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校友总会:新闻5

关键词： 体制 新闻改革 30年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而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一，中国新闻改革的展开及其动力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覆灭，回到党和人民手中的新闻传播事业，凋敝败落，气息奄奄，面目可憎，声誉俱毁。在人们心目中，新闻媒介等同于造谣机关，新闻与谣言几无二致。共和国的新闻事业面临着重建家业、再塑新闻形象、恢复昔日传统的紧迫任务。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新闻界首先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展开揭批林彪、“四人帮”，清除其在新闻界流毒的斗争。新闻界又以一系列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报道，努力把过去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新闻界以揭批“渤海2号”翻船事件真相为起始，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拨乱反正为主旨的新闻批评热潮。
三中全会前后，最惊心动魄、令我们今天仍激动不已的三次全国性大讨论，其中有新闻界的一腔热血和巨大魄力。
1977年2月7日，深受“四人帮”影响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口号。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导和支持下，新闻界和理论界挺身而出，同“两个凡是”的方针展开英勇斗争。这场斗争，是围绕着另一场大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
1978年5月9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随之，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一场全国性大讨论迅速展开。这次讨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使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打下了思想基础。
这一时期另一次具有全国意义的理论大讨论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经济建设，但对于为什么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清楚。新闻媒介进行了多年的经济报道，总是围绕政治运动转。这种情况，是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的严重障碍。这场一直延续到1981年的大讨论，为实现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起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这三次主要由新闻界组织的大讨论，不仅倡导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有力推动了全党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开始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重新塑造了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介的形象，提高了新闻宣传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这是粉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之后新闻战线的第一个大胜仗。
在这初战即胜的形势鼓舞下，新闻界自身开始进行一些新闻改革的尝试。197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引用毛泽东的话第一次不排黑体字，以后其他各报争相仿效，遂成惯例。在此之前的5月1日，《光明日报》已告读者将实行改版。随后一些报纸开始倡导短新闻、快讯、今日讯和昨日讯。
但是，有明确目标，又有相当规模和重大社会影响的新闻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展开的。这其中，从1979年春天开始的三次重要会议，是推动全国性新闻改革的强大动力。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主持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会议的首要议题是：新闻工作的中心如何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会议号召解放思想，改进工作，把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加强党的集中领导密切结合起来，把新闻媒介办得既有思想性、科学性和战斗性，又丰富多彩、引人入胜。10月，在北京地区社会科学界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新闻学组上，与会者提出，新闻媒介要进行自身改革，以更好地满足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1980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胡乔木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阐述了邓小平的要求：报刊要成为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中心，促进这个政治局面的发展。会议提出，为了当好思想中心，就要从加强同实际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结合抓起，从抓重大主题、新生事物、重大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入手，这是新闻改革的突破口。这三个重要会议，报上发了消息，中宣部发了文件，新闻改革的口号就是这样提出来的。新闻改革的目标也是在这些会议上确定的。现在有人说，中央从来没有提出过“新闻改革”，纯粹是无视历史的无稽之谈。
当然，新闻改革最强大的推动力，来自亿万民众和时代潮流的需求和呼唤。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了，新闻传媒起初还在抱着“阶级斗争为纲”不放；蓬蓬勃勃的经济建设大潮激荡着每个炎黄子孙，可是媒介上还没有经济新闻的重要座次；亿万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生活的壮丽画卷急切地等待着记者去描绘和反映，但是报纸的篇幅和电视的屏幕到处是领导人的一般日常活动和无穷无尽的会议报道。对于这一切，群众是有意见的。他们在充分肯定新闻传媒粉碎“四人帮”后的进步的同时，也尖锐地批评媒介的种种缺点和不足。人民期待着新闻记者去找他们，期待着自己的活动、欢乐、忧思能在报纸、广播、电视上得到充分的反映，期待着能对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行为进行无情的鞭挞，期待着读到色彩鲜明、清新爽朗、可信可亲的作品，期待着新闻传媒能在推动民主和法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成为既是党的、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喉舌。这一系列期待，汇成推动新闻改革强大的动力。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国门洞开，海外新闻传媒为人们提供了评价和修正中国新闻传播活动新的参照系，广大群众和几十万新闻工作者的价值理念得到了一定的改换和更新，他们不仅看到我国新闻传媒的优势和成绩，也逐步发现我国新闻传媒及至新闻政策的缺点和不足，并且敢于大胆地呼吁改革，设计改革，推动和参与改革。
