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湖心亭看雪王君:七版温病学,林培政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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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温病学基础理论
第一章绪论
一、温病学的定义和地位
(一)温病学的定义
温病学是研究温病发生发展规律和诊治及其预防方法的一门学科。温病学的研究对象是温病，其主要的任务是在揭示温病本质的同时，研究其防治方法，从而保护人类的健康。关于温病学的性质，曾有不同的认识，有的把温病学作为基础学科，并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同称为“中医四大经典”，甚至有的认为温病学是中医外感热病学中的一种学说。但从现在温病学的内容来看，主要已不是学习温病学的经典著作，而是讨论临床上各种常见温病的辨证和治疗，所以温病学具有临床学科的性质。然而，温病学的许多理论，特别是卫气营血理论和三焦理论，不仅对温病，而且对其他临床各科热性病证的诊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它也具有基础学科的许多功能。因而可以认为，温病学具有临床学科的性质，同时又具有基础学科的功能。
温病学的研究范围，与中医内科学、中医儿科学等有某些交叉重叠，为了与这些学科在内容上有所区别，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在本教材中主要讨论四时温病，如风温、春温、暑温、暑湿、湿温、伏暑、秋燥、温毒、温疫等，而其他一些属于温病性质的疾病，如麻疹、风疹、天花、水痘、白喉、百日咳、痄腮、疟疾、霍乱、疫毒痢、急黄等，则分别在内科、儿科、耳鼻咽喉等科中作介绍。
(二)温病学的地位
温病学在中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指导着-各种温病的诊断和治疗，而且其证治理论和治法方药对其他临床各科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成为中医必学的科目，在中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温病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多发病，男女老少都能罹患，一年四季均有发生。这类疾病起病突然，传变迅速，病情较重，其中有的疾病有较高的死亡率或致残率，而且多数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因而对人民的身体健康及生命构成很大威胁，对国家经济建设有重大的影响。近几十年来，由于卫生防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许多温病的发病率有了明显的下降，有的急性传染病如天花、流行性脊髓灰质炎等已经或接近于消灭，但是仍有许多温热性质的传染病在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同时还有一些新的温热性质传染病发生，或过去曾绝迹的传染病又死灰复燃，所以对这类疾病的有效防治仍然是医学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温病学中有无数医学家创建的防治温病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经验总结和全面、系统的理论知识，直到现在仍在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并成为现代医学科研的重要内容。在目前高等中医院校中，本门课程一直被列为中医专业课程体系的主干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医中药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广大医务工作者，应用温病学的理论和经验，防治多种急性热病，指导中医急症的救治，取得许多科研成果，引起国内外医药界的普遍重视，这显示了温病学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的潜力。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和掌握这门科学。学习温病学的任务就是要努力阐明温病的病因及发病、病理及转归，以揭示温病的本质；研究温病的诊断方法、治疗和预防措施，不断提高中医医疗水平，有效地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
二、温病学的发展概况
温病学学科的建立，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中医学术发展的一大进步，温病学已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温病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如下几个时期：战国至晋唐时期是温病学的萌芽阶段，宋金元时期是温病学的成长阶段，明清时期是温病学的形成阶段，其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了温病学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一)战国-晋唐时期
温病病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载有 “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另外在《难经》中，也有关于温病病名的记载，如《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可见当时把温病作为广义伤寒中的一个病。关于温病的病因，《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到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这是关于伏气温病病因的最早理论依据。关于季节与温病发病的关系，《素问?热论篇》指出：“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后世关于春温与暑温的命名，与这一论述有密切的关系。对温病的传染性和流行性，在(内经》中亦有认识，并把明显具有这种性质的疾病称为“疫”，如(素问?刺法论)就谈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这对后世温疫学说的建立有一定的影响。对于温病的临床表现特点，在《内经》中也有较多的描述，如《灵枢?论疾诊尺》篇提出：“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在《素问?评热病论)中又说：“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对温病的治疗，{内经》中提出了一些治则，如《素问?