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美股行情:庐山事变后的博弈：忆陈毅元帅的最后日子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怕风怕雨怕太阳的林彪，突然什么都不怕了，“动若脱兔”，快速跳“龙门”般地跳到了前台。而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却被他的“龙门”之水冲进了屈辱的地狱。可是，不明真相的人们举着伤痕累累的手臂，对着干瘪瘦弱的林彪画像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第一节 陈毅不同意林彪的“天才论”，成众矢之的

　　1970年8月底，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开幕时，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闭幕时，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虽然庐山是一座众所周知的“政治名山”，我却是第一次来到此山。

　　九届二中全会，1970年8月23日在当年彭德怀倒霉的“庐山会议”旧址——庐山人民剧场召开。

　　在上山前，我先随周恩来总理去了杭州，毛泽东主席在那里的西湖休息。总理说，召开会议前他要和主席商谈一些事情。我们到那里后，总理在主席房间谈话，我们工作人员就在外头的大厅里等候。在最后一次谈话结束时，总理和以往一样出了房间门就快步走出大厅，然后回到他住的小楼去。这次他走到大厅门口，听见主席叫他，他扭头一看，见双方工作人员在大厅顶头已经排列了两行。总理笑了，知道大家想和主席合影，特别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在这之前就跟大家打了招呼，谁也不准抢镜头!结果挨主席最近的人，都不是总理身边的人员。

　　总理对我说，快，老杜，去给他们照。

　　“你也来嘛，一起照!”主席朝总理招手，身边的同志连忙在主席身边空出一个位置，可是总理走到跟前，却在前头蹲着的人群中挤出一个位置，提了提裤腿，蹲下身。

　　我在镜头里看见总理的举动，心头一阵感动，总理的谦虚从来都是来自本身的真实和自然。

　　我们随总理回到北京，正准备庐山会议新闻报道各种工作时，接办公厅通知，说是美国老朋友斯诺来中国访问，让我安排记者拍摄一些新闻照片。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斯诺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于1970年8月实现了第三次访问新中国的愿望。

　　周恩来在百忙中依旧一往情深地接待了斯诺。

　　8月18日，正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吃着烤鸭的斯诺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到首都体育馆去一趟。

　　斯诺马上意识到，这意味着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要同他见面。他猜想一定是周恩来总理。

　　斯诺猜对了。当时，周恩来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起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观看中国与朝鲜两国乒乓球队的比赛。

　　在斯诺的眼中，72岁的周恩来还是同过去一样机敏。然而，与1964年相比，他头上的白发更密了。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深陷的那双眼睛流露出忧虑和凝重、刚强与坚毅。

　　周恩来简略地问了问斯诺的访问计划后，关切地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并告诉斯诺：中国在北面面临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压境。

　　斯诺问：“如果中国寻求缓和，是同苏联谈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

　　“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周恩来回答得很微妙。

　　事实也是如此，世界历史在本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许多大的变化。1969年春天珍宝岛的阵阵枪炮声使中苏关系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原先“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了。过去一直紧张的中美关系出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变化和双方各自利益的考虑，也开始趋于缓和。1970年底，中美关系正是处于十分微妙的时刻。周恩来注意尼克松的一举一动，就看尼克松说话算不算数了。

　　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于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因为当时有关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总理安排斯诺继续在全国各地走走看看，而他抽身前往庐山，我也和总理上了山，并且负责主会场的拍摄。

　　开会的那天，总理交代我和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说：会场拍摄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一时我没有明白总理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了。待开会时，我镜头举向会场的西面才恍然大悟，会场的西面坐着老帅们和中央的老委员们。到会议结束，我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我真惊讶总理料事如神的精明和把握心态的准确!

