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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步天下到突然死亡 解析秦王朝的最后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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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秦德昭昭，秦威烈烈。恩德所至，泽及牛马。
　　 　　 －－－琅琊石刻　（秦相李斯题）
　　秦国自商殃变法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奖励耕战“赏不遗匹夫，刑不避大夫，使天下之利系处于一孔”的基本国策。秦内修明政理以储军国之资，外开疆辟壤与列国争衡。秦国统治者运用严酷无情的法家思想以赏罚为二柄，彻底的动员了倾国之力，投入到战国时代规模宏大而惨烈的兼并战争中。自秦孝公起至秦统一天下的一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被称为“虎狼之师”秦军与东方列国大小百余战，共计歼灭六国军队一百五十余万。在“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大战场上，冷血的秦人踏着六国之人的尸骨与鲜血走上了统一之路。
　　前237年秦王赢政亲政的这一年，被强秦连续折腾了一百余年的东方六国以无还手之力，各国弱势以成，天下合纵无望，而强秦独步天下随时便有泰山压顶之势。六国君主面临累卵之危，无论再怎样垂死挣扎也无法改变秦国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了。秦国与各国总摊牌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李斯与韩非的授业恩师，战国晚期的大学者荀子就曾预言这个纷争了四百多年的天下，将在二十年之内统一。
　　前230年至前221年的十年的时间里，秦国统治集团经过精心的谋划与筹备，力图一次战争只针对一个对手，以每两年为一阶段消灭每一个国家。为此，秦国令全国男子书年进行了总动员，随即秦国的百万虎狼之师对六国发动了灭国之战。史记中所载：“秦尚黑，秦崇水德。”不难想象，如黑云蔽日一般的秦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天下，北方四国首当其冲。前230 年秦将内史腾攻韩，韩王安被俘、前228年大将王翦率秦军经数日激战消灭了赵军主力，攻破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突围逃往代郡。前226年秦军大举伐燕，燕王喜与代王嘉（赵公子嘉）联合抗秦，燕代联军迎战秦军于易水之滨，燕军大败溃不成军。秦军乘势突入燕境直取蓟城，燕王喜仓促弃城率残部远遁辽东。前225年，被秦军四面合围，只剩下一座孤城的魏王豹，妄图坚守大梁，垂死挣扎。秦军决黄河之水灌城，城中百姓尽成鱼鳖，是年三月城破，魏王豹被杀。
　　至此，秦国把注意力转向了南方的楚国。与中原国家不同，楚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与独特文化的南方大国。楚国地大物博，极盛时期，统治着淮河以南，东过三峡西至吴越的广袤领土。楚人自西周以来就有着极强的自豪感与独立精神。虽然一百年来，在秦军的凌厉的军事打击之下，没落的楚国丢城失地，屡次迁都避祸，楚国的发源地荆楚地区几十座城邑大部没入秦国，楚怀王也入秦被囚，客死他乡，楚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皆以为耻。以至于屈子发《离骚〉之感，叹《国殇》之悲，投汨罗江而死。应该说，在秦国十年统一战争中，秦军在楚国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李信率二十万秦军伐楚，初战不利。前224年秦国发倾国之兵六十万，由大将王翦率领以优势兵力造成压顶之势，对楚国的心脏西楚地区发动致命一击。楚国集中了全国的兵力迎战秦军，两军决战于淮阳一线，楚军大败，楚王也被俘。楚国大将项燕立即在都城寿春迎立昌平君为王，继续抗秦。秦军进击淮南，兵围寿春，并发动总攻。项燕率楚军拼死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经数日激战寿春城破，昌平君身死，项燕在绝望中自杀。秦军分道渡江进军江南，楚国灭亡。此时一直对五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安享太平的齐国也预感到大祸临头了，开始慌了神。前221年迫于严峻的形势，齐国同秦国断交，并开始陆续征调军队防守西部边境和内长城。秦王政命刚刚远征完辽东在燕地休整待命的王贲，率大军从燕国南下越齐国河内地区，以出齐军防线之后，出其不意直插临淄。秦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倍道而行，齐国连调兵抵抗的时间都来不及，同年秦军进入临淄，齐王建以举国之兵，完甲之师不战降秦，纳土归朝。前221年是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日子,战乱以久的天下重新一统,这来之不易的大一统让人们苦苦等待了四百年之久。
　　六王毕，四海一，天下太平了，不用再打仗了。许多老百姓自发的买酒买肉庆贺，以至于出现了“天下大脯”的盛况。一名秦军士兵在寄给后方的家书中高兴地写道：今天是我国消灭各国的日子，大王赏给我们每人一杯美酒。
　　赢政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私生子，以渺渺之身，振六世之余威，席卷海内，翦灭六国，完成了一百五十年来秦国六代先王的遗愿，为秦人统一天下的事业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前222年，秦王政加冕为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从此，一个崭新的强大的秦帝国诞生了。据史书记载，秦始皇这位有着夜半狼嚎之怪癖的大皇帝,用冷血、铁腕与强权统治着这个国家，他精力过人，设郡县，废分封，集中央集权与君主集权于一身，每天要阅读数百斤的奏章；他致力于帝国的标准化，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与度量衡；他严厉的镇压六国的反叛势力注重防患于未然，除奸于未萌，迁关东豪族数百家于咸阳，尽收天下兵器筑为铜人，以弱六国之人；他推崇法家思想，排斥各种学说，焚书坑儒，以愚天下之民。他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修骊山墓、建阿房宫、开灵渠、筑长城、拓直道，全国都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秦国统一天下但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了，在穷兵黩武的始皇帝心中这只不过是新一轮开疆辟土的开始。他声威震于世殊，从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他强大的意志，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使匈奴不敢南下牧马，士卒不敢弯弓抱怨，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前212年秦王朝建立十周年时，这个帝国达到了极盛，秦始皇踌躇满志：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秦德昭昭，秦威烈烈。恩德所至，泽及牛马。
