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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1931：沈从文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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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6 月 29 日　星期 日放大 缩小 默认
青岛1931：沈从文的宿命

沈从文


国立青岛大学旧址。
□孙保锋
沈从文一生，钟情文字而备受政治左右，从京派领袖到后来的午门讲解员，经历了大起大落。也许，1931年开始的青岛时光，同样也是沈从文宿命的开始。在国立青岛大学，他成了江青的老师，而他的另一个学生汪曾祺，后来在操刀革命“样板戏”时，顶头上司也是“大师姐”江青。师生三人的命运纠缠，放到20世纪中国的背景下，实在是一出耐人寻味的人生戏剧。
老师和学生的1931
1931年对于沈从文和江青来说，有着各自特殊又彼此相关的意义。
这年秋天，沈从文应杨振声之邀，到国立青岛大学国文系任教。尽管沈从文在其自订年表中仅仅做了如下简单的记述：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任青岛大学讲师，但这段时光却里程碑一样开启了他人生和创作的重要阶段。他创作的《从文自传》成为现代散文名篇，在《人间世》向国内知名作家征询《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时，周作人和老舍都不约而同地回答《从文自传》。《八骏图》作为沈作中讽刺都市文明病的成功尝试，受到著名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的击节赞叹。至于在青岛构思的《边城》，则确定了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质的大师地位。紧随文学成就而来的是爱情的收获。1932年夏天，他终于得到了苦苦追求4年的张兆和的芳心，两人情定终生。之后，张兆和从苏州随沈从文来到青岛，在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而和她一起共事编中文书目的，还有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夫人”的江青。那时她叫李云鹤，17岁。
江青到青岛大学要比沈从文早一点：“一九三一年春，我到了青岛。我的同乡又是旧老师赵太侔，一度曾是济南省实验剧院院长，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青岛大学。”对于此前的生活，江青毫不讳言地说她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衣服穿得破旧，穷。但这个从诸城乡下走出来的女孩子，改变命运的愿望极其强烈。她喜欢演戏，喜欢抛头露面。她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每月只有30元的图书管理员（当时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梁实秋的月薪是400元），所以工作之余她就到处旁听，希望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她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写过诗。曾向戏剧家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是她的处女作。当然最让她感到骄傲的是小说。1972年她向美国学者维特克回忆时不无夸张地说：“我的小说全班第一。”教她小说的，是沈从文。
江青说喜欢沈老师
那时沈从文在青岛大学开两门课：《中国小说史》和《散文写作》。他的教法很特别，没有讲义，只是即兴的漫谈，凭直觉说话，类似聊天，而且从不引经据典。他教学生创作，反反复复讲的一句话是：要贴着人物写，很多学生不理解。他从不给学生出命题作文，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自己命题。他湘西口音重，讲话声音小，学生很难懂。有的文章说沈从文因为有了上海、武汉授课的经验，就“讲起课来有条有理，游刃有余，内容充实，语言生动”，实在是想当然。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就说过，沈先生实在是不大会讲课的。晚年沈从文接受采访时，也坦言自己不会讲课。
沈从文是动手不动口。他的长处不在讲，而在改。他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大用的词：耐烦。对自己的文章，他耐烦改。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脚页边，都是改的痕迹。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改。对学生的习作，更是百改不厌。给学生作文写的批语，常常比作文本身还长。同辈作家巴金等人都对沈从文“文章不厌百回改”的精神印象极为深刻。江青有一定的文才，沈从文比较赏识，因此要她每周写一篇文章，给她仔仔细细地修改，一处一处地解释。任何有类似经验的人都知道，沈从文的这种教法，对提高写作能力有相当的实际效用。在惟一而短暂的大学生涯中，江青能遇到沈从文，受知受教，可谓得益终身。
沈从文离开青岛后一年，江青开始公开发表作品，《催命符》、《拜金丈夫》、《为自由而战牺牲》等小说、散文、评论频频见于报刊。远在北京的沈从文当时如果知道，一定倍感欣慰。沈从文是很希望江青走上文学之路的。出身于蛮荒湘西且自学成才的沈从文，对于后辈无私奖掖全力扶持的一片赤诚，应该曾经让来自诸城乡下的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旁听生江青十分感动。为了表达这种感激，江青甚至要给沈从文织一件毛衣。40年后，江青曾对《红都女皇》的作者维特克说，自己最喜欢的老师是沈从文。
1933年9月，沈从文携张兆和离开国立青岛大学，赴京完婚。之后，他先后担任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教授，主编过《大公报》、《益世报》的文艺副刊，成为京派文学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而江青则并未像沈从文希望的那样从事文学，她结识了革命青年俞启威，加入了海鸥剧社，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之后南下上海，踏入电影圈，然后被捕，直至出狱后投奔延安，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从她上个世纪70年代对维特克的谈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国立青岛大学的这段时光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是她早年求学之路上最值得怀恋的日子。那时，她应该还有许多少女的憧憬。
老师学生命运逆转
1949年后，沈从文和江青的命运走向两个极端。