可见，实行新闻改革，不仅是新时期的历史性要求，而且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不仅是巩固粉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胜利成果，进一步肃清封建法西斯新闻观点的需要，也是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不仅是客观形势使然，也是新闻工作者出自内心的需要。
中国的新闻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内外压力和动力的双重作用下，像一把把烈火，从1979年春天燃烧，席卷全国的。
二，新闻改革初期的任务与成绩
在新闻改革蓬勃展开的热浪中，一些新闻界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进行制度上的深刻反思时提出，新闻界怎样才能跳出“党委犯错误，新闻界也必然跟着犯错误”的怪圈？他们提出一个“良方”：用人民性来制约党性。这个争论最初起于《人民日报》对“两个凡是”的抵制。由于《人民日报》违背华国锋等人的意图，编发一大批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稿件，受到华国锋和宣传口领导人的批评。批评者曰：《人民日报》没有党性。被批评者辩之曰：我没有你的党性，但我有我的人民性。这样，就将党性同人民性对立了起来。
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吸引了全国新闻界的广泛注意和热烈争论，成为当时直至今天新闻争鸣的重要论题，也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明确批评了“党性来自人民性”的观点。笔者认为，按唯物史观的解释，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阶级性，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因此，说“党性来自人民性”，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这一点，多数参与争论的人士，差不多已成共识。许多人还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党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的私利。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同坚持新闻工作的人民性，不仅在理论上是统一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可以努力做到的。那种用党性代替人民性，或者用人民性代替党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也有少数人反对把人民性这一概念引入新闻学，胡乔木即为其中之一。但多数人不认同这一观点，20多年的新闻工作实际业已证实，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没有人民性的新闻事业，不可能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新闻事业，从根本上说也不可能是党的新闻事业。
在改革开放之初，新闻界和新闻学术界对极左思潮肆虐时期新闻现象的反思和对科学新闻观的追求充满着热情。其中最显现活力的是1980年5月在兰州召开的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名为西北五报会，实际上全国大多数省报、主要新闻院校、部分新闻研究单位及中宣部新闻局都派员参加，成为“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新闻学术活动。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几乎涉及会后20多年人们研究和关注的主要重大课题。此次会议两年后，1982年5月，传播学创始人之一施拉姆博士在他的学生、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陪同下来华访问讲学，提出向中国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设想。在他们的推动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一些学者为骨干，加强了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并在全国渐成风气。这一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我国研究传播学的基本态度。
但是，当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刚刚在全国展开的时候，远远谈不到一帆风顺，凯歌高奏。恰恰相反，而是阻力重重，坎坷重重。当有人对“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命题提出质疑时，有不少人为它辩护。当有人提出报纸有商品属性时，立即遭到不少文章围攻。当党报刊登广告时，更有人把这种做法同“向钱看”相提并论。而当新闻价值、趣味性、新闻自由、传播学、民意测验、舆论调查等新闻观念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而出现于口头或论文时，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非议甚至非难的。当“大众传播”、“媒介”这些泊来的新名词出现在党或政府重要文件的头几稿提交专家讨论时，有多少人为之高兴雀跃，而当这些文件最后定稿公布时又不见了这些新名词时，又让多少专家失望沮丧。
在这种种情况下，新闻改革最初的着力点不得不放在具体新闻业务的改进上，这也许正契合中国温和型、渐进型改革的要求。支持这一结论最好的证明，便是1981年11月在庆祝新华社建社50周年茶话会上，习仲勋代表中央书记处讲话，他没有围绕当时有争议的诸多理论问题发表看法，而是重点讨论新闻业务问题，他对新闻报道提出的五点希望——新华社称之为“五字方针”，以及由此而在全国普遍展开的新闻业务改革热潮。这五点希望是：一是真，新闻必须真实；二是短，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三是快，新闻报道要快发，不快就成了旧闻；四是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五是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性强。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在新华社带动下，全国各新闻传媒纷纷行动起来，开设新栏目，创办新媒介，出现了一大批新创刊和复刊的报纸、刊物以及新创办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表了一大批既有指导性又充满着可读性的好新闻、好通讯、好评论和好节目。不久，评选好新闻的活动也在全国开展起来了。此后，还发起了“新闻写作散文化”的研究与实践热潮。
我们可以把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作为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新闻改革的主要成就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传媒的指导思想有所调整，有所改变，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为中心。新闻业务针对空泛、陈旧、拖沓、迟缓等弊病，以“真、短、快、活、强”为目标，努力多写新闻，快写新闻，写好新闻，使新闻的信息量、时效性、服务性、可读性在确保鲜明的指导性和思想性的前提下有较大的改进。这一阶段短新闻写作和现场短新闻写作的大量涌现，是其中突出的成就。