　　然而这位大皇帝万万也没有想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传之万世的千秋帝国，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了十五年。前210年，为弹压日益不安且出现骚乱倾向的楚国故地，秦始皇开始了被称为死亡之旅的最后一次出巡，途中染病，行在驻陛赵地沙丘，同年7月一个闷热的夏季秦始皇病逝于沙丘行宫。沙丘宫这座昔日赵国国王的行宫，在不到90年的时间里见证了，赵武灵王与秦始皇这两位战国时代最伟大帝王的生命终结。此时，在沙丘宫这座阴森而带有晦气的行宫里，在昏暗的灯光之下,宦官赵高与丞相李斯正在策划酝酿着一个天大的阴谋。他们密不发丧，矫旨诛杀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取直径直奔咸阳立公子胡亥为二世皇帝。沙丘对秦帝国而言，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宿命之地。这是天下大乱的前夜，也是秦王朝难逃的劫数。在之后的三年的时间里，无数秦军将士浴血奋战也法挽回秦朝灭亡的厄运了。
　　前208年9月也就是关东全面叛乱的第二年，秦军大将章邯率秦军主力30万,大破赵军乘胜进占邯郸,赵王歇与张耳率残部退守巨鹿.秦军兵多粮足猛攻巨鹿，赵王遣使向天下诸侯求援。至十一月燕军与齐军近二十万增援巨鹿，但面对秦军浩大的声势与严整的阵容，燕齐援军不敢触秦兵锋，皆从壁上观。十二月，项羽率楚国援军赶到巨鹿，这位“力霸山兮气盖世”犹如古希腊阿硫疏斯一般天马行空的战神，率领着破釜沉舟、英勇无畏的西楚子弟兵怒吼着冲向秦军。楚军陷阵之士，不顾一切的突入秦阵与秦兵拼死肉搏，楚兵以一当十，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惶恐。强调集体协同作战的秦军从没有见过这样不顾生死的军队，心理上以被震慑住了，在三天的时间里，楚军九战九捷，秦大将王离、副将苏角被杀，另一员副将涉闲在惶恐中自戗，被称为虎狼之师令关东人士闻之丧胆的秦军重兵集团遭受了百年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在楚军凌厉的攻势面前，在巨鹿前线的数十万秦军全线动摇了。这之后，项羽被公推为联军统帅，统一指挥各路诸侯大军四十余万对秦军发动了总攻。从棘原到洹水，秦军连战连败，士兵减员了三分之一，仓狂撤退中损失了大量的辎重粮草。自去年九月邯郸战役至今，秦军已经连续作战了近一年的时间，士气低落、疲惫不堪，已经无力抵抗诸侯联军优势兵力的持续进攻了，只得边战边退，六月坏消息传来了，秦军南下的退路被联军彻底切断了。
　　前207年7月在洹水之南，殷墟之上，走投无路的秦军大将章邯、司马欣胁迫残部二十余万向项羽所统率的诸侯联军投降。在解除了秦军士兵的武装之后，对秦军有深仇大恨的项羽命楚军违约坑杀秦军降卒，其它诸侯的军队也都参与了这场血腥而惨烈的屠杀。这是一百五十年来，关东六国之人对秦兵压抑以久的总复仇，这也是这支曾经战无不克，攻无不取的强大军队的最后一曲悲歌。当年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的秦国军队，没有想到自己也会遭相同的命运。206年十月楚将刘邦率军越武关进逼咸阳，秦王子赢出降。十一月项羽所率诸侯联军入函谷关，就向灾星划过天际一样，秦国这个自东周以来立国长达五百余年的国家的终结时刻最终来临了。联军统帅项羽压抑不住心中的仇恨,决定对昔日不可一世而如今被踩到脚下的统治者进行最严酷的报复,始皇帝的子孙被项羽阖门杀尽，痛恨秦国暴政的诸侯军正在四处烧杀。骊山墓、阿房宫、咸阳城到处都是熊熊的烈火与遮天蔽日的浓烟。此时，已经躺在骊山墓中入土为安的始皇帝地下有知的话，也会忐忑不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秦始皇用残暴的手段历经十二年，所建立起来的这个黑色的冷血帝国，被来自南方更残暴的楚霸王项羽无情的摧毁了。“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天离日”的阿房宫，这座“歌台暖晌，春日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举世无双的庞大的宫殿群，整整燃烧了90天，在夜晚，冲天的火光照亮了秦川数百里漆黑的夜空，大火燃烧了整个冬季，一直到第二年的早春才逐渐熄灭。这之后，有关秦王朝的一切都随着这场大火灰飞烟灭，了无踪迹了。
　　那麽这个曾经如此强大的秦帝国为何在秦始皇死后仅仅三年就灭亡了呢？原因似乎很多，始皇帝在世之时，貌似强大的秦王朝的统治也并不是很稳固。六国贵族势力伺机死灰复燃，尤其是广大的南方，天高皇帝远，自由惯了的当地人对严酷的秦法秦制有很强的抵触情绪，面对秦王朝的暴政，各地的仇恨都在不断积聚着，只不过在秦始皇的高压政策下，暂时掀不起太大的风浪而已。而210 年的秦始皇之死，赢胡亥即位为这种仇恨的总爆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秦朝的灭亡总体上来看，可以归纳为：体制上的失败多于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的错误多于军事上的错误，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多于战役指挥上的失误，本文将具体对此进行阐述。
秦历代统治者奉行法家思想。对于人类本性的认识与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不同，法家提出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君子不可信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人的本性就是趋利而避害。对大多数人而言，利大莫过于当官、发财、出名；害大莫过于伤身、伤财、伤命。所以君主应用赏罚为二柄，法（法度）、术（权术）、势（威势）相互为用，用法度来约束臣民，用权术来诱导臣民，用威势来震慑臣民。要禁事、禁言、更要禁其心，从而使百姓遵守法律则天下太平。法家认为“法者，国家之权衡也”在持法尺度上提出了慎赏重罚论，“赏在法之内，罚在法之外，赏一而罚九”因为，奖赏需要成本而惩罚则不需要成本，只要把刀磨快就行了。在强国之道方面，法家提出了实力论，“力众则人朝之，力寡则朝与人，故明君务力”为了强国法家又提出了轻民论：法家认为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老百姓只会考虑自身的利益，不会为国家长久的利益打算。谁掌握权力，老百姓就给谁歌功颂德，人民只是一群无知的群氓，故民心不可持，民意不可信，小民百姓只是推行国家霸权政策的工具与牺牲品而已。为了彻底的调动老百姓为国家利益服务，法家主张国家要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以赏罚为手段奖励耕战，为此要把老百姓其它所有生路都堵死，使“天下之利系处于一孔”。在整合天下方面，法家主张兼并论以攻杀去攻杀，以刑罚去刑罚。正是因为法家思想的根源来源于“人性本恶”的命题，所以法家对儒家的“以善劝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想嗤之以鼻，强烈主张以暴易暴，以恶治恶，以严刑峻法梳理天下。显而易见，最高统治者一旦以法家为圭臬，就必然更倾向于对人民使用暴力。
