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几年来的西方政客﹑媒体乃至投资银行中﹐中印比较﹑龙象之争似乎已成“显学”﹐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不被他们拿出来评头品足一番﹐印度对中国的“瑜亮情结”又推动这种比较越发热门。据称﹐由于拥有“优越”的民主政体﹐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驱动而不是外需拉动﹐由于印度服务业比重较大的经济结构优于中国制造业比重大的经济结构﹐印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远超中国﹔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更将令印度如虎添翼﹐加快超越日益面临“人口红利”枯竭压力的中国﹔……诸如此类的逻辑在西方舆论和我国国内自由主义者中赢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和宣扬﹐“印度龟终将超越中国兔”在这些群体中几成众口一词﹐有的西方大国官方报告甚至现在就将印度列为世界第三超级大国（参见后文）。
印度近几年经济增长业绩不错﹐实际GDP增长率虽然还不如中国﹐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同为热门新兴市场的越南等国（参见表~1）﹐似乎正在验证上述判断。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对印度增长的预期不断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4月号《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2010年印度经济增长的预期为8.8％﹐10月号《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就将预期提高到了9.7％。还有些西方投行和其它机构宣称印度经济增长率将迅速超越中国﹐其经济规模数十年内将赶超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如美国花旗集团2011年2月的一份报告就宣称2050年印度GDP将跃居世界第一。
印度高级官员们的言论也越来越自信﹐2010年3月﹐印度财政部发表报告﹐声称印度经济增速可望在四年内超越中国跃居世界榜首﹐财政部长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也预计印度经济不久便可实现两位数增长率。基于这些渲染﹐不少西方政客和媒体鼓动国际投资者背弃中国投奔印度﹐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印投资确实也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按日本财务省统计﹐2006~2008年﹐日本对印投资分别增长15.9％﹑27.1％和4.3倍﹐对华投资则分别下降29.6％﹑22％和3.7％（2008年中国统计日本对华投资微增1.7％）﹐对印投资于2008年超过对华投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以605家日资制造企业为对象实施的“2010年度海外直接投资”调查结果也显示﹐尽管中国仍然被列为今后三年前景最看好投资地﹐但印度超过中国被视为今后十年前景最看好投资地。
然而﹐2010年4月6日切蒂斯格尔邦（Chhattisgarh）丹特瓦达（Dantewada）一阵枪响﹐戳破了印度“繁荣”的画皮﹐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和切蒂斯格尔邦警察部队围剿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反政府武装不成﹐1 反遭伏击﹐80多名官兵丧生。此后几个月﹐印度军警又屡遭印共（毛）武装打击。经此一役﹐可以判定﹐印度现行政治秩序将长期面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尖锐复杂的国内矛盾威胁﹐近年的“经济增长”和政策还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反政府武装已在政治理论和社会治理实践方面对现行政治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而印度政府非但缺乏有效镇压反政府武装的能力﹐其霸权主义色彩浓郁﹑超越国力的外交政策反而可能引火烧身﹐加剧和制造矛盾。我们和国际商界藉此可以对印度发展潜力﹑商业环境等作出更清醒准确的评判﹐我们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从中汲取不少教训。
1 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任务使命类似中国的武警﹐因此中文作者往往简称其为“印度武警”﹐本文也沿用这一简称﹐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简称“印共（毛）”﹐外界也常称之为“毛派”或“纳萨尔派”。
（2） 2010年第二季度印度GDP增长8.8％﹐但消费价格指数高达9.97％（7月）。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0年4月）》﹐第155﹑160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0年10月）》﹐第177~183页。
这几次战斗揭示的首要问题是印度国内社会阶级矛盾之尖锐﹐远甚于它最希望赶超的国家 — 中国﹐更不用说民族和宗教矛盾了。中国传媒界﹑法学界﹑经济学界某些自由主义人士向国人描绘了一幅印度贫困阶层享受完全人权保护的美丽图景﹐声称他们的贫民窟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因此﹐印度贫民窟居民享受的人权高于中国城镇小康之家﹔2 但现实是无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印度贫困人口比例都明显高于中国。根据世界银行资料﹐1970﹑1973﹑1988年印度贫困人口比例依次为52.4％﹑42.5％和39.6％﹐虽然有所下降﹐但贫困人口数依次为2.873亿﹑3.117亿和3.223亿﹐绝对数字反而有所上升。3 直到西方大肆赞扬的印度全面经济改革启动九年后的2000年﹐印度贫困人口比重仍高达28.6％﹐是中国1998年同一指标（4.6％）的6.2倍﹐也明显高于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主要国家及其邻国斯里兰卡﹐其中乡村贫困人口比重为30.2％﹐城市贫困人口比重24.7％。4
印度的问题不仅在于大面积贫困﹐更在于两极分化。本世纪初以来﹐印度各邦中人均收入平均差距为六倍﹐最大者高达60倍﹐5 一小撮巨富和普遍贫困者之间的生活对比尤为强烈。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2007年便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4名﹐是印度第一个财富超过一万亿卢比的超级富豪﹐以前居住孟买14层私宅“海风”大厦犹嫌不足﹐又斥巨资为自己建造173米高私宅“安蒂拉”大厦﹐6 每层层高相当于普通住宅三倍﹐总楼层面积超过法国凡尔赛宫﹐其设施包括直升机停机坪﹑多处空中花园﹑占两层楼面积的健身俱乐部﹑独立的家庭电影院﹑可通过透明墙壁俯瞰城市景观的贵宾客房和六层楼面积的停车场﹐为居住者穆克什夫妇﹑穆克什母亲﹑三个儿女共计六名主人服务的全职雇员和仆人多达六百名。与此相对应﹐根据印度住房和城市扶贫部专门负责调查全国城市贫民窟人口的专家委员会调查﹐2001年印度全国城市贫民窟人口为7526万人﹐到2011年底预计将达9306万人﹐十年增加1780万人﹐其中﹐首都新德里贫民窟人口将达316万人﹐比2001年增加85万人﹔全国金融中心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贫民窟人口将达1815万人﹐居全国各邦之首﹐7 其中﹐孟买拥有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Dharavi）。马克思早已提出的资产阶级财富和无产阶级贫困在两个极端的积累﹐在穆克什?安巴尼豪宅与其背后的孟买贫民窟上对照得格外鲜明。
2 笔者在2009年第一届中印论坛的会议材料中就见到了这样的文章﹐且公开宣扬这类论点的人中不乏颇有几分知名度者。
3 世界银行﹕《印度﹕贫困﹑就业和社会福利》﹐1989年（转引自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潜力评估 — 与中国比较》第41页）。
4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9》第232~233页。
5 王立勇﹕〈当“鼠标”的效率遭遇“泥块”的公平 — 耐人寻味的印度大选〉﹐《政党与世界》2004年第8期。
6 Antilla﹐一个神话中小岛的名字。
绝对贫困和收入分配失衡已经严重损害了印度大众的基本生存条件。令人震惊的是﹐在号称“印度大放光芒”的21世纪初﹐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增反减﹐由1997~1998年度的174公斤减少到2003~2004年度的151公斤﹐为二战以来最低水平。8 2006年﹐印度全部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为20％﹐比世界平均水平（14％）高近一半。而且﹐越南﹑尼日利亚等国虽然贫困人口比重高于印度﹐但全部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低于印度﹐9 充分暴露了印度在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和维护国民基本生活方面的严重缺陷。10
由于以下原因﹐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上述贫困﹑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人口营养不良状况难以发生重大改善﹕其一是印度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2％﹐但近年来农业发展缓慢﹐“十五”期间（2002~2007年）农业年均增长率仅有2.5％﹐2009/2010财年增长率更只有0.2％。
7 新华社转《印度时报》报道﹐2010年9月4日。
8 王立勇﹕〈当“鼠标”的效率遭遇“泥块”的公平〉﹐《政党与世界》2004年第8期。
9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9》第232~233页。
10 下文第五节及表~3将进一步论述印度收入分配失衡问题。
其二是土改不深入彻底﹐土地占有关系仍然严重不平等﹐不仅妨碍农村和农业生产发展﹐更直接严重损害改善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和维护国民基本生活。须知每一个大地主必然对应着一批无地农民﹐而“无地则反”是农业社会的规律。
印度官方不是没有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1936年4月﹐印度国大党就在勒克瑙召开的第40届年会上提出了一项土地纲领﹐明确提出“国家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农民惊人的贫穷﹑失业和债务﹐这些基本上是由于过时的和压迫的地权制度和田赋制度﹐……”1945年9月﹑11月﹐国大党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开会讨论土地问题﹐还提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合作社”和“取消国家和实际耕种者之间各类中间人地主”的土改方针。11 独立之初﹐国大党领导的印度中央政府就开始推行土改﹐但由于国大党本身就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如同在大陆时期的中国国民党政权一样无法真正对自己的统治基础 — 地主资产阶级集团下手﹐加之印度政体掣肘﹐使得印度土改历时30余年﹐最终还是沦为“印度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引用张文木语）。
和印度其它重大政治和经济决策一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印度土改的特征。国大党政府在1959年1月便通过了实行土地限额制度的决议﹔1971年8月﹐印度中央土改委员会又规定以五口之家为一个分配单位﹐最高限额为最好土地十英亩至最劣土地54英亩之间﹔……然而﹐直到2004年﹐中国学者温铁军在印度农业大邦比哈尔（Bihar）考察时﹐发现该邦直到1980年代仍有占地上万英亩的大地主﹐直到2004年他考察时仍有占地超过二千英亩的地主﹐即高达当时法定占地上限（25英亩）80倍以上﹐以至于无地农民至少占该邦八千万人口的20％之多﹐地主占有的土地也是20％。相应地﹐地处恒河平原﹑雨热同季﹑物产丰饶﹑土地和矿产资源在印度各邦中均名列前茅的比哈尔﹐贫困和文盲人口在印度也“独占鳌头”﹐12 又是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装活跃的地方。
11 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1﹑284页（转引自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潜力评估》第151~152页）。
印度政府讳疾忌医及其法律制度的缺陷加剧了上述土地占有关系问题。尽管占地远远超过法定上限的大地主不乏其人﹐但无论是政府﹑执政党还是主要在野党均普遍矢口否认现实﹐温铁军在考察时对这一点颇有感触。而既然不承认客观存在的问题﹐那就更谈不上切实解决问题了。与此同时﹐印度从英国殖民者继承下来的西式司法体系成本极高﹐诉讼程序冗长﹐13 致使仅比哈尔就有数以万计的土地诉讼案﹐14 大面积土地陷于动辄长达数十年的诉讼程序而禁止耕种﹐依法抛荒﹐数以万计的无地农民则忍饥挨饿﹐或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如此局面﹐堪称荒唐。
物质贫困已经相当严重﹐种姓和阶级压迫更令人触目惊心。数千年来﹐一直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印度“贱民”（意为“不可接触者”）不能与高种姓人同饮一井水﹑同拜一座庙﹐更不能通婚。他们没有土地和房产﹐甚至没有饮用水﹐世代以从事苦役为生。不错﹐印度独立后的宪法规定废除种姓制度﹐贱民阶层在法律上已经不复存在﹐1989年12月~1990年11月领导联合政府的总理维什瓦讷特?普拉塔普?辛格（V.P. Singh）还规定在政府部门中为低种姓民众保留了较大份额﹐现任国会下院女议长库玛尔（Meira Kumar）就是出身贱民家庭﹐贱民出身的纳拉亚南更于1997年竞选获胜﹐出任印度第九任总统（2002年卸任）。但这仅仅是特例﹐因为纳拉亚南出身城镇家庭﹐父亲是医生﹐为他创造了接受高等教育﹑最终走上仕途的条件。而印度绝大多数贱民都在乡村﹐他们一贫如洗﹐其社会地位和境遇一直没有得到多少改变。从八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入侵印度次大陆时期大批贱民脱离印度教改宗伊斯兰教﹐到近几十年多次发生贱民集体脱离印度教改宗佛教事件﹐印度贱民试图通过改换宗教门庭而摆脱种姓制度桎梏﹐但印度社会对约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贱民和其它低种姓的歧视依然故我。
12 温铁军﹕〈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载于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潜力评估》。
13 在印度司法体制所宗的英国﹐司法制度繁冗﹑高成本的弱点就暴露得非常充分。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警察监察部门2010年的一份报告披露﹐英国警检方处理一起简单的室内盗窃案件就要动用30多名人力﹐经过一千多道程序﹔结果﹐尽管处理的案件越来越少﹐但英国司法审判系统的总成本在五年内增长了四分之一﹐达到220亿英镑（《环球时报》2010年11月4日﹐第5版）。
14 温铁军﹕〈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载于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潜力评估》。
温铁军2004年在印度比哈尔考察时﹐发现直到1970年代﹐该邦高种姓地主竟然仍对农民行使野蛮的“初夜权”。15 2009年12月﹐在比哈尔距首府巴特纳（Patna）仅80公里的沙兰（Saran）地区沙兰普（Salempur）村﹐20多岁的贱民青年曼吉（H. K. Manjhi）仅仅因为参加别人婚礼并坐到椅子上观看歌舞表演﹐16 就被高种姓群众开枪击毙﹐警方直到数百名贱民群众为此示威后才得知发生命案﹐但数日过后却未逮捕任何涉案嫌疑人。17
