正常的，不介入反而是不正常的。美国人自己也说，如果有敌对势力入侵墨西哥，美国在5分钟之内就会决定出兵。 

5、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由于美国人对中国的蔑视，虽然美国也认为中国有能力组织起援朝的队伍，但决不相信中国敢于援朝，所以队伍四处冒进。中国虽然已经决心援朝，但对美军实力也不清，有所顾忌。经过第一次交手，打垮了南朝鲜几个团，美军一个营，摸清了美军的战力，树立了自己的信心，战果不大，意义重大。而美国只是认为中国虽然参战，但实力不够，“不是一支不可辱的队伍”（ 麦克阿瑟语）。 

6、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由于第一次战役后美国没有搞清中国军队的实力，认为在面对面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不可能是美军的对手，所以继续分兵冒进，结果大败。在这次战役中，以“四野”为主的西线获得全胜，三面包围了美军，但美军在损失了大量人员装备后，成建制地逃出了包围，这点大家没有异议。有异议的是东线，有人说以“三野”为主的东线在包围了美军后，自身损失惨重，而美军最后冲破包围，携带装备和人员扬长而去，是中国军队的失败。其实这只说到其一，没说到其二。当时在东线，中国军队缺衣少穿，还没有重武器，但仍然毅然发起进攻，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其意义如下：中国士兵排山倒海、奋不顾身的冲击，彻底扭转了美国对中国军队的蔑视，顿生敬畏。其“北极熊团”的被歼，使得美军充分高估了中国军队的攻击能力，从此，美军一发现其侧后有中国军队出现，就立刻撒腿就跑。在第二次战役后，美军从低估中国军队发展到高估了中国军队的实力，从清川江到“三八”线，西线美军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向后狂奔了200多公里，东线的10多万美军也在只有少数中国军队逼近的情况下，销毁了大量物资仓皇下海逃去。其实如果美军凭实力节节抵抗，步步后撤的话，中国军队要打到“三八线”还不知要那年那月。战役后，东线9兵团足足休整了5个月才重新投入战斗，很多战斗骨干在严寒中失去了战斗力，但他们的对手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也是过了3个月才重新投入前线。冰天雪地中的中国军队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2个月的战争主动权。

7、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二次战役”后，中国军队不战而抵“三八”线，战力疲乏，彭德怀从自己实际出发，要求先休整再过“三八”线，当时国际上纷纷要求中国军队不过线，但毛泽东认为此时停下是示弱的表现。“当初我们叫你美国停，你一步就跨过来了；现在你败了，又想叫我停我就停？”毛泽东岂是肯示弱的人？于是要求彭德怀必须立刻过“三八”，过去了再休整，哪怕过去一步都行。于是已经不停征战了2个多月的志愿军将士又继续发动了排山倒海般的冲击。出乎我们自己意外的是，美军为我“二次战役”的余威所慑，一触即溃。本来1个营的美军需要2个团的我军才能歼灭，但如今被我两个连的队伍一冲就垮，美军又不战而放弃了汉城，一直退到了“三七”线才稳住脚。虽然我们的很多高级将领认为美军是故意后退，引诱我冒进攻击，但没有一个美军高级将领承认他们有诱敌深入的战略。第三次战役在军事上收获不多，但在政治意义上收获重大：近代中国军队唯一的一次攻进了一个外国的首都。 

8、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三次战役”的轻松胜利，使得毛泽东开始高估自己，要求彭德怀继续进攻，此时彭德怀知道中国军队现在真的是“强弩之末”，于是直闯中南海陈情，毛泽东也不愧为英明领袖，立刻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意见，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此时彭德怀犯了一个小错误，没估计到美军会很快反攻。没想到美军在更换了统帅后，新任司令李奇微重整了军纪士气，立刻发动了反攻。在“四次战役”中。中国军队取得了“横城反击战”的胜利，但只是战术上的胜利，但在随后的“砥平里围攻战”中没有达到目的。李奇微从“三次战役”后总结出我攻击的时间只能维持7天，又从“砥平里围攻战”看出了我军的攻击能力不强，从此真正认识了中国军队的能力和缺陷。美国还把“砥平里围攻战”看作是朝鲜战争的又一个转折点而大肆纪念。其实中国军队的能力缺陷的暴露是迟早的事情，在“四次战役”中，中国军队的能力已经发挥到了极限，中国士兵尽管依然奋不顾身地战斗，但也只能且战且退。“四次战役”中中国军队犯了点小错，但总的来说是由于综合实力不济，不得不吐出了“三次战役”吞下但不能消化的肥肉，逐步退回到“三八线”。但中国士兵的拼死阻击，也让美军心理十分忌惮，只敢小心渐进，而且不敢轻言胜利。 