　　一百五十年来，法家思想牢牢地成为秦国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在这种理论之下，秦国历代统治者不以王道而专务霸道，不以仁德布天下，而专以刑杀立威。秦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越演越烈以至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为了束缚人民秦国制定了严密的法网，史称：秦法多入牛毛而密如凝脂，处处约束，一举一动皆有法式，在不合理的恶法酷法之下，老百姓丧失了人身自由，动辄得罪。为推行法律，秦国“杀人盈野使渭水尽赤”，在法家重罚论轻民论之下，很小的违法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偶语者弃市，犯律者连坐。”秦国统治者“杀人如恐不举，刑人唯恐不胜”。以至于各地都出现了“褚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惨状。（实际上，不合理的法律制定的越多越细，就意味着犯法的人也就越多，犯法的人越多，法律越没有尊严，越没有可操作性，而国家在执法的过程中反而会使社会矛盾扩大化尖锐化，激起仇恨与逆反威胁自身的统治，这是秦王朝“以法治国”留下的最沉重的历史教训，当政者应引以为戒。）总而言之，法家理论把秦帝国锻造成为一个对内疯狂镇压，对外野蛮扩张的战争机器，一百五十年来这部机器高效率地运转着，将秦帝国推上了历史的巅峰，也将他带入了谷地。他摧毁了六国，但最终他还是摧毁了自己。孟子曰：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兵不弭，必将自焚”持续拧紧的发条，终究有一天会嘎然而断的。这充分证明了秦所遵循的法家体制只适合并天下，而不适合治天下。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秦王朝“成也变法，败也变法。”
二政治层面
　　信奉法家思想的秦国历代统治者有着称霸天下，兼并诸侯的明确政治企图，秦国急需能够富国强兵的实用人才，而人才决非秦国所独有，为此历代秦王尤喜游说之士，话语投机一拍即合则委以重任，甚至秦国政治最高职丞相之位，都向客卿开放。秦统治者对人才的使用重才不重德，一切只从实用出发，有用则用之，无用则弃之，价值取向上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在统治者的价值取向之下，只要对统治有利什麽奸才、怪才都能受到重用。六国游说之士怀着各种目的来秦游说，其中不乏投机者、冒险政客与阴谋分子，可谓是鱼龙混杂。商殃、张仪、范雎、吕不韦、郑国、白起、李斯、尉缭、韩非、赵高、章邯看一看秦国所重用的人才就不难发现，其中有德才兼备者，但更多的是有才无行之辈，他们大多数人为了争权夺利，邀功得宠，互相勾心斗角玩弄阴谋权术、落井下石甚至于相互构陷至对方于死地，只顾私利，并不以国家大局为重。
　　可以说，重才使秦王朝对外称霸天下，而轻德又使秦王朝内部危机重重。只不过在精明的秦始皇集权统治下，这种矛盾还在可控范围内，没有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不过最高权威一旦消失了，就没有什麽力量能阻止野心家为所欲为了。实际上，暴君庸主与奸臣酷吏是孪生子，有其君必有其臣,可谓臭味相投矣。在法家重君轻臣的君主集权论之下，“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秦王视臣子为草芥，有用则用之，无用则弃之。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商君车裂，白起赐死，蒙恬被诛，李斯受戮，吕不韦服毒自尽，韩非子囚杀狱中。这些为秦国孝敬犬马之劳的功臣良将那一个得到善终？秦统治者不仅用法家思想镇压人民，也用法家思想镇压法家，这不能不说是法家理论的一种悲哀。老百姓受尽苦难，统治集团内部也是人人自危，以至于到了指鹿为马的混乱地步。秦王族内部也是骨肉相残,自戗本根，赢政杀弟囚母，胡亥一上台就诛杀自己的兄弟姊妹。秦统治者废绝人伦连最后一点人性的外衣，也被剥离的荡然无存了。可见自秦昭襄王以降至秦二世即位,秦国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蜕变为一个冷酷邪恶的阴谋集团， 貌似精诚团结，实际上内部矛盾是越聚越多，就像一只陷入泥沼的巨兽一样，无法自拔了。至秦二世即位,秦统治集团以成分崩离析、自相残杀之势了，前２０７年大将章邯在外有连续军事失利，内有赵高逼迫之忧的情况之下，率秦举国之师降楚。这就充分说明了，秦王朝以到了失道无助、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天下同仇的地步了，被民众彻底抛弃的秦帝国，其战争潜力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就被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所淹没了。
三经济层面
　　战国末期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国在几百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已出现了南北交融、相互依存的趋势，这种文化经济上的一体化，为秦国统一天下创造了有利的社会基础。大乱之后必有大治，但秦王朝建立后，不顾广大的民众需要休养生息的根本意愿，穷兵黩武、滥用民力，罔顾民生，野蛮开发。修灵渠、治驰道、筑长城、造皇陵、建宫殿、征夫戍边、一系列劳役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时全国不过两千万人口，而从事劳役的青壮年男子多达五六百万之众，甚至于妇女都被摊派各种徭役，而大规模的工程与开疆拓土造成了大量的壮丁死亡，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处处是累累白骨。以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帻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民众“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在这种暴政之下，社会经济遭受了重大的破坏。由于劳动力不足，自耕农纷纷破产、大量的农田荒芜，商业凋零，手工业萎缩，这对于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而言简直就是灾难性的。秦王朝建立的十几年中，社会经济总量一直处于衰退的趋势，在严酷的压榨之下，连临淄这样富甲天下的大城市都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没有太大的减少，但老白姓也几经被榨干了所有的油水，以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铤而走险的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为了统治与开发新征服的百越地区，帝国在南部三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驻有大量的军队，几十万大军的供给耗尽了巴蜀与汉中的粮仓。经济的恶化使军队的供应水平出现了下降，国家几经不能再维持对职业军人的优厚待遇了。由于国穷民弱，一百五十年来，使秦军保持高昂斗志的军功受爵制度遭到了破坏，激励体制不复存在，将士出征常有后顾之忧，这也是后来造成秦军反叛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秦奖励耕战，实际上“耕”也是为“战”服务的，而一旦“耕”进行不下了“战”也就进行不下去了，整个军国体制也就彻底崩溃了。应该说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维持大一统的举措还是必须的，但是要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事情，必然要使国力面临崩溃地步。始皇帝在透支国力的同时，也把子孙的后世基业透支掉了，从这层意义上讲，秦王朝“成也秦始皇，败也秦始皇”。