而且﹐以少兵治大国的英国殖民者保留了印度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特权阶层为自己服务﹐赢得独立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又决定了新生的独立印度不可能全面开展深刻的社会改造﹐导致现代印度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城乡割裂的二元司法结构﹐而这种二元司法结构强化了传统种姓和阶级压迫制度的力量。
15 温铁军﹕〈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载于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潜力评估》。
16 据当地人表示﹐受害者曼吉的姓氏“Manjhi”属于一支因贫穷而以抓鼠为食的穆沙哈（Musahar）族人。
17（台湾）中央社2009年12月4日报道。
在占印度总人口72％的广大农村基层﹐至迟从孔雀王朝时期就形成了由评议会18 负责农村基层行政管理的传统并沿袭上千年﹐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其《宪法指导原则》规定各邦有义务组织农村评议会﹐使之担负起村级行政机构职能。1992年﹐印度通过第73项宪法修正案﹐又将县﹑乡﹑村三级评议会制度确定为必须在印度全国实施的法定制度。从表面上看﹐评议会制度颇为“民主”﹐每五年选举一次﹐其中为妇女及表列种姓﹑表列部落等弱势阶层保留了席位﹐某些中国学者对其不乏溢美﹔19 政府也赋予他们相当的实权﹐如1961年底印度政府宣布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制度﹐规定超出限额的土地须由国家交给村评议会﹐并由村评议会分给无地﹑少地农民或农业合作社耕种﹐以限制大地主占有过多土地。但在实践中﹐评议会通常由高种姓和权贵把持﹐致使其决策﹑施政目的往往是维护高种姓和权贵者的特权。正是在全印各地村评议会的操纵下﹐印度政府近40年前就交给他们实施的土地限额制度普遍落空。
而且﹐评议会已经形成了一套事实上的司法体系﹐其权力之大﹐达到了可以公然下令杀人﹑强奸的地步。如果一位低种姓男孩想娶一个高种姓女孩﹐其结果很可能就是由评议会逼迫男女双方父母处死自己的孩子﹔倘若哪位妇女拒绝下地干活或做家务﹐评议会甚至会下令全村围观她被轮奸。20 种姓制度传统上禁止低种姓男子与高种姓女子婚娶﹐但在现实生活中﹐有时高种姓男子向低种姓女子求爱也会遭遇不测。2008年11月﹐由于给同村一名较低种姓女孩写了一封情书﹐比哈尔15岁男孩马尼斯?库马尔就遭到毒打和剃光头游街﹐最后被扔到火车下碾死﹐而这类事情并非孤例。
18 panchayat﹐亦译作“村务委员会”或音译为“潘查雅特”。
19 葛宁﹕〈印度农村基层政权运转制度〉﹐《读书》2010年第9期。
20 Sultan Shahin﹕〈为何印度政府扑灭不了印度的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亚洲时报在线2005年1月25日（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GA22Df05.html）。
种姓压迫色彩浓重的传统司法体系如此﹐貌似冠冕堂皇的政府司法体系也很难给受剥削压迫者多少希望。收入和财富分配严重失衡﹑从英国殖民者继承下来的高成本西式司法体系两者结合﹐导致印度穷人犯轻罪而遭重罚﹐权贵富豪犯重罪却能逍遥法外﹐即使蹲大牢也可以在牢中照样花天酒地﹐这类事情比比皆是﹐某些案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1984年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业毒气泄露案件﹐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剧毒化工原料泄露直接致死2.5万人﹐间接致死55万人﹐20多万人永久残废﹐死伤合计超过二战末美国对日本的两次原子弹爆炸﹐但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美国老板安德森事发后逍遥法外﹐印度法院直到2010年方才裁定余下七名印度籍高管有罪﹐且最多仅将被判处两年监禁。
正是由于无以为生﹑基本人权遭受践踏﹐众多印度贫苦阶层走上了绝路﹐据印度官方统计﹐仅2008年一年自杀的印度农民就多达16196名﹐把印度1997年以来农民自杀人数推升到19.9132万人﹐相信实际自杀人数更高于官方统计﹐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卡拉拉邦（Kerala）﹑中央邦（Madhya Pradesh）和切蒂斯格尔邦农民自杀情况尤为严重﹐号称印度农民“自杀五大邦”（BIG 5）﹔更有大批贫苦阶层被逼上梁山﹐造就了人民战争集团﹑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人中心等众多反政府武装﹐21 有的存在了半个世纪﹐有的成立于十多年前﹐屡仆屡兴﹐无法根绝﹐号称全世界反政府武装组织最多的国家。到2009年﹐印度仅依据《防止非法活动法》而禁止的武装组织就有34个﹐其中伊斯兰激进组织12个﹐东北部反政府组织12个﹐左派武装组织四个﹐旁遮普和泰米尔武装组织各三个。此外﹐印度还存在一批没有列为非法组织的武装﹐仅东北部分离组织和地下武装就有120多支﹐长期活动的有50余支。22
21 人民战争集团（the People’s War Group）正式全名为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缩写为“PWG”或“CPI（ML）[PW]”﹐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人中心（Maoist Communist Center）缩写为“MCC”或“MCCI”﹐两组织均起源于1966年成立的“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中心”及由此于1969年成立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于2004年9月21日合并成立印共（毛）。
印度反政府武装组织不仅数量多﹐其影响力也不可低估。按照印度内政部数据﹐1996~2009年间﹐在与印度反政府武装的战斗中死亡人数超过6486人﹐2004年以来居高不下﹐每年都在五百人以上﹐2008﹑2009年两年更分别达到了794人和1134人（参见表~2）。反政府武装中最活跃的印共（毛）武装在2010年前十个月的战斗中至少击毙了260名警察﹐23 目前活动范围已经横跨印度28个邦中的17个邦﹑604个行政区中的223个区﹐覆盖印度40％国土﹐其控制的“红色走廊”地区面积广达9.2万平方公里﹐人口1.8亿﹐约占印度人口六分之一。如此规模﹐倘在中国﹐好比反政府武装根据地从陕西﹑甘肃﹑四川蔓延至河南﹑湖北﹑安徽﹐直到山东和苏北沿海。相比之下﹐2003年末印度各毛派组织影响的地区只有九个邦55个县﹐不到七年﹐影响的邦数目就几乎翻了一番。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文化和宗教传统能够影响反抗压迫的烈度﹐但无法彻底消除反抗存在﹔仍然存在大地主﹑“初夜权”至少延续到1970年代的比哈尔成为印共（毛）武装最活跃的邦之一﹐实不足为奇。而印共（毛）活跃的这些邦资源相当丰富﹐切蒂斯格尔邦铁矿﹑煤炭﹑铝土等矿产资源为印度之最﹐印共（毛）最活跃的五个邦煤炭储量占印度煤炭总储量的85％﹐从而增强了印共（毛）活动的影响力。
22 吕昭义﹑余芳琼﹕〈印度东北地区的民族分离运动与反政府武装〉﹐《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
23 这是印度内务次长梅肯（Ajay Maken）2010年11月9日在议会下院提供的数字。
在其控制区﹐印共（毛）武装建立了税收﹑司法﹑学校等行政机构乃至报刊出版发行机构﹐俨然已成国中之国。印共（毛）政治局2009年9月发布的一封党内通信自豪地列举了过去一年他们取得的成就﹕
在丹达卡冉亚﹐24 我们的革命人民委员会（janathana sarkars）— 已出现的人民政权及其组织得到了巩固和扩展。人民政权机关已经扩展至新的數百个村庄并且在该地区和不同部门得到综合加强。革命人民委员会增加了商业和工业的多个部门﹐反映出人民政权机关的职能不断扩大。一份名为Lokur Adhikar的岗德语（Gondi）杂志也在2009年5月代表我们人民政府开始宣传工作。……
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装树立了可观的权威﹐对不少公共事务施加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他们对选举等活动的抵制影响范围相当广大﹐他们提出的强制性要求有着广泛的威慑力。2007年6月﹐印共（毛）宣布对中部和东部六邦实行“经济封锁”﹐结果这些邦立即爆发了一系列暴力活动﹐有些邦经济活动陷入瘫痪。特别是选择武装斗争路线的印共（毛）及其前身一贯认为印度所谓“民主选举”只是一个昂贵的骗局而已﹐因此抵制选举成为他们显示现政权缺乏合法性﹑虚弱的常用斗争手段。根据印共（毛）政治局2009年9月发布的一封党内通信﹐该党在2009年5月落幕的人民院第15届大选期间组织了大规模抵制活动﹐对国家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虽然派出警察部队重兵驻守毛派活跃地区三个多星期﹐印共（毛）及其武装力量﹑外围组织仍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宣传攻势﹐除了对持枪挟持人民去投票的政府军实施战术性反击外﹐他们的宣传也相当有效﹐以至于丹达卡冉亚几乎没有任何政党参加竞选﹐在比哈尔﹑恰尔肯德（Jharkhand）﹑奥里萨邦（Orissa）等不少其它地区也发生了全面抵制。2010年5月18日﹐印共（毛）武装勒令奥里萨﹑比哈尔﹑西孟加拉国（West Bengal）﹑恰尔肯德﹑切蒂斯格尔五个邦所有企业﹑机构和运输部门罢工两天﹐印度内政部部署了大量安全人员警戒﹐但切蒂斯格尔邦和奥里萨邦仍大面积停工。
24 Dandakaranya﹐印度中部横跨五个邦的丛林地区。
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有选择地支持一些公开活动的政党和政界人士。在印共（毛）武装活跃的邦﹐多年来主流政党要想竞选获胜就必须赢得毛派支持﹐至少是不抵制﹐用亚洲时报在线2005年1月25日报道的话来说﹐在比哈尔﹑恰尔肯德﹑切蒂斯格尔﹑奥里萨﹑安得拉等邦的郊区和一些小镇﹐没有毛泽东主义者首肯就什么也干不成。25
正由于接二连三赢得军事和政治胜利﹐印共（毛）信心和勇气大增。此前﹐在他们为了扩大影响而向外界发布的电视录像中﹐成员都是蒙面以免被认出﹐这几年来发布的训练﹑作战等宣传片中战士们已经基本上不蒙面了。而且﹐印度毛派已经建立了相当的国际联系﹐一方面增强了他们的实力﹐放大了他们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印度政府镇压﹑剿灭他们的难度。2001年7月1日﹐来自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毛派革命者组成名为“南亚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组织协调委员会”的组织﹐以协调他们在南亚地区的活动﹐便利他们之间的跨国技术交流﹑武装训练和武器流通。据称印度毛派武装从尼泊尔获得枪支﹐同时向尼泊尔毛派武装提供从印度采石场和军工厂取得的炸药。近年﹐印共（毛）前身之一人民战争集团还走出亚洲﹐与欧洲﹑非洲﹑拉美和中亚的马列∕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组织建立了关系﹐其定期接触对象包括秘鲁﹑巴西﹑墨西哥﹑乍得﹑塞内加尔﹑尼泊尔和菲律宾的类似组织。
25 Sultan Shahin﹕〈为何印度政府扑灭不了印度的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亚洲时报在线2005年1月25日。
本来﹐推动经济增长与改善收入分配并举﹐把国民收入的“蛋糕”做大﹐是解决上述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由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从引进国外“新技术”到招商引资﹑设立经济特区﹐印度近年实施的许多旨在加快经济发展的措施固然在一时一地取得了某些正面效果﹐却同时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1995年以来﹐印度政府批准美国转基因棉花进入印度市场﹐十余年来﹐开发生产转基因棉花种子的美资孟山都公司和他们资助的少数“科学精英”虽然大发其财﹐转基因棉花的固有缺陷﹑孟山都公司诱人入彀和索取垄断高价的商业手法﹑印度盛行的高利贷相结合﹐却把千千万万印度棉农推向债务深渊和破产﹐数以万计的棉农被迫自杀。26
引发社会震荡更大的是引进外资和建立经济特区。对于印度这样面临资本和外汇缺口的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引进外资是必要的﹐但印度引进外资工作本身存在结构性的缺陷﹐招商引资工作中的错误做法更引爆了一系列暴力冲突。
26 赵国贺﹕〈转基因种子为害印度﹐印度已有20万棉农自杀〉﹐《世界博览》2010年第14期。
印度引进外资的结构性缺陷在于引进外资总额中流动性﹑投机性强的组合投资多于直接投资﹐从而有损印度宏观经济稳定性﹔在直接投资中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太多。印度从1991年起积极引进外资﹐1991年8月~2009年3月﹐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累计45364.7亿卢比（约合1065.24亿美元）﹔2008/2009财年﹐吸引外资12291.9亿卢比（约合273.09亿美元）﹐同比增加25％。按照账面统计﹐印度洋上的离岸金融中心毛里求斯是印度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新加坡也是离岸金融中心﹐尽管新加坡在工业和商贸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具备较强实力﹐与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毛里求斯等纯粹的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不同﹐而且被金融稳定论坛列为与国际监管比较合作的离岸金融中心。2000年4月~2009年3月﹐对印累计投资最多的国家依次为毛里求斯（44％）﹐新加坡（9％）﹐美国（8％）﹐英国（6％）﹐荷兰（4％）。27 离岸金融中心包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前两名﹐且所占比重高达53％﹐表明印度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很大一部分属于内资外流然后回流的返程投资﹐这部分返程投资和很大一部分“真正的”外资都非常看重税收优惠和避税目标﹐投机性较强而生产性不足。
正是印度账面“外商直接投资”的上述特点和相关制度的缺陷﹐使得印度的招商引资和建立经济特区等措施在扩大印度制造业产出和出口方面效果不彰﹐不少特区沦为便利企业和富有个人偷税漏税的“国内离岸金融中心”﹐却制造了大批失地农民﹐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为反政府武装造就了大批潜在新成员和同情者。
印度之所以要提出发展制造业﹑发展经济特区﹐本意是如同中国那样﹐通过发展印度目前相对滞后的制造业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然而﹐印度《经济特区法案》对特区征用土地的具体用途规定过度“温柔”﹐仅仅规定被征用土地四分之一需用于加工业﹐其余部分可以用于任何目的﹐其执行更加软弱无力而常常沦为具文。结果﹐截至2007年初﹐印度已设立经济特区一半以上是面向印度已有一定发展的IT业﹑基于IT的服务业和制药业﹐而非他们当初所期望的制造业。更有甚者﹐在印度房地产泡沫火爆火发的背景下﹐一些经济特区实际上成为享受政府税收优惠的房地产特区﹐已批准经济特区多达65％的土地被用于建设住宅或写字楼﹑大型购物中心和医院等。最富有“空手道”色彩的是﹐某些企业还拿低价圈占的土地向银行高价抵押获取贷款。印度前总理维?普?辛格曾猛烈抨击过北方邦达德里电力工程项目﹐该项目征地数量远远大于实际需求量﹐而且向农民征地的补偿价格是每英亩150卢比﹐信实集团获得土地后未作任何开发就定价为5700卢比计入资产﹐并以此为抵押从银行获得巨额贷款﹐工程则延期开工。28 在这种情况下﹐失地农民没有多少机会以非农业部门就业形式获得非现金补偿。相比之下﹐中国开发和征地项目中虽然也存在种种压榨﹑掠夺和欺诈现象﹐但由于制造业项目居多﹐就总体而言能够为失地农民提供较多的非农业部门就业补偿。
27〈印度国家概况〉﹐外交部网站2010年8月（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 gj/yz/1206_42/）。
