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yomi:汪晖：再问“什么的平等”？ （上）

汪晖：再问“什么的平等”？ （上）

　　论当代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

　　现在的社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除了平等的信条外，再没有别的基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不平等仍然占统治地位。——皮埃尔·勒鲁

　　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马克思

　　引言：政治民主与民主的社会形式

　　过去30年，围绕民主问题的辩论和分歧从未停止。1989年前后出现的“历史终结论”将民主作为最后一种政治形式，作为普遍历史到来的标志。这一民主话语以大众民主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为前提，它是通过将“人民民主”置于“政治专制”范畴才得以完成的。由于十月革命的冲击，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它的对立面，在冷战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也产生了一种思想上的二分法，其结果是利用冷战的结局垄断对民主的解释，将不同的民主观置于敌对范畴。但如同霍布斯邦所说，这种二分法是一种武断的思考构造，只能置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才能被理解。[1]这个二分法无法把握中国与前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体制差异，也难以解释美国、日本、英国、西德、巴西、北欧、韩国或印度之间的不同模式和道路，当然更不能解释对立的社会体制在竞争中通过对对手的观察、模仿和汲取而形成的制度安排。然而，在冷战和后冷战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对于民主(以及人权)的规范性解释并不包含社会内容，以致民主与人权只是作为“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而不再是“民主社会”的变革目标。实际上，那些按照冷战的敌对构造将对手归入“专制”范畴的做法，除了在大众传媒中获得自我合法化的效果之外，对于探讨民主危机毫无益处。

　　紧接着社会主义体系瓦解而来的，是反恐战争、宗教冲突、生态破坏、高风险社会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深刻矛盾。西方民主的空洞化、新兴民主的内在矛盾，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困境，与上述危机密切相关，成为讨论当代民主问题不能忽略的课题。与其说民主的危机发生在社会主义解体之后，毋宁说社会主义危机掩盖了民主的危机。为什么20世纪形成的两种社会体制先后陷入了危机？究竟是哪些力量导致了民主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异？综合有关民主危机的各种讨论，我大致归纳出如下几点：

　　第一，冷战结束之后，大规模战争和阶级革命的威胁消除了；由于冷战是伴随一种社会体制的胜利而结束的，两种社会体制之间的竞争不复存在；社会主义遗产已经在民主—专制的二元区分中彻底丧失合法性和合理性，以致我们很难看到在选票政治之外寻找解决方法的可能性。这一宏观条件的变化导致西方民主自我更新的外部动力减弱了。[2]

　　第二，伴随着全球化和全球产业转移，英美等工业强国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结果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工人阶级是追求社会平等的重要力量，它的变化也意味着从内部促使国家采用妥协和调和形式的治理策略的动因衰落了。(如果比较德国与美国，追问为什么德国的社会民主要比美国的情况略好一些，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德国在发展金融资本主义的同时保留了较大规模的工业体系。)事实上，冷战结束后，阶级斗争的形式已经基本上被替换为社会运动的模式，从而形成了传统社会运动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差异。新社会运动的崛起部分代表着阶级政治——当然不是阶级本身——的衰落。

　　与此形成对比，西方社会的产业转移带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工人阶级的数量快速增长——中国在20世纪末期迎来了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再形成”的时代。产业转移也意味着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转移，但这一转移是在社会主义体制的衰落和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也是在19-20世纪的阶级政治的衰落和转型中发生的；无产阶级政党快速地“中性化”正是这一转型的政治特征，其结果是新的工人阶级在政治领域没有自己的代理人，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朝向资本集中的方向倾斜。在这一条件下，社会主义体制也像社会民主政体一样，产生了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

　　第三，伴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金融资本脱离了工业体系的约束，它拒绝对任一社会承担责任；金融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随波逐流，兴风作浪。政治民主，作为一种建立在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公民权基础上的政治体系，很难对这一全球化的新局面做出全面的回应。这意味着全球化与建立在民族—国家政治前提下的政治民主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这种矛盾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一、如果不能提出或扩展公民权的新概念，就无法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平等政治；二、因应全球化的新格局而产生的各种跨国组织和区域体系并未形成一种真正民主的机制。在国际政治领域，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的理论家对于全球正义的讨论尚未产生出有效的政治实践，而在左翼方面，伴随着依附理论落潮，也未能产生出更具说服力的、更加整合性的有关全球公平和正义的政治纲领。

