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ctivecocoa 代理:著名表演艺术家、演员-----葛存壮

葛存壮
百科名片
   葛存壮
葛存壮，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演员葛优的父亲在多年的表演工作中，用精彩的演技为观众奉献了众多经典的反面角色，被广大观众所熟知和喜爱。
中文名：葛存壮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河北饶阳县
出生日期：1929年1月13日
职业：演员
代表作品：《红旗谱》《小兵张嘎》《神秘的大佛》《大清炮队》等
个人档案
姓名：葛存壮
出生日期：1929年1月13日
出生地点：河北饶阳
职业：演员北京电影制片厂
国家：中国大陆
家庭：夫人施文心、儿子葛优、女儿葛佳
从艺经历
1947年东北解放后，葛存壮考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文工团当演员，两年后随团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演电影，1953年调到北  
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工作。
早年参加过电影《中华儿女》、《钢铁战士》、《白毛女》、《赵一曼》等影片的拍摄表演。后在电影《六号门》、《猛河黎明》、《红河激浪》、及话剧《粮食》、《日出》中扮演角色。善于扮演反面角色如叛徒、日本军官、地主、地痞流氓等。且尤以《红旗谱》中的地主恶霸冯兰池，《矿灯》中的日本经理"岛田"、《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小兵张嘎》中的日军龟田队长、《南征北战》中的蒋军参谋长、《柳暗花明》中的造反派头子、《大清炮队》中的清军守备叶守信等最为成功和著名。同时执导过电视剧《落榜之后》和《钧鱼》。
表演之余，还撰写过一些理论文章，有《扮演反面人物的点滴体会》、《从冯兰池到闻一多》等。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理事。
电影作品
1949年《中华女儿》
1950年《钢铁战士》
  
1950年《白毛女》
1950年《赵一曼》
1950年《内蒙人民的胜利》
1950年《辽远的乡村》
1952年《六号门》
1954年《土地》
1955年〈猛河的黎明》
1955年《平原游击队》饰杨守业
1958年《深山里的菊花》
1958年《生活的浪花》
1959年《青春之歌》饰李芝庭
1959年《粮食》饰清水
1959年《矿灯》
1960年《红旗谱》饰冯兰池
1960年《五彩路》
1961年《暴风骤雨》饰刘胜   葛存壮扮演的龟田少佐
[1]
1962年《停战以后》
1963年《小兵张嘎》饰龟田
1963年《红河激浪》
1964年《小二黑结婚》
1964年《青年鲁班》
1974年《南征北战》（重拍片）
1975年《决裂》饰孙教授
1976年《金光大道》下集
1976年《雁鸣湖畔》
1978年《大河奔流》（上下集）
1980年《小花》
1980年《柳暗花明》
1980年《神秘的大佛》饰沙陀爷
1980年《戴手铐的旅客》
1981年《玉碎宫倾》饰干珠尔王   葛存壮
1981年《新兵马强》
1981年《智截玉香笼》
1982年《如意》
1983年《包氏父子》
1983年《武林志》饰 梁守仁
1983年《开拓者的足迹》
1984年《街上流行红裙子》饰吹箫老人
1986年《侠女十三妹》
1987年《失恋者》
1987年《大清炮队》饰叶守信
1988年《荒火》
1989年《命运喜欢恶作剧》
1990年《天字号密令》
1991年《断命纹身》
1992年《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饰李鸿章
1993年《送你一片温柔》
1997年《爱情麻辣烫》
1998年《周恩来—伟大的朋友》饰齐白石
2004年《我的法兰西岁月》
2004年《独自等待》
2006年《爱情呼叫转移》