因为经济特区数量太多导致失地农民太多﹐潜在补偿负担甚重﹔由于经济特区在很大程度上沦为避税﹑圈钱和房地产游戏﹐所以不可能通过就业的方式补偿失地农民﹔志在避税﹑圈钱和攫取房地产暴利的商人们多半没有足够实力﹑更不可能有意愿提供足够的现金补偿﹔……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导致印度开发区热成为掠夺农民耕地热。尽管在印度享有崇高威望的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发出了严厉警告﹐主张应保护农民免受贪婪开发商侵害﹔尽管印度前总理维?普?辛格提及这个问题时甚至激烈地表示想成为一名“毛主义者”﹔尽管2006年末﹑2007年初印度政府一度暂停批准304份建立经济特区的计划﹐直至农民征地补偿等问题得到解决﹔但农民遭受的大面积损害已成事实﹐而且一贯以步履蹒跚闻名且深受官商利益集团掣肘的印度政体对此也没有表现出太强的纠错能力。
28（印）维?普?辛格﹕〈我要成为一名毛泽东主义者 — VP?辛格感人至深的忏悔〉。
上文已经提及﹐印共（毛）活跃的几个邦矿产资源丰富﹐2002年启动﹑至今仍在持续的这一轮全球性初级产品牛市行情提高了这些资源的价值（中国钢铁行业就对印度铁矿石价格和市场地位的上升感受深切）﹐也刺激了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开发﹐相应带来了占据农民和部落土地﹑环保﹑破坏宗教圣地等问题。印度联邦政府试图对地方人民抗议作出响应﹐加强保护环境和部落财产权﹐或者对受损群体给予更公平补偿﹐如旨在确认部落或个人祖传耕作土地权的2006年《森林权利法》。然而﹐这类举措往往成为地方官僚腐败或办事不力的牺牲品﹐合法的申诉往往被驳回或不了了之。印度社会有建议修改《开采及矿产法案》﹐将26％的矿产利润交给地方（中国与此相似的举措是业已通过实施的提高资源税税率）﹐却招致了矿产业加紧开展政治游说狙击﹐这项拟议中的法案能否通过﹑即使通过后能否执行﹐均在未定之天。
正因为如此﹐《印共（毛）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2007年2月1日）激烈抨击道﹕“三百个计划内的经济特区事实上就是建立了三百块外国领土﹐这些外国领土劫掠我们大量的良田﹐这些外国领土里充斥了无数国内外的政治骗子。与此相配套的是市中心成了精英阶级的私宅﹐它铺就了财阀们的零售渠道﹐这一切都是以残忍的毁灭与无情的驱逐为代价的﹐他们摧毁贫民窟﹐甚至那些永久性房屋也遭到铲除。……”而在深受失地之害却一无所获的人们当中﹐印共（毛）九大关于人民尽一切可能捍卫土地与房屋﹑坚决打退毁灭性野蛮“资本游牧部落”的呼吁将会产生何种感染力﹐可想而知。
事实上﹐印度某些开发项目引起的征地纠纷当时便发展成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乃至暴力冲突﹐造成了较多伤亡﹐典型如奥里萨邦努阿贡村钢厂征地纠纷﹑西孟加拉国邦的南迪格拉姆征地纠纷和辛古尔事件﹕2006年1月2日﹐奥里萨邦贾吉普尔选区努阿贡村五百多居民抗议塔塔公司在当地征地开辟经济特区兴建钢厂﹐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12人死亡。
南迪格拉姆村（Nandigram）属于西孟加拉国邦哈尔迪亚选区﹐西孟加拉国邦政府原计划在此征地4050公顷开辟一个经济特区﹐引进萨利姆公司建设石化工厂。当地约四万名将因经济特区计划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竭力阻止﹐毁坏公路﹐设置路障﹐与政府人员数次暴力冲突﹐拒绝其进入该地区达三个月之久。2007年3月14日﹐政府出动约二千警力驱逐示威者﹐与当地农民爆发冲突﹐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燃烧弹﹐造成14名农民死亡﹐数十人受伤。3月18日﹐西孟加拉国邦政府宣布取消南迪格拉姆经济特区计划﹐萨利姆公司计划中的石化工厂迁往别处。
辛古尔村（Sigar）属于西孟加拉国邦胡格里选区﹐西孟加拉国邦政府原计划在此征地997公顷﹐引进印度著名家族企业塔塔集团设厂生产微型汽车﹐引起大规模抗议活动。2006年12月2日﹐西孟加拉国邦地方警察开进辛古尔村强行圈地﹐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警方使用警棍等强行驱散人群并逮捕了60多名示威者﹐其中包括18名妇女和两名儿童。西孟加拉国邦最大反对党草根国大党主席玛玛塔?班纳吉迅速宣布绝食抗议﹐一些人权组织也纷纷指责当地政府和警方滥用权力﹐项目最终被迫撤出。……
接连发生的征地纠纷迫使印度中央政府一度冻结特区发展计划﹐南迪格拉姆征地纠纷和辛古尔事件更将印度国内关于征地纠纷的争议推向高潮﹐直接导致印共（马）领导的邦政府陷入困局。本来﹐左翼阵线从1977年开始就在西孟加拉国邦连续执政至今﹐是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地方政府﹐2000年出任首席部长的巴塔查吉上台后大力招商引资﹐成效颇着﹐2001~2006年西孟加拉国邦经济增速为7.3％﹐高于全国平均值﹐也提升了印共（马）和同样主张走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印共的政治力量。2004年﹐印共（马）和印共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巨大成功﹐二者及其它左翼力量所获选票之和超过了60张﹐这个数目虽然还不足以组织政府﹐却对欲组成政府的大党联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006年西孟加拉国邦选举中印共（马）更是胜利空前﹐左翼四党在西孟邦议会294个议席中收获235席﹐印共（马）独得176席。但巴塔查吉颇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亲商”政策在印共（马）党内一直就有争议﹐2007年以来接连发生的征地纠纷等事件更极大地损害了印共（马）和印共与基层群众的关系﹐成为印共两大主流派在2009年5月落幕的人民院第15届大选中遭受空前重创的主要原因。在这次选举中﹐印共（马）只赢得了543个议席中的16席﹐比上届锐减27席﹐甚至比1967年首次参选时还少三席﹐在全国性政党排名中从第三大幅下滑至第八﹔印共也从2004年的十席减少到四席。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只能是和平的产物﹐尽管在某些战争期间﹐某些局部地区出现过长足的经济增长﹐如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和二战时的美国﹐但这些局部地区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战时出现增长﹐前提也是这些局部地区内部保持了和平。印度国内社会阶级矛盾既然已经尖锐到暴力冲突乃至兵戎相见的地步﹐而且纠错能力较差﹐对其经济增长的威胁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印度在民族构成﹑语言文字方面的一致性远远不可与中国相比﹐在这方面的风险远远高于中国。中国人口中汉族占绝对多数﹐而且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均遥遥领先于少数民族﹐虽然经历了近30年对汉族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但从1953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汉族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保持在90％以上（从93.94％下降到91.59％）。29 而且﹐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在边疆少数民族中的普及率﹑普通话在全国的普及率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增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拥有了一种全国各地平民和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共同语言﹐在新疆等地拨乱反正重新推进双语制教育﹐将进一步扫清全国普及这种共同语言不力的死角。与昔日多半局限于精英阶层的中原雅音和官话相比﹐这样一种共同语言将更有力地维护﹑巩固这个国家的统一。从周朝开始牢固确立的世俗政治传统﹐统一的语言文字﹐不仅降低了商业成本﹐更令中国在长期内保持着较高政治稳定性。
相反﹐印度本土民族历史上不曾建立过囊括当今印度全境的统一国家﹐目前的统一国家是英国殖民者留给他们的遗产﹔而且印度至今仍是一个缺乏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占据绝对多数﹐人口超过2600万的大民族就有十个之多﹐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也仅占全国人口的46.3％﹐泰卢固族占8.6％﹐孟加拉国族占7.7％﹐马拉地族占7.6％﹐泰米尔族占7.4％﹐古吉拉特族4.6％﹐坎拿达族3.9％﹐马拉雅拉姆族3.9％﹐奥里雅族3.8％﹐旁遮普族2.3％。30 相应地﹐印度的语言文字异常繁杂﹐宪法承认的语言有十多种﹐登记注册的达1600多种﹐语言文字高度不统一﹐虽然英语和印地语同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但作为本土语言的印地语使用反而不如外来语言英语广泛﹐而作为一种外来语言的英语天然又迫使印度人要付出更多的语言成本﹐并在印度社会制造了深刻的阶层鸿沟。某些论者将英语技能列为印度的发展优势﹐对于输出海外﹑为人作嫁的印度IT业劳动力而言﹐英语技能确实是一种优势﹐但整个印度社会为取得这种“优势”而付出了何种机会成本﹐两者孰大孰小﹐明智者不难辨别。
29 见国家统计局﹕〈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中国统计年鉴2008》第90页。
30〈印度国家概况〉﹐外交部网站2010年8月。
不仅如此﹐由于印度少数民族在经济等不少方面比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还拥有一定优势﹐印度民族构成和语言文字的一致性很难显著提高﹐显著的差异将长期存在﹐印度奉行的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西式民族理论和政策还将人为地维持﹑强化而不是消弭这种差异。
如印度经济中心孟买贡献了全印10％的工人岗位﹑40％的所得税﹑60％的关税﹑20％的中央征收特许权税﹑40％的对外贸易﹐以及四百亿印度卢比（90亿美元）的社团税﹐又是印度文化娱乐产业中心﹐印地语电影业中心宝莱坞及其最大摄影棚﹑印度大部分重要电视和卫星网络以及主要出版社的总部都位于孟买﹐孟买南区云集了众多印度金融机构总部﹐包括孟买证券交易所﹑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印度政府造币厂﹐以及许多商业性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分支机构﹐但这座城市不是坐落在印度斯坦族主导地区﹐而是第四大民族马拉地族主导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1950年代﹐印度各邦按语言重组﹐原孟买邦分割为马拉地人主导的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人主导的古吉拉特两个语言邦﹐两大民族当时就曾为孟买市归属而爆发大规模骚乱和流血冲突﹐其间发生过警察开火击毙105人的惨剧。即使没有这样的流血争夺历史﹐拥有如此实力的当地主导少数民族也会力图永久把持相关利益﹐而不是与国内其它民族分享机遇﹐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和上述流血争夺历史又加剧了这种动机。因此﹐我们才看到﹐与中国大规模国内移民促进了普通话推广不同（如大陆改革前的十堰和三明﹑改革后的深圳和东莞等移民城市及解放战争后的台湾）﹐在吸引了其它邦大批劳动力涌入﹑又是印地语影业中心的印度“梦想之城”孟买﹐不仅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说马拉地语﹐当地政客还时常通过﹑或扬言制定一些法律﹐强制要求出租车﹑电影等行业从业者说马拉地语﹐1966年成立的湿婆神军党更是开宗明义要捍卫“土地之子”（马哈拉施特拉邦本地人）的权利﹐由此造成了一系列深刻社会矛盾﹐包括严重暴力事件。
与此相似﹐台湾地区90％以上居民是汉族﹐而且本来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普及普通话（国语）﹐但在推行民主化改革﹑引进民选制度后﹐本已解决的语言问题重新成为焦点话题之一﹐国语和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之间的关系经常成为政客操弄的题材﹐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撕裂。
不仅如此﹐宗教对印度社会影响力巨大﹐且印度居民宗教信仰极端芜杂﹐约80.5％的居民信奉印度教﹐其次为伊斯兰教（13.4％）﹐基督教（2.3％）﹐锡克教（1.9％）﹐佛教（0.8％）和耆那教（0.4％）等﹐31 而印度各宗教之间的历史和现实恩怨错综复杂﹐给印度社会埋下了众多“炸弹”。从延续数十年的克什米尔动乱到2008年11月震动世界的孟买恐怖袭击案件﹐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印度民族﹑宗教冲突所潜藏的巨大破坏力。
居民以穆斯林为主的克什米尔数十年来一直是印度的伤口﹐也是印巴之争的焦点﹐这已是世人皆知。1989年﹐反政府武装“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绑架内政部长穆夫迪之女﹐引爆大规模武装冲突﹐最终造成4.7万人死亡﹐其后动荡司空见惯﹐以至于一家常驻印度的西方媒体内部规定﹐克什米尔死伤十人以上才能做一条短新闻。32 2010年5月当地军警开枪打死一名穆斯林少年后﹐当地反印示威几乎无日无之﹐9月11日伊斯兰教开斋节本来是传统上较为“安全”的日子﹐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却爆发了198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分离主义暴乱。政治动乱﹑武装冲突重创了这个昔日印度最富裕地区至关重要的旅游业﹐并损害了整整一代人的教育﹐“动乱 — 贫困∕教育打断 — 动乱加剧”的恶性循环已经形成。
31〈印度国家概况〉﹐外交部网站2010年8月。
32〈印控克什米尔发生大骚乱〉﹐《环球时报》2010年9月13日﹐第16版。
克什米尔暴乱虽然暴烈﹐但那里毕竟是印度边疆地带﹐但像孟买这样的印度腹心地带﹑全国金融中心自1980年代以来也爆发逾40次恐怖事件﹐仅1993年和2006年两次袭击就造成数百人丧生﹑一千多人受伤致残﹐其中2006年7月11日孟买火车连环爆炸案一次就造成逾二百人丧生﹐2008年11月26日伊斯兰极端组织“德干圣战军”武装袭击孟买﹐造成数百人死伤﹐更是震动世界﹐也更让人看到印度民族宗教冲突的广泛﹑深刻。即使在印度共产党执政多年的卡拉拉邦﹐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印度繁荣﹑教育程度最高的和平绿洲﹐2010年7月4日也发生了伊斯兰极端组织印度人民阵线残忍袭击一所基督教大学教授T. J.约瑟夫的案件﹐受害者右手被砍掉。
而且﹐印度的民族﹑宗教冲突深深植根于历史﹐又因现实人口结构和国际斗争背景而强化﹐因此﹐解决起来分外艰难。虽然印度次大陆最早的穆斯林社团是在今日印度南部沿海定居的和平通商者﹐但伊斯兰教得以在印度次大陆跃居第二大宗教﹐却主要是拜阿拉伯﹑突厥﹑波斯﹑蒙古﹑阿富汗等外来侵略者近千年间不断发动“圣战”征服所赐﹐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也因此在很多印度教徒眼里背负上了不可宽恕的“原罪”。本来地域广大的东南亚印度教社会遭到伊斯兰教侵蚀征服而大面积改宗﹐进一步加重了印度教徒眼里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这种“原罪”。印度次大陆大部分穆斯林是13~15世纪改宗伊斯兰教的本地居民﹑前印度教徒后裔﹐其中原来的低种姓印度教徒居多﹔33 加上1947年印巴分治期间教派冲突﹐50万人被杀﹐1400万人无家可归﹐印巴两国迄今仍视对方为最大死敌﹔种姓歧视﹑国际政治斗争和宗教之争纠结在一起﹐使得矛盾越发复杂﹑深刻。
在漫长的伊斯兰统治时期﹐异族穆斯林统治者对印度教社会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数不胜数。莫卧尔王朝奥朗则布（1658~1707年）统治时期﹐对印度教实施赤裸裸的歧视﹑迫害政策﹐众多印度教寺庙或被改建为清真寺﹐或被夷为平地﹐所属土地转赐穆斯林封建主﹐穆斯林封建主欠印度教徒的债务一概免除。1668年﹐奥朗则布宣布取消对穆斯林商人的关税﹔1679年﹐恢复阿克巴大帝（1556~1605年）取消的异教徒人丁税﹐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农民捐税负担一夜之间猛增三分之一，……
33 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将领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711~713年间首次入侵印度次大陆时﹐最初向入侵者皈依伊斯兰教的就是两个贱民部落。1067年来自也门的传教士阿布?
