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钱币交易市场:互联网改变中国

    2008年，是中国互联网书写历史的时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通过网络与民众进入一个面对面的时代。
    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人民日报社．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们在线交流。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执政党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以直播的形式直接回答国内公众提问。胡锦涛与网友的交流采取完全平等的姿态．被网民称为“我们的网友胡锦涛”。
    在和网友交流的同时，胡锦涛还在《人民日报》社发表讲话，称：“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
    而在2008年．中国互联网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是．中国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这两件事情的结合，预示着互联网对执政者的反应机制、行为模式的改变和社会变革的促进，将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网络舆论的光荣和梦想
    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中．2003年被称为”网络舆论年”。虽然网络舆论在2003年之前就已存在，但在这一年，中国的网民看到了通过网络舆论改变事件进程的力量。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报道．揭露了一起广州执法人员粗暴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致人死亡的案件，并配发评论《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报道和评论随即被多家网站转载．在网络中引起强烈的关注。网民不仅在BBS上发出强烈的声音，而且还在当天建立了一个名为”孙志刚．你被黑暗吞没了”(后更名为“天堂里不需要暂住证”)的纪念网站。这种舆论．迅速转化为三位法学博士和五位法学家两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行动。6月20日，国务院发布第381号令．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新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白8月1日起施行．其中提出自愿救助的原则，取消了强制手段。孙志刚以他的生命换取了一个有关底层百姓的政府法规的终止．而这个阶层的呼声被忽略得太久了。
    以往，当人们需要社会关注的时候．首先是寻找政府或相关机构，其次是寻求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进入2003年之后，更多的人将网络作为获得社会关注的低成本的、快捷的渠道。
    因为有了网络，湖南“黄静裸死案”引发的全国性讨论，催生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出台，以法律形式规范司法鉴定改革。
    也是因为有了网络，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案才“走出”河北．形成海内外关注的新闻事件，孙大午被释放，而民营企业家的处境、农村金融的现状等等，都借此形成了公共话题，推进中国的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网络舆论在中国政治当中的作用也初步显现：2003年的非典时期．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的一线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而温家宝总理视察北大抗非典工作时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非典的信息控制所引发的问题．最终导致中央改革了突发事件报道的管理办法，“所有的国际、国内的突发事件都应该及时、准确地给予报道，这就促进了新闻的进一步改革”。
    2003年之后，网络舆论继续发挥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看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11月4日选编的《互联网信息择要》后．次日便就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出批示。据报道．中央和国务院设有专门机构，每天从网上搜集重要信息，以“互联网舆情”形式提供给领导人参考，网络舆论成为一种“公开的内参”。2007年、2008年．网络舆论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厦门PX事件、“虎照门”到汶川大地震．从瓮安群体性事件到三鹿“毒奶粉”，这一系列范围广泛、性质各异的事件，让人们充分领略了网络舆论的威力。
    通过互联网而表达的公众舆论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占有独特和显著的地位。这一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改变了中国媒体的生态系统。在2003年以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彼此隔绝，因为前者常常对后者表达的东西充耳不闻，但在此后．很多时候新媒体和主流媒体产生了良好的相互作用。新媒体的相对透明．促使原有的新闻机构变得更可接近和更具互动性。在过去三四年中，互联网作为一种新闻生产、收集和议程设置的媒体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
    博客的兴起
    中国互联网协会2007年1月1 0日发布的《2007中国互联网调查报告》显示，到2006年底．我国博客作者规模达到2080万．博客访问量达1．01亿。在博客作者中，活跃的博客作者为31 5万。
    从个人表达的角度．中国的博客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愤青”博客。“愤青”并非“愤怒”与“青年”的简单之和：这里的“愤怒”，与个人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无关，而是指较为明显地流露出对某些社会制度和现象的强烈不满；这里的“青年”，更多的限于当代城市知识青年这样一个特定群体。在中国．博客作者以亲历者或目击者的身份，参与重大事件报道的例子尚不多见，然而公民新闻已开始初露端倪。例如，重庆“钉子户”与厦门P×事件中．均可以看到公民记者活跃的身影。博客更多从事的活动还是获得信息．以及在阅读新闻后发表自己的看法。
    第二类是“小资”博客。“小资”即小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这个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大加批判的历史词汇．被赋予了某种新的文化意义。那些在中国城市写字楼里忙碌的“白领青年”们在“小资”的旗帜下．找到了归属感和身份定位。“小资”的出现．表明中国人的都市生活越来越丰富．自由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大。
    从中国目前活跃的博客群体来看，博客现象的兴起代表着平民的崛起。博客话语是市民主义的，话语权力由集中走向泛化和分散。人民网的一位网友说：“信息化和民主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历史性成果，就是平民取得了话语权，所有的。特权话语阶层’人士．都必须适应这个平民话语的时代。”
    互联网与公共领域
    2005年5月24日．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从北京发回一篇有关中国博客的文章．”Death by a Thou-sand Blogs”．其中称，互联网．特别是博客，开始在中国扮演媒体监督的角色．它们必将对中国政治产生巨大影响。显然，在西方．对中国的网络控制的关注．与其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未来期盼密切相关。
    纪思道的文章发表两个月之后．Bloomberg的记者马修?米勒发出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和印度在网络发展上的一个悖论：印度拥有民主的政府和自由的媒介．但印度的网络市场却远远没有中国繁荣。印度在和中国人口差不多的情况下．上网用户不到中国网民的四分之一。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哪里7因为中国政府在网络的基础设施上作了大量投资。马修指出，在过去五年里．中国政府投入电信网络的资金达1380亿美元。
    无论中外，人们不断追问一个问题：“互联网会不会促成中国社会的大幅转变？”我认为，这种工具并不能保证政治的民主转变，但它在帮助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简言之，公民对于社会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在共有媒体之中，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信息的生产。
    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拥有了对公共事物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无论是“超女”的”粉丝”们通过网络和手机在全国多个城市协调发起的支持自己喜爱的明星的活动．还是汶川大地震后网民的自发救灾，以及网民通过网络结交“驴友”、”玩伴”．都初步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的作用。政府对网上抗议和签名采取了一种较为容忍的态度，既是因为尚不存在实际的政治威胁，也由于几乎不可能消除网上集会。同时．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一个例子是中国的思想知识类网站，集结了大量自由交换意见和信息的知识分子。
    尽管有以上的进步．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显著的障碍因素。有学者把这些障碍归结为三点：网络控制很严厉：互联网在全国的普及率仍然较低；中国社会仍然缺乏良好的公民文化。
    非正式团体和个人利用互联网创建自主社区、促进政治参与的方式产生了最大和最积极的政治影响。通过这种方式，互联网帮助创造了社会资本。在中国．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资本的增加，是中国市民社会成长的表现之一，更多个人通过网络加入到公共领域中．有利于发挥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催化中国迫切需要的民主进程。
                                                  摘自《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