2009年《建国大业》客串 文化界代表   《建国大业》剧照 葛存壮饰演文化界代表
[2]
电视作品
《落榜之后》导演
  
《钧鱼》导演
1991年《誓言》
1992年《皇城根》
1992年《过把瘾》
1998年《千秋之约》
2002年《活个精神头儿》
2004年《六面埋伏》
2005年《离婚官司》
2009年《徐悲鸿》饰齐白石
   葛存壮的齐白石造型
[3]
所获奖项
第三届德艺双馨颁奖礼获得艺术终身成就奖
  
1998年荣获第18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周恩来——伟大的朋友》
其他作品
1983年央视春晚与李光合作表演京剧双簧《虎口遐想》
1998年央视春晚《正方与反方》导演：刘文虎，张雪松
人物趣谈
汇报思想过了头
老嘎入党后还有一年预备期，这是党章规定的。可是老嘎在转正的问题上又遇到了挫折。
不久，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党交心运动，交心就是向党组织把自己内心最隐蔽的思  
想活动说出来。
老嘎一片赤诚，苦苦搜索，哪怕是一闪念的思想活动，都向党交出来。
一是：有几个月没看见少奇同志露面，报纸和纪录片中都没有看到，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犯错误了？（因为那个年代，领袖犯错误都是不在群众中公开的，只能从这些迹象中猜测。）
二是：“苏联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和卡岗诺维奇搞下台，自己篡位。看来苏共乱了阵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恐怕应该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了。”
三是：周恩来总理在国内国外的公众场合出现时，总是受到热烈欢迎，他会不会有优越感？
老嘎的这些内心活动只是一闪念，没有对任何人谈过。这会儿挖出来交给党，真是忠心耿耿。没有想到，这次交心捅了篓子，演员剧团大会小会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怀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帽子扣得可不小。组织上让他深刻反省。他连连检查，无非是怀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犯了原则立场错误，对共产国际失去信心。
北影厂党委副书记和葛存壮谈话，指出他怀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怀疑国家领导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应给予处分；若不是看他平时总的表现比较好，就可能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现在党委决定延长葛存壮入党预备期半年。
老嘎对党委的决定不大服气，斗胆质问党委副书记：“党号召我们向党交心，我把内心一闪念的思想都说出来了，结果给我延长预备期的处分。我想问一问，要是我不说出来，是不是就不受处分，可以转正了。”
党委副书记没想到老嘎会问这种话，想了想说：“你要是没有说出来，那就另说了。”
半年后，经党支部大会讨论，老嘎转为正式党员。
每当回忆起这件事，老嘎总是感到啼笑皆非。现在看来，那算什么问题！苏联不久被我们党戴上了“修正主义”帽子。 忘事出了名的“葛大哈”
别看老嘎在外面衣冠楚楚，人模人样，穿衣服讲究配色，换来换去，出门前在镜子前照来照去。朋友们说他很绅士派。其实他在生活中大大咧咧，丢三落四。单就他忘事丢东西就足可以写出一本书来。
有一天，客人来访。临走时，老嘎送出屋，客人却找不到自己的鞋。大家帮着找，没有。怪了，难道鞋子会飞！客人一转身，发现自己的鞋竟穿在老嘎的脚上。我们大笑，老嘎还调侃说，“我说呢，怎么今天这鞋穿着有点紧。”
