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哪开会指引牌内容:转折期的乾隆官窑瓷器

康乾盛世的皇家美术、工艺美术的发展既有其总体趋势，又有各专业不同的具体走向。以官窑瓷器来说，其盛期的顶点在雍正朝后期，准确地说应是唐英受命赴御窑厂担任窑务佐理官员之后。唐英经过3年的勤学苦练，由外行成了内行，能独立指导官窑瓷器的坯胎、釉料、颜色、形饰、窑火、烧造及品评等生产管理事宜。从雍正九年至十三年(1731>1735年)的5年，可认为是“唐窑时期”，或者说是“后年窑时期”。从《清档》和官窑遗物可以判断，唐窑时期是雍正御窑的顶峰期，此后即走向下降期。《清档》乾隆三年十一月初二日、乾隆六年四月记录了乾隆帝对唐英的两次申饬，尤其乾隆六年四月的那次，引发唐英深刻地反思并据理力争，使得乾隆帝已能体察、理解唐英兼管瓷器烧造的苦衷。为使唐英能够兼顾九江钞关的税收和管理陶务这两项工作，乾隆帝决定派养心殿造办处催总老格协理窑务。此后，乾隆七年至

乾隆三十三年(1742>1768年)的26年间，景德镇御厂窑务实际上老格起中坚作用。自乾隆七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42—1756年)这14年间，唐英、老格的领导机制与雍正九年至雍正十三年掌管窑务的年希尧、唐英搭配班子的框架类似。所以，自乾隆元年至乾隆二十一年,这21年间御厂窑务已进入“后唐窑时期”。此后，历届督陶官都离不开窑业专家老格，老格不仅是历届督陶官的参谋和助手，还是窑业生产第一线的指挥者，他对乾隆官窑瓷器的生产做出了贡献，功不可没。老格于乾隆三十三年离开景德镇之后，御窑厂生产便进入了乾隆朝贡瓷的萧条期，虽产量增加，但质量下降，每况愈下，回天乏术。乾隆帝对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了。
贡瓷烧造督陶官及佐理等官员，是沟通皇帝与御窑厂之间的媒介，他们发挥有益作用的空间是极为广阔的。皇帝远在天边，与御窑厂相隔二三千里，督陶宫和佐理均驻御厂，直接与匠役们接触，指挥生产，他们就是皇帝的代言人，要求匠役不折不扣地执行和贯彻皇帝的旨意。所以，皇帝与贡瓷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而又极其重要的，尤其一位刚刚登基的新皇帝往往对养心殿造力、处的造办事务关心至极，多方干预，之后随着时间的迁移会渐渐缓和下来，干预日趋减少。要知乾隆帝对贡瓷的关心起到何种作用，仅以乾隆二年、三年《清档》的个别记载便可了解其概况：
1．乾隆帝发出旨意(订货清单)，提供标本(样品)，并将具体要求等交督陶官，御厂要根据乾隆帝的要求组织生产。
乾隆二年五月十一日，为烧造画珐琅用的填白瓷器命造办处画瓶样。隔两天后于当月十三日画得底样八张，计胆瓶、双环蒜头瓶、玉环天丝地纸锤瓶、花觚瓶、天盘口梅瓶、双凤耳尊、玉环纸锤瓶、小胆瓶，呈览。奉旨：“准照样发去烧造。钦此。”
2．验看。此八张设计图发往唐英，烧得之后于十月二十二日将八种填白瓶每种选一件呈览，奉旨：“将直口胆瓶，着唐英以后不必烧造。”这种少数作坯胎用的填白瓶御览后交珐琅处留作上珐琅彩之用，比较简单。若验看贡瓷之器则种类多、数量大，品评有差。如乾隆二年十月
十三日验看霁红把碗、汝釉杏元四方双管瓶、青花白地龙凤盒、娇黄釉宫碗、大观釉收小一号花瓶、娇金黄釉茶碗、宣窑青龙海水梅瓶、嘉窑双管六方瓶、黄地绿龙葵瓣四寸小碟、洋彩黄地洋花宫碗十
种贡瓷之后，乾隆帝提出以下谕旨：
(1)以后烧造瓶，罐、碗、盘、钟、碟等物，但照此霁红把碗釉水勉力烧造。
(2)洋彩黄地洋花宫碗甚好，再烧造些。
(3)青花白地龙凤小盒烧造些。
(4)再将洋彩黄地洋花宫碗上花，将小盒亦烧造些。
(5)大观釉收小一号，花瓶嘴子甚粗，再烧时收细些。
(6)再烧造青龙海水梅瓶时其青花白地不必改，青龙改烧釉里红龙。
(7)黄地绿龙葵瓣四寸碟上龙发绿釉水不清楚，碟外画青花。
对十种贡瓷中的七种指出其不足及改正的措施，另对他不满意的贡瓷停止烧造。
(8)汝釉四方双喜尊、哥窑锦带瓶、汝釉四方双耳太平尊、汝釉收小天禄尊、汝釉双喜纸锤瓶、东青釉双喜纸锤瓶、汝釉小扁方双耳瓶、东青釉络子尊、厂官釉收小双鼓钉花囊、钧釉拱如意花瓶、龙泉釉纸锤瓶，此十一件款式不好，不必烧造。
(9)旧样新烧：“窑上若另有旧样，仍随新样烧造。”御厂内确有贡瓷留样，此处所指之旧样应为康、雍时御窑厂留下的历次贡瓷中的样品，乾隆帝并不知其详，方说“窑上若另有旧样，仍随新样烧造”，是何品种、烧造多少均可由唐英自行斟酌烧造，随下次新样贡瓷进内。