　　前２０７年，当反秦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由于军事上的连续失利，中原重镇陈留被刘邦统率的楚军攻占，秦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粮食储备全部落入楚军之手。秦军主力兵团在长达近两年的出关作战中，前线日常所需十分巨大，关中地区的战略储备也逐渐被消耗殆尽了。而前线的失利又造成了后方经济急速恶化，青壮年从军，关中皆是老弱，生产凋敝，几经无法有效的组织生产，支援前线作战了。很显然秦王朝在经济上已处于恶性循环状态，秦朝战争经济已处于总体崩溃的前夕了。所以，从经济角度来看，秦国统治集团业已丧失了自己所有的统治资本，已经不可能再把这场战争进行下去了。
四战略战役层面
　　1、众所周知，秦王朝是对内高度镇压的政权。秦始皇在世之时为防止民众造反，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患于未然，除奸于未萌”的政治举措，尽收天下兵器，迁六国豪族于咸阳。秦始皇认为经过这番周密的防范，老百姓以被弱化，势分形散，自命难保，且手无寸铁对秦王朝已经构不成威胁了。　
　　 秦统治集团恐于“亡秦者，胡也。”的政治谶语，错误的判断形势，认为威胁秦朝安全的隐患在外不在内。为此，秦王朝组织了庞大的军力，对北方的匈奴与南方的百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之后，秦始皇令长子扶苏与大将蒙恬共同备边，将全国最精锐的军队编为两大重兵集团，分布与长城一线与南岭之地，而广大的日渐不稳的中原腹地却防备空虚，兵力上捉襟见肘。可见，秦最高统治者一方面对内疯狂镇压，一方面又轻视民众的力量，从而对国内危机视而不见，在军事部署上造成了外重内轻之势。且南北两大重兵集团，隔绝数千里，中间又无军事重镇可以凭借固守，战略上难以遥相呼应，极易被分割。另外，南岭驻军由于军粮供应时断时续，有时不得不就地取粮，故士卒多有不满，离心情绪越发浓重。且南部三郡（桂林、象郡、南海）远离秦统治中心，一旦军心有变，山高水远，难以控制。（按：关东叛乱后，秦王朝在南越地区的驻军，阻断道路，拒不奉调。秦朝两大重兵集团少了一个，就象是一只鳌的螃蟹使不上劲。）从此可见，军事上外重内轻之势、广大腹地兵力空虚，应是秦王朝在战略上极大的失误，以至于陈胜吴广率九百戍卒斩木为兵，揭竿而起，攻城夺地如入无人之地。各地民众刑杀秦吏，以响应陈胜吴广，内地的郡守县尉手中没有多少机动兵力，对地方上豪俊起事不能实施有效地镇压，自己反倒成了待宰的羔羊。秦王朝对内镇压不利，外强中干一旦暴露于天下，就会造成星火燎原之势，老百姓“人人与秦为怨，家家与秦为仇。”墙倒众人推，痛打落水狗，不到半年的时间，关东地区全面叛乱，形势以非秦王朝所能控制了得了。
　  2、陈胜吴广起义之初，秦统治集团内部倾轧，宦官赵高封锁消息，秦二世不相信这些愚民氓隶之徒，居然敢犯上作乱。秦最高统治者以劝谏为诽谤，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错过了镇压起义的最佳时机，以至于周文的农民军攻至咸阳近郊的戏，秦廷上下惊慌失措，这时调长城一线的秦军主力回援，时间上也来不及了。要不是章邯献策，将骊山刑徒编发为军，以应燃眉之急，秦王朝恐怕提前三年寿终正寝。
3、秦王朝在镇压关东六国反叛的战争中，没有战略全局上的统筹。整个秦国仿佛丧失了统一领导，就像一只没有大脑的怪兽一样，虽然张牙舞爪垂死挣扎，但最终还是难逃猎手们围猎。昔日得兵法之教的秦军如今成了无头苍蝇，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顾前不顾后，进退失据，虽然看似气势汹汹，但终有精疲力尽的一天。章邯率秦军主力出关作战，而后方的重要关隘如函谷关、武关等皆无重兵守备,门户洞开极利于敌军乘虚蹈隙。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与重要粮仓更是防卫空虚，不堪一击，以至于被刘邦轻易攻占。秦王朝在平叛过程中，盲目地使用武力，忽视了利用诸侯之间的矛盾，采取分化瓦解、乘机用间,招降纳叛等综合手段打击对手。由于岭南驻军反叛,秦王朝用于平叛的总兵力大概在30万左右,这个兵力也就相当于以往秦国最高动员额度的一半(秦国在长平之战与灭楚之战中最高动员兵力为60万),很显然秦军这一次失去了以往的兵力优势，所以，秦国在战略指导上应该注意集中、节约、灵活地使用兵力，避免同敌军拚消耗。要想节约兵力，首先就要灵活用兵，集中优势兵力消灭主要敌人，而对次要敌人应采取积极的政策攻心，斗争利用，分化瓦解。而秦王朝在平叛过程中，不将反叛者斩尽杀绝誓不罢休，客观上就促成了天下共同击秦之势。事实上，天下合纵是秦王朝无法应付的不利局面。秦始皇当年统一天下，也是成功的避免了六国合纵，一次战争只针对一个孤立的对手，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完成统一。应该说，三年的反秦战争，是东方六国一百五十年来，所进行的一次最彻底的合纵，各种势力在反秦的旗帜下，暂时达成了某种联合。秦朝无法成功地瓦解天下合纵，就必然会被合纵的巨大力量所摧毁。
　　4、在具体的战役指挥上，秦军大将章邯失误之处颇多。前208年初春，章邯率秦军主力兵团出关作战，在短短的数月的时间里，先后消灭韩魏两国，杀魏王咎，秦军乘势进攻齐国。楚国大将项梁率军北上救齐，秦楚两军在中原地区激烈交锋，互有胜负。九月，秦军经过修整补充，夜袭定陶击破楚军大营，项梁战死。至此，秦军一度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此战楚军损失惨重，史称：国兵新破，王座不安席。而就在此时，章邯没有把握住乘势消灭楚国的有利时机，反而认为“楚国名将已亡，楚地不足为虑。”转兵锋进攻赵国，从而使劲敌楚国绝处逢生，逐渐恢复了实力，并在秦赵巨鹿鏖战之时，反戈一击，出兵袭秦之后。仔细分析当时的战略形势，关东全面叛乱后，秦军面临的是内线作战的态势。处于内线作战的一方，应该集中兵力实施机动作战，将对手各个击破。而秦军对楚军只是击败，并没有达到最终击破的战略目的。这时，秦军改变原先的战略打击次序舍楚击赵，实际上是犯了“两头失大”的战略错误。其结果就是楚国死灰复然，赵国久攻不下，秦国所有的战略企图都没有达成。如果，章邯能够在击败项梁后，乘胜消灭楚军主力，秦国最终面临的态势要好得多。另外，赵国君臣只图自保，赵军与秦军相比战斗力要弱很多，赵对秦国所构成的威胁要比楚国小的多。至于其他诸侯更不足为惧，秦军主力完全可以先破楚，而后北上从容灭赵，以达成对诸侯各个击破。应该说，章邯舍楚击赵之举，为秦军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这一事件应视为反秦战争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秦军主力大破赵军后，进占邯郸，围攻巨鹿。赵军坚守巨鹿，秦军猛攻三月不克，士卒死伤颇多，士气逐渐低落。十二月，燕齐楚三国援军陆续赶到，彻底的改变了战场上双方的兵力对比。项羽率楚军破釜沉舟对秦疲惫之师发动了突然袭击，赵军应于内，楚军击于外，秦军全线崩溃。可见，章邯率秦军主力长时间顿兵于坚城之下，无视战场态势变化，盲目攻坚，从而使战场主动权易手应是巨鹿之战秦军失败的主因。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后人常把巨鹿之战的胜利归功于项羽所统率的楚军，这难免有失公允。在长达三个月的巨鹿攻防战中，赵国军队为阻滞消耗秦军，付出了重大牺牲，顽强的将秦军主力拖在巨鹿动弹不得，为各路诸侯大军的集结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以此来看，赵军功不可没。