9、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中国军队尽管退回到“三八线”，但受“三次战役”影响，依然轻视美军的战斗力，随着国内19兵团、3兵团的来到和9兵团战斗力的恢复，又发起了“五次战役”，仍然希望像“三次战役”那样一口气推进。但此时的美军已经不再一触即溃了，而是节节抗击、步步后退。中国军队经过2个阶段的反攻，虽然大量歼灭了敌人，但都没达到最初的战略上的目的。在消耗完作战物资后，中国军队又开始了例行的后撤休整。但此刻，彭德怀犯了个不该犯的比较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精密地组织后退的行动，而是要各兵团自行组织后撤。结果各部队各行其事，缺乏协调。而已经掌握了中国军队特点的美军乘势发动了“箝入式”的反攻。突破从西边开始，朝鲜人民军一军团首先抵挡不住冲击，开始后退，影响到了19兵团的65军，65军没有完成兵团交给的阻击任务，提前撤出了阵地，连带着63军也开始后退。63军在后撤时由于通讯手段的落后，没有通知到东边的60军，在西边，3兵团司令部电台被炸，失去指挥，12军阵地又被突破，又影响到15军，15军见形势不好，自行决定后撤，但没有通知西边的60军，结果造成60军180师孤军突出。同时，第二阶段担任反击的9兵团27军及配属的12军部队也被截断。被截断的27军先就地挡住了美军的正面进攻，然后机动灵活地重新选择了后撤路线，摆脱了危机。但60军180师由于军师领导的指挥失误，造成了重大损失。最后阵线由63军，15军，20军，27军等部队稳定了下来。“5次战役”中国军队先胜后败，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国士兵的被俘人员中，80%是“五次战役”被俘的，其中3兵团又占3分之2，其中180师的被俘人员又占3兵团的3分之2。“箝入式”的反攻也不是美军的特长，参与反攻的“特遣队”人数不多，不敢近战夜战，很多地方靠火力封锁，使得很多我军趁夜脱险。彭德怀元帅的用兵特点是，越是在艰难险阻的条件下越能显示出英雄本色；反而在有的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为敌人所趁。历史上有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通过“五次战役”，中国认识到靠现有的实力是无法把美国人赶下海的，于是战争的目标转变为保持战前状态。而美国也不希望继续陷在朝鲜，因此谈判有了共同的语言，2年的“停战谈判”拉开了帷幕。

10、“上甘岭战役”的意义何在？ 
“五次战役”后，中国军队认识到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认识到在目前的后勤装备下就算发动反攻也不能巩固所得成果，于是放弃了计划中的“第六次战役”，开始一方面在前沿固守，一方面大力改善后勤和装备。苏式武器也是在这时候开始才大量装备部队。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下半年的一年里，中国军队只是发动过战术反击，没有发动过战役反攻。但美军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依靠绝对优势的火力步步紧逼。中朝军队奋勇抗击，朝鲜人民军还打出了“血岭”，“伤心岭”这样的战例，使得美军每进一步都付出惨重的代价。李奇微叹息：按这样的速度至少要20年才能到达鸭绿江。这句话里有2个含义，一是说明了美军损失惨重，得不偿失；另一方面也看出美军还是缓慢地向前推进的，“血岭”，“伤心岭”最后都落入了美军之手。惨重的看不到胜利的损失使得美国的政治家们迫切希望早日从朝鲜脱身，越来越不鼓励前线士兵用鲜血去换来荒无人烟的山头，但美国军人的荣誉感使得前线美军将领还是希望用武力夺取彻底的胜利。于是，当时的美军前线指挥官范弗里特提交了一份大规模进攻的计划，被上级否决。范弗里特不肯死心，经过修改，又提出了一份比较小的计划――用两个营的兵力花5天时间进攻上甘岭。假如计划得逞，再提出下一个计划。但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美国惨败，而中国打出了一个“千岁军”――15军，还打出了一个“上甘岭精神”。 
“上甘岭战役”的意义不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有的人把“上甘岭战役”说成是我军生死悠关的一战，其实是夸大了。上甘岭是五圣山的前沿阵地，是它的大门，而五圣山的确是不可放弃的战略要地，但五圣山要比上甘岭高一倍多，在五圣山和上甘岭之间还有好几座山，即使我方丢失了上甘岭，问题也不是太大。但我方的坚守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军队的实力，就是中国军队有能力守住任何想守住的阵地。美军从此死了打到鸭绿江的心，再也不发动营以上的大规模进攻了。在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范弗里特在自己离任回国前又进行了最后一次试探，以一个营的兵力进攻我一个排固守的“丁字山阵地”。美军在类似的高地上举行了7次演习，制订了完美的陆空联合作战计划，邀请了有关高级军官和记者旁观，但在一天的进攻中连我阵地的边都没碰到，就被我军轻松地打了下去。从此美军再没发动过任何主动进攻。 

