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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 ：孙中山革命的喜剧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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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晚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性环节，孙中山与陈独秀一样连接着分别以曾国藩和毛泽东为标记的两个时代。不过，陈独秀革命呈现的是一幕悲剧，而孙中山革命在实质上则是一出喜剧。陈独秀的悲剧在于他被他的革命所扬弃，孙中山的喜剧则在于他扬弃了他的革命。孙中山刚开始投身革命的时候是为了实现他的共和理想，而他把他的革命不屈不挠地推进到后来却变成了致力于统一天下。当孙中山将一统天下作为实现共和理想的前提时，他没能意识到的恰恰是在中国要实现共和理想必须以天下的不统一或曰不定于一尊为前提。凡是想要选择共和理想的必定不以一统天下为意，凡是想要获得一统天下的则必定付出抛弃共和理想的代价。

    孙中山革命的喜剧性由此体现为，他一方面怀抱着共和理想置身革命，一方面又执着于一统天下的革命目标。他以为这个革命目标和他的革命理想是一致的，实际上却正好是南辕北辙的。这种喜剧性使孙中山的革命漏洞百出，不知就里的人会由此怀疑这位革命家的个人品德，而事实上这种喜剧性却蕴含着一种远比个人品德更为深刻的历史内容：亦即不是个人品德扭曲了历史进程，而是历史进程中突然呈现的一种不易为人们察觉的维度变化扭曲了革命家本身的个人品德。相对于陈独秀革命的风风火火，孙中山革命显得拖泥带水，如同乐器奏乐，不是这个键按错了，就是那个音走调了。然而，这种喜剧性本身却又显得意味深长，因为作为孙中山革命初衷的共和理想是曾国藩事业的当然续篇，而作为孙中山革命最后的一统天下则又是毛泽东时代的逻辑前提。为此，毛泽东十分准确地把孙中山称为”革命的先行者”。

    然而，在此必须加以补充的是，孙中山革命之于历史是喜剧性的，但孙中山革命之于他个人则是悲剧性的。作为一个革命家，孙中山所多的是激情，所少的是智略。孙中山于人于事都往往缺乏透彻的洞察，或许是为激情所困扰的缘故，孙中山的目光不具备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应有的穿透力。更让人痛惜的是，孙中山的这种盲目又往往与他的仁慈心肠结合在一起，致使他的努力总是事半功倍。而且，孙中山又喜欢以德代功，通常在建功立业的关键时刻突然想到要树立道德形象，结果这种努力所必然导致的失败反弹到他的内心，不仅造成致命的心理创伤，而且还造成同样致命的生理痼疾。一种类似于诚实善良被欺负那样的愤怒经常性地折磨着这个激情满腔的革命家，致使肝火过旺，在革命进行到又一个关键时刻的当口，突然倒下，为肝癌所羁，应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古话。因此，就其个人而言，孙中山的革命只完成了他的道德形象，之于历史本身并无实质性的建树。正如他的愤怒折磨着他的肝脏一样，他的仁慈他的道德感妨碍着他的革命事业；就此而言，他未竟的北伐之所以最后成功，是因为蒋介石断然遗弃了孙中山式的仁慈和孙中山式的道德关怀。由此也可以想象见，在孙中山革命的喜剧背后，是一幕多么惨痛的个人悲剧。

    相对于康有为改良那种”托古改制”式的纵向标榜，孙中山的革命一开始就是毫不讳言的从内容到形式全然是横向的学习西方。这种学习是如此的彻底，以致于孙中山的革命显得不象是从中华大地上长出来的，而是由那股西学东渐之风突然吹落的。孙中山不仅其少年时代是在海外学成的，而且在其青年时代走向革命时，也以一个西医的身份首途革命生涯。这个西医身份几乎就是孙中山一生革命的全部象征，即以西方的革命方式医治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而且同样具有象征性的是，孙中山和鲁迅一样排斥中医，对传统抱有与生俱来般的反感。事实上，不仅孙中山的疾病唯有中医可治，孙中山的革命也只有在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脉后才会获得成功。孙中山这种对西方的崇尚和对传统的憎恶一方面构成了他的叛逆性格，一方面也导致了他的偏激倾向，致使他天真地认为，只要带着一把手术刀就可以解万民于倒悬。这把手术刀便是孙中山革命的恐怖方式。
 
    孙中山几乎是完全按照一个西医的外科医生的方式来对中国社会施行他那外科手术式的革命的。他的早期革命活动主要由盲目的暗杀和同样盲目的暴动所构成。为此，他成年累月地在海外奔波，筹集资金，购买军火，然后组织起义，密谋行刺，如此等等。据此说孙中山是一个革命的恐怖分子显然过份，但他的革命又确实是空降式的，不考虑革命本身的民众基础的。尽管他的革命不乏民众基础，但他当时从来不曾想到过发动民众，只是在晚年，看到许多农民光着脚跑到广州城里参加游行，他才领悟到民众的力量，从而在最后的遗言里说道，要”唤起民众”。基于这种空降性的革命方式，孙中山的兴中会与其说是建立在海外的，不如说是悬浮在半空中的；一有机会便空降一次，失败了再重新升空，在海外飘移。孙中山很遗憾没能生逢科技文明程度更高的时代，否则他首先要购买的就不是枪支弹药，而是直升飞机。孙中山要是能看到本世纪末叶美国军队对伊拉克施行的外科手术，他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尽管即便是这样的外科手术也不一定能解决中国问题，但这至少在方式上具有孙中山所无法具有的彻底性。

    与孙中山革命的这种外科方式相应，孙中山同时致力于的又是一种江湖行乞。只是他的足迹不在江湖之间，而是遍布全世界。作为一个西方文化的忠实学子，孙中山不仅力图把西方的共和政体横移进中国社会，而且不停地向西方国家乞求帮助。他以为既然他的革命是西方社会之于中国的横移，那么就一定会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和帮助。他几乎从来都没有弄清楚过，在西方国家和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乃至西方国家和西方列强之间等等这些在西方世界本身所存在的不同层面上的差异以及在相同层面上的冲突。当他满腔热情地向某国政府陈述他的理想和抱负时，对方首先考虑的与其说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还是一个专制主义者，不如说他的革命能否给该国政府带来利益以及带来多少利益，乃至这样的赢利能否超过他们现有的与孙中山所要推翻的满清王朝所提供的利益。不管多少西方人士对孙中山这位不屈不挠的革命家如何以义相投以情相悦，但一涉及国家利益，各国政府马上摆出了列强面孔，以利相见。或许正是孙中山的这种天真，致使西方国家的首脑不以他的革命为然，有些象督统越南的法国殖民者那样的西方政客，干脆把他看作一个不切实际从而也没有成功希望的幻想家。也正是这样的天真，后来的苏联党棍得以假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乘虚而入，将孙中山玩弄于股掌之上。