热论》提出：“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即区别邪热之在表、在里而分别施治。同时还根据病因病机确立了治则，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湿淫于内，……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热者寒之”；“燥者濡之”等，这些都是后世温病学家遵循的基本治疗原则，并以此为据，组建了治疗温病的有效方剂。此外，关于温病临床表现的描述，还见于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太阳中热者，喝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这些论述都强调了温病症状的温热特点。该书中提出的一些治法方药，为后世温病学家所继承，如清热的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攻下的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养阴清热的阿胶鸡子黄汤等，都是治疗温病的重要方剂，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许多新的方剂用于温病的治疗。
晋代王叔和在继承《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观点的基础上，在《伤寒例》中进一步提出：“冬令严寒……．中而即病者，名为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这一“伏寒化温”的论说，对后世医家提出伏气学说有很大的影响。王叔和同时还提出“时行之气”的观点，在《伤寒例)中谈到“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可见，所谓时行之气，即非时之气为病，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时行之气的提出，对后世创立新感温病说以及疫病学说有重要的影响。晋代葛洪的《肘后方)中明确载有：“岁中有厉气，兼挟鬼毒相注，名曰温病。”认为温病的发生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厉气”，书中不仅记载了天花传人我国内地的情况，还记录了治疗温毒发斑等病的方剂。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提出了时气温病的发生是“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对温病的病因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有治温病方十首，其中萎蕤汤由后世温病学家加减化裁，作为滋阴解表剂，用以治疗阴虚外感表证。书中还特别强调“辟温”，提出： “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命曰知方，则病无所侵矣。”书中载有太乙流金散(雄黄、雌黄、矾石、鬼箭羽、羚羊角)烧烟熏之以辟温气等方法，可见晋唐时期对温病的治疗和预防在《内经)和《伤寒论》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内容。(千金要方>中记载的许多方剂也是后世温病学家的常用方，如犀角地黄汤成为后世治疗血分证的代表方，而《千金翼方)中所载的紫雪又是后世治疗高热、神昏的清热开窍名方。
综上所述，在晋唐以前，对温病虽有一定认识，但理论上较为简朴。在这一时期内，尚无有关温病的专门著作，有关温病病名、病因、症状、治疗、预防的记载，均散见于中医文献之中。在概念上，温病与伤寒未有明确划分，仍是将温病隶属于伤寒范围，正如(素问?热论篇》所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二)宋代-金元时期
自张仲景(伤寒论)问世，确立了外感病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治疗外感热病基本上都以《伤寒论)的方法处方为普遍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实践的深入，认识水平的提高，医家们感到，仅用(伤寒论)经方治疗外感热病，不能适应临床实践的需要。自宋代开始，不少医家开始突破了“法不离伤寒，方必遵仲景”的框框，提出应灵活应用经方的主张。如宋代朱肱在《伤寒类证活人书》中提出，不可拘泥使用古方，而要因人、因地、因病、因时而异，这对推进学术发展无疑是个突破。他说：“桂枝汤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时用之，无不应验。自江淮间，唯冬月及春初可行，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证可加黄芩半两，夏至后有桂枝证加知母一两，石膏二两或升麻半两，若病人素虚寒者，正用左方，不在加减也。”这说明运用《伤寒论》中的麻黄汤、桂枝汤等方时，不能一成不变，往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灵活加入寒凉药物。宋代庞安常也在《伤寒总病论》中指出：“风温、湿温等温病，’误作伤寒发汗者，十苑无一生。”说明当时在对待外感热病的治疗上，开始出现新的认识。在对温病的病因认识方面，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如郭雍在(伤寒补亡论)中说：“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虽然仍保留了(内经》“伏寒化温”的观点，但提出也有感受春季的时令之邪而发为温病者，为后世把温病分为伏气温病和新感温病两类奠定了基础。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河间，根据自己的临床体会，认为伤寒六经传变都以热证为主，他提出：“六气皆从火化”，“六经传受，由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证。”所以在热性病治疗上应以寒凉清热为主，故被后世称为“寒凉派”的开山祖。他认为在热病初期，单用辛温解表，足以误人，从而创制出双解散、防风通圣散等表里双解的方剂，把辛温解表药与寒凉清里药配合起来，强调对热性病的治疗投用清热解毒之品。由此可见，刘氏对热性病大胆地创新论、立新法、制新方，使温病的理论和临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所以后世有“伤寒宗仲景，热病崇河间”之说。元代医家罗天益还对热性病的证治规律进行了整理，他在《卫生宝鉴)中提出可按邪热所在的上、中、下三焦及气分、．血分的不同部位分别制方用药，这对后世温病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体系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元代末年医家王安道，进一步从概念、发病机理和治疗原则等方面把温病与伤寒明确区分开来。他在《医经溯洄集》中说：“夫惟世以温病、热病混称伤寒，……以用温热之药，若此者，因名乱实，而戕人之生，其名可不正乎?”明确反对把伤寒与温病混为一谈。他又指出。凡温病．若无重感，表证虽间见，而里病为多，……法当清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而表白解者。”可见，王氏认为，温病的发病机理与伤寒有很大的不同，温病多属里热外发，即“热之内达外”，即使见有表证，亦多是里热佛郁所致，所以对温病表证的治疗应以清里热为主，解表兼之。从此，对温病的认识便开始从伤寒学说体系中摆脱出来，这是温病学自成体系的开端，故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称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总之，在这一阶段，无论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对温病的认识都有较大提高，对温病学理论体系形成有重要的意义。其主要特点是：对温病学的理法方药提出了新的见解，逐步摆脱了伤寒学说的束缚，特别是在治疗上有所突破，为温病自成体系奠定了基础。