11、“金城反击战”的意义如何？ 
经过一年的休整装备，中国军队的火力装备和后勤供应都大大改善。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于1953年5月和7月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反攻，目标是南朝鲜军队。南朝鲜军队经过3年整顿战力和美军也相差不远了，这在半年前的“上甘岭战役”中已经可以看出了，但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中被击溃。现实已经证明，中国军队不但“守必固”，而且“攻必克”。停战后美军司令克拉克说了句广为流传的话：美国第一次没有战胜。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我们的敌人比过去更强大了。 

12、最后的停战分界线是北朝鲜吃亏了吗？ 
最后的停战分界线确定后，在“三八线”以北的由美军占领的原北朝鲜的土地是“三八线”以南的由朝鲜人民军占领的原南朝鲜土地的两倍。因此有人说，是北朝鲜吃亏了。但要从土地的质量上来看，是北朝鲜大大便宜了。朝鲜西面是平原，东面是高山。对于韩国首都汉城来说，西面的平原无险可守，只能依江防守，但如果东面的高山丢失，被敌人迂回，那汉城就是死地。所以战争中中美两军在汉城的一进一出，城中都没有战斗。对韩国来说，只有在东面尽可能地向北推进，占领更多的高山，才能更好地保卫汉城，拿句围棋术语叫“生死劫”，必争不可，所以美军在东面拼死进攻。但对北朝鲜来说，东面的高山占得多，可以威胁汉城，占的少，丢下的也不过是荒山野岭，而自己的一方是一座高山连着一座高山，对自己来说，争山头是“无忧劫”。但朝鲜占领的原南方的领土有古都开城，有渔业资源丰富的翁津半岛和便于农耕的平原地区，在质量上是大大便宜的。 
13、“朝鲜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如何？ 
1840年后的中国成了无可争议的“东亚病夫”，被西方人所蔑视。1930年前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地位比黑人还低，1931年“九一八”后正直的美国人开始同情中国人，“太平洋战争”后美国人承认了中国的盟友地位，这个盟友是庞大的，但又是虚弱的。“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自己的利益极力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但遭到苏联和英国的反对。“二战”后，在美国人的心中，中国人民是善良的，勤劳的，但又是虚弱的，是需要美国保护的国家，所以当共产党在1949年胜利后，美国国内居然在讨论“是谁失掉了中国？”这个问题。朝鲜爆发战争后，美国基本上把中国的因素忽略不计，一方面认为中国不可能介入，另一方面也认为就算介入也没什么影响。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只会开餐馆、开洗衣店的中国人一看到美国士兵的军服就会向后跑，结果在“二次战役”中被闷头一棒，闻风丧胆，最后直到停战协定签定也没捞到什么便宜。美国人重新认识了中国人。1952年以后，美国国内各个州才在法律上废除了歧视华人的规定。而让美国在战场上难堪的共产党中国成了比苏联还坏的“恶魔”，美国在一切领域围堵中国，甚至美国的外交官在外交场合见到中国外交官都视而不见，以此来表示他们的恼怒。 

