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活人回避完本了吗:罗宗义: 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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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义: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 发布时间：2008-01-17 点击数: 233 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
◇罗宗义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确实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当时,我是北京师大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
忙于准备毕业考试;忙于“向科学进军”,准备报考副博土研究生;忙于“地下恋爱”。真是一个繁忙的季节。
一九五七年二月,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这是一个鼓励人们大胆地放、彻底地放的讲话,对我们影响很大。一九五五年肃反以后,人们已经小心翼翼了,这个讲话,让我们思想解放了,大胆了。前些时候,我与一个“同案犯”通话时,曾对他说:“我们五七年‘跳了’出来,完全是被毛泽东的讲话煽动起来的。”他十分同意我的观点,因为这是事实。讲话的内容,都已经隔半个世纪了,有的,我还记忆犹新。比如,他老人家保护和肯定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肯定其反官僚主义的主题。当场,还问彭真:你们北京市委有没有官僚主义?彭真回答说:我不敢保证我们市委没有官僚主义。后来,这个讲话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时,这段话通通删去了,还删去了许多原话——号召大量鸣放的话。而关于香花和毒草区别的六条标准,当时讲话只字未提。这个讲话,主题是“放”!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收”为主题了。当时,有人指责说这是“阴谋”,理所当然地成为典型的“右派”言论,讲话者却提出了“阳谋”说,我们就成了“阳谋”牺牲品。
几个月后,批我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时,总要问:你当时自觉不自觉?也就是说,当时知不知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一个“同案犯”回答说:“我早知道要尿炕,我就不睡觉了。”太生动、太形象了!但这种解释,是绝对不可能过关的,于是,一种“本能论”就此诞生。即是立场错了,“本能”地驱使干这说那,虽然当时并不自觉。但“本能”却让你说反党的话,干反社会主义的事。不知为什么,这个“本能”论,是通用的。我多次如此检查,也竟然过关了。上报的关于我的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材料中,竟然写道:“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的认识。”紧扣中央摘帽的文件精神,也就心照不宣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党中央颁发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这当然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当时都有遵循党委部署的习惯,各个班都成立整风领导小组,我作为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成为其成员。但好长时间,都处于学习阶段,并未接触任何实际。记不清五月十日左右哪一天,我看见了《光明日报》登载的我校教授陶大镛的一个发言,称师大整风运动“无风无雨”,我很激动。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题为《也谈师大“无风无雨”》,借陶大镛讲话这个由头,把我四年来内心的感受,统统地放了出来,投寄给校报《师大教学》。时隔多日,毫无音信,我感到师大党委有意压制这次整风运动。当时还不知道“舆论一律”的观点,更不懂得“新闻导向”,认为《师大教学》也是一个阻碍整风运动的机构。
因为,我们快要毕业了,有同学提出:“咱们到教授家去拜访拜访,也算告别。”第一个访问对象是穆木天、彭慧。一个是外国文学老师,一个是俄罗斯文学老师。我对彭慧老师更感兴趣,知道她曾经是“左联”党团成员,也曾担任过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书记,还选她当了人民代表,因此,我欣然随之前往。临时动议,临时出发,连与我恋爱对象的幽会预约,也忘却了,为此,不知遭到若干次的埋怨。到了穆教授家,他十分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客厅。师生拥挤一堂,十分热闹。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中心议题,当然是学校的整风运动。穆教授十分激动,就像上课讲到动情处,手舞足蹈地讲开了:“运动为什么开展不起来?党委书记的屁股有屎,不干净!”这时在厨房忙着煮饭的彭教授,连忙赶过来:“说那些干什么?不说了!不说了!”穆教授站了起来:“我要说!我要说!”看着他激动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了关于他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传闻。说是周恩来总理请了几十个教授,开座谈会,其中也有穆教授。主持会议的总理刚落下话音。他就举手发言:“总理,今天我还有事,我先说,说完,我就告假。”总理点点头,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讲完后,拿起皮包,扬长而去。听到这个传说,我们都奇惑不解,再忙,再重要的事,有比会见周总理的事更重要的吗?我知道他是个创造社的小伙计,摆摆老资格,可太狂了!我的脑海正盘旋着,突然又听到了更为震惊的信息。穆先生说党委书记跟女学生乱搞男女关系。而那个女的还是我们中文系的研究生,我认识她,她是我们红旗舞蹈团的编导,舞跳得可好了,她教我跳当时十分流行的乌克兰舞。听到这个情况,理所当然,群情激愤。平时,我对这位党委书记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不像个工农干部,倒像个公子哥儿,冬天,西装革履,穿呢子大衣,夏天穿丝绸装,走起路来,哆哆嗦嗦。这位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料想不到,一肚子的男盗女娼。连回宿舍的路上,大家还在吵吵嚷嚷。一个同窗自告奋勇地说:“回宿舍,我就起草大字报,谁改改、抄抄。”我当仁不让地说:“我来吧!”在学生会群众文化部工作的一位同学说:“我去拿纸笔去!”匆匆忙忙地走了。起草稿的人,是个快手,大概早就胸有成竹,我洗漱刚毕,他的草稿大功告成。接过看,题目叫《谜》,意思是,我校整风运动,为什么开展不起来,问题就在那个党委书记身上。时间太长了,原文记不清了。我的印象,笔锋是犀利有力的,语言是明快讽婉的,煽动性是很强的。我一看,宿舍唯一的书桌上,已经摆上笔墨纸砚,我就埋头抄写起来了。书桌旁围观了好多人,看热闹,他们嘴里嚷叫着:“好!好!这把火点起来了!”“堂堂大学校长,如此卑鄙无耻,太可怕了,不可想象,不可理喻!”听到的,全是支持声,无人反对,无人阻止。我一口气就抄完了,我看笔下龙飞风舞的字,满意极了,得意极了。我在班里,是管宣传的,壁报之类,是十分熟悉的。我看着大家,商量着说:“贴出去,总得有个报头嘛,取个什么好名呢?”一个睡在上铺,已经脱了衣服准备睡觉的同学,从床上坐了起来说:“我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就算是最底层的声音吧!”我觉得报名太长,也不雅,就说“叫《底层之声》吧,怎么样?”在吵吵嚷嚷的“好!”“行!”声中,锁定了《底层之声》这个名字。谁也料想不到,这北京师大第一张大字报,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刊出后(比北京大学五月十九日的第一张大字报,晚了五天),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的《北京日报》的社论中,曾点过它的名;在批判它的大会上,竟然惊动了中央新闻记录制片厂记者们,在后来放映的记录反右斗争的记录片中,也竟然有批判它的那个大会的镜头。在批判它的大会上,对《底层之声》这个社名,发言者的批判竟占了很大篇幅。而为之取名的同学却逃过了这一劫,我们宿舍七个人,定了六个右派,却偏偏没有他。这个“漏网”的同学,后来我在上海见着他,我对他说:“当时,我们还不懂得揭发,我一揭发,你就跑不了!”他还满不在乎:“我只在团支部大会上说过:‘我不跟你,也不跟那个(指当时的左派),我是中间派。’后来划个中右分子就行了。”我提起当时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的情景,他才恍然大悟:“哦,想起来了。我说过,我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就算最底层的声音。好像你觉得太长,贴出去,成了《底层之声》了!”后来,我和当时一个“左派”,谈到此事,她也大吃一惊:“是他?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当时是谁担这个罪责,也许是我!
料想不到,这张大字报,一下子就点燃了那一场烽火。五月二十三日这天,全校几乎所有楼的墙,都贴满了大字报。其实,不少师生的心中,都装满了干柴烈火了,只要有了火种,熊熊大火就燃遍了全校,真像火山爆发。这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惹人注目的大字报不少。比如《党主乎?民主乎?》,这是对“民主”的强烈呼吁。这三位同学,是同系同年级同班的同学,才华横溢,虽然觉得言之成理,但却容易让人找到把柄,我是不会随之附庸的。更令人震惊的,是公开为胡风翻案,明确地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而引申为“法制不健全”,更令人振聋发聩。尽管,这种议论,两年多来,偶而我听人说过,但公开地提出来,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尽管不明事实真相,但凭几封信即可定罪的做法,不少人的内心深处里也感到十分困惑。但,钦定的大案,谁敢怀疑呢?谁敢责问呢?大家对五五年肃反,更是当时的热门话题。这往往对深挖“三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根源有关,而涉及的面又很宽,因此,为人们所注目。肃反时被斗过的人,他们的大字报、发言,都称之为“控诉”。这个词,虽然有些刺耳,但同情面往往在被斗人一边。特别是,采访被斗教授的原始记录,更让人触目惊心。我仿佛记得,有一个姓谢的女的,是俄语系的学生,她的控诉,令人们泪流满面,义愤填膺。后来,她在《群众论坛》(这个社团,后来定为右派组织)上演讲,引起了更大反响。党群关系,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类似“墙”之类的说法,俯拾皆是。对当时党的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作风,也让人嗤之以鼻。记得有一个总务长,每次学校演戏、放电影,总让自己的妻子坐在好位置上,引起大家强烈的不满。因此,党委书记的作风问题,引起大家愤怒,更是顺理成章。我常想,当时那场整风运动如果彻底进行下去,也许党的腐败现象不会像今天如此严重,如此积重难返。——其实仍是天真的想法:“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底层之声》的注意力,还放在那位党委书记的身上。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当时党委的其他负责同志,不知顾虑什么,害怕什么,谁也不敢公开把这个问题,披露在广大群众面前,总是躲躲闪闪、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因此,《底层之声》连续出了几张大字报,如《评张斧同志的讲话》、《整风一周》等,都是把矛头指向党委,责问党委为什么老是包庇这个问题。提出,要搞好师大的整风运动,前提必须揭开这个盖子。
随着运动的深入,参加活动的,不是起初我们宿舍的几个人,还有外班的同学,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社团。定名为《底层之声》,选举三人组成编委会,只定了一个原则,我班两名,外班一名。当时参加会的,也就只有十多人,其中还有响当当的“左派”。我被选为“编委会”成员。这个编委会,形同虚设,没有开过一次编委会,外班那个编委只在开会时见过一次,后来就没有再见到他。都是各自为战。据说,我的档案里,曾列为《底层之声》社长。其实,我们三个人,从来没有分过工。因为,我曾在学生会工作过,认识人多,对外的事,往往是我。什么党委宣传部召开各社团代表会议,我出席。领着全校各社团十八个代表,去访问彭真、胡耀邦,我带队。后来落实政策时,据落办的人讲,《底层之声》有三百多个社员,我也感到十分惊异。我说,人会并不需要填什么表,也不登记,更不发什么袖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自由的。跟我一起活动的,也就十来个人。其中一个人,我还曾为他鸣不平。第一张大字报,是我让他贴的,后来贴大字报的任务,可能,他都包了。他没有任何言论,也没有写过任何文章,后来定为“右派”时说,行动比言论更危险。他贴大字报时,对其内容,都不甚了了,甚至都没有看一眼,把他划为“右派”,太冤了!