(三)明代-清代时期
到了明清时代对温病的认识更加深化，理论上日臻完善，治疗上不断丰富，创造性地总结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辨证论治理论和方法，使温病学形成为独立的学科体系。如在温病的发生上，明代医家汪石山明确提出了“新感温病”之说，认为温病不独有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伏气温病，而且还有“新感之温病”。他说：有不因冬月伤寒而病温者，此特春温之气，可名曰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中暑相同，此新感之温病也。汪石山将温病分为“伏气”和“新感”两类，把前人关于温病发生的理论进行了总结，充实了温病发病学内容。
明代医家张凤逵编著了我国第一部暑病的专著《伤暑全书》，全面论述了暑病的病因、病机，各种暑病及与暑邪有关疾病的主治、方剂，是当时集暑病理论证治大成之作。明末医家吴又可，在继承前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写成我国第一部温疫专著《温疫论》，在温疫的致病原因，受邪途径、病变部位、治疗方法、传染流行等方面都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如关于温疫发生的原因，吴氏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另有一种异气所感。”明确提出温疫病的致病原因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特殊物质——杂气或称疠气所致，而不是传统认识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同时还提出，不同的疫病，其所感受的疠气也各不相同，并指出，不同种属的动物对疠气的感受性不尽相同，同时，疠气所造成的疫病流行有一定的周期性，流行程度每年有所不同。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明代，吴氏的观点和当今对病原体的认识十分相似，应该说是具有创见性的。在受邪部位方面，他突破前人邪白皮毛而人的定论，提出“邪自口鼻而人”，认为病邪可通过呼吸或饮食而犯于人体。在病变部位方面，吴氏提出温疫病之初“邪伏膜原”，与一般疾病初起邪在肌表有所不同。吴氏认为温疫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流行性，他说“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又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无问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在治疗上提出针对病原的以祛邪为主的观点。病之初起，立法主以疏利透达，创立达原饮以治疗湿热秽浊之疫，为温病邪伏膜原的治疗开辟了新途径。对温疫病的治疗提出了“祛邪为第一要义”、 “客邪贵乎早逐”、“逐邪勿拘积粪”、“一窍通，百窍皆通”、“解后宜养阴。等许多重要的观点，对后世温病学家的学术思想有很重要的影响。
清代涌现出了叶桂(天士)、吴瑭(鞠通)、王士雄(孟英)、薛雪(生白)等卓有成就的温病学家，他们都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丰富了温病学的内容，使温病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叶天士对促进温病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创立温病辨证论治完整体系的杰出代表，被誉为“温热大师”。由他口授，顾景文整理而成的《温热论》(又名《外感温热篇》《温证论治》)，是温病学中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献，被称为温病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叶氏在本篇著作中阐明了温病的病因、病机、感邪途径、病变部位、传变规律；创立了温病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提出了卫气营血各阶段的治疗大法；发展和丰富了温病学诊断学内容，提出了辨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痦等独特的温病诊断方法；提出了治疗妇女温病的原则和大法。这些内容至今仍是我们研究温病学的中心内容，是指导临床对温病进行辨证施治的主要依据。此外，他的《临证指南医案》《三时伏气外感篇》等著作中，收录了大量有关温病的病案，是叶氏临床经验的结晶，实用价值很高，为后世医家所推崇，也是学习温病学的重要参考资料。薛生白所著的《湿热病篇》，对湿热性质温病的病因、病机和辨证沦治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湿热性温病的专著。书中提出的按湿邪在上、中、下三焦不同部位的施治方法，进一步丰富了温病学的内容。
吴鞠通在继承叶氏学说的基础上，“历取诸贤精妙，考之{内经》，参以心得”，采用《伤寒论》条文分证形式，著成《温病条辨》，并于条文之后加自注，把方药附于证后，是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温病学专著，成为后世学习温病学的必读著作。在该书中，他创立了温病三焦辨治体系，与卫气营血辨治理论相辅相承，从而使温病学形成了以卫气营血、三焦为核心的辨证论治体系；同时，还制定了各种温病按三焦分证治疗的大法和具体的方药。吴氏对温病的发生、发展、传变进行了归纳，使温病学的理论进一步完整和系统，便于学习和临床运用。
王盂英编著的《温热经纬》一书，以《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有关热病的论述为经，以叶天士、陈平伯、薛生白、余师愚等诸家温病条文为纬，附以后世诸家的注释，并结合自己的体会加以按语，提出自己的见解。该书溯本求源，纲举目张，对温病学的理论和证治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整理，是当时集温病学大成之作，成为学习温病学的入门之著。清代除叶、薛、吴、王温病四大家外，尚有许多医家及其著作，如杨栗山著《伤寒温疫条辨》、陈平伯著《外感温病篇》、余师愚著《疫疹一得》、柳宝诒著《温热逢源》、雷少逸著《时病论》、俞根初著《通俗伤寒论》、戴天章著《广温热论》等，都从不同侧面补充和丰富了温病学内容。
