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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内容 [推荐]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揭开四平之战的内幕
[日期：2009-07-27] 来源：凤凰网 作者： [字体：大 中 小]
马歇尔前往中国，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促成国共双方的停火。这并不是说美国此时偏向帮助中共，而是从美国的全球利益出发，此时在远东发生战争会使美国分散注意力，毕竟此时美国的经营重点是在欧洲。用现在的话讲，杜鲁门总统在“搓一桌很大的麻将”，蒋介石先生最好不要干扰大局，国共双方的冲突最好先停一停。
第二个目的，是设法遏制苏联在远东以及中国东北的扩张。苏联对日宣战、击溃关东军，日俄战争起，苏俄在日本身上吃的亏现在是连本带利全部收回，而且更进一步，苏军直接控制了整个东北，间接控制了朝鲜，获得了旅顺-大连这一优良的不冻港。美国此时不能与苏联直接发生武装冲突，但希望通过国民党这一代理人，逐渐将苏联的势力逐出东北。
陆军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除了指挥盟军打败轴心国，赢得二战之外，还做过两件大事。一是施行“马歇尔计划”，挽救战后经济崩溃、大厦将倾的欧洲诸国；二是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前来中国“调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很成功，甚至被称为欧洲一体化的基石，但亚洲的“调处”，马歇尔却彻底失败了。
马歇尔检阅国民党军队 棒球裁判马歇尔
1946年元旦，根据马歇尔的建议，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后简称三人会议），国民党为张群（不久改为张治中），共产党为周恩来，美国为马歇尔。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采取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
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努力下，国共双方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2月25 日，又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在2月的协定中，三方甚至谈到了未来的裁军计划，国民党提出把共产党军队收归到国民党军队中进行整编，遭到了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的拒绝。
1946年3月2日，马歇尔一行飞抵济南，与国共双方在山东的主要负责人王耀武、何思源和陈毅、叶飞、黎玉等人会谈。听罢汇报，马歇尔绕开敏感的停战问题，却谈起了美国棒球。他说：“你们知道，棒球在美国很受欢迎，可是，它的裁判员却不好当，常常是吃力不讨好，双方的队员几乎都能找出点什么来，批评裁判的不公正，不为运动员所理解，可是，裁判员必须干下去，不能因为别人的指责，就拍拍屁股走人，那不行，那棒球比赛不下去了，如果都这样，还叫美国吗？因为，棒球是我们的国球。”谈了一通棒球，马歇尔又将话题转回自己担负的使命上：“美国政府派我来调解国共两党的争端，我是负有外交使命的。你们应该相信我像棒球裁判员那样，公平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使你们的国家真正走上和平统一道路。”
可马歇尔这个棒球“裁判”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
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是中美关系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件事情。国民党事后将内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归咎于马歇尔处处掣肘、遂令国军坐失良机。早在1946年1 月22日的日记中，蒋对马歇尔便这样批评：“彼对我国内情形及‘中共’阴谋并无了解，终将误大事也。”他审阅了马所提“临时政府组织法”后，感慨道：“此为‘共党’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对他国政治之隔阂。若本自无定见，不仅误事，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3月初，马歇尔竞亲自跑到延安去巡视，受到中共盛大欢迎，毛泽东见机向马歇尔建言：“解决国共军事冲突之关键，端在美国立即停止对华军事援助。”后来，马歇尔果然切断对国军军援八个月之久。
而马歇尔调停期间，中共充份施展“会议战术”，边谈边打，瓦解国军士气，谈判桌上占尽上风，但对马歇尔的调停也不领情，谴责他偏袒国民党，给国民党美援，替国民党运输军队。《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是这样评价马歇尔调停的：“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遣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借所谓‘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作掩护，从各方面加强美国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在进行所谓的‘调处’的时期内，马歇尔使用各种狡计，首先在东北，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协助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蒋介石以军火和大量战略物资。”
最后马歇尔弄得两面不是人、锻羽而归。待国民党转进台湾，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会追究“谁失去中国”的责任，马歇尔又被当箭靶，受到猛烈攻击。这位二次大战杰出的美国将领，大概万没料到，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竟变成他一生辉煌事业的“滑铁卢”。
美国杜鲁门政府派遣马歇尔至中国调处国共内战，其实一开始便注定了失败的命运。首先是美国政府及马歇尔本人对中国以及中共的认知有偏差。美国传统重欧轻亚的政策，低估了中国战略的重要性，认为美国不值得为中国一战，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即是绝不出兵干预中国内战。马歇尔本人亦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天然资源及工业基础，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变为头等军事强国。”因此，他认为即使中共得胜执政，中国对美国暂时亦不会构成威胁。直到韩战爆发，美军在韩国战场上尝到中共人海战术的厉害，损失重大，美国才第一次警觉到中共这个对手，不好相与。