　　我拍完台下的场景，突然看见陈老总坐在离我不远的前排，我惊喜万分，叫道：老总，久违了!他笑着点了点头。我真想和他好好唠唠，许久没有听见他爽朗的笑声和诙谐的川腔了。

　　1969年底，我从新疆回到北京，就去中南海他家里看他，工作人员却告诉我说，老总一家疏散了。疏散？后来一问，列为“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差不多都疏散了：谭震林在桂林，李富春在广州，聂荣臻在邯郸，叶剑英在湖南，徐向前在开封……陈毅则在石家庄。几次想去石家庄看望他，可红墙里的拍摄不停地加码，不久又到了毛泽东的身边拍摄，更是一步也走不出红墙了。没想到在庐山看见了时常挂念的陈老总。

　　可相见正逢有拍摄任务，不敢停留，和老总一句话也没说上就匆匆走了。

　　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到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我记得闭幕那天，气氛空前的紧张。前几天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会场里响起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声。可这时，全场鸦雀无声，针落闻声。

　　我们记者站在后台，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主席台那四位常委脸上的表情让人脊梁上哧哧地蹿凉气。毛泽东气愤里带着悲楚；林彪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我们可怜地只敢探头朝台上望，脚下就是不敢迈步!

　　一直到会议快结束，这紧张的气氛丝毫没有缓解。不得已我只好硬着头皮跑到台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咔嚓……咔嚓”飞快地照了几张，我知道这照片就是冲洗出来也无法用，可不拍摄又不行。

　　我又看见了陈老总，他仍坐在会场的西面，拼命吸手里的烟。他的日子更为艰难!

　　大会期间，疏散各地的老同志参加所在地区的分片小组讨论。

　　陈毅分在华北组。

　　会议被林彪、陈伯达还加上黄、吴、叶、李、邱搞得一团糟。不明白真相的委员们，以为冠以“天才”是歌颂毛泽东思想。陈毅却不以为然，他不同意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一针见血指出“天才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客观性。

　　陈老总的反道行为立即遭到林彪亲信的攻击，使得因“发配”石家庄而不知中央内幕的陈老总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不同意“天才论”就是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难道“天才”和国家主席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陈老总懵了，哑了，陷入深深的迷茫困惑中。

　　就在这时，我提着机子转悠到华北组的会议室里。一进门就觉得里面的气氛压抑!怎么个个脸阴沉沉的，发言的人也不像其他组慷慨激昂、眉飞色舞的，而是小心翼翼地选择词句……

　　我的目光朝陈老总看去，他的注意力在手上的一份材料里，脸上浮动着一种叫人陌生至少叫我陌生的沉闷情绪，以前他可不是有这种情绪的人啊!我想了许多，惟独没有想到老总被推到“众矢之的”的艰难境地，先受林彪及同伙的非难，后成张春桥攻击的目标。

　　我拍了几张照片，就准备离开这间充满不愉快空气的房子。

　　“咔嗒、咔嗒……咔嗒”耳边传来打火机的声音。

　　“咔嗒、咔嗒……”打火机的声音一下一下固执地响着，这是谁的打火机？我循声望去，原来是陈老总的。他嘴上叼着烟，苦着眉，望着手里的打火机。我一看打火机那笨拙样子就知道是国产货，用汽油的。老总又使劲地猛甩了几下，“咔嗒、咔嗒……”任凭拇指捻动搓轮，只见火星，不见火苗。老总气急了，“砰”地将打火机摔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抹下嘴角的烟。虽然他嘴上什么也没说，可我清楚地听见他心里重重地骂了一句：龟儿子打火机！

　　我掏出火柴，大步走到老总的沙发后面，“嚓”地划着了火柴，递到老总的侧面。老总一惊，猛地调过头，见是我，顿时眼窝里荡出愉悦的波纹。他笑眯眯地拢起手围住火，将香烟投进火苗里。“哈——”他舒坦地放出一口浓烟，我干脆将火柴塞进他的大手里。他惬意地朝我挤了挤眼睛。仿佛说：好安逸哟！

　　我一阵心酸……不敢再和他对视，转身快步走出会议室。

　　陈老总那股子倔强、固执、乐观的劲头都收进了我的眼晴里。

　　他没有变，一点儿没变!

　　天渐渐暗了，庐山的群峰隐进了神秘的夜空里。

　　明亮的灯光和闪烁的星光搂抱在一起，飘渺的云影和黝黑的山峦也搂抱在一起，组合成美妙如仙境的夜晚。

　　第二节 陈毅患癌症

　　这是悲哀啊，极大的人类悲哀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叫人学会不吐真言。苦的酸的甜的辣的……咽得下去的和咽不下去的，理解的和不理解的……

　　我在宾馆里，将当天的新闻照片冲洗放大后，又选出要发稿的照片，这时夜已很深了。我望着窗外朦朦胧胧已开始涌动的云雾，仿佛又看见老总沉闷愁苦的眼光和一闪即逝的愉悦……最后我决定去看他，立即就去!

