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唯有暴富上句:中国古代各朝代建筑风格

公元前21世纪开始，禹的儿子启破坏了民主推选的禅让惯例，自袭王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夏朝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设军队，制刑法，修监狱，筑城墙，建立了国家机器。公元前16世纪，夏朝最后一个王桀暴虐无道，奴隶们不断反抗他的统治。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在首领汤的率领下乘机起兵攻夏，灭亡了夏朝。    商朝最早的国都在亳（亳音伯，今河南商丘）。在以后三百年中共迁都五次。公元前14世纪，商朝第二十位国王盘庚从"奄"（今山东曲阜）迁至"殷"（今安阳小屯），直至商朝灭亡。后人称这段历史为殷朝，此地也称殷都。殷都被西周废弃之后，逐渐沦为废墟，故称"殷墟"。商朝最后一个王纣是个暴君，他穷奢极欲，创制“炮烙”之刑，严酷镇压人民，商朝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起来。    这时渭水流域的周族迅速发展。 周族的首领周文王重视农业生产，任用有才能的姜尚等人，势力逐步强大。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文王死后，儿子周武王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灭亡了商朝。周武王都城镐京，史称西周。为了巩固奴隶主政权，西周实行分封制。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给亲属、功臣等，封他们为诸侯，建立起众多的诸侯国。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向天子纳贡，带兵随天子作战，定期朝见天子。通过分封诸侯，西周加强了统治，成为一个疆域广大的奴隶制国家。西周还建立了宗法制度，规定天子、诸侯等的职位，只有嫡长子有资格继承，其他各子都要被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士。这样宗法制和分封等级制紧密结合，统治得以巩固。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到东边的洛邑，称为东周。东周又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周天子名义上是各国共同的君主，实际上地位只相当一个中等国的诸侯。一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家用武力兼并小国，大国之间也互相争夺土地，经常打仗。战胜的大国诸侯，可以号令其他诸侯。这种人称做霸主。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剩下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中国进入战国时代。
    据载，夏人以木器翻土，以石刀、蚌镰收割，因当时铜很珍贵，还未用于农业生产。那时人们已不再消极适应自然，积极的开河道，防洪水，有了原始的水利灌溉技术，且有规则的使用土地，人们的天文历法知识也逐渐积累起来，今天的农历又叫“夏历”，就来源于夏朝。到商朝时，历法更加完备，一年分为12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闰年增加一月，称为“殷历”。商人开始使用甲骨文，手工业已很发达，青铜冶铸、制陶和玉石雕刻业都有很大发展，已有各种行业的作坊。西周时期，农业进一步发展。粮食和其他作物的品种增多了，主要粮食有黍、麦、稻等。桑麻的种植很普遍，麻布和丝绸是当时的衣料来源。那时已有人工灌溉，开始使用绿肥，还知道灭杀害虫，使得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周代手工业种类多，分工细，包括青铜制造、制陶、纺织业等，号称“百工”。商周的青铜器造型美观，生动逼真，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春秋以后，铁制工具的出现改变了生产方式，土地渐转到私人手中、城市兴起，货币经济得到发展。   周代是我国文化勃兴的时代。周公旦为西周置礼备乐，辅佐周成王和周康王，使周朝出现了最太平、最富裕的时期，史称“成康之治”；西周末年，奴隶制开始瓦解，这种社会的变革使文化的空前繁荣，出现了老子，孔子的等大思想家和百家争鸣的局面，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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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建筑“茅茨土阶”时代

  传说中的夏代的建筑遗址尚在探索中。已发现的此期最早建筑是位于河南偃师西南的二里头遗址。对它的文化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文化,另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早期属夏文化,晚期属早商文化。（经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为距今三千五六百年，约为夏代末年。据载，夏末桀居斟寻，二里头遗址可能就是夏桀的都邑斟寻）已发掘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宫殿建筑基址、作坊遗址、一般居住址、陶窑和墓葬等,并出土了大批遗物。

    二里头宫殿建筑遗址已发掘两座。一号宫殿庭院呈缺角横长方形，东西108米、南北100米，东北部折进一角。在整个庭院范围用夯土筑成高出于原地表0.4～0.8米的平整台面，可见为在湿陷性黄土地上建大屋而不致沉陷,此时建筑上已大量应用夯土技术。庭院北部正中为一座略高起的长方形台基,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檐柱洞,可复原为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大型殿堂建筑。殿顶应是最为尊贵的重檐庑殿顶。《考工记》和《韩非子》都记载先商宫殿是"茅茨土阶"，遗址也未发现瓦件，故殿顶应覆以茅草。 前是平坦的庭院，院南沿正中有面阔七间的大门一座，在东北部折进的东廊中间又有门址一处，围绕殿堂和庭院的四周是廊庑建筑。

一号遗址复原图

在一号遗址东北为2号宫殿基址,殿堂同样建在长方形基座上,可复原为面阔三大间、进深一大间带有只廊的宫殿建筑。殿堂南面是庭院,发现有地下排水管道。围绕殿堂和庭院有北墙、东墙、东廊、西墙、西廊,南面亦有廊和大门。大门中间是门道,两侧为塾。这种由殿堂、庭院、廊庑和大门组成的宫殿建筑格局,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对后世很有影响。又根据殿内发现若干埋有人骨和兽骨的祭祀坑，推测这座宫殿可能是宗庙建筑遗存。在古代，“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因此这里是王都所在地。 

    位于湖北黄陂盘龙湖畔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前期城市遗址。它面积约1.1平方公里，建于公元前15世纪前后。古城平面略呈方形，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60米。城垣四面中部各有一缺口，可能是城门。城墙基宽21米，现今南、西垣及北垣西端尚存有高出地面约1～3米的夯土残垣。城垣的夯筑是以每层厚8～10厘米左右的夯土筑出主体，内侧又有斜行夯土用来支撑夯筑城垣主体时使用的模型板。推测城垣原为中间高耸而内侧有斜坡以便登临，外侧较陡以御敌。城垣外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城壕，壕内侧往往高出外侧1米以上。在城南壕沟底部曾发现桥桩的柱穴，可知当时是架桥通过的。

盘龙城宫殿复原图

下层宫殿建在生土上，上层宫殿群的营建是先筑成高大的夯土台基，再在上面修筑宫殿。已发现3座坐北朝南、前后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中的1号、2号基址已经发掘。1号基址长39.8米，宽12.3米，有高出地面20厘米以上的夯土台基，台基上部已遭破坏，但建筑物的柱穴与墙基仍基本保存。台基四周的外沿各有一排大檐柱穴，东、西两侧各5个，南边20个，北边17个，前后并不对称，推测当时可能在柱头架檐檩，再在其上架设大叉手以承托脊檩和房顶。房顶苫茅草。檐柱径达半米左右，埋在深约70厘米的地下，底有大石块柱础。檐柱前部两侧有直径较小、埋得较浅的挑檐柱穴，可知房顶是出檐的。整个建筑面宽38.2米，进深11米。中心为四间横列的居室，四壁都是木骨泥墙。中间二室面宽略大，各室南面各有一正门，中间二室北壁又有后门。在四室与檐柱之间，形成一周宽敞的外廊,可复原为重檐庑殿顶建筑，屋顶覆以茅草。2号基址南距1号基址13米，建筑技法相同，但檐柱前后左右对称，估计顶上的梁架结构当比1号基址整齐。从周代以后的“前朝后寝”的宫廷建筑制度考虑，2号基址可能是只有一个大厅的“前朝”部分，其北面的1号基址则是“后寝”部分，在基址还发现有陶管相接的排水设施。

