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正略书院公众号:向毛泽东告状的李庆霖晚景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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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泽东告状的李庆霖晚景凄凉
编者按：这篇文章给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毛泽东那个时代上访，直至“告御状”是一件多么容易、多么受重视的事情。上访的人有好的建言就等于立功了，还会进入领导层，如今，“上访非法”“上访就是闹事，是精神病”，有多少上访者被强行截回，被恐吓，被监控，被关进黑监狱，被打伤，甚至打死？
核心提示：1973年5月6日，李庆霖意外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亲笔复信，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拆开封口。信是毛笔繁体横写的。主席在信中说：“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文章摘自《大地》1999年第9期 作者：肖彭生 原题为《今日李庆霖》
30年前，“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掀起了一场“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全国有二千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今天的老“知青”，一定还记得福建省有个小学教师慨然向伟大领袖写了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它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轨迹。时光流逝，当年这位风云人物已淹没在无声的岁月之中……
在莆田市东门凤山街居仁巷一条偏僻小胡同里，有一座低矮破旧的小平房，这里居住着一位衣着简朴，不苟言笑的老人，多半时间，他都在自己小小的卧室里吟诗挥墨，偶尔也到街上散散步。街坊里的人都十分敬重他，称他“李老师”。
他就是当年向毛主席“告御状”，红极一时的人物——李庆霖。
故物依旧人情两样
今年已70岁的李庆霖形容瘦弱，两鬂斑白，已难觅当年“雄姿”，一双慈眉下透出几许忧思。面对来访者，他似乎有点警觉，语音低沉缓慢，但思维较敏捷。二儿子李良雄说，他父亲平生嗜书如命，生活极为随意。李住的卧房还是30年前的模样，不到6平方米的斗室里，摆着一张简陋的木板床和老式的台桌，上面堆满各种书籍，唯一的奢侈品是厅堂上的一把吊扇。去年7月，他老伴去世后，大媳妇送来一台电视机给他解闷，家人说，平时他也很少开，只有地方台播出莆仙戏，他才会坐着入迷地观看。
老人家里没有什么摆设，狭窄的过道堆着煤球和过时的物件，破旧的窗户木扇门上被砸损的条条印痕仍然可见。引人注目的是，在厅堂下面墙上挂着一面镶着毛主席肖像的镜框，上面擦得干干净净。据说，老人每次发现新版毛主席像都要托人买一张镶在镜框里，而今镶在里面的已有一大叠，这是最新的版本。主席像两边是工笔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厅堂的一角有一张竹方桌，已很破旧，当年，李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信给毛主席的。
心有不平大胆上书
七十年代初，正值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在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担任语文教师的李庆霖的大儿子也到山区插队。孩子小，农活重，经常因为吃不饱，跑回家拿米、拿菜、拿油，看到孩子在山区受苦受累，生活无保障，李庆霖心里既难过又内疚，而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却可以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己的儿子调回城，招工、招生、招干、参军，这更激起他的气愤和不平，于是起了给党中央写信反映“知青”问题的念头。信是1972年底写的，信里陈述了自己孩子和下乡知青的因境以及一些当权人物的不正之风，信中最后写道：“我是一个小学教师，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向北京告御状了。”他希望中央重视“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给予更多的爱护。信写好后，他反复修改了几次，怕主席年纪大，看不清，又用300格的稿纸恭敬楷抄写一遍后才投入信箱，信发出后，李庆霖一度惴惴不安，紧张了好几天。他说，他那时，并没有期望得到回音，只是想出出心中闷气而已。
1973年5月6日，李庆霖意外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亲笔复信，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拆开封口。信是毛笔繁体横写的。主席在信中说：“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一遍又一遍读着毛主席的来信，激动得泪流满面，一家人也兴奋的一夜睡不好觉。很快，毛主席寄给他的汇款单也收到了。这笔钱，李庆霖至今没用，存在银行里，遗憾是，毛主席的复信原件却在抄家时丢失了，至今下落不明。
一封来信平步青云
信是直接给李庆霖的，各级基层组织领导并不知道，所以，当第二天李庆霖将这封信送交当时的县领导人后，在全县、全省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据有关资料，中央根据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精神，委托周总理主持，多次组织召开知青工作会议，并派出了工作组深入调查，提出了解决知青问题的意见和方案，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政策，从此，二千多万知青的生活有了极大改善。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还印发到全国各地基层党组织，并传达到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中，一时，李家门庭若市，李庆霖也因此成了户喻家晓的“英雄人物”。
这以后，李庆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不久，就入了党，从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升任为校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直至省高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出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并被选为全国人大党委会委员。次年，李庆霖把他的二儿子也送到农村插队。
好景不长锒铛入狱
