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花顺用户名是什么:安启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唯物史观与实践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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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启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唯物史观与实践辩证法

原著选读 2008-08-03 12:22:41 阅读178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用劳动实践解释了私有财产的产生与消亡,解释了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解释了自然界作为实践结果的演化与发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作为其共产主义思想哲学依据的大唯物史观。大唯物史观的特点是用劳动实践对自然界、人、人类社会都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它的基础是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思想。实践辩证法强调在人与自然界关系中人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人在实践中改变自然界,被改变的自然界反过来作用于人,使人发生改变,进而改变了人的实践方式。这是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辩证发展的深层机制。大唯物史观和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思想,是他为人类做出的主要哲学贡献。

[关键词大唯物史观  实践辩证法  能动与受动的统一

[作者简介安启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凡出自《手稿》的引文,本文只标出该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码)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马克思的初衷是要写一部初步定名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学著作,[1]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阶级实质,深入具体地探讨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对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与历史使命做出说明,通过经济学研究探讨人的解放问题。这是由他的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2]但在研究写作过程中,新思想不断涌现,马克思的思路随之一再变向。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以[笔记本Ⅱ]正文补充的形式写下全书篇幅最大的[笔记本Ⅲ],第一次提出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并对共产主义的实现,人类的解放,从哲学上作了论证。马克思的本意是要在经济学研究中寻找人类解放的道路,但当时他的经济学研究刚刚起步,尤其是与私有财产的产生相关的实证材料的缺乏,使得哲学的重要性得到凸现。《手稿》从经济学研究入手,核心问题是共产主义,最主要的成就在哲学领域。[3]《手稿》用实践唯物主义,大唯物史观,说明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大唯物史观又建立在实践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大唯物史观和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思想。本文的宗旨是对这一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意义作初步的探讨与说明。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大唯物史观

 

共产主义是人类的解放,人的解放是异化的克服,异化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分析自然成为《手稿》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78页)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实现,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及私有财产的消除,与人的异化和私有财产的产生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然而私有财产又是如何产生的?因缺乏实证材料,马克思在1844年不可能为这一问题提供实证的回答,[4]只能从哲学上加以分析。《手稿》说:“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60-61页)就是说,人对劳动产品的关系,他人对劳动者劳动产品的占有,私有财产,是由异化劳动生产出来的。马克思又说: “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63页)可见,马克思是用劳动这一人的本质活动的发展从哲学的角度解释私有财产和异化的产生的。

结合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不仅私有财产的产生是劳动实践的结果,它的消除,共产主义的实现,同样是劳动实践发展的产物。这一点可以在马克思的下面一段论述中找到依据,他说: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89页)劳动实践是人的本质,只要有人存在,他就必须从事劳动生产。劳动实践是一个无限的过程。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产生与消灭,是劳动实践历史发展过程中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都是历史规律的体现。

私有财产的产生意味着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出现,意味着由此而来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因此马克思在前述引文中说,人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他还说:“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61页)这是说,社会关系是生产劳动的产物。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以及人的思想观念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手稿》还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82页)因此各种上层建筑也是生产劳动的产物。于是马克思指出:“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83页)

在《手稿》中,马克思不仅用劳动实践的发展解释了社会的发展,而且对我们面前的自然界的形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发展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关于自然界,马克思指出: “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89页)这是说我们面前的自然界也是人的劳动实践的产物。此外马克思还强调,由于现实的自然界是工业,也即人的劳动的产物,所以自然带有人的实践活动的烙印,是人化自然,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88页)“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89页)他的结论是:“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90页)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劳动实践。

关于劳动实践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马克思有大量论述。他的基本思想是:人是环境的产物,他的本质力量的现实表现与发展要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因为社会和自然界,不论性质还是发展程度,都取决于人的劳动活动,所以归根结底人也是他自己劳动活动的产物。“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87页)马克思在这里特别强调人化的自然界对于人的各种能力的重要意义,表面看来这是在强调人的发展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原则,实际上,由于他把自然界及其发展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所以他实际是在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实践活动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5]除此而外,前面引文中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就是说:工业的历史也是人的心理的发展史;工业的历史是劳动实践创造的,人的心理的发展从而人的发展,当然也是劳动实践发展的产物。