又一天，我们到楼下一个熟悉的饭馆请客人吃便饭。席间，一名服务员对老嘎说：“葛老，请你出来一下。”他们在外面说了一会儿话。进来后，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没什么。回家后他才告诉我，上次在家叫菜时后补的一份螃蟹的钱忘付了。20多元呢，你说说有多丢人！
不久，我们又去楼下吃便饭。出来后，顺便到谢芳家去坐一会儿。老嘎突然站起身说：“坏了！刚才忘埋单了！赶快往外跑。幸亏饭店老板认识他，否则追出来要账，那该有多难堪！
老嘎还有一次惊心动魄的遭遇。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有一天，他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他那只很旧很普通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到一家商店去买点日用品。他喜欢买些家里日常用得着的小工具如钳子、改锥等。
老嘎在柜台的玻璃面下寻找挑选。这时他身旁又来了一位男同志，也和他一样在选择商品。
买了东西后，老嘎拿着手边的提包走出商店，找到自己停放在门口的自行车，却发现车把上赫然挂着自己的手提包，和手中的提包一模一样。他愣住了，坏了，错把别人的手提包拿出来了。怎么办？他三步并作两步赶回柜台前，那位男同志竟没有发现什么，还在仔细挑选商品。他想跟他说说。后来一想，还是什么也别说了，只是悄悄把那只提包放回柜台上就离开了。出来后，越想越害怕，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在他往回送包时被发现还好说，万一在他提着别人的手包往外走时被发现逮着了，他怎么解释呢？怎么也说不清，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做什么事总是让我不放心
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把家里的副食购货本丢了。那个年代，只有凭副食本，才能买到一个月二两的芝麻酱、二两粉丝，，还有碱面、苏打粉、白糖等等生活“奢侈”品，而且只有凭副食本，过春节时才能买到有限的瓜子和花生。可是他把每家只有一本的副食购货本丢了。他很懊恼，在外面丢的，哪儿去找？埋怨他也没有用，只好认倒霉了。  
过几天，忽然电影厂里的小卖部捎信让老嘎去一趟。回来时，他兴奋地向我扬着手中的副食本。我抢过来一看，确实是我们家的。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这样的一段文字：“你这个笨蛋，把副食本丢了。现在还给你。我买了三个月的芝麻酱。你要是骂我，你就是中国人的孙子。”看完，我不禁笑了，不管怎么样，他是个好人。是这个人捡到我们的本子后扔到邮筒里，再辗转还给我们家。这个人是个很幽默的好人，送给他半斤芝麻酱也不多。
老嘎还在这时期丢过家里的十斤粮票。粮票是人的口粮，也可以说是人的生命啊！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粮食。那年代，就是好朋友到谁家吃顿饭，也得放下二两粮票。一般说，谁都不在别人家吃饭。就是进饭馆也得交粮票。
他去粮店买粮食，竟把粮票丢了。那是十斤粮票，不是一两、二两、一斤、两斤或者五斤，而是最大的面值十斤。他骑车到了粮店，掏口袋，粮票不见了。丢在哪儿了？回家找，没有。就去路上找，从我们家到粮店有几里地。那天还下着小雨，他低头细细地在泥泞的地上扒拉。可怜那粮票只有一寸长几分宽，薄薄的一张小纸条。哪里去找！来回找了几趟，还是没有找到。他沮丧极了。那时，我正在农村工作组参加整社工作，收到信后，只好少吃粮食，多吃代食品，把粮票省出来。 中了美人计