1976年“四人帮”垮台，辉煌一时的李庆霖也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14日，李庆霖在福州被捕，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投入武夷山崇安农场劳动改造。在狱中，狱方考虑到李庆霖有一定文化，安排他给犯人上文化课，管理狱中报纸、图书、电视机，后来还负责编辑给犯人看的监狱内部小报。工作之余，他常到图书室阅览报纸、期刊，了解“外面”的情况，由于他在狱中表现良好，1983年他母亲病危，狱方特别批准他回家与他母亲告别，他还两次被减刑。1994年8月17日，66岁的李庆霖重新获得自由，回到家乡。许多老知青听说他出狱，纷纷来看望，还写信慰问他，这使他十分感动。
晚年清贫闭门谢客
长期的身心损害，使李庆霖多病缠身，显得虚弱、苍老。李自嘲说：“苏武牧羊流放19年，我也蹲了19年牢，现在老了，没用了！”出狱后，他没有退休金，仅靠县民政局每月发放300元救济金维持生活。晚年李庆霖患上神经官能症，常常觉得气喘心悸，只有靠服用安定片才能入睡。李庆霖的妻子张秀珍原在莆田四中工作，因受李牵连被开除公职。老伴去世后，李变得更加孤僻不愿见人，常到女儿家小住，一来为避客，二来也为图个清净的环境养身体。刚出狱时，李身体尚好，他常常主动帮邻里收缴电表、水表费，写些喜庆对联类字幅，近年因患病，很少活动，李的人缘很好，有事邻里们都会来帮助，前二年，他的老伴住院开刀，手头拮据，是李的同事、朋友相助为她支付了医疗费。记者在街上打听李的住址时，人们总会热情地为我指点。李庆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镇里工作，二儿子在某中学工作，一个女儿在省体工队工作，均已成家立业。子女们为他添了两个孙女和一个外甥，给李家带来温馨。这几年，经常有些媒体记者欲登门采访，大多被他婉言谢绝。李庆霖不愿评价过去的事。他说，他“一生坦诚，功过任由评说。” 附：李庆林给毛主席的信原文 1972年福建莆田农村小学教师李庆林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比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个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附二：李庆林向毛主席告状始末
点读：现在的年轻人对李庆霖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国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知青以及他们的父母亲人至今仍难以忘记——当年的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无米之炊”的困境。毛泽东收信后寄给他的300元钱，并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不过李庆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间为李庆霖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之后，毛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由此可见，毛主席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到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毛主席的经过。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赫然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颤抖着双手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因毛主席回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从激动中清醒过来，来到莆田县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
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邻居们闻讯后来到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子包着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呀，要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银行，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平时也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直到现在这300元钱还在当地银行存着。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多方反映无结果 斗胆上书毛主席
李庆霖为何要斗胆上书毛主席呢？起因是这样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同全国的步伐一致，1969年福建省莆田县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对本地初、高中毕业生进行认真排队，逐个摸底，挨家挨户动员，思想不通的就先迁户口、办手续，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强制下乡。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也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父母，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按当时的政策规定，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发给，口粮每月18公斤，生活费每月八元。然而好景不长，口粮和生活费仅发了11个月就停了。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红收入，而且连口粮也成问题，生活费用年年由家里负担，每年还要贴补几个月的高价粮，日子才能混过去。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城里来的知青在农村生活不大习惯，势必带来许多具体困难。作为知青家长的李庆霖，对自己孩子面临的困难，难以解决，其心情可想而知。几年过去了，李良模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且越来越严重。出于无奈，李庆霖走上了漫长而曲折的上访之路。
李庆霖先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但问题未得到解决。他又去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找知青的主管单位“四个面向办公室”反映，仍然毫无结果。最后，他抱着一丝希望来到莆田地区民事组，将自己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公社反映问题的过程一并作了汇报，地区民事组答应同有关部门联系。李庆霖满怀希望在家等待，可结果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几次上访未果，李庆霖决定斗胆上书“告御状”，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1972年12月20日，趁学校放假，李庆霖躲在家里，关起门来，显得十分神秘。他怕连累无辜，也怕走漏风声。由于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李庆霖花了两个多小时，一口气写下了两千多字。信写好后，他又反复推敲，删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内容，多说自己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捎带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点自己心中的不平，并用稿纸抄正，毅然将信发出。