   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的殷墟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它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东西六公里，南北四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城市布局严谨合理。从其城市的规模、面积、宫殿之宏伟，出土文物质量之精，数量之巨，可充分证明它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处繁华的大都市。“宫殿区”发现有54座王宫建筑基址，是殷都城内经过多次修建的一项宏伟工程。宫殿的建筑物都建在厚厚的夯土台阶上的，由夯土墙、木质梁柱、门户廊檐，草秸屋顶等部分构成。解放后建立的就建在殷墟宫殿区遗址上，苑内建有仿殷大殿，大殿夯土台阶，重檐草顶，檐柱上雕以蝉龙等纹饰图案，古朴凝重。

殷墟博物苑

殷墟博物苑内复原的妇好墓享堂

墓葬

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墓。墓内填土经夯筑,遗物被盗。墓有的有二层台或腰坑,墓底铺朱砂,还有漆棺残皮。盘龙城遗址发掘的大贵族墓有精致的雕花木椁，椁内有棺。有殉人或殉狗，随葬品有鼎、鬲、爵等青铜礼器，钺、戈、矛、刀等青铜武器和戈、笄等玉器和大量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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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建筑初定中国宫殿总体格局

城市建设

    西周洛邑王城位于今河南洛阳，遗址已荡然无存，只能依《考工记》及其他文献大致推测。《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城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宫殿位于王城中央最重要的位置，将太庙和社稷挟于左右，说明西周时君权已凌驾于族权、神权之上，中国宫殿的总体格局已大体初定。

《三礼图》中描绘的王城规划

宫殿建筑

  已发掘周代建筑基址有山西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二处。  在山西岐山与扶风两县之间的周原是周朝的发祥地和早期都城遗址。周人自古迁至周原,此处一直是早周都邑。武王灭商后,将周原分封给周、召二公作采邑。在贺家村北,包括董家、凤雏村、朱家在内有一座周城遗址，云塘村亦有四方周城一座。
    凤雏建筑基址有2组:甲组建筑坐北朝南,面积1469平方米,是一座高台建筑。建筑分前后两进院落,沿中轴线自南而北布置了广场、照壁、门道及其左右的塾、前院、向南敞开的堂、南北向的中廊和分为数间的室(又称寝)。中廊左右各有一个小院,室的左右各设后门。三列房屋的东、西各有南北的分间厢房,其南端突出塾外,在堂的前后,东西厢和室的向内一面有只廊可以走通,整体平面呈日字形。此处建筑的墙用黄土夯筑而成,一般厚0.58～0.75米。墙表与屋内地面均抹有以细砂、白灰、黄土混合而成的“三合土”。墙皮厚0.1厘米,表面坚硬,光滑平整。从基址上的堆积物推测,屋顶结构可能是采用立柱和横梁组成的框架,在横梁上承檩列椽,然后覆盖以芦苇把,再抹上几层草秸泥,厚7～8厘米,形成屋面,屋脊及天沟用瓦覆盖。此外这组建筑还附有设排水设施。乙组基址位于甲组西侧,坐北朝南,墙内发现有柱础石,建造结构与甲组宫殿相同。
    岐山宫殿是中国已知最早最完整的四合院,已有相当成熟的布局水平。堂是构图主体,最大,进深达6米,堂前院落也最大,其他房屋进深一般只达到它的一半或稍多,院落也小,室内和院落一般都有合宜的平面关系和比例。室内外空间通过只廊作为过渡联系起来。各空间和体量有较成熟的大小、虚实、开敞与封闭及方位的对比关系。这种四合院式的建筑形式，规整对称,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具有统率全局的作用,使全体具有明显的有机整体性,体现一种庄重严谨的性格。院落又给人以安定平和的感受；这种把不大的木结构建筑单体组合成大小不同的群体的布局，是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的群体构图方式,得到长久的继承。

              轴侧剖图                                                                               

                                                               岐山宫殿甲组遗址复原图

  召陈建筑基址已发掘出15座,布局不按中轴对称,总体规划不甚严谨。其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是3号、5号和8号。3号基址也是一座夯土高台建筑,台基高出当时地面0.7米左右,东西长22米,南北宽14米。东西有7排柱础,南北纵列5～6个柱础。2号房基的东边和南边保存有用小河卵石铺成的散水,宽0.6米。遗址出土大量的瓦,种类分为板瓦、筒瓦和瓦当3种。板瓦和筒瓦又分为大、中、小三型。板瓦的正面饰细绳纹,筒瓦的正面饰三角纹和回纹。有些板瓦和筒瓦正面和背面带有固定位置的瓦钉或瓦环1～2个。瓦当均呈半圆形,分素面和花纹两种,花纹一般为菊花纹和回纹。

召陈遗址平面图

召陈遗址F5复原图

召陈遗址F5复原平面图

对这两处建筑基址的年代和性质在认识上还不完全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它应始建于周初,毁于犬戎战火,是周人的宗庙或宫殿建筑。另一种意见认为都属于西周中晚期,很可能是当时贵族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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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建筑具环境整体观念

河北燕下都出土的陶排水管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建筑环境整体经营的观念。《周礼》中关于野、都、鄙、乡、闾、里、邑、丘、甸等的规划制度,虽然未必全都成为事实,但至少说明当时已有了系统规划的大区域规划构思。《管子·乘马》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说明城市选址必须考虑环境关系。

战国建筑可以河北平山中山王陵为代表。它虽是一座未完成的陵墓，但从墓中出土的一方金银错《兆域图》铜版，即此陵的陵园规划图，仍可知它原来的规划意图。中山王陵有封土，同时在封土上又有享堂。据《兆域图》和遗址，复原其当初形制是外绕两圈横长方形墙垣，内为横长方形封土台，台的南部中央稍有凸出，台东西长达310余米，高约5米；台上并列五座方形享堂，分别祭祀王、二位王后和二位夫人。中间三座即王和二位王后的享堂平面各为52×52（米）；左右二座夫人享堂稍小，为41×41（米），位置也稍后退。五座享堂都是三层夯土台心的高台建筑，最中一座下面又多一层高1米多的台基，体制最崇，从地面算起，总高可有20米以上。封土后侧有四座小院。整组建筑规模宏伟，均齐对称，以中轴线上最高的王堂为构图中心，后堂及夫人堂依次降低，使得中心突出，主次更加分明。中国建筑的群体组合多采院落式的内向布局，但也有外向性格较强者，中山王陵虽有围墙，但墙内的高台建筑耸出于上，四向凌空，外向性格就很显著。封土台提高了整群建筑的高度，使得从很远就能看到，很适合旷野的环境，有很强的纪念性格，是一件优秀的建筑与环境艺术设计。

中山王陵复原鸟瞰图

中山王陵享堂复原图

  值得一提的是，墓中出土的《兆域图》是已知我国最早的一幅用正投影法绘制的工程图（距今2300年,世界上最早的正投影图是埃及金字塔的平面图，距今5000年）。图上所标方位与现代地图相反，为上南下北，图上文字均用战国时期的文字“金文”书写，图上所有线条符号及文字注记均按对称关系配置，布局严谨；图中的尺寸采用“尺”和“步”两种单位表示，比例尺约为1比500。此图不仅表明当时的制图水平，还告诉人们当时的建筑是先绘制出平面才施工的。

出土的《兆域图》（金银错铜板）

经整理的《兆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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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建筑初见艺术特徵

                                 战国漆器上的建筑形象

西周青铜兽足方鬲上的门                                   

                                             中山王墓铜案的斗拱

西周青铜兽足方鬲上表现出了当时建筑的局部形象如栌头、门、勾阑；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一件铜案、 四角铸出精确优美的斗拱形象。由此可知当时建筑己使用斗和拱。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进步，西周已出现板瓦，筒瓦，开始是屋顶局部用瓦，后来便全覆以瓦。砖和彩画出现，关于彩画最早的记载是《论语·公冶长》中“山节藻棁”一语，意为如山形之斗（画有山形图案？），饰以海藻形花纹的短柱，它反映了春秋时期柱子表面已绘有花纹。