十年后，越南战争又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对美国来说，噩梦开始了。战场上的美国士兵把中国顾问训练出来的越南士兵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陆军士兵”，在明知中国的后勤部队进入越南的情况下，美国空军不敢轰炸中越边界，陆军不敢过“17度线”。一个美军旅长在他的《一个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一书中提到，一次战斗后发现了一具身材高大、皮肤较白的越军军官尸体，有人怀疑是中国顾问的尸体，这情报被当作绝密情报逐级上报，被严令不得泄露，不得再提起，深怕传播出去后会影响美国的军心民气。这时的美国人才认识到中国不但不能轻视，而且不能忽视，于是才有了得到90%美国人拥护的尼克松访问中国。 

14、50年后的今天，还需要再来一次“抗美援朝”吗？ 
在美国“一极独大”的今天，对毫无威胁的古巴仍然继续封锁，和已经与中国反目成仇的越南改善了关系，惟独对朝鲜步步紧逼。网上有不少谴责朝鲜的文章，但现实是：朝鲜会主动进攻日本，美国吗？朝鲜就算有了核武器，会扔向韩国吗？现在是朝鲜一再要求签定互不侵犯条约而被美国拒绝，美国甚至口头上都不肯承偌不首先进攻朝鲜，责任在谁还不清楚吗？美国希望保持各种压力促使朝鲜崩溃。而朝鲜想利用“核武器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外忧。以便集中精力对付内患。中国不能容忍敌对势力再一次逼近边境，这道理和50年前没两样。我想，只有在遇到朝鲜像东德那样被从内部和平颠覆、主动投向南方这样的情况才不便干涉，除此以外的任何情况下“抗美援朝”都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当然方法有很多种，但我国越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朝鲜，事态越不会扩大；如果态度仍然是含含糊糊的，战争爆发的危险反而越大。中国不仅仅是为了友谊、更重要的是为了利益才应该这样做。 

5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使得中国自大唐以来又一次扬威于世界，其意义是不可置疑的。但诋毁我们英勇战士之声至今不断。日本把侵略战争中的战犯放进靖国神社供奉，德国也把参加“二战”的普通老兵看做是为国尽忠，而把当年“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奋战、为国牺牲的战士称为“炮灰”的那些人，他们还能算是“人”吗？

当中国开始公布相关资料时，几乎所有的官方资料都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介入者，强调当时的中国亟想将注意力放在攻占台湾和国内建设上，并无意卷入这场战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被解密公开，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到，史学界传统学派提出的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解释比修正学派的观点更接近真相。已有几位美国学者利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说明了这点。 

本文作者不仅参考了苏联的这些新近公布的资料，也广泛和深入地分析了来自中国的资料。笔者认为：传统学派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观点较为准确，中国并非不情愿地卷入战争准备；在五十年代上半叶，中苏、中朝之间并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愿意响应莫斯科和平壤发动的朝鲜战争的“紧张”关系，中国之所以参与这场战争，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苏联的请求和美国的威胁，还明白无误地有自己的积极的目标，如换取大量苏联武器为解放军换装、换取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经济等；在驱使中国参战的苏、美两大因素中，苏联因素更具决定性，而且苏联因素之性质与以往人们所知道的几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点主要发现，其中许多地方与大多数学者根据二手文献得出的、目前在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大相径庭：其一，中国对战争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于人们以往所知。其二，中国出兵朝鲜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中并不包括先行攻占台湾。其三，中国虽然误以为美国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但却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不会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此二项预测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先行入朝以警告华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其五，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目标是多重的，不过并无支配北朝鲜的意图，这多重目标中主要的十个是，拯救北朝鲜、打消斯大林的怀疑、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用苏制武器装备给解放军换装、取得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中国经济、加入联合国、占领部分韩国领土以交换美军撤出台湾等、引诱台湾国民党军进攻大陆以便围歼之、消除美国以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或中国军队的动机、令南北朝鲜基本恢复战前边界。其六，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源于中共建国前苏联的饷械援助，这一依附性不仅极大地局限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选择，而且在中国建国后希求得到大量苏联援助以保卫和复兴国家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详加分析。 

莫斯科和北京对平壤发动战争的设想是如何反应的？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军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便不失时机地两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均遭斯大林拒绝。当时，斯大林担心美国的地面部队会入朝作战，但他并未将这一考虑如实转告毛泽东。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解放军部队的加入，朝鲜人民军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战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中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披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1年1 月16日又输送给金日成10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境内受训成军的。不过，中国从1949年5 月起介入朝鲜战争的准备阶段时，毛泽东和金日成原来准备对付的并不是美国兵，而是日本兵，这是他们的误判。 