老嘎还中过一次美人计。那是在三年前吧。老嘎和我到积水潭医院去看病取药。已是下午四点多钟，病人很少了。我还要做一项检查，便把手包交给他，还嘱咐他看好。老嘎坐在大厅里等我。他把自己的手包和我的皮包放在右边隔一个位子的椅子上，很潇洒的姿态坐着。他可不像我闭目养神时也要小气巴拉地用一只手紧紧挽着自己装着药费的手包。人家潇洒着呢。这时，他对面隔一排座椅走来一位中年女子，看见老嘎便热情地说：“葛老，我可是看着您的电影长大的……”她夸赞老嘎的表演如何如何好，说自己就爱看老电影，老电影有故事，演员好……又说她在长春住过，那时老嘎正好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他们越谈越热乎。那女子走后，老嘎左边椅子上坐着的一位年轻姑娘问老嘎看什么病，老嘎说自己有高血压，姑娘说自己的父亲也有高血压病。她是陪父亲来看病的。又询问关于高血压的常识。于是，老嘎就热情地给她讲解关于高血压的知识。过了一会儿，姑娘说要去看看父亲看完病没有，就走了。老嘎转过身来，忽然发现自己的手包不见了。他还有点怀疑自己的记忆，跑去检查室问我：“你拿我的包了吗？”“没有啊！”他说：“坏了，准是那两个女人串通好，把我的包偷走了。”他问一位清洁工。清洁工说，今天你这是第八起了，尽是偷包贼。老嘎打听大厅有几个门，他还想堵住那两个女贼。那怎么可能呢，医院大厅四通八达，门多着呢。有人告诉我们，赶快报警去，院里就有派出所。我们去报案的时候，就看见民警押着两个小偷经过。虽然不抱什么希望，还是一五一十把经过说了一遍。派出所也登记在案。
我俩又立刻打出租车跑到西直门电信局去，请他们立刻锁住老嘎的手机号，以免被盗打花去许多冤枉钱。
老嘎的手包里倒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有一些应急的药品。但这个手机已经是儿子给  
他的第二个手机，前不久在师范大学就丢了一个装有手机的手包了。那时，手机还没有降到现在的价钱呢。真可惜！我埋怨他，怎么可以把包放那么远？为什么不放在自己身边？还放在隔开的一个位子上？幸亏小偷手下留情，没有把我的包偷走。其实，付药费的现金正好放在我的包里。
老嘎叹口气说：“唉！我今天是中了美人计了。”可那两个女人并不美啊！我说：“人家给你灌了迷魂汤，一说你演的戏，你就什么都忘了。”
从那以后，我再不敢把自己的包随便托付给他。 我接的是岳父，不是右派地主
我父亲十几岁就离开家，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央大学商学院（地址在上海），同时又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律系学习（夜大学）。拿到两个学士学位后，又参加当时国民政府考试院举办的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被录取成为国家公务员。抗战胜利后辞职经商。解放前夕他在一家私营银行当经理，同时在一所商业职业中专任教。1950年考入西南军区贸易部参加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同时又被戴上地主帽子，劳动改造了22年。然后遣返老家四川江津县（现属重庆市）当地管制。
1979年，“四人帮”粉碎三年了。那时我父亲已经72岁，视力很差，一个人孤孤单单，没人照顾，生活确实不便。亲戚们都建议我接父亲来同住。我一直有些犹豫。父亲戴着两顶帽子，老嘎是共产党员，他能接受吗？我们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记忆犹新。一个共产党员赡养黑五类岳父就是严重的立场问题。可我是独生女，赡养父亲，责无旁贷。我犹豫了很久，才向老嘎开口。我为老嘎着想，不应该提这样的要求。我想过，如果他同意，固然好；如果他不同意，我也能理解，不会强求。老嘎却没有犹豫，平静地说：“那就接来吧。”
这是很不容易的啊！有的人宁可多寄些钱回去，也不愿接到家里来，何况还是这种很不光彩的身份。
1979年2月份，父亲乘火车抵达北京站。我已接到电报，准备去车站迎接。那天，我对老嘎说：“你就别去了！”我总担心株连他。过去总说，阶级斗争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万一又来了政治运动，他这个共产党员还到车站去接地主右派，什么立场？！可是老嘎说他也要去。他后来说：“不怕，我接的是我的岳父，不是接地主右派。”一句话，石破天惊！我永记心间。
那时我们家房子比较狭窄，原先小嘎（葛优）住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父亲来后只好和外孙挤在一起了。我总想尽量不要添麻烦，万事就将就一点。可是老嘎却很关心这位老丈人。他觉得老丈人是知识分子，给他安排一张书桌，让他能读书看报写字。我父亲很满意，他觉得比在老家强多了。 老嘎是干长工的