    当然，即便后来孙中山明白了以利相见这样的道理后，也还不曾放弃在求助他国上的幻想，或者说一厢情愿。为此，他甚至不惜允诺将东北抵押给日本政府以换取对方的支持和援助。倘若说孙中山早年的求助列国是一种学生式的天真，那么他的求助到了后来便有了政治交易的性质。而且，这种交易性质并不使孙中山感到难堪，因为这符合孙中山心目中uld 商业文明的价值观念。孙中山越到后来，越懂得如何将革命诉诸做生意的原则。顺便说说，也正是这种生意原则，使三、四十年代的汪精卫在日本军队武装入侵的当口，走向了日本政府摆下的谈判桌。汪精卫终其一生都是孙中山的学生，正如蒋介石完成了孙中山所设计的北伐，汪精卫完成了孙中山所渴望的中日邦交。作为一个爱国者，孙中山的爱国是没有主义可言的。因为他之于列强的求助也罢，生意也罢，最终都自认为是在为革命谋利。不管孙中山如何声称他的革命是主义的实现，但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之于中国传统的最大反叛恰恰不在于他所倡言的主义，而在于他的革命所经常不知不觉地体现出的商业文明性质。虽然孙中山热衷于行刺暴动之类的恐怖活动，但他更热衷于交易性的谈判。孙中山在潜意识里有一种为中国南方沿海人氏所普遍具有的商人意识。孙中山的叛逆性格将他推向暴力，孙中山的商人意识及其谈判能力将他推向和谈。一方面是暴力，一方面是和谈；一方面是叛逆，一方面是妥协，孙中山的革命总是在这二极之间如钟摆一样地来回摆荡。顺便说一句，在孙中山身后，蒋介石继承了他暴力和叛逆的一面，汪精卫继承了他和谈和妥协的一面。他的这两个学生一生都不曾完全走出老师的身影。一个孙中山，死后分为两半，一半叫做蒋介石，一半叫做汪精卫。再顺便说一句，终身挚爱孙中山的宋庆龄，在孙中山以后的岁月里既不支持蒋介石，也不同情汪精卫，因为在她看来，这种百分之五十的继承都构成了对孙中山的背叛。蒋介石太生硬，汪精卫太软弱。从个性上说，孙中山的复杂性也的确是后继无人的。

    章太炎的天真由于天真背后的童稚而显得可爱，但孙中山的天真却因为天真背后的这种复杂性而令人感叹。当他周游列国求助于外援时，他会承诺给对方比清政府所签订的条款更为屈辱的类似于割地相让那样的优惠条件；但他获得了苏俄的援助后马上又按照苏俄的意愿变成了一个坚定不移地反对所有帝国主义从而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爱国者。他那驱除鞑虏的立场不用说是无可怀疑的，但他同时又希望他的斗争能获得李鸿章那样的朝廷大员的支持，乃至后来又曾作过与保皇派康有为联合到一起的努力。也许除了清政府他不曾试探过之外，他的革命几乎可以和所有的势力合作，即便连他与之艰苦奋战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他都曾派人前去试探过联手的可能性。至于雄踞云南的唐继尧，他更是一出师就想请对方做他的副元帅或者副总统，而不管人家如何一再地拒绝他。与这种对各种势力的兴趣相反，他对革命党内部的分歧却又是相当苛刻的。尽管陶成章当年对他的攻击不无过火甚至颇有粗糙之处，但他对陶成章也是心怀介蒂的，以致陈其美派蒋介石刺杀了陶成章之后，他不仅装模作样地公开指令陈其美去追查凶手，而且在黄兴拂袖而去之际，他将陈其美提升为革命党的２号人物；及至陈其美被刺，他又对蒋介石格外青睐；仿佛他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十分渴望得到具有流氓气质的人物作互补似的，他每每向流氓出示他温柔的一面，从而向书生体现他霸道的一面。他以极其不耐烦的口气谈论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他以冰冷的姿态旁观宋教仁与袁世凯的艰苦博弈，更不用说他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时对待持不同意见的黄兴、李烈钧诸君的粗暴。如此等等。

    孙中山这种复杂的天真，乃是一种阴柔的孩子气。在强权面前，孙中山的公理总是委屈求全；而面对革命的同志，尤其是具有一定威望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动辄就会给人家造成似乎是很不经意的伤害。虽然孙中山的目光缺乏领袖人物应有的穿透力，但他在具体操作其革命事业的时候却并不是章太炎那样的仗义行侠，而是深谙利害关系之道的交易实践。孙中山不具备光复会中徐锡麟秋瑾那样的侠气，他的革命如同一宗谈来谈去始终谈不成功的生意；至于所谓三民主义云云，不过是他手中用以装璜门面的招贴，或者说他的革命的商标。三民主义与其说表达了孙中山的革命原则，不如说标记出了孙中山革命的专利所在。这个三民主义在实际涵义上是如此空洞抽象，以致孙中山每到革命的一个关节眼上就要将它不厌其烦地重新解释一遍。因此，从三民主义去解读孙中山革命就好比从一个飞鸟的瞬间姿势上去解释飞鸟的飞行轨迹。正确的读解正好相反，从孙中山的革命去品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假如真能读解出孙中山的革命，其三民主义的确切涵义也就自然消解了。在利益的交易面前，主义的内涵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在商标的专利权明确之后，商标的具体内容是毋须读解的。

    将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作了这样一番简要的勾勒之后，进入孙中山革命之于历史的喜剧性质的探讨也就比较轻松自然了。因为一提及孙中山革命往往不是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作为一个神话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虽然孙中山的神话远不如毛泽东的神话那么气势恢宏，但毛泽东的神话已经因为文革那样的彻底性而剥落了神话的光环，而孙中山的神话却由于没能获得充分的展开而依然具有神话的魅力。

    自从帝制被推翻以后，中国民众连同其知识分子并没有中断过对天子的寻找。无论孙中山或毛泽东自身如何，但他们的变成神话却是基于民众心甘情愿的认领。在中国民众的下意识里，没有皇帝是不踏实的；就好比一个大家庭缺了个一家之长，从而没有人去承担父亲的责任。父亲和皇帝的这种同构性使帝制的终结在中国民众的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空缺，而这种心理空缺又反过来不断地诱惑着一个又一个的乱世英雄，包括孙中山也没能例外。相比之下，孙中山没有毛泽东那种断然接受诱惑的魄力和强硬。

    当我们将孙中山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来解读时，我们首先得到的一组事实是：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中的不在场和孙中山在成为临时大总统以后的不自信。尽管孙中山早在这二个事实之前已经在伦敦成名，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在海外筹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在西方诸国在东方的强国日本寻求过一次又一次的合作机会，但就孙中山革命之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实际效应而言，首先呈现出的便是这样二个事实。