34 这一切在印度教社会中深深播下了仇恨的种子﹐直至今日仍能不时爆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围绕阿约提亚的巴布里清真寺屡屡爆发大规模骚乱﹐震惊世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究其根源﹐该地本是为了纪念印度大神罗摩在此降生而于11世纪兴建的印度教寺庙﹐莫卧尔王朝建立之初的1528年﹐来自中亚的异族穆斯林军队在巴布尔下属巴奇率领下拆毁印度教寺庙﹐在原址建起巴布里清真寺﹐从此埋下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围绕该地争斗近五百年的火种﹕
1853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造成75人丧生。
1857年﹐一位印度教祭司在巴布里清真寺院内一角竖起印度教圣坛﹐吸引了大批印度教徒祈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祈祷时虽未公开冲突﹐但始终怒目相视。
1859年﹐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教圣坛与清真寺之间筑墙隔离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阿拉﹐11~12世纪来自波斯阿拉穆特的传教士奴尔丁﹐都曾在古吉拉特发展大批低种姓印度教徒入教。孟加拉国苏丹国（1336~1576年）统治的二百余年间﹐每年都有大批低种姓印度教徒不堪忍受印度封建主压迫﹑歧视而改宗伊斯兰教﹐致使广大农村地区穆斯林人数激增。
34 任继愈总主编﹑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第393~394页。
1934年﹐印度全国爆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巴布里清真寺部分墙壁和圆顶遭破坏。
1947年印巴分治后教派冲突期间﹐印度教徒利用自己教徒众多的优势﹐不时在阿约提亚挑起纠纷。1949年﹐一些印度教徒强行进入巴布里清真寺﹐并在那里竖起了罗摩像。印度政府宣布阿约提亚为有争议地方﹐关闭了那里的建筑﹐在周围架起了铁丝网。
1980年﹐印度教色彩浓厚的印度人民党正式成立﹐并提出“一个民族﹐一种宗教”的口号。1983年﹐世界印度教大会倡议在巴布里清真寺地址上建立印度教庙﹐在印度教徒中引起了热烈反响。1984年﹐解放罗摩诞生地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宗旨就是在此地建立印度教庙﹐主要组织者﹑印度人民党头面人物阿德瓦尼后任印度内政部长。
1986年﹐北方邦法伊扎巴德地方法官命令打开巴布里清真寺院门﹐让印度教徒进去朝拜罗摩神像。
1989年﹐拉吉夫?甘地政府允许在无争议的沙兰亚斯建立印度教庙﹐沙兰亚斯就在巴布里清真寺旁边﹐引起穆斯林强烈不满﹐随后的宗教冲突导致五百多人死亡。同年﹐世界印度教大会发起运动﹐在巴布里清真寺附近为罗摩庙奠基。
1990年﹐印度人民党主席阿德瓦尼乘车演说﹐号召印度教徒支持重建罗摩庙﹐约十万志愿者在阿约提亚集会﹐有些印度教极端分子冲进巴布里清真寺﹐警察开枪射击﹐30多人死亡﹐随后的冲突又导致数百人伤亡。
1992年7月﹐印度教徒举行罗摩庙开工仪式﹐但并未骚扰巴布里清真寺。1992年12月6日﹐巴布里清真寺被印度教徒极端分子捣毁﹐电视现场直播的捣毁活动引发全国宗教冲突﹐二千多人死亡﹐震动世界。
2002年1月﹐世界印度教大会宣布﹐尽管印度最高法院禁止在阿约提亚兴建印度教庙﹐他们依然要动工兴建﹐当时有1.5万志愿者到场。2月27日﹐一些印度教徒举行宗教仪式后乘火车返回古吉拉特﹐在戈德拉火车站遭到穆斯林极端分子袭击﹐极端分子纵火烧毁火车﹐55名印度教徒死亡。在纵火案引发的古吉拉特邦骚乱中﹐又有七百多人死亡。
2010年9月30日﹐印度北方邦高等法院认定阿约提亚巴布里清真寺所在场所确是印度教神罗摩出生地﹐裁决将阿约提亚宗教遗址一分为三﹐穆斯林﹑印度教徒和当地教派各得一部分﹐期望借此彻底解决阿约提亚寺庙之争﹐但印度政府当天便派出大量安全人员在当地和孟买等城市强化戒备﹐却表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争何其根深蒂固。在重重戒备下﹐当年12月7日﹐正在举行日常宗教活动的北方邦瓦拉纳西城一座庙宇外仍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引发踩踏﹐造成一名两岁女童死亡﹐约20人受伤﹐伤者中有至少两名外国人﹐新德里﹑孟买等重要城市当天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印度恐怖组织“印度圣战者”则向多家媒体发送电子邮件﹐宣称自己制造了瓦拉纳西恐怖袭击事件﹐目的是报复上述关于巴布里清真寺的裁决。
锡克教兴起于穆斯林入侵印度次大陆通道和最早据点之一的旁遮普﹐创始人那纳克（1469~1539年）原属印度教商业种姓﹐所创宗教本身就是对伊斯兰异族异教统治的反抗。从二世始祖安格德（1504~1552年）起﹐锡克教就开始严厉排斥伊斯兰教﹐拒绝使用流行于旁遮普语里的阿拉伯文字体﹐而是采用古印地语和旁遮普语的混合语布道说教。从五世始祖阿尔琼（1563~1606年）时代起﹐锡克教徒就不断举行暴动﹐反抗穆斯林莫卧尔王朝统治﹐仅1705年爆发的旁遮普锡克教徒起义就持续十年之久。与此同时﹐英迪拉?甘地夫人下令进攻金庙以及其后被锡克族卫兵刺杀﹐又在印度教和锡克教之间播种了敌对情绪。
……
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一致性不仅提高了商业成本﹐更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大大提高了印度在长期内的政治性风险。因为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多民族混居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天然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甚至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特别是阿萨姆邦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拥有数百年﹑上千年独立国家历史﹐与印度本土人种﹑语言文化传统均大相径庭﹐直到晚近时期方才被英印殖民政府武力征服﹐强行纳入当代印度版图﹐与印度本土至今缺乏紧密的人文和经济联系﹐昔日作为主人的土著又受到印度本土移民歧视﹐甚至被印度本土种姓社会中最低贱种姓首陀罗视为更加等而下之的贱民﹐更是民族独立和分离运动的天然温床。
事实上﹐在阿萨姆邦﹑“东北边区”（包括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占中国藏南地区）﹑印缅边境等地区离心力一直较强﹐某些非暴力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已有逾百年历史﹐并在国外赢得了一定同情和支持﹐而且多年来始终存在活跃的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已经超越“星星之火”阶段﹐属于汉藏语系的那加族反政府武装尤为活跃﹐使印度军警日益疲于奔命﹐以崇拜核弹﹑导弹﹑航母而闻名的印度强硬派前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下台前不得不提议在尼泊尔﹑印度边境驻兵设营﹐企图返回传统的“低科技”对策。由于近年来印度人口中印度教徒所占比重下降而穆斯林占比上升﹐也加大了印度爆发民族﹑宗教冲突的风险。
与此同时﹐在存在跨境民族的情况下﹐一个跨境民族在某一聚居国内遭遇的冲突会在另一聚居国的本民族同胞中激起共鸣和骚动﹐这本来是正常情感所致﹐假如这个跨境民族在未爆发冲突的聚居国中为数甚微﹐该跨境民族完全没有可能将这个聚居国拖进对本国不利的邻国冲突之中﹐但假如这个跨境民族在未爆发冲突的聚居国中为数甚多﹐其政治影响力就有可能将这个聚居国拖进对本国不利的邻国冲突﹐从而虚耗国力。这一点﹐我们从印度卷入斯里兰卡民族冲突遭受重大损失中已经可见一斑。更有甚者﹐在本国民族构成﹑语言文字一致性低下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仍然对邻国﹑特别是对综合国力远远超过自己的大邻国不断操弄民族矛盾武器﹐进一步大大提高了引火烧身的风险。
任何国家都存在种种社会矛盾﹐武装力量是维持秩序的终极手段﹔面对已经公开交战的反政府武装﹐武装力量的战斗力更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秩序。印度政府已于2009年6月将印共（毛）列为非法组织﹐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并列﹔2009年10月底﹐新任印度内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35 更宣布在全国实施全面清剿印共（毛）武装的“绿色狩猎”计划﹐计划投入三百亿美元更新武器装备﹐五年内肃清印共（毛）武装。但通观2010年4月6日切蒂斯格尔邦丹特瓦达之战全程﹐36 可以得出结论﹕印度武装力量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不堪信任﹔换言之﹐该国政府维持秩序的能力很成问题。
35 Palaniappan Chidambaram﹐因此前在财政部长任上大力推行市场化改革而在西方舆论中享有“盛誉”。
36 印共（毛）武装称之为“丹特瓦达大捷”。隶属内政部的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号称全世界最大安全部队﹐而作为安全部队高官护卫连队﹐2010年4月6日丹特瓦达之战中参战的印度政府军当属精锐﹐何况其中还有一部分眼镜蛇特种部队官兵﹐其装备优势也显而易见。伏击者兵力优势则并不大﹐政府军有一百余人﹐而根据以印共（毛）丹特瓦达特区政治局书记科萨名义发布的公开信﹐参战的“人民解放游击军”为三百人。但政府军一战阵亡86人（包括战斗结束后救治无效死亡的九人）﹐被当场击毙的眼镜蛇特种部队就有15名﹐对方则仅有八人战死﹐而且伤员和遗体全部带回﹐以至于外界起初以为印共（毛）此战无阵亡﹐表明无论是单兵还是小部队作战能力﹐印度政府军相对于反政府武装均无优势﹔围剿部队反而落入对方包围圈﹐表明印度政府军指挥和侦察能力低下﹔军营与战场相距仅仅四公里﹐救援部队竟然足足五个小时之后方才到达﹐表明印度政府军相互救援的军纪﹑战友情谊和勇气严重欠缺﹔……从这些表现来看﹐这样的军队已经堪与抗战末期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和解放战争中的国军相提并论。丹特瓦达之战后印度《每日新闻与分析》37 等媒体对当事军营的一系列直接采访也让人们对印度政府军士气低落﹑设施陈旧﹑后勤不良﹑官兵关系恶劣的破败景象一览无余﹐其军纪之废弛更令人震惊﹕一座刚刚经历了震动国内外败仗的军营﹐记者居然可以未经预约就靠指挥官个人好恶而大摇大摆进入﹐随意走动﹑观察﹐还可以与士兵随意接触﹗38 对比西汉周亚夫的细柳营到现代强军的一系列案例﹐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与中国革命时期红军和解放军称国军为“运输大队长”类似﹐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装相当大一部分装备也是来自缴获。丹特瓦达之战缴获装备包括21支AK~47﹑七支SLR步枪﹑六挺轻机枪﹑一支卡宾枪﹑一门迫击炮﹐以及38件其它武器。前两年印共（毛）一次战斗占领了一座小城镇戈拉布德﹐更一夜之间就从警察局军火库缴获了268支AK~47步枪和1.7万发子弹。
37 Daily News & Analysis﹐缩写为“DNA”。
38 Priyanka Borpujari﹕〈把我们救出地狱〉（Save us from this hell, beg CRPF jawans）﹐印度《每日新闻与分析》（DNA）网站（http://www.dnaindia.com/india/report_save- us-from-this-hell-beg-crpf-jawans_1372607）。
当然﹐丹特瓦达之战中参战印度政府军大部分不是野战军而是安全部队﹐但考虑到印度军队在后勤﹑军纪等方面丑闻不断﹐39 我们对印度野战军的战斗力也不应估计过高。事实上﹐根据英国广播公司2004年的报道﹐印共（毛）武装2003年还曾经伏击了接受美国特种部队高原山地战训练的印度陆军山地战特种部队﹐用弓箭射杀了他们好几个哨兵﹐吓得他们次日一早便乘直升机逃离。
而且﹐印度武装力量拙劣的作战表现并不始于对印共（毛）的战斗﹐在2008年11月26~28日孟买恐怖袭击案中﹐印度军警的无能在对付伊斯兰恐怖分子时就已经暴露无遗﹐在孟买这座仅1980年代以来就遭受40多次恐怖袭击﹑即将召开大型国际会议“欧盟~印度会议”的印度第一大城市﹐号称“黑猫突击队”的印度国家安全卫队（NSG）居然需要九个多小时方能投入实战﹐被外界讥为“病猫”﹔不少政府军警还手持1895~1956年间作为英军制式装备的李~恩菲尔德步枪（Lee-Enfield）﹐无法与恐怖分子的火力匹敌﹐连孟买反恐特种部队司令也死于恐怖分子枪下。结果﹐区区十名恐怖分子就在孟买市中心横行三天之久﹐仅丧生者就有166人。
39 印度军队在军需品采购﹑性贿赂等方面向来不乏腐败丑闻﹐有些丑闻相当惊人。如2006年爆出的陆军后勤丑闻﹐为了攫取回扣﹐印度陆军一些高级后勤军官竟然长期采购牲畜饲料充当官兵口粮﹔1980年代博福斯丑闻更牵连到时任总理拉吉夫?甘地。而且﹐这类腐败传闻即使得到披露﹐也大多得不到有效处置。2005年6月﹐印度前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被指在任职期间从南非一家公司的步枪军购合同中收受巨额贿赂﹐辛格政府还为此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但最终与其它众多腐败案件一样不了了之。2010年10月下旬以来﹐印度军方再次曝出腐败大案﹐印度前两任陆军参谋长维吉和迪帕?卡普尔等多名陆海军将领都涉嫌卷入。据2010年10月25日《印度时报》报道﹐维吉﹑迪帕?卡普尔以及众多其它陆海军将领﹑政客和官员在孟买的阿达什讷区非法拥有多处房产﹐甚至包括孟买克拉巴区一栋31层大楼。即使一向形象良好的印度空军也爆出了性丑闻﹐空军学院教官以毕业证书等相威胁向多名女学员提出性要求﹐受害者在事件披露后也未能为自己讨回公道。
在与反政府武装的作战中﹐印度军警不仅表现得战斗力低下﹐战斗意志也相当衰败﹐从许多公开报道中我们都不难看到这一点。据《印度时报》2010年4月12日报道﹐以往清剿毛派武装时都是由当地警察带路﹐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负责作战﹐但在丹特瓦达之战遭受重创之后﹐印度武警备受“震慑”﹐40 一度停止作战﹐不敢继续随当地警察参加扫荡。另外一些有关报道则表明﹐印度不少警察部队镇压印共（毛）武装屡败之余﹐已经丧失了作战的斗志﹐警方每隔两周左右就对丛林放空枪以交差﹐而不是投入实际战斗。更有甚者﹐印度很多地方腐败不堪的军警系统还走上了“养寇自重”的道路﹐他们将受命镇压反政府武装视为向政府索取大量装备的良机﹐其中一部分装备又被他们卖给反政府武装以“创收”。这般景象﹐在中国通常是王朝末年才能见到。军队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如此状况﹐印度政客和媒体却仍然喜好张大其词﹐动辄挑衅别国﹐更给印度的未来投下了难以言说的忧患。
在井冈山时期写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由于当时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持续不断﹐小块红色政权得以发生﹑存在并日益发展﹔与此类似﹐印度的联邦制政体给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装提供了众多可供利用的缝隙。在印度的联邦制政体下﹐各邦自主权较大﹐配合不甚紧密﹑高效﹐而对反政府武装的清剿又主要由各邦具体执行﹐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仅对各邦的清剿行动提供支持和帮助﹐其结果是各邦清剿行动步骤和力度不一﹐为反政府武装灵活运用“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创造了便利。由于各邦主政者对此三心二意﹐这类漏洞越发增多。
40 原文为“shocked”﹐系援引切蒂斯格尔邦警察厅官员语。
置身这样的环境﹐面对这样的对手﹐无怪乎印共（毛）人民解放游击军被越剿越多﹐势力和活动范围越来越大﹐近年还提出了建立根据地的中心任务﹐并努力将游击战转化成运动战﹑将人民游击军转变成人民解放军。