综上所述,按照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思想,人类社会、自然界以及人本身,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对于上述思想,《手稿》作了经典概括:“对于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92页)这是对世界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一种规模宏大的历史观。它解释的不仅仅是社会历史,而且包括人和自然界的历史。与通常我们理解的仅仅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相比,这是一种大唯物史观。大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意。以往我们所说的唯物史观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一种“狭义的唯物史观”。

大唯物史观的基础是一种用总体性眼光看世界的哲学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劳动实践,特点是把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理解为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从共时态的角度出发,它用实践对整个世界,对自然界、人、人类社会的现状及其联系,都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是一种世界观。从历时态的角度出发,它用实践的发展在相互联系中合理地解释了自然界、人、人类社会的协同发展,是一种历史观,即马克思所特有的大唯物史观。虽然《手稿》没有使用过“实践唯物主义”概念,但大唯物史观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用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地解释整个历史的理论。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消灭,是人类的解放,是真正的人的诞生、人的历史的开始;[6]同时也是人与自然(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也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产品)矛盾的彻底解决,是人的类本质(包括人的社会性)的回归。[7]实践唯物主义,大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从事“纯粹”哲学思考的结果,它是马克思在寻求人类解放科学途径的过程中提出的历史观,世界观,它也是马克思的实践人类学。

大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重要哲学创新。除了哲学本身的意义之外,正是由于它的提出,马克思不再把人的解放看作由“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的人道主义学说而来的“绝对命令”。[8]异化的消除、人的解放,与异化的产生一样,不取决于任何意志或理论,是人的劳动实践决定的历史的必然。大唯物史观的形成,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奠定了可靠的唯物主义基础,使之具有了科学性。

 

 

                   大唯物史观与实践辩证法

 

大唯物史观、实践唯物主义意义重大,但它还不是《手稿》最深层的哲学创新或革命。劳动实践为什么能解释整个世界历史?这需要从更深的层次上加以说明。作为大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的,是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思想。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实践唯物主义始终是我国学术界的理论热点之一。不少人认为它的核心思想是实践,特点在于弘扬人的主体性。旧唯物主义看不到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只是从物出发解释世界,马克思则从人出发,从人的主体性出发,把世界视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化的世界,从而通过强调实践的重要意义克服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也告别了把世界作为独立于人的外在存在来理解的形而上学。这一说法有合理之处,但并未全面反映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实质。它只看到马克思相关思想的一半,只是从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这一特定的角度出发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可以是实践哲学或实践主义,而不一定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有与唯心主义相区别的一面,这就是它在强调人的能动性时,也强调人的受动性。实践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做出唯物主义的、历史的解释,成为大唯物史观,关键就在于它是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结合。这一结合产生了实践辩证法,这是大唯物史观的实质,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与秘密所在。

能动性重视人对外部世界的作用,由唯心主义把它发挥到极端;受动性重视外部世界对人的制约与作用,其表现是唯物主义哲学。《手稿》十分明确地指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9]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105页)《手稿》又说:“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88页)彻底的自然主义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结合起来的真理,只有它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而我们知道马克思用来解释世界历史的是劳动实践,所以这也就是说,劳动实践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积极因素的结合。