    从表面上看，第一个事实好象并无细究价值。历史的行进本身是偶然的，就好比康梁在推行变法方案时偶然地找到了光绪而没有找到比光绪更有发言权更有实权的慈禧太后，孙中山筹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却在最关键的武昌起义中偶然地不在场。这种不在场不仅意指他没有在场指挥，而且还意指他根本就不曾参与这次起义的筹划和准备。然而，从这个好象没有细究价值的事实上，却可以揭示出孙中山革命的喜剧性质。这里的喜剧性在于：孙中山筹划了一次又一次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的起义，而当这次起义终于来临的时候却跟他毫无关系。这种毫无关系的事实，还可以从徐锡麟的行刺一举中获得佐证：在徐锡麟枪击恩铭而被捕后，被问及此举是否”受孙文教令”，徐氏昂然回答：”我身为汉族问罪满洲，孙文何等鲰先，能令我哉！”尽管徐氏的回答中有章太炎所说的”鄙逸仙为人”的成份在内，但这样的回答和武昌起义时孙中山的确实不在场是互相印证的。孙中山的这种缺席表明，尽管孙中山筹划了多次起义，但起义本身却并不以孙氏的筹划为转移。这亦即是说，孙中山的领袖意味并不是对整个革命的实际涵盖，而只是革命本身的一种标记。因为如前文所说，孙中山的革命不是从中华大地上长出来的，而是从天上吹落下来的。当诸如徐锡麟那样的革命家纷纷在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上谱写充满诗意的革命篇章时，孙中山却在海外四处奔波为革命寻求与列强成交的机会。相对于徐锡麟这种谭嗣同式的革命的志士仁人，孙中山乃是革命的异乡人。

    孙中山这位革命的异乡人对他想要拯救的祖国可谓不甚了了。他将革命看作如同外科手术那样简单明了的器官移植，将原有的清室王朝除去，然后植入西方的共和政体。而西方的共和政体在他看来又象是机器零件一样可以从西方国家直接购买的，所以他不停地奔波，不停地寻找这样的购买机会。他认为只要哪方列强认购了他的革命，他就可以对他的祖国成功地施行他的革命他的外科手术了。出于他革命的这种异乡性质，他不仅不关心民众，不关心本国的各路革命同志，甚至连他自己组织的革命政党都不挂在心上。按照宋教仁的日记所记载，当宋氏问及他和黄兴所将代理的同盟会庶务时，作为具体交代者的孙中山竟然”不多言及”。因为事实上，孙中山的兴趣并不在于以政党为中心的革命上，而在于以列强的支持和援助为靠山的革命上。他热衷于走列强政府的上层路线，而没有处理党务所应有的耐心。孙中山虽然一再创党建党，但他从来没有认真面对过他所创建的革命政党。一直到后来苏联顾问亲临指导，他才认识到政党本身的革命作用和革命力量，才第一次象模象样地召开了全党代表大会。在这之前，孙中山一直沿着他已经习惯了的上层路线从事革命的旅游，起先在西方列国作环球旅游，辛亥革命之后则又在祖国各地作巡回旅游。也许正是这种孙中山革命的异乡性质，那位殖民于越南的法国总督才会断然告知法国政府，孙中山的革命连同其本人都不值得认真对待。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中的不在场这一事实，象征性地揭示出了孙中山革命的异乡人性质。这种异乡人性质随即又在第二个事实中获得了进一步的证实，即孙中山面对非常大总统时的不自信。正如孙中山革命有个共和理想一样，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本人有个大总统情绪。然而，孙中山革命的喜剧性又在这大总统情绪上被再次揭示出来：尽管孙中山很想成为大总统，但他的大总统却不是临时的就是非常的，从来不曾名正言顺过。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虽然没有在场，但历史还是给了他成为大总统的机会，只是在他坐上非常大总统宝座的时候，孙中山才突然显现了革命异乡人的阢陧不安，从而将大总统最终出让给了那个虽然不革命但却土生土长的袁世凯。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正应了临时一词，显得底气不足；脚下没有充沛的地气填底，手中没有丰厚的实力在握，上不及天，下不及地，被风一吹就吹走了。应该说，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倒是堂堂正正地当选的，但他那种革命的异乡人的飘浮性却决定了他在位的短促和匆忙。

    历史学家们也许可以为孙中山的让位找出许许多多的所谓所谓客观因素，从而极力褒扬他在让位上体现出的高尚品德和博大胸怀云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说法也都可以成立。然而我想在此指出的却是孙中山本人在面对大总统之位时的不自信。因为孙中山实际上并不是真的不想当大总统，而是他没有信心当下去。否则，他就不会极其急迫地与日本政府谈判，为了获得一千五百万元的贷款而不惜将整个满洲租借给日本。这里的关键在于，孙中山将他这个临时大总统能否继续在位的基本前提置放在了日本政府的贷款上，而没有充分注意到他成为大总统的民众基础，或者说没有踩踏脚下的地气。因为此刻在孙中山身上起决定性作用的人格心理因素不是革命的大智大勇，而是商人在交易上的利益权衡。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可比性，但我在此却想提及后来毛泽东的走上井冈山。且不论毛泽东的井冈山道路之于中国历史的作用正负如何，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并没有放弃革命放弃他所认定的武装斗争道路，而是坚韧不拔地带着残破不堪的部队转入了井冈山区。相比之下，毛泽东那时的处境远比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时要艰难得多，绝望得多。但毛泽东的目光没有放在外国政府的贷款上，而是着眼于民众本身的力量，用他的话来说，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说毛泽东和孙中山同样都是理想主义革命家的话，那么毛泽东的革命基于他脚下的地气，而孙中山的革命则寄放在从天上掉下来的援助上；或者说，毛泽东凭的是具有穿透力的眼光和不畏艰险的胆魄，而孙中山则凭借于别人的同情和上帝所恩赐的运气。由此可见，徐锡麟临刑之际对孙中山表达的不以为然是有道理的。也许正是看出了孙中山这样的秉性，章太炎才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争夺大总统之位的时候没有支持孙中山。章太炎的不支持孙中山与其说是对袁世凯寄于希望，不如说是对孙中山感到失望。而事实上，孙中山也确实让人失望，因为不是民众不信任他没有选举他当大总统，而是他本身的素质向人们表明了他不能胜任大总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领袖人物在进退上的选择是举足轻重的。毛泽东选择了逆流勇进，结果开创了毛式革命的成功之路；孙中山选择了激流勇退，结果丧失了历史赋予革命党的天赐良机。