形势不断发展,《底层之声》也突破了原有的规模,成立了大字报组、油印报组、广播组,各个组还任命了组长。这次人事任命,并没经过编委会讨论、研究,也不知是那位老兄任命的。我从来没有问过,觉得有人干活就行。有时碰面说几句,也就算商量了。可见,当时的组织,是松散的、混乱的。特别是广播组,高音喇叭一响,哇哇叫,传得很远。除了广播《底层之声》大字报、油印报的文章外,谁都可以讲,无人审查。广播机器,就安放在我们宿舍,我们宿舍(西北楼415室),真成了一个自由论坛的场所。比如,访问胡耀邦的原始记录,经过大家核对、保存,当时团市委的一位同志,也参加一起核对。会上,一致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公开发表,只供内部传达。可《苦药社》的头头,没有经过大家商量,擅自将访问记录就在我们宿舍播出了,影响很大。为此,他也吃了苦头,被劳动教养,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按理说,我是带队的,核对材料会议是我主持的,团市委的同志参加会议,这也是我请的。至少,在广播前给我打个招呼吧。事前,我不知道;事后,我也没问过他,就是我的宿舍的广播组长,事前事后都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件事。可见当时是十分自由的,纪律也是松散的。后来,就连落实办的头头也十分感叹地说:“说你们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进攻,看来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一次公开的活动,就是参加党委宣传部召开的关于《师大教学》的座谈会。会前,不知是谁,通知我时间、地点,我欣然前往。对《师大教学》,我早有看法,前已述说过。当时没停课,全年级,二百多人,在一个大教室里听课。课间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全年级有什么事儿,趁着老师离开教室,即可进行。早晨,党支部宣传委员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下午、晚上访问教授的学生名单,涉及到全年级,让我念念。对党支部布置的事儿,我是十分愿意干的。念完名单后,顺便讲讲当前整风运动的形势,其中对《师大教学》讲了几句:“《师大教学》是保守的,阻碍了我校整风运动的开展,我们要办一个油印报来代替它。”真是有点头脑发热了,很有一点狂妄的味道。对我的讲话,有人鼓掌,有人离场,我自己觉察到,当时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这次,让我去开会,我当然不能放弃这个宣传我们观点的机会。到了楼前,就被一个人截住了,一看也认识,历史系一个社团的头头,他拿出一个改组《师大教学》的方案,让我过目。我看后,点点头:“好,好!挺好!”想退给他,他急急地说:“您拿着,您拿着,您要觉得可以,在会上,您说说。”我说:“你们整的方案,我们怎么能贪天之功呢?”他还急急地说:“你们《底层之声》影响大,他们听,我们社团没名气,说了,不管事。”盛情难却,只好从命了。料想不到,成了我的大罪。
宣传部长主持会议,我认识他,他原来是校团委书记。他的开场白十分客气,无非是说把大家请来听听意见,听听群众的呼声吧。我就当仁不让地把历史系的方案念了一通。其它的,都忘了,只记得改组《师大教学》编委会这一条。编委会由党委、团委各社团代表组成。好像就是“文革”中三结合的权力机构的雏型吧,这也算是一个创造。当时我还临时添了一句:各个单位人员多少,人员组成,还可协商解决。当时参加会议还有我校团委副书记,他支持我的发言,理所当然,他也逃脱不了那一场厄运。后来,他当了我校的党委书记,我见着他还问过他,还记得那次会议吗?他说一辈子参加的会议太多了,不记得了,我料想不到,参加这次会议,就成了我篡夺《师大教学》领导权的罪状。批判《底层之声》时,还给我画了一幅漫画,我躺在一张床上,正在做梦,是要当《师大教学》编委的幻梦。画漫画的老兄,真有天才,那个“我”画得真像,矮墩墩,胖乎乎,有副天真的笑容。
学校开始有动静了,上面召开座谈会,下面各个班级也召开座谈会。我班的主持人是那个党支部的组织委员。班上的议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危害,党群关系中间有堵墙等等。一个肃反中被斗的女同学,传给我一个字条:要求发言,我签上同意发言的意见,传给了主持人。主持人看后,置之不理。多少年,我给这位女同学写信,表示道歉。并说:当时主持人不让你发言,客观上起了保护你的作用。你如果发了言,可能会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她父亲是全国著名的右派,即《乌昼啼》的作者,《人民日报》的《什么话》一栏曾转载过他的所谓右派文章。她贴了一张大字报,与父亲彻底划清界限,脱离父女关系。她没有发言,就没有攻击肃反运动的罪名;她对她父亲的那种态度,就救了她。虽然与我同时分配,但没有戴帽子,算是躲过了这一关。但肃反被审查这段历史,可能在档案里有所记载。她的后半生活得够苦了,没有过过安宁的日子,老挨斗,老大年龄才同一个离婚的老头结婚,无子女,现已患上脑萎缩之病,近于瘫疾。
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有人曾对我反映说:“那个‘主持人”三害’严重,我们不敢发言,也不想发言。”为此,在班整风领导小组开会时,我就直言不讳了。我本心是善意提点意见,让别人主持会议,也许座谈会的效果会好些,有利于整风运动的开展。料想不到,那个主持人生气地说:“要不,你来主持好啦!”我无言以对,后来就构成了我妄想篡夺班级整风运动领导权的罪状。
整风运动从上而下,都有了发展。但上午正常上课,下午搞运动的这个生活步调,显然不适应了,于是有人就提出“停课搞运动”的口号。特别是,教育系具名八个党员的大字报,震动了全校。他们透露了党内关于整风运动的若干限制,整风运动的气氛更为紧张了。不少社团,包括我们《底层之声》都先后贴出支持八个党员“起义”的大字报。群众原来的疑虑,更加严重了。各高校之间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开始出现了。中国人民大学传来信息,他们学校的林希翎,要来北师大演讲,并鼓动人们上街。我当时十分紧张,与一些社团的头头交换意见,一致决定:整风运动,主要是管自己学校的事。不同意各校串联,并提出组织人员,关上大门,阻止其它学校的学生进校的建议,也不同意上街搞游行示威之类的行动。多少年后,与我共同做出这个决策的人,还对我说这件事,并说:“咱们哪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当时那么紧张,咱们是从大局考虑的。”我摇摇头:“于事无补了,于事无补了!”
但是,北大的《接力棒》的传单,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进来了。因为,晚上与女朋友幽会,这次后来被批为“反党联盟会议”(当时称为各群众社团联系会议),并未参加,因为,事先没有接到过任何通知。后来听说有同学从北大带回了《接力棒》,临时决定召开的会议,地点在我们宿舍,我们参加的人还不少,全都是《底层之声》的人,我回宿舍时,正赶上散会,被一个同学截在楼梯口。这个同学,是我入学时的大班班长,曾住一个宿舍的上下床。后来分小班,我在一班,他在二班,接触少了,关系还不错,互有信任感。我们在楼梯的一个台阶上,他轻声严肃地对我说:“刚才开个会,听说党中央分裂了,有人要反对毛主席。咱们都是共青团员,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虽然我不明情况,我也表了态:“那当然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是拼命,我们也要保卫毛主席。”后来反右斗争时,他让我站出来,用这次谈话,为他辩护。我说:“现在我说话,有谁相信我。我都自身难保,还能保谁呢?”当时,形势严重,是不是应和党组织打个招呼呢?尽管我对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有看法,但我还是把他看成组织。问问他,到底应该怎么办?我到他们宿舍去找他,他不知深夜还在忙什么,未回。后来,我曾想,如果这次汇报上了,也许,我就戴不上帽子了;后来又想,第一张大字报,被选为《底层之声》的编委,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不会因为一次汇报,就能改变我的命运。他们认为,这次“反党联盟会议”,我能不参加吗?查来查去,最后公布的名单,没有我。其实,这个会也是十分自由的,谁都可以参加,没有参加任何社团的同学也参加了,甚至后来成为响当当的“左派”也参加了。我们当时绝没有任何神秘之感,帮助党整风,这是响应党的号召,光明正大的事。也绝不知道,这是“阳谋”。当时一个著名的“右派社团”——《群众论坛》,据说,就是我校一位党委副书记一手策划办起来的。她联系的对象,是我系的团总支宣传委员,一个预备党员。每天中午单线联系,他们秘密在校园中的小树林见面,这正是北太平庄铁狮子坟的所在地。确实是当时的秘密场所。这位预备党员,每天都要向党委副书记汇报,谁发言了,发言都是什么内容等等。后来,这位《群众论坛》的头头之一,理所当然地受到审查。他可能受到那位党委副书记的保护,没有戴帽子,仅仅延长了预备党员的预备期。分手时,我们还远远招手,以示告别。其实,保护了他,也就保护了那个党委副书记。如果当时再反“右派”,深入查下去,扩大战果,保证完成数字,难免不把她暴露出来。如果她真是《群众论坛》的后台,能不受到牵连吗?这难道是“阳谋”?在广大群众十分兴奋十分热情地帮助党整风的重要时刻,这种“引蛇出洞”的手段,能是“阳谋”吗?这是一场阴谋,我们这些天真的年青学生,上当了。至于这个“阳谋”,是出于谁的授意,我们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当然是不可得知了,也许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也许,当时我太幼稚、太年轻了,睡了一觉,什么都忘了。第二天,六月三日早晨,在饭桌上,那位所谓的“反党盟主”(即张海琛)给了我一张名单,我一看,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一数,一共十八人。他对我说:“昨晚的会,你没参加。会上决定:今天去上访北京市委、团中央,弄清昨天《关于胡耀邦谈话》传单的真伪。会上还决定:《底层之声》的对外活动一般都由你出面”。我就没拒绝。回到我们宿舍,已经满屋的人,我一一询问,还点名检查,一共十七人,物理系某某未到。我征求大家意见,不能等了,出校门时,我再到物理系看看。一打听,这家伙,在物理实验室搞实验呢。我叫他,他说今天离不开。多少年后,我和他在一个学校工作,曾问过此事。他淡淡地说:“去了,不过多一条罪状而已。”真是一个“看透派”,我想,他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为什么他也钻进了那张大网呢?
