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铃虫的卵:鲜为人知的中日金融大战

冯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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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妄图使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并且成为它侵略亚洲“以战养战”的资源供给地，为此通过设立伪银行等方式大肆搜刮金银，疯狂抢夺物资，破坏中国经济。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克敌制胜的正确路线，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抵抗日军经济、军事上的野蛮进攻，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渗透金融与反渗透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先后设立了4个大型伪银行，发行伪纸币，抢占沦陷区市场，以保证其政治、军事侵略的需要。在东北，伪满洲中央银行币迅速占领了东北的货币市场，取得了侵华战争中较巩固的货币阵地。在华中、华南，日军肆无忌惮地采取了5种货币进攻战术，步步加紧渗透。①以伪币收兑原流通领域里的货币；②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法，阻击原有货币流通；③人为地提高伪币价值，贬低原有货币价值；④用伪币强行购买物资，处处控制市场；⑤以汇票方式大量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汇入伪币，企图扼杀解放区金融。如在山东，严禁使用和保存根据地货币，发现携带北海银行纸币超过5元者就抓去枪毙。同时日伪还用高压政策搜刮沦陷区法币，在上海等地套取法币的外汇。此外，日伪于1939年5月利用汉奸在沪建立了华兴商业银行和中央储备银行，两行均以法币大量吸收外汇，使中国经济遭受惨重损失，连蒋介石也痛心地说：“过去在上海办理外汇的方法不但于我们中国商民无益，而且替敌伪维持了其金融生命，实在给敌人以操纵之柄，来摧毁我们抗战的经济。”
国民党政府为了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进行了币制改革。1935年11月4日，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关于发行法币的宣言》，宣布以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的不兑换纸币为法币，在全国流通。这种新的货币在华东，华中、华北都占有主导地位，使日伪推行金融渗透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当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国统区严禁使用敌伪货币，在战区推行地方银行纸币；另一方面极力将法币渗入沦陷区流通，并用法币来联络沦陷区人民的感情，以削弱日伪货币的地盘。日伪迫于法币的价值和信誉，不得不改变策略，放弃对华东、华中法币的驱逐，转而利用法币，以伪币与法币等值流通为钓饵，侵蚀法币市场，扩大伪币阵地。针对此种情况，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阻止日伪搜刮法币和套取外汇，在1938年3月12日公布了《财政部关于办理外汇清核办法》。这样，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停止供售外汇，日伪妄图使法币变成“废纸”的梦想彻底破灭。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反对日伪金融渗透的主力军。根据地军民在同日伪的金融之战中，采取了多种斗争方式。首先是发行自己的货币，消灭土杂币，严禁日伪币在根据地流通；其次是运用灵活多变的策略，以伪币打击伪币，使法币沉淀于民间而不被日伪套取，再次是配合物资、贸易斗争，占领货币市场，严格控制对外贸易，限制伪币输入和物资输出。这样到抗战胜利前夕，金融阵地的争夺战形成了新的格局：在沦陷区，伪联银券的货币阵地已被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等根据地货币围困于大中城市之中；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激烈的货币斗争，已形成了将伪中储券从根据地扫除的态势，从而使根据地货币在经济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掠夺金银与反掠夺
掌握黄金和外汇是世界各国保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因此，日军每占领一地，便挨家挨户抢夺金银首饰，并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延吉等地设立黄金收买店，同时下令各日伪金融机构吸收中国的金银硬币，在东北伪满政府设立满洲采金公司，垄断黄金开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各银行保险箱内的金银、宝物全部被日军抢夺，日军还组织汉奸化装成中国军人和难民，收买银元和铜镍币，中国金银和金属辅币惨遭空前浩劫。据有关资料记载，仅伪满中央银行就搜刮黄金32，442，835克，输出黄金29，247，524克，输出银块19，767，194克，输出小洋113，345，113克，输出大洋169，588，201克。这些金银大部分用于换取外汇和购买物资，以增强日军的经济实力。
面对日伪在我国大量掠夺黄金和白银的罪行，如何进行反掠夺成了当时金融界的头等大事。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顾问杨格建议由国家控制黄金，由银行收购民间白银。1938年10月21日，财政部采纳此建议，决定禁止黄金出口和运往沦陷区资敌。1939年8月29日，国民党政府明文取缔黄金交易，实行黄金国有，还在全国分10个大区，指定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银行设立办事机构，共设623处，以最快速度收购黄金和白银。经过层层努力，政府手中大约拥有600多万两黄金，为了避免外流，实行了严格监控。
黄金与白银对我解放区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硬通货，主要来源是从罚款、捐款和战争缴获中取得，如“攻克浦城筹款五十万元，黄金千余两”。根据地政府将这些缴获、没收、收购所取得的银饰、银器、银元宝和群众开矿采集的金银集中到造币厂，铸造了大批仿真银元和辅币，从国统区购买各种物资。同时在敌占区设立地下商店，以灰色面目出现，进行对外贸易，并大量吸收向我根据地的汇款，以扩大外汇活动资金。为了堵住日伪对中国金银的继续掠夺和防止根据地内货币流通受阻，解放区还对金银和硬币采取了保护措施。一是准许人民收藏，并由银行吸收；二是严禁私人金银出口，防止套取；三是严禁银元流通，停止兑换；四是强化各种管理，打击金银投机商。对于金属辅币也采取了保护措施，以防资敌。如发出《严禁以铜元、铜块资敌》的训令，规定凡往敌占区携带铜元者，每次不得超过20枚，商民不得借口营商，大肆收买碎铜烂铁运往敌占区，凡以各种方式为敌伪收集铜铁者，概以汉奸罪论处。这样，既免遭日伪的掠夺，又维护了抗日根据地货币的地位。
伪造纸币与反伪造
日本为了伪造中国纸币，榨取战略物资，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在其本土设立了造假币科研机构，在沦陷区设立了造假币的印刷厂，由日军参谋部直接指挥，代号为“杉工作”，即研究制定假币的印刷技术和流通措施。
1935年冬，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后，日军参谋部指派第七课所谓中国通的山本宪藏大尉聘请“造币专家”，研究如何伪造国民党法币并以大量假币充作收买汉奸经费，充当“开发事业”的资金。经过一番筹备，日军于1938年底正式下达仿造中国法币的命令和11条计划实施纲要，决定首先在上海施行。1939年11月，假法币试制成功，在上海购买物品未被识破，但向银行兑换日圆时露了马脚，致使兑换失败。1940年2月，山本宪藏采取措施，对所有新印假币进行污脏处理，然后成捆外运，将成批伪造的“中国农民银行”1元券、5元券、10元券共计500万元抛出抢购物资，控制贸易。1941年德军潜艇在太平洋上俘获一批美军军舰，在舰艇里发现了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约有10余亿元，日军从德国买下这批纸币的半成品，进行加工伪造。同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在清查国民党设在香港的法币印刷厂时，发现印好的大量法币及其他印制材料，于是将全部设备和器材运回北平，从此，日军印制的假币和重庆国民党印制的法币完全一样。1942年日军攻占缅甸后，又发现几家印刷中国法币的秘密印刷厂，从中查获了大量钞票半成品、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后来又在南洋等地发现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纸币的半成品，至此，日军获得了印制法币的全部秘密。至1945年，日军印制假法币高达40多亿元。
(摘自2005年第12期《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