    如果可以假设一下孙中山不退让的话，那么即便孙中山最后失败，至少也维护了民主选举的成果及其应有的声誉。可以说，在中国晚近历史上乃至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孙中山的非常大总统是所有政治首脑中唯一的一次民主选举所获得的成就。然而，孙中山没有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当着全国民众甚至全世界的面将这一成果连同大总统之位拱手相让给了袁世凯。就个人而言，孙中山免去了他不出让大总统可能承担的种种风险；但就历史而言，中国民众uld 失去了一次走向民主政体的机会。

    然而孙中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失落，他由此进入革命的休闲时期，并号称有志于铁路建设云云；尽管他私底下到处出访，争权之心不死，但他在政治作为上确实显得无所事事。而且，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孙中山当时又没能意识到他的这种休闲状态导致他继让位之后所犯的又一个错误，我指的是他对宋教仁的努力的无动于衷，全然一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甚至连宋教仁用心良苦地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这样的大事，孙中山都对此敷衍了事地胡乱应酬一番，并且致函宋教仁，莫名其妙地断定，要解决”国力日竭，外患日迫”的民国大局，”吝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据此，孙中山对宋教仁表示，”弟刻欲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

    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宋教仁在国会中的努力都是对孙中山让位的一种补救。在孙中山所不具备的大智大勇，在宋教仁却恰如其分地体现在他耐心细致认真踏实的努力上。因为当时除了章太炎那个大孩子之外，几乎所有的革命领袖都不是不知道袁世凯是何许人也。且不说他当年出卖康梁帝党的劣迹，即便是在辛亥革命后所玩弄的政治伎俩也都无时不刻不在表明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孙中山在让位给袁世凯时对袁氏所抱有的那种希望，不用说即便在孙中山本人都不会否认是相当假设性的。然而，宋教仁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宋教仁没法阻止孙中山的让位，但他不愿意看到民主政治就这样了结。他要以虎口拔牙的方式，将民主政体从袁世凯口中挖出来。在辛亥革命诸领袖之中，徐锡麟的勇气是相当突出的，但这位荆轲式的英雄不以谋略为意。这在宋教仁则既具有徐锡麟那样的勇气，又具有徐锡麟所没有的智谋。他的失败在于他的处境太孤单。因为假如革命党中有一批领袖人物在同时做着宋教仁式的努力，宋教仁就有了成功的希望。因为袁世凯再狠毒在暗杀上毕竟能力有限，他杀死一个宋教仁是容易的，但假如要杀死一批宋教仁这样的领袖就显得棘手了。尤其是假如孙中山也站在宋教仁一边，做着与宋教仁同样的努力，那么袁世凯就更为忌惮，更感到投鼠忌器了。然而，孙中山没有在这关键时刻成为宋教仁的盟友。仿佛由于日本政府没有提供借款，革命就此与孙中山无关了似的，孙中山居然向宋教仁表示要放弃政治革命，从而在宋教仁十分需要他的时候转身走开，让袁世凯增强了向宋教仁开枪的信心和把握。

    宋教仁的被刺标记着整个武昌起义带来的革命成果的彻底丧失。孙中山竭力回避的政治革命此刻以无可回避的姿态血淋淋地站到他面前，使之不得不结束其休闲状态，不得不直面袁世凯。在极其被动的情形下，孙中山选择了历史学家所谓的”二次革命”。毋庸置疑，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比他的当选非常大总统更匆忙，因而也更短促。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孙中山向袁世凯作出了十分无力的还击。为此，比孙中山更冷静更清楚革命党人当时处境的黄兴，违背自己的持重主张，挺身而出，替代孙中山去南京部署和指挥毫无把握的反袁起义，直至失败后与孙中山一样流亡日本。”二次革命”将孙中山在退位时所规避的反袁风险以更恶劣的境况呈现出来，致使孙中山虽然败北，但也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不过如此。孙中山此刻很后悔当初让位时对袁世凯所作的凶险估计，更不用说那种对袁世凯假装抱有希望的幻想的彻底粉碎；这种心情刺激着孙中山，使他走向勇敢，走向坚决的对抗。于是，人们接下去看到了第二组史实，并且同样以喜剧的形式呈现出来，即孙中山在日本建立反袁组织中华革命党和蔡锷在云南举起了反袁护国的义旗。

    好比后来的毛泽东将井冈山作为革命的根据地一样，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颇为令人深思的是，孙中山这次建立中华革命党一反以往的温文尔雅，将组织程序诉诸了极其粗暴的有类于哥老会那种江湖黑帮式的宣誓仪式。他要求所有党员绝对服从于他听命于他，以此保证组织成员的同心同德和组织纪律连同组织所具的战斗力。为此，黄兴以及”二次革命”中奋不顾身对抗袁世凯的李烈钧，柏文蔚诸君，对孙中山表示了他们的不满和反对。但孙中山固执己见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仿佛对抗袁世凯的革命领袖必须先把自己也变成袁世凯那样的独裁者才能获得成功似的，孙中山坚持要所有入党的成员按手印，宣誓对他的效忠。这与其说是孙中山据此表达了自己反袁的决心，不如说是袁世凯在孙中山身上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袁世凯不仅剥夺了孙中山的大总统权位，而且也顺便粉碎了孙中山原有的民主意识；致使孙中山为了抵抗袁世凯的独裁，首先把自己也变成了袁世凯式的独裁者。好象独裁就是力量，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所作所为与袁世凯是达成了一致的。据此可以推测，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时的生命状态相当糟糕，不仅心理上颇为失控，即便在生理上也严重失调，或许后来使他致命的肝癌的病根就是此时种下的。要不是他在这段期间正好有一个与宋庆龄的爱情故事，孙中山在个性上会变得与袁世凯那样的独裁者一样暴虐，并且带有为一般独裁者所通常具有的喜怒无常。在这个意义上，宋庆龄的爱情救了他。

    然而，蔡锷的云南起义却嘲笑了他，尽管蔡氏本人的反袁战争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而纯粹是出于对袁世凯独裁的憎恶。有时想想历史真是幽默到家了，孙中山筹划了那么多的起义，结果武昌起义时他却不在场；同样，孙中山那么不顾一切地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袁阵营，结果却由蔡锷揭开了反袁战争的序幕。历史仿佛想故意提醒人们孙中山革命的异乡人性质，总是在孙中山最关切的部位让别人来划下手术刀。由此可见，孙中山之于革命不是不可或缺的，有时甚至是显得多余的。因为同样的反袁事业，孙中山假如不干，黄兴也照样可以领袖群伦。在这个当口，领袖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为此，黄兴不得不让出位置，就象”二次革命”中代孙中山去冒险一样，此刻黄兴成全了孙中山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方式担当革命的领袖责任。令人莞尔的只是，这次孙中山又落后了一步。因为有人不需要象他那样兴师动众地跑到海外，照样可以对袁世凯发动效果显著的护国战争。