连我共十八人,真是浩浩荡荡,也理直气壮。没有任何经费,汽车费、中餐,都自备,大家却十分轻松,高高兴兴,说说笑笑。
到了北京市委,一个中年人,把我们领到一个会议室。他说:“你们有什么事?”我说:“我们要见彭真同志,有重要事情向他汇报。”他说:“彭真同志不在。”我说:“那就见刘仁同志吧。”他说:“刘仁同志也不在。”我问他,“您,您是?”他明白我的意思,回答说:“一处处长。”当时我不知处长是多大的官,但是,除了彭真、刘仁外,党中央的事儿,与我们一样,他也不会知道。我站起来,环视一周,大家的眼神,也明白地告诉了我,有的还摇摇头,我果断地说:“走!”
拐个弯,走不远,就是团中央。一进门,说明了来意。一个同志热情地说:“耀邦同志在家,罗毅同志也在。你们去吧。”他详细地告诉了胡耀邦的住址。走不多远,真找到了。是一个黑漆门洞,开门的是一个老头。我说:“我们是北师大的团干部,找耀邦同志汇报重要情况。”他说:“原来预约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你们先等等,我进去问问。”不一会儿,他领着一个年轻人出来,向我们说:“胡书记请你们进去咧。”那个年轻的,正好与我们其中一个人熟悉。他是1956年毕业的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分配给耀邦同志担任秘书。他俩是中学同学,又都喜爱文学,虽然相差一年,却十分熟悉。大家进门不远,就发现耀邦同志、罗毅同志都站在会客厅前迎接我们呢。耀邦同志让我与他坐在同一沙发上。我没有客套,开门见山地汇报了北大《接力棒》的内容与我校整风运动的进展情况,特别着重谈到党委书记的问题是运动受阻的原因。他侧耳倾听,由秘书记录。我谈了近一个小时,他从不打断我的话,也不询问我什么。我谈完以后,他就站起来来回走着,他好像没有坐着说话的习惯,边走边谈。我忽然记起,他在全国学联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做政治报告时,也是如此。当他讲到:“有的人不得了罗,眼睛长在眉毛上面。”他在台上边说,边走,边比划,给我留下了难忘怀的印象。他背对着我走时,我才发现他穿的裤子,有好多印迹。我当时笑了,这么大的干部,还不修边幅,那像我们那位党委书记,总是衣冠楚楚的。他说话的速度,时缓时急。谈到中央分裂这个问题,他说:“中央的事儿,党中央会自行解决的,你们就不要过问了,好好地读你们的书吧。”耀邦同志并没正面地回答这个问题的真伪。后来,有的写一九五七年的,也提到这事,并说这是当时蛊惑人心的谣言。我却看到了一些资料,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时,党内有不少人不理解,表示反对,甚至于连苏联的领导人,也反对,这似乎又不是空穴来风。事情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真伪。但是,耀邦同志的回答,还是客观的。避开了事件的真伪,而告之正确处理的方法。
谈到了北大的《接力棒》,他就谈到北大的整风运动,他说:“我特别去看过北大的大字报。回来,我就想,民主、自由这个东西,不能无边无际,总得有个框框。你们想想,人死了,也得有个棺材把你框起来吧,你只能在棺材里活动。死人,都如此;何况,活蹦乱跳的活人呢?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的民主、绝对的自由!”听了这段话,我“咯噔”一下,难道我们错了。因此,回校后,从六月三日到六月八日,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活动,静静地呆着。这段话,也成了我教育学生的武器。“六、四”时期,我常常在全系大会上反复地讲这段话。后来,有一个学生对我说:“我这么多年之所以一直没出大格,就是牢牢记住了您说的那段话,那段话成了我人生的座右铭。”这段话,影响了一、二代人,其意义可谓深远啊!
谈到我校的整风运动,他说:“你们的党委书记,没有和我一起工作过,情况不了解,无法表态。如果你反映的情况,确实属实的话,应该严肃处理。”我不知道在我们宿舍广播纪录稿时的那个同学,是如何广播的。后来,那个党委书记在大会上说:“我从来没有同耀邦同志一起工作过,这是造谣!”当时的纪录稿,我是上交了的,也从无人询问我这件事,在我签字的处理书上,没有有关这个事件的文字。多少年后,耀邦同志的这个回答,我记忆犹新,认为是十分客观的。
我当天返回学校时,正赶上开大会。党委书记亮相,看着他那苍白的脸,没有神采的眼色,却产生一种有点同情他的味道。平时,他道貌岸然,趾高气扬,这时,变得小心胆怯,委委琐琐的样子,让人惊诧啊!
从六月三日起,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社团。我班的那个党支部组织委员,拉起一些人,组织了《真理报》。明眼人一看,《真理报》是针对《底层之声》的。如果说,前一段整风运动,是一边倒的话;现在开始,有不同声音了。当然,仅仅是观点的不同,其争论是和风细雨的,没有火药味儿。后来,落实政策时,为《底层之声》平反,势所必然了。因为,当时不少的档案里,都有“参加右派组织《底层之声》”的字样。定为右派的人,有“改正”之说,而那些未定为右派之人,却找不到落实政策的地方,其中不少人还戴过“漏网右派”的帽子,这就把《底层之声》定性的问题提了出来。当时落办主任对我说:“我看了你们《底层之声》的全部资料,没有一句是反党的。《底层之声》应定为‘帮助党整风的群众组织’。但是,有阻力。”阻力来自何方?后来才得知,来自《真理报》的负责人。他也参与了落实政策,他说:“《底层之声》定为帮助党整风的群众组织,那我们《真理报》是什么组织呢?”当场就有人回答:“你们也是帮助党整风的群众组织嘛!”这个信息传到我这里,我就说:“如果非要给《真理报》定性的话,可以定为极‘左’派的群众组织嘛!”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但它毕竟是历史!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吹起了反右斗争的号角。正沉醉于整风运动的人们,当然不理解,“阳谋”之说,也就诞生了。当时人们的观点是:你鼓励别人参加整风运动,还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抓右派,就是“言者有罪”了,这是搞“阴谋”。针对“阴谋说”,就有了“阳谋说”。
“阳谋说”的观点是:明明告诉你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都是应该批判的,你非要跳出来呢?全国五十五万的右派分子(据新的材料公布是317万有多),就成了这“阳谋”下的牺牲品。除了公开的反革命言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标准是难以掌握的,似乎也是: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最为明显。冯雪峰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不多也不尖锐;田汉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多而且常常是火辣辣的。田汉被保下来了,冯雪峰却被打了右派。其理论,是有的人是好人说坏话;有的是坏人说坏话。这好坏人,是谁定的?领导定的,标准呢?只有天知道!当时,理论上也是混乱的。给党员提意见,不论事实如何,就是丑化党员;给基层党组织提意见,不论正确与否,就是反党。因为,整个党,就是由一个个基层组织起来的,如果把这些基层组织都反掉了,这个党还存在吗?振振有辞,义正词严。可到“文革”,这个理论又翻过来了。只要给党组织提意见,不论事实如何,就是造反行动,革命行动;而反对给党组织提意见,也不论事实如何,就是“老保”,要是领导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说有理,婆说也有理;不知那些制造蛊惑人心的理论的理论家,是公,还是婆?当时民间流传着“右派是最早的造反派”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的,也就为后来右派的改正,奠下了基础。
沉寂了相当时间的党组织,又开始活跃了,团支部又恢复组织生活了。
对“六、八社论”,提出质疑的大字报出来了,开始是几个人。后来有不少人在大字报上签名表示支持。有人让我签字,我摇摇头,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我不是不同意它的观点,耀邦同志的讲话还言犹在耳,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岂能发表不同的见解?这是党中央的声音,能怀疑吗?