　　陈毅住的地方离我们工作人员住的不远，老帅住区大多是两层小楼。我找到他的秘书，秘书和我是老朋友，也多年不见了。他高兴地带我去陈老总住的小楼，推开虚掩的厅门，秘书丢下我就“咚咚”地往楼上跑，向陈老总通报我这个不速之客。

　　老总在二楼的客厅里。

　　我还没进门，就听见他苍老却又快活的四川腔：“叫他上来，快叫他上来呀!”可待见到我时又叫道：“老杜，你好大胆子，敢来看我啊？”

　　我哈哈地笑了起来……真有意思!刚才还叫我快进来，这会又说我胆子大敢看他？

　　“老杜，我是啥子人物，中央点了名的人哟!”

　　他这是指“二月逆流”事件。我知道。这有什么，我才无所谓呢! 

　　“我有什么不敢？我也被打倒了，倒了好几年呢？”

　　“噢……你也倒了？那怎么解放出来的？”

　　“总理把我解放出来的。去年，总理要我随他出访朝鲜，才把我从新疆调回中南海，不然晚几天，我连命都丢在新疆了。别说胆大敢来看您，那时就是想胆大胆也没了。”

　　“哈哈……你好福气呀!有个好后台。哈哈……”

　　这震耳的笑声真让人浑身舒服，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老杜啊，以后不要来看我，这样对你不好啊。这次见到熟人我都不敢和他们打招呼，怕有影响嘛!”说着他取了一包烟往我跟前一丢，“抽烟，还这么大瘾么？”

　　“戒不掉了，也不想戒。”

　　我叹了气。落难的陈老总这时已是举步艰难，时时要躲明枪防暗箭的，可是心里还想着别人，替别人考虑。

　　空气开始沉闷。

　　我换了一个话题：“老总，你看上去身体还可以嘛。我年轻吸烟多没问题，你可要节制吸烟哟，烟可以提神、解闷，听说也致癌啊。”

　　（不幸被我言中。老总回到石家庄就发现了肠癌，而且是晚期。）

　　“还凑合吧。人老了，就有个别零件磨损了，有时运转不灵，不是这卡着就是那生锈。我想我大病不会有的，心脏就没病，这是主要部件。”已和死亡之神握手的陈老总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

　　“要保重啊!”我听他这么一说，挺忧虑的。

　　“来，再抽一枝。”这时老总掏出白天打不燃的打火机，他没用拇指去捻轮子，而是搁在手心里颠过来颠过去地看。“唉!这龟儿子打火机，用了没几天就打不出火来了，打出人一肚子气!”

　　我用火柴给老总和自己点燃了烟。说：“老总，咱们自己国产的打火机就是比不上外国生产的。老外生产的一种新型打火机，好像是……叫气体打火机。比咱这个好使唤多了。”

　　“是啊，我也早就听说了，硬是搞不到。又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哎，老杜，你有没有办法搞一个？怎么样？帮我搞一个。”

　　陈老总朝我跟前凑凑，略带神秘地作了个拇指按打火机的动作。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有谁会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元帅、外交部部长会为一只气体打火机而苦恼。

　　这个世界已颠倒得叫人欲哭无泪，欲说无语!

　　我哽咽了。“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南海常有特制的烟和火柴供应，加上常要出国，能买到一些国外的优质产品，这些生活琐事从不会让元帅自己操心的。而现在陈老总竟和我们一样，生活变得这样现实这样普通也这样烦恼。

　　望着眼前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竟幽默乐观地对待自己坎坷的人生。他一边嘲弄手里的打火机，又一边爱不释手地摩挲它。

　　我深深地感动，也由衷地敬佩，便一口答应了他。因为我以前曾从熟人手里抢过一个气体的，没几天又被另一个熟人抢走了，就这么抢中抢似乎搞一个并不难。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以后为陈老总搞气体打火机竟是如此的难。

　　陈老总的眉头立即飞扬起来，好像手里已拥有了朝思暮想的气体打火机。“那我可要好好地谢你哦!”