军队战斗力虚弱﹐各邦政府配合较差﹐尚且可以通过整顿增强﹔但假如对手不是打家劫舍的草贼流寇﹐而是拥有成熟政治理论﹑能够提供更好社会治理的政治力量﹐这样的反政府武装就很难扑灭了﹐印度现行政治秩序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挑战。尽管行动不无偏颇之处﹐而且被印度政府乃至美国政府蓄意污名为“恐怖组织”﹐将极右武装﹑穆斯林武装和虔诚军等组织制造的暴力事件和死亡移花接木安到印共（毛）头上﹐41 尽量随着力量壮大不可避免会有投机分子和渣滓混入﹐但与被印度中央政府乃至美国政府列入恐怖组织的其它党派和武装不同﹐印共（毛）并非一介草莽﹐其前身本来就是在相当系统的政治理论指导下问世的﹐在吸取中国革命成熟理论的基础上﹐积自身数十年实践之功﹐逐步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指导武装斗争的理论框架。2007年1月﹐印共（毛）在秘密召开的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指导该党今后工作的五个纲领性文件 —《高举马列毛主义的光辉旗帜》﹑《党纲》﹑《党章》﹑《印度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决议》。在《党章》中﹐印共（毛）决心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在此基础上﹐印共（毛）将自己的奋斗目标划分为三个阶段﹕近期目标是建立一个紧凑的红色革命区域﹐这个区域从尼泊尔边界到比哈尔再延伸到安得拉邦﹐同时寻求人民民主﹔中期目标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印度继续开展已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以“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为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终极目标是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41 印共（毛）前身之一人民战争集团（PWG）于2004年被美国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印度内政部把印度全国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暴力事件死亡人数都归咎于印共（毛）﹐声称印共（毛）自2004年以来已发动了六千余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2500人死亡。但按照印共（毛）内部统计﹐2004年以来大部分暴力事件并不是印共（毛）及其武装部队人民解放游击军制造的﹐针对公共设施和平民的暴力事件主要是由极端右翼组织﹑穆斯林武装和虔诚军制造的﹐人民解放游击军打击的对象主要是中央政府和邦政府部门﹑印度国防军和警察部队﹑镇压被当地绝大部分老百姓投诉的地主和矿主﹐从不针对公共设施﹑民用建筑和平民发动暴力事件﹐2004~2009年中打死国防军特种部队430多人﹐警察特种部队120多人﹐镇压地主﹑矿主20多人﹑打死邦政府高官二人﹐其它国防军和警察一百多人﹐共计约670多人﹐印度政府公布的2500多人死亡中近三分之二系极右武装﹑穆斯林武装和虔诚军所为﹐但被印度政府算到了印共（毛）的头上。此外﹐不排除有些犯罪分子打着印共（毛）的旗号敲诈勒索乃至杀人越货﹐印度警方也有可能蓄意作案然后嫁祸于人﹐以败坏印共（毛）的声望。
在印共（毛）政治局2009年9月发布的党内通信中﹐称他们建立的政权组织“革命人民委员会”（janathana sarkars）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以人为本和基于当地资源的新型权力运作模式”﹔该党在提供更好社会治理方面的许多实践确也令人刮目相看。通称“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印度毛派农民革命战争游击运动兴起于1967年﹐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包围之中43年红旗不倒﹐反而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广大贫苦阶层无以为生﹑基本人权被剥夺而被逼上梁山﹐印共（毛）不仅拥有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武装﹐在实践中又实施了减租﹑惩处贪官污吏﹑建立“人民法庭”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让广大贫苦阶层得到了斗争的实惠﹐并为其控制的“解放区”提供了更好的社会治理。
据中国学者温铁军在其〈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中总结﹐印共（毛）的方针政策有几个基本特点﹕迫使地主减租50％﹐其中一半留给佃农﹐另一半分给穷人﹔解除地主阶级私人武装﹐剥夺他们对群众横征暴敛﹑欺压无度的工具﹔他们逼迫贪官污吏交出25~30％贪污所得﹐大部分用于救济贫苦农民﹐小部分用于自身开支﹔他们建立的“人民法庭”能够有效惩处刑事犯罪﹐特别是在其它地区极其严重的对妇女的暴力和犯罪﹐在他们的控制区大幅度下降﹔……在他在印度农村地区召开的座谈会中﹐上述情况得到了一致公认。42 持公正客观立场的印度国内外观察家们都承认﹐在印共（毛）等毛派组织活跃的核心地带﹐他们被视为正义与平等的化身而广受尊重和敬畏﹐在实地考察中﹐当地不同背景和阶层的受访者一致表示﹐毛派“人民法庭”的惩罚是正义的﹐他们只针对罪有应得的罪犯。
不仅如此﹐印度几乎所有政党都以某些种姓或群体为固定票源﹐印共（毛）武装和印度其它主流共产主义组织则体现了跨种姓和群体的特点﹕成员来自各个种姓和群体﹐领导人一般出身于高种姓和富裕阶层﹐43 但他们与印度众多种姓中的最低种姓群体同甘共苦﹐没有表现出任何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不管政治立场如何﹐持公正客观立场的印度国内外观察家们都不能不对这一点表示赞赏。
相反﹐支持印度政府镇压印共（毛）武装的地主阶级不仅横征暴敛﹐他们建立的民团对低种姓村民﹑妇女和儿童的残酷杀戮更是罄竹难书﹔印度政府机构则是贪污腐败横行﹐军警扰民成性。印度媒体有报道称2010年4月6日丹特瓦达之战之所以爆发﹐直接原因就是印度中央警察预备部队前一天在附近村庄抢夺当地农民的鸡和碗而不给钱﹐当地农民的怨声又很快传到了印共（毛）武装耳里﹔而根据丹特瓦达之战后以印共（毛）丹特瓦达特区政治局书记科萨名义发布的公开信﹐印度政府军在扫荡中采用了烧杀抢掠和强奸妇女等暴虐手段驱逐根据地群众﹐仅此次扫荡中就有十个村庄的76名妇女遭政府军强奸。
42 载于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潜力评估》。
43 因为他们的出身使他们有机会得到较好的教育。
支持印度政府镇压印共（毛）武装的地主武装和政府军警杀害﹑驱逐平民总体情况如何﹐就笔者所见﹐目前还没有公开的系统﹑全面的调查统计﹐何况印度从来不以社会基础设施完备﹑政府高效而闻名﹐几乎大部分统计数据准确性都值得怀疑﹐媒体报道也不完全。印度报纸对反政府武装的歧视性报道自不待言﹐由于印度是“民主国家”﹐所以多年来把持国际舆论话语权力的西方媒体也只报道印度警察和安全部队如何遭到袭击﹐却不报道他们如何镇压农民（毛派与农民结成一体）﹐遑论报道印度平民在政府军警清剿行动中的死亡人数了。印度知名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在美国演讲中称在近年的清剿中印度已经死亡六万人﹐44 虽然这个数字未必准确﹐可能夸大也可能不足﹐但结合多方面信息﹐可以确定的是﹐就总体而言﹐印度平民在政府军的清剿行动中蒙受了可观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两相比较﹐无怪乎印共（毛）武装不仅在农村和中小城镇基层群众中赢得了广泛支持﹐而且在高级知识分子﹑官员等社会中上层人士中也不乏明确的同情者。正由于这一点﹐印度执政党与政府对印共（毛）的态度颇富讽刺意味﹕一方面﹐印度政府明确将印共（毛）列为非法组织并发动了全国性围剿﹐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称之为“国内最大安全威胁”﹐军警部队和各级政府在镇压行动中也不乏极端行为。印共（毛）及其同情者方面指责印度政府每年仅秘密处决的印共（毛）党员﹑人民解放游击军战士﹑同情者甚至无辜者就高达600~1000人﹐到2009年6月共秘密处死近5600多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交战过程中的伤亡和抓捕后经过法律程序的。
44 这条消息来自王绍光的通讯。
另一方面﹐印度历届中央政府及其执政党深知印共（毛）已经赢得了广泛支持﹐担心动用野战军镇压印共（毛）武装会导致自己流失草根阶层选票﹐也害怕会因此戳破他们对外精心炮制的“印度大放光芒”（India Shining）形象﹐在国内外经济界引发巨大震动﹐因而一直反对全面动员国防军野战部队打击印共（毛）武装。虽然印度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于2010年5月提出希望动用国防军野战部队围剿印共（毛）﹐但在6月11日的内阁安全委员会会议上﹐45 总理辛格﹑财政部长穆克吉﹑国防部长安东尼等要员均反对奇丹巴拉姆的提议﹐连派遣野战军建立前沿指挥部﹑培训警察部队等建议也没有采纳﹐仅同意雇佣退伍军人参与排雷等部分军事行动。在地方政府层次﹐决策者们对镇压印共（毛）更不得不三心二意﹐左右摇摆﹐因为如上文所述﹐在印共（毛）武装活跃的邦﹐多年来主流政党要想竞选获胜就必须赢得毛派支持﹐至少是不抵制。46
这种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基层群众的支持令印共（毛）及其武装力量得到了多方面好处﹕首先是如同中国革命战争中那样令革命武装如鱼得水﹐耳聪目明﹐丹特瓦达之战前政府军一举一动尽在印共（毛）眼里﹐镇压革命军的政府军则寸步难行﹐闭目塞听。其次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印度政府﹐使之无法全面动员野战军全力镇压﹐尽管印度特种部队等正规军曾先后与印共（毛）武装小规模交手。
45 内阁安全委员会会议是印度政府内最重要的部长联席会议﹐类似联合国安理会﹐议定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会议成员固定为六名﹐主持者为总理﹐成员包括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三军司令有时列席参加。
46 据亚洲时报在线报道﹐2005年初﹐比哈尔铁腕人物﹑执政党首脑雅达夫在该邦首府巴特那（Patna）的一次集会计划流产﹐原因是他此前不允许毛派举行一次集会而激怒了他们﹐而他的执政党之所以能够连续四年赢得比哈尔选举﹐也正是因为他能在每次选举前与毛派达成协定。以国大党为首的联盟之所以能够赢得安得拉邦2004年选举﹐是因为毛派没有在国大党及其同盟有望获胜的地区宣布抵制大选（Sultan Shahin﹕〈为何印度政府扑灭不了印度的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亚洲时报在线2005年1月25日）。
既然印度社会阶级矛盾如此尖锐﹐印度政治却立足于压迫者﹑剥削者群体的支持﹐反政府武装又能如此深得民心﹐那么可以断言﹐虽然印共（毛）之类反政府武装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容易夺取全国政权﹐但印度政府也难以消灭他们﹐更无法铲除反政府武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土壤。印度国内和平将长期面临考验﹐而可持续发展只能是和平的产物。
在“全球经济失衡”成为热门话题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外颇有人认为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多﹐这是印度经济相对于中国经济的一大优势。此说流传之广﹐以至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先生2006年12月15日借来华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机到中国社科院演讲时﹐也不忘向中国听众推销印度模式﹐要求中国“以印为师”扩大消费﹕“今天中国的GDP约有一半贡献给了投资和为世界其它国家生产净出口﹐仅有剩下的一半可用于消费﹐这其中还包括政府消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中国的消费仅占GDP的38％﹐比起2001年45％的水平下滑了。根据最新获得的数据进行对比﹐2004年印度的居民消费占到其GDP的60％。中国的消费占GDP的低比例对应于高比例的国民储蓄率。”印度官方声称印度拥有三亿中产阶级﹐这种说法也被中国某些学者用作论据抨击中国经济社会的“缺陷”。
然而﹐且不提储蓄和投资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具备较强的积累和投资能力方能赶超发达国家﹐也不说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经常项目顺差是一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关键要素之一﹐鉴于印度反政府武装兴起壮大的根源在于极度贫困和社会不公﹐印度自夸的内需主导经济增长模式成色几何﹐究竟能否与中国相比﹐殊堪质疑。
前文已经提及印度居高不下的贫困人口比重和全部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即使是印度所谓中产阶级﹐其收入﹑生活标准和人数也不可与中国同一阶层居民相提并论。印度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是印度中产阶级标准的制订和发布者﹐其发布的印度中产阶级标准是﹕年均税后收入在3.375万卢比到15万卢比（约合700~3000美元﹐目前美元对卢比的比价为1兑48.5左右）的家庭即算是中产阶级家庭。按此标准衡量﹐2001年印度已有六千万个家庭跃升为中产阶级家庭﹐以一家五口计算﹐印度目前有中产阶级三亿人。按2000年美元对卢比汇率期末价1兑46.75﹑2001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均汇率为8.2770元近似折算﹐47 人民币1元约合5.6482印度卢比﹐五口之家年均税后收入5975~26557元便可算中产阶级家庭﹐换言之﹐人均税收年收入达到人民币1195元即可算作印度中产阶级家庭。而在2001年同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859.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66.4元﹐48 若按印度标准衡量﹐估计中国95％以上居民都可算作中产阶级了。2005年﹐印度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的一项报告将中产阶级年收入区间提高到9~100万卢比﹔49 而到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15780.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760.6元。50
47 2000年末印度卢比兑美元汇率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转引自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9》第207页）﹔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引自国家外汇管理局﹕《2009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第107~109页。
48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第627页。
49 陈金英﹕〈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中产阶级的现状〉﹐《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
50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第627页。
测度亚太区域中产阶级的统一标准中影响较大的是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度《亚太关键指标》（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Pacific）报告拟定的亚太地区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标准﹐该报告将亚太区域中产阶级界定为日均消费2~20美元（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折算）者﹐根据该机构计算﹐2005年中国人口62.68％列入这一群体﹐印度这一群体仅占总人口的25.05％﹐与乌兹别克斯坦﹑老挝﹑尼泊尔﹑孟加拉国国名列该机构测算的亚太区域21国中中产阶级人口比重最低的五国（参见表~3）。进一步考察按这个标准测算的中产阶级内部构成﹐中国的构成也优于印度。与中国相比﹐无论是按照绝对人数﹑占总人口比重还是占中产阶级总人数比重衡量﹐印度中产阶级中都是划入中下阶层（日均消费2~4美元）者多﹐划入“中中”（日均消费4~10美元）和“中上”（日均消费10~20美元）阶层者少。