在团支部大会上,更活跃。当时,有一个团员说:“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左派?我认为,在整风中,积极发言的,积极活动的,应该是左派;一言不发的,阻碍整风的,才是右派。”他的发言,尽管对我有利,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他是我介绍的刚入团的新团员,他要有事,我也沾边。我又为他的发言感到可笑,都什么时候了,还如此胡说八道,真不识相。当时的团支部已经拉开了阵势,一左一右,泾渭分明。有的人,公开亮明了“中间派”的旗帜。这时,《底层之声》油印报,还继续办着。我就写了《是非篇》交给油印报组长,他说:“你早应该写文章了,马上就登。”虽名为《是非篇》,骨子里是反对那场运动,但采取的似是而非的手段。含含糊糊,只是鼓励人们独立思考:一篇是整风高潮中,发表在《师大教学》上的《也谈“师大无风无雨”》;一篇是《是非篇》。前者,理直气壮,振振有辞;后者,则含含糊糊,躲躲闪闪。这正反映了我的心态,是与情势的发展,紧紧相连的。
反右派斗争的声浪,越来越大,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处于危险边缘了,反右的鞭子将抽到我身上了。在一次团支部大会上,我痛哭流涕地检查:“社会上的右派猖狂地向党进攻,我不仅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反击,反而走到了反面,跟着右派跑了,犯了严重错误,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团组织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泪流满面,旁座的一位同学递给我一块手绢,我一面擦,一面哇哇地哭着。当时,我的检查是真诚的,确实认为自己错了,自己的检查够深刻了。但是,主持人却严肃地说:“罗宗义同志的初步检查,我们欢迎。但是,很不深刻,希望继续反省,深刻检查!”当时,我大吃一惊。如此检查,还不深刻,再深刻,非得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自知自己没有丝毫反党的意念。我在整风中,曾对我的女朋友说过:“这次运动后,该排上我入党了。”虽然,我对校党委,有某些怀疑。可我对北京市委、团中央、党中央,是十分信赖的,忠心耿耿的。当时,如果让我用鲜血来保卫毛主席,也会是毫不犹豫的。
不久,全校又开了一次全校团员大会。这次大会不像传达统购统销文件、揭露高、饶反党集团文件那样,在大礼堂关门、关窗,还有不少党员看管门窗。而是,都坐在教室听高音喇叭,不是团员的在操场也听得十分清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反右斗争动员会。会上,宣布开除我班那个“反党盟主”的团籍,宣布撤销若干团干部的名单,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听见了不少熟悉的名字。整风中,比较活跃的,都不能幸免。
从此,就不通知我参加团支部大会了。可我的女朋友仍然参加。有一天,我们约会时,她告诉我团支部开会的内容,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内容。不巧,碰见我系的一个助教,当时,还说了几句话。这个助教有意无意地告诉了他的女朋友,而那位正好是我班的一个团员,出于组织观念,汇报给团支部,结果,我的女朋友却以“为右派通风报信”的罪名,被留团察看。好在,她只是《底层之声》的一位普通成员,既无言行,又无文章。当时,她也想表现表现,但无啥可写,曾让我代她写一篇。我太忙,无暇顾及,好受她的埋怨,似乎我只顾自己不关心她。如果我真给她代写一篇。以她的名义发表,很可能她就带上帽子了,多悬啊!可见,当时参加整风的人们,都想表现积极些,那知道有一张大网正张着咧!
不久,就召开了全系批判大会。只批斗了三个人:“反党盟主”、“狗头军师”、“纵火大盗”。“纵火大盗”是我的别名,后来听说是某某取的。九十年代在一个小型的聚餐会上,我曾问过他。他矢口否认:“我没有那个水平。我只不过是倒霉蛋中的幸运儿而已。后来,我又是幸运儿中的倒霉蛋!”这是后话。当时专题批判我的人,也是《底层之声》成员,在整风中,我俩曾畅谈了一个晚上。套用外交词语来说,无论对学校形势还是班级形势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也许是由于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观点,选择了她。我仔细听了她的发言,除了我的一些人所共知的公共活动和批判语言,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就是我们两人谈话的细节,她也只字未露。后来,一九五七年“八、一”建军节,请杨成武做报告,由她负责看管我,坐在一个沙发上。休息时,我仍坐着不动,她主动说:“你到礼堂去看看吧。”因为,杨成武是传奇的英雄人物,当然想看看,她不怕我去谋害,可见对我还是信任的,我感激。几十年后再见面时,相处的十分融洽,也许还是保留了这份同学的真情。
好像第二天,就是全校批判大会。我一进大礼堂,就看到了巨幅画:一只巨手,抓住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我。批斗时,还算人道,前台摆上三套桌椅,我们坐着记录。批判会还惊动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引来了不少记者。不知是谁给大会主持人递上一张纸条,说是要看看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嘴脸。我不好意思走楼梯口上台,而是从台下爬上去又爬下来的。据当时在台上作记录,后来也划为右派的同学说:“你当时爬上爬下的动作,十分可笑。”我说:“你还笑咧!我当时的心情,你知道吗?想死的心,都有。”她哑口无言。
我们三个人上台示众时,下面有人喊:“抬起头来!抬起头来!看看他们的嘴脸!”我刚抬起头,新闻记者真会抢镜头,“卡”、“卡”两声,我的尊容就拍下来了。当时,我的心凉了,完全绝望了,我被划为右派了,而且,新闻纪录片一播,全国都知道了,我还有什么脸去见江东父老、老师同学呢?以后,台上说什么,我也不记录,脑里一片空白,一散会,顺着人群奔了出去,一出礼堂大门,回头一看,无人跟踪,我就朝学校大门跑去。其实,有人跟着我,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我刚冲出校门,有人截住了我,我一看,是她!她拉住我:“往哪去?”我一听,才清醒过来。我冲出来,似乎没有什么目的,也许去当汽车下的冤魂!她把我拉到楼道里,因为正是开饭时间,整个楼无人。她哭了,我也哭了。她说:“开会时,我一直在台下,散会时,你脸色都变了,我就跟出去了。”我说:“我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去干啥,也许撞上一辆汽车就算了。”她哽哽咽咽地说:“哪能呢,哪能呢,现在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一死,就更麻烦了。”我无话可说,绝望
批判《底层之声》后不久,又批判学校第二个大社团《苦药》。我奉命参加会议。对《苦药》点名和上台示众的共十一人。当然,我一言不发,心理却有一丝高兴,毕竟已经有十三人跟我做伴。揪的人越多,我越清闲。令我交待问题,检查自己,揭发别人。可是既不检查自己,也不揭发别人,经常交不了差。当然,不能让我如此混下去,对我“打态度”的小斗争会,也就召开了。
主持会议的,是我班的一位女同学。先由大家批判一通:什么“态度不老实”、“消极反抗”等等。后来,她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你反党的思想根源?”我从来没想过,一下子愕住了。后想一想,按照我已经熟悉的理论,讲了起来:“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在旧社会生活了十三年,留恋旧社会。”也许我当时讲得很激动,也许他们曾经分析过我的情况,我如此分析,他们不以为然。从她笑眯眯的表情中,我似乎看到了同窗四年的友情。我那个已经到了零下的心,似乎温暖了许多。
后来,《教师报》的记者采访了不少人,其中也有我。发表时,题为《他们为什么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其中广大段,说到我,说我因没有人了党,而对党产生不满情绪而发展成反党。其实,这也是“三害”之一——主观主义的判断。据我所知,比我表现好的一位同学,刚由党支部大会讨论,会上还发生了争议,那我就更排不上号了,那能有什么不满?还想在这次运动中表现积极些,也许能解决入党问题。至于“家庭问题”,我家成分是“小土地出租”,按富裕中农待遇。即使如我所说,是“剥削阶级家庭”,入团时,已彻底划清了界限,中学两年半,大学三年,一直毫无经济来往,全靠助学金养活我。谈不上什么留恋不留恋?我不过是找一个能够过关的说法而已。
找我个别谈话的人,也开始频繁了,什么学生科长,团委书记等等。有一个找我谈话的同学,是比我低两级的调干生,党员同学。我记得肃反时,他就是学生党支部的一个头头。反右斗争,他也可能还是一个什么头头。据说,他后来留校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还退党了。他问我的并不是什么整风中的问题,而是问我中学表现如何?我开始回答:“应该说,表现不错,不然,为什么在班里,我是第二个人团的?”后一想,说这些,有什么用,马上改口说:“那时候积极,今天看来,都是装出来的。”他对我的回答,并未表示什么看法。我想不到,四十多年后,我见到了当年考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的中学同学,他问我:“你们学校去调查你。我开始以为是要发展你入党,来了解情况,后一想,不像,就知一九五七年,你着了。…‘着了”是四川方言,是“摊事”的意思。他说:“我说了你一大堆的好话,不知道管用不管用?”我说:“也许管用,中学表现好,处分就轻些吧。”当时,《底层之声》被点名的,共三人,那两人都被劳动教养了。而我,开始为“留校考察两年”,后才改为“分配工作,考察两年”。最后,我说:“我还得谢谢你呢厂
对我的调查,不仅是中学同学,还去我家乡去调查。我在毕业前夕,肯定要花钱,给家写了封信,要点钱。进大学后,我与家里,素无经济来往,突然寄来当时也算巨款的五十元,肯定会受到某些人的怀疑。因为,当时报载,中国人大的林希翎,曾受到民革中央谭惕吾的经济资助,称为“右派活动经费”。后来,我才得知,为了这五十元,北师大曾派专人去调查。这五十元,对当时农村来说,也是大数字。正巧,我一个叔伯哥哥参加抗美援朝后,复员时发了不少复员费,家里考虑,我毕业后即有工资,由我来偿还,就借了五十元给我寄来。这钱与“右派活动经费”丝毫没有关联,当时也无人询问我,我也就不知其幕后还有这么多的故事。
大概是八、九月份,我参加了我一生的最后一次团支部大会。这次大会程序十分简单,团支部组织委员念每个人的处分决定,然后,大家举手通过。全班三十多人,团员近三十,被开除的十四人,留团察看两人,受警告、记过处分的,还有若干人。据当时统计,全年级二百多人,受党团处分的,就有一百五十多人。划了五十二个“右派”,占全年级四分之一以上。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内部掌握的百分之五。当时有一种解释,从全校讲,也许到不了百分之五,从全国来讲,也许到不了百分之零点一咧!这是何等荒唐的逻辑啊!这次大会,是自己举手开除自己的团籍,被处分的人,不可能有任何发言权,只让宰割。从此,我们边劳动,边等待处分。十一月份,才把我们分配到各地。我们凄然地离开了这令人伤心的学校。
快近五十年来回忆那“不平常的春天”发生之事,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来源：《不肯沉睡的记忆》来源日期：2008-1-17本站发布时间：2008-1-17
◇罗宗义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确实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当时,我是北京师大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
忙于准备毕业考试;忙于“向科学进军”,准备报考副博土研究生;忙于“地下恋爱”。真是一个繁忙的季节。