东周半圆瓦当                                                                                    战国半圆瓦当

春秋鹿纹瓦当                                        东周瓦钉                                             瓦钉用法

    在挖掘这一时期的建筑遗址时，常常出土一些铜建筑构件。这就是所谓的“釭”，或称“金釭”（釭音杠）。在周代，榫桙技术还不成熟，在木结构的结点上须加釭进行加固，或用其连接木构件。这些釭上通常有精美的纹饰，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后来木结构技术有了进步，釭不再是必须物，但作为一种装饰物它却保留了下来，并发展为一种装饰性的釭。因为在当时还在使用夯土承重墙，可以推测，在用于拉固夯土墙的木制“壁带”曾上大量使用过这种装饰性的釭。

        转角釭                                                                                      可能装釭的位置（室内）

此时期建筑出现等级别制，设立了掌管土地，负责土地测量、道路工程，掌管土木建筑的官员“司空”，伟大孔子的在鲁国为官时就当过“司空”。

                                                                  孔子着官服像                                                                                   战国大木床

我国古人席地而坐，有类于现代现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室内以床为主，地面铺席；再后来出现屏、几、案等家具，床既是卧具也是坐具，在此基础上又延生出榻等。
  商代已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髹漆技术，并被运用到床、案类家具的装饰上。从出土的一些漆器残片上，可以看到丰富的纹饰，在红地黑花之外，还镶嵌象牙、松石等，其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到战国时家具的制造水平有很大提高，尤其在木材加工方面，出现了象鲁班这样的技术高超的工匠。由于冶金、炼铁技术的改进，木材加工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革，出现了丰富的加工器械和工具，如铁制的锯、斧、钻、凿、铲、刨等等，为家具的制造带来了便利条件。当时主要的家具品种是几、案等。其中木制品大部分都以漆髹饰，一则为了美观，显示家具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二则是对木材起保护作用。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坐、跪于地上，所以几、案都比较低。在河南信阳出土的彩绘大床，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床形实物。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使用屏风的记载，它起到分割空间、美化环境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其制作和髹饰都已相当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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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建筑走向成熟

在中国封建社会从萌芽走向发展的汉代，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初步形成并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尤其是当时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地区的河南的建筑，更体现了当时的建筑特点。历年从河南出土的画像砖上的建筑图案，为我们结合史料研究当时建筑的发展实况以及谶纬学科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

在河南许昌、三门峡、禹州、新郑等地，出土过大量汉代的建筑画像砖，砖面图案内容之丰富，内涵之广泛，就是汉代建筑文化的一个缩影，囊括了汉代所有的建筑形式。汉代建筑分为仓楼、仓房、院落、平房、楼院、台榭、戏楼、望、阙、磨房、作坊、厕所、猪圈、井等十三大类，每一类又依据造型、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分出很多不同形式。墓室画像真正的含义是升天成“象”，这些建筑都代表了升天的含义。我们不说象，只说形，从画像砖的图形中可以看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是汉代建筑蓬勃发展的阶段。

汉代是我国古代建筑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建筑技术和装饰艺术日趋成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汉代建筑画像砖，是仿照实物的缩略模型，但仍然形象生动地从多个方面展现了汉代建筑的真实风茂。

汉代祠庙

建筑技术方面。河南汉代四合院建筑是北方民居最具特色的建筑形式直观的、最初的表现，反映了这种建筑的普及和发展。西周时期即已出现的三角形梁架结构，汉代更加成熟；抬梁式构架成为东汉建筑的主要结构类型；穿斗式梁架业已出现，中国式的木框架结构体系到汉代已正式确立起来。

汉代都城是在秦的离宫基础上，因循古制规划设计而成，但各类空间和环境元素比秦更为丰富。张衡《西京赋》所写的西都长安宫殿、飞阁、楼榭和湖苑等皆壮丽宏伟：城市中楼阁层叠、宫阙巍峨，极尽奢华艳绝、巧夺天工。不仅空间格局规整，更有商客喧嚷、万方云集的大小街市，“徒观其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途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廛里端直，甍宇齐平。北阙甲第，当道直启。木衣绨锦，土被朱紫……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于中庭。”“前开唐中，弥望广潒。顾临太液，沧池漭沆。渐台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弘敞。清渊洋洋，神山瓘瓘。列瀛洲与方丈，夹蓬莱而骈罗。……尔乃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瑰货方至，鸟集鳞萃。”

斗拱是我国古代建筑独创的构件，无论在力学还是美学上都代表了整个中国古典建筑的设计精神。汉代斗拱的使用日趋成熟，成为建筑物的有机组成部分。汉代建筑明器的屋檐、平座、柱头常见斗拱，按部位有柱头铺作、补间铺作、转角铺作、平铺作等。早期斗拱的应用，加大了房屋楼阁的出檐深度，保护了夯筑墙体和台基。

中国用瓦的历史可追溯至西周，但是，真正普及砖瓦建筑还是从秦汉开始，河南汉代建筑明器就是形象的证明。由汉代明器观察，其时瓦已广泛使用，且产生了四阿、悬山、歇山、囤顶和攒尖等几种基本屋顶形式，还有四阿顶与坡檐组合而成的重檐大屋顶。"反宇"式屋顶的早期特征也初现端倪。壁带把墙体与承重柱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产生明显的装饰效果。

陕南山区法门寺中的汉代建筑

以土木为主的各类楼阁式建筑的普及及其体系的初步形成，是汉代建筑史上的最大成就，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走向成熟的标志。东汉望楼逐层施柱，逐层收缩减低，逐层或隔层出檐或装平座等手法，成为我国古代楼阁建筑长期遵循的形式。

汉代建筑的装饰艺术成就在建筑明器上也有所反映。楼院门前的两角出现对称的双阙形装饰。门阙同楼阁一起，以细高的体态冲破了民宅建筑以水平铺陈为主的建筑平衡，产生出蓬勃向上的动感和激情。以人体和人形化动物作柱子和斗拱的装饰，表现了汉代社会的某种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在建筑物檐顶装饰瑞鸟以驱鬼避邪，象征吉祥，是汉代建筑常用的艺术手法。在墙壁上绘彩和刻划装饰图案，又是汉代建筑的另一亮点，其色彩以红、绿、蓝、白、褐、紫等为主，有几何纹、云气纹、乐舞、官吏、生活场景等，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生活情趣。

河南汉代建筑画像砖，展现了河南汉代建筑的风采，为我们研究汉代建筑和汉代社会、谶纬文化诸方面提供了翔实而珍贵的资料。

汉代建筑用的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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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建筑概况

三国建立后，经济有所恢复。魏的国力最强，先后兴建邺、许昌、洛阳三个都城及宫殿。其中洛阳在东汉旧址上重建，将东汉时南北两宫改为只有一个北宫，加强了宫前主街的纵深长度，这些为以后的都城建设所遵循。它创建的宫殿中，主殿太极殿与东堂、西堂并列的布局，也沿用了三百年之久。魏在都城宫室上的创新，对后世颇有影响。吴和汉（蜀汉）是小国，在都城、宫室方面无重大建设。

南北朝时，在都城宫室上都有巨大变化，梁时的建康成为全国最繁荣的商业中心。北朝的北魏为与南朝抗衡，公元493年由北方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至中原的洛阳，大力推行汉化，在重建的洛阳城外发展出方格网街道的外郭，开中国城市布局的新局面，为隋唐长安城的前奏。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寺院佛塔时有兴建。两晋十六国时，战乱残酷，人民苦难，佛教遂得到巨大的发展，到社会安定、经济有所发展时，南北双方都大兴修佛寺建佛塔之风。大建寺塔和修都城宫殿一样，对这一时期建筑技术与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其中南朝寺塔建造对木结构发展作用尤大，对摆脱汉以来宫室建筑中土木混合结构残余，向全木构架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邺城