　　秦军兵败巨鹿后，章邯率秦军坚守巨鹿以南的军事重镇棘原，扼联军南下之喉，双方形成对峙。此时，秦统治集团的内斗加剧，李斯父子对面受戮，赵高把持朝政，面对军事失利的危局，要拿前线的章邯、司马欣等军事将领当替罪羊，追究责任。联军一方由赵相陈余写劝降书，“秦有功也诛，无功亦诛！”劝章邯认清形势，及时归正，不失为一方诸侯，裂土封王。章邯等将领遣使秘密交涉投降事宜，之后又突然变卦，不等答复就率军仓皇南撤，项羽率军全线追击，章邯这一仓促决定最终造成了秦军全军覆没。如果，秦军坚守棘原，凭借工事，深沟壁垒，以敝联军，也许形势会好一些，最起码不会失败的这麽快。而章邯竟然率军舍弃坚城，使自己处于前阻大河，后有追兵，毫无依托，进退失据的不利境地，此乃危军之举。由此可见，秦军大将章邯在外有军事失利，内有逼迫之忧的情况之下，命运未卜，心乱如麻，惶惶不可终日，弥漫着强烈的失败情绪，已无心指挥作战了。所以，才会昏招不断，陷大军于绝地。
5、事实上秦王朝的军事实力不能说不强大，与大多数起义军相比，秦军有着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在战争初期一直掌握着主动权，处于进攻地位。如果，秦王朝战略战役决策运用的正确的话，不见得非败不可，最起码可以同起义军相持相当长的时间。南越军变，对秦王朝整体的军事实力的下降影响很大，另外也很容易引发连锁反应，秦王朝对此不能等闲视之。秦廷应迅速选派得力将领率一部精兵取道赴南越进行整顿安抚，惩办首事者，接管兵权并督促该军北上参战。应该说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非德才威望兼备的大将不可胜任。岭
　　南驻军参战，可使秦朝南北两大重兵集团相互配合，遥相呼应，可对诸侯军发动钳型攻势，也可使秦王朝保留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这样秦军在各个战场上的兵力劣势，可以得到根本的扭转，从而牢牢地处于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这种局面对秦朝而言是非常有利的，此其一。其二，当前208年九月，章邯率秦军击败楚军主力后，若趁楚军新败，举国震恐之际，以优势兵力进击楚地，完全的消灭楚军残存的主力部队，解除后顾之忧后再北上伐赵，可以一举断绝北方诸侯的外援，又可避免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这样秦朝军事胜算的把握仍然很大。其三，秦王朝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千万不可同诸侯军硬拚硬打，消耗自身兵力。而应该西控秦川之险，东扼中原重镇。秦军主力应依托三川险固，在中原地区作攻势防御，深沟壁垒，凭借坚城，或战或不战以敝诸侯军。这样秦朝门户有备，攻守自如，进退有凭，诸侯无机可乘，还可隔绝南北，使各路义军难以遥相呼应。秦主力养精蓄锐，蓄势而发,在战局有利的情况下，集中优势兵力重点打击楚赵两国，而对其他诸侯施以政策攻心，用以分化瓦解。秦计不出此，一次次错失良机，与各路义军硬打硬拚，忽东忽西，穷于应付,最终断送了有利局面，丧失了主动权与进攻力，落得个军败国灭的下场。
　　6、面对秦王朝的迅速败亡，后人提供了一个假设。如果，始皇帝之后，即位的是公子扶苏，掌权的是大将蒙恬，秦王朝是不是就会避免最终败亡的局面？
　　愚以为这个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我想先说一说,法家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和与商韩为代表的法家是重要的理论柱石。儒法两派观点相互对立，但对统治者而言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不可替代。一个政权要想长治久安，统治者往往儒法并用，外儒内法，表面宣扬儒家思想暗中使用法家手段。我绝不是否定法家思想，一个成熟的统治者就是一名娴熟的外科医生，法家是刀把子，儒家是麻醉剂，两者缺一不可。没有麻醉剂直接给人开刀，病人疼的受不了，是要反抗的。所以，我是赞成外儒内法，乱世用法家，治世尊儒术的,而秦王朝百余年来，法家军国体制深入骨髓，朝廷上下法家势力很大，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法家人物的言论代表了最强音，以成积重难返之势了。即使是秦最高统治者本人，也很难改变这种局面，即使暂时改变了，也难保将来不会死灰复燃。仔细来看，秦国的这种军国体制与二十世纪的日本与德国有一些相似之处。整个国家就仿佛是一个巨大兵营，国家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战争手段对外扩张和兼并。秦国在一百五十年中，通过法家整合了社会，并通过对外战争，成功的转移了国内臣民的视线。从某种程度来说，统一的秦帝国实际上不再具备一个强大的军事假象敌了，而法家统治理论的缺点也就逐渐凸现出来，和平时期各种内部矛盾在积聚，法家思想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了。秦统治者错就错在对这种变革视而不见，并继续将法家体制推向了极至。所以，如果秦王朝不能从体制上，进行转轨，换成谁当皇帝，其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陈胜吴广照样造反，刘邦项羽照旧起事。体制不变，扶苏即位，也只不过多苟延残喘几年而已。秦朝灭亡的命运不是一两个贤主良将所能挽救得了的。
　　三年波澜壮阔的反秦战争，不仅是一幕历史活剧，同时也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使后世统治者终于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马上得江山，不可马上治江山。野蛮得天下则已，野蛮治天下则不可。
　　秦朝最终灭亡了，但“定于一，大一统”仍是人们的最终梦想。秦朝的急功近利恰恰为自身挖掘了坟墓，但也为天下重新统一，奠定了坚实之路。一个统一国家的所有条件都已具备了，历史已不可能再倒退到以往的大分裂时代了。五年以后，一个叫刘邦的楚人成为了中国的第三位皇帝，在南北交融中，一个新生的汉民族由此诞生了，一个更加伟大繁荣的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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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酒论史』 [历史随笔]解读秦二世
  作者：菜九段 提交日期：2005-1-21 11:28:00  秦二世现象论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亡国之君，秦二世胡亥在秦亡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被世人视作反面典型，以警策当政者。就这个意义 而言，秦二世的历史影响似不在乃父秦始皇之下。秦二世崛起之快，覆灭之速，有目共睹；其行为处事，历历在目，可圈可点。司马迁更以犀利的笔触向后人勾勒出一个暴君、昏君、亡国之君的丰满形象，使之成为帝王谱中一个不可多得的可供剖析的典范。可见到的秦二世的可靠、可借鉴史料，基本上都记载在《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之中，通过剖析这样一个典型，人们或可更深入地了解封建专制统治其残暴、其腐朽黑暗及其必然灭亡的内在原因。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对由秦二世本人引发的历史现象进行探讨。