一九五七年二月,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这是一个鼓励人们大胆地放、彻底地放的讲话,对我们影响很大。一九五五年肃反以后,人们已经小心翼翼了,这个讲话,让我们思想解放了,大胆了。前些时候,我与一个“同案犯”通话时,曾对他说:“我们五七年‘跳了’出来,完全是被毛泽东的讲话煽动起来的。”他十分同意我的观点,因为这是事实。讲话的内容,都已经隔半个世纪了,有的,我还记忆犹新。比如,他老人家保护和肯定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肯定其反官僚主义的主题。当场,还问彭真:你们北京市委有没有官僚主义?彭真回答说:我不敢保证我们市委没有官僚主义。后来,这个讲话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时,这段话通通删去了,还删去了许多原话——号召大量鸣放的话。而关于香花和毒草区别的六条标准,当时讲话只字未提。这个讲话,主题是“放”!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收”为主题了。当时,有人指责说这是“阴谋”,理所当然地成为典型的“右派”言论,讲话者却提出了“阳谋”说,我们就成了“阳谋”牺牲品。
几个月后,批我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时,总要问:你当时自觉不自觉?也就是说,当时知不知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一个“同案犯”回答说:“我早知道要尿炕,我就不睡觉了。”太生动、太形象了!但这种解释,是绝对不可能过关的,于是,一种“本能论”就此诞生。即是立场错了,“本能”地驱使干这说那,虽然当时并不自觉。但“本能”却让你说反党的话,干反社会主义的事。不知为什么,这个“本能”论,是通用的。我多次如此检查,也竟然过关了。上报的关于我的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材料中,竟然写道:“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的认识。”紧扣中央摘帽的文件精神,也就心照不宣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党中央颁发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这当然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当时都有遵循党委部署的习惯,各个班都成立整风领导小组,我作为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成为其成员。但好长时间,都处于学习阶段,并未接触任何实际。记不清五月十日左右哪一天,我看见了《光明日报》登载的我校教授陶大镛的一个发言,称师大整风运动“无风无雨”,我很激动。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题为《也谈师大“无风无雨”》,借陶大镛讲话这个由头,把我四年来内心的感受,统统地放了出来,投寄给校报《师大教学》。时隔多日,毫无音信,我感到师大党委有意压制这次整风运动。当时还不知道“舆论一律”的观点,更不懂得“新闻导向”,认为《师大教学》也是一个阻碍整风运动的机构。
因为,我们快要毕业了,有同学提出:“咱们到教授家去拜访拜访,也算告别。”第一个访问对象是穆木天、彭慧。一个是外国文学老师,一个是俄罗斯文学老师。我对彭慧老师更感兴趣,知道她曾经是“左联”党团成员,也曾担任过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书记,还选她当了人民代表,因此,我欣然随之前往。临时动议,临时出发,连与我恋爱对象的幽会预约,也忘却了,为此,不知遭到若干次的埋怨。到了穆教授家,他十分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客厅。师生拥挤一堂,十分热闹。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中心议题,当然是学校的整风运动。穆教授十分激动,就像上课讲到动情处,手舞足蹈地讲开了:“运动为什么开展不起来?党委书记的屁股有屎,不干净!”这时在厨房忙着煮饭的彭教授,连忙赶过来:“说那些干什么?不说了!不说了!”穆教授站了起来:“我要说!我要说!”看着他激动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了关于他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传闻。说是周恩来总理请了几十个教授,开座谈会,其中也有穆教授。主持会议的总理刚落下话音。他就举手发言:“总理,今天我还有事,我先说,说完,我就告假。”总理点点头,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讲完后,拿起皮包,扬长而去。听到这个传说,我们都奇惑不解,再忙,再重要的事,有比会见周总理的事更重要的吗?我知道他是个创造社的小伙计,摆摆老资格,可太狂了!我的脑海正盘旋着,突然又听到了更为震惊的信息。穆先生说党委书记跟女学生乱搞男女关系。而那个女的还是我们中文系的研究生,我认识她,她是我们红旗舞蹈团的编导,舞跳得可好了,她教我跳当时十分流行的乌克兰舞。听到这个情况,理所当然,群情激愤。平时,我对这位党委书记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不像个工农干部,倒像个公子哥儿,冬天,西装革履,穿呢子大衣,夏天穿丝绸装,走起路来,哆哆嗦嗦。这位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料想不到,一肚子的男盗女娼。连回宿舍的路上,大家还在吵吵嚷嚷。一个同窗自告奋勇地说:“回宿舍,我就起草大字报,谁改改、抄抄。”我当仁不让地说:“我来吧!”在学生会群众文化部工作的一位同学说:“我去拿纸笔去!”匆匆忙忙地走了。起草稿的人,是个快手,大概早就胸有成竹,我洗漱刚毕,他的草稿大功告成。接过看,题目叫《谜》,意思是,我校整风运动,为什么开展不起来,问题就在那个党委书记身上。时间太长了,原文记不清了。我的印象,笔锋是犀利有力的,语言是明快讽婉的,煽动性是很强的。我一看,宿舍唯一的书桌上,已经摆上笔墨纸砚,我就埋头抄写起来了。书桌旁围观了好多人,看热闹,他们嘴里嚷叫着:“好!好!这把火点起来了!”“堂堂大学校长,如此卑鄙无耻,太可怕了,不可想象,不可理喻!”听到的,全是支持声,无人反对,无人阻止。我一口气就抄完了,我看笔下龙飞风舞的字,满意极了,得意极了。我在班里,是管宣传的,壁报之类,是十分熟悉的。我看着大家,商量着说:“贴出去,总得有个报头嘛,取个什么好名呢?”一个睡在上铺,已经脱了衣服准备睡觉的同学,从床上坐了起来说:“我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就算是最底层的声音吧!”我觉得报名太长,也不雅,就说“叫《底层之声》吧,怎么样?”在吵吵嚷嚷的“好!”“行!”声中,锁定了《底层之声》这个名字。谁也料想不到,这北京师大第一张大字报,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刊出后(比北京大学五月十九日的第一张大字报,晚了五天),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的《北京日报》的社论中,曾点过它的名;在批判它的大会上,竟然惊动了中央新闻记录制片厂记者们,在后来放映的记录反右斗争的记录片中,也竟然有批判它的那个大会的镜头。在批判它的大会上,对《底层之声》这个社名,发言者的批判竟占了很大篇幅。而为之取名的同学却逃过了这一劫,我们宿舍七个人,定了六个右派,却偏偏没有他。这个“漏网”的同学,后来我在上海见着他,我对他说:“当时,我们还不懂得揭发,我一揭发,你就跑不了!”他还满不在乎:“我只在团支部大会上说过:‘我不跟你,也不跟那个(指当时的左派),我是中间派。’后来划个中右分子就行了。”我提起当时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的情景,他才恍然大悟:“哦,想起来了。我说过,我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就算最底层的声音。好像你觉得太长,贴出去,成了《底层之声》了!”后来,我和当时一个“左派”,谈到此事,她也大吃一惊:“是他?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当时是谁担这个罪责,也许是我!
料想不到,这张大字报,一下子就点燃了那一场烽火。五月二十三日这天,全校几乎所有楼的墙,都贴满了大字报。其实,不少师生的心中,都装满了干柴烈火了,只要有了火种,熊熊大火就燃遍了全校,真像火山爆发。这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惹人注目的大字报不少。比如《党主乎?民主乎?》,这是对“民主”的强烈呼吁。这三位同学,是同系同年级同班的同学,才华横溢,虽然觉得言之成理,但却容易让人找到把柄,我是不会随之附庸的。更令人震惊的,是公开为胡风翻案,明确地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而引申为“法制不健全”,更令人振聋发聩。尽管,这种议论,两年多来,偶而我听人说过,但公开地提出来,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尽管不明事实真相,但凭几封信即可定罪的做法,不少人的内心深处里也感到十分困惑。但,钦定的大案,谁敢怀疑呢?谁敢责问呢?大家对五五年肃反,更是当时的热门话题。这往往对深挖“三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根源有关,而涉及的面又很宽,因此,为人们所注目。肃反时被斗过的人,他们的大字报、发言,都称之为“控诉”。这个词,虽然有些刺耳,但同情面往往在被斗人一边。特别是,采访被斗教授的原始记录,更让人触目惊心。我仿佛记得,有一个姓谢的女的,是俄语系的学生,她的控诉,令人们泪流满面,义愤填膺。后来,她在《群众论坛》(这个社团,后来定为右派组织)上演讲,引起了更大反响。党群关系,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类似“墙”之类的说法,俯拾皆是。对当时党的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作风,也让人嗤之以鼻。记得有一个总务长,每次学校演戏、放电影,总让自己的妻子坐在好位置上,引起大家强烈的不满。因此,党委书记的作风问题,引起大家愤怒,更是顺理成章。我常想,当时那场整风运动如果彻底进行下去,也许党的腐败现象不会像今天如此严重,如此积重难返。——其实仍是天真的想法:“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底层之声》的注意力,还放在那位党委书记的身上。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当时党委的其他负责同志,不知顾虑什么,害怕什么,谁也不敢公开把这个问题,披露在广大群众面前,总是躲躲闪闪、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因此,《底层之声》连续出了几张大字报,如《评张斧同志的讲话》、《整风一周》等,都是把矛头指向党委,责问党委为什么老是包庇这个问题。提出,要搞好师大的整风运动,前提必须揭开这个盖子。
随着运动的深入,参加活动的,不是起初我们宿舍的几个人,还有外班的同学,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社团。定名为《底层之声》,选举三人组成编委会,只定了一个原则,我班两名,外班一名。当时参加会的,也就只有十多人,其中还有响当当的“左派”。我被选为“编委会”成员。这个编委会,形同虚设,没有开过一次编委会,外班那个编委只在开会时见过一次,后来就没有再见到他。都是各自为战。据说,我的档案里,曾列为《底层之声》社长。其实,我们三个人,从来没有分过工。因为,我曾在学生会工作过,认识人多,对外的事,往往是我。什么党委宣传部召开各社团代表会议,我出席。领着全校各社团十八个代表,去访问彭真、胡耀邦,我带队。后来落实政策时,据落办的人讲,《底层之声》有三百多个社员,我也感到十分惊异。我说,人会并不需要填什么表,也不登记,更不发什么袖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自由的。跟我一起活动的,也就十来个人。其中一个人,我还曾为他鸣不平。第一张大字报,是我让他贴的,后来贴大字报的任务,可能,他都包了。他没有任何言论,也没有写过任何文章,后来定为“右派”时说,行动比言论更危险。他贴大字报时,对其内容,都不甚了了,甚至都没有看一眼,把他划为“右派”,太冤了!