    至此，孙中山在反袁一举上的喜剧性还没有展示完毕。当孙中山响应国内的反袁战争，准备以浩大声势打回祖国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时，袁世凯先后以称帝和死亡让雄心勃勃的孙中山哭笑不得。袁世凯的称帝使孙中山的反袁宣传黯然失色，因为这样的倒行逆施本身就足以”唤起民众”了。至于袁世凯的死亡，更是使孙中山一下子失去了武装抵抗的目标，从而使他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中华革命党不得不自行消解。经过这一系列充满喜剧性的转折，孙中山这位革命的异乡人又重新回到祖国。然而，当他重新踏上这块国土时，他发现了一个使他不无悲伤的事实：此刻的中国，无论是北京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的势力范围，都被别人所占满了；亦即是说，在这块土地上，孙中山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从而完全成了一个异乡人。想当初，孙中山不仅有选举产生的大总统之位，而且还有李烈钧、柏文蔚、谭延　等等追随于他的地方都督。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不久之后，那位虽然有主见但又总是追随他的革命领袖黄兴也溘然逝世了。但正在孙中山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张勋复辟给孙中山提供了再次革命的机会。他从上海南下到广州，主持护法运动。此刻追随者中还包括当年反对过他的章太炎。因为不管怎么说，孙中山毕竟是当时所有政府首脑的候选者或竞争者中的最佳人选。历史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孙中山最终在广州找到了他真正的革命根据地。这仿佛冥冥之中的命运所致，最初他曾以洪秀全为榜样投身革命，然后在英国、美国、欧洲、日本，兜了数十年的圈子，最后又兜回广东，在广州与他所想拯救的祖国接上了地气。遗憾的只是，这股地气中掺有洪秀全的阴魂。或许也是当初出让大总统在孙中山心理上留下的创伤所致，孙中山自广州护法开始，全心全意地将革命指向了大总统的目标。当年在南京失去的，此刻要在广州重新夺回来；在与唐继尧等人联合了一阵子之后，孙中山终于抑止不住内心的强烈愿望，断然亮出了非常大总统的招牌。为此，章太炎与他再度决裂。当然，章太炎所基于的是联省自治的立场，他还没有看出孙中山两度出任大总统的地点即南京－广州之间那种洪秀全造反的历史痕迹。因为从当时社会的共时性上说，孙中山亮出非常大总统与袁世凯称帝是异曲同工的；而从晚近中国历史的历时性上说，孙中山渴望一统天下与洪秀全从两广打到南京的争夺江山指向又是不谋而合的。孙中山革命的喜剧性从武昌起义的不在场和出任临时大总统的不自信开始，经由在日本的组建中华革命党和蔡锷的首举义旗，最后集中体现在担任非常大总统和筹划北伐的举措上。

    中国是一个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都具有显著的地理特征的国家。诸如云南、四川、贵州，再有两广、两湖、两江，乃至东北、华北、西北，或者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黄土高原，华北平原，诸如此类。按照经济文化的这种地理特征，中国几乎是一个天然的联邦国家，而不具备一统天下的必然性。就此而言，辛亥革命的推翻帝制只是在建立共和政体上走出了第一步，这一步必须以地方上接踵而至的互相独立作补充，才能完成一个以联邦制为基础的共和政体的建立。相形之下，推翻帝制这一步是在革命党的自觉努力之下达成的，而地方独立却是在中央政权的疲软和失控之下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当时的人们把它叫做”联省自治”。不管联省自治在那时是诉诸军事割据的形式，还是诉诸和平共处的形式，这种自治的历史指向却是与共和政体相应的联邦国家。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集权制度要在两个层面上共同努力之下才能够被最终打破，一个是在中央政权的民主的议会的共和形式，一个是在地方政权的独立的自治的联邦形式。当年的曾国藩们虽然在中央集权的改造上无能为力，但他们却悄悄地使地方的独立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致在慈禧太后策动全国性的义和团运动时，李鸿章、张之同、刘坤一能够以”东南自保”相抗衡。虽然孙中山面临的联省自治与当年”东南自保”的独立局面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实质其社会意味其历史指向却是完全相同的。联系到辛亥革命之于帝制的颠覆，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完全有可能在二十年代获得一个根本性的改观，这种改观即便没有革命党人的推动，也会自然而然地达成。然而，恰恰是革命党人，恰恰是革命党人的首席领袖孙中山，出于一片革命的善良动机，以一种巨大的革命热情，扭转了历史的方向，使之倒退到洪秀全的起点上。

    毋庸置疑，孙中山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一个好心好意地想把中国民众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人。但这位革命领袖实在太缺乏应有的历史洞察力了，在提出了他那些空洞抽象的主义之后，他将革命随随便便地交付给了主义。有关主义的阐释，使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感到理直气壮；再加上其时诸多当政者的腐败无能，使他更加踌躇满志。确实，必须承认的是，孙中山的人品要高于那些走马灯似在政治舞台更换不停的历届当政者；但问题在于：历史并不以人品为转移。这种人品的优越感并不意味着历史应有的向度，相反，这种优越感一旦上升为救世主意识之后，反而会给历史带来灾难。孙中山或许正是凭着这种人品的优越感连同他自认为的主义的正确，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当初的让位一举雪耻：向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讨回当年让出的大总统之位。这种索取不仅以主义为旗帜，还以革命为名义，后来再加上由于苏联人的挑唆而喊出的反帝爱国的口号。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由此从驱除鞑虏变成了打倒帝国主义。孙中山也由此企图扮演中国的列宁，并且不是共产主义的列宁，而是三民主义的列宁。

    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及其共产国际的介入，孙中山不会在一统天下的道路上走得那么远。因为孙中山的这种主张在当时应者寥寥。且不说直系奉系那些军事首领，即便是孙中山一直想与之联手的唐继尧那样的地方实力派也并不附和他的北伐雄心。因为各据一方的豪强们觉得”联省自治”是其时最为切实可行并且能够为大家共同接受的最佳局面。在这种局面之下，长期为中央集权所压制的生存空间开始松动，有了自行其是自由发展的余地。有时，这种自由度可以大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当时的湖南省长赵恒惕居然玩过以考试方式选拔县长的新花样，而且还特意请了章太炎充当主考官。正是这样一种地方利益和地主自治的自由度，使曾经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广东将领陈炯明在孙中山执意北伐之际做了他的反对派。陈将军不仅一度将孙中山逐出广州，而且在孙中山硬是打回去之后，与之进行了为时不短的意味深长的战争。尽管孙中山为此大为恼怒，将陈氏指斥为革命的叛徒云云，但陈氏的反对本身却颇类于当年在日本兴建中华革命党时黄兴和李烈钧他们不满于孙中山的那种立场，只是黄兴他们反对的是孙中山在建党方式上的专制，陈炯明反对的是孙中山在政治上的一意孤行。至于孙中山对付陈炯明的办法，则有类于后来的共产党解决党内所谓路线斗争的那一套处置，将对方宣布为反革命。孙中山在这种做法上无疑具有绝对的优势，因为他是举国公认乃至全世界都公认的革命领袖。