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战争计划（1950年1 月至6 月） 

中共建国后不久就控制了中国大陆，在对外关系方面，关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谈判已在进行中，中国已基本上不再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据斯大林派往毛泽东身边的特使科瓦廖夫回忆，莫斯科曾一度担心沃德事件和 “紫石英”舰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对中国的联合军事干涉，到了1949年底这一担心已经消除了。这样的局面增强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掌控内外局势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有错误的预测，他以为战争爆发后美国将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国步兵帮助韩国，所以毛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持积极态度。于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北朝鲜攻入韩国后，若有外国出兵入朝、帮助韩国作战，则中国也出兵入朝、帮助北朝鲜作战。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达成了协议，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为了避免苏联介入朝鲜战争之事在国际上暴露，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供日造而非苏造枪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据中、俄新近公布的资料，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避免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必要性、苏联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保护的必要性等。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中共解决台湾更优先的地位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答应斯大林的上述“请求”，固然与中共和苏联、北朝鲜的意识形态相关性有关，也是中共成立以来对苏联长期依附的必然结果[4].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公开以前，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关系常常被低估了。美国学者约翰·L ·甘迪斯提到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指证说，斯大林认为，真正的革命不应当是自发的，而是受莫斯科组织和指导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制的共产党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前苏联的档案资料披露，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接触极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泽东并不象中国的党史研究者和部分西方学者所解释的那样独立于苏共，相反，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中共的行动大多数都是得到斯大林批准后才实施的。抗日战争末期，斯大林把在东北收缴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此后，在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又悄悄地帮助中共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 

苏联的大量金钱和军事援助对中国革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这都是他对斯大林欠下的旧债，如果他不以某种方式偿还、不继续依附于斯大林，斯大林是不会为他提供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外交支持、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的，而出兵朝鲜则是唯一的还旧债、邀新宠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实际上握有对毛泽东发号施令的权力，虽然这些号令表面上被称为礼貌的“请求”，但对毛泽东而言实际上是难以抗拒的，否则，毛泽东就无法为中共的新政权奠定稳固的基础，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惩罚乃至抛弃。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关系完全符合“权力”的定义。美国学者艾伦·惠廷曾正确地指出：“在中苏联盟中，权力地位的不对称性，使毛泽东在中苏两国发生政策矛盾时，极端缺乏手段来推进中国的政策。”近年来，中国的官方外交史也已承认，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与希求得到大量苏援以启动国内经济建设有关。 

在中国出版的相关文献中，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即毛泽东此次访苏时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东兴日记》的记载是，在毛泽东访苏的头两个星期内，斯大林每两天半就会见毛泽东一次，如此高的会晤频率怎么能被解释成毛泽东受冷遇呢？毛泽东在莫斯科时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一些不愉快，源于斯大林不同意供给中共海军舰只以解放台湾，这并不是大争执。在中共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有过“奶大了的孩子不听娘”的情况，而斯大林则用援助和惩罚并举的办法迫使中共服从，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指望毛泽东在南满一带组织八路军作战，防止日军侵苏，并许诺首先在中蒙边境以大量苏援武器为八路军全面换装，但毛泽东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换马”而一再拒绝。为此，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谴责了中共，苏共从此便猜疑中共，称中共为“人造奶油共产党”，并采取了报复手段。[5] 斯大林藉此给了毛泽东明确的信息：“你不关心我的胜负，我也不关心你的死活。” 后来，在国共内战时期，斯大林曾试图说服蒋介石亲苏疏美，失败之后就转而全力支持中共。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苏联的旧债太多，当斯大林“请求”中共必要时出兵援朝时，有求于苏联的毛泽东是很难拒绝的，而积极主动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1950年1 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 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据前苏联政府档案中一份“有关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毛泽东强调，他不相信美国会为朝鲜这么块小地方而卷入战争，并说中国政府将派一支军队驻扎在沈阳一带，以备在南朝鲜吸收日本士兵加入军事行动时入朝作战。”1950年底入朝参战的解放军38军113 师师长江潮亦回忆说：“我们的失算在于没料到美国会直接干涉。”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既早且深，可以说，这场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策划的结果。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既扮演了“发令员”的角色，又是中国、北朝鲜这两个“运动员”的“教练”。他安排了一场接力赛，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泽东接棒。显然，若无斯大林做此种安排，朝鲜战争或许就不会发生。一旦金日成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而获准，北朝鲜当局就进入了准备战争的“倒计时”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不但不是一无所知，相反，还积极地从旁协助、配合支援。例如，朝鲜战争爆发一个星期后，中国政府情报部长邹大鹏于1950年7 月4 日曾告诉苏联驻华大使，中国已向南朝鲜派出了间谍人员，并允许一支北朝鲜部队从山东半岛渡过黄海到韩国登陆。 