形势不断发展,《底层之声》也突破了原有的规模,成立了大字报组、油印报组、广播组,各个组还任命了组长。这次人事任命,并没经过编委会讨论、研究,也不知是那位老兄任命的。我从来没有问过,觉得有人干活就行。有时碰面说几句,也就算商量了。可见,当时的组织,是松散的、混乱的。特别是广播组,高音喇叭一响,哇哇叫,传得很远。除了广播《底层之声》大字报、油印报的文章外,谁都可以讲,无人审查。广播机器,就安放在我们宿舍,我们宿舍(西北楼415室),真成了一个自由论坛的场所。比如,访问胡耀邦的原始记录,经过大家核对、保存,当时团市委的一位同志,也参加一起核对。会上,一致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公开发表,只供内部传达。可《苦药社》的头头,没有经过大家商量,擅自将访问记录就在我们宿舍播出了,影响很大。为此,他也吃了苦头,被劳动教养,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按理说,我是带队的,核对材料会议是我主持的,团市委的同志参加会议,这也是我请的。至少,在广播前给我打个招呼吧。事前,我不知道;事后,我也没问过他,就是我的宿舍的广播组长,事前事后都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件事。可见当时是十分自由的,纪律也是松散的。后来,就连落实办的头头也十分感叹地说:“说你们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进攻,看来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一次公开的活动,就是参加党委宣传部召开的关于《师大教学》的座谈会。会前,不知是谁,通知我时间、地点,我欣然前往。对《师大教学》,我早有看法,前已述说过。当时没停课,全年级,二百多人,在一个大教室里听课。课间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全年级有什么事儿,趁着老师离开教室,即可进行。早晨,党支部宣传委员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下午、晚上访问教授的学生名单,涉及到全年级,让我念念。对党支部布置的事儿,我是十分愿意干的。念完名单后,顺便讲讲当前整风运动的形势,其中对《师大教学》讲了几句:“《师大教学》是保守的,阻碍了我校整风运动的开展,我们要办一个油印报来代替它。”真是有点头脑发热了,很有一点狂妄的味道。对我的讲话,有人鼓掌,有人离场,我自己觉察到,当时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这次,让我去开会,我当然不能放弃这个宣传我们观点的机会。到了楼前,就被一个人截住了,一看也认识,历史系一个社团的头头,他拿出一个改组《师大教学》的方案,让我过目。我看后,点点头:“好,好!挺好!”想退给他,他急急地说:“您拿着,您拿着,您要觉得可以,在会上,您说说。”我说:“你们整的方案,我们怎么能贪天之功呢?”他还急急地说:“你们《底层之声》影响大,他们听,我们社团没名气,说了,不管事。”盛情难却,只好从命了。料想不到,成了我的大罪。
宣传部长主持会议,我认识他,他原来是校团委书记。他的开场白十分客气,无非是说把大家请来听听意见,听听群众的呼声吧。我就当仁不让地把历史系的方案念了一通。其它的,都忘了,只记得改组《师大教学》编委会这一条。编委会由党委、团委各社团代表组成。好像就是“文革”中三结合的权力机构的雏型吧,这也算是一个创造。当时我还临时添了一句:各个单位人员多少,人员组成,还可协商解决。当时参加会议还有我校团委副书记,他支持我的发言,理所当然,他也逃脱不了那一场厄运。后来,他当了我校的党委书记,我见着他还问过他,还记得那次会议吗?他说一辈子参加的会议太多了,不记得了,我料想不到,参加这次会议,就成了我篡夺《师大教学》领导权的罪状。批判《底层之声》时,还给我画了一幅漫画,我躺在一张床上,正在做梦,是要当《师大教学》编委的幻梦。画漫画的老兄,真有天才,那个“我”画得真像,矮墩墩,胖乎乎,有副天真的笑容。
学校开始有动静了,上面召开座谈会,下面各个班级也召开座谈会。我班的主持人是那个党支部的组织委员。班上的议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危害,党群关系中间有堵墙等等。一个肃反中被斗的女同学,传给我一个字条:要求发言,我签上同意发言的意见,传给了主持人。主持人看后,置之不理。多少年,我给这位女同学写信,表示道歉。并说:当时主持人不让你发言,客观上起了保护你的作用。你如果发了言,可能会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她父亲是全国著名的右派,即《乌昼啼》的作者,《人民日报》的《什么话》一栏曾转载过他的所谓右派文章。她贴了一张大字报,与父亲彻底划清界限,脱离父女关系。她没有发言,就没有攻击肃反运动的罪名;她对她父亲的那种态度,就救了她。虽然与我同时分配,但没有戴帽子,算是躲过了这一关。但肃反被审查这段历史,可能在档案里有所记载。她的后半生活得够苦了,没有过过安宁的日子,老挨斗,老大年龄才同一个离婚的老头结婚,无子女,现已患上脑萎缩之病,近于瘫疾。
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有人曾对我反映说:“那个‘主持人”三害’严重,我们不敢发言,也不想发言。”为此,在班整风领导小组开会时,我就直言不讳了。我本心是善意提点意见,让别人主持会议,也许座谈会的效果会好些,有利于整风运动的开展。料想不到,那个主持人生气地说:“要不,你来主持好啦!”我无言以对,后来就构成了我妄想篡夺班级整风运动领导权的罪状。
整风运动从上而下,都有了发展。但上午正常上课,下午搞运动的这个生活步调,显然不适应了,于是有人就提出“停课搞运动”的口号。特别是,教育系具名八个党员的大字报,震动了全校。他们透露了党内关于整风运动的若干限制,整风运动的气氛更为紧张了。不少社团,包括我们《底层之声》都先后贴出支持八个党员“起义”的大字报。群众原来的疑虑,更加严重了。各高校之间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开始出现了。中国人民大学传来信息,他们学校的林希翎,要来北师大演讲,并鼓动人们上街。我当时十分紧张,与一些社团的头头交换意见,一致决定:整风运动,主要是管自己学校的事。不同意各校串联,并提出组织人员,关上大门,阻止其它学校的学生进校的建议,也不同意上街搞游行示威之类的行动。多少年后,与我共同做出这个决策的人,还对我说这件事,并说:“咱们哪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当时那么紧张,咱们是从大局考虑的。”我摇摇头:“于事无补了,于事无补了!”
但是,北大的《接力棒》的传单,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进来了。因为,晚上与女朋友幽会,这次后来被批为“反党联盟会议”(当时称为各群众社团联系会议),并未参加,因为,事先没有接到过任何通知。后来听说有同学从北大带回了《接力棒》,临时决定召开的会议,地点在我们宿舍,我们参加的人还不少,全都是《底层之声》的人,我回宿舍时,正赶上散会,被一个同学截在楼梯口。这个同学,是我入学时的大班班长,曾住一个宿舍的上下床。后来分小班,我在一班,他在二班,接触少了,关系还不错,互有信任感。我们在楼梯的一个台阶上,他轻声严肃地对我说:“刚才开个会,听说党中央分裂了,有人要反对毛主席。咱们都是共青团员,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虽然我不明情况,我也表了态:“那当然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是拼命,我们也要保卫毛主席。”后来反右斗争时,他让我站出来,用这次谈话,为他辩护。我说:“现在我说话,有谁相信我。我都自身难保,还能保谁呢?”当时,形势严重,是不是应和党组织打个招呼呢?尽管我对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有看法,但我还是把他看成组织。问问他,到底应该怎么办?我到他们宿舍去找他,他不知深夜还在忙什么,未回。后来,我曾想,如果这次汇报上了,也许,我就戴不上帽子了;后来又想,第一张大字报,被选为《底层之声》的编委,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不会因为一次汇报,就能改变我的命运。他们认为,这次“反党联盟会议”,我能不参加吗?查来查去,最后公布的名单,没有我。其实,这个会也是十分自由的,谁都可以参加,没有参加任何社团的同学也参加了,甚至后来成为响当当的“左派”也参加了。我们当时绝没有任何神秘之感,帮助党整风,这是响应党的号召,光明正大的事。也绝不知道,这是“阳谋”。当时一个著名的“右派社团”——《群众论坛》,据说,就是我校一位党委副书记一手策划办起来的。她联系的对象,是我系的团总支宣传委员,一个预备党员。每天中午单线联系,他们秘密在校园中的小树林见面,这正是北太平庄铁狮子坟的所在地。确实是当时的秘密场所。这位预备党员,每天都要向党委副书记汇报,谁发言了,发言都是什么内容等等。后来,这位《群众论坛》的头头之一,理所当然地受到审查。他可能受到那位党委副书记的保护,没有戴帽子,仅仅延长了预备党员的预备期。分手时,我们还远远招手,以示告别。其实,保护了他,也就保护了那个党委副书记。如果当时再反“右派”,深入查下去,扩大战果,保证完成数字,难免不把她暴露出来。如果她真是《群众论坛》的后台,能不受到牵连吗?这难道是“阳谋”?在广大群众十分兴奋十分热情地帮助党整风的重要时刻,这种“引蛇出洞”的手段,能是“阳谋”吗?这是一场阴谋,我们这些天真的年青学生,上当了。至于这个“阳谋”,是出于谁的授意,我们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当然是不可得知了,也许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也许,当时我太幼稚、太年轻了,睡了一觉,什么都忘了。第二天,六月三日早晨,在饭桌上,那位所谓的“反党盟主”(即张海琛)给了我一张名单,我一看,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一数,一共十八人。他对我说:“昨晚的会,你没参加。会上决定:今天去上访北京市委、团中央,弄清昨天《关于胡耀邦谈话》传单的真伪。会上还决定:《底层之声》的对外活动一般都由你出面”。我就没拒绝。回到我们宿舍,已经满屋的人,我一一询问,还点名检查,一共十七人,物理系某某未到。我征求大家意见,不能等了,出校门时,我再到物理系看看。一打听,这家伙,在物理实验室搞实验呢。我叫他,他说今天离不开。多少年后,我和他在一个学校工作,曾问过此事。他淡淡地说:“去了,不过多一条罪状而已。”真是一个“看透派”,我想,他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为什么他也钻进了那张大网呢?