有一次，保姆请假回老家去了。老嘎给父亲房里拖地板，父亲看不清楚，便问他：“你是新来的吗？”老嘎回答：“我是存壮。”
父亲说：“哦！你姓陈。”老嘎又说：“我是葛存壮。”父亲却问：“你是干小时的吧？”
老嘎笑了，说：“我是干长工的。”
我在那边屋里听到他俩的对话，笑弯了腰，赶快过去附耳告诉父亲：“他是存壮。”
父亲听明白后也笑了。
最近，父亲闹的笑话更多了。
有一天，半夜一点多钟，他打铃叫醒了保姆，说他没有吃晚饭。保姆解释说，他六点钟时吃过了。他  
仍旧说他没有吃晚饭。后来我就听见老嘎的声音说：“你吃过晚饭了。你现在是不是饿了？饿了就吃点东西。想吃什么？吃馄饨好不好？”然后就让保姆去做。吃完馄饨后，父亲睡下了。
三点多钟，我又听见父亲那里传来说话声，听见老嘎和保姆对父亲说：“你吃过晚饭了，刚才又吃了一碗馄饨。”我一直也没睡着，便起床过去了。只见父亲衣服和鞋袜穿得整整齐齐，坐在沙发上。我就过去贴着他的耳朵说：“你吃过两顿晚饭了，你快睡觉吧。”这样，父亲才同意上床睡觉。而老嘎和我便一夜没有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问父亲：“你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起来两次要吃晚饭。”父亲茫然说：“我不知道。”
老嘎尊重关心我父亲，我父亲也通情达理。因此，二十几年同在一个屋檐下，从未发生过龃龉。老嘎六十岁生日时，父亲送他一首诗祝寿：
六十寿辰贺檀郎，贫丈人情纸半张。
谊重何须厚币帛，借花献佛又何妨。
亲友们说我父亲能如此高寿，是因为有我这孝女。我说，重要的不是女儿孝顺，最难得的是有个好女婿。
我的老同学，现在是电影学院带研究生的教授余倩对我说：“老嘎对你爸爸这么好，我敬重他。”
人物特写
被导演凌子风看中
葛存壮是1953年调入北影厂的，从影初期，他一直跑龙套，银幕上没怎么露过脸儿。他不挑拣，不计较，  
认真地对台词，琢磨其他演员的表演技巧。1959年，著名导演凌子风“慧眼识才”，发现了葛存壮的表演潜力，在导演电影《红旗谱》时，大胆地起用葛存壮，让他演反面主角——地主冯兰池。葛存壮当时已29岁，凌子风将影片《红旗谱》中的反一号冯兰池的角色给了葛存壮，当时的葛存壮百思不得其解：“30岁的人要演一个六七十岁跨度那么大的角色，你到底是根据什么敢于起用我葛存壮的？”凌子风的回答很干脆：“干吗问这么多呢？让你演你就演吧。”葛存壮还是不依不饶，凌子风终于说出了答案：“确确实实你没有演过重要的角色，我之所以敢大胆地起用你，就是拍《中华女儿》等影片时，你跑了那么多龙套，你每演一个群众，哪怕是一句话、一个镜头都是那样的认真，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一次表演显示出了他出众的表演才华，由此，他成了演坏蛋的特型演员，如电影《粮食》中的清水小队长，《矿工》中的经理岛田，《小兵张嘎》中的龟田等等。他还擅长一人演两角。在影片《大河奔流  
》中扮演恶霸兄弟海南庭和海秀庭；在电影《小花》中，同时扮演毒辣却貌似文雅的国民党司令丁书桓和老奸巨猾的地主丁雅云。因为他多演反面人物，与陈强、陈述、方化和刘江共称为中国影坛的“五大坏蛋”。
近20年来，他改变了戏路，多演正面人物，也颇得好评。由于他在影片《周恩来——伟大的朋友》中出色地饰演了齐白石，在他即将度过70岁生日时，荣获了第1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这是葛存壮从影50年来第一次获得如此殊荣，也是对他多年饰演配角所付出的心血的褒奖。 最满意的作品是葛优
葛存壮这辈子没有想过要成为什么大明星，只是脚踏实地干好每一样工作。在他70岁那年，他终于获得了一个大奖，就是金鸡奖的最佳男配角奖。说来凑巧的是，儿子葛优获得了同一年的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谈起葛老这辈子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时，不知他是有意回避还是故意幽了一默，“哪部作品是我的代表作，我始终认为应该由观众去评价，如果一定要问我葛存壮   葛存壮与葛优