由于认知偏差，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当然便有了严重缺失。马歇尔奉命使华，主要任务是强迫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组织联合政府，以政治协商谈判，消弭国共军事冲突。然而对于国共斗争史稍有研究的人，便知道这两党绝无组织联合政府，和平共存的可能。马歇尔组织联合政府头一宗要务是欲将中共军队国家化，将中共部队编入国军建制，这无异要中共缴械，是与虎谋皮。
日本投降之后，共军总司令朱德马上下七道命令速遣共军往东北华北占领沦陷地区，军事夺权，是中共的既定政策。至于谈判，毛泽东说得最清楚不过：“和谈是另一次战争的政治准备。”马歇尔调停初期，中共军事还未占上风，所以愿以谈判争取时间。谈判桌上的周恩来，与东北战场上的共军统帅林彪遥相呼应，中共军事失利，谈判姿态随即软化，一旦得利，姿态马上转为强硬、一松一紧，政治谈判与军事冲突交相运用，在马歇尔的调停期间，中共的“ 会议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马歇尔面对周恩来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谈判高手，在会议桌上，当然只有被牵着鼻子走的份。
马歇尔和蒋介石夫妇 马歇尔赴华调停，手中有一张王牌：美援。马氏动辄以切断美援威胁国民党就范，停止军事冲突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当国民党屡次不听话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十月起为时八个月，马氏果然下令禁运美国军火到华。让国军吃是苦头。但共军却不依赖美援，所以马歇尔对中共并无拘束力，轮到中共公然违反谈判协议时，马歇尔却无计可施，这乃是他调停失败的症结所在。
苏联撤军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在1月初的马歇尔停战协议过去一段时间后，苏联又感到了威胁。
从关内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尽管人数上并不少，但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与国民党东北部队相比却处于劣势。国民党部队均为从缅甸和西南等地整建制海运抵达东北的，这些部队是直接在美军控制下建立起来的，装备齐全，训练有素，且在缅甸和大西南战场经过多年实战磨练，战斗力普遍较高。中共军队则多为华北和山东的“ 土八路”，有些部队开拔前错误地认为“东北遍地是日军丢弃的装备”，几乎是空手出关的。
果然，当东北局势的发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胁时，苏联的态度又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张贴标语，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退出东北。面对如此局势，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共这张牌。
有史料证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情况的变化，并考虑了新的方针。3月3日周恩来与马歇尔、张治中来到太原视察。当晚，周召集当地高级将领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当前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周“压低了声音，把手攥成拳头向下挥着：中央决定现在谈不了了，要锤！”不过，这离采取实际行动还有一段时间。莫斯科显然有点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议。3月 12日，东北局电告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中共军队“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 ……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改变“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倚靠苏联、外蒙建立根据地，通过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
苏联对于中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为不满，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毛泽东在批转周恩来关于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以下批示：“请东北局速与友方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
苏方曾以发生瘟疫、冬季交通不便等种种借口延缓撤军，且迟迟不告知撤离时间，从而造成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和接收的困难。3月22日，苏联使馆突然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撤军完毕。莫斯科的目的，当然是尽可能将东北政权交给中共，为此，双方的配合日益紧密。
莫斯科在撤军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两面手法。4月3日，这边是苏联政府答复国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并协助中国接防部队；那边是苏军代表接连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还解释说，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为了让中共顺利接收长春，苏联对国民党继续采取麻痹战术。4月13日苏联使馆还信誓旦旦地向中国外交部重申，将通知具体撤离时间，并尽量协助中国政府完成接收任务。第二天，苏军就突然撤出长春，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知了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共军队随即发动总攻，当天便占领了机场两处、市区一部，并于18日控制了全市。东北民主联军25日攻占齐齐哈尔，28日进驻哈尔滨。
内战初期苏军的确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但具体数字不详。据华西列夫斯基回忆，仅苏联两个方面军向中共军队移交的缴获的日军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榴弹炮，600辆坦克，861 架飞机，约1200挺机枪，近680座各类军火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军舰。稍后又转交了大批苏联武器。据驻旅顺海军基地的苏联第三十九集团军军事委员博伊科中将回忆，1946年春天苏军司令部把缴获的日本武器（达50车厢）移交给中共军队。但中国学者引证东北军区司令部的资料说明，1946年5月底，东北野战军的装备为：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