收入水平过低极大地限制了印度居民的消费能力﹐使之无法为很大一部分（即使不是绝大部分）现代制造业产品提供足够规模的消费市场。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2006年中国人均住户最终消费支出为651美元﹐印度为374美元﹐相当于中国的57％﹔世界平均为3486美元（2005年数据）﹐低收入国家为279美元﹐高收入国家为1.7238万美元。51 按照亚行测算﹐就作为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最重要消费者群体的中产阶级而言﹐2005年中﹑印这两个群体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消费额分别为6412.5亿美元和1724.6亿美元（参见表~3）﹐中国是印度同一指标的3.7倍。
正是依靠较高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中国国内消费需求不仅绝对规模大大高于印度﹐增长率也很快。2000~2009年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依次为9.7％﹑10.1％﹑11.8％﹑9.1％﹑13.3％﹑12.9％﹑13.7％﹑16.8％﹑21.6％和15.5％﹐2009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53万亿元﹐其中对应于可贸易品的批发和零售业为10.54万亿元﹐按2009年年末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人民币6.8282元计算﹐折合1.5438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1.2017万亿美元的128％﹐一般贸易出口总额5298亿美元的291％。再考虑到近30年来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最高的年份离现在已有一二十年﹐分别是1990年（50.4％）﹑1997年（44.4％）和1989年（44.0％）﹐2000~2009年间该项指标依次为14.5％﹑－0.1％﹑7.6％﹑1.0％﹑6.0％﹑23.1％﹑16.1％﹑18.1％﹑9.0％和－47.7％﹐52 最高也没有达到四分之一﹐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并不如同某些人所描述或想象的那样高。
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进一步恶化了印度国内产业发展中的消费拉力不足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收入和财富分配较为平均有利于拉动国内产业发展﹐因为高收入者消费偏好更倾向于质量和品牌形象更为突出的西方产品﹐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则更多地集中于国产品。中国经济总量倍于印度已有多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08年中印GDP分别为4.32万亿美元和1.21万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55倍﹐53 但中国亿万富豪人数直到2009年才超过印度﹐2009年亿万富豪群体资产总值仍然少于印度﹐中国首富资产更只有印度首富的五分之一。
51 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9》第230页。
5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0》第37页。
据《福布斯》（Forbes）富豪榜显示﹐2009年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从24位增至79位﹐印度则从27位增至52位﹔中国富豪榜前一百名资产净值由上年的894亿美元增至1700亿美元﹐印度前一百名富豪净资产总和则有2760亿美元﹐增幅逾50％﹔中国首富王传福净资产58亿美元﹐印度首富﹑印度最大上市公司信实工业（Reliance Industries）老板穆克什?安巴尼净资产则高达320亿美元﹐是王传福的五倍还多。在2010年度《福布斯》富豪榜上﹐印度富豪整体相对于中国富豪在资产上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印度前一百名富豪资产总额达到三千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内地最富有四百人资产总额﹐相当于2009年印度GDP（1.23万亿美元）的24％﹐而与其相当的中国内地最富有四百人资产总额相当于2009年中国GDP（4.90万亿美元）的6％。其中﹐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的印度超级富豪人数在2010年一年之内便增加了三分之一﹐创造了69人的历史最高纪录﹐其资产总和有报道称接近2440亿美元﹐相当于2009年印度GDP的24％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同样多的消费支出﹐中国消费支出对国内产业的拉动效果要高于印度。
从长远看更重要的是﹐如此高度集中的财富格局大大增强了印度资本寡头左右政治的力量﹐以至于亚洲开发银行也在报告中警告印度存在寡头政治资本主义风险﹐大型企业公司强大的市场和政治势力最终将演变成为印度长期经济发展的拖累和扭曲政策的源泉。印度国内外都已经有人用以繁荣且腐败而闻名的美国“镀金时代”54 来称呼今日之印度﹔在实践中﹐穆克什?安巴尼涉嫌非法低价侵占教产建筑自己的豪宅“安蒂拉”﹐55 玩弄“空手道”圈占土地并套取巨额贷款﹐接二连三的腐败大案﹐也充分暴露了印度被权贵资本主义绑架的风险。
53 引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0》第196页。
也正因为印度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已经相当突出﹐该国陷入资产泡沫破灭和国际收支危机的风险不可低估。由于印度有数百年英国殖民地历史﹐其精英阶层普遍接受英语和西方背景教育灌输﹐本来就较容易盲从西方激进开放资本项目﹑金融服务市场的主张﹔而由于印度巨富的天量财富很大一部分是对其金融资产的估值﹐他们卷入资产市场利益如此之深﹐维持上述主张的动机就更加强烈了。其结果是印度成为典型的“经常项目收支∕贸易收支逆差＋资本项目∕金融服务市场自由化”国家﹐1950~2009年仅有两年贸易顺差﹐其中2000年以来年年贸易逆差﹐2005年以来整个经常项目收支也呈逆差﹐且贸易逆差额从2003年的71.88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958.08亿美元﹐2009年仍高达874.91亿美元﹐56 其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度却比中国和越南都高得多﹐2007年末国际投资头寸表上组合投资负债高达1248.12亿美元﹐2008年末有所下降﹐但仍高达934.28亿美元。57 虽然印度目前的外汇储备足以支持贸易收支逆差﹐但假如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后果便难以承受。
54 Gilded Age﹐1865~1900年。
55 据印度少数民族事务部官员阿西西?约希举报﹐安巴尼豪宅所用土地孤儿院预定地﹐安巴尼涉嫌非法低价侵占教产﹐尽管2008年起就有人举报﹐但调查者马上便遭受压力﹐安巴尼一家照样堂而皇之于2010年末入住新居。
56 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2010年9月号﹐第638~643页。其中﹐2009年贸易逆差系根据当年外贸进本币出口额（CIF价格）和当年平均汇率一美元兑48.405卢比折算﹐其它年份贸易差额系用FOB价格计算。
57 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2010年9月号﹐第640页。
印度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经贸发展迅速﹐2009年中印贸易额为433.81亿美元﹐三一重工﹑华为等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的企业也经营得有声有色。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准确评估印度的政治经济稳定性及其潜力。通过丹特瓦达之战折射出来的问题﹐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国际商界可以更加客观地评判印度投资环境及其风险收益﹐他们需要拿实实在在的金钱投资去冒险﹐而不是如同某些政客和媒体那样无需成本信口开河﹐相信国际资本市场最终也会以某种形式将此纳入对印度的评估﹐最终体现在对印度融资的风险贴水上。须知1994~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就是由1994年1月恰帕斯洲农民暴动而引爆的﹐而印共（毛）等印度反政府武装表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远非当年在恰帕斯洲暴动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所能比拟。
对于某些人热衷的此类中印比较﹐特别是那些褒印抑中的“评估”﹐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无须过分认真。由于印度在殖民地时代培育出了一个讲英语﹑思想观念和感情与掌握国际霸权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接近的统治精英阶层﹐加之他们大体沿袭了英国人为他们安排的政治体制﹐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和传媒界的格局下﹐在他们进行的中印比较中﹐中国方面的任何缺陷都会被成倍放大﹐印度方面则是任何成绩都会被成倍放大﹐无论是前几年西方排行榜上印度上榜治理良好企业﹑杰出企业家数目远远多于中国﹐还是西方人对印度的金融体系稳定性﹑股市给予更高的评价﹐都体现了这一点。
国际战略角逐的需要又进一步扭曲了中印比较。从2003年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Commonwealth Games Federation）不顾质疑授予新德里而非加拿大安大略省港口城市哈密尔顿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主办权﹐到2005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国家情报委员会通过发布《全球未来地图》报告等手段操纵“印度大放光芒”宣传甚嚣尘上﹐再到2010年9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和欧盟安全研究所发布《2025全球治理》报告﹐将印度列为仅次于美﹑中两国的世界第三超级大国﹐58 更体现了霸主国家为维持霸权﹑压制挑战者而有意识扶弱抑强的战略思考。
西方国家﹑特别是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某些势力在中印比较中如此抬举印度﹐从他们自身的立场出发﹐实属理所当然。只有抬高印度这个因为被殖民数百年而奉行西式民主政体的“最大民主国家”﹐才能维持西方模式头顶的“普世价值”光环﹐抵御中国模式以其成功而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维持西方对某些人那种神话般的软实力﹔假如这种鼓吹能够忽悠得中国自废武功﹐走上自取灭亡之道﹐那更是国际竞争中不战而胜的奇功。正因为如此﹐他们抬高印度﹑贬低中国常常到了近乎信口开河的地步。在新德里召开的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筹备过程充满了腐败﹑无能和决策失误﹐充分暴露了印度国家组织能力的虚弱﹐这个西方势力刻意送给印度以抵消北京奥运光彩的机会被印度办成了国际笑柄﹔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便在2010年10月2日（即英联邦运动会开幕前一天）出版的刊物登载封面文章力挺印度﹐其正文标题为〈印度震撼人心的经济奇迹〉（India’s Surprising Economic Miracle）﹐封面标题赫然是〈印度增长将如何超越中国﹖〉（How India’s Growth Will Outpace China’s）﹗且该刊网站提前于9月30日就发布了这篇封面文章﹐还将其列入“评论最多”（Most Commented）﹑“最推荐”（Most Recommended）文章。
58 美欧官方机构共同发布的这份《2025全球治理》报告将印度列为仅次于美﹑中两国的世界第三超级大国﹐在世界国家或集团排名中﹐印度名列第四﹐仅次于美国﹑中国﹑欧盟。这份报告称﹐2010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地区﹐其国力占世界力量的22％﹐中国﹑欧盟各占16％﹐印度占8％﹐之后是日本﹑俄罗斯和巴西﹐各占不到5％。报告预测﹐到2025年﹐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地区﹐但其国力占世界力量的比例将下降至18％﹐中国以16％的比例紧随其后。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力量都将减弱﹐而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力量将会增强。
许多褒印抑中“评估”都强调印度从1990年代才开始实施经济改革﹐起步比中国改革晚12年﹔但这种言论属于误导﹐因为两国的经济发展是建国后60余年的结果﹐而不是改革之后方才开始﹔印度的经济发展是在独立建国时优于中国的基础上开始的﹐而不是直到1990年代才从低于中国的基础上起步。而在建国以来完整时间跨度上比较中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我们就更容易看出那些褒印抑中“评估”的偏颇和荒谬。
印度现代制造业建立时间远远早于中国﹐1851年孟买创立的现代棉纺厂比日本早20年﹐比中国早40年。尽管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努力建立现代制造业﹐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时﹐制造业﹑基础设施和国民受教育程度均明显不如印度。如表~4所示﹐比较1949年中印12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及发电量﹐除原盐﹑卷烟﹑纯碱﹑烧碱四项产品中国产量高于印度之外﹐其余产品印度产量均明显高于中国。特别是钢和生铁﹐印度产量分别为中国产量的8.67倍和6.56倍之多。中国开国领袖曾多次向国人提醒这一点﹐面对外国人时也直言不讳地承认。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主席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便说﹕“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59 到1970年代前期﹐中国主要工业品产量便全面超越印度﹔时至今日﹐以“世界工厂”而闻名的中国制造业对印度制造业已经占有全面﹑大幅度优势。比较GDP规模﹐如上文所述﹐中国经济总量倍于印度已有多年﹐2008年中国GDP是印度的3.55倍之多。60 如果从印度独立和我国建国至今西方对两国的评价都验证了的话﹐印度恐怕应当比我们发达十倍才对。
随着近年印度经济增长实绩改善﹐而中国传统增长模式开始感受到劳工权利﹑环境等多方面约束﹐某些西方机构一改昔日声称印度服务业增长模式优于中国制造业增长模式的口吻﹐开始宣扬印度制造业即将赶超中国。2010年6月24日﹐德勤会计事务所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调查报告﹐声称印度制造业正缩小对中国的差距﹐预计可在五年内赶上中国﹐引起一些国家舆论热议。但展望未来中印制造业发展环境﹐我们也可以发现﹐除了少数要素之外﹐中国均优于印度﹐而印度优于中国的潜在环境要素需要经历相当深刻的转变和社会改造才能将其变成现实的制造业生产力。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被一些人视为印度制造业赶超中国的机会﹐但综合考虑﹐我们不难发现﹐印度无法充分利用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机会。不错﹐中国很有可能不久就迎来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耗竭的“刘易斯转折点”（Lewis turning point）﹐新增劳动力数量甚至2010年就有可能见顶﹐而印度劳动力供给似乎要充裕得多﹕联合国估计﹐2010~2035年间﹐印度人口将从12亿增至15亿﹐增长26％﹔同期劳动力数量将增长33％﹐达到近十亿人﹐使处在工作年龄段（15~59岁）的印度人占到该国总人口65％左右﹐令印度成为全球最大劳动力市场和对全球劳动力数量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高盛（Goldman Sachs）则估算﹐未来十年印度GDP增速可能因劳动力增长而提高四个百分点。问题是印度低效率的教育培训体系无法给广大劳动者提供足够普及的培训。印度每年有近1300万年轻人加入劳动力大军﹐但该国的职业培训体系每年只能培训310万人﹐61 许多印度年轻人甚至缺乏最基本技能。