    不过，孙中山能够在广东站稳脚跟并且着手进行北伐，从根本上说，还得归功于苏联共产党及其共产国际的支持。来自莫斯科的特使或者顾问不仅给他提供了他一直渴望的经济援助和武器弹药，而且给他带来了他所意想不到的种种有关政党和革命方面的指导，顺便也在他头脑中塞入了一些符合莫斯科利益的主义和观念。莫斯科的支持和援助对孙中山来说，不啻雪中送炭。他十分感慨地发现，他在全世界几乎遍求列强政府，结果最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找到了知音。为此，他感激涕零，相见恨晚。倘若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早响二十年，他孙中山也许就毋需为革命那么颠沛流离了。这样的知遇之恩，使孙中山马上把自己划进了受压迫受剥削的行列，从而同时把自己的革命划进了扶助工农反帝爱国的范畴，顺便把自己想要拯救的祖国划进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列。他似乎忘记了当年”驱除鞑虏”时向各帝国主义政府所作的种种求助活动，一下子就把三民主义中的民族内容改换成反帝原则。如此等等。

    我想，孙中山当时的这种转向不仅出乎他的一些追随者的意料，即便是莫斯科的权力者们也难免得意忘形。他们发现要对中国施加影响原来是如此的容易，根本用不着一次又一次地派代表团去北京艰难地谈判，只消到广州找到孙中山就行了。因为只消改换孙中山的脑筋，就可望影响整个中国革命，乃至影响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莫斯科一面占据了蒙古，同时努力与日本人分享东北，一面高喊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使孙中山不由大恸，热血沸腾。于是，所有的帝国主义，除了莫斯科之外，全都遭到了孙中山的愤怒抨击。当年向日本政府求助时的低声下气，此刻化作了被压迫民族要求平等的大义凛然。当年为了维持临时大总统之位而连整个东北都不想要的孙中山，此刻变成了被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华民族的全权发言人，从而浑身上下充满着爱国的热情和爱国的芳香。至于他所爱的国家正在经过他的手一点一滴地流到苏联”朋友”的掌心里，孙中山是不在乎的。因为他至死都没有察觉苏联朋友对他的支持与其说是主义的相通，不如说是外交的需要。

    当然，在莫斯科的帮助下，孙中山的革命确实变得卓有成效起来。他一直没有好好组织领导的国民党得到了相当成功的改组，并且，按照他的说法，还吸收了一些共产党员作为其新鲜血液。国共合作的结果，使共产党获得了成长壮大的机会，使孙中山获得了更多的拥护者和追随者。虽然彼此在主义上有些分歧，但孙中山并不以这些分歧为然，因为在北伐以求一统天下的主张上，大家都是一致的。而且，孙中山虽然容共，但也并没有容纳到接受苏联顾问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的地步。不管国民党的元老之中有多少人反对联共之举，但孙中山却胸有成竹。因为孙中山很清楚，联共的前提是由于联俄，也即是说，作为一笔政治交易，是uld 孙中山和莫斯科之间的交易，而不是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交易。中国共产党只是整个交易中的一根筹码，就好比苏联人送给孙中山的军火一样，是苏联人为孙中山找来的一批孙中山革命的”打工崽”。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加入国民党的基本前提就是为孙中山打工，即美其名曰，帮助孙中山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可见，一九二七年丧身于蒋介石国民党屠刀下的那批热血青年的命运，早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时就已经被决定好了。蒋介石后来的清共在其实质上不过是以屠杀为形式的解雇行动。在整个一场革命之中，孙中山是老板，中国共产党人是伙计，而莫斯科却凌驾于老板和伙计之上，扮演着后台老板，或者说，整个革命公司的董事长。这笔交易最为荒唐的部分在于，大家始终没有说好，革命成功后该如何分成。这样的空白造成了后来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不同的填空：国民人认为，国民革命一旦成功，接下去就会由共产党进行打倒国民党的共产革命；共产党人认为，既然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那么我们先帮助民主革命的政党走完这一步。至于走完这一步之后该怎么办，大家谁都不吭声。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假设两个强盗合伙抢银行，乙对甲说，我先帮你抢，然后再考虑我的……，为此，无论谁处在甲的位置上都不会放心乙，同样，无论谁是乙也都不会对甲明确说出这样的话。然而，如此荒诞的故事偏偏在中国晚近历史的国共合作一段上确确实实地发生了，而且无论是甲还是乙，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也都这么照着去做了。我不知道莫斯科的领袖们有没有对此感到暗自好笑，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对孙中山的革命除了命名为喜剧没有办法作出其它命名和描述。

    毛泽东曾经将他的革命经验总结为三大法宝，一曰党的领导，二曰武装斗争，三曰统一战线。其实，这倒也未必是毛泽东的独创，因为苏联共产党早就在孙中山身上这么做了，改组国民党是加强党的领导，国共合作是缔结统一战线，而在军队的建设上，则有黄埔军校。在苏联人帮助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之前，孙中山是没有党军那种意义上的军队的。正如孙中山不懂政党建设一样，孙中山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组建过一支军队。他喜欢当大元帅，但他不知道如何组军带兵。除了他的卫队之外，孙中山几乎没有一支可以称得上隶属于他或隶属于他的政党的军队。有趣的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孙中山居然大张旗鼓地要去北伐。为此，俄国顾问十分及时地指点了他，建立一个军官学校，然后拉起一支革命的军队。孙中山恍然大悟似地连忙张罗起来。而且，正如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将文学院交给了陈独秀一样，孙中山把黄埔军校的筹办和领导和重任托付给了蒋介石。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是和蔡元培一样慧眼独具的。从陈独秀时期的北大，到蒋介石主持的黄埔军校，由文到武，由文化到暴力，中国晚近历史的转折就被如此这般地标记了出来。