魏建国前以邺为政治中心。它平面为横长矩形，东西宽2400米，南北长1700米，城墙土筑，基宽15～18米。城有七门，南面三门，北面二门，东西面各一门。东西门相对的大道分全城为南北两半。南部被南墙城门内的南北大街分割为四区，布置居住的里坊、市和军营。城之北半部被自北墙东偏门内的南北街分为二区，东区是贵族居住区，西区是宫殿区。宫殿区占全城四分之一以上，北、西两面倚城墙，推想应是东汉时子城所在。自南城中门有南北街北抵宫门，遥对宫中听政殿一组，形成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在这条街两侧建主要官署。经曹操改建，邺城发展为宫殿在北，市里在南，自城南正门有街直抵宫门，夹街建官署，形成全城中轴线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的新模式。

曹魏邺城平面复原图

1，司马门 2，显阳门  3，宣阳门  4，升贤门  5，听政殿门  6，听政殿  7，温室  8，鸣鹤堂  9，木兰坊   10，楸梓坊  11，南止车门   12，延秋门   13，长春门   14，端门  15，文昌殿   16，大理寺   17，宫内大社   18，郎中令府    19，相国府   20，奉常寺 21，大农寺   22，御史大夫府    23，少府倾寺

洛阳

曹魏立国之初先修北宫和官署，其余仍保持东汉十二城门、二十四街的基本格局。公元227年，魏大举修建洛阳宫殿及庙、社、官署，以邺城为蓝本，正式放弃南宫，拓建北宫，把原城市轴线西移，使其北对北宫正门。在这条大道两侧建官署。又按《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之说，在大道南段东西分建太庙和太社，北端路旁陈设铜驼。曹魏时还在洛阳城西北角增建突出城外的三个南北相连的小城，称金墉城或洛阳小城，南北长1080米，东西宽250米，内建宫室，城上楼观密布，严密设防，是受邺城西北所建三台的影响而建的防守据点，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产物。洛阳城内的居住和商业区仍是封闭的里和市。随着魏晋实力的增强，洛阳的城外也出现了市和居住区。西晋统一全国后，洛阳遂成全国的首都。其特点是宫殿在北面正中，宫门前有南北街直抵城南面正门，夹街建官署、太庙、太社，形成全城主轴线，其余地段布置坊市。由于它是东汉以后统一王朝的首都，故无论是它的后继者东晋还是北方相继出现的十六国政权，都以它为模式，所建都城都不同程度地效法和比附洛阳。魏晋洛阳对隋以前中国都城有重要影响。

汉魏洛阳城城墙遗址

曹魏、西晋洛阳平面图

北魏统治者修复洛阳城及宫殿时没有做大的改动，在城外四周拓建坊市，形成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外郭。北魏洛阳外郭有墙，其内也划分为封闭的矩形的坊和市，并形成方格网状街道。北魏对内城的改造主要是调直街道，把主要官署集中到宫南正门外南北御街铜驼街上，以加强城市的中轴线，突出宫城在城中的重心地位。新建的外郭在坊市方正和规模上都超过两汉的长安和洛阳。北魏洛阳城已荡然无存，但从遗址出土的建筑材料可以想见其建筑物的华丽。另外，从甘肃天水麦积山的壁画中，也可以见到当时北方城市建筑的模样。

北魏洛阳城出土的兽面砖、钉瓦和瓦当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127窟西魏壁画中的城图

建康

东晋定都建业，改称建康。为在政治上立足，表明自己是正统王朝西晋的继续，东晋在都城建设上按魏晋洛阳模式改造建康。把宫城东移，南对吴时的御街，又把御街南延，跨过秦淮河上的朱雀航浮桥，直抵南面祭天的南郊，形成正对宫城正门、正殿的全城南北轴线。御街左右建官署，南端临秦淮河左右分建太庙、太社。经此改建，建康城内形成宫室在北，宫前有南北主街、左右建官署、外侧建居里的格局，城门也增为十二个，并沿用洛阳旧名，基本上符合洛阳模式。建康南迁人口甚多，加上本地士族，遂不得不在城东沿青溪外侧开辟新的居住区。建康有长江和诸水网航运之便，舟船经秦淮河可以东西两方面抵达建康诸市，沿河及水网遂出现一些聚落。为保卫建康，在其四周又建了若干小城镇军垒；为安置南迁士民，又建了一些侨寄郡县。公元420年，刘裕代东晋立宋，史称刘宋。从此进入南朝，齐梁代兴，经济更为繁荣。这些环建康的城镇聚落，如石头城、东府、西州、冶城、越城、白下、新林、丹阳郡、南琅琊郡等，它们的周围也陆续发展出居民区和商业区，并逐渐连成一片。史载在梁朝全盛期，建康已发展为人兴物阜的大城市，它西起石头城，东至倪塘，北过紫金山，南至雨花台，东西南北各四十里的巨大区域，人口约二百万。建康未建外郭，只以篱为外界，设有五十六个篱门，可见其地域之广，是当时中国最巨大、最繁荣的城市。

东晋及南朝健康城平面图示意图

1，陵阳门  2，宣阳门  3，开阳门  4，新开阳门  5，清明门  6，建春门  7，新广莫门  8，平昌门（承朗门）  9，玄武门   10，大夏门  11，西明门   12，阊阖门   13，西掖门 （宋、齐）   14，大司马门  15，南掖门（晋）、阊阖门（宋）、端门（陈）、天门   16，东掖门（宋、齐）   17，东掖门（晋）、万春门（宋）、东华门（梁）  18，平昌门（晋）、广莫门（宋）、承明门（宋）   19，大通门（梁）  20，西掖门（晋）、千秋门（宋）、西华门（梁）   21，台城、宫殿   22，东宫   23，同泰寺   24，苑市

佛教石窟

南北朝时大量开凿佛教石窟，在石工和石雕艺术上也有较大的发展。在崖壁上开凿石窟至迟汉代已有，都用为墓室，如西汉之满城汉墓、铜山小龟山汉墓和四川彭山诸东汉崖墓。佛教开石窟之风传入中国后，由于有这传统技术为基础，得到迅速发展。南北朝石窟最著名的是大同云冈和洛阳龙门的北魏石窟。云冈石窟在砂岩中开凿，施工较易，难度更大的是在石灰岩中开凿的龙门石窟。云冈、龙门大型石窟都是椭圆形平面穹窿顶，仿草庐形式。前壁下开窟门，上开明窗。自上部明窗向内开凿，自下部窟门出石渣，自上而下，逐步凿成。以后石窟逐渐建筑化和中国化，或在石窟中心雕塔形中柱，象征以塔为中心的寺庙，或凿作前有空廊后有正室的佛殿形式。至北齐、北周时，天龙山石窟、南响堂山石窟和麦积山石窟都凿有外观、内部作佛殿式样的石窟，宛如嵌在崖壁中的殿宇，表现出很高的石雕技术。石窟内所雕佛像早期直接传自印度、西域，多是梵僧像貌，图案和纹饰也多外来样式。北魏南迁洛阳以后，龙门、巩县等石窟的佛像逐渐变为汉僧形象，窟内陈设也改为汉族传统的床、帐，外来图案也经过改造，具有中国风貌，表现出外来佛教石窟的中国化过程和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融会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的能力。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北魏莲花洞的穹窿顶

河北定兴的义慈惠石柱

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第16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家园林

邺城宫城

魏建国前以邺城为基地。改建西北角子城为宫城，办公的听政殿和魏王寝宫在东侧，举行典礼的正殿文昌殿在其西，形成两条南北轴线，南端各对一宫门，是全城的中轴线。文昌殿西为苑囿区，西抵西城。又跨城修建三座高大台榭，统称铜雀三台，名为游赏，实际台下贮藏武器军资，供战乱时据守。

