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博古是什么人:舒芜：写尽高旷襟怀，笑对“英雄末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22:45:26
舒芜先生最近在文汇报撰文，称某日已命在旦夕，幸亏救治及时才化险为夷，由此生出几多人生感概；
首先是医院人性化管理，允许家人在规定时间进重症监护室探望，不使病人有“这就是末日”的感觉，这使他很满足。联想到帝王将相，英雄美女也终有一死，生前纵有万众欢呼，去世时也只几个亲人陪护。而过去反动派对革命者的虐杀，则是在血腥交易中（卖人血馒头），在冷酷无聊的闲话中进行，让其“暗暗的死”，甚至剥夺其与亲人最后相聚的机会（指鲁迅作品“药”中描写的烈士夏瑜），那是多大的反人道啊。
二是众人来医院看望，临别互相道珍重，象是作最后告别。舒芜说人都会有这么一天，但他自己没朝这个方向多想，因为“我根本想象不出，一个没有自己存在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一点和叫花子一样，即使已毫无生人乐趣也不想死，没听说叫花子自杀的”，生死寻常事，没啥好说的，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死了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寄托躯体与山阿，与山陵同化而已。陶潜的诗写尽了高旷襟怀，是常人难于到达的境界啊。
舒芜知识渊博，文笔隽秀，40年代就活跃于文坛，近年来仍不断有新作问世，以先生之高龄及其有些“特殊”的身份，在当下应属罕见。由于牵涉50多年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使他成为有争议的人物，至今文艺界许多人对他仍报有很深的成见。而他的“口述自传”对那件历史公案不著一辞，只在提到胡风时，称他当年的这位恩师“爱我，助我，提我，掖我”，寥寥数语表露了心迹。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和任务不同，解放区作家和国统区进步作家（如鲁迅，胡风）有区别，党内作家与非党作家有区别，二者在文艺观点上出现分歧本来是正常现象。文革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已经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早期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周恩来总理有指示，“不要先存谁错谁对的定见，平心静气地好好谈”。舒芜说，他之所以接受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宗派主义”的约稿，是觉得宗派主义这个问题，在当时批判胡风已经达到的程度上（已经给胡风戴了“反马克思主义”，“对抗党对文艺战线的领导”等几顶帽子），是个“不上纲”的次要问题，而且也符合他对胡风早就有的想法，觉得他在进步文艺界树敌太多,太孤立自己。我们这几个人思想上都有共同的错误。
对那段历史悬疑他曾作详细解释，所谓“交信”事件是事出有因，“非我所愿，非我所料”，我写的文章，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这个文章，编辑部为了业务上的慎重，希望借书信原件去核对一下，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书信被上交，舒芜还提出了当时三个经手人作为证明，情节具体，应该是可信的。后来那些书信被公开发表，舒芜发现标题改为“胡风反党集团材料”，（毛泽东亲自介入进来，写了那么一个“编者按”，定了那么一个吓人的罪名，），舒芜“当时就捏了把冷汗”。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责任不能完全由个人承担。用今天眼光，用现代的民主意识衡量过去，时代已经进步了。经历了后来的十年文革，人们或许更宽容。就连一贯关怀、帮助胡风的周恩来当时给胡风的信中，也希望他把舒芜的文章多读几遍，说明了有关期许的方向和限度。而胡风没有接受，向中央写了“30万言书”，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舒芜说“我一直认为我和胡风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整个思想，我还是认为无产阶级的成分居多，想帮助他，，，没有想到胡风会成为反革命”。
本属文艺界不同观点的分歧,被错误地上纲上线定性，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运动，是值得人们反思的深刻教训。1955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曾这样分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应该说，这种对敌情形势的过火分析，正是胡风等冤案铸成的基本思想根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纠正冤假错案时曾指出，当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因而造成了用错误的方法来处理不同学术观点的问题，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前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就提出过“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人民的敌人就越多”的荒谬观点，由此成为可怕的“大清洗”的理论根据。中国出现类似的错误分析，自然也会犯类似的错误。幸而毛泽东早就提出内部斗争“一个不杀”的原则，强调人头不像割韭菜，留下来搞错了可以平反。这样，错案的蒙冤者大都还能等到平反的那天。胡风78年出狱后，担任了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毛泽东还说过，任何政党和个人，缺点和错误总是难免的。他强调不能单纯把错误看成耻辱，而要当成一种财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在探索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时的确走过不少弯路，也犯过不少错误，然而这些错误终究能得到纠正，并以其经验教训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在更健康的道路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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