的代表作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葛优。”他坦言最初自己并不认为葛优是个演员的材料：当初我们希望他搞美工或摄影，可他对考演员非常执着。他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闯到北京电影学院考试，初试就落榜了，之后他又闯青艺，第一次面试就遭淘汰。后来又去考实验话剧院，人家看着我的面子给他一个复试的机会，可还是被淘汰了。最后我看到儿子太执着了，又要考全国总工会话剧团，就动了恻隐之心，给他请了朗诵的老师和教他唱歌的老师，还帮助他搞小品。葛优在插队的时候养了两年半的猪，我们就创作了一个《喂猪》的小品，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他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小品，把这种真实的生活感悟体现出来了，这个小品决定了葛优未来的艺术道路。 尽管葛优在演艺之路上已取得相当的成就，但葛存壮对儿子的演技还有更高的要求：葛优的表演有缺陷，在表演的时候面部表情不是很丰富，也就是说变化不多。他演戏的时候，往往视线是低下去的，不太跟他的对手交流，这方面葛优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克服。” 终于演上了喜剧
葛存壮执着热爱表演事业。却为很少碰上喜剧而有些遗憾。如今，葛存壮的喜剧情结终于如愿以偿。在北京音像公司与北京东亚龙视广告公司联合拍摄的三集贺岁电视剧《张灯结彩》之《好事多磨》中，他与李丁、何冰联袂演起了喜剧。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一位执着的老人麻博士(李丁扮演)祖辈上传下来一副残缺的古麻将牌，他为了搞明白麻将牌残缺的原因，也为寻找失掉的残牌，研究了许多资料和档案，从中发现了麻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剧中通过麻博士与日籍华侨狄村(葛存壮扮演)以及邻居大郭、祝总的碰撞与摩擦，表现了由找麻将牌引发的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故事。
父子情深
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葛存壮和陈强是最让大家羡慕的人，他们不但自己在艺术上取得很高的造诣，而且他们各自的儿子也“青出于蓝”。至今在北影厂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整个北影厂，葛存壮儿女最成器，儿子葛优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女儿葛佳北京大学毕业后留美，儿女成家立业，儿孙满堂，葛存壮老两口最有福气。父亲节前，葛存壮从一个父亲的角度讲述了他和葛优几十年来的父子情。 骄傲：葛优出名我悠着乐
记者电话采访葛存壮，已经74岁的葛存壮对记者没有任何的架子，一侃就是一个多小时，直到采访最后他才告诉记者，近来失眠严重，刚起床不久就接受电话采访，就连老伴为他准备的早餐都没有来得及吃。当记者在电话中表示歉意时，葛存壮幽默地说：“你可帮我省了一顿，现在可以早饭、午饭一起吃了。”
话题自然是从葛优开始，葛存壮笑着说起一件事，有一次上电视节目主持人问他，演了几十年的电影，最具代表的是哪部？他当场幽默一把：“演戏演得怎么样，还得观众说了算数，但我自个儿觉得我的代表作就是葛优！他能出息了我也跟着骄傲！”以前，葛存壮带葛优去饭馆吃饭，很多人指着葛优说，“你看，这是葛存壮家的儿子”。而现在葛存壮的头衔是“葛优他爸”了，他说：“这个称呼我听了还是很高兴，心头乐滋滋的，觉得这样儿子总算比我出息了。” 欣慰：儿子买的鱼竿踏实