洛阳北宫

魏代汉，定都洛阳。东汉洛阳原有南北两座宫城，魏继承邺城传统，只重建了北宫一宫。

北宫布局分前后两部分，前为办公的朝区，后为魏帝的家宅，即寝区。朝区主殿为太极殿，为举行大典之处。南对宫城正门阊阖门和洛阳南墙正门，形成全宫、全城南北轴线。太极殿东西并列建有东堂、西堂，是皇帝日常听政和起居之处。太极殿一组，东南建有朝堂和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南对宫城南墙偏东的司马门，形成朝区东侧的次要轴线。这并列两条轴线也明显是受邺城宫殿影响形成的。寝区主殿昭阳殿在太极殿北，也在全宫中轴线上，号称皇后正殿。昭阳殿左右还各有几条次要轴线，建有若干大小宫院，供后妃居住，以西侧的九龙殿最著名。魏宫主要殿宇都是高大的台榭，用架空阁道登上，并互相连通。出于防卫需要，宫城上密布高大的楼观，另在宫西部建凌云台，贮有可武装三千人的武器，是宫中的武库。寝区后的华林园凿池堆山，建有大量亭馆，是宫后的苑囿。

魏晋洛阳宫城平面示意图

1，太极殿  2，式乾殿   3，朝阳殿   4，建始殿   5，九龙殿   6，嘉福殿 7，凌云台

建康宫城

东晋建都于建康，于公元330年按洛阳魏晋宫殿模式重修建康宫城。以后历经南朝的宋、齐增缮，到梁代发展为当时中国最壮丽的宫殿。

东晋、南朝建康宫城的平面布局和洛阳宫城相似，但更整齐，宫墙有内外三重。外重宫墙之内布置宫中一般机构和驻军。此时，把中央机构的宿舍也建在这里，则是东晋与南朝所特有的。第二重宫墙内布置中央官署。朝堂和尚书省仍在东侧，向南有门通出宫外，与洛阳宫殿相同。在西侧有中书省、门下省、秘阁（皇家图书馆）和皇子所住的永福省等。第三重墙内才是真正的宫内，前为朝区，建主殿太极殿和与它并列的东堂、西堂；后为寝区，前为帝寝式乾殿，又称中斋，后为后寝显阳殿，各为一组宫院，二组前后相重，都在两侧建翼殿，形成和太极殿相似的三殿并列布局。太极、式乾、显阳三殿和太极殿南的殿门，宫正门共同形成全宫的中轴线。寝区之北是内苑华林园。

进入南朝后，经济发展，宫室渐趋豪华，到梁代中期，随着国势进入极盛期，宫室也建得空前壮丽，当时北方的北魏建都洛阳，参考魏晋洛阳宫及南朝建康宫而建新宫。梁为超越北魏宫殿，遂把宫城诸门楼普遍由二层增为三层，把主殿太极殿由面阔十二间改为十三间，太庙等建筑也加高了台基。到了南朝后期的陈代，宫室更加向绮丽方向发展，陈后主在宫中新建了临春、结绮、望仙三座阁，使用香味木材，以金玉珠翠为饰，是南北朝时著名的豪华建筑。公元589年隋灭陈时，建康宫与都城同时被夷为平地。

东晋及南朝建康宫城平面示意图

1，东止车门   2，西止车门   3，端门（晋）、太阳门（梁）、南中华门（宋）  4，云龙门（晋、齐）、东中华门（宋）、万春门（梁）   5，神龙门（晋、齐）、西中华门（宋）、千秋门（梁）  6，太极殿   7，太极西堂   8，太极东堂   9，式乾殿（中斋）  10，西斋   11，东斋   12，显阳殿   13，徽音殿   14，含章殿

北魏洛阳宫城

北魏统一中国北方，所建宫殿在魏晋洛阳宫基础上又吸收了东晋、南朝建康宫的特点。

宫城也建有内外三重宫墙，最高政权机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仍在第二重墙内，第三重墙内分为朝、寝两区。

朝区中以主殿太极殿和与之并列的东堂、西堂为中心，殿南有广庭，南对宫城南面正门阊阖门和门外的铜驼街，形成全宫、全城的主轴线。太极殿与东堂、西堂间有横墙，墙上有门，门内即寝区，在中轴线上建有前后两组宫院。前一组为式乾殿和显阳殿，后一组为宣光殿和嘉福殿。四殿前后相重，左右各建一翼殿，都形成和太极殿及东西堂相似的三殿并列布局，并前有殿门，左右有廊庑，围成四个宫殿庭院。在显阳殿和宣光殿之间有一条横街，称为永巷，将寝区中轴线上的四所宫院分为两组。永巷东西经东西面宫墙上的三重门可通到宫外。在中轴线上四座宫院的两侧还有次要轴线，建有若干次要宫院。北魏宫寝区的布局虽然和魏晋时基本相同，但在性质上已有改变。式乾、显阳两所宫院已不再像魏晋洛阳宫和东晋建康宫那样用为帝寝、后寝，皇帝常在这里进行公务活动，性质近于东堂、西堂。

如果说寝区为皇帝私宅，这正殿就近似于宅中的前厅，而永巷以北的宣光、嘉福等殿才是居住后妃的寝殿。这种使用性质上的变化，实是隋唐时期宫殿布局发生新变化的前奏。

北魏洛阳宫城平面示意图

1，尚书省门   2，尚书省   3，南止车门   4，太极殿   5，太极东堂   6，太极西堂   7，式乾殿   8，显阳殿  9，徽音殿   10，含章殿   11，宣光殿   12，明光殿   13，晖章殿  14，嘉福殿   15，西省   16，东省

三国、两晋、南北朝多彩民居

建筑艺术风格

在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220～589年），中国建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在进入南北朝以后变化更为迅速。建筑结构逐渐由以土墙和土墩台为主要承重部分的土木混合结构向全木构发展；砖石结构有长足的进步，可建高数十米的塔；建筑风格由前引的古拙、强直、端庄、严肃、以直线为主的汉风，向流丽、豪放、遒劲活泼、多用曲线的唐风过渡。

在魏、蜀、吴三国至东晋十六国这二百年间（220～420年），建筑技术没有大的进步，南北方的宫殿等大型建筑基本沿袭传统做法。史载东晋建康太庙建于公元387年，长十六间，墙壁用壁柱、壁带加固，可知仍是土木混合结构建筑。当时北方比南方落后，南方如此，则北方可知。

南朝自齐开始，宫殿转趋豪华，官员和士大夫的第宅也日渐侈大。梁建立后，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在都城、宫室、塔庙诸方面都有大规模建设。北朝的北魏自平城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汉化，吸收中原地区魏晋传统和南朝在建筑上的新发展，建设都城、宫室并大修寺庙。南北朝中后期，南方、北方在建筑上都有所发展，在构造及风格上都出现较大变化，是以后隋唐建筑新风的前奏。