　　
　　 一、良好的教育不能保证产生有道之君
　　
　　在秦始皇二十余子之中，胡亥无疑是最受宠爱的。这一点可以从秦始皇出巡天下只带他一人同行看出。那么，在他接受教育问题上，也应格外受重视。这一点，有赵高自称“受诏教习胡亥数年”[1]之语即可为证。汉人贾谊以为，赵高所教，就是胡亥的全部所学，他说：“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2]这种说法全面否定了胡亥所受的教育。但考之以胡亥的早期言论，就可以看出贾谊之说的片面性。秦始皇方崩，赵高即怂恿胡亥篡立。在这种重大的机遇面前，胡亥的最初反应表现出他完全是受正统伦理观念左右。他说：“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3]即使被赵高说动了心，胡亥仍以为：“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4]可见，即使已到了准备按赵高教唆行不义之事的关头，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旧是正统的行事准则。据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对胡亥的正面教育还是相当彻底的。以胡亥之受宠程度论，他的教育不应止限于赵高一人。赵高只是负责教育胡亥的专人之一。那么，赵高所授是否如贾谊所言，一味灌输残暴呢？当然不是，至少其劝说胡亥篡立的言辞不支持这一点。赵高丝毫未用什么刻薄之辞劝进，完全是一味出于公义，诱胡亥入其彀中。他说：“臣闻汤、武弑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弑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不难看出，胡亥本人在当时对这些人的事迹就是清楚的，也有可能有步这些先贤的后尘的意愿，去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人。由此可见，在正式接手权力之前，胡亥完全是用圣贤教育塑造成功的一个典型。
　　就上述赵高言论来看，或可从侧面提示了赵高所授内容，也包括了圣贤之言。事实上，赵高的教习内容确实不是如贾谊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刑律。《秦始皇本纪》就明确说“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这里的“书”有别于“狱律令法事”，就应该是前贤著作。践位之后，胡亥能熟练搬用韩非之言，或封堵臣下的劝谏，或要求臣下迎合自己。凡此种种，均显示胡亥可能从赵高处所受教育相当系统，其所学也相当深入。韩非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以刻薄少恩著称。然通观《韩非子》一书，刻薄处均为人主驾驭臣下时的容易施行之术。而在术的外衣下，其内涵则又是为君者必处以公心的大道理。毕竟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儒学是他的根基。他之所以要宣扬为君之术，无非是要结秦始皇之欢心，以推行其政治主张。这种行为模式在战国时代非常普遍，所有的差别只是进言的内容不同，而目的都是一样的。至于韩非的失败，与李斯的成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但二者都应该有好几套理论体系，以便投合人主的不同需要则是共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家学说也只是这类术士的主张之一，而非全部。有关这一点，有商鞅说秦孝公的事例为证。商鞅说秦孝公，就变换了几次说法，最终是以治国强兵术得逞。
　　可以肯定，崇尚武力、崇尚铁腕统治的秦始皇在对其子嗣的教育中，推行的完全是正统的道德伦理学说。胡亥又因极得宠爱，其受这类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较其众多兄弟，应该毫不逊色。尽管如此，胡亥却并没有成为一个有道之君，在他主政的三年时间里，就没有发现一条有道的执政记录。可以说胡亥所接受的系统的历代圣贤激励教育，从来没有转化成的行为动力。
　　
　　胡亥在位不过仅三年时间，起先他也不是立刻荒淫起来的。人君之位自然产生欲有所为的冲动需求。这种需求既来自于自身，也来自于社会。贾谊《过秦论》提出：“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说明社会对新君有所企望，而胡亥面临的社会环境，似乎也可以有所作为。只是这种欲有所为的冲动，在放纵声色的本能面前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司马迁记下了胡亥的这一质变过程。胡亥登基之初，还考虑到要做一个让天下服气的皇帝，如厚葬秦始皇、东巡勒石，乃至于加速修建阿房宫等等举措，都或多或少为了一个愿望，即，不让天下之人小觑于他。他的有所作为的企图，或许还可包括效仿其父穷兵黩武。其实这些举措无一能增加他的威望。而他在营造形象方面的努力，也就到此为止了。自从当了皇帝，自然就摆脱了尘世的一切束缚。处在这种特定情形之下，胡亥的放纵本能就企图得到最大的释放。只有一种潜在力量会阻挠秦二世的放纵——既存的传统道德规范及由此引发的臣下劝谏。对于这个难题，胡亥受过的良好教育使他很容易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支持自己的理论依据。有关这一点，将在后面交代。
　　而有了类似的理论为后盾，胡亥的放纵享乐便益发不可复制。并且理直气壮、有恃无恐。透过胡亥这个典型，我们可以肯定，历史上有过的荒淫之君，他们大致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这类教育，也没能阻止其成为无道昏君。这个事实表明，良好的教育本身，并不能有效地抑制人性中的放纵本能。换言之，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因素，这些昏君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得道德施教者的愿望及社会的期待全部落空。
　　
　　 二、终极权力对人性恶的放大作用
　　
　　 胡亥堕落之快，不仅是为其登基出了大力的丞相李斯始料未及，即便他本人也不可能逆料。能反映胡亥早期生活的材料不多，只有贾谊提到：“二世胡亥为公子，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陛，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侯闻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弃之也。”[5]将别人陈列整齐的鞋子故意弄乱一事，充其量只能说明其顽劣，还不足以上纲上线到品性卑劣的地步。而这唯一的记载，又因为汉人说话一向不严谨，其可信程度并不高，因为秦不搞分封，就不存在什么诸侯。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其诸多恶习全是在拥有最高权力后发展起来的。根据秦始皇初崩、赵高向李斯竭力举荐胡亥为太子的言辞，胡亥早期的品行似无可指责。赵高说：“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6]照此说法，胡亥的公开形象相当不错。而李斯对胡亥的人品不可能一无所知，否则，就不可能完全听信赵高的一面之辞，作出废长立幼的大逆不道之事。另从前面所引胡亥不肯即允赵高谋划之说辞来看，胡亥也算是个循规蹈矩之人。这与赵高向李斯描绘的形象相吻合。因此，可以确认，胡亥日后的诸般恶习在其践位之前没有露出丝毫痕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其说胡亥很善于掩饰，毋宁说是皇权绝对压力下的必然表现。因为皇权的绝对重压，使得循规蹈矩是臣子的唯一选择。即使品行卑劣的人臣十分受宠，也只能将其罪恶欲念善为掩藏。但是这种来自外在压力的自觉，终究是一种扭曲。凡扭曲者，皆需伺机释放。因此，忽然有一天，这种令人窒息的重压不仅消失殆尽而且操于己手，可以施之于人，其对人行为的冲击力是不可估量的。就胡亥而言，原本蜇伏于其本性中的恶迅速加倍放大，释放出来令人瞠目结舌。而贾谊所说的“非斩劓人，则夷人之族也。……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的场景也终于出现了。
