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力涂料,快干磁漆:高华：毛泽东时代地方官员如何在政治风浪中苟活

　　最近，曾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出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一书，该书约一半篇幅叙述作者在1949年后的经历。其中有关反右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和文革前夕他卷入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相关叙述，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为研究者探讨这些重大事件、研究50-60年代北京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   　　50-60年代，华东地区的几个省委第一书记在全国一直比较活跃，江渭清是知名度较高的一个。对于省一级“第一把手”的任用，在毛泽东的“领导学”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毛依据对干部个人历史和政治忠诚的观察和了解，特别是他本人与干部接触的经历，来决定他对干部的取舍和任用。由于华东地区在全国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对于华东地区大员的任用，相比于其它地区显得更为重视。   　　毛泽东与华东地区的几位省委第一书记早在红军时期均已相识，与主政浙江的江华等相比，江渭清虽与毛泽东渊源较浅，但是江与毛的老部下谭震林关系密切。谭震林与毛泽东有极深的历史渊源，数十年深受毛的信任。1952-1954年，谭震林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日常工作，是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江渭清作为谭震林的部属，也相应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1953年江苏建省，次年江渭清就成了江苏第一号人物，一直到1966年。   　　50年代初、中期，中共党内除了发生“高饶事件”外，总的情况相对平静，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已基本形成，毛泽东等以各种文件、电报、批示具体指导地方工作，地方则以相应的文件、电报向北京请示、汇报。中央领导人还通过对各地方的视察，对地方工作加以监督和检查。   　　毛泽东一向偏爱华东，50-60年代几乎每年都来江浙。在毛泽东视察江苏期间，江渭清与毛接触频繁，得到毛的赏识。江渭清主政江苏，一向以稳健为原则，然而做事谨慎的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却差一点栽了下来。   　　1957年7月上旬，毛泽东不辞酷暑，来到以“火炉”闻名的南京，亲自为抓右派找部分省、巿委第一书记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雷霆震怒，对江渭清不在省委常委内部抓右派大发怒火，据江渭清回忆:   　　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甚幺不反？”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以当事人身分的这段描述，将毛泽东当年的神态生动地呈现在今天的世人面前，这是迄今为止，极少的近距离反映毛泽东在反右期间行为的珍贵文字。   　　毛泽东为何以“一党之尊”和“一国之尊”的身分，直接干预一个省委内部的反右派运动？毛判断江苏省委常委内部有右派的依据是甚幺？江渭清在他的回忆中均无交代，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地方干部给毛“打小报告”的线索。毛泽东的判断究竟是源于某种理论推论，还是起于一时的兴之所至，从江苏的事例看，似乎两者兼而有之。   　　1957年夏，就在毛泽东赴南方推动反右运动之际，北京已开始大抓党内右派，但是在中央与国家机关的党内正副、部级的实职高干中，尚没有大抓右派。这或许使毛泽东有所不满，希望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证实自己“党内外右派配合向党进攻”的论断。然而，江渭清的圆熟帮助他避开了毛泽东的进攻。据《江渭清回忆录》记载，当时他是这样应对毛泽东的:   　　“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幺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上述的一问一答，颇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毛泽东的精神面貌。经常有意无意以“皇帝”自居的毛泽东，在特殊情况下，也有纳谏的“雅量”，但是，关键要看是谁进谏、进谏的态度和涉及的问题。江渭清态度恭敬，虽有口角顶撞，然而其私心只是为了保护部属，毛对江渭清向有好感，知他绝非蓄意抗上，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当场抓住他不放了。然而，毛的“大度”并不表明他可容忍对自己权威的任何冒犯。在主持召开了全面部署反右派的青岛会议后，毛泽东派出了反右钦差大臣彭真和康生，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康生指导江苏反右运动一事，在《江渭清回忆录》中被略去）。   　　彭真与康生各自负有不同的任务，彭真的使命是督导在江苏省委内部抓右派，康生则是负责在江苏文艺界抓右派，对于这两位直接由毛泽东派出的中央大员，江渭清的反应也相应不同。   　　彭真在中共八大以后地位上升，其实际权责近似党的副总书记。彭真在来宁前，毛泽东曾当面交代说:江渭清“右”，但是毛又要彭真个别向江渭清打招呼，表明他并非有拿下江渭清之意。   　　江渭清极为聪明，他请求彭真在江苏省委常委会上讲话，传达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彭真当着在坐的常委不好明说，只是含混问道:“江苏为甚幺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面对彭真的指问，江渭清回答:“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江苏省委内部的反右运动，最后以批评几个厅级领导干部的“右倾”而最终“过关”。在反右运动中，江苏省委常委和各地巿县主要领导中没有抓一个右派，这全依仗江渭清的保护，这也说明，即使在党内高压气氛浓厚的年月里，省一级地方领导人在执行北京政策的过程中，仍有一定的弹性活动空间。对这个活动空间宽严尺度的掌握，往往取决于“第一把手”的个人意愿和态度。与江苏情况形成对照的是，由江华任第一书记的浙江省，把省长沙文汉和其妻陈修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双双打成右派；由曾希圣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把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也打成了右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渭清当年所要保护的仅是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则不属这个范围。