温病学经过无数医家的实践、总结、提高，到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广泛而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温病学的理论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温病与伤寒得到了明确区分，对各种温病的治疗已有了一整套的证治方药，出现了众多温病学家并有大量温病学专著问世。温病学的形成，标志着中医外感热病学的发展取得了划时代的成果，是中医学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温病学在清代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温病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和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中医事业获得了新生，温病学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运用温病学的理法方药在疾病防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54年到1956年，我国部分地区乙型脑炎流行，首次由国家组织的中医防治队伍，以温病学的理论指导，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用事实驳倒了中医不能治急性热病的错误观点。1958年到1959年的群众卫生运动中，中草药灭蚊、灭臭虫、灭蟑螂、杀蛆等除害灭病工作的开展取得一定效果，显示出中医中药，特别是温病学蕴藏的丰富的宝贵经验。几十年来，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温病学的理论和经验，对防治许多急性传染病有独特的功效，受到广大群众的信赖。尤其是现在，对感染性疾病的治疗，虽然抗生素有较好的疗效，但抗生素的毒副作用和耐药性问题较为突出，同时，对病毒性疾病尚缺乏疗效确实的西药，成为当今医药界的难题，所以温病学理法方药的运用日益得到医学界的重视。在临床上应用温病学理论和方法，治疗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如流行性感冒、麻疹、小儿麻痹、急性支气管炎、流行性腮腺炎、白喉、肺炎、血吸虫病、疟疾、细菌性痢疾、肠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钩端螺旋体病、败血症、流行性出血热、登革热、病毒性肝炎等，都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和科研成果，在治疗诸如艾滋病之类新近发现和流行的传染病方面，温病学的理论方药也显露了较好的苗头。
二是对温病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广泛医疗实践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总结临床经验，对温病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温病学的传统理论。温病学的基本理论在继承、整理的基础上亦有一定的发展。例如对四时温病与温疫的概念、温病与伤寒的统一、新感与伏气的争论、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的关系、温病与温毒的区分、温病与西医传染病的联系等理论问题上，提出各自的见解。此外，对六淫与“毒”的关系、“截断疗法”、“寒温统一”等有关温病学理论开展了讨论，通过学术上的争鸣进了温病学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三是运用现代科技对温病学的许多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温病理论进行研究，是提高温病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在致病微生物与温邪之间的联系上，提出了不同性质的温邪与各种病原微生物的种类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舌诊上，近年来，运用现代生理、病理、组织、生化等方面的知识，对温病舌苔的变化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和研究，揭示了部分舌象的形成原因，证实了舌苔变化与体内病变的关系。在对卫气营血辨治理论的研究方面，与西医病理解剖、病理生理和生化等进行了比较研究，为探索卫气营血的病机实质提供了客观依据。还有从免疫学和血液流变学等多个角度，寻找温病辨证的客观指标，对开拓思路、创立新的学术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四是对温病的治法方药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研究。各地通过大量临床实践，验证治疗温病有效方药，总结了各种温病的治疗规律，特别是按各种不同疾病，归纳了分型治疗的代表方和相应的药物，使得对这些疾病的治疗较为规范。同时，还对这些治法方药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大量的药理学研究，并总结出许多针对不同疾病特异性病原体的中草药和验方，使得对温病的治疗水平有了提高。通过这一研究，还提取厂一些药物的有效成分，如从治疗疟疾的有效药物中提取的青蒿素，治疗恶性疟疾取得了突出的疗效。为了适应临床的需要，提高疗效，还在改进剂型方面进行了尝试，研制了许多新的剂型，如片剂、冲剂、针剂等，特别是一批温病学中常用方的静脉注射液问世后，在现代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五是对温病学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各地对温病学的文献进行了点校、译释，整理并出版温病古籍。从50年代起，中央和各地方出版社影印、重版许多温病著作，这类著作的译注、白话解、类解、类编、类析等大量涌现。同时也出版了许多温病学专著和教材，老中医研究温病的论著、医案、医话。这些著作对温病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对温病学的继承、发扬和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六是培养了大量的温病学人才。温病学科的发展，有赖人才的培养。自1956年国家设立高等中医教育以来，温病学作为一门主要课程，形成了一支继承、整理、研究温病学的教学和科研骨干队伍，培养了大批温病学专业人才。1978年以来，部分中医学院，先后招收温病学硕士和博土研究生，使学科人才的培养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医事业的发展，温病学的发展有极其广阔的前景，温病学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将会对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