　　还必须指出，这诸般恶习决非是师长所能教授，完全是与生俱来。如果赵高之流欲对此有所作为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引导而已。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胡亥的自身因素。因地位之变化，产生了从有所顾忌到无所顾忌的质的飞跃。胡亥当了皇帝，就意味着原先的有所顾忌的循规蹈矩，其实质是一种本能压抑。当这种压抑有了释放通道，又以一种穷奢极欲的形式出现。最终呈现为能量极大、冲击力极强、足以令天下震栗的施暴癖。
　　尽管胡亥登基之前，犯下了矫命赐长兄扶苏死、并在安葬秦始皇时殉葬者众诸般暴行，但也有迹象表明，在他登上权力极顶之初，其本性还不是太过残暴。如在即位之初，他有开释蒙恬的打算就是一证。[7]但他这种难得一现的仁慈之心，很快就被戾气所替代。究其因，还是源于最高权力对人性的盅惑使然。
　　为了清除对皇位的威胁，胡亥发起了一场针对诸公子与大臣的大屠杀。对于杀戮诸兄弟及大臣的动因，司马迁给出两种不同的记载：其一，胡亥欲寻欢作乐时接受赵高示警而大开杀戒；[8]其二为胡亥自己提出对权力的担心。[9]在后一种，暴露出来胡亥的本性恶要超过前一种。这一事件可以有两种解读。首先，它清楚地表明，至此胡亥已开始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而无所不用其极。其次，它表明骄奢淫逸与残暴本身就有内在联系。其底蕴或许就是，谁也不能阻止一个君王称心。这是历史上所有暴君的心理共识及行事准则。从此，胡亥为了一逞己意，不断使用自己的巨大权力。一旦为恶具有了这种极其功利的成份加入，其程度和规模都会成倍地放大，而令整个社会为之颤栗。但不论事变是出于哪一种，均表明胡亥从此开始行暴政，直到覆灭。
　　由于邪恶的本性使然，皇帝的职责便被胡亥简化成了为放纵而驱使民力及使用暴政。胡亥的及时行乐倾向是很突出的，这种行径显然与传统上提倡的君道不相容。自古以来，人君处于权力极顶，为天下瞩目，自然会有许多道德戒律制约或曰规范着他的行为。这些戒律既为历代君臣所共遵，且为天下所共知。严格地说，这些戒律存在的本身，对胡亥的纵欲就有所制约。但胡亥对此置若罔闻，甚至到了陈胜起义烽火遍及天下的时候，也不为所动。朝中的老臣，如丞相李斯、去疾，将军冯劫都试图对胡亥祭起圣贤古训以规劝之，但这样做的结果，为已坐稳帝座的胡亥所不能容忍。而惹恼了胡亥，就给进言的各位带来杀身大祸。[10]胡亥的暴戾，已使得任何想尽臣道的臣子无能为力。
　　胡亥的所作所为，无一是开创性的，他仅仅是将一种暴政气氛推向极致而已。这种君道失控及二世朝的暴政，胡亥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臣子为此局面的奠定之责，也无可推托。由于秦始皇对传统的蔑视，已使得传统说教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这个前提下，产生暴政的理论基础也就早已由臣子们提供了。还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初，为了推行极权统治，李斯就提议以吏为师。[11]这是指广泛的社会生活。其实李斯主张之所以被秦始皇所采纳，完全是因为这些主张符合秦始皇的本心。而有了这个前提，就很难说清这个主张究竟是李斯的真实意见，还是投机取巧、博主子欢心的手段。但无论如何，这一提案的成立，使得朝廷政治生活顺理成章地必然要以君主的个人好恶为是非。而投主子所好，本身就是自战国以来知识分子的主要出路之一，无论是以合纵、连横，还是尊法尊儒，都是瞅准了当权者的内在需求。而这些知识分子如果成功地将自己的主张与当权者的好恶有效结合起来，他们也就在满足当权者需求的同时，取得了自己所欲的功名利禄。
　　或许由于皇帝之位有超越前人的要求，更加大了胡亥放纵和暴政的力度。于是放纵和暴政便相辅相成地构成了秦王朝的统治特点。尽管关东烽火遍地，但秦二世仍有足够的权威维持自己的淫乐。而因这种淫乐增大了开支，就势必要加倍地压榨百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暴君的荒淫，都是靠暴政支撑着的。荒淫是人性中最易诱发的恶，只要封建君主制度存在，势必会发展到荒淫无耻的地步。中国历史上以陈胜为首难的农民大起义，无一不是暴政压榨的结果。虽然那些靠了农民起义开创了王朝的统治者，每每以秦二世的过失警策其子孙，但仍然不能避免重蹈覆辙的命运。农民起义始终都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最有力量的工具。
　　或许胡亥还有另一种层次的苦闷，即他想超越秦始皇。这是赵高诱使他篡权的动机之一。每个人的人性深处都藏有渴望崇高的内在冲动，胡亥也不会例外。当他君临天下之后，很可能就会发现要超越其父秦始皇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对此，他毫无心理准备。这种情况无疑是一种挫折。而身为皇帝，要宣泄挫折，又以荒淫无道最为方便简捷。这不仅是对整个社会的惩罚，也是对他自身企求崇高的反动。其结果是变本加厉地荒淫施暴。于是，历史就不断产生这样一种怪圈：由于人性中阴暗部分的影响，统治者坠入荒淫之道；由荒淫而无所作为的沮丧感，又促使其进一步荒淫。如此循环往复下去，直至灭亡。
　　
　　三、过分的利己主义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发明
　　有关皇帝的行为准则，本来是有一套传统认定的，即按照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样去做。这一点本来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前贤论述、先帝教诲、相傅传授均不在少数，应是为君之道的共识。但到了胡亥这里，连这个不成问题的事都成了问题。在胡亥的新界定中，有道之君，就应该像他这样专心享乐。