从现存汉阙、汉壁画、画像砖、明器中都可看到，汉代建筑的柱阑额、梁枋、屋檐都是直线，外观为直柱、水平阑额和屋檐，平坡屋顶，没有用曲线或曲面之处，风格端庄严肃。三国两晋时大多沿用汉代旧式，尚无重大改变。到南北朝后期，随着较大规模兴建宫室、寺庙活动的推动，木构架技术的进步开始出现变化，除前文所述改汉以来柱列上承长阑额为每间用一阑额，增强柱列抗侧向倾倒能力外，还出现两种新的做法。其一是使正侧面柱列都向内并向明间方向倾斜，称“侧脚”；其二是使每面柱子自明间柱到角柱逐间增高少许，称“生起”。采取这二种新做法主要是使柱网在承受上部荷重后，柱头内聚，柱脚外撇，有效防止倾侧扭转，加强柱网稳定性。但这同时也使得立面上柱子由汉式的垂直、同高、阑额为水平线，变为内倾、至角逐渐增高和阑额呈两端上翘曲线。随阑额上翘，檐檩、挑檐檩也上翘，因而屋檐也呈两端微微上翘曲线。汉代屋顶本是直坡的，但往往把主体建筑四周回廊的屋檐做得略低于主体屋顶，斜度也稍平缓一些，以便室内多进些阳光，遂出现了二阶段两折屋顶。为减轻直屋顶的沉重感，在东汉后期已出现把正脊和垂脊、角脊头加高显曲线的做法，利用屋脊上翘造成屋顶轻举效果。这两种做法随着立面和屋檐出现斜线、曲线而有所发展，最终形成下凹的曲面屋顶。在屋角部分，汉以来的做法是用一根四十五度角梁，屋身以外挑出部分的椽尾就插在角梁两侧的卯口里。因屋檐平直，卯口偏在角梁下部，为构造上弱点。檐口出现上翘以后，就可以顺势把卯口抬高使椽背与角梁背同高，这就加强了檐口至屋角处翘起的程度，形成了中国建筑中特有的翼角起翘做法。生起、侧脚和翼角起翘大约出现于南北朝的中后期，与旧式直柱、直檐口做法并行一个时期，进入隋唐后逐渐成为主流，完成了由汉至唐建筑外观和风格上的变化，由端庄严肃变为遒劲活泼。

建筑结构

南北朝时期的建筑实物，除个别砖石佛塔外，全都不存，目前只能依据北朝石窟壁画、雕刻中所表现的建筑形象，结合文献记录并参考受南北朝末期影响的日本飞鸟时代建筑推知其概况。

综合北朝石窟中的建筑形象，可以看到，北魏在建都平城的中后期（460～493年）建筑，除了山墙、后墙承重的土木混合结构外，还出现了屋身土墙承重，外廊全用木构架的做法。这在云冈石窟中有很清楚的表现。迁都洛阳后，北魏受中原和江南影响，摆脱北方地区特色，建筑水平有所提高，进一步向全木构架发展。从龙门北魏石窟中所雕建筑形象可知，这时木构架的形式已发生变化，由一行柱列上托长数间的阑额改为每间一阑额，插入两边柱顶的侧面，同时起拉结和支撑作用，增强了柱网的抗倾斜能力。这时在柱网上又出现由柱头枋、斗拱交搭组合成的水平铺作层，加强了构架的整体稳定性。经此改进，一般中小型建筑可以用全木构建造了。但是，特别大型的建筑，仍是土木混合结构，最突出的例证是公元516年所建洛阳永宁寺塔，塔为九层方塔，面阔九间，中心五间见方全用土坯填充，以保持稳定。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北魏古阳洞内的屋形龛

洛阳龙门石窟浮雕的北魏建筑形象

飞鸟时代建筑

东晋和南朝的建筑不仅遗物不存，连图像也没有保存下来，只能结合文献，参考日本飞鸟时代建筑来探讨。在南朝史料中，记有荆州玉泉寺大殿，说它面阔十三间，只用二行柱，通梁五十五尺，明确指出它是全木构架大型建筑。史料中还说梁朝建了很多木塔，三、五、七、九层均有，大都平面方形，有上下贯通的木制刹柱，柱外围以多层木构塔身，柱顶加金铜宝瓶和若干层露盘形成塔刹。这种塔的形象和特点与日本现存飞鸟时代的塔，如法隆寺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很相近。这二塔都是中心有一大础，础上立刹柱，柱外为多层塔身。每层塔身檐柱的柱列间加阑额，上为斗拱及梁组成的铺作层，承托塔檐。在塔檐椽上置水平卧梁，梁上立上层檐柱。如此反复至塔顶。各层内柱围在刹柱四周，柱上架枋，形成井干形方框，限制刹柱活动，并承托上层内柱。塔身较高者，刹柱可用几段接成，它们是全木构塔。这两座日本塔都是较小的三、五层塔，但可据以推知南朝建康大爱敬寺七层塔和同泰寺九重塔的构造情况。

对测量数据分析后发现，日本飞鸟时代建筑在设计时都以拱之高度为模数，建筑各间的面阔、进深和柱高都是它的倍数。在多层建筑中，其总高又是一层柱高的倍数，如高二层的法隆寺金堂脊高为其四倍，五重塔为其七倍，法起寺三重塔为其五倍，都以一层柱高为扩大模数。飞鸟时代建筑是日本接受中国影响后最早出现的不同于此前日本传统的新风格的建筑，它所体现的运用模数进行设计的方法应是当时中国的方法，这就证明在南北朝后期木结构设计中已运用了模数。

砖石结构建筑
砖石结构建筑在两汉已逐步有所发展，拱券主要用于地下墓室，地上则出现了石拱桥。晋代造桥技术有所发展，西晋在洛阳建有巨大的石拱桥七星桥，在洛阳城濠及河道上还建有很多梁式石桥。据文献记载，在西晋洛阳还造有砖塔。南北朝以后，除地下砖砌拱壳墓室继续存在外，砖石建的塔、殿有很大发展。北魏建都平城时，建有三级石塔、方山永固石室。公元477至493年间，还建有五重石塔、园舍石殿。迁都洛阳后又建了很多砖石塔，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是建于公元523年的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塔为砖砌成，平面十二边形，高39.5米，内部上下贯通，加木楼板。塔外观一层四角砌出壁柱，南面开门，东西面开窗，余八面砌出塔形龛。一层塔身之下为基座，上为密叠的十五层塔檐，最上收顶，上建覆莲座及石雕塔刹。全塔实际是一用砖砌的空筒，向外叠涩挑出十五层檐，上用叠涩砌法封顶。塔身砌砖包括壁柱、塔形龛、叠涩屋檐等都使用泥浆，不加白灰等胶结材。各层塔檐叠涩和素平的基座都用一顺一丁砌成，转角交搭处两面都用顺砖。塔门为二券二伏的正圆券，小塔门用一券一伏，虽没有后世砌法成熟而规范化，都也能基本保持砌体之整体性，故能屹立一千四百余年而不毁。由于大量建佛塔，砖砌结构由汉代只砌墓室转到地上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教建筑

东汉佛寺

东汉初在洛阳创建的白马寺是印度形式，以塔为主体。到西晋时，洛阳已建有寺庙四十二所。

佛寺最初以塔为中心，佛像设在塔中。但佛塔狭小，中间又有刹柱，佛像只能四面安设，不能居中，不够威严庄重，像的大小和数量也受限制，遂逐渐产生另建佛殿以安置佛像的需要。

山西大同云岗石窟第10窟内的塔柱

南北朝佛殿

到南北朝时，北朝一些僧徒谄称皇帝为“当今如来”，铸造巨大的金铜佛像以象征帝王。这些大像，塔中不能容纳，更需要建殿安置，以与其兼有的帝王身分相适应。因此，佛殿在寺中逐渐取得和佛塔并重的地位。重要佛寺的大殿宛如宫殿，一些由国家建的大型佛寺就逐渐宫殿化了。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第4窟七佛阁立面图

北朝景明寺和永宁寺

北朝佛寺宫殿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500年左右建的洛阳景明寺和公元516年建的永宁寺。景明寺有七层塔，永宁寺有九层木塔，是北魏皇家在洛阳所建最大的寺院。史载永宁寺平面矩形，四面开门，南门三层，高20丈，形制似魏宫端门，东西门形式与南门极近，但高只二层。寺内中间有方14丈的台基，上建九层木塔。塔面阔九间，各开三门六窗，门皆朱漆金钉，塔各层四角悬铃，是此期间北魏所建最高大豪华的木塔。塔北建有大佛殿，形式似魏宫正殿太极殿，殿内供奉高一丈八尺的金佛。此外，寺中还建有僧房楼观一千余间。从该寺设南门似魏宫端门、建佛殿如太极殿看，它是典型的宫殿化寺庙。