(10)贡瓷要力口款：“盘碗钟碟俱用篆字款，要周正。”“于十六日交出篆字款纸样一张，传旨：‘以后烧造磁(瓷)器俱照此篆字款式轻重成造。钦此。”>宫内造办器物款识除了玻璃厂烧造器皿之外，均由翰林篆写年款，呈览后发行有关衙门照写(刻)。按《清档》所记，乾隆朝御窑瓷器上的“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纸样成于乾隆二年十月十六日，即发往唐英处。这是一条硬记载，完全可靠。至早自乾隆三年起便开始使用此篆字款，至乾隆六十年止，可能沿用到太上皇四年。太上皇四年中的贡瓷书“大清乾隆年制”和“大清嘉庆年制”两款，二者各占一半。
(11)旧形新花样：“东青釉拱花大汉尊、嘉窑青花穿枝莲八宝双环大尊、嘉窑青花龙穿枝莲花天球尊，此三样尊照洋彩黄地洋花宫碗上花样烧造些。”这就是乾——隆帝惯用的以旧物之形加新款花样的早期例证。
(12)烧新釉水花样：“再将小些宝月瓶、马褂瓶，用各样釉水花样烧造。”乾隆帝看上了小些宝月瓶和马褂瓶两种器型，要唐英用其他釉水花样烧造此两种瓷瓶，烧什么釉水和花纹由唐英自行处理。
(13)立样板：“青花红地大瓶烧得正好。”“烧得正好”是指款式、釉水、花样均烧得恰到好处。另有“汝釉四方双管瓶照此样烧造”。
(14)局部小改：“其嘉窑六方双管瓶口改作直的。”乾隆帝察看贡瓷十分细心，任何小缺点都不放过，对嘉窑六方双管瓶口这种小事他都要挑剔，瓶口要改作直的，此瓶改烧后即为“嘉窑六方双管直口瓶”。
(15)改换釉水：“青花白地娇黄釉宫碗釉水淡了，嗣后照娇黄茶碗釉水烧来。”此宫碗之娇黄釉没有达到标准，指出以“娇黄茶碗釉水”替换淡的娇黄宫碗釉水。
(16)选看等次：“所进圆器内留下十三样，余送圆明园，俟朕驾幸圆明园时选看等次。钦此。”乾隆帝对贡瓷和其他工艺的贡品都要认看级别，玉料也要划分等级，分别庋藏。这种分级的做法是继承其父雍正帝的规矩，当然他们父子两代的具体标准是不会完全一致的。
通过对上述《清档"己载的分析，读者不难理解御窑瓷器的优劣确与皇帝本人的性格、爱好有关，这有利于客观地、全面地、正确地理解乾隆朝御厂贡瓷的成就与不足。
如上已述，乾隆朝御厂贡瓷在精细雅秀这种“恭造式样”上确不及雍正朝贡瓷，是由雍正朝贡瓷已达到的制高点上向下滑坡的产物。乾隆元年至二十年由于唐英尚健在，他虽因厘关收税银两上颇费精力，但尚可兼顾督造御厂窑器，亦可勉强维持雍正朝贡瓷的水平,下滑之势还不致完全失控，只是慢慢地滑落，离谷底(1860年)还有百余年。面对这一窘境的乾隆帝和唐英都已回天乏力，更遑论老格。但乾隆朝贡瓷在)些特定品种上还是有所改进和创新的以单色釉来说，其中的粉红、黄、绿、蓝、紫等色釉由康、雍两朝的透明变为“涅化”(借用清内廷称乳浊状不透明体的釉、珐琅、玻璃为“涅”)，好像掺入粉子似的不透明。这种变化从瓷业工艺角度来看，可能是一种“退化”，但从审美角度来看，涅化了的单色釉反而有温和的、润泽的含蓄美；其次，始于雍正朝晚期的“洋彩”在乾隆朝推广甚快，御窑贡瓷中多有采用，并且尚可保持着精美的水平，进而推广到民窑，被普遍采用，这都与唐英在御厂烧炼珐琅料有关。这种唐英珐琅秘方也难以保密独揽，相信不久后即泄露机密，成为民窑可用的公开配方。当前对乾隆朝彩料的鉴定有无误断的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广彩虽起于广州，所用彩料均由广州自炼，与景德镇官民窑未必有何联系，但是也可认为它是在乾隆朝御厂珐琅扩散推广的潮流掀动，下出现的。还有彩绘宜兴器上的彩料，据观察也是珐琅料，如果这种判断无误的话则又牵扯出一个问题，即宜兴所用珐琅料从何而来?是来自景德镇还是自烧自炼?这是值得探讨的；其三，乾隆朝仿青铜古彝及松石、玛瑙、漆器、木器、竹器等仿真瓷器都产生了极佳的艺术效果，它们或有着古色古香的韵致，或具与所仿物毫无二致的真实感：其四，旋转瓶的烧成，可能与广钟上的机器人有关，今所见有镂空套瓶、转心瓶(图11)、万年干支笔筒(图12)等三种。据《清档》记载，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御厂烧造成“斗龙舟打筋斗人转旋瓶”一件。
乾隆朝陶器中由苏州织造操办的宜兴窑器最为名贵。最早的皇家宜兴紫砂陶器镌有康熙款。乾隆帝南巡时亦经常使用紫砂陶茶具。今天可见的内廷紫砂器中最精美的是由苏州织造贡进的成套紫砂陶茶具，外用竹篾编制的箱或盒包装，可提可担，出游时携带是非常方便的。这套茶具品质高雅，令人喜爱。此中昭示着乾隆朝将民间文人的紫砂器艺术的“外造之气”加以改良，把皇家基因渗入其中，贯穿于表里，改造成符合“恭造式样”的御用品。这套紫砂茶具是我们研究卧民间文人艺术升华为皇帝御用“恭造式样”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将地方手工艺晶提升为“名优产品”的关键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