　　我看看时间已过了午夜，就赶忙告辞。

　　陈老总一直将我送到楼下，出了门，他宽大温暖的手握住我的手重重地甩了一下。我心里顿时滚过酸涩的热浪，眼眶也湿了。

　　回去的路上，我仔细地揣度陈老总刚才一席话的弦外之音，心里想，莫非他……真的被甩在中央领导层之外了吗？

　　山风吹来，我打了个寒噤。抬头望天，天色似墨，幽静的山道显得朦胧虚拟，哗哗作响的溪水声更加欢腾，富有诗意。到住地天色似乎透出幽蓝，隐约勾出兀立的山崖和浑厚的山脊。浮云凝在山腰，像拴在山腰上的带子……我好像听见大山的叹息和云带的笑语。

　　后来几天，我知道了老总的处境不妙，开始为他捏着把汗。陈老总性子直而锐，他能承受吗？

　　陈毅镇静自若，沉默不语。

　　这是悲哀啊，极大的人类悲哀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叫人学会不吐真言。苦的酸的甜的辣的……咽得下去的和咽不下去的，理解的和不理解的……

　　陈老总就在艰难地吞咽。

　　庐山会议期间，我们就餐的餐厅是个两层楼，上面是部分领导人就餐，下面一层是我们工作人员就餐的地方。会议结束的那天上午，我和陈毅的秘书，徐向前的秘书，还有蔡畅的秘书在一个桌上吃饭。谈笑间，陈老总背着手走到我们桌前，像是巡视，目光扫过桌上的每一份菜。我们连忙招呼他坐下一起吃。他大手一抹嘴，“我吃过了。哟，你们的菜和我们吃的一样嘛!嗯，就少了酒。”说完他看看我，问我还喝酒吗。我回答：“喝!”没想老总转身就往楼上走，“我去拿一瓶给你们喝。”

　　这怎么能劳驾老总亲自去拿酒!我忙想制止，老总已上了楼。我只好不安地等老总拿酒下来。

　　“老总就记得你会喝酒，还逞能，代总理喝酒，结果喝得东倒西歪。现在还这么穷喝？等会儿酒来了你可别一个人独吞了。”秘书们知我的底细，取笑地揭我的短。

　　“什么呀，老总爱喝酒我是陪他喝的，待会儿没你们的份儿，我和老总喝!”

　　“老总现在不能喝了，消化不好，一喝酒就闹肚子痛。”陈毅的秘书接我话。

　　“哦——？”我不相信，陈老总的酒量可大了，不喝酒他不难过？

　　“砰”地手榴弹似的酒瓶立在我们的面前。哟，我们顿时眼睛一亮，“四特酒”——江西的名酒呐。

　　“老杜你能喝，一斤八两不会醉的。”陈老总乐哈哈地望着我。

　　“老总你也来一杯。”我为他斟满一杯酒。

　　“我没有口福了，不能喝酒喽，一喝肚子就有意见。你们喝吧，喝吧。”

　　我遗憾地望望老总，只好作罢。

　　他站在我们旁边，一直看着我们斟满酒才满意地离去。

　　一会儿一瓶酒就叫我们几条喉咙“量”个底朝天。

　　陈老总却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和没有发现的绝症飞回石家庄。

　　我在庐山又停留了几天，拍了些风景照，回到北京已是9月中旬。一到北京我就开始四处打听谁要出国，忙得像个“克格勃”。线倒是抛出了好几条，拉回来的都是空钩，不是没带回来，就是带回来了又被别人捷足先登了。

　　气得我够呛!

　　一次我听说一个熟人从国外回来了，赶到他家。一问，还真有一个气体打火机。可还没出他家的门，被他回家的爱人堵住了，非要我留下打火机才让我走，说是她早我一步已答应给别人了。

　　空欢喜一场，煞是扫兴!

　　再问熟人，什么时候能再带一个？不问还好，一问急得我差点没去跳楼。

　　我的名次排在第29位!

　　因是陈老总要的打火机，熟人答应把我的名次提前，早一点带一个给我。我这才稍稍地宽了心。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托人的事没个准，气体打火机仍无着落。我又一时没出国任务，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

　　传来陈毅患癌症的消息，我更加焦急地盼望熟人能出乎意外地给我带一只精美的打火机，能让我送到老总的床头。可是我寄予重望的朋友还是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