这说明,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实践不仅仅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它也体现了人的受动性。能动性是指人对世界的改造,受动性是指世界,包括被人改造过了的世界,人的劳动产物,对人的作用或改造。实践活动,人的能动与受动的结合,形成一种整个世界的基于实践的辩证运动,即实践辩证法:人通过实践改变自然,被改变了的自然反过来又作用于人,引起人的改变;被改变了的人从事的实践活动因此成为新的实践,新的实践引起自然界的新的变化,而再一次变化了的自然又……。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在这一无限循环延续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界在相互作用中不断发生改变,构成基于实践的共同的辩证发展。其中也包含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发展,社会结构实际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其基本内容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说到底就是人与人在实践中的关系,属于实践方式。前面说到,被改变了的自然界引起人的改变,人的改变表现在人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改变,而这个活动的改变,重要内容便是实践方式的变化,包括人与人在共同从事的实践活动中相互关系的变化。

这是《手稿》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马克思本人给与高度重视。马克思几个月之后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批评旧唯物主义不是从主体方面、从实践出发理解现实,又批评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人与世界关系中的能动方面,不了解实践的意义,这里体现的正是前述把实践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能动和受动相结合的思想。第三条称:“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解释为革命的实践。”[10]这一条用人的实践活动解释环境的改变,同时用环境的改变解释实践的改变和人的改变,把人的改变称作人的“自我改变”。它与《手稿》对大唯物史观的那段表述十分相似。

不讲人的能动性,是旧唯物主义;只讲人的能动性,是唯心主义。它们都不可能科学地解释世界。关键的一点是,只有能动与受动的结合,才有了人的实践并产生了人及其周围世界的辩证运动。世界发展的秘密就在人与自然基于实践的这种辩证运动之中。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可以用下面的示意图表示:

 

 

 

 

                                                         

                主体³                          客体³                         

                                                                          

                                                                                                                  

                                                                          

                主体²                         客体²                        

                                                                          

                                                                           

                                                                          

                主体¹(人)                    客体¹(自然界)

 

(说明:       表示作用,       表示作用引起的变化;主体对客体的作用是实践,客体对主体的作用主要是认识。整个示意图表示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人、自然界、实践本身及人的认识的共同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没有对这种实践辩证法做过专门的论述,但它的确是马克思多次表述过的重要的、基本的思想。如前所述,马克思曾经说:“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1]实践改变自然(形成人化自然),被改变的自然又引起人的改变,这一思想在这里是十分清楚的。在《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2]马克思其实是在说,他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大唯物史观,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实践辩证法的批判继承与唯物主义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体现在:自我意识外化、异化为物质对象,然后又认识、掌握、扬弃这一对象,使之回归自身,自我意识也因此得到发展。 通过不断的外化和外化的克服,自我意识逐渐发展成为绝对观念。马克思用物质的人取代了黑格尔抽象的自我意识,于是黑格尔意识发展的辩证法变成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

《德意志意识形态》说: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结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3]这里把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及其引起的共同发展讲得更为具体了。

 

 

                 大唯物史观、实践辩证法与马克思哲学

 

 

在马克思的全部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大唯物史观和实践辩证法。

许多中外学者指出,马克思对人类哲学思想最伟大的贡献是创立了唯物史观,即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礼上发表了《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马克思一生的历史功绩作了总结。他认为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唯物史观:“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4]他还说,一个人一生中能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已经是幸福的了。这充分表明,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事实也说明,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基本上都与社会历史问题有关,极少涉及辩证唯物主义的相关问题。

但是,如前所述,这里说的只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小唯物史观”, 而《手稿》中的大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哲学的特点所在,才是他最重要的哲学贡献。

首先,大唯物史观是对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这种历史观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无法涵盖自然界和人本身的发展,在理论视野和解释能力上大为逊色。

其次,更重要的是它在理论深度上远不如大唯物史观深刻。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未必一定就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因为它在逻辑上不彻底,本身也需要用别的理论加以说明。它把生产力作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但没有回答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很容易滑向历史的唯心主义。生产力的主要标志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由人创造的。这样看来,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认识和思维创造,甚至取决于个别天才人物的“思想火花”。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更容易把生产力的进步,从而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归结于思想认识的创造。若果真如此,即使把社会发展归结于生产力,仍然不能说是历史的唯物主义。[15]