康生坐镇苏州查办右派所获的“战果”是“揪出”了一个名曰“探求者”的“右派集团”。“探求者”是由一些江苏青年作家在1957年春自发组成的文学社团，仅存在18天。据长期担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回忆，当时江苏省委曾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对这批人的处理问题，尽管所有的常委“没有一个不想保他们的”，省委宣传部长俞名璜甚至“说着说着，眼泪汪汪”，但是最终“还是没有保得住”，这批青年作家全部被打成右派。《江渭清回忆录》称，江苏省一共打了13，349名右派，占全国右派总数的2.4%，属于全国打右派比较低的，若从江苏人口看，比例更低。事隔四十年后，江渭清对此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为此“一直内疚在心”。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开启了对地方工作直接干预的闸门，毛的干预的无序性和强制性，逐渐成为北京与地方关系中的显着特征，使得地方领导人对北京的依赖进一步加强，地方领导人与北京的关系更趋复杂。   　　二、   　　毛泽东对江苏的又一次直接干预发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这一次毛看准了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刘顺元，认定他是一个“老右倾”。   　　刘顺元何许人也？他是80年代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然而，刘顺元在党内的命运却坎坷多舛。1945年秋，八路军出兵东北，刘顺元担任中共旅大党委领导期间，因不满苏军扰民曾提出异议，被苏占领军指名要求调离。彼时中共倚重苏联，刘曾因此受党纪处分。1953年，刘顺元调入江苏，任分管农业的书记，并曾担任过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刘顺元对浮夸风多有尖锐抨击，他曾公开批评时下尽多“三六九干部”和“风马牛”干部。“三六九”者，指嘴上高唱“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即成绩为九个指头，缺点为一个指头，此为毛泽东所创的名言）；“风马牛”者，指顺风转舵、溜须拍马也。刘顺元这番切中时弊的“名言”不胫而走，竟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在打倒彭、黄、张、周后，一不做，二不休，正待将所有敢于表示异议的干部一网收尽，于是，刘顺元成了撞上枪口的靶子。   　　1959年10月后，江渭清与省长惠浴宇接到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其意是江苏还有一个“老右倾”刘顺元。究竟如何处理钦定的“老右倾”刘顺元，现在真正成为江渭清最棘手的难题。   　　中共党内在1949年后，毛的指示对于全党是绝对律令，凡被毛钦定为“坏人”的干部，在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后，重则削籍入狱，轻则贬谪基层，除此之外，似乎再难有甚幺其它的结局。反右倾运动期间，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就因解散了一批农村公社食堂，引致毛震怒，而被当地领导人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   　　考验江渭清与惠浴宇道德良知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据惠浴宇回忆（在《江渭清回忆录》中对下述细节略去），为了商讨如何应对来自毛泽东的直接压力，江渭清与惠浴宇相约，在南京巿郊的高级招待所中山陵五号的草坪上，“搬两把藤椅，避开闲人，从早晨直谈到暮色苍茫”。在“全党上下噤若寒蝉”（惠浴宇语）的大气候下，江苏省两位主要领导的意见完全一致:向柯庆施求援，全力保护刘顺元。经过江渭清的力保，柯庆施默认了江渭清的要求。此时已是1960年后，大灾荒已成为明摆的现实，毛泽东似乎已无兴致再抓“右倾份子”，刘顺元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江渭清在50年代后期两次为了保护部属顶住来自于毛泽东的巨大压力，事后仍然做他的省委第一书记，除了毛泽东对他一直保有基本信任外，还在于江渭清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始终严格遵循北京的路线。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省有个别地区自发实行包产到户，江渭清一发现，便立即予以禁止。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曾向全党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江渭清回忆录》对此略去不提）。故而，即使江渭清少抓一些右派、右倾份子，也不成其为问题。   　　江渭清作为一个深谙中共政治生态学的地方大员，在毛时代的政治惊涛骇浪中，逐渐练就一套生存之道。1961-1962年上半年，当“包产到户”之风从江苏邻省安徽刮起后，江渭清按兵不动。1962年夏，安徽省在李葆华主持下，甄别了一批1957年的右派，江渭清还是观望。当毛泽东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发起反击时，很有资格充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左派角色的江渭清，却无意去抢那顶“左派”桂冠。江渭清这种稳健、谨慎的从政性格，使他在1964-1965年新一波的政治风浪中再次站稳了脚跟。   　　三、   　　随着“三年自然灾害”将近尾声，中共的政治生态环境也静悄悄地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毛主席”之外，“刘主席”愈来愈多地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场合，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已完全明确。   　　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对地方的指导方式上，与毛泽东有某种差别，刘少奇对地方工作一般不采取直接干预的方式。但是，随着刘少奇在党内影响的扩大，情况也逐渐发生变化。1964年，刘少奇为指导“四清”运动，给江渭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具有某种直接干预的性质，导致了极其复杂的结果，使得江渭清被卷入1964-196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旋涡中。   　　在50-60年代初，江渭清与刘少奇仅维持着一般的上下级工作关系，依照中共历史上的“山头”谱系，江渭清不属于刘少奇的系统。40年代初期，刘少奇被毛泽东派往华中任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江渭清虽是刘少奇的属下，但是，江渭清在历史上与刘少奇没有渊源，江渭清的直接上级是他可以亲切呼之为“谭老板”的谭震林。   　　考之中共历史，凡是位居中共核心层的领导人，其权威来源不外两端:一是有赖于在党的历史上形成的地位，二是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实绩。