为参战做准备（1950年1 月至9 月） 

1950年1 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人民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解放军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1950年2 月，解放军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中国虽然不一定了解北朝鲜的作战计划的细节，但对其大致的构想显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鲜人民军计划于6 月25日发动进攻，就在进攻开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领导层于1950年 6 月22日至26日连日开会，研究朝鲜局势，东北边防军粟裕司令员专程赴京与会。 

中国同时还展开了在韩国的谍报工作，向韩国首都汉城派出了谍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北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及仁川市后，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随即前往汉城与这几位中国谍报人员秘密会面。那时，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骑摩托车前往汉城汇报“仁川的敌情”（即联合国军在仁川的侦察活动），这表明中国早就预料到联合国军可能在仁川登陆。1950年7 月下旬，志愿军正式入朝前三个月，解放军42军军长吴瑞林就奉命率二名侦察参谋，化装成火车头司机，在北朝鲜境内勘察地形达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鲜的内务部察觉，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者为他的老朋友吴瑞林，于是交代北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解放军的谍报人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出兵干涉，这才使中国认识到它先前所做的参战准备是很不充分的。中国立即请求苏联为中国即将入朝的军队提供空中保护，1950年7 月，斯大林两次向中国保证，如果中国在东北加强兵力，苏联将派一个战斗机师前往东北为他们提供空中保护。当苏联作了承诺后，中央政府马上指示东北地方当局成立一个以林枫为首的机场建设委员会，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其事。1950年8 月，苏联的一个空军师就开进了东北。至1950年底，东北当局共修复了31个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机场，其标准是满足苏制米格-15 喷气式战斗机起降的要求，这些机场可供31个飞行团近2 ，000 架飞机使用，这一飞机数量与联合国军在朝鲜使用的飞机数量相近。由此可见，中苏双方原先准备的空战规模是相当大的。 

从毛泽东于1950年5 月批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到金日成于同年10月初向毛泽东求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中国领导人至少召开了九次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平均每个月三次，这说明中央政府积极地进行了战争动员及准备。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赞同和支持，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说明，参会的高级军政官员中有谁曾对毛泽东的参战主张表示过重大的不同意见。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两个月的1950年8 月23日，东北边防军入朝作战预算即已由周恩来主持确定。中国参战的准备大体就绪，在50万东北边防军（包括13兵团、9 兵团、19兵团等）和东北地方政府内部也进行了战争动员。1950年8 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在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不如毛泽东那么强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态度要比斯大林更积极。斯大林曾经有这样的期待，志愿军占领包括汉城在内的部分韩国领土后，中国可用这些领土与美国交换，争取让美军撤出台湾，进而让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共同签订对日和约以及朝鲜停战协定。中国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将这一精神纳入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 

志愿军从第一次战役到第四次战役，作战基本上是顺利的。彭德怀本欲挟第二、第三次战役胜利之余威，向敌方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要解决朝鲜问题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设想。如果当时能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开始谈判，也许中国获得的利益比后来实际得到的还要多，甚至可能创造攻占台湾的条件。然而，当时毛泽东看到志愿军进展顺利，就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以为志愿军能够迫使联合国军在战败或劣势的地位下坐到谈判桌前来。这样，中国政府提出了四项强硬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人民自决内政、美军撤出台湾、联合国接纳中国。其意图是让联合国军无法接受、从而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这也许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之一。当时，美国提出的停火谈判条件是“先停火、后谈判”，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坚持“先谈判、后停火”，并两次拒绝了联合国的和平建议。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其实对中国是极为有利的，其中包括寻求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可是毛泽东当时对军事形势的看法过分乐观，又想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决不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姿态，因而拒绝了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 