河南洛阳的北魏永宁寺九层木塔复原图

公元1979年发掘此寺遗址时得知，围墙东西各长260米，南北各长306米，厚3.3米，为夯土墙；南门基址东西宽44米，南北长19米，是面阔七间的门楼；塔在寺中部稍偏南处，下有方38.2米、高2.2米的夯土台基，四周加石栏杆；台基中心为塔，从柱础仍可辨别出它的底层面阔九间，内部逐间立柱，为满堂柱网，最中心一间每柱由四个柱础聚合而成；塔外檐槛墙为红色，中心方五间部分用土坯砌筑成实体塔心，东、南、西三面各开五个佛龛，北面素平，是装楼梯之处；从柱网布置和塔心土坯砌体看，此塔虽属木构架，却要藉助土坯砌塔心来保持稳定，表现出木构架尚不成熟的特点。

佛寺中国化也和信徒为积功德大量舍宅为寺有关。这种寺受原有住宅布局的限制，大多不能很规范。有的第宅小，无地建塔，只能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有些有宅园的住宅，舍为寺后，寺中也出现了园林，这就大大促进了寺庙中国化的进程。很多舍出之寺在都城或大城市中，也为佛教在都城及大城市中日渐广布创造了条件。

南朝佛寺宫殿化的典型例子，是公元471年宋明帝所建的湘宫寺和公元507年梁武帝所建的光宅寺，两寺都是以他们为帝以前的旧宅改建的。

南北朝后期佛寺

到南北朝后期，北魏和梁崇佛达到极点。北魏末年仅洛阳一地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一所，全国有寺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梁都建康有寺近五百所，全国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寺的发展过程是：先把外来形式的天竺堵波变为中国楼阁式塔，再由寺庙以塔为中心变为中轴线上前塔后殿，最后变到以殿为主采取中国宫殿的布局，这个过程大约到北朝末和隋初完成。

甘肃敦煌莫高窟东魏壁画中众多的佛教建筑形象

甘肃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九色鹿本生故事》中的佛教建筑

这个时期所建的佛寺后来已全部毁灭，只保存下一座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建的嵩岳寺塔。塔在河南登封，为十五层密檐砖塔，用泥浆砌成，底层十二面，每面砌出角柱和塔形佛龛，尚有天竺风格残余，上层每层各面砌出一门二窗，则是中国传统形式，塔身外轮廓作炮弹形，体型秀美。

河南登封嵩岳寺塔

南北朝佛窟

除建佛寺外，南北朝都在石壁上开凿佛窟。南朝较少，只有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浙江新昌大佛等；北朝石窟大盛，有凉州石窟、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开凿石窟源于印度，自西域传入中国，经敦煌、武威传至北魏首都平城，再传到洛阳、邯郸等地。云冈石窟主要为北魏皇家所建，大体分三期：第一期建于公元460～466年间，有五大窟，仿草庐内部形式，作穹顶，内凿大佛，最高者近17米；第二期多仿佛殿，前有三间面阔的敞廊，廊后壁正中开门，通入矩形后室，室内修佛像，廊及后室顶上雕天花藻井，表现的是一座有前廊的佛殿的形象；第三期为矩形平面，中心雕一塔形中柱，四壁雕佛龛、佛殿，表现的是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庭院内的景观。到北齐、北周时，所雕响堂山石窟、麦积山石窟有的外形也雕作佛殿。这些变化也反映出石窟中国化的进程。南北朝的佛寺、塔殿都已不存，但从这些石窟形象中还可以大致看到它的概貌。

云冈石窟第12窟中的平棋藻井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中的庑殿顶饰

云冈石窟第39窟中的塔柱，柱的四壁雕有佛龛、佛像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陵墓工程

汉末、三国和两晋时期

汉末、三国和两晋时期，因连续战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曹操、曹丕、司马懿等都提倡节葬，不筑坟丘，不建寝殿，不造围邑神道。

西晋时虽又起陵，但规制和墓室都远小于东汉时。

东晋南渡后，国力更为衰弱，已发现的南京东晋帝陵多依山而建，下为长7米左右的矩形筒壳墓室，宽仅5米，上起高约十余米的陵山，规模只相当于东汉时的官员大墓。

南朝帝陵

进入南朝后，经济有所发展，帝陵也大于东晋时。

宋、陈二代帝陵散列在南京，齐、梁二代的帝陵则集中于丹阳，形成较大的陵区。

根据近年发掘的，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诸陵大都倚山而建，前临平地。

墓室一般在高出平地10米以上处开挖，平面椭圆形，砖墙，上为椭圆穹窿，长约10米，宽约6米。墓室前接甬道，装有二道石门，外加封门墙封闭。墓室上有厚约10米的封土，或与山齐平，或为5米左右的陵山。墓室和甬道壁镶嵌模压花纹砖，拼成狮子、仙人和“竹林七贤”等壁面线雕图案。墓前建有享殿，殿前为陵门，三门并列，左右连陵墙。

门外左右有阙，门前为墓道，长一公里以上，称为神道。神道自外端至陵门间依次立石兽、石柱、石碑各一对。南朝帝陵均遭严重破坏，墓室坍毁，地面只有少数石兽保存下来，石柱、石碑也均残毁。 

石兽

石兽有二种，一种躯体较瘦，头足较长，身上雕刻较多纹饰，只用于帝陵，一般称麒麟。另一种躯体肥壮，短颈长鬣，略似狮子，身上无多雕饰，只用于王侯墓，一般称“辟邪”。现存麒麟以梁武帝陵前的最大，长3.32米，腰围2.4米，高2.7米，下有矩形座，为整石雕成，异常壮伟。

江苏南京陈文帝陵前的石麒麟

江苏南京梁朝萧景墓前的石辟邪

石柱

石柱又名墓表，下为雕双螭的柱础，础上立柱，雕饰分三段：下段雕若干条凹棱，如古希腊陶立克柱身；中段雕凸出柱身之矩形平版，绕柱身雕绳纹连于平版，作绑捆状，版上用阴文刻“某某之神道”等字；上段雕与下段正相反之圆面凸棱，柱顶承托一个雕有一圈覆莲之圆盘，盘上雕一与神道入口石兽相同之小型兽。整个柱身下大上小，比例秀美，雕工精劲，是很优秀的建筑石雕。

梁朝萧景墓前的石柱墓表

综观现有诸南朝墓前石兽、石柱，兽形似狮而有翼，源于东汉之辟邪，有可能是东汉通西域时受西亚影响所致。石柱下半之凹棱也始见于东汉墓，也可能是间接传自古罗马，但经东汉、南北朝数百年加工改造，已经中国化，表现出古代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同化的能力。

江苏丹阳梁简文帝陵前的石雕

江苏丹阳梁简文帝陵前的石雕

文成帝冯皇后陵墓

北魏早期定都平城时的帝陵尚未发现，只在山西大同方山发现了文成帝冯皇后的陵墓。

墓建于公元484年，先筑土台，台面开挖墓穴，内建砖砌的方形前室、后室，中接甬道。前室筒壳顶，后室方锥顶，室高均7米。墓上封土下方上圆，底方120米左右，高近23米，体量远大于南朝诸帝陵。陵南600米原有石殿，称永固堂，堂前有石兽、石碑，四周有围墙，南门外有阙，是传统陵墓的布局，惜已全部毁去。