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其在党内的地位，早在中共七大就已得到正式确认；刘少奇领导白区党的贡献，也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全面肯定。然而，中共七大由刘少奇参与建立的体制是领袖主宰制，在这种体制下，毛泽东与党内同僚的关系具有双重性质。毛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既是同事关系，毛也是其同僚们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与他的党内高级同僚的关系，逐步从双重性质过渡到单一性质。毛渐渐不再是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之一，而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刘少奇等人的领袖。历史上因共同对付党内留苏派和所谓“经验主义者”，毛、刘曾有过的亲密合作关系，使得刘少奇比其它领导人多一份“特权”，即只有刘少奇可以个别向毛泽东表达和转述对某些敏感问题的不同看法。但是，这仅是“习惯法”，而非“成文法”。它完全取决于刘少奇有无表达和转述的意愿，以及毛泽东有无倾听的兴致。因此，刘少奇虽位居中共领导人排行榜的第二位，但与排行第三的周恩来仍同处一个地位，刘少奇虽距毛泽东仅一步之遥，但两人的地位、权力、权威则有天壤之别。   　　刘少奇得以身居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清除党内留苏派的斗争中，以及在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过程中，曾给予毛巨大支持。作为对刘少奇支持和合作的“回报”，毛泽东一度授予刘少奇领导党的组织系统的权力。1944年，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接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次年，原北方局干部安子文被调入中组部主持日常工作。然而，中共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党内历史上“山头”林立，人际因素复杂交错，毛泽东在放手刘少奇涉足中共组织工作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制衡措施。1950年以前，由任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指导中组部，1954年后，邓小平又接替了任弼时原先的职责。在1956年安子文任中组部部长以前，饶漱石、邓小平都先后执掌过中组部。张鼎丞、马明方也曾以中组部副部长的身分相继主持中组部的日常工作，因此刘少奇对党的组织系统的影响力又是相对的。对于地方大员，尤其对华东地区大员的任免，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而非刘少奇。   　　在5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刘少奇曾因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在政治上一度陷于低谷。直至1959年，刘少奇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他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才真正得以巩固。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标志着他在50年代初中期受挫后，开始了权力复苏和扩张的过程。到了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已有逼近毛泽东之势。也正是在“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派出了原北方局系统的李葆华主政安徽，取代了毛泽东的老部下曾希圣（曾希圣因积极推动大跃进受毛特别信用，后来因率先推行责任田而被毛拋弃）。但是李葆华入皖，并不表明刘少奇在华东地区已建立了完全的影响力，因为主政华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自恃有毛泽东作后台，并不买刘少奇的帐。对于这一点，刘少奇、毛泽东均心中有数。   　　柯庆施自1949年后长期在华东工作，与江渭清有同僚之谊。柯庆施虽对江渭清时有压力（催促“反右倾”），但并不具体干涉江渭清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华东地区既已有了谭震林、柯庆施这两道屏障，刘少奇自然对之奈何不得。但是到了“七千人大会”后，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刘少奇的影响继续上升；另一方面，毛泽东再度对刘少奇表示不满。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继之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向党内健康力量发起反击，威逼全党就范。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反击毫无抵抗，他随即作了“自我批评”，紧跟着毛泽东大唱“阶级斗争”高调，进而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巿开展“五反”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总是讲阶级，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11月，刘少奇派出其妻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河北省委工作队，前往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下乡蹲点的成果，就是产生了轰动一时的“桃园经验”，也就是围绕着这个“桃园经验”，刘少奇与江渭清发生了争执，毛、刘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激化。   　　1964年6月底，刘少奇带着王光美离开北京，前往十一个省巿巡视指导运动，并由王光美在各地党政干部大会上做介绍“桃园经验”的报告。7月14日，刘少奇等来到南京，不住设备完善的中山陵高级招待所，而是在省委办公大楼一间办公室住下。   　　刘少奇此行来势猛烈。据江渭清记述，当刘少奇抵达济南时，华东局即派书记魏文伯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刘少奇一行至合肥。魏文伯与江渭清是老同事，特从合肥打电话给江渭清通气，提醒他“要小心”、“注意”，因为刘少奇一路“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   　　刘少奇在南京“开讲”了两个下午，他在报告中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基层干部的多数，并提出近一年的城乡社教都没有搞好。刘少奇还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若不蹲点，就没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巿）委书记、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