上篇-温病学基础理论
第一章绪论
一、温病学的定义和地位
(一)温病学的定义
温病学是研究温病发生发展规律和诊治及其预防方法的一门学科。温病学的研究对象是温病，其主要的任务是在揭示温病本质的同时，研究其防治方法，从而保护人类的健康。关于温病学的性质，曾有不同的认识，有的把温病学作为基础学科，并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同称为“中医四大经典”，甚至有的认为温病学是中医外感热病学中的一种学说。但从现在温病学的内容来看，主要已不是学习温病学的经典著作，而是讨论临床上各种常见温病的辨证和治疗，所以温病学具有临床学科的性质。然而，温病学的许多理论，特别是卫气营血理论和三焦理论，不仅对温病，而且对其他临床各科热性病证的诊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它也具有基础学科的许多功能。因而可以认为，温病学具有临床学科的性质，同时又具有基础学科的功能。
温病学的研究范围，与中医内科学、中医儿科学等有某些交叉重叠，为了与这些学科在内容上有所区别，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在本教材中主要讨论四时温病，如风温、春温、暑温、暑湿、湿温、伏暑、秋燥、温毒、温疫等，而其他一些属于温病性质的疾病，如麻疹、风疹、天花、水痘、白喉、百日咳、痄腮、疟疾、霍乱、疫毒痢、急黄等，则分别在内科、儿科、耳鼻咽喉等科中作介绍。
(二)温病学的地位
温病学在中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指导着-各种温病的诊断和治疗，而且其证治理论和治法方药对其他临床各科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成为中医必学的科目，在中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温病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多发病，男女老少都能罹患，一年四季均有发生。这类疾病起病突然，传变迅速，病情较重，其中有的疾病有较高的死亡率或致残率，而且多数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因而对人民的身体健康及生命构成很大威胁，对国家经济建设有重大的影响。近几十年来，由于卫生防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许多温病的发病率有了明显的下降，有的急性传染病如天花、流行性脊髓灰质炎等已经或接近于消灭，但是仍有许多温热性质的传染病在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同时还有一些新的温热性质传染病发生，或过去曾绝迹的传染病又死灰复燃，所以对这类疾病的有效防治仍然是医学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温病学中有无数医学家创建的防治温病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经验总结和全面、系统的理论知识，直到现在仍在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并成为现代医学科研的重要内容。在目前高等中医院校中，本门课程一直被列为中医专业课程体系的主干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医中药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广大医务工作者，应用温病学的理论和经验，防治多种急性热病，指导中医急症的救治，取得许多科研成果，引起国内外医药界的普遍重视，这显示了温病学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的潜力。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和掌握这门科学。学习温病学的任务就是要努力阐明温病的病因及发病、病理及转归，以揭示温病的本质；研究温病的诊断方法、治疗和预防措施，不断提高中医医疗水平，有效地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
二、温病学的发展概况
温病学学科的建立，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中医学术发展的一大进步，温病学已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温病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如下几个时期：战国至晋唐时期是温病学的萌芽阶段，宋金元时期是温病学的成长阶段，明清时期是温病学的形成阶段，其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了温病学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一)战国-晋唐时期
温病病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载有 “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另外在《难经》中，也有关于温病病名的记载，如《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可见当时把温病作为广义伤寒中的一个病。关于温病的病因，《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到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这是关于伏气温病病因的最早理论依据。关于季节与温病发病的关系，《素问?热论篇》指出：“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后世关于春温与暑温的命名，与这一论述有密切的关系。对温病的传染性和流行性，在(内经》中亦有认识，并把明显具有这种性质的疾病称为“疫”，如(素问?刺法论)就谈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这对后世温疫学说的建立有一定的影响。对于温病的临床表现特点，在《内经》中也有较多的描述，如《灵枢?论疾诊尺》篇提出：“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在《素问?评热病论)中又说：“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对温病的治疗，{内经》中提出了一些治则，如《素问?热论》提出：“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即区别邪热之在表、在里而分别施治。