四平热战
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签订，国民党军有了在东北自由调动军队，接收主权的权利，停战令刚一生效，蒋介石就明令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准备作战。1月中旬，国民党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主力已沿北宁路推进至沈阳附近的新民，一部已进入沈阳市内的铁西区。2月上旬，新六军海运登陆，车运至锦州、沟帮子线。杜聿明为确保北宁路锦州至沈阳段的安全，命令新六军第二十二师和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展开对该段两侧的扫荡作战，由此拉开了国共两党在东北激战的序幕。国共两军2月上旬至中旬在秀水河子、勿欢池、沙岭子几乎同时打了三仗，一胜一负一平，没有分出高下。
国民党军这时已经到达东北的部队总共有近6个军，其中新一、新六、第十三、第七十一军全部为美械装备，总兵力约24万人。已到东北的部队3月中旬大部主力在沈阳完成集结，19日开始分南、东、北三路展开扇形攻势，准备攻取辽阳、鞍山、营口、抚顺、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4天后，辽阳、抚顺、铁岭依次被攻陷；10天后，对鞍山、海城及开原、昌图的进攻亦相继得手。
国民党军在苏撤区的大举进攻，迫使希望占据中东路全线的中共中央不能不迅速开始部署四平保卫战。 1946年3月23日，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 “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次日，毛即开始部署四平保卫战。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这时受命负责指挥四平保卫战的，是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林赶到四平街时，国民党新一军前锋离四平街只有30多公里。
此时，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并适当调剂武器”。林彪对打部队所不熟悉的阵地战，且要持久坚持，也没有多少信心。他深知自己所面对的是受过美军训练和指挥的，在国民党军中最精锐的，参加过入缅作战的新一军等中央军。在2月沙岭子战斗中，中共的部队就曾与具有同等战斗力的新六军遭遇过。一仗打下来，新六军被毙伤俘 600余人，自己却死伤失踪达2100余人，三倍半于敌。4月9、10两日，林彪又亲自指挥近5个旅的兵力与正面进攻之敌展开激战，虽顽强守住了泉头车站和兴隆岭，部队却一战就伤亡了1700余人。
国民党军自5月14日开始全面进攻，炮火之猛烈为开战以来所仅见。虽然中路与左路国民党军队的进展仍然缓慢，但右路新六军却恃胜而来，一举突破了担任阻击任务的第三纵队的防线，迅速杀到四平外围。18日，国民党军进一步施以陆空火力狂轰滥炸，战斗更加白热化。林彪当天紧急致电东北局并告中央电称：“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
18日当晚，林彪指挥下的东北民主联军极其隐蔽地撤出了四平各作战阵地，迅速北上，与国民党军脱离了接触。次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已经成为一座空城的四平街。
中共四平受挫后，一度还准备节节抵抗，再守公主岭和长春。但意想不到的是，“前总”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脱逃叛变，致使整个撤退作战计划泄露，使林彪不得不毅然放弃原计划，指挥部队径直北撤，放弃了长春，很快退过了松花江。
国民党军5月23日入主长春，两天后，蒋介石即雄心勃勃地打算一鼓作气收复整个东北。为了应付马歇尔，他提出了相当苛刻的停战条件，要求马歇尔必须让中共保证：“不得阻碍中央政府依照中苏协定接收东北主权之进行”；“不得阻碍中央政府修复全国铁路”；实际上，蒋内心的盘算是：“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
但是，蒋介石的追击计划还是受到了马歇尔的牵制。注意到政府军占领长春后并没有停下来，马歇尔深恐此举会激起中共报复，在关内挑起战争。故他在29日直接写信给蒋，不仅明确表示反对政府军“继续不断向前推进”，而且反对国民党“独自指定停战条件”。两天后，因蒋未回复其函，马歇尔再度致函给蒋，向蒋施压，声称“政府在东北军队之继续前进，不但使本人之调处急趋困难，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因之鄙人特再恳请钧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军队之前进攻击与追击，并请准许调处执行部队前进人员立赴长春。”
马歇尔的再三要求终于发生了效用。6月4日，蒋介石在从北平回到南京之后即与马歇尔举行了会谈，1946年6月6日，国民政府应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强烈要求，下达东北地区国军停止追击共军的命令，以恢复国共谈判。这一停战令从6月6日开始，26日结束。
《世界博览》刊载文章
六月停战协定的影响
蒋介石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第二次停战令对东北战争的影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 ‘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
当年亲赴东北督战身为副总参谋长随后即就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先生，也发表长篇文章探讨四平之战对国共军事前途之重大影响，详细讨论和批评了蒋介石不听其父之言，穷寇不追，以致养虎贻患，丢掉东北且殃及整个大陆沦陷的责任。
四平之战虽以中共失利而告结束，却并没有给国民党提供独霸东北的机会。结果却大出乎蒋介石的意外。
毛泽东一向是主张以牙还牙的，他早已横下一条心：“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而为了使东北成为“未了之局”，他在6月1日就已经开始根据各方建议部署关内的报复作战行动了。他为此分别致电晋冀鲁豫和山东军区领导人，要求他们数日内夺取包括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胶州、枣庄、考城、长垣、永年、聊城等处；要求太岳区占领太原至临汾间的同蒲线。毛的解释是：“我愈取坚决有力之报复行动，美蒋对我愈有所顾忌，和平可能性愈增。”因此，即使蒋介石接受了马歇尔建议，于6月6日宣布了15日休战期，毛泽东也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这一轮报复性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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