北平解放之前，也就是1948年12月，沈从文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这个对崭新时代的信念使他最终决定还是留下来。但这个“崭新”对他而言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同年3月份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是“粉红色的作家”。追究郭文的初衷，也许是沈从文曾经说过，郭沫若先生尽可以写诗，写戏剧，小说就不要写了，郭先生不适合写小说。郭沫若对沈从文的芥蒂，一直到作古也没有解开。1981年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郭沫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为之作序，序中对作者沈从文只字未提。这样的序文，也算空前绝后了。
郭文《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是致命一击，然而直到北京大学壁报大字全文抄出《斥反动文艺》，沈才意识到自己深陷险境。巨大的压力让沈从文几乎精神崩溃，甚至自杀。被送进革命大学经过思想改造后，沈从文说自己“一天又一天地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他连续四次说到“个人渺小”。最终，沈从文选择彻底搁笔。转业到历史博物馆后，沈从文的名字就被从新中国的文学史上抹掉了，好像根本不存在这么个作家。
玄黄未定，万象更新。当年的国立青岛大学图书管理员李云鹤，后来的上海红影星、《娜拉》女主角蓝萍，现在成了地位显赫的“第一夫人”。尽管，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是个不大不小的职务，这却可以说是她政治生命的真正起点。此后江青借这一职务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等等，出尽风头，也赚得了不少政治资本。
样板戏改变汪曾祺
1963年秋，《红灯记》获得毛泽东的赞赏后，江青开始专心搞她的第一部样板戏《沙家浜》。《沙家浜》最初叫《芦荡火种》，是根据新四军第六团“江南抗日义勇军”故事改编的沪剧。江青要求改为京剧，随即把任务交给了北京京剧团。这时，汪曾祺作为《沙家浜》的主要撰稿人，身不由己地卷进了这场“革命”戏剧运动。
汪曾祺是沈从文最得意的弟子。1939年，汪曾祺因为看了《沈从文小说选》，从家乡高邮辗转而至昆明西南联大，成为沈从文的学生。那时汪曾祺崭露头角，人家问沈从文这个人是谁，沈就回答，汪曾祺，我的学生，他写得比我好。那时的汪曾祺，不过20多岁。
1949年后，汪曾祺进了老舍、赵树理主持的《说说唱唱》编辑部，一直到1958年打成右派，渐渐疏离了文学界。大约是1952年或1953年春，汪曾祺不知怎么迷上了《儒林外史》，有事没事都捧着看，高兴了还给同事讲上一段。有人就开玩笑地说，不行你写个剧本得了。后来有一天他竟然真拿出个《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大家一看，都拍大腿说好。《范进中举》后来排了戏，在北京戏曲会演中得了第一名。
凭着《范进中举》，1961年汪曾祺进了北京京剧团，当上了专职编剧。在此之前，他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原单位民间文艺研究会却没有回收之意。苦等一年后，汪曾祺无奈之下找到了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剧团领导都知道他写过《范进中举》，就这么，汪曾祺改了行。
师生三人关系微妙
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回忆创作《沙家浜》时的情形说，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后来江青还曾当面问汪是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杨毓珉回忆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
江青对汪曾祺的“特别关照”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历史问题，汪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右派。江青不放心这样的人搞革命样板戏，曾多次指示，要控制使用。另一个原因，是江欣赏汪的文笔。
至于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弟子而江青曾就教于沈从文这段微妙的因缘，是否影响了江青对汪曾祺的态度，似乎无人提及。但江青曾看过汪的档案，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她不会不知道，她和汪曾祺这一层师姐弟的关系，她也不会不知道。汪曾祺后来自己告诉过好友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惟一可以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据剧团的当事人回忆，江青每次看到汪曾祺，都很客气。
1968年4月，按照江青的授意，关在牛棚里的汪曾祺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成了北京京剧团最早解放的几个人之一。1970年，江青亲点汪曾祺上天安门，参加“五二〇”群众大会。《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几百人的出席名单中有汪曾祺的名字。事隔三十多年后，《沙家浜》的导演萧甲说，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
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说，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没有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
沈从文拒求助江青
夏志清教授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曾惊叹沈从文的独特风格。而当时沈从文正在湖北双溪下放劳动，养鸡，种菜。“文革”初起，有人知道沈从文是江青的老师，就劝他给江青写信，改变一下处境，被沈从文毫不犹豫地回绝了。
1973年，江青特意安排沈从文到人民大会堂看演出，沈从文却“不知趣”地坐在角落里。于是，这段应该颇具戏剧性的师生见面，就这么没了下文。当时像章伯钧这些高层人士，都知道沈江的师生关系，可沈从文却从来不提。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也看不到江青这个名字。沈曾有一句名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后来，这句话刻在了沈从文的故乡和长眠之地凤凰的巨石上。
上个世纪80年初，当汪曾祺再次以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文坛的时候，沈从文的煌煌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尽管这段时光成就了一位了不起的服饰史专家，甚至有学者认为沈从文在文物研究领域的贡献，不逊于他的文学成就，但一个曾经叱咤文坛的大师，三十年不能写小说，何等残酷。三十年，连美丽的湘西世界都遥远而模糊了。
然而，沈从文却被人记住了。美国学者金介甫相信：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普鲁斯特看成是成就相当的作家。
 
本栏特邀编辑  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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