不久，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失利，此时中国领导人才认识到，在志愿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条件下，要通过战场胜利把联合国军逼到谈判桌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的失利成了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由硬转软的分水岭。由于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南的推进相当有限，不但无法为北朝鲜当局夺得整个韩国，甚至连在开始停战谈判前占领更多韩国领土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最后，韩国和北朝鲜基本上还是按战前的边界各自恢复了自己的控制区。 1951年7 月，中国不得不放弃了上述的四项强硬条件，以与联合国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谈判桌前，而中国在停战谈判中基本上什么也未得到。 

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价 

中国留美学者陈建指出，在中国出兵朝鲜的结果这一问题上，流行的观点是，“朝鲜战争为中国带来的后果是非常负面的：出兵朝鲜导致成千上万中国士兵伤亡，造成军费猛增，阻碍经济复兴，令台湾无法收复，令北京至少在短期内更加依附于莫斯科，令中国迟至七十年代初才被联合国接纳”。中国军方的学者徐焰则认为，志愿军的伤亡数字虽然很大，但并不高于联合国军的伤亡数字 ；同时，尽管1951年中国的国家预算中军费几乎占了一半，但到1952年这一比例已降为三分之一；虽然中国在出兵朝鲜上花了很多钱[9] ，但却从苏联得到了巨额贷款作为奖赏，此一巨额贷款帮助中国奠定了国防和工业现代化的基础。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至少有这样一些收获。首先，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胜利为它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大国的地位。牛津大学战略学教授罗伯特·奥内尔指出，从朝鲜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开始，在此后的三年战争中，中国冒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一成就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近30年中源源不断流向中共的苏援饷械所带来的结果。与毛泽东及其同事不诚实的声称相反，中共若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这一成就的。其次，中国成功地以出兵朝鲜换取到了大量苏援，为中国的军事、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如果不是毛泽东一直采取错误的、有时甚至是愚蠢的经济发展政策，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可能走得比实际的历程更快更好。 

朝鲜战争是否导致中共失去了收复台湾的机会呢？据中国学者杨奎松描述，1949年7 至8 月，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之一便是请求斯大林为解放军攻打台湾提供直接的海上和空中援助，但斯大林只答应给间接的援助，如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空军。那时，斯大林担心直接的苏援会引发美苏直接军事对抗，进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949年10至 11月，解放军渡海攻打两个岛屿失败后，毛泽东于1949年和1950年之交访苏期间再次向斯大林提出了上述请求，但斯大林仍然未让步。杨奎松认为，毛泽东在访苏初期对斯大林不满，正是因为斯大林拒绝了毛的这一请求，而不是因为中国国内所流传的斯大林对毛泽东提议签订中苏同盟条约一事的回应模棱两可。因为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中找不出任何真凭实据来证明，毛泽东当时曾对斯大林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回应产生不满。斯大林1950年拒绝给中共海上和空中支援以解放台湾的真实原因，可能是斯大林想利用台湾尚未统一、中国未被联合国接纳两件大事，迫使中共因需与美国对抗而不得不严重地依赖苏联。为了掩盖这一目的，斯大林将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挂钩，他语气坚定地告诉毛泽东，只有朝鲜解放了，才能解决后两个问题。 
由此可见，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解放军缺乏海上和空中作战能力，其实并无能力攻击台湾，再加上斯大林拒绝给予支援，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解放台湾的机会事实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决定将台湾战役推迟二至三年。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当年未出兵朝鲜，也许中国可早一些进入联合国，从而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当中国领导人盘算出兵朝鲜的得与失的时候，大量的苏援是非常现实、急需、又可以立刻到手的，而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事则要虚得多。虚实相较，轻重易辩。 

朝鲜战争并不是使中国转而依附苏联的分水岭。自中共于1921年成立以来，这种依附就始终延续不断。虽然毛泽东在1941、1942年采取对苏不合作态度曾一度引起了中苏关系的紧张，但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友好关系确实达到了顶峰。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才变得紧张起来。斯大林支援国、共两党的地缘政治学考虑是，阻止中国落入外国特别是日本或美国之手、或落入对苏敌对的政权之手，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但苏联也确实帮助中国在军事上扭转了相对于西方的颓势，此“功”不应被忽略。当今天中国人强调中国站起来了的时候，不能 “忘记”了苏联在中国摆脱外来统治和威胁的历史进程中曾扮演过的决定性角色，不应该对过去俄国人的义举忘恩负义，也有必要从过去对毛泽东才干的过高估计中醒觉。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朝鲜战争也有负面效果。正如徐焰指出的，其中最严重的是，毛泽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之后，中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大大增强了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使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在“集体领导”中相信毛甚于相信自己，因而导致毛的专制统治日益强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系列苦难。 