葛优让葛存壮高兴不止因为事业的成功，葛存壮在1994年到医院检查身体时，发现左心房长了一个鸡蛋大的黏液瘤，他说：“医生建议我马上做手术，开胸手术后我在监护室里呆了两天两夜，葛优就在医院守了两天两夜，一步也没敢离开。”葛优知道他喜欢钓鱼，专门到渔具店挑了根900多块钱的钓鱼竿，“我有几十根鱼竿，但每次钓鱼都带他送的这根鱼竿，用起来心里特别踏实，儿子送的用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别人要是问起来我就特得意，说是'我儿子买的’。”
不过葛存壮也“揭发”了儿子的“不是”，他说：“上次他拍《卡拉是条狗》的时候，北京最热那会儿，他要来回跑来跑去，后来中暑不说还累出心脏病，我跟他妈都不知道，他一声没有吭，后来都住院几天了，我们看到报纸打电话给摄制组才知道真相，要去医院他还不让，说一点没事。” 遗憾：父子未同台演戏
演了几十年的电影，塑造了无数经典的人物，葛存壮十分知足，但惟一的遗憾就是父子从未在一部作品中演过对手戏，说起这件事情，葛存壮表示并不是没有人找他们父子，而是葛优有心理障碍，他解释说：“在家里，我跟他处得像朋友，但要说真让一块拍戏，葛优他一听就犯怵，放不开，也不敢演。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生之年能跟他一起拍一部戏，早前也有导演、编剧这么想来着，撮合我们爷俩，但葛优现在还没有突破，我也不会让儿子为难，到现在也心愿未了，成了一个遗憾。”
但在去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葛存壮父子俩一起出现在台上，他说：“一开始组委会只邀请我去颁个奖，后来才跟我说是给葛优颁，我就乐坏了，葛优也特别高兴，觉得从我手中领奖特别得意。” 曝光：“蔫淘”影帝生性胆小
一说起童年的葛优，葛存壮乐了：“他呀，小时候特'蔫淘’(看起来老实，其实很淘气)，总是偷偷地调皮捣蛋，搞小动作做怪相。小学时有一次上课大家都安安静静，他就躲在下面看样板戏的书，看着看着突然大吼一声，自个儿唱了出来，把老师同学吓了一大跳。所以说你看着他蔫吧，他又冷不丁地搞点怪出来，不过，总体上还是个好孩子，不让大人操心。”
但葛优小时候胆子特别小，这一点葛存壮也没有向记者隐瞒：“小时候吧，他要跟人打架，一开战他就溜了，躲起来不正面冲突。现在他的性格也算是'本性难移’，不爱惹是生非，待人接物也懂得谦让，做事踏实，不张扬，这样我跟他妈特别放心他。”尽管葛优在银幕上饰演的都是小人物形象，除了风趣幽默，会耍嘴皮子，葛存壮特别纠正指出：“演戏跟生活中特别不一样，生活中他话不多，人多的时候他就安静坐一边，不爱张扬。” 教子：从来都没打过他
葛优人实在，说话做事低调，踏踏实实演戏踏踏实实做人，在圈内极具口碑。不过，这些都离不开严父的教诲。葛存壮透露了教子之方：“打小就没有打过他骂过他，连大声吼他都没有，我就坐下来跟他谈话讲道理。葛优现在都怕我严肃，只要我摆起脸，他心里就直犯怵，他也怕我。”尽管儿子拿奖无数，葛老却从来不轻易夸奖他，“现在我都会常常教育他为人做事要谦虚、谨慎，不要以为演了几部电影、拿几个外国大奖就了不起，称他'亚洲影帝’就昏了头脑，演员就是要讲一个艺德，名望与为人成正比才行，没有观众就没有他的成名。” 给儿子当参谋
当初，葛存壮跑了10多年的龙套后才出名，而儿子葛优命运也似乎跟他一样，最初演了不少配角，但真正成名却是在中年，葛优36岁时接演了张艺谋导演的《活着》并一举夺得戛纳影帝后扬名海外。这中间，葛存壮夫妇的功劳可不小，他告诉记者：“当初他接到《活着》剧本时并不太想演，总觉得自己学问浅，心里没数，一直很犹豫，后来他妈把剧本给看上了，说什么也让他上，他这才肯去演的。”
公益慈善
著名表演艺术家葛存壮，不但为演艺事业尽心尽力，还将自己的儿子葛优培养成才。老年后更是把这份积极投入到公益事业中，曾在2009年被评为中国慈善排行榜十大慈善明星之一、2010年亲自前往中国红十字会，为青海玉树地震的灾区捐款1万元、担任“中华敬老爱老电影基地”形象大使，为老年人公益性电影文化平台做推广，为国家家电下乡补贴政策的公益宣传片《咱家该买了》做宣传等。近日，《公益时报》记者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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