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这样的事需要极大的勇气，正如李庆霖所说的那样，说出心里话后虽感到短暂的轻松，但走出邮局大门看到满街的大字报，心情又沉重起来。
反映信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并改变了千百万知青命运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会上，周总理在宣读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时，充满激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大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部分管知青工作负责人的汇报，并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会后，国务院农村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迅速组织了一支党、政、军三结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队，分12个调查小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消息传来，莆田县委书记非常震惊，在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同时也承受着极大压力。尽管县委中有人认为李庆霖告状是给县委领导脸上抹黑，甚至在传达文件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同志们，要警惕啊！阶级敌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说得一无是处啊！”但对毛主席的指示却不能不执行，毕竟这是关系到“阶级觉悟”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莆田县委一面毫不含糊，立即组织县委常委进行学习；另一方面派出工作组对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情况进行反调查，并对李良模施加压力。然而不久，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地各级领导的不断督促，又使得莆田县委放弃反调查，并于1973年7月2日向地委呈送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初步检讨》，承认县委“在这项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的缺点错误，从初步检查的情况看，比李庆霖所反映的问题还要多，还要严重”。
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国最高层。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总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与此同时，各地亦就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及建房材料等行为进行了查处。总之，李庆霖“告御状”事件，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1973年4月29日晚，在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周总理严厉批评说：“中央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能只是设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并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同时，放宽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使知青插队有更大的选择，并采取措施改善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
在改变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舆论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李庆霖的信暴露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阴暗面。
不久，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和李庆霖之间的往返信件印发至全国基层公社一级，由此，李庆霖成了为知青鸣冤叫屈并改变其命运的先驱。与此同时，一种个人无法把握的命运降临到这个普通的小学教员身上，他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上的漩涡……
李庆霖的壮举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1973年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派专车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代，生活和工作上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李庆霖当时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把插在他身上的“白旗”拔掉——1958年大跃进时，李庆霖因临时接手一个基础差的班级，初考成绩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销了教导主任职务，工资也由55.5元减为42.5元；二是其妻张秀珍原在莆田县二中做工友，是“有户口”的正式公职人员，后被解雇，李庆霖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其职。韩先楚说：“把‘白旗’插到小学教员头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
此时莆田街头出现了大幅标语：“向李庆霖的革命精神学习！”“向不正之风开火！”“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开炮！”此时，李庆霖成了各种力量都要争取拉拢的一面旗帜。
1973年11月，李庆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俨然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讲“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并表露出他不怕“身败名裂”，要用“反潮流”来“名扬千古，流芳百世”。