连我共十八人,真是浩浩荡荡,也理直气壮。没有任何经费,汽车费、中餐,都自备,大家却十分轻松,高高兴兴,说说笑笑。
到了北京市委,一个中年人,把我们领到一个会议室。他说:“你们有什么事?”我说:“我们要见彭真同志,有重要事情向他汇报。”他说:“彭真同志不在。”我说:“那就见刘仁同志吧。”他说:“刘仁同志也不在。”我问他,“您,您是?”他明白我的意思,回答说:“一处处长。”当时我不知处长是多大的官,但是,除了彭真、刘仁外,党中央的事儿,与我们一样,他也不会知道。我站起来,环视一周,大家的眼神,也明白地告诉了我,有的还摇摇头,我果断地说:“走!”
拐个弯,走不远,就是团中央。一进门,说明了来意。一个同志热情地说:“耀邦同志在家,罗毅同志也在。你们去吧。”他详细地告诉了胡耀邦的住址。走不多远,真找到了。是一个黑漆门洞,开门的是一个老头。我说:“我们是北师大的团干部,找耀邦同志汇报重要情况。”他说:“原来预约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你们先等等,我进去问问。”不一会儿,他领着一个年轻人出来,向我们说:“胡书记请你们进去咧。”那个年轻的,正好与我们其中一个人熟悉。他是1956年毕业的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分配给耀邦同志担任秘书。他俩是中学同学,又都喜爱文学,虽然相差一年,却十分熟悉。大家进门不远,就发现耀邦同志、罗毅同志都站在会客厅前迎接我们呢。耀邦同志让我与他坐在同一沙发上。我没有客套,开门见山地汇报了北大《接力棒》的内容与我校整风运动的进展情况,特别着重谈到党委书记的问题是运动受阻的原因。他侧耳倾听,由秘书记录。我谈了近一个小时,他从不打断我的话,也不询问我什么。我谈完以后,他就站起来来回走着,他好像没有坐着说话的习惯,边走边谈。我忽然记起,他在全国学联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做政治报告时,也是如此。当他讲到:“有的人不得了罗,眼睛长在眉毛上面。”他在台上边说,边走,边比划,给我留下了难忘怀的印象。他背对着我走时,我才发现他穿的裤子,有好多印迹。我当时笑了,这么大的干部,还不修边幅,那像我们那位党委书记,总是衣冠楚楚的。他说话的速度,时缓时急。谈到中央分裂这个问题,他说:“中央的事儿,党中央会自行解决的,你们就不要过问了,好好地读你们的书吧。”耀邦同志并没正面地回答这个问题的真伪。后来,有的写一九五七年的,也提到这事,并说这是当时蛊惑人心的谣言。我却看到了一些资料,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时,党内有不少人不理解,表示反对,甚至于连苏联的领导人,也反对,这似乎又不是空穴来风。事情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真伪。但是,耀邦同志的回答,还是客观的。避开了事件的真伪,而告之正确处理的方法。
谈到了北大的《接力棒》,他就谈到北大的整风运动,他说:“我特别去看过北大的大字报。回来,我就想,民主、自由这个东西,不能无边无际,总得有个框框。你们想想,人死了,也得有个棺材把你框起来吧,你只能在棺材里活动。死人,都如此;何况,活蹦乱跳的活人呢?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的民主、绝对的自由!”听了这段话,我“咯噔”一下,难道我们错了。因此,回校后,从六月三日到六月八日,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活动,静静地呆着。这段话,也成了我教育学生的武器。“六、四”时期,我常常在全系大会上反复地讲这段话。后来,有一个学生对我说:“我这么多年之所以一直没出大格,就是牢牢记住了您说的那段话,那段话成了我人生的座右铭。”这段话,影响了一、二代人,其意义可谓深远啊!
谈到我校的整风运动,他说:“你们的党委书记,没有和我一起工作过,情况不了解,无法表态。如果你反映的情况,确实属实的话,应该严肃处理。”我不知道在我们宿舍广播纪录稿时的那个同学,是如何广播的。后来,那个党委书记在大会上说:“我从来没有同耀邦同志一起工作过,这是造谣!”当时的纪录稿,我是上交了的,也从无人询问我这件事,在我签字的处理书上,没有有关这个事件的文字。多少年后,耀邦同志的这个回答,我记忆犹新,认为是十分客观的。
我当天返回学校时,正赶上开大会。党委书记亮相,看着他那苍白的脸,没有神采的眼色,却产生一种有点同情他的味道。平时,他道貌岸然,趾高气扬,这时,变得小心胆怯,委委琐琐的样子,让人惊诧啊!
从六月三日起,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社团。我班的那个党支部组织委员,拉起一些人,组织了《真理报》。明眼人一看,《真理报》是针对《底层之声》的。如果说,前一段整风运动,是一边倒的话;现在开始,有不同声音了。当然,仅仅是观点的不同,其争论是和风细雨的,没有火药味儿。后来,落实政策时,为《底层之声》平反,势所必然了。因为,当时不少的档案里,都有“参加右派组织《底层之声》”的字样。定为右派的人,有“改正”之说,而那些未定为右派之人,却找不到落实政策的地方,其中不少人还戴过“漏网右派”的帽子,这就把《底层之声》定性的问题提了出来。当时落办主任对我说:“我看了你们《底层之声》的全部资料,没有一句是反党的。《底层之声》应定为‘帮助党整风的群众组织’。但是,有阻力。”阻力来自何方?后来才得知,来自《真理报》的负责人。他也参与了落实政策,他说:“《底层之声》定为帮助党整风的群众组织,那我们《真理报》是什么组织呢?”当场就有人回答:“你们也是帮助党整风的群众组织嘛!”这个信息传到我这里,我就说:“如果非要给《真理报》定性的话,可以定为极‘左’派的群众组织嘛!”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但它毕竟是历史!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吹起了反右斗争的号角。正沉醉于整风运动的人们,当然不理解,“阳谋”之说,也就诞生了。当时人们的观点是:你鼓励别人参加整风运动,还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抓右派,就是“言者有罪”了,这是搞“阴谋”。针对“阴谋说”,就有了“阳谋说”。
“阳谋说”的观点是:明明告诉你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都是应该批判的,你非要跳出来呢?全国五十五万的右派分子(据新的材料公布是317万有多),就成了这“阳谋”下的牺牲品。除了公开的反革命言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标准是难以掌握的,似乎也是: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最为明显。冯雪峰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不多也不尖锐;田汉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多而且常常是火辣辣的。田汉被保下来了,冯雪峰却被打了右派。其理论,是有的人是好人说坏话;有的是坏人说坏话。这好坏人,是谁定的?领导定的,标准呢?只有天知道!当时,理论上也是混乱的。给党员提意见,不论事实如何,就是丑化党员;给基层党组织提意见,不论正确与否,就是反党。因为,整个党,就是由一个个基层组织起来的,如果把这些基层组织都反掉了,这个党还存在吗?振振有辞,义正词严。可到“文革”,这个理论又翻过来了。只要给党组织提意见,不论事实如何,就是造反行动,革命行动;而反对给党组织提意见,也不论事实如何,就是“老保”,要是领导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说有理,婆说也有理;不知那些制造蛊惑人心的理论的理论家,是公,还是婆?当时民间流传着“右派是最早的造反派”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的,也就为后来右派的改正,奠下了基础。
沉寂了相当时间的党组织,又开始活跃了,团支部又恢复组织生活了。
对“六、八社论”,提出质疑的大字报出来了,开始是几个人。后来有不少人在大字报上签名表示支持。有人让我签字,我摇摇头,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我不是不同意它的观点,耀邦同志的讲话还言犹在耳,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岂能发表不同的见解?这是党中央的声音,能怀疑吗?