59 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61~373页。
60 引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0》第196页。
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残缺不全﹑政府公共服务低效腐败更足以扼杀印度发展制造业的雄心。中国基础设施优良﹐全世界有目共睹﹐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某些方面即使置身发达国家行列也堪称先进。考虑到印度以私有制为主体﹐这一点被某些人称之为优点﹐却决定了这个国家在改善基础设施时注定要付出比中国高得多的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而且﹐印度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面临资本短缺约束﹐而要克服资本短缺约束﹐动员充裕的人力以替代稀缺的资本是一条出路。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以较少的资本投入完成了大规模的工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时隔30年﹐连续两年的大旱更令我们深刻理解了这套基础设施遗产何其珍贵。但印度在这方面的动员能力相当薄弱。
与此同时﹐高度重视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工作中心﹑政府管理体制中高度重视结果导向两大特点决定了中国各级政府机构及其成员有着强烈的内在动机不断改进对企业的服务﹐中国政府机构公共服务效率不断提高。1990年代初江苏张家港市委书记秦振华提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后﹐全力以赴招徕投资和创造良好商业环境在全国政界蔚然成风。现任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担任苏州市委书记期间（1998年6月~2000年12月）﹐曾带领六人招商团队用12天走访了美国﹑加拿大九座城市的20家跨国公司﹐草签了十多份协议﹐引进投资八千多万美元﹐而这种作风在各地﹑各部门并不少见。毋庸讳言﹐今天某些地方过度强调“招商引资”和“亲商”﹐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副作用﹐不可避免地遭到几乎是全社会的尖锐抨击﹐纠偏势在必行﹐但这至少表明中国各地﹑各级政府在努力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而且﹐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改进公共服务﹑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法规政策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只要运用者能够防范和消除对内资的逆向歧视﹑为片面讨好投资商而践踏法律和居民人权等缺陷﹐这种工具就能够更好地发挥正面作用。优良且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且不断改进的公共服务效率两者相结合﹐推动中国制造业生产和贸易便利化卓有成效﹐内地海关通关程序的改进就是典型。
61 何丽﹑艾米?卡兹明﹕〈印度是下一个世界工厂﹖〉FT中文网2010年9月21日。
相反﹐在印度这个“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其议员进入国会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国会无法正常运作﹐行政部门的腐败低效更令居民和海外投资者啧有烦言。这十年来﹐印度议会会议秩序日益恶化﹐无论是联邦议会还是地方议会概莫能外。议员高分贝对骂早已司空见惯﹐武斗戏码也不新鲜。2010年7月比哈尔议会的武斗闹剧就颇为典型﹐议会大厅内椅子和鞋子横飞﹐一名女议员走出议会大门拿起花盆乱砸的照片登上了世界各国媒体﹐就连维持会议秩序的议长也常常遭人大声喝止。在2010年8月15日的独立日演讲中﹐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谴责议员们在议会发言言辞尖刻﹑不堪入耳﹐要求他们批评得体﹐勿失尊严﹐就重要课题辩论时求同存异﹔但任何苦口婆心的教导都抵不过政客摆姿态﹑抢风头的内在冲动﹐正因为如此﹐貌似提高透明度﹑增进民主的电视现场直播议会会议之举似乎没有改善议会秩序﹐反而助长了印度议会的秩序混乱。在台湾省﹑韩国等东亚地区﹐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媒体公开性加剧议会混乱机制。
由于太乱太吵﹐印度议会常常一再展延﹐一些有意义的辩论无法进行﹔重要又复杂的立法经常遭到阻延﹐或者无法详细深入审查讨论就不得不仓促通过以解燃眉之急。在2010年的预算会议上﹐下议院短短15分钟内就通过了五项议案。有鉴于此﹐新德里智库PRS立法研究所所长马杜卡评价道﹕“执政党﹑反对党和地方政党在摆尽政治姿势后﹐就没有剩下什么时间来辩论真正的议题。”PRS立法研究所搜集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8日﹐国会2010年会期工作时间为170个小时﹐但白白浪费的时间竟达一百个小时﹐其中70小时是因为会议展期﹐近30个小时是因为抗议和退席被耗掉。不考虑议员薪金﹐印度国会开会每分钟花费2.60万卢比﹔而在2010年8月20日﹐即曼莫汉?辛格谴责议员言行失当之后仅仅五天﹐议员们就决议把自己的薪金从1.6万卢比一举提高到五万卢比﹐加薪幅度超过两倍﹐引起民众热议。62
至于印度行政部门的效率﹐从2010年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便可见一斑。这场运动会本来是西方势力刻意奉送给印度的一个在国际舞台展示形象的好机会﹐希望印度抵消一些中国的光彩﹐印度官方也大言炎炎要压倒2008年北京奥运会﹐但在七年的筹备过程中问题百出﹐体育场馆和运动员村项目无法按时完工﹐开幕前不到两周时接连发生台湾游客遭遇枪击﹑主运动场尼赫鲁体育场外人行天桥和举重馆天花板坍塌事件﹐运动员村卫生状况被检查的外国代表评为“不宜人居”﹐致使多名外国运动员退赛﹐多个外国体育代表团宣布推迟到达﹐新德里居民纷纷出城逃避运动会﹐《印度时报》2010年9月23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68％的受访新德里居民为这届运动会感到丢脸﹐还有印度媒体以“国耻”为题报道此次运动会。这场运动会非但没有如同汶川地震仅三个月后举办的北京奥运会那样充分弘扬一个崛起大国的动员能力和凝聚力﹐反而令印度的涣散﹑低效﹑腐败﹑不安全暴露无遗。
62《联合早报》2010年8月30日。
腐败更是印度的顽症。在透明国际2010年的廉洁排行榜上﹐印度排名第87位﹐虽然好于墨西哥（第98名）和俄罗斯（第154名）﹐但与新加坡（第一）﹑美国（第22名）﹑中国（第78名）差距甚大。2010年末以来﹐印度又接二连三爆出腐败大案。印度电信部前部长安迪穆图?拉贾违法低价发放2G手机运营牌照案被反对党指为印度史上最大腐败丑闻﹐印度联邦审计总署报告指责拉贾以“武断的﹑不公正的和不公平的”方式和“低得难以置信”的价格发放牌照﹐令印度财政损失310亿美元﹐且在2008年发放的122个牌照中有85个都被不符合资格的企业获得。此案仍在风口浪尖之上﹐印度最大反对党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又在2011年1月9日爆出了更惊人的官员腐败黑金数字﹐声称印度政府官员有三百万亿卢比（约合43万亿元人民币）黑金存放国外﹐据说2009年瑞士银行因其客户涉嫌逃税而遭到美国等多个西方国家税务部门调查﹐而瑞银公布的部分储户信息显示最高额存款来自印度。
印度的腐败问题已经深入骨髓﹐大多数印度学者和分析家认为﹐在政党﹑国会﹑邦议会﹑政府和大公司里招摇过市的腐败分子比例远远高于关在监狱里的罪犯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仅上层﹐基层腐败也极为猖獗。笔者友人魏雪女士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结束后不久曾赴印度﹐在新德里驾车刚刚上路便被印度警察拦住﹐以“超速”为名要求罚款两千卢比﹐实际上汽车在那种路况下即使想超速也无法实现。魏雪女士与对方据理力争﹐同行者告诉她这纯属徒劳﹐因为英联邦运动会期间警察们不敢顶风索贿﹐好不容易等到运动会结束﹐憋了两个星期﹐正干劲十足要“夺回损失”﹐最后魏雪女士与他们讨价还价﹐以一千卢比的半价“优惠”了结此事。
更为致命的是﹐印度政体存在一系列严重缺乏﹐既容易诱发腐败﹐又无法实施有效监督。为了争取支持﹐稳固执政基础﹐国大党这样的大党常常不得不将某些内政外交重要部门交给一些并不具备相应素质的地方党派控制﹐结果成为印度腐败泛滥的一大温床。在2010年电信执照案中﹐丑闻当事人安迪穆图?拉贾来自被印度执政党视为“座上宾”的印度平等党﹐该党虽然只是印度南部一个长期内斗的家族政党﹐但却在辛格所在的国大党当年战胜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领导的人民党中立下汗马功劳﹐国大党对其投桃报李﹐结果是让这个腐败分子一跃成为印度电信业“掌门人”﹐即使在丑闻暴露之后也仍然底气十足。对腐败的所谓“监督”也常常沦为党派政治张大其辞的攻讦﹐无助于解决问题。在上文提及的电信执照和境外黑金案中﹐笔者就很怀疑宣称的腐败金额大量掺水﹕凭印度的消费水平﹐发放2G手机运营牌照居然能少收310亿美元﹐未免夸张﹔三百万亿卢比几乎相当于印度2008~2009财年GDP（62.31万亿卢比）的五倍﹐63 印度官员海外黑金不可能如此巨大。
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中国自己犯下大错﹐否则“赶超中国”就只能是印度的一厢情愿而不可能成为现实﹔反倒是从丹特瓦达之战中折射出来的印度一系列致命社会问题﹐我们本来已经通过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予以消除了﹐并藉此奠定了国家工业化和赶超发达国家的基础﹐希望不要在“改革”﹑“土地流转”﹑“物权”之类旗号忽悠下倒退﹐以至于贻祸深远﹐不要为某些资本的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63 印度GDP数据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2010年9月号﹐第642页。
对比反政府武装林立的印度﹐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目前享受的国内和平多么可贵﹔而我们享受的国内和平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我们无所作为就可以永久享受﹑挥霍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层国民既是国内局势稳定与否的关键﹐又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所服务的目标。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忧患意识。2009年7月18日﹐在“《环球时报》十周年国际论坛版十周年纪念暨中国舆论与世界变迁”研讨会上﹐我发言质疑“以私有化反危机”的主张﹐认为正是在199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中﹐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占份额显著下降﹐且不说这样做的经济后果﹐在社会稳定方面也埋下了巨大隐患﹐因为这等于是消灭了原来已经存在的一个巨大中产阶层﹐而且他们的子女也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同时政府又实施了教育产业化而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就丧失了在现行社会秩序下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样一个数以千万人口计的群体﹐他们因此会对社会和政府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可想而知﹐我们经受不起再做一次1990年代末那样的事情。不到一周后﹐通钢事件爆发。难道建言者希望诱导政府站到大多数国民的敌对面﹑把大多数国民逼上梁山﹖
比国企改制风险更大的是甚嚣尘上的土地流转。从整个世界来看﹐耕地是许多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的主要生活来源﹐甚至是唯一生活来源﹐与大资本进入相随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转移往往等于夺取相关农民的生活来源﹐发展中国家农民普遍缺乏地契进一步加剧了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大资本从事的大规模农业开发相应有可能在当地引起激烈社会争议﹐甚至演变为严重社会动乱。2008年﹐韩国大宇物流与马达加斯加政府签约﹐在该国租赁130万公顷土地（相当于半个比利时国土面积）从事农业开发﹐结果在马达加斯加引爆了大规模反政府暴乱﹐最终政权更迭。
在中国﹐虽然迅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吸收了大量农村壮劳力﹐但耕地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保障功能。老人和妇女留守农村﹐为外出增加现金收入的壮劳力提供了退路﹔在2008年末﹑2009年初的两千多万农民工返乡风潮中﹐这一点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不可高估农民进城定居的潜力﹐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过高﹐绝大多数农民工难以在目前他们奉献血汗的大城市立足定居﹐最终还是要到乡村（其中一部分乡村未来将发展成为小城镇）落叶归根﹐耕地将长期发挥不可替代的社会保障替代品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就算可以不考虑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为了让十家八家大资本能够占用农地多取得一点利润﹐难道我们就该逼迫千千万万家普通农户离开家园涌入城市在贫民窟中挣扎等死﹖
农村﹑农业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经连续七年制定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而人多地少决定了小农体系将是中国农村﹑农业长期不可改变的现实﹐预计2030年中国人口将稳定在15亿﹐届时中国城市化率即使达到70％﹐也仍将有4.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使18亿亩耕地的红线能够守住﹐彼时农村人均耕地规模也只有四亩﹐中国农村作为小农社会的基本性质仍然不会改变。而小农经济尽管有其不足﹐但在农村和农业大规模基础设施已经在毛泽东时代建设完成﹑工业化基础已经相当雄厚的情况下﹐在“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双层土地所有制度下﹐这一结构能够让农户以兼业方式参与工业化﹐分享其收益﹔以渐进方式加入城镇化﹐尽可能消除其副作用﹔因此有着显著的优越性。保持这一体系的稳定﹐相应也就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根基。
然而﹐各路资本对农地“开发”巨额潜在收益虎视眈眈﹐“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正让这一根基面临遭受侵蚀的风险﹐深入剖析“开发商养猪”之类新闻﹐64 就不难看出这一点。在各路资本觊觎之下﹐“土地流转”和“产业开发”完全有可能成为掠夺农民衣食之本的借口﹐资本﹑腐败的权力和黑恶势力结盟﹐更急剧放大了这一风险﹐而“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从来就是动荡之源。2006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部分领导干部和黑恶势力连手﹐暴力强夺祥顺乡魏玺村48户农民6137亩耕地﹐几个贪官每人一次便私分得七百多亩土地﹐这48户农民则沦为地无一垄的赤贫户﹐陷入致贫﹑致病﹑举债﹑逃债恶性循环的泥淖无法自拔﹐其中部分家庭子女被逼无奈辍学充当童工﹐有的甚至沉沦而从事盗窃和卖淫﹐派生出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掠夺者还动用司法机关拘留22名不肯交地的农民﹐占该村上访农户的45.8％﹐当地公安机关以各种理由拘留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总数更达到上访农户的80％以上﹐当地领导蜕变为集大地主和黑恶势力头目于一身的社会毒瘤﹐就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65