第二，新闻观念得以更新，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闻新观念得以确立。诸如：
破除单一的党报观念，确立国家和人民新闻事业的观念，推动形成和发展以党报和新华通讯社为核心，报刊、广播、电视相互配合，多类型、多样式、多层次的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网。
破除单一的党性观念，在突出和强化党性的前提下，确立新闻事业的人民性、群众性、民族性等多种观念，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对领导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结合起来。明确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又是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
破除单一的指导观念，确立指导就是服务的观念，把新闻的指导性和新闻的服务性、新闻的思想性和新闻的知识性趣味性结合起来。明确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上情下达，而且同时肩负着下情上达、下情互达的使命。
第三，对传媒和新闻的多种功能、多元作用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和实践，由单一的宣传功能，转变为新闻、宣传、信息、舆论、表达等多种功能。长期以来，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只注重宣传功能，注重新闻以至媒介的宣传价值，而对新闻的新闻价值、信息价值、审美价值等多元价值注意不够，更缺少有力的措施去开发利用。在新闻改革中，人们逐渐认识并强化新闻的传递信息和新闻、引导舆论、沟通情况、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刊登广告等功能，使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全面发挥这些功能的过程中，进一步使媒介自身得到改革和完善。
第四，新闻传播的方式和方法得到一定的调整和改善，传播效果有所改进。
改变过去单向传播模式，代之以双向交流、上下沟通的新模式。
改变过去说教式的宣传方式，代之以对话、交流等平等协商的方式。
改变过去封闭僵化的传播秩序，代之以开放、灵活的新秩序。
在新闻工作者的努力之下，过去新闻界禁令过多，禁区重重，以致造成千报一面、千台一腔的新闻传播格局有所改变。在改革中逐渐放权“松绑”，增加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透明度，强调新闻报道的公开性，“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扩大了新闻报道范围，增加了新闻言论自主性，减少了新闻批评的限制，强化了新闻工作者的主体性，整个中国的新闻事业，开始呈现开放搞活的态势。
三，一场攻坚战：改革新闻体制
随着新闻业务改革到一定的广度，新闻观念更新到一定的深度，新闻功能和传播方法改换到一定的敏感度，新闻改革往往会遇到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弊端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现有新闻体制的成因与功过，如何设计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发展状况的新体制，这些问题在1985年就提出来了，而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才真正摆到全国新闻界的议事日程。
我国现存新闻体制，是沿袭延安时期党报体制和苏联斯大林时期新闻模式的产物。这两种体制和模式的共同点是：单一党报体系，高度集权调控，强化宣传功能，经费和发行国家包干。这种体制在战争年代基本可以适应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而到了建设时期尤其是面临世纪之交的科技革命新时代则弊端四起。因此，新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成为新闻改革最迫切的课题。
1985年以后新闻界提出了下列新闻体制改革的设想：第一，建立多种新闻传播渠道，便于广开新闻信息资源，扩大报道面，加大信息量，也利于新闻媒介之间和新闻工作者之间展开社会主义自由竞争。
第二，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权形式的新闻机构，以利于反映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同利益诉求，其前提是新闻编辑的方针必须同四项基本原则保持一致。
第三，在每一个新闻传媒，允许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反映不同利益集团及社会公众的要求和呼声，即放开经营自主权，让负实责的媒介编辑部自己对报道内容负责，同时享有完全的经营权。这种体制改革的设想被概括为“一向多声论”，即在坚持社会主义的统一政治方向条件下，“报纸发什么不发什么由编辑部和总编辑说了算”。
在这三种设计下，一些地区和一些传媒进行了小规模的尝试。在一个阶段里，多样化的报业结构建设初有进展；报台之间、报台与新华社之间的竞争已经展开；在一张报纸上有时可以听到反映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声音，初现“多种声音，一个方向”的新局面。
但是，好景不长。总体上说，体制改革是新闻改革中难度最大的一场攻坚战。体制问题事关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稳妥谨慎地进行。从理论上说，新闻改革应该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鸣锣开道，摇旗呐喊，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一旦进入体制改革攻坚领域，新闻改革必须以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必要前提。离开后者，新闻界单打独斗，风险太大，不测风云时会出现。经验告诉我们，从事新闻体制改革，一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至少是同步而行。二必须认真规划，从长计议。因此，党中央对新闻体制改革进程总的要求是既积极又审慎，一方面，要继续反对僵化封闭，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精神状态，把包括体制改革在内的新闻改革进行到底，时刻警惕和反对“左”倾思潮和“左”的一套做法卷土重来，坚信未来在于改革，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和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沉渣泛起，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反对和打击某些人钻改革的孔子谋取个人私利，从而破坏改革大业。
在这种复杂形势下艰难爬坡的中国新闻体制改革，不巧又遇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风波”。于是，体制改革停顿了近三年之久。
1992年春天传来邓小平南巡讲话，似无情的秋风，扫清了迷惑、阻挡新闻改革的浓雾阴雨，又似和熙的春风，激励新闻界重振斗志，认清航向，再次登上以改变新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新闻改革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