　　处于高度集权的秦王朝，胡亥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是随心所欲的，事实上他也正是这样做的。然而，仅仅是专横地行己所好，似过于野蛮，这样既不符合君道，也与其所受教育不相称。只要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不如此，对自己及外界都无法交代。所以，胡亥在行荒淫无道之事以前及其同时，也势必要找到一定的理论依据：对外可堵塞群臣之口，对己则能坚定这样荒淫的信念。所谓有所本。如他责备企图劝谏他的丞相去疾等人时说：“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12]再如他应付李斯的劝谏时说：“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剪，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13]胡亥如此“高明”地曲解先贤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君子之德如风，小民之风如草，可以称得上是昏君中的荒淫有理的理论家。不如此，则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昏君。这些理论的发明或阐述，恰好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而臣下对胡亥谬论的屈从，乃至帮助他完善，更说明封建专制时期的君臣典型模式。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出现过的昏君，不论其享乐借口有无上升到胡亥这样的理论高度，其内在实质应是一脉相承的。有了这种支持，他们在荒淫无道的同时，是不会有丝毫的愧疚之感的。
　　当然，胡亥的这种理论素养也离不开臣子的灌输与补充，而胡亥则善于对那些他认为对他胃口的话有选择地采纳。如李斯让其不要耽于声色，就有赵高提供相反的建议，赵高说：“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騄耳而后行远乎！” [14]这番话正中热衷享乐的秦二世下怀，立即转化成其享乐的重要支柱。而胡亥的暴戾，也逼得臣子不断揣摩他的脾胃，说些中听的话投其所好。如李斯子守三川，而陈胜部将周章逾三川入函谷关击秦，为逃避胡亥的追究，李斯上了一大通讨好的话，其曰：“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开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摩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雎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15]原来帝王的欲高枕无忧地享乐，就要建立在天下震怖恐惧的基础之上。难怪历朝历代的暴君但凡是残暴的，也无不是荒淫的。李斯这一派胡言献上，等于将胡亥胡作非为的所有顾忌全部解除。由于当时秦军反击得手，反秦战事向着有利于朝廷的方向发展，二世就更变本加厉地施暴享乐，秦地百姓的生活也就陷入了更加黑暗之中。而李斯最终还是因为干扰了二世的享乐被治罪处死，当然是安了个谋反的罪名。
　　
　　四、自成体系的权力控制术
　　
　　秦二世在位虽不足三年，他的最大追求是从篡立前的有为憧憬，转变成唯享乐是务，并彻底葬送了秦王朝。用荒淫无道来评价他这三年，一点也没有冤枉他的成分。若论智力，他当在常人之上；若论权势，他也是大权独断，从未有一丝傀儡气息。如果说他是昏君，也未尝不可，只是他并非寻常意义上的昏君，是利令智昏的那一种人。胡亥为君之道的主干是享乐和滥用暴力，他所关心的重点，也就是外在形象和权力控制。而这两个重点又与享乐、暴力相互渗透、密不可分。他登基之初的东巡，厚葬秦始皇、续建阿房宫诸事，就是在享乐的同时，着眼于形象的营造；他下令对公子、大臣进行大屠杀时，又听从赵高之计出京巡幸，以避残暴之名，还是注意形象；当丞相去疾、将军冯劫等提议减轻赋税、停修阿房宫而大拂胡亥之意，他是找了其他的罪名，达到逼死二人的目的，却可不背拒谏之名，他总不想破坏社会共认的明君形象。由于胡亥以明主自居，任何与此相左的言论都为其不喜。如陈胜初反时，前线来使如实通报形势，却被秦二世治罪，这就逼着臣下报喜不报忧，自欺欺人。以至于陈胜武装攻到国都附近，他才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急忙遣将剿伐。正因为胡亥大权在握，一旦他不作为，其他人只能干着急，一点也使不上劲。而耽于享乐的胡亥尽管误事，但从未放松对权力的控制。
　　胡亥只有二十岁的年纪，却对权力始终牢牢控制，或者得益于他所受的教育。《韩非子》一书就有相当篇幅谈御下之道；赵高为胡亥献策也有这方面的内容，有道是：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其目的在于贬逐旧臣，启用新人。新贵们自然会对新主竭诚效忠。除此之外，胡亥自己还掌握了一套对臣下的平衡术。他同时倚重赵高、李斯，使此二人相争，而自己处于居间调停的地位，便可沉溺于享乐，不问朝事。臣下不和，皇帝便可高枕无忧。胡亥对李、赵矛盾之延续十分留意。为了维持这一对矛盾状态，他表现出罕有的耐心。因此，尽管他倾向赵高更多一些，但赵高说李斯谋反，胡亥并不急于将李斯法办；李斯进谏称赵高不忠，胡亥也未置可否。以胡亥之暴虐，如果不是刻意制造矛盾，他的这种耐心反而是无法理喻的了。正是这个缘故，在李斯入狱痛诋胡亥为不道之君并历数其罪过，胡亥也没立即将李斯处决。直到李斯经受不起赵高的严刑 拷打，自承谋反，胡亥才下决心斩了李斯一门。[16]这意味着胡亥显然是中了赵高的计，否则他不会亲手将他精心维护的这对矛盾毁于一旦。李斯一死，胡亥精心调护的这对矛盾自然解体，其最终死于赵高之手，也是这种矛盾瓦解的结果。因为直到最后关头，胡亥的大权仍未旁落，只是他过于沉溺于享乐，让赵高有了可趁之机。所以说，胡亥在应付陈胜起义引发的土崩瓦解形势面前缺少办法，但在驾驭朝廷权力方面还是有一套的。
　　胡亥对赵高的依赖也有他的一套见解。李斯以为秦二世的荒淫赵高有脱不了的干系，于是就在二世面前说了赵高一大通坏话。二世以赵高是宦者，值得信赖。他说：“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这段话不仅说明赵高的当时身份确实是宦官，而且道出宦官为人主所信赖的原因。原来宦官无子孙以继其业，故能死心踏地为人主效力。难怪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例子层出不穷，其秘密就在人主认为他们的私心最小。在赵高的宦官身份上，历来有不小的争议，如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不死活不承认赵高是宦官，但他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是错了。赵高的宦官身份不仅有秦二世的认定，也有他本人的自承，如在沙丘之谋时，赵高自称其“固内官之厮役”。更有《樊郦滕灌列传》为证。刘邦不见群臣，樊哙闯宫，称，陛下“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这些均表明，当时都以赵高为宦官。但秦二世在赵高问题上大概犯了个差错，因为赵高的宦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宦官。根据日后其婿阎乐参与杀害二世，表明赵高的宦者身份是成年后所得。据《蒙恬列传》，赵高因犯法，受处罚，执行者为蒙毅。大概以秦律之重，赵高所犯过失可以判死罪，只不过秦始皇惜其才，饶其不死，其所受刑罚或许就是宫刑。这就是其宦官身份的由来。而二世或忽略了赵高的本来面目，只认他当时的宦官身份，故产生了认识的偏差。 大概正因为此，他才听信了赵高，杀掉李斯，破坏了自己精心营造的权力矛盾，使得赵高揽得大权，最终被赵高杀害于望夷宫。
　　
　　 总而言之，秦二世现象极其错综复杂，其性格、其知识程度与其不可复制的地位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一个集专制的一切丑陋于一身的暴君。从这个个案中，人们看到有道之君的需求敌不过放纵声色的本能，荒唐的实用主义竟产生于系统教育之中，将聪明才智用于祸国殃民且理直气壮。裕于应付政权内部的逆耳之音，而应付不了来自政权以外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