已退休的原莆田地区农委主任宋老先生亲眼目睹了李庆霖卷入派性斗争的一幕：莆田地区行政公署多数干部听党的话，抓革命促生产，1976年春的一天地区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肖文玉主持，并作春耕生产动员报告。会议刚一开始，李庆霖在一众人马的簇拥下走进会场，造反派跳上主席台，抢过话筒，把正在作报告的肖文玉书记推到主席台一旁勒令站着，而李庆霖则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地坐在主席台中间，公开发表歪论，说什么地委书记执行右倾翻案风路线，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李庆霖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喊着：“拥护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到底！”——尽管他拼着老命鼓动，但台下会场秩序井然，除了他带来的几个应声虫外，没有人跟着他喊口号。事后干部们议论纷纷，说李庆霖不过是一个乡下小学教员，仅因写信给毛主席就变成了风云人物，公然坐在地委书记的座位上发号施令。
二十余年后，李庆霖自述：“那段时间，我经常被推上台作报告，有人说我‘忘乎所以’是很自然的。”
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平步青云——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公室副组长负责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1975年被选举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从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视为“四人帮”的“小爬虫”，在当年11月份被隔离审查，关押在荔城原二十八军军部。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被正式宣布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他做梦也没想到，仅仅三年，他从人生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对这个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自己当时是自觉地按上面的部署和要求干的，说了一些错话。但他绝不承认犯有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对这个判决他一直不服。
自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三年以后，才停止对她的监督改造，平反通知书扣了很久才发给她，没有恢复其公职。大儿子李良模由于迟迟得不到安排回城，给中央办公厅写信，上级批示地方信访办：“要把李庆霖家属子女安排好。”直到1982年，李良模才最后一批被安排。
审查期间，李庆霖家被翻箱倒柜，所有文件、材料、笔记本，包括毛主席给他的复信、国务院给他的任命书都被搜走，至今下落不明。来搜查的人几次追问，毛主席寄来的300元在哪里？一家人咬着牙不说。
1979年底，在离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的福建省劳改总队崇安县支队农场里，来了一位年近五旬的犯人，与周围那些蓬头垢面的刑事犯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犯人们很快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犯人，就是几年前名扬全国向毛主席告“御状”的李庆霖。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崇安劳改农场服刑，纷纷买了水果、糕点，走了十几里山路专程去劳改支队探望他。按照监狱的规定，无亲无故的知青是不能同李庆霖会面的。但知青们的真诚举动，使劳改支队的领导难以拒绝，破例让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同李庆霖会面。这些与李庆霖素不相识的知青，围住李庆霖，激动地听李庆霖叙述他给毛主席写信的经过，诚恳地感谢李庆霖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李庆霖是1994年3月提前出狱的，他说：“自失去自由，直至获释出狱生还家门，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岁月，不堪回首！”
晚年孤独又清贫
李庆霖回到阔别17年的莆田县居仁巷15号老屋后，他和老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莆田县委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县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两位老人靠着这点钱勉强度日。
在李庆霖的陋室里，只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一张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当年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的。现在这张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号，在劳改期间，他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张秀珍因严重的肺气肿去世。老伴因他的牵连受了不少罪，现在撒手西去，令李庆霖悲痛不已。
老伴病逝后，李庆霖和次子李良雄住在一起，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清苦生活。他每天在小院里侍弄几盆花草，还到离家不远的市信访局去看报纸。他的大儿子李良模现在莆田市湄州湾开发区北岸土地管理局工作，女儿李良培原先是福建省体工大队短跑运动员，现在福建省体委食堂当会计。但是外界的人，特别是当年的老知青们一直关注着李庆霖的命运和近况。他不时会收到莆田市信访局转交来的全国各地知青们的来信和汇款。
李庆霖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病痛折磨中度过的，他患的是最令人头痛的帕金森氏症和喘息型气管炎。他的三个子女为照料父亲疲于奔命，许多热心人也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他还是在痛苦中走了。
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带着许多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3岁。一段辛酸、一段辉煌、一段困惑、一段沉浮……由此结束。李庆霖安眠在莆田市福山墓园里。2006年清明节，他的子女们新拓了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那封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秋风衰草，夕阳无话，这是一块举世无双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