洛阳邙山部族葬区
北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自选陵域于洛阳西北之邙山，以后的宣武帝、孝明帝陵分列左右，又把以前七世魏帝的子孙和建国以前同属一族中的同族和他族人子孙都葬在这一陵区，形成一个巨大的部族葬区。这种部族集中葬法是鲜卑族习俗，沿用数世成为传统，为唐代帝陵有大量陪葬墓之起源。

北朝崖墓

北朝后期还存有少数崖墓。公元540年，西魏文帝乙弗皇后去世，便在天水麦积山崖壁开凿墓室安葬，即现今麦积山的第四十三窟。窟外檐雕作三间庑殿顶殿宇，前室设佛像，后室雕作低矮的矩形墓室。东魏权臣高欢死后，虚葬于邺城西北之义平陵，另在鼓山石窟寺凿穴葬之，即今北响堂山石窟，但其墓穴至今尚不能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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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建筑为建筑史上的“古典时期”

隋唐的又一次大统一，将同中有异的南北朝建筑制度再加整合，把对周制的考释，与汉魏以来的建筑遗产相融合，在城市、宫殿、坛庙、陵寝、寺观、园林、民居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特别是颁布《营缮令》，实行宫城－皇城－都城的三重城制度，里坊制度，纵列的宫廷三朝制度，离宫别苑制度，高度汉化的佛教寺院制度，以及依稀可辨的营造用材制度等，都将古风时期的建筑演变推向了高潮。唐朝兼容华夷，崇尚博大，因而“唐风”建筑的雄浑豪劲，确是有其时代缘由的，与当时的诗词、书法、绘画等文艺作品在风骨上可作类比。可以想见，唐朝的城市与建筑制度及其风范已为后世奠定了基型，中国建筑史上的“古典时期”由此拉开了序幕。

唐朝太极殿复原图

隋朝为时虽仅37年，却进行了大量的建设。隋立国次年建新都大兴（唐代改称长安），其面积为84平方公里，是人类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所建的最巨大的城市。城内有108坊和两个市，纵横排列，形成方格网街道。宫城在中轴线北端，其南为皇城，集中衙署于内。它是总结北魏洛阳及北齐邺城南城经验而建的，集中衙署于皇城则是它首创的（见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这座城一年即建成。一方面显示出夯土墙壁木构架房屋可以就地取材、预制安装，施工迅速的优点，同时也表现出组织施工上的卓越能力。隋的另一著名工程是开凿大运河。河全长2000余公里，其中80％是在6年内完成的。著名的赵州安济桥建于隋代，是世界上最早的敞肩拱桥。史载隋代建汾阳宫和明堂等重要工程时已有设计图纸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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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建筑转入了成熟阶段

宋朝商业和对外贸易异常发达，将前代的文化积累精致化并进行了细致地整理和提升，技术发明纷纷涌现。宋朝建筑上承隋唐、五代，下启元、明、清，使古代建筑体系从隋唐时的高峰转入了成熟的阶段。宋朝又一次检核律尺，修正典章，恢复了上古积黍为度的黄钟律，建筑营造制度被纳入了“律”、“令”、“格”、“式”典章制度分类的“式”中。

南宋的园林

出于“关防工料”，强化土木工程管理的需要，北宋集天下匠作精要，修成了《营造法式》一书，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包含了设计、用料和施工详细内容的营造规程。这一规程的核心内容，与“斗拱”这一古代建筑中的特殊构件直接相关。除了承檐挑懔，斗拱作为建筑度量基准（拱木断面高度“材”）的作用在唐宋时期得到强化。根据《营造法式》，木构建筑要“以材为祖”，规定了“材分八等”和近于模数化概念的“材份制”，并规范了大木作（结构）、小木作（装修）、石作、瓦作、砖作、彩画作等13个营造工种的用工、用料和工艺制度。除了营造规程，宋代建筑的主要特征还表现在，三重城的形态，厢坊制、宫城接近都城中央，宫前千步廊、工字殿、左祖右社，雉门五凤楼，以及文人园，理学和庄园经济影响下的城乡聚居制度等。作为成熟的典范，宋代建筑的这些特征基本上为元、明、清所继承和发展。因此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古典建筑”作为营造制度的产物由唐至宋已经成熟化了。

宋朝《清明上河图》中东京汴梁的街市

从建筑艺术风格演变的背景上看，军事上积弱的宋朝，先后受到北方辽、金政权的武力挑战，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因而两宋之际的木构建筑在风格上较之前代显现出秀丽柔和，渐趋向江淮的地域特征，与西北和华北地区延续“唐风”的辽朝建筑风格有所不同。这样一种差异首先是由地域因素造成的。又譬如金朝的建筑，在黄河南北分别趋于宋朝和辽朝风格。所以在技术基础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古代建筑的变迁，主要是地域文化的差异使然，即主流文化在空间移动中，使建筑在艺术风格和制作手法上也吸收了不同的地域特征，而朝代的更替却不一定是建筑演变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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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建筑是各族文化的交融

短暂的元朝曾占有横跨欧亚大陆的辽廓疆域，使中外各国、各族的建筑又一次发生了大的交融，以喇嘛教和伊斯兰教建筑为代表的宗教建筑兴盛一时。元朝在建筑制度上继承了宋、辽、金的遗产，并在都城建设上进一步复兴周王城制度，如宫城居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均是如此。同时元朝也将中亚和漠北民族风格的建筑揉合在礼制宫庭的群体布局中了。

元朝北岳庙德宁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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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建筑是集大成的时期

明清是古代建筑体系集大成的时期。在都城和皇家建筑制度方面，将宋汴梁、元大都对周制的复古和演绎发展到极致。如宫城与都城的中轴线几乎重合，完整的三朝五门制度，已具近代特征的街坊和市肆制度，以及完整的郊祀制度，宏大的皇家苑囿、陵寝等。入明以来，无论是官式建筑还是民间建筑，都受到了江南苏、赣等地工匠系统的强烈影响，特别是苏州的“香山邦”，对明清建筑风格的基调奠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明清之际也是古代建筑体系的古典晚期，比较突出地表现在结构和装饰的变化之上。清朝的在用材制度上更为细致，工部《工程做法则列》规定，材分为十一个斗口，控制了“大式”建筑几乎所有的构件尺度。装饰构件与结构构件在功用上分离，特别是斗拱，虽然保留了作为度量和象征的功用，但结构功用明显退化，成了附着于结构表面的纯粹饰物。由于在建筑装修、家具摆设上崇尚琐细雕镂和极度艳丽的装饰色彩，因而从整体上看，清朝官式建筑在结构合理进化的同时，艺术风格上反走向了奢靡，再无古典前期豪劲和端丽的气韻可言了。这与西方建筑从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走向巴洛克和洛可可，在艺术发展的逻辑上十分相似，从而也标志了以木构为主体的古代建筑体系，在清代后期已近于尾声。

不仅官式建筑如此，各个地域的民间建筑也在成熟演化后趋于墨守成规的晚期特征，且营造活动中愈来愈多地糅杂了浓烈的迷信、禁忌成分，譬如风水术的盛行等,明万历年间出现的《鲁班经匠家镜》一书，便是这一变化趋势的真实写照。这似乎可以说明，当中国古代建筑体系演变到晚期，有关营造的风俗是如何从文化根基上深深嵌入到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的。即便是到了近现代以至当代，这种营造风俗依然深刻影响着海内外华人的择居和营居活动。

观星台明清建筑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在“洋务运动”的作用下，农耕文明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在延续了数千年之后，开始向工业文明的近代建筑过渡了，尽管这一建筑近代化进程的起点,比之西方（如果从启蒙运动算起）整整晚了一个多世纪。考虑到中国建筑体系发生的本质性转变，也是为了求得篇幅上均衡的缘故，本书只在结语部分略为提及了近现代建筑发展的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