同时还根据病因病机确立了治则，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湿淫于内，……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热者寒之”；“燥者濡之”等，这些都是后世温病学家遵循的基本治疗原则，并以此为据，组建了治疗温病的有效方剂。此外，关于温病临床表现的描述，还见于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太阳中热者，喝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这些论述都强调了温病症状的温热特点。该书中提出的一些治法方药，为后世温病学家所继承，如清热的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攻下的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养阴清热的阿胶鸡子黄汤等，都是治疗温病的重要方剂，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许多新的方剂用于温病的治疗。
晋代王叔和在继承《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观点的基础上，在《伤寒例》中进一步提出：“冬令严寒……．中而即病者，名为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这一“伏寒化温”的论说，对后世医家提出伏气学说有很大的影响。王叔和同时还提出“时行之气”的观点，在《伤寒例)中谈到“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可见，所谓时行之气，即非时之气为病，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时行之气的提出，对后世创立新感温病说以及疫病学说有重要的影响。晋代葛洪的《肘后方)中明确载有：“岁中有厉气，兼挟鬼毒相注，名曰温病。”认为温病的发生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厉气”，书中不仅记载了天花传人我国内地的情况，还记录了治疗温毒发斑等病的方剂。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提出了时气温病的发生是“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对温病的病因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有治温病方十首，其中萎蕤汤由后世温病学家加减化裁，作为滋阴解表剂，用以治疗阴虚外感表证。书中还特别强调“辟温”，提出： “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命曰知方，则病无所侵矣。”书中载有太乙流金散(雄黄、雌黄、矾石、鬼箭羽、羚羊角)烧烟熏之以辟温气等方法，可见晋唐时期对温病的治疗和预防在《内经)和《伤寒论》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内容。(千金要方>中记载的许多方剂也是后世温病学家的常用方，如犀角地黄汤成为后世治疗血分证的代表方，而《千金翼方)中所载的紫雪又是后世治疗高热、神昏的清热开窍名方。
综上所述，在晋唐以前，对温病虽有一定认识，但理论上较为简朴。在这一时期内，尚无有关温病的专门著作，有关温病病名、病因、症状、治疗、预防的记载，均散见于中医文献之中。在概念上，温病与伤寒未有明确划分，仍是将温病隶属于伤寒范围，正如(素问?热论篇》所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二)宋代-金元时期
自张仲景(伤寒论)问世，确立了外感病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治疗外感热病基本上都以《伤寒论)的方法处方为普遍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实践的深入，认识水平的提高，医家们感到，仅用(伤寒论)经方治疗外感热病，不能适应临床实践的需要。自宋代开始，不少医家开始突破了“法不离伤寒，方必遵仲景”的框框，提出应灵活应用经方的主张。如宋代朱肱在《伤寒类证活人书》中提出，不可拘泥使用古方，而要因人、因地、因病、因时而异，这对推进学术发展无疑是个突破。他说：“桂枝汤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时用之，无不应验。自江淮间，唯冬月及春初可行，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证可加黄芩半两，夏至后有桂枝证加知母一两，石膏二两或升麻半两，若病人素虚寒者，正用左方，不在加减也。”这说明运用《伤寒论》中的麻黄汤、桂枝汤等方时，不能一成不变，往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灵活加入寒凉药物。宋代庞安常也在《伤寒总病论》中指出：“风温、湿温等温病，’误作伤寒发汗者，十苑无一生。”说明当时在对待外感热病的治疗上，开始出现新的认识。在对温病的病因认识方面，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如郭雍在(伤寒补亡论)中说：“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虽然仍保留了(内经》“伏寒化温”的观点，但提出也有感受春季的时令之邪而发为温病者，为后世把温病分为伏气温病和新感温病两类奠定了基础。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河间，根据自己的临床体会，认为伤寒六经传变都以热证为主，他提出：“六气皆从火化”，“六经传受，由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证。”所以在热性病治疗上应以寒凉清热为主，故被后世称为“寒凉派”的开山祖。他认为在热病初期，单用辛温解表，足以误人，从而创制出双解散、防风通圣散等表里双解的方剂，把辛温解表药与寒凉清里药配合起来，强调对热性病的治疗投用清热解毒之品。由此可见，刘氏对热性病大胆地创新论、立新法、制新方，使温病的理论和临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所以后世有“伤寒宗仲景，热病崇河间”之说。元代医家罗天益还对热性病的证治规律进行了整理，他在《卫生宝鉴)中提出可按邪热所在的上、中、下三焦及气分、．血分的不同部位分别制方用药，这对后世温病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体系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元代末年医家王安道，进一步从概念、发病机理和治疗原则等方面把温病与伤寒明确区分开来。他在《医经溯洄集》中说：“夫惟世以温病、热病混称伤寒，……以用温热之药，若此者，因名乱实，而戕人之生，其名可不正乎?”明确反对把伤寒与温病混为一谈。他又指出。凡温病．若无重感，表证虽间见，而里病为多，……法当清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而表白解者。”可见，王氏认为，温病的发病机理与伤寒有很大的不同，温病多属里热外发，即“热之内达外”，即使见有表证，亦多是里热佛郁所致，所以对温病表证的治疗应以清里热为主，解表兼之。从此，对温病的认识便开始从伤寒学说体系中摆脱出来，这是温病学自成体系的开端，故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称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总之，在这一阶段，无论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对温病的认识都有较大提高，对温病学理论体系形成有重要的意义。其主要特点是：对温病学的理法方药提出了新的见解，逐步摆脱了伤寒学说的束缚，特别是在治疗上有所突破，为温病自成体系奠定了基础。