真正的彻底的唯物史观只能是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也即实践唯物主义,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这种大唯物史观是建立在实践辩证法的基础之上的,而正是实践辩证法补上了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缺环。大唯物史观用劳动实践活动合理地、唯物主义地说明了人制造工具能力的发展——实践改造自然界,被改造了的自然界反过来又作用于人,改变人的感觉能力、审美能力、实践能力,其中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的发展。此外,变化了的自然界(按马克思的理解也包括劳动产品)激发人们产生新的需要,[16]从而使制造工具的新能力变为现实生活中的新工具。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深层机制。它深入到历史理论思维逻辑的最后一环,使一切唯心主义无处藏身。立足于这样的机制,用生产力的发展解释社会历史才有了可靠的唯物主义基础,才是真正的历史的唯物主义。

最后,以往我们都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论述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上层建筑等内容的一段话视为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其实这是误解。那段话只是马克思对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说明,不是在表述一种完整的历史观。马克思说:“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17]接下来就是所谓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很清楚,所谓经典表述只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关系的说明。当然,这是对国家和法的唯物主义解释,但即使撇开自然界和人不说,只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狭义的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理论,它也不是完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因为如前所述,它缺少对生产力发展的唯物主义解释。对唯物史观的完整表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那里,马克思恩格斯说:“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8]与前一种表述相比,这里使用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的说法,非常明确地指出下面是对唯物史观的专门表述。在表述中,它用“物质生产”,即“物质实践”解释生产过程,用生产方式解释市民社会,然后用市民社会解释各种观念。“从直接物质生活的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包含有对生产力发展动力的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另有一处指出:“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19]马克思恩格斯还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作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所在。显然,这是完整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然而这里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角度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实践辩证法。

大唯物史观如此重要,为什么马克思没有对它做过集中、系统的阐述?

这与马克思从事哲学研究的宗旨以及面临的理论任务有关。大唯物史观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发现,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马克思做出这一发现是在《手稿》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中。他是哲学家,但主要是革命家。他的一切理论研究都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如果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界,我们可以看到:在此之后马克思的主要精力在围绕《资本论》的写作展开的经济学研究上,哲学思想散见于关于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阐述中;他的哲学著作基本上都在《共产党宣言》之前,但这些著作除了《手稿》之外又都是批判、论战性的。批判的对象主要是青年黑格尔派,而马克思与他们的分歧焦点是共产主义问题。青年黑格尔派试图用哲学批判为人建立自由王国,认为只要彻底批判了旧的国家观念、法律观念,就可以埋葬旧世界。正是对他们的批判限制了马克思的哲学论域。在这里,马克思只要说明国家和法只是上层建筑,它们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它们自身也要随着人不能随意决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就足够了。马克思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主题去从事纯学术的理论研究,发挥和系统阐述探讨生产力发展机制的大唯物史观。实践辩证法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所涉及,是因为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但不懂得实践的意义,因而对他的批判必然涉及实践辩证法问题。

大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对整个世界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它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它建立在实践辩证法之上。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又一个最重要的哲学发现,是马克思哲学不同于其他哲学的根本特征,也是他为人类作出的主要哲学贡献。

马克思实践辩证法思想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上彻底扬弃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对立。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强调世界是物质的,人、人的意识也是物质世界长期运动的产物。毫无疑问这一认识是正确的,但它只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只看到人的受动性,看不到人的能动性,而且忽视了人的精神因素的重要意义,甚至提出“人是机器”的荒唐结论。唯心主义更多地关注人的精神生活,突出精神的重要作用,但它只讲人的能动性,不讲人的受动性,淡化乃至否认了物质的第一性地位,使精神成为无本之木,显然是荒谬的。几千年人们找不到二者的结合点,只有马克思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他的实践辩证法思想一方面强调人的能动性,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另一方面强调人的受动性,也真正克服了唯心主义的不足。这是人类哲学史上的一大创举。