    黄埔军校的崛起，对于中国晚近历史来说，真可谓意味深长。正如”五四”时代的北大经由语言革命点燃了文化的火炬一样，二十年代的黄埔军校通过一代军官的培训重新唤起了中国民众有关暴力的历史记忆。黄埔军校的崛起与当年曾国藩的组建湘军截然不同，曾国藩的建军是为了捍卫文化，当文化遭受破坏的威胁解除之后，曾国藩的军队也随之解散了。然而，这在黄埔军校正好相反，其指向在于以主义为名义的争夺江山和一统天下，由此重新确立暴力之于历史的主宰地位；即便革命胜利之后，暴力，或者说，军队，依然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支点；也就是说，革命的暴力性质永远不会改变。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征服一切，然后再以暴力的方式统治一切。毋庸置疑，这样的暴力方式在中国人并不陌生。二千多年前，秦始皇是以暴力手段统一中国的；二千多年来，每一次的王朝更迭又都是通过暴力来完成的。让人感到新鲜的只是，此刻的暴力形式被诉诸了一时令人眼花缭乱的主义和理想。这是黄埔军校之于中国晚近历史的又一种意味。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指出，”五四”时期的北大曾标记了西方文化之于中国社会的文艺复兴，在此，我想继续论说的是，黄埔军校的崛起则使历史不知不觉地更换了其文化背景，由西方的理性文化变成了共产党的暴力文化。黄埔军校虽然是由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创办和主持的，但其基本的内涵却完全是共产党的。更不用说，那些在军校中任教的共产党员，以及后来成了声名赫赫的共产党将军的军校学生。这种暴力文化的特点不在于暴力的雇佣性质，而在于暴力的主义原则。因为暴力和文化，或者说军人和知识分子一样，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存在意味。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依附性，中国的军队也有依附性。

    西方国家的历史上，暴力的独立性通常体现在它的雇佣性上；而在中国，暴力的依附性则往往呈现为军队的御用性。在皇帝的时代，军队为天子所用；在主义的时代，暴力则为主义服务。为主义服务构成了共产党的暴力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用马克思书生气十足的话来说，则叫做”武器的批判”。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北大开始接受”批判的武器”的话，那么，黄埔军校的崛起则标志着中国历史开始走向”武器的批判”。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几乎就是在这一文一武两个学校之间完成的。

    当然，对孙中山来说，十分遗憾的是，他播下了种子，却没有能够看到收获。孙中山将黄埔军校这颗暴力的种子播在了中国晚近历史中，但这颗种子成长为果实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却不是孙中山时代，而是蒋介石政权，接着还有毛泽东时代。孙中山有文武二份遗产，文有和谈的一份，留给了汪精卫；武有暴力的一份，留给了蒋介石。作为孙中山语重心长地委托下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不负重托，最后就凭这个学校所提供的将军班底，完成了北伐大业。孙中山晚年的用人倒是独具只眼的。他所看重的三个人物都不负重托地各得其所。蒋介石作为武将得了北伐胜利，汪精卫作为文官得了中日亲善，而那个苦命的廖仲恺则因为最为坚决地拥护和追随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而义不容辞地做了后来死难于党国之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陪祭。这三个人物的结局十分恰当地勾勒了孙中山所留下的历史遗产，连其中为孙中山革命所特有的喜剧性都不曾遗漏。强横的得了胜利，软弱的得了臭名，忠实的得了牺牲。至于孙中山本人得到的，则是与黄埔军校同样意味深长的肝癌。

    我在论及陈独秀时曾用火木通明形容了他的生命状态，而在此说到孙中山时，我发现肝癌是他一生的象征性总结。孙中山的肝癌有几重象征涵义，首先，肝主目，肝病者往往目力差，因此孙中山的肝癌象征着他之于历史洞察的眼光上的乏力；其次，肝癌之病来自肝火过旺，肝火失调，这就隐喻了孙中山那过度的激情；孙中山只消稍许有一点顺其自然的无为境界，他的肝脏就不会这么糟糕，他所从事的革命也就不会这么失调和失控；其三，肝癌之癌的意味，表示着无可医治的绝症。这种绝症的象征性在于，肝癌是孙中山的绝症，而孙中山的革命又是中国晚近历史的绝症；或者说，中国晚近历史的肝癌。要是没有孙中山的革命，晚近历史不会出现肝癌症状，既盲目，又暴力，还要强行统一，使暴力革命就象肝癌的癌细胞一样在全国扩散。当医生打开孙中山的腹腔，发现癌组织已经在不可遏止地向全身渗透时，医生不会意识到的是，这正是孙中山革命之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象征性图景。由此，孙中山病逝的全部悲壮正好成了对历史行将面临的种种苦难的一个预告。

    当然，孙中山的病逝在当时的那种突发性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构成了充满喜剧性的孙中山革命的最后一幕。假设孙中山没有突然病逝的话，他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出任总统，而他一旦出任总统，他就将成为一个类似于宋教仁那样的悲剧角色。然而，上帝偏偏在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时候，让孙中山溘然去世，好象要刻意保持其喜剧性一般，不让悲剧在他身上发生。再从另一方面说，虽然当时孙中山重新以选举的方式出任大总统的可能性很难预料，但只要这种可能得到兑现，那么无论对孙中山还是孙中山的革命及其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来说都是一个大吉大利的转机。因为对于孙中山革命来说，当初的出让大总统乃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心理情结和历史情结。就孙中山个人而言，他当初的退让实在是迫不得已之举。这种退让没有丝毫中国古代尧舜之间的禅让意味，也没有丝毫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民主建制意味，而全然是一种实力较量上的败北。因此，不管孙中山在退让时做得多么雍容大度，在这种仪态背后的心理事实却是一次深深的创伤。这个创伤既有对手留给他的耻辱成份，也有他自己的软弱留给自己的羞愧成份。正是这样的心理创伤，使孙中山在此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一再做出了不无失态的举止。诸如在重建中华革命党时的狂妄自大，以及由于自命为救世主而来的专横强暴。在护法运动时的断然成为非常大总统等等。从个人心理上说，这些举止都是孙中山对于别人留给他的耻辱和自己留给自己的羞愧所作出的不无扭曲的反馈和补偿。他力图通过对革命领袖和政府首脑的自我确认在敌人面前和自己面前重新塑造自己。在他之于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完全确立之后，他需要获得的另一份心理治疗，便是再度成为名正言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从而不再受到临时的或非常的这种名称的限定。冯玉祥在北京发动的政变，使他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应该说，孙中山在冯氏政变以后的毅然北上，是出乎苏联顾问的意料的。尽管莫斯科通过种种帮助成功地控制了孙中山及其革命，但他们没能深察孙中山内心深处的心理创伤。正是这个心理创伤，使孙中山会不顾一切地离开正经营中的革命根据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单骑”进京。此刻，孙中山是不会在意莫斯科的态度的。而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执意北上，使孙中山无意中脱离了莫斯科为他设定的革命轨道。因为孙中山北上意味着他在寻求一种除了列宁式的十月革命之外的另一种历史可能性。孙中山此时不知不觉地打消了扮演三民主义列宁的念头。有关大总统的记忆重新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共和理想。冯玉祥提供给他的历史机会，使他仿佛绕着大总统之位兜了一个大圈子，此刻突然双重新走到这个位置跟前。于是，他抛下了他成功地改组过了的国民党，撇下了正在很兴旺地建设中的黄埔军校，离开了生机初露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只身走向出现了权力真空的北京政府。不管怎么说，只消孙中山真的走进北京的总统府，中国的历史就完全改观了。