64 张延龙﹑周亚玲﹕〈中实养猪﹕房企打着养猪名义﹐实施圈地建房〉﹐《经济观察报》2010年1月23日。
这些年来﹐打着形形色色旗号的收益私有化﹑成本社会化招数已经制造﹑激化了众多社会矛盾﹐而在土地问题上如果有人企图如法炮制﹐社会化的“成本”将是整个社会的天翻地覆。在通河县掠夺耕地事件中﹐受害农民有的转而信奉基督教﹐有的寄希望于中央派调查组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那样把农民的土地夺回来﹔66 即使不考虑在中国农村迅速扩张的基督教和其它宗教势力中不乏对国家政权深怀敌意之辈﹐受害农民如果达到了相当大的数目﹐而且对国家政权主持正义丧失了信心﹐那会是什么结果﹖2008年9月3日上午﹐两百多名被逼上梁山的农民群众冲进通河县委书记办公室﹐当面质问﹕“你老婆凭什么种我们农民的地﹗”67 就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的结果﹔印共（毛）武装崛起壮大﹐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清楚。那种后果可能是某些人所期望的﹐但绝对违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假如实现了这种后果﹐即使目前期望如此者中也会有很多人幡然悔悟﹐恨不当初﹐却无法挽回。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愿主政者和掌握话语权力者思之﹐而投资者也不要指望牺牲整个地区﹑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能够换来可持续的投资收益。
65 中国广播网2009年4月7日。
66 中国广播网2009年4月7日。
67 中国广播网2009年4月7日。
要正确评估本国和其它国家的已有成绩和发展前景﹐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摆脱盲目崇尚和追随西方﹑对西方人云亦云的思想束缚﹐而这一弱点在中国社会堪称流行病﹐在某些知识分子身上暴露得尤其突出﹐把随声附和西方刻意向中国这个最大潜在竞争对手灌输的某些思想当做独立思考的表现﹐把人家的希望当作他们已经实现的现实。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高级知识分子以西方媒体报道来依据对中国政局﹑中国社会﹑中国经济大发议论﹐殊不知根据笔者本人与众多西方主流媒体打交道的亲身感受﹐很多西方大牌媒体驻华记者不谙汉语﹐对中国社会一无所知﹐在工作中不过是按照头脑中经历了多年灌输后既定的框框和上司的要求选择报道题目和视角﹐然后依赖中国助理具体联系办理﹔等到他们好不容易对中国社会有了一点了解﹐两三年的驻华年限已到﹐他们必须调走﹐新来的记者又要周而复始从头了解中国。如此反复﹐这些媒体对中国的了解永远难以深化提高。这种体制﹐与中国官方媒体驻外记者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当地语言选拔考试相比﹐其缺陷显而易见。而一个大国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竟然要把这类近乎白丁者的说法奉为玉旨纶音﹐那就未免太可笑复可悲了。
与不自觉地陷入思想束缚相比﹐等而下之的是有意识的偏见。声称印度贫民窟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因此印度贫民窟居民享受的人权高于中国城镇小康之家﹐即使不考虑其立论基础本身便不符合事实﹐这类言论本质上也不过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有意识的偏见甚至会驱动当事人去蓄意造假﹐从对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的蓄意抹黑﹐到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谎言美化﹐一直到借2010年4月斯摩棱斯克空难而捏造波兰政府“节俭”﹑“民富国贫”的谎言﹐并据此对中国含沙射影﹐莫不如此。
要正确评估本国和其它国家的已有成绩和发展前景﹐我们还需要提升自己的观察分析能力。中国和东亚经济体一度深陷银行不良资产泥淖﹐于是乎中国国内就有一些人附和西方彼时流行的说法﹐指责中国等东亚经济体拥有强大集中﹑动员国民储蓄能力的金融体制﹐赞美印度金融体系的高利润﹑低不良信贷。直到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问题已经解决﹑市值和资产规模稳居世界前列的今天﹐这类说法仍不绝于耳。殊不知金融体系存在和发展的最大意义不在于金融体系本身﹐而在于为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服务﹐为此﹐金融体系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必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失败﹐就如同科技创新一样。一个没有失败的科技体系必然是没有创新﹑因而也就没有多大存在意义的科技体系﹐印度金融体系曾经有过的高利润﹑低不良信贷靠的是高利贷和过度审慎的信贷政策﹐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部门发展的支持功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废弃﹔而这样的金融体系﹐又有多大存在意义呢﹖
民国后期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也曾颇为“繁荣”﹐私人银行职员工资超过新中国成立后市长﹑部长﹑局长的收入﹐但这种“繁荣”是建立在惊人的高利率之上的﹐其利率之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6月﹐银行年利率仍高达36％﹐以至于陈云希望把银行利率降低到抗战前水平﹐或者略高一点﹐即年息10~15％﹐而民国金融业的这种“繁荣”给当时之中国造成了怎样的毁灭性后果﹐也是众所周知。68“国家银行被救活了﹐人民却被毁了”— 这段话描述的是1819年美国陷入经济危机时第二合众国银行（实际上的中央银行）所扮演的负面角色。当时深陷危机的美国经济迫切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新上任的第二合众国银行总裁兰登?切夫斯却拘泥于银行自身一时的资产质量﹐大力削减贷款﹐从而以加重贷款人负担为代价而改善了银行自己的状况。对比一下印度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发展﹐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印度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况。与此同时﹐2010年10月爆发的印度微型贷款（microlending）危机﹐又表明西方和我们国内某些人对印度金融体系“高利润﹑低不良信贷”的褒扬至少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68 陈云﹕〈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1952年6月11日）〉﹐《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67~181页。
借他人的酒﹐浇自己的块垒﹔中印比较﹑中国与其它国家比较的话题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走红﹐重要原因是很多议论者借此寄托自己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望。惟其如此﹐我们尤其要强调从中国独立自主的利益出发﹐本着维护绝大多数国民长期利益的立场﹐开展客观﹑全面的观察和思考﹐而不可坠入外部势力彀中﹐不能把自己的期望当作现实﹐更不可捏造。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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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任继愈总主编﹑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亚洲开发银行（ADB）﹕2010年《亚太关键指标》（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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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春雷〉﹐《人民日报》社论1967年7月5日﹔
王立勇﹕〈当“鼠标”的效率遭遇“泥块”的公平 — 耐人寻味的印度大选〉﹐《政党与世界》（《党建研究内参》）2004年第8期﹔
吕昭义﹑余芳琼﹕〈印度东北地区的民族分离运动与反政府武装〉﹐《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
陈金英﹕〈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中产阶级的现状〉﹐《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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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莫代尔﹑高塔姆?纳夫拉克﹕〈印共（毛）总书记贾纳帕蒂同志访谈〉﹐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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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震撼人心的经济奇迹〉（India’s Surprising Economic Miracle）﹐（英）《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10年10月2日﹔
附录：印共（毛）武装概况
纳萨尔派（Naxalites）起源于1966年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69 西孟加拉国邦委员会内以大吉岭区书记查鲁?马宗达（Charu Majumdar）为首秘密成立的“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中心”组织﹐后发展成为1969年4月成立的独立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70 因查鲁?马宗达等人1967年5月在西孟加拉国邦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村（Naxalbari）发动农民武装起义而得名﹐印共（马列）等组织领导的印度农民革命战争游击运动也因此通称“纳萨尔巴里运动”。由于种种原因﹐印共（马列）后来分裂为多个小派别﹐经过一系列发展﹑合并﹐目前影响力最大的是由六个印共（马列）组织于1985年5月合并成立的印度共产主义组织（马列）﹐71 以及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其中﹐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源于1970年代早期印共（马列）党内先后形成的毛主义共产主义者中心和印度共产主义革命中心（毛主义）两个组织﹐2003年﹐这两个组织合并为印度毛主义行动中心﹐并加入南亚毛派政党协调委员会。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多次接触﹑商讨﹐印度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人中心（MCCI）与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 72 这两个印度最强大的毛派组织于2004年9月21日实现联合﹐启用“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名称﹐与印度共产党（简称“印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印度共产党（马列）并列印度四大共产党组织。
在当前印度四大共产党中﹐印共和印共（马）各有50万和80万党员﹐主张通过议会合法斗争和平掌握政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党今年在议会中通常能获得数十个议席﹐多时接近60席﹐印共（马）还在西孟加拉国邦﹑卡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Tripura）执政30余年﹐得到印共的支持与合作﹔而印共（马列）和印共（毛）各有约上万名党员﹐主张武装斗争﹐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掌握的游击武装队伍有数万名﹐印共（毛）的武装斗争影响尤为显著。
69 简称“印共（马）”。
70 简称“印共（马列）”。
71 简称仍为“印共（马列）”。
72 英文缩写“CPI（ML）[PW]”。
印共（毛）没有对外公开党的内部组织构成详情﹐据报纸宣称﹐印共（毛）仍按合并前两党的组织方式进行领导﹐即从上到下包括中央委员会﹑地区机构﹑邦级委员会﹑部门委员会以及小组委员会﹐基本上形成了一套组织严密的行动体系﹐为印共（毛）的队伍壮大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印共（毛）成立后﹐原来分别隶属于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度毛主义行动中心的人民游击军和人民解放游击军合并﹐延用“人民解放游击军”名称。据官方介绍﹐合并后的人民解放游击军当时拥有6500~7000名武装战士﹐枪炮5500多支﹐其中包括大量AK型来复枪﹑自动来复枪﹑卡宾枪﹑连发左轮枪以及手榴弹﹑地雷等﹐并拥有一支技术型班队﹐能够制造12轮连发手枪和所用弹药﹐并能修理各种武器﹐具有相当的实力。由于客观原因﹐目前印共（毛）武装力量具体数字不详﹐一般认为该组织武装人员约2.5万人﹐村一级外围成员五万人﹐拥有的武器超过两万件﹐大多是步枪﹑冲锋枪和火箭弹﹐是印度最大反政府武装组织。
印共（毛）成立后﹐其武装斗争总体上日趋活跃﹐印共（毛）控制的地盘也不断扩大。2003年末﹐印度各毛派组织只影响了九个邦55个县﹐2004年便增加到13邦156县。目前﹐印共（毛）已活动于印度28个邦中的17个﹐包括安得拉邦﹑切蒂斯格尔邦﹑比哈尔﹑奥里萨邦﹑西孟加拉国邦﹑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等﹐其中在切蒂斯格尔﹑比哈尔﹑恰尔肯德﹑安得拉﹑北方邦等几个邦尤为活跃﹔在印度全国604个行政区中有223个区存在该组织势力﹐在165个地区影响较大﹐其中又以在北起印度~尼泊尔﹑南至安得拉邦南部山区一线势力最为强大﹐活动最为频繁﹐号称“红色走廊”﹐领土面积达9.2万平方公里﹐人口1.8亿﹐约占印度人口六分之一。在其控制区﹐该组织建立了税收﹑司法﹑学校等行政机构乃至书刊出版发行部门﹐俨然是个五脏俱全的国中之国。印共（毛）正努力把这一地区建成一个革命联合区域﹐以进一步扩大毛派组织影响和势力﹐目标是将势力范围楔入印度重要地区﹐同时与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不丹共产党（毛主义）等南亚其它毛派组织控制区连成一体﹐相互呼应。
40多年来﹐印度政府对印共（毛）武装软硬兼施﹐但迄今无论是“招安”还是武装清剿效果都不好。2004年安得拉邦政府与人民战争集团一度达成停火协议并举行和谈﹐但最后还是没能达成协议。2005年8月﹐印度中央政府宣布印共（毛）及其外围组织为非法组织﹐冻结其资产﹐限制其活动。2006年3月﹐印度内政部印发了题为《毛主义目前情况》的政策声明﹐要求各邦不得与印共（毛）单独谈判﹔部长帕提尔在议会听证会上说﹕“毛主义分子最初使用的是斧头和弓箭﹐后来使用手枪﹐然后他们开始使用AK~47冲锋枪﹐现在他们使用手榴弹和地雷﹐当然还有火箭弹……面对他们的进攻﹐我们决不能妥协﹐也不能与之进行谈判﹐除非他们放下武器。”2009年10月底﹐新上任的印度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宣布在全国实施全面清剿印共（毛）武装的“绿色狩猎”计划﹐计划五年内肃清印共（毛）武装﹐清剿行动随后在恰尔肯德﹑奥里萨﹑切蒂斯格尔﹑西孟加拉国等印共（毛）武装活跃的各邦迅速展开﹐但在战斗中屡屡受挫﹐围剿之战的前景却不容乐观﹐以至于印度最大新闻周刊《今日印度》署名文章明确认为﹐“在同政府的这场较量中﹐纳萨尔运动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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