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端怎么发微博:汪晖：再问“什么的平等”？ （上）(3)

汪晖：再问“什么的平等”？ （上）(3)

　　就城市工业化过程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主要集中于公有制的形式和工人参与管理的实践这两个方面。“鞍钢宪法”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27]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地位与公有制条件下形成的单位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理论上看，单位不是单纯的生产场所，而是一个将生产、生活、政治、文化和其他领域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形式。这一社会形式以工人阶级的政党掌握国家领导权——亦即形成工人阶级的国家——为前提。单位制的核心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抽象化，将劳动置于新的社会化过程之中。换句话说，单位是在工业化和生产的抽象化条件下重新创造社会关联的实践。能力的平等在这一条件下直接表达为工人的政治—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建立，即不但表现为参与生产和竞争的能力，而且也表现为一种综合的政治—社会能力，从而能力不能单纯地在经济的意义上加以界定。只有当单位被重新简化为生产场所，从而单位中的人再度被抽象化为单纯的劳动者(而不是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人)的时候，单位才会蜕化为纯粹的、由生产过程完全控制的形式。[28]然而，在“后冷战”时代，在将单位简化为一种国家控制模式而加以拒绝的同时，也将所有的单位——工厂、公司、学校，甚至国家本身——转化为以利润增值为目的的生产和流通机构，从而社会的逻辑直接从属于抽象的或单面的生产过程。在市场条件下，国有资本在社会分配体制中如何成为一个促进社会平等的机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核心问题不在国有与私有的对立，而在能否形成真正的公有，即阻止国家垄断形式掏空公共占有——按照马克思未加清晰解释的断言，公共占有，在最终的意义上，与个人所有(而不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前者意味着平等，而后者意味着垄断)是一致的——的内涵。通过税收和社会分红，使得国有大企业成为真正的全民(每一个人拥有)企业，形成新型的劳资关系，即让劳动者同时成为所有者并参与企业的管理，就是这一探索的基本方向。如果国有企业朝着私人寡头化、投机性管理和新官僚制的方向发展，就意味着经济民主的失败。资本主义的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其基础性矛盾，即生产资料和公共财富的私人占有，并没有改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社会主义历史提供的经验之一并不只是所有权问题，而且还包含了将生产过程重新嵌入社会网络的努力。

　　公有制在实践上并没有真正解决资本—国家垄断的问题，即一种真正的公有形式(社会所有)并未全面落实，也因此很可能再度被纳入控制的逻辑，但这一实践本身预示着：管理者与工人身份的互动，以及由这一互动而产生的政治能量，是克服垄断或“新阶级”生成的基本途径，也是阻止公有形式向地方政府垄断和利益集团垄断的方向转化的根本条件。几年前，我参与过一个纺织工厂改制的调查，工人们提出的问题就是工厂到底是公共的还是地方政府的；工人是否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等理论问题——这其实就是工人们提出的民主问题。国有企业的工人们不是单纯地要求提高工资或身份置换金，而是从政治权利的角度提出所有权问题，即劳资关系问题。在私人的或跨国的资本中，劳动权利也是民主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工人的斗争提出的不仅是经济利益问题，而且也是企业民主的问题：劳动者是否是企业的主人？企业制度是否提供了实现民主管理和共同责任的框架和条件？劳动者能否同时成为所有者，劳动者能否以特定的组织形式介入企业的管理？在不同所有形式的企业中，能否通过股份合作制等制度安排提供一个超越传统劳资模式的产业模式？

　　土地所有制和土地流转问题同样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民主的社会形式问题。在市场条件下，如何让这种占有关系一方面适应市场的条件，另一方面又不致让土地关系的变迁威胁土地的社会占有，这是中国的国有土地所有制和集体土地所有权面临的重要挑战。许多乡村研究集中于基层民主选举，而忽略民主形式与富人阶层对于这一形式的操纵和利益，即乡村基层层面的寡头政治问题。[29]如何重新探索20世纪曾经展开过的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和集体形式，为重新连接政治与经济以创造农民的政治主体性提供条件，成为市场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迫切问题。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一些地区提出了“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的组织构想，根据一些研究者的描述，“农协”通过引入集体、个人资产和政府补助，由专业团队进行经营，但不同于一般的公司，“农协”的治理结构建立在村民的积极参与和自由选举的自治理事会的基础上，也就是经营与社会组织相互结合。中国的小农经济有漫长的传统，如今正面临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挑战。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能够容纳不同形式的农业经营方式的社会形式，让家庭的、社区的或农协的经营模式同时发展？在这里，不能仅仅在经济或效率的意义上解读多种产权形式的综合实践，而应该从经济与社会、文化、习俗和政治的关系的意义上解读这一实践，即多重产权形式与参与型管理，是对将经济彻底抽离其他社会网络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抵抗。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或者如马克思所说，城乡对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在发展与城市扩张的语境中，如何通过保存和创新来形成平等的城乡关系，是当代社会的关键问题之一，但这里所谓平等的城乡关系不能仅仅在分配的平等或收益的平等的意义上展开，还必须在人们自主选择生活方式、拒绝将人变成抽象劳动者的意义上理解，即只有在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城乡对立问题才可能被真正克服。上个世纪初期，康有为曾经设想以乡为单位的公民自治的构想，这是一种在非想象的共同体基础上设想的社会自治；在当代世界，离开了乡村社会的农民工也以各自的方式形成自己的“看不见的社区”，即在高度抽象化的生产体制中，重建属于自己的社会联系。那么，究竟怎样的制度创新能够让这种社会联系成为改变劳动者地位的前提呢？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关系中的公民自治并不必然局限于乡村，它也是在其他空间中重建社会的实践。如果这一乡治能够与现代经营的理念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创造一种超越资本逻辑的社会—生产模式。

　　总之，用民主的社会形式这一范畴来描述这些领域的探索和实践比经济民主这一范畴更为恰当，理由是企业民主和土地关系并不只属于“经济”范畴，它涉及劳动者的社会地位问题，涉及城乡之间的交互而非从属的关系问题。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政治民主与民主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没有必然性，但民主的社会形式的衰落最终必然导致政治民主的危机。诸如选举权、多党制等等政治体制问题如果不能与民主的社会形式相互配合，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断裂的社会。从根本上说，经历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它的民主实践必须克服阶级分化，并创造一种不同于那种将剥削关系合法化的社会—政治形式、一种拒绝将劳动彻底抽象化的生产模式。所谓以人为本，不是在克服一切奴役和附庸关系之后、在创造了一种能够综合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的组织形态之后才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