    孙中山的进京之于中国历史的意味，首先还不在于他能否顺利当选为大总统以及他能否将大总统成功地当下去，而在于他无形之中放弃了莫斯科为他设计的那场革命及其革命方式。武力的统一由于孙中山的北上而退到历史的后台，前台上摆出的乃是孙中山和段祺瑞的谈判桌。尽管孙中山主张国民会议，段祺瑞组织善后会议，但这样的谈判即便破裂也在方式上为历史提供了和平协商的可能。因为在此重要的是，孙中山的心思再度从暴力革命上被拉回到和平谈判桌上了。孙中山的这种转变可以举二件事例为例：一个是他在离日赴津途中对记者声称：”予赴北京，将於大体方针决定之日，即往欧美漫游，决不久滞。”亦即是说，他就算当不成总统，也将去欧美漫游，而不是回广州举事。另一个事例是孙中山在天津会见张作霖时，尽管张作霖为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反帝主张而在言谈之间有些冲撞，但孙中山不仅不以为意，而且依然重申他作欧美之游的打算，致使张作霖为此不无感慨地对人说，他以前以为孙中山是个难说话的人，”今天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温厚君子。”从这两个事例中，人们不难发现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根据地时的那种暴躁已经为由于重新看见了谈判桌而来的温厚所取代了。虽然谈判双方有着很深的分歧，但孙中山诚心诚意地选择了谈判的方式。在这一点上，孙中山不象毛泽东那样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旦进入谈判，他会真心诚意地投入，全然一派君子作风和绅士风度。遗憾的只是，恰恰在这个当口，孙中山的疾病发作了。

    一般说来，一个人处在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中是绝不会呈现病象的，即便一个士兵在战场中弹也会因为某个任务没有完成而产生出超常的能量。因此，推断孙中山由于过度紧张过度疲劳而致病是不成立的，这疾病是早已潜伏在他身体内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似乎应该是，孙中山在重新回到北京，走向谈判桌、走向他久违了的大总统之位的可能性时，他突然感到了一种释然，一种松弛，从而象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突然走到目的地一样地倒下了。就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是对孙中山一个天大的揶揄：正当他在大总统上为历史解开由于当初他的退让而导致的情结时，上帝以病魔阻止了他。但就个人的角度而言，孙中山一生在此达到了悲剧的高潮：从求助西方到反对帝国主义、从革命到议会、从暴力到和谈、从广州北京、从退让大总统的谈判回到重新出任大总统的谈判、从联俄联共到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兜了许多圈子之后，在行将回到他当初的共和理想之际，在由此治愈他当年因为软弱退让而留下的心理创伤之际，他的生命突然不得不中止了。他去世时虽然年仅59岁，但他的疾病表明，他早已为了他的革命耗尽了全部精力。他的去世使他的整个北上行程变成了一个盛况空前的告别仪式。从广州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从上海到日本，从日本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这成了孙中山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旅行。旅途是辉煌的，尽管他还没有重新当选为总统，但民众已经把他作为总统那样热烈地迎送了。孙中山革命之于历史是喜剧性的，孙中山革命之于个人的道德形象却是极其成功的。中国民众的心理特点在于，领袖人物只要是个好人，哪怕有什么失误，依然值得万民瞻仰。更不用说在当时的首脑人物之中，民众除了选择孙中山，实在找不出更令人信服的人选。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和大总统之位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神秘联系，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是否幸运，就在于孙中山和大总统之间的能否结合，当然必须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孙中山当选为总统，是中国人的幸运；孙中山一旦与总统之位分离，便是中国人的不幸；同样，孙中山用武力去夺取他失去了的总统之位，中国人更不幸。但令人感叹的是，正当孙中山即将再度以选举方式与大总统重新结合到一起时，病魔阻止了这样的结合。可见，孙中山革命的喜剧性不仅对他个人是悲剧，对历史对中国民众也同样是悲剧。

    由于这样的中止，已经变得温厚了的孙中山，在其遗嘱中再度将革命指向了莫斯科定下的方向。民主政体，共和理想，变成了”中国之自由平等”。他在俄国人影响之下定下的主义、纲领、方略、宣言，全都成为国民党的基本守则。也即是说，在北上途中已经无形中转变了的孙中山，在临终时又将他的革命推回了莫斯科的怀抱。于是，孙中山的革命在孙中山病逝时中上在了其革命的喜剧性上，而没能给这种喜剧性注入革命的悲剧内容。假设孙中山没有生病，而在会谈过程或者当选大总统之际被谋杀，那么其革命便有了悲剧的性质。然而，历史不能假设。

    孙中山逝世之后，其革命的喜剧性作为一份遗产留给了国民党，直到蒋介石在北伐过程中发动清共从而结束了革命为止。不过，有意思的是，这种喜剧性如同幽灵一样，即便在革命结束之后，依然徘徊在国民党的两大首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作为孙中山的两位追随者，他们离开了孙中山的革命，但没能走出孙中山的身影。蒋介石发展了孙中山强横的一面，汪精卫则把孙中山软弱的一而推向极端。孙中山播下的种子，在蒋介石身上长成军事独裁，在汪精卫身上长成汪伪政府。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则成为名符其实的革命标签贴在了国民党的党旗上。三民主义的抽象性使之摆脱了所有为孙中山解释过的具体内容，从而变成了真正的政治商标。不过，相对于汪精卫的书生气，蒋介石要聪明得多，他看出了主义的这种空洞，所以他一面高举三民主义，并且将孙中山尊为国父，一面私底下学起了曾国藩。虽然蒋介石由于孙中山的缘故，一度深受苏联影响，乃至将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去备受磨难，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力图从曾国藩留下的足迹上重新起步。为此，蒋经国历经艰辛回到他身边时，他指定给这个很有出息的儿子的首要读物不是孙中山的著作，而是曾国藩的家书。但是，不管蒋介石如何努力，他还是走不出孙中山的身影。因为孙中山革命的喜剧性之于中国历史乃是象肝癌那样的绝症。蒋介石无力回天，只是暮年时节，他在台湾岛上做了他想做的并且是有独创性的事业。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得到了权力的继承，但没有获得整个历史。因为中国历史在孙中山之后并没有真正落到蒋介石肩上，而是经由蒋介石的强横和汪精卫的软弱，轻轻巧巧地转到了毛泽东的手心里。在这个转折中，孙中山一直看重的日本人从客观上给毛泽东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从而使中国晚近历史完成了向毛泽东时代的过渡。
     　　　　　　　　　　　　　　　　　

    附注：本章在史料上主要参照书目为《孙中山年谱长编》　 中华书局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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