实践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以实践辩证法为主要内容的实践唯物主义,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度热烈争论的实践唯物主义有重大不同。以往我们讨论的实践唯物主义强调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我们面对的自然界是打上人的烙印的人化自然。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区别在于,它没有看到实践活动既是人的能动,也是人的受动。由此出发它也就看不到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引起的人自身的发展,其中包括人的实践活动本身的发展。而正是实践活动本身的发展,包含着生产力(实践能力)、生产关系(由实践工具、手段决定的人与人在实践中的关系)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与此相关,以往我们讨论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另一个重大不足,是它的确难以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如果在实践活动中只看到人对自然的改造,看不到自然对人的限制和改变,在逻辑上必然导致把人的实践活动、人、人的意识,当作决定世界面貌的能动力量,夸大它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一点,实践唯物主义者在以往的讨论中受到来自辩证唯物主义阵营的猛烈批判。其实,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是能够对现实世界做出合理解释的完备的哲学本体论。从它出发,根本不可能出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对立与争论。

《手稿》是马克思哲学最丰富的思想宝库。大唯物史观和实践辩证法是我们在《手稿》研读中获得的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它们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全部,但是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对它们的研究探讨将有力地深化和改变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认识。

 [1] 马克思曾于18452月与出版商列斯凯签订出版《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合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7卷,656页。

[2] 《莱茵报》时期的工作使马克思认识到,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相反。18433月结束《莱茵报》的工作之后,马克思阅读了大量历史学著作,得出经济利益决定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决定社会历史的重要结论。同年9月,在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对把共产主义教条化并且把它的实现诉诸哲学批判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7卷,第64页)马克思在1844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论文中已经把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斗争视为实现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18441月,在《德法年鉴》的编辑过程中马克思阅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以及依据大量经济事实对无产阶级状况的分析,启发了马克思,使他下决心投身经济学研究,寻找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

[3] 《手稿》由三个笔记本组成。[笔记本1] 分析了工人阶级、资本家以及地主的收入,揭示了异化劳动与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笔记本Ⅱ]大多数页张遗失,依据现有材料推测,是讲私有财产的产生、演化与终结;[笔记本Ⅲ] 是对[笔记本Ⅱ]的补充,阐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及他从哲学的角度对共产主义的论证。三个笔记本中篇幅最大的是[笔记本Ⅲ][笔记本Ⅲ]中大部分篇幅又是对马克思新哲学思想的阐述。

[4] 1877年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问世以后才有了这种可能。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版序言中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40年前”正是1844年。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概括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同上书,第2页)与《手稿》用劳动解释私有财产和异化的产生完全一致。

[5] 这是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一个基本的十分重要的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第207-208页)普列汉诺夫对这段话极为重视,认为“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并把它解读为:“人在作用于在他之外的自然时,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他发展了自己的各种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第107114页。北京,三联书店,1961)恩格斯的著名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劳动实践在人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6] 他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的历史,只是人的“前史”。

[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7页。

[8]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9-10页。

[9] 即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3卷,第29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3卷,第30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3卷,第319-32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6-37页,人民出版社,2003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第776页。

[15] 普列汉诺夫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对此作过深刻分析。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61年版)中指出,圣西门已经认识到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并接近得出结论:生产的规律实质上归根结底就是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生产必须有劳动工具,工具是由人发明的;工具的发明,甚至简单使用,都需要生产者身上有一定的智慧的发展。因此,知识的发展是历史运动的基本因素。知识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由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注定要经历从童年到成年的各个发展阶段,因此有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十分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在出版于1895年的这部著作中,他已经猜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性质,指出:“行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合规律的活动)向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全部它的实践哲学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198页)他认为,唯物史观的关键在于唯物主义地说明了决定人的制造工具能力的人的天性的发展,这一说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的。他把马克思的思想概括为:“人在作用于在它之外的自然时,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他发展了自己的各种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114页)

[16]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2页。

[18]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6页。

[19]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1页。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来源:人大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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