在团支部大会上,更活跃。当时,有一个团员说:“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左派?我认为,在整风中,积极发言的,积极活动的,应该是左派;一言不发的,阻碍整风的,才是右派。”他的发言,尽管对我有利,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他是我介绍的刚入团的新团员,他要有事,我也沾边。我又为他的发言感到可笑,都什么时候了,还如此胡说八道,真不识相。当时的团支部已经拉开了阵势,一左一右,泾渭分明。有的人,公开亮明了“中间派”的旗帜。这时,《底层之声》油印报,还继续办着。我就写了《是非篇》交给油印报组长,他说:“你早应该写文章了,马上就登。”虽名为《是非篇》,骨子里是反对那场运动,但采取的似是而非的手段。含含糊糊,只是鼓励人们独立思考:一篇是整风高潮中,发表在《师大教学》上的《也谈“师大无风无雨”》;一篇是《是非篇》。前者,理直气壮,振振有辞;后者,则含含糊糊,躲躲闪闪。这正反映了我的心态,是与情势的发展,紧紧相连的。
反右派斗争的声浪,越来越大,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处于危险边缘了,反右的鞭子将抽到我身上了。在一次团支部大会上,我痛哭流涕地检查:“社会上的右派猖狂地向党进攻,我不仅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反击,反而走到了反面,跟着右派跑了,犯了严重错误,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团组织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泪流满面,旁座的一位同学递给我一块手绢,我一面擦,一面哇哇地哭着。当时,我的检查是真诚的,确实认为自己错了,自己的检查够深刻了。但是,主持人却严肃地说:“罗宗义同志的初步检查,我们欢迎。但是,很不深刻,希望继续反省,深刻检查!”当时,我大吃一惊。如此检查,还不深刻,再深刻,非得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自知自己没有丝毫反党的意念。我在整风中,曾对我的女朋友说过:“这次运动后,该排上我入党了。”虽然,我对校党委,有某些怀疑。可我对北京市委、团中央、党中央,是十分信赖的,忠心耿耿的。当时,如果让我用鲜血来保卫毛主席,也会是毫不犹豫的。
不久,全校又开了一次全校团员大会。这次大会不像传达统购统销文件、揭露高、饶反党集团文件那样,在大礼堂关门、关窗,还有不少党员看管门窗。而是,都坐在教室听高音喇叭,不是团员的在操场也听得十分清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反右斗争动员会。会上,宣布开除我班那个“反党盟主”的团籍,宣布撤销若干团干部的名单,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听见了不少熟悉的名字。整风中,比较活跃的,都不能幸免。
从此,就不通知我参加团支部大会了。可我的女朋友仍然参加。有一天,我们约会时,她告诉我团支部开会的内容,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内容。不巧,碰见我系的一个助教,当时,还说了几句话。这个助教有意无意地告诉了他的女朋友,而那位正好是我班的一个团员,出于组织观念,汇报给团支部,结果,我的女朋友却以“为右派通风报信”的罪名,被留团察看。好在,她只是《底层之声》的一位普通成员,既无言行,又无文章。当时,她也想表现表现,但无啥可写,曾让我代她写一篇。我太忙,无暇顾及,好受她的埋怨,似乎我只顾自己不关心她。如果我真给她代写一篇。以她的名义发表,很可能她就带上帽子了,多悬啊!可见,当时参加整风的人们,都想表现积极些,那知道有一张大网正张着咧!
不久,就召开了全系批判大会。只批斗了三个人:“反党盟主”、“狗头军师”、“纵火大盗”。“纵火大盗”是我的别名,后来听说是某某取的。九十年代在一个小型的聚餐会上,我曾问过他。他矢口否认:“我没有那个水平。我只不过是倒霉蛋中的幸运儿而已。后来,我又是幸运儿中的倒霉蛋!”这是后话。当时专题批判我的人,也是《底层之声》成员,在整风中,我俩曾畅谈了一个晚上。套用外交词语来说,无论对学校形势还是班级形势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也许是由于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观点,选择了她。我仔细听了她的发言,除了我的一些人所共知的公共活动和批判语言,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就是我们两人谈话的细节,她也只字未露。后来,一九五七年“八、一”建军节,请杨成武做报告,由她负责看管我,坐在一个沙发上。休息时,我仍坐着不动,她主动说:“你到礼堂去看看吧。”因为,杨成武是传奇的英雄人物,当然想看看,她不怕我去谋害,可见对我还是信任的,我感激。几十年后再见面时,相处的十分融洽,也许还是保留了这份同学的真情。
好像第二天,就是全校批判大会。我一进大礼堂,就看到了巨幅画:一只巨手,抓住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我。批斗时,还算人道,前台摆上三套桌椅,我们坐着记录。批判会还惊动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引来了不少记者。不知是谁给大会主持人递上一张纸条,说是要看看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嘴脸。我不好意思走楼梯口上台,而是从台下爬上去又爬下来的。据当时在台上作记录,后来也划为右派的同学说:“你当时爬上爬下的动作,十分可笑。”我说:“你还笑咧!我当时的心情,你知道吗?想死的心,都有。”她哑口无言。
我们三个人上台示众时,下面有人喊:“抬起头来!抬起头来!看看他们的嘴脸!”我刚抬起头,新闻记者真会抢镜头,“卡”、“卡”两声,我的尊容就拍下来了。当时,我的心凉了,完全绝望了,我被划为右派了,而且,新闻纪录片一播,全国都知道了,我还有什么脸去见江东父老、老师同学呢?以后,台上说什么,我也不记录,脑里一片空白,一散会,顺着人群奔了出去,一出礼堂大门,回头一看,无人跟踪,我就朝学校大门跑去。其实,有人跟着我,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我刚冲出校门,有人截住了我,我一看,是她!她拉住我:“往哪去?”我一听,才清醒过来。我冲出来,似乎没有什么目的,也许去当汽车下的冤魂!她把我拉到楼道里,因为正是开饭时间,整个楼无人。她哭了,我也哭了。她说:“开会时,我一直在台下,散会时,你脸色都变了,我就跟出去了。”我说:“我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去干啥,也许撞上一辆汽车就算了。”她哽哽咽咽地说:“哪能呢,哪能呢,现在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一死,就更麻烦了。”我无话可说,绝望
批判《底层之声》后不久,又批判学校第二个大社团《苦药》。我奉命参加会议。对《苦药》点名和上台示众的共十一人。当然,我一言不发,心理却有一丝高兴,毕竟已经有十三人跟我做伴。揪的人越多,我越清闲。令我交待问题,检查自己,揭发别人。可是既不检查自己,也不揭发别人,经常交不了差。当然,不能让我如此混下去,对我“打态度”的小斗争会,也就召开了。
主持会议的,是我班的一位女同学。先由大家批判一通:什么“态度不老实”、“消极反抗”等等。后来,她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你反党的思想根源?”我从来没想过,一下子愕住了。后想一想,按照我已经熟悉的理论,讲了起来:“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在旧社会生活了十三年,留恋旧社会。”也许我当时讲得很激动,也许他们曾经分析过我的情况,我如此分析,他们不以为然。从她笑眯眯的表情中,我似乎看到了同窗四年的友情。我那个已经到了零下的心,似乎温暖了许多。
后来,《教师报》的记者采访了不少人,其中也有我。发表时,题为《他们为什么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其中广大段,说到我,说我因没有人了党,而对党产生不满情绪而发展成反党。其实,这也是“三害”之一——主观主义的判断。据我所知,比我表现好的一位同学,刚由党支部大会讨论,会上还发生了争议,那我就更排不上号了,那能有什么不满?还想在这次运动中表现积极些,也许能解决入党问题。至于“家庭问题”,我家成分是“小土地出租”,按富裕中农待遇。即使如我所说,是“剥削阶级家庭”,入团时,已彻底划清了界限,中学两年半,大学三年,一直毫无经济来往,全靠助学金养活我。谈不上什么留恋不留恋?我不过是找一个能够过关的说法而已。
找我个别谈话的人,也开始频繁了,什么学生科长,团委书记等等。有一个找我谈话的同学,是比我低两级的调干生,党员同学。我记得肃反时,他就是学生党支部的一个头头。反右斗争,他也可能还是一个什么头头。据说,他后来留校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还退党了。他问我的并不是什么整风中的问题,而是问我中学表现如何?我开始回答:“应该说,表现不错,不然,为什么在班里,我是第二个人团的?”后一想,说这些,有什么用,马上改口说:“那时候积极,今天看来,都是装出来的。”他对我的回答,并未表示什么看法。我想不到,四十多年后,我见到了当年考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的中学同学,他问我:“你们学校去调查你。我开始以为是要发展你入党,来了解情况,后一想,不像,就知一九五七年,你着了。…‘着了”是四川方言,是“摊事”的意思。他说:“我说了你一大堆的好话,不知道管用不管用?”我说:“也许管用,中学表现好,处分就轻些吧。”当时,《底层之声》被点名的,共三人,那两人都被劳动教养了。而我,开始为“留校考察两年”,后才改为“分配工作,考察两年”。最后,我说:“我还得谢谢你呢厂
对我的调查,不仅是中学同学,还去我家乡去调查。我在毕业前夕,肯定要花钱,给家写了封信,要点钱。进大学后,我与家里,素无经济来往,突然寄来当时也算巨款的五十元,肯定会受到某些人的怀疑。因为,当时报载,中国人大的林希翎,曾受到民革中央谭惕吾的经济资助,称为“右派活动经费”。后来,我才得知,为了这五十元,北师大曾派专人去调查。这五十元,对当时农村来说,也是大数字。正巧,我一个叔伯哥哥参加抗美援朝后,复员时发了不少复员费,家里考虑,我毕业后即有工资,由我来偿还,就借了五十元给我寄来。这钱与“右派活动经费”丝毫没有关联,当时也无人询问我,我也就不知其幕后还有这么多的故事。
大概是八、九月份,我参加了我一生的最后一次团支部大会。这次大会程序十分简单,团支部组织委员念每个人的处分决定,然后,大家举手通过。全班三十多人,团员近三十,被开除的十四人,留团察看两人,受警告、记过处分的,还有若干人。据当时统计,全年级二百多人,受党团处分的,就有一百五十多人。划了五十二个“右派”,占全年级四分之一以上。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内部掌握的百分之五。当时有一种解释,从全校讲,也许到不了百分之五,从全国来讲,也许到不了百分之零点一咧!这是何等荒唐的逻辑啊!这次大会,是自己举手开除自己的团籍,被处分的人,不可能有任何发言权,只让宰割。从此,我们边劳动,边等待处分。十一月份,才把我们分配到各地。我们凄然地离开了这令人伤心的学校。
快近五十年来回忆那“不平常的春天”发生之事,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来源：《不肯沉睡的记忆》来源日期：2008-1-17本站发布时间：2008-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