　　第四，与金融资本介入各个领域相伴随的，是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及其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断裂；工业化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妥协和调和不能覆盖这种新的利益关系，社会民主也面临着政治重组。政治重组既涉及由于经济关系变迁而产生的一定的社会结构，也涉及由于城市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规模所导致的社会动员模式，两者之间有联系却不能等同。以房宁等人的“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的报告为例，在泰国，他信所代表的是高新产业，这个利益集团跟旧有的工业垄断集团之间有冲突，他转而诉诸乡村农民，泰国过去几年的政治动荡与城乡之间的对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持续的社会冲突，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其他一些案例(如最近在阿拉伯、英国等地发生的反抗运动)中，社会动员和诉求的阶级性质并不清晰，社会运动带有更多的混杂性。我们可以将这些诉求暂时地归纳为一种复合型的平等政治。因此，尽管我们处于阶级关系重组的时刻，但由于电子通信技术的革命，社会动员的形态却难以单纯地从阶级政治的角度加以把握。

　　第五，民主政体与社会形式的分离也是许多转型国家的特征。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福利体制的衰落与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相伴而行，这一双重过程导致政治民主化与民主的社会形式之间的脱节。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是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普遍现象。这就使得社会形式上的寡头化与民主政体(或非民主政体)结盟，造成了极大的平等灾难和社会分化。如果民主化变成对原有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和平等遗产的彻底否定，议会多党制和两党制也就随之变成了新的寡头关系的政治框架，所以多党民主会与寡头性的财产分配制度相互连接。在这类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无数的政党，其中能够在议会政治中占据席位的多半是在财富再分配中获得垄断利益的政党。这些国家由此从一党制变成了多党议会制，媒体的自由程度大幅度提高了(但媒体扩张并不能等同于公民言论自由的提高，在当代条件下，两者甚至经常处于对立的关系，这一点需要另文论述)，但由于政治民主化与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全面否定纠缠在一起，结果是将包括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平等的社会形式，尤其是推动这一平等实践的基本价值也一并否定了。在这一条件下，政治民主化成为不平等分配和新的垄断形式合法化的过程。由于民主政体，尤其是政党政治，高度依赖资本和媒体，垄断集团——无论其占有形式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往往能够顺利地将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的和媒体的势力。[3]结果很清楚：普通大众不但被排除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之外，而且也被剥夺了通过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对这一垄断结构进行抵抗的权利。贫富分化、寡头化与政治民主化结伴而行，政治民主化从一个社会解放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排斥性的和寡头化的过程。这是“颜色革命”迅速变色的主要原因。

　　贫富差别、城乡对立、区域分化和生态危机是以当代生产条件下的劳资关系为中轴的，但导致这些分化和危机的动因却更为复杂。因此，无论是民生问题，还是民主问题，都不仅牵涉政治体制，而且也涉及社会形式。在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发生断裂或脱节方面，社会主义体制、社会民主体制或自由民主体制面临的挑战是十分相似的。正是从这一断裂和脱节的条件出发，我认为中国在探索政治形式的变革的同时，必须在新的条件下重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中形成的平等遗产，以解决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如果否定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遗产，那就会使不平等分配持续化；但如果不能将这一平等的遗产置于一种政治重组的综合过程之中，简单地重申这一遗产也无助于克服当前的危机。市场社会不会自发地导致均衡，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合理的调节、制度保障和为争取平等和正义的社会斗争，民主的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分离和断裂将是常态。这不是什么左派的理论，而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事实。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缺少平等的社会遗产，如南亚和拉丁美洲就从未完成过土地改革，而没有这个平等的社会遗产，就难以产生民主的两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就会形成新的社会冲突。正由于此，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遗产弃之如敝屣完全不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高度重视中国的这一历史遗产。这也说明在当代中国围绕土地制度和公共财产的争论为什么如此重要：当代中国的不平等主要产生于公共利益无法有效界定，而工人、农民和许多城市平民的利益受损恰好是与公共产权遭受破坏相一致的。如果作为公民的大众被排除在民主化进程之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没有实质上的公平，没有公民之间的相互平等关系，政治民主的公民权就变成了空洞的形式主义观念。