(三)明代-清代时期
到了明清时代对温病的认识更加深化，理论上日臻完善，治疗上不断丰富，创造性地总结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辨证论治理论和方法，使温病学形成为独立的学科体系。如在温病的发生上，明代医家汪石山明确提出了“新感温病”之说，认为温病不独有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伏气温病，而且还有“新感之温病”。他说：有不因冬月伤寒而病温者，此特春温之气，可名曰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中暑相同，此新感之温病也。汪石山将温病分为“伏气”和“新感”两类，把前人关于温病发生的理论进行了总结，充实了温病发病学内容。
明代医家张凤逵编著了我国第一部暑病的专著《伤暑全书》，全面论述了暑病的病因、病机，各种暑病及与暑邪有关疾病的主治、方剂，是当时集暑病理论证治大成之作。明末医家吴又可，在继承前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写成我国第一部温疫专著《温疫论》，在温疫的致病原因，受邪途径、病变部位、治疗方法、传染流行等方面都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如关于温疫发生的原因，吴氏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另有一种异气所感。”明确提出温疫病的致病原因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特殊物质——杂气或称疠气所致，而不是传统认识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同时还提出，不同的疫病，其所感受的疠气也各不相同，并指出，不同种属的动物对疠气的感受性不尽相同，同时，疠气所造成的疫病流行有一定的周期性，流行程度每年有所不同。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明代，吴氏的观点和当今对病原体的认识十分相似，应该说是具有创见性的。在受邪部位方面，他突破前人邪白皮毛而人的定论，提出“邪自口鼻而人”，认为病邪可通过呼吸或饮食而犯于人体。在病变部位方面，吴氏提出温疫病之初“邪伏膜原”，与一般疾病初起邪在肌表有所不同。吴氏认为温疫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流行性，他说“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又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无问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在治疗上提出针对病原的以祛邪为主的观点。病之初起，立法主以疏利透达，创立达原饮以治疗湿热秽浊之疫，为温病邪伏膜原的治疗开辟了新途径。对温疫病的治疗提出了“祛邪为第一要义”、 “客邪贵乎早逐”、“逐邪勿拘积粪”、“一窍通，百窍皆通”、“解后宜养阴。等许多重要的观点，对后世温病学家的学术思想有很重要的影响。
清代涌现出了叶桂(天士)、吴瑭(鞠通)、王士雄(孟英)、薛雪(生白)等卓有成就的温病学家，他们都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丰富了温病学的内容，使温病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叶天士对促进温病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创立温病辨证论治完整体系的杰出代表，被誉为“温热大师”。由他口授，顾景文整理而成的《温热论》(又名《外感温热篇》《温证论治》)，是温病学中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献，被称为温病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叶氏在本篇著作中阐明了温病的病因、病机、感邪途径、病变部位、传变规律；创立了温病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提出了卫气营血各阶段的治疗大法；发展和丰富了温病学诊断学内容，提出了辨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痦等独特的温病诊断方法；提出了治疗妇女温病的原则和大法。这些内容至今仍是我们研究温病学的中心内容，是指导临床对温病进行辨证施治的主要依据。此外，他的《临证指南医案》《三时伏气外感篇》等著作中，收录了大量有关温病的病案，是叶氏临床经验的结晶，实用价值很高，为后世医家所推崇，也是学习温病学的重要参考资料。薛生白所著的《湿热病篇》，对湿热性质温病的病因、病机和辨证沦治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湿热性温病的专著。书中提出的按湿邪在上、中、下三焦不同部位的施治方法，进一步丰富了温病学的内容。
吴鞠通在继承叶氏学说的基础上，“历取诸贤精妙，考之{内经》，参以心得”，采用《伤寒论》条文分证形式，著成《温病条辨》，并于条文之后加自注，把方药附于证后，是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温病学专著，成为后世学习温病学的必读著作。在该书中，他创立了温病三焦辨治体系，与卫气营血辨治理论相辅相承，从而使温病学形成了以卫气营血、三焦为核心的辨证论治体系；同时，还制定了各种温病按三焦分证治疗的大法和具体的方药。吴氏对温病的发生、发展、传变进行了归纳，使温病学的理论进一步完整和系统，便于学习和临床运用。
王盂英编著的《温热经纬》一书，以《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有关热病的论述为经，以叶天士、陈平伯、薛生白、余师愚等诸家温病条文为纬，附以后世诸家的注释，并结合自己的体会加以按语，提出自己的见解。该书溯本求源，纲举目张，对温病学的理论和证治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整理，是当时集温病学大成之作，成为学习温病学的入门之著。清代除叶、薛、吴、王温病四大家外，尚有许多医家及其著作，如杨栗山著《伤寒温疫条辨》、陈平伯著《外感温病篇》、余师愚著《疫疹一得》、柳宝诒著《温热逢源》、雷少逸著《时病论》、俞根初著《通俗伤寒论》、戴天章著《广温热论》等，都从不同侧面补充和丰富了温病学内容。