「作者附注」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论文\TimesItalic{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May 1949-July 1951的中文摘要。该论文已修改成书，书名为《中国出兵朝鲜最新揭秘》，其英文版将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作为major publication 出版，中文版拟由台湾麦田出版公司出版。 

[1] 在政府档案方面，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当事人的日记和通信录方面，有《周恩来书信选集》；还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如《彭德怀自述》；在二手文献方面，还有许多面访记录，以及间接提供了史料的一些出版物，如文革后才重新向公众开放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一书。 

[2] 这些俄国专家包括冈察洛夫、沃尔科冈诺夫、巴扎诺夫、丹尼索夫等人。 

[3] 一位姓陈的解放军院校的教授曾透露：“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就朝鲜战争问题曾有往返电文317 件。有些文件中提出的预期效果未能达致，便不予公布。即使在公布了的文件中，分析性的内容通常也已隐去。” 

[4] 苏联插手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军事活动由来已久。从1924至1927年，莫斯科给了国民党至少3 ，000 万元、 12万支枪、500 至600 名军事顾问。由海路运送的苏援枪械先后六次在广州、汕头卸货，装备了蒋介石的部队；而由陆路运送的枪械则经乌兰巴托至五原，装备了冯玉祥部。自接受苏援枪械后，国民党的实力大增，遂得以控制全中国。苏联对中共的扶持更是中共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已有不少回忆录透露了中共成立前后苏联源源不断供给活动经费的史实。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记载，中共早期的领袖张太雷每月从他处领取大洋220 元，是当时香港海员工人月薪的十倍。二战期间苏联驻延安的特使弗拉迪米洛夫在日记中也写道：“我亲眼目睹了这类金钱移交。毛对此十分清楚。他自己就得到了不少。”负责坐镇上海租界领取和分配苏联汇款的人可能就是陈云，中共在各根据地、白区各地下党能否形成气候与经陈云处得款多寡有相当关系。中共在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也与就近夺取汕头、厦门或广州口岸以接受由海参崴运来的苏援枪械有关。所以，在井冈山时代，中共曾先后八次发动以夺取上述港口为目标的战役或战斗（包括三打潮梅），不过均告失败。江西根据地失陷后，红军在长征中转向绥远、宁夏、甘肃地区，也与靠近外蒙、接受苏援枪械有关。西安事变前，中共与张学良所签密约的核心就是中共同意分拨苏援饷械给东北军。西安事变后，苏联竭力撮合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并同意供给国民党30个师的重武器和局部空中保护，但交换条件是国民党必须供给共产党每月60万元的军饷（前后共发了三年）。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莫斯科可能通过外蒙和新疆为中共秘密运送了数万支（非苏造）枪械。苏联红军于1945、1947年又两次将日本关东军的70万支枪械（其中20万支来自驻朝日军）交给了中共。据原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分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这些来自欧洲的枪械可能是通过北朝鲜转运的，据记载，北朝鲜曾将2 ，000 车皮的“日军遗留”战略物资交给中共。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而从 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主要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 个步兵师。 

[5] 当时，苏联对中共采取的报复手段是，突然撤销了苏联对新疆当局盛世才的支持，盛世才因此转而反共，此举使中共失去了连通苏联的后方依托。当盛世才扣押毛泽东之弟毛泽民等中共在新疆领导人时，苏联红军尚未撤出乌鲁木齐、却故意见死不救。时隔半个世纪，中共元老黄火青仍对此事唏嘘不已。 

 《世界知识》1950年10月13日所载的军事分析家邓超一文即暗示了此项战略。 

[7] 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可在世界各地部署的机动兵力只有十至二十个步兵师，朝鲜战争曾吸住了其中的大部分。 

 根据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的伤亡人数为39万，联合国军为50万。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应有三分之二即30多万乃由志愿军造成。 

[9] 关于偿还苏联军事和工业贷款一事，徐焰指出，还款高峰期是1957至1964年，平均每年还款金额是1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同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平均每年是40亿元人民币。

(朝鲜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有关它的评论也很多,本文为转载,一家之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