　　上述这些要素是当代民主危机的外部动因。就民主实践本身的危机而言，在现阶段，我认为“代表性的断裂”可能是最合适的概括，即在上述广阔的社会—经济变迁中，以代表性政治为中心的两种政治体制同时面临空前的危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及其利益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断裂是这一代表性断裂的社会基础，而政党、媒体和法律体系(无论其使用多么普遍的宣称)无法代表相应的社会利益和公共意见则是这一代表性断裂的直接表现。代表性断裂直接体现为民主政治的三重危机，即政党政治的危机(其集中的表现是政党国家化)，公共领域(媒体)的危机(其集中的表现是媒体扩张与公共空间的脱节)，以及法律体制的危机(其集中的表现是程序主义为利益关系操控)。这是一个多重危机。用通俗的语言说，我们经历着在规模上达到了新的顶点的政党国家化、国家公司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和法制空洞化的进程。因此，在讨论代表性断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需要追问如下问题：第一，伴随着政党政治蜕变为国党政治，有可能出现“后政党政治的民主”吗？这里所谓的“后政党政治”是以19-20世纪奠定的政治模式为前提的，在当代条件下，即便实际存在的相应政治组织仍然被称为“政党”，也必定具有不同于19-20世纪政党的特征。第二，如何重构“公共领域”和如何在汲取法治精髓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政法体系”？重构“公共领域”面对的问题是媒体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相互渗透，媒体通过操弄“公共意见”而对政治公共领域形成支配性的影响；重提“政法体系”的概念不是否认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而是探求这种形式和程序得以运行的政治文化条件。第三，究竟什么力量才能推动形成一种能够为新的平等政治提供思想基础和道德规范的文化？如果民主危机可以被解读为“代表性断裂”，而国家在漫长的时期里仍然主导着政治领域，那么，一种“民主的和后民主的政治”是否及如何可能？

　　让我对上述讨论做一个简略的归纳。冷战结束以后，民主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形式上的重要变化，但社会民主却出现了普遍危机；在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国家政体及其形式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其社会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异，以致有关中国到底是怎样一个社会的讨论不绝于耳。因此，与大多数论者(他们之间常常尖锐对立)将两种政治体制的差异设定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我认为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是与政治体制相应的社会形式发生了解体。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主要来源于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即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在讨论“代表性断裂”这一政治危机及其诸特征之前，有必要分析这一“脱节”或“断裂”在两种社会体制中是如何构成的。

　　重新定义平等：机会的平等、分配的正义与能力的平等

　　让我从社会民主的困境开始。法国政治理论家罗森瓦朗(Pierre Rosanvallon)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从政治民主与民主的社会形式的角度对当代社会民主的危机加以检讨。作为政治体制的民主包括普选权、个人权利的保护、言论自由、多元主义等等，而作为社会形式的民主，核心是平等，主要体现为社会保障，公共物品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开放，再分配等等。这两者的结合就是所谓社会民主。他认为在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民主的这两个方面是完全重叠的，因为那时的平等概念涉及人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即平等的还是等级的。[4]革命时代的平等政治直接地体现为打破各种身份和等级制，以国家—公民的关系形成民主的社会模式，在这个历史时刻，平等并不需要诸如机会的、结果的、分配的等等特殊的修饰语。

　　但是，在19-20世纪，民主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发生了持续的分化。一方面有普选、有新闻自由、有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即所谓宪政民主，但另一方面，社会分化严重，贫富不均、不同形式的垄断、阶级对立等等最终导致了剧烈的社会冲突。新的社会等级制是大规模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根源，也是民族国家间冲突的根源之一。从19世纪晚期，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对革命的恐惧和战争的反思，以及冷战时期两种社会体制的竞争，如何实现社会妥协和阶级调和成为民主实践的重要内容，这对促进民主社会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社会理论上，人们对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权利体系进行反思，这一反思集中体现在有关权利与义务、福利与责任、自主与团结等关系的重新解释上。今天谈到社会民主模式，基本上都离不开税制、社会保障机制、合法化的工会及最低工资、劳动合同法等机制。社会民主的观念吸纳了许多社会主义运动的成果，通过制度设计，将这些成果转化为民主的社会形式。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