温病学经过无数医家的实践、总结、提高，到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广泛而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温病学的理论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温病与伤寒得到了明确区分，对各种温病的治疗已有了一整套的证治方药，出现了众多温病学家并有大量温病学专著问世。温病学的形成，标志着中医外感热病学的发展取得了划时代的成果，是中医学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温病学在清代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温病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和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中医事业获得了新生，温病学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运用温病学的理法方药在疾病防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54年到1956年，我国部分地区乙型脑炎流行，首次由国家组织的中医防治队伍，以温病学的理论指导，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用事实驳倒了中医不能治急性热病的错误观点。1958年到1959年的群众卫生运动中，中草药灭蚊、灭臭虫、灭蟑螂、杀蛆等除害灭病工作的开展取得一定效果，显示出中医中药，特别是温病学蕴藏的丰富的宝贵经验。几十年来，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温病学的理论和经验，对防治许多急性传染病有独特的功效，受到广大群众的信赖。尤其是现在，对感染性疾病的治疗，虽然抗生素有较好的疗效，但抗生素的毒副作用和耐药性问题较为突出，同时，对病毒性疾病尚缺乏疗效确实的西药，成为当今医药界的难题，所以温病学理法方药的运用日益得到医学界的重视。在临床上应用温病学理论和方法，治疗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如流行性感冒、麻疹、小儿麻痹、急性支气管炎、流行性腮腺炎、白喉、肺炎、血吸虫病、疟疾、细菌性痢疾、肠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钩端螺旋体病、败血症、流行性出血热、登革热、病毒性肝炎等，都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和科研成果，在治疗诸如艾滋病之类新近发现和流行的传染病方面，温病学的理论方药也显露了较好的苗头。
二是对温病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广泛医疗实践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总结临床经验，对温病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温病学的传统理论。温病学的基本理论在继承、整理的基础上亦有一定的发展。例如对四时温病与温疫的概念、温病与伤寒的统一、新感与伏气的争论、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的关系、温病与温毒的区分、温病与西医传染病的联系等理论问题上，提出各自的见解。此外，对六淫与“毒”的关系、“截断疗法”、“寒温统一”等有关温病学理论开展了讨论，通过学术上的争鸣进了温病学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三是运用现代科技对温病学的许多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温病理论进行研究，是提高温病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在致病微生物与温邪之间的联系上，提出了不同性质的温邪与各种病原微生物的种类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舌诊上，近年来，运用现代生理、病理、组织、生化等方面的知识，对温病舌苔的变化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和研究，揭示了部分舌象的形成原因，证实了舌苔变化与体内病变的关系。在对卫气营血辨治理论的研究方面，与西医病理解剖、病理生理和生化等进行了比较研究，为探索卫气营血的病机实质提供了客观依据。还有从免疫学和血液流变学等多个角度，寻找温病辨证的客观指标，对开拓思路、创立新的学术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四是对温病的治法方药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研究。各地通过大量临床实践，验证治疗温病有效方药，总结了各种温病的治疗规律，特别是按各种不同疾病，归纳了分型治疗的代表方和相应的药物，使得对这些疾病的治疗较为规范。同时，还对这些治法方药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大量的药理学研究，并总结出许多针对不同疾病特异性病原体的中草药和验方，使得对温病的治疗水平有了提高。通过这一研究，还提取厂一些药物的有效成分，如从治疗疟疾的有效药物中提取的青蒿素，治疗恶性疟疾取得了突出的疗效。为了适应临床的需要，提高疗效，还在改进剂型方面进行了尝试，研制了许多新的剂型，如片剂、冲剂、针剂等，特别是一批温病学中常用方的静脉注射液问世后，在现代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五是对温病学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各地对温病学的文献进行了点校、译释，整理并出版温病古籍。从50年代起，中央和各地方出版社影印、重版许多温病著作，这类著作的译注、白话解、类解、类编、类析等大量涌现。同时也出版了许多温病学专著和教材，老中医研究温病的论著、医案、医话。这些著作对温病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对温病学的继承、发扬和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六是培养了大量的温病学人才。温病学科的发展，有赖人才的培养。自1956年国家设立高等中医教育以来，温病学作为一门主要课程，形成了一支继承、整理、研究温病学的教学和科研骨干队伍，培养了大批温病学专业人才。1978年以来，部分中医学院，先后招收温病学硕士和博土研究生，使学科人才的培养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医事业的发展，温病学的发展有极其广阔的前景，温病学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将会对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