　　当代最有影响的民主理论家(如罗尔斯和哈贝马斯)试图设计出一套让不同的人能够和平相处的平等主义的程序或达成共识的条件，以取代那些在他们看来更具攻击性的民主(如大众民主)。在他们看来，这套程序或条件以基础性的制度(宪法、法律等)为中轴，通过对话、沟通形成共识或重叠共识，既能满足理性的需求(捍卫自由权利)，也能满足民主的合法性(人民主权)。但是，分配总是与社会冲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为了重新分配而进行的平等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有对抗性。平等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如同墨菲所说，程序主义的或共识主义的政治哲学无法把握平等或正义问题所内含的情感性、冲突性、政治性和某种身份的集体形式，[5]也难以提供一种应对上文勾勒的各项挑战的纲领。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平等概念或正义理论置于当代平等政治的视野内加以观察，也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这一问题。由于民主的社会形式的危机聚焦于平等问题，我在这里集中分析三个不同的平等概念。这里需要说明：有关平等的伦理学—哲学思考相当复杂，罗尔斯、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人已经做了细致分析的功利主义平等(untilitarian equality)、总效益平等(total utility equality)和罗尔斯主义平等(Rawlsian equality)等精微的理论概念就是例证。[6]

　　1.“机会平等”及其历史任务

　　尽管对于这些理论的探讨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仍然倾向于将这些理论概念与更为通俗的说法联系起来。平等的第一个概念是机会平等(与功利主义平等概念更为相似)，第二个概念是再分配的(或结果的)平等(与总效益平等更为相似，与社会契约论关系更为密切)。这两个概念在现代时期最为著名。平等首先是在法律和政治的意义上被界定的，它强调的是非歧视性。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一概念针对的是贵族等级和其他特权体制，从而包含了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双重内含。正如法国革命的鼓吹者和参与者圣-茹斯特(Louis Antoine Leon de Saint-Just， 1767-1794)所说，平等并非指涉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说他或她拥有同样的“权力”，而是每一个人拥有“主权的平等部分”(equal portion of sovereignty)。[7] 正是这一激进的和能动的概念，为打破阶级身份、性别身份和族群身份的差别提供了平等政治的可能性，并将经济、社会、法律和政治的权利问题置于平等概念的框架下。

　　但是，伴随资本的逻辑渗透一切领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激进的平等概念最终被转化为一个有关市场竞争的机会平等概念，即便是对身份差别的冲击也被置于一个被经济所界定了的利益脉络之中。机会平等的原则认为“收入和其他生活条件的不平等是一种自然状态，但同时也认为，社会底层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奋、毅力、才智和正当手段等)使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这也是林肯所谓使联邦政府能够长期存在的“伟大原则”，即“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8]在这个脉络下，争取阶级、阶层、种族和性别平等的斗争均以市场条件下的自由劳动力及其价值作为计算尺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机会平等的概念建立在商品交换的逻辑之上，以物的交换关系表达人的关系；由于商品交换的前提是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从而平等与商品关系之间形成了历史联系。“每个主体都是交换者，也就是说，每一个主体和另一个主体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后者和前者发生的社会关系。因此，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9]在市场条件下，“主体只有通过等价物才在交换中彼此作为价值相等的人，而且他们只是通过彼此借以为对方而存在那种对象性的交换，才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的人。”[10]“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11]由于商品交换是在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即马克思所谓“劳动=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12])的前提下展开的，伴随着市场社会体制的确立，其激进的内涵逐渐转化为一种有关交换的合法性观念。按照这一机会平等的概念，平等并不是一种与资本逻辑相对立的社会理想，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平等形式。

　　这并不等同于说机会平等已经失去了全部吸引力。当马克思将平等与市民社会的商品交换相联系的时候，他专注于一种新的生产—交换方式，而较少涉及他在别的地方做过深刻论述的下述问题：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财富积累和权钱结构不断地重构社会等级制和新的身份论(尤其在族群、宗教、性别上的不平等，亦即族群、宗教和性别关系的阶级化现象)，这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及其相互间的平等经常与不平等的交换形式——如垄断、种族主义——相伴。从19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奴隶制、种族压迫、性别歧视和殖民主义及其控制形式其实并行不悖。黑人民权运动直到60年代才获得重大的胜利，但各种形态的种族歧视，仍然困扰着现代社会。至于性别歧视，在今天的劳动市场上，这不过是公开的秘密。族群、性别的阶级化现象有着长远的历史根源，但已经被组织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权力—利益关系之中，构成了现代生产—流通形态的具体内容。正由于此，机会平等的概念所内含的非歧视性内容仍然具有某种解放性。在机会平等的旗帜下，现代社会将这些歧视现象视为传统社会的遗产，进而将克服自